朱厚刚

　　二〇〇七年二月，劳马集中推出中短篇小说集《傻笑》、《个别人》与《情况反映》，同年九月再推出小说集《某种意义》，这种集束效应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被称为文坛杀出的“黑马”;二〇〇九年十月出版长篇小说《哎嗨哟》;二〇一一年十月，小说集《潜台词》与读者见面。其间，其作品多次入选多种选本。伊恩·P.瓦特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文学标准今天依然适用，他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公认的适合于创造性想象的文学出路，在于用本身并不新奇的情节诱发出个人的模式和当代的意蕴。”在笔者看来，“个人的模式”就是文体的独特性，“当代的意蕴”就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深度关联。当劳马的创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时，考察其小说的经典化问题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一、当代的意蕴:直面生活的文学承续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它自己的发展轨迹。小说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晚清从非文学的角度认识到小说的重要性，如《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与《译印政治小说序》便走在阐明小说价值的前列。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并对小说进行新的分类，试图使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广泛而现实的社会内容。不管“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如何，它对小说与社会的关联性的强调无疑影响深远。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就是依据晚清社会在小说中的反映来分章论述的，如标题为“晚清社会概观”的第二、第三章讨论的乃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等描摹社会世情的小说。小说既兴，但现代小说文体的建构与成熟并非易事。如饮冰室主人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乃称:“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这种“自顾良自失笑”是对文体的一种重视，甚至是迟疑。现代小说正是在蹒跚学步中逐渐成熟并从“低级文类”的划定中脱身出来，得以理直气壮地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不独中国文学如此，域外小说的发展亦如此。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从长篇史诗的分析入手，认为小说兴盛之前的“无论在哪一种崇高体裁里，当今的现时生活就其本身的样子，都不能允许成为描写的对象”。而“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的唯一体裁，因此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之中，才能理解形成的过程。小说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这出戏里的主角，正是因为它能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并指出:“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伊恩·P.瓦特认为:“小说可能比任何别的文学样式更多地以生活的鲜明性来弥补艺术上的缺陷。”吕西安·戈尔德曼同样认为:“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可见，身处不同国度的他们都注意到了现实生活与小说之间的紧密关系。

　　小说如何面对现实生活，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文学问题，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也都绕不开它。当代文学一度对现实生活起到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文学实用化的结果，随着时代的更替，文学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景气”。作家池莉认为当代文学失去读者的一个原因是“作品本身是有责任的”，“我们不屑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生活，我们挺胸腆肚绷着脸做出我们只关注人类大问题的深刻状”。以致有人抱怨“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谢有顺)。舒婷在一九九六年也写下这样的话:“桌上散着几本很先锋的诗集，即使在最优秀的青年诗人笔下，也可以看出对日常生活漠不关心，缺乏常识，导致语言环境的狭仄。”文学与生活的关联性日益丧失的事实，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劳马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劳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业余创作，文学与市场经济的互动关系成为他写作的大背景。“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精细化的专业分工造成了人类个体生活体验的碎片化，进而影响到对生活的整体把握，带来挫败感与无力感，写作对生活的关怀力度也就弱化，甚或避开生活成为软性文学。当然，指向人心的文学并没有在人们的担心中“沦陷”，昆德拉说得好，“在社会分工极其精细的时代，在疯狂的专业化时代，小说成了最后的岗位之一，在这个岗位上人们还可以保持跟生活整体的关系”。劳马对文坛的生态无疑是了然于胸的，这种清醒体现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劳马从农村到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业余坚持写作，拥有特殊的人生经验，农村与高校中的那些人与事就是他小说的领域。即使以校园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也并未排斥对广大的社会现实和当代生活的暗示，当他通过文学形象直击社会诸面貌时，魅力便由此产生。

