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劲松

序章

四年前的仲春，兰蕙香溢山野之时，我邀请父母去潜山踏青。母亲不肯去，理由是晕车。她坐车头晕是事实，但那次是借口，