　　本文的“生活”指社会现实，包括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直言之就是作者的经验库存，它意味着毛茸茸的质感，活生生的体验，包含着悲欢离合。体现了劳马创作特色的中篇小说《抹布》、《伯婆魔佛》实为姊妹篇，叙事的背景是“文革”以来的中国当代历史，“知青”、“村史”、“会计”等便是明显的时代徽记，部分内容实可与韩少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声》作“互文性”的对读，见出他挖掘当下生活的历史源头的努力;《飘扬的迷彩旗》注目日下渐趋盛行且公开化的婚外情局，细写余畅与舒志扬的不正常却又颇为真诚的爱终不能两全;《非常采访》、《好运》写出女性在人际交往中的自负、自恋与自以为是，对时代风气挥出不客气的一剑;《一封遗书》直白而心酸地写出青年一代普遍遭受的社会压力;《咳嗽》、《礼物》、《不好意思》对教授们、海归们的某些不可爱的品质进行了讽刺性的记录;《输与赢》、《帮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都涉及官场中的贪腐现象，如赌局输赢的背后是一位表面年轻有为的官员的死刑宣判，受贿三万元的王二成为F市最廉洁干部而被专案组定为协办人员;《没电了》、《初一的早晨》速写官场生态，犀利指出退休干部的矛盾心理、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权力崇拜心理;《春运》无疑是对中国春运拥挤状况的“情况反映”;《够意思》写出了农村人伦的淡漠和被金钱败坏的现实，侯家兄弟对母亲的虚假孝敬影响了后代对老人的基本态度，这未始不是严峻的问题;《奖励》、《减肥》、《陪读》可视为关注教育偏差问题的一个系列，如“奖励”对小孩人格塑造的负面影响，如“皇上不急太监急”与包办一切的家长心理，谑笑中可谓语重心长;长篇小说《哎嗨哟》对中国六十年来社会思潮与个体精神面貌的打量，笔触涉及农村、高校、官场、商海，同时还有情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吴超然、小英子这些“红旗下的蛋”在时间之流中孵化、变异的轨迹。

　　劳马小说既指向物质生活，也追踪、记录人的精神生活，如《圆周率》写被异化的“大派”背诵圆周率的故事，长期的背诵表演导致了思维的僵化，揭示出他在时代变迁中的尴尬命运;《探视》写一种因社会竞争导致的无可逃遁的报复心理;《没意思》关注精神病患者与医生之间的“错位”;《新闻线索》写魏先生“自编自演”向消防中心纵火并向报社索取报酬的心理，可怕的是他犯罪过程中利用了所学的专业知识;《脚不沾地的人》中金波因飞机依赖症而闹出的人际交往中的笑话，警醒地指出某种偏执会毁掉正常的人;《我有一支枪》明写制度的僵化，实则指出我们思想被迫穿上制服的困境。身边习以为常的小事呈现于他笔端之后，带给读者的思索是持久的。可喜的是，劳马成功营构出颇有意味的葫芦镇，葫芦镇成为他名下的一个精神原乡，也是他小说人物及故事的集散地，就如鲁镇之于鲁迅，葛川江之于李杭育，高邮之于汪曾祺，“志异”了的文坛之于陈国凯。

　　在短篇小说的领域，直面生活是一以贯之的可贵态度，鲁迅、张天翼、赵树理、汪曾祺、林斤澜等均如此，变的是生活的呈现样态，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执著。总体来看，劳马的小说创作实行的是对生活的各个击破，智慧而又耐心地敲打着生活中的人，贴近生活进而击中人心，日益扩大着自己的读者群。而现代生活的“去整体化”与娱乐化，就正需要劳马这样“各个击破”的策略。评论家异口同声的观点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程光炜教授指出:“从劳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反观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民众内心深处的焦虑冲突。”张志忠教授也说:“劳马的高校作品搔到了痒处，与生活非常贴近，与我们的生活、情感有很多相通、融合的地方。”汪曾祺在谈到归有光时说:“这种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写小说时参考的。”劳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没有诗化周遭的生活。在谈到长篇小说《哎嗨哟》时，他这样说道:“《哎嗨哟》这部小说的语言不优美、不典雅，这是我有意回避的。这种粗疏、荒诞、戏谑，就是现实，我的语言就是现实的反映。小说的写作必须跟写作的时代一致起来。我不要那种细腻的、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语言，因为那不是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当代生活。”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现实”为小说提供了鲜活的细节。劳马的小说就像是生活，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社会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提升。在他这里，写作与写作的时代的关系是直观的，生活的褶皱，生活的玩笑，疼痛和悲伤，欢笑与窘迫，偏与全，都包含着他独特的感觉和理解形诸笔端。劳马之所以倚重“生活”，与他的文学观颇有关联。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读了让人产生与作者一试高下念头的作品，并能够从中读出读者自己，读出读者的生存环境。

二、简洁的魅力:独具个性的“短圣追求”

作家毕飞宇曾说:“长篇、中篇、短篇，粗一看它们都是小说，字数多一些少一些罢了，其实不是这样。它们都是小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叠加起来的，可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外部形式的不同，而是质地的不同。因为它们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要求完全不一样”说明写作的难度不同，规模较小的短篇小说常常被轻视。劳马也清楚地知道，“寥寥数语的短小说，轻飘飘的，喘口粗气能吹老远，单薄得像秋后的一片枯叶”。邓友梅在给燕山文艺丛书《一分钟小说一百篇》所作的序言《开拓期的记录》中写道:“短小说要写好，确实不易，要在生活的海洋中选择一滴水，并要从这一滴水中反映出整个的海洋，这要有很强的选择能力、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文章长了，难免拖泥带水，也便于藏藏掖掖。有点败笔、废话，就遮掩了。短文章好比白玉盘上放珍珠，瑕疵毕现，一个标点符号点错，人们也会发现……所以我虽对一味的要求短持观望态度，但对短作品本身却从未敢小看过。”这无疑是正确的态度。短篇小说即便“麻雀虽小”，但也“五脏俱全”，我们应该正视短篇小说的价值与作家的努力。

　　伊恩·P.瓦特曾说:“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而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只能危害其成功。”巴赫金也说:“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都表明小说形式具有的“不定型性”。这是小说家在孜孜探寻的敞开小说可能性努力的内驱力，无疑也是小说得以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劳马的创作以中短篇为多，这首先与他的写作条件有关，他多是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写作，写作随时可能会被打断，写短制能尽量避免这种写作的中断。另一方面，经济大潮催生了“速食”的文学消费心理，各种休闲娱乐手段的挑战，而长篇小说又属于“时间上的高耗品”(韩少功语)，于读者的阅读耐心是很大的挑战。再者，“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劳马的写作是指向当下生活的，散文化的生活带来零碎与破碎之感，而短篇的简短无疑是恰切的文学形式。劳马熟读米兰·昆德拉的书，而昆德拉推崇“彻底的简洁”，认为这样才能“始终直入事物的心脏”，劳马的写作也是这样，他去除一大套的规范，自出机杼，自由写作。无可怀疑的是，他的小说带来一种新奇，打开了小说文体的一种可能性，可谓自成一家。

　　韦勒克与沃伦指出:“从这一广义出发，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强调和清晰的手段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内: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本文试图从文体特点与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看劳马的小说。劳马小说语言的显著特点是朴实、俭省。俭省并不意味着枯涩，俭省的词句中传递了诸多的信息，正所谓“辞达理举”。这简短，其实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概括能力而富有暗示性，成功实现了“留白”，如《哎嗨哟》中的“那些年，表彰会少批斗会多，立功的人少犯错的多”，对“文革”时民众政治生活的概括;这简短，还建立在作者对一种心知肚明的共同经验的信赖上，有种无需多言的笃信，如《哎嗨哟》中对电影《青松岭》歌词的成功借用，就能收到以一当十的效果。读着劳马的小说，常让人想起何立伟在《小城无故事》中的语言，他文白夹杂的语言与劳马朴素的日常语言自是不同，但蕴含的能量和力量都不容小觑。

　　应该说，劳马已经建立起个人化的语言风格。试看《傻笑》中一段叙述语言，“对于他，我不但恨，而且恨(这是东方优从小就养成的说话习惯，我一想起他，语法、修辞就乱了)。因为他曾经差一点儿让我丢了小命，所以我既忘不了他，又忘不了他。”语言游戏般的开头，颇能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且又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取得统一。《烦》有一处写到站前广场的混乱，“苍蝇显然比人勤快，它们睡得晚，起得早，天刚亮就涌到了广场上，喊着‘嗡嗡’的号子，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平常的词句连缀起来竟可以如此生动。《记过》写考试作弊，“先是女生，她们竟把答案写在玉腿上用裙子盖住，考试时做低头沉思状，裙子帮了她们的忙。男生没有穿裙子的特权，靠手掌心那点面积获利，风险很大。”两相对比中活画出为了分数而“忍气吞声”的小计较，有如见其人的现场感。《培训》写培训班的虚假繁荣和新的浮夸风，“说话做事，走路甩手，都得有个富人的样子，真有钱假有钱咱不管，关键是得像个有钱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心理中如影随形的面子问题。《便宜》刻画新时代的吝啬鬼老张，“这家伙平时就抠，不知道省钱干啥。你说他会不会是攒钱要给自个儿动大手术啊?啥病?!他没病!我估计他想把胃全部切除了，省得吃饭花钱。他这个人啊，有肺就行了，恨不得呼吸点空气就能活!”不再是民间故事中的吝啬鬼因为一根灯草而死不瞑目，而是只想消耗公共资源的“抠”。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劳马善于将不同的语言元素，包括民间歌谣、官场套话、新闻报道、网络语言、短信段子、歇后语、外语等，衔接成一个和谐的复调式的整体，实现与生活建立有效联系的目的。饶有兴味的语言，真个让人“既忘不了他，又忘不了他”地一次次忍俊不禁。

　　劳马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并不因俭省的词句而受到影响，给人物命名就是他加强语言效果的重要手段。“虽说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又是一个有意味的符号。名字与命运是否有某种关联性，自古至今众说纷纭，有争论而无定论。正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才为算命者、预言家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留下了想象、编排、杜撰和捏造的广阔空间。名字有寓意，表达期盼、梦想和祝福;名字有暗示，起着激励和诱导的作用。”这可视为作者对“名字”的理解，也为我们解读小说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一种视角。在名目上做文章，几乎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如“走资派”、“牛鬼蛇神”、“可教育子女”、“飞鸽牌”等“文革”时期泾渭分明高度简洁的政治话语，那是用名目扣帽子以划定身份，达到区别对待的目的。这使得起绰号在当时农村文化中显得生机勃勃。“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劳马深得其味，很善于给人物取外号，这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更是明显，借此得以对民间物象和农村文化进行语言勘察和文学表达。《哎嗨哟》中的吴超然绰号吴扯淡，“超然”与“扯淡”就这样一正一反地见证了时代的悖谬;《傻笑》中的东方良、东方优父子名字的含义被持有傻子证明的东方优解读出逆进化论的意味;《抹布》中的混血儿“阿尔巴尼亚”、王立正、牛制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名字将故事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走狗》更是直指关正德(关大腚)在六十年里名号的传播史……张宰相、许总理、莫提包，这些名字总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小腿疼”、“吃不饱”、“能不够”、“惹不起”、“常有理”等留存在文学史人物画廊中鲜活的形象。精彩命名对人物形象的涵括力是颇为可观的，往往能博得读者会意的笑，能够在笑声当中体味他文体的特殊力量，而这也可视为劳马小说的指纹。

　　“文体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意义的外在修饰，而是使意义组织起来的语言形态。换言之，文体是意义在语言中的组织形态。文体不等于语言，而是语言的具体组织状况。”“语言的具体组织状况”当然会与句法结构、篇章布局有关。简短并非不注重构思或忽视结构，因为讲究节外生枝是小说的本质。“连环短篇的中篇小说”是劳马中篇小说的标志性特点。《傻笑》就是其中的代表，每一个小标题就是一个可独立欣赏的故事，如“一代更比一代强”写东方优的名字的来历，“花生壳里睡大觉”写诗歌大跃进，“傻子变成了结巴”写领袖崇拜对主人公语言的影响，“一个人包围了一个营”对革命英雄造成反讽，“多领了一份证明”表明东方优终究不傻，“盲流不是流氓”弥漫着温情，“离家是为了想家”透出心酸，每个小故事独立成章后连贯成篇，不经意间见出结构的巧妙。在短篇小说的构思中，劳马通常注意几篇连着考虑，这种“群体”意识使得创作具有某种连贯性，也最大限度地开掘了素材的意义，如《丢钱》、《便宜》与《一英镑》写国人在外国的吝啬表现;《提问》与《没劲》通过中国官员的眼光写中国与外国的政治差异;《莫提包》与《奖励》写对奖励的迷恋以致人格扭曲。各篇之间的人物各如其面，不会雷同，甚至在长篇小说《哎嗨哟》中也体现出这种风格。用对话语言带动叙述语言，是他小说的又一特点。如《便宜》、《受辱》、《讨个说法》、《述职》、《说心里话》、《顺利》以及《非常采访》等篇目，通篇都是直接引语，就如同将访谈一方的谈话全部隐去，只用另一方的应答来营构小说，这就需要一些左右呼应的句子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在这些篇什中一切都宛若天成，让人读了不禁拍手称妙。

三、文学史的地位:迈向经典之途

文学“经典就是在与当代作者进而与当下生活的密切联系中存活的，经典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和绝对的客观存在，而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读者(也包括作者)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不断赋予、开掘了它们新的意义”。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其实在同时代就已经进行着，并不仅仅是后代对前辈作品的评价。而当代作家的作品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可以理解为受重视的程度。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劳马小说经典化的可能性，即将文体作为形式意义上的美学质素、将内容作为文学社会功能的表征，考察劳马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且这两个层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学者佛克马指出:“我把经典定义为一组知名的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那些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劳马的创作已经形成规模，具备了“知名的文本”的资格，且“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前述劳马小说的新奇性正是“某种陌生性”的有效体现。这都是讨论其作品经典化的基础。

　　冯宪光、傅其林在《文学经典的存在和认定》中将古代文论中的“兴观群怨”说作为认定文学经典的一个依据，将审美感发、传播与认同、针砭与批判跟兴、群、怨对应，做了相应的阐释。这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当然，这几个层面是相互依存的:审美感兴是传播与认同的基础;传播与认同是经典化的一个衡量标准;“针砭与批判”建基于作者的文学观念，主要体现为“观”所指的第一层面的内容;“观”的力度决定作品的品位，进而影响到作品的传播与认同亦即经典化进程。

　　经典化暗含着对作品力量的要求，是否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要遵从接受主体的判定。审美感发主要是从阅读效果对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也符合经典化机制的一般原理。阅读效果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读者心灵产生触动。劳马作品的审美感发主要是通过笑来实现的，他是要在文学创作中贯彻赵元任的“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的观点，因为他注意到，当代小说在“繁荣背后存在着沉闷和单调，尤其缺乏以伟大的笑的精神把握人性、时代与社会而见长的优秀作品”。从主观上看，他曾说他的写作乃是在工作、生活中有所触动，有感而发，因此透出真诚与真切，而虚假是文学的大敌。从客观效果看，劳马推崇并实践笑的文学观念，用逗笑的艺术在与生活的紧密关联中不是教人相信，而是教人去思考。他是一位满怀温情且具幽默感的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采取既投入又超然、既调笑又严肃的态度，简言之，劳马的小说笑对“杂语的当代生活”。笑可分为读者的笑与作者的笑，读者的笑是阅读之后会心的笑，多是不能自已的笑;劳马具备很强的说笑能力，并不存心逗笑，轻轻巧巧就能使人忍俊不禁，作者的笑的能力通过文字“传染”给阅读者。评论家雷达、白烨等人认为劳马的小说好读、耐读，所言不虚。他以言致笑的能力激起了读者的阵阵笑声，愉悦了身心，作品的吸引力与征服力也正诞生于此。阅读是一种寻找与发现，劳马小说这些品质已然成为读者“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

　　“所谓观，可以有两个观的视点，一个是可以通过作品看到作品所反映、表现的历史时代的风情物貌，即‘观风俗之盛衰’;另一个是可以从作品看到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理解和把握这些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个视点谈论的是作品的内容。普鲁斯特写《追忆逝水年华》前对他人盘根究底的询问、记录，《百年孤独》的诸多细节均是马尔克斯亲历亲见的生活，《白鹿原》里朱先生实有现实生活的模特，以及巴尔扎克书记员般地记录巴黎生活，都表明生活对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像韩少功所说:生活是文学的母胎。如前所述，劳马小说的当代意蕴就体现在他将文学与生活进行了有效对接，进而展现了“历史时代的风情物貌”。仅举一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界对广大农村的影响多是通过村头的高音大喇叭来实现，大喇叭的声音系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声音记忆，也将成为时代的见证，《傻笑》就写到这一物象。第二个视点谈论的是作品的文学史价值。韦勒克提醒得好:“一部作品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作家的名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有一部分也属于文学的‘历史现象’，因为声誉和名望是以一个作家对别的作家的实际影响，以及他所具有的扭转和改变文学传统的力量来衡量的。”劳马农村题材的小说对“文革”历史的打量带着温热的体温，给出了有价值的思考。我们知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知青题材被文学的“消费”是因时因人而异的，七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在主流话语要求的轨道上展开手脚，八十年代前期“伤痕文学”的思维模式笼罩着具有下乡经历的作家的创作，后来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也加入到“消费”的行列，但对农村、农民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遭遇及付出的历史代价并没有有效触及。如知青对农村的负面影响的文学表达就很不够，王彬彬对此颇不满意，乃撰《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专门讨论。劳马对此亦有同感，在《抹布》中就写到知青:

　　这些比乡下人更有知识的城市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掌握了许多生存技能。

　　他们为葫芦镇带来了科学知识、艺术活动、小道消息、审美情趣(主要指穿衣戴帽)以及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刷牙“技术”。同时也带走了镇上的一部分风俗、迷信、愚昧、野蛮、节俭、勤劳、吝啬、贪婪以及几乎全部的鸡鸭鹅狗。

　　在“青年点”撤除时，镇上人从那两排大瓦房的地窖子里(曾经是镇子里备战用的地道)，扒出了两大车鸡鸭鹅狗猪羊驴等家禽家畜的毛皮骨架，乡亲们终于明白了自家东西的去向。他们曾怀疑过这些“知青”们，但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这里省去了具体的细节，因为细节已不再需要重复。只用很朴素的写法，将那些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来，提请人们的注意。另外，劳马对高校生活某些面向集中关注的意义，与陈国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为《文坛志异》的一系列小说对文坛的打量一样，将在更长的历史河流中受到重视。

　　传播与认可是迈向经典化的必要前提。劳马长期以来不管作品的传播效果如何，只是在业余时间埋头写作，积累了不容小觑的作品量。由于作品本身的魅力，使得他作品的覆盖面愈来愈广。作品加印、获奖、入选各类选本与成为文学批评对象都是扩大影响力的途径。二〇〇四年，中篇小说《抹布》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年度小说”;二〇〇八年，《烦》入选“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年选;《看中医》、《没电了》与《新闻线索》入选“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年选;二〇〇九年，《万能》入选“中国年度小小说”年选;二〇〇九年，《金嘴》、《证书》、《有意思》等入选“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微型小说年选”;二〇〇九年，《新闻线索》获得由《小说选刊》组织评选的首届“蒲松龄文学奖(微型小说)”;二〇一一年，《报料》入选“中国最好看的微型小说大全集”;《班干部》和《潜台词》入选中国微型小说年选;二〇一二年，《幸福百分百》成为“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傻笑》在一个月内两次印刷，这些都集体确认了劳马作品的品质。在当下的文坛生态中，文学批评对作品传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劳马作品研讨会，形成了《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哲学的内涵——劳马作品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八年第五期还开辟了劳马评论专栏，刊登了雷达、贺绍俊、程光炜、张清华等学者的评论文章。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名为“文学的笑脸——从劳马小说谈起”的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到场的评论家、作家都对“文学的笑脸”赞美有加。阎晶明就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提气的题目”。针对劳马持之以恒的业余创作，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作品在文体、语言上给文坛带来了新奇，展现了独异的文学世界。纵观劳马小说的评论文章，无论是称其为“哲学小说”(贺绍俊)，“社会批判小说”(孟繁华)，还是认为他的小说是“喜剧形式和哲学的内容”(程光炜);无论是命名为“土性写作”(达广)、“幽默小说”(艾翔)，还是建议将劳马小说“作为一种‘新笔记体小说’来读”，抑或是独创出了一种短小说的“幽锐体”(阎连科)，实在可看出关注的热烈。这些不同的命名，既表明了评论界对劳马小说创作的极大注意，同时也证明他小说的敞开性与多种可能性，也直接促进了作品的传播。读者发出不自觉的笑，其实就是一种自发的推崇。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读者也踊跃写下读后的心得，如张晶晶对劳马写作的修辞手法进行了具体入微的分析，詹妮着重分析劳马文学世界的荒诞性，周洪成对劳马创作给文坛带来的冲击进行了肯定，刘伟对劳马写俗世生活的赞扬等。

　　冯宪光、傅其林认为:“所谓怨，是对读者处身的当下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缺失和不完善的针砭和批判。”这主要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可以说写作者的态度对作品的这一质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丰富生活的有效关联是劳马小说的特点，体现出他发现生活魅力的能力。而对生活中的诸多欠缺和病象，他是怎样的态度呢?即便劳马致力于笑的文学传统的光大而并不满足写讽刺小说，但讽刺依然是劳马写作的重要修辞手段。他具有很强的发现能力，在习以为常中将那些被发达的现代传媒没收了关注的视线的微不足道的举动、令人心酸的穷苦、可怜可叹的偏执等设定为书写的对象，用独特的语言风格活画出来，在简洁的行文中直指病灶。他带着笑意去看、去写，而这笑并非嘲笑，在人物展开的言行中呈现出来的笑意，过滤掉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因此读者在笑声中亦能见出作者的褒贬之态，他做到了“就是开玩笑，也要有感情”(沈从文)。如《傻笑》写东方优的“傻”，折射出“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的真精神，让读者意识到小人物、残障人士的残缺并不是漠视、蔑视他们的理由。这种平视的姿态无疑让人产生平易近人之感，而于浅处见才、平易近人的品质也有助于赢得更多的读者。

　　劳马小说的当代意蕴主要体现在他对直面生活的小说传统的承续，这是故事，是内容，是不变;他小说的个人模式主要体现为对简洁的追求，这是文体、是形式、是变化，两者共同奠定了作品迈向经典之途的潜质。当然，经典化的机制会随着时势播迁而调整变化，经典的品质也需要在更长的时间之流中进行检验。劳马一直以来面向文学、背对文坛，具备良好的艺术直觉，我们完全有理由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也相信他会不断有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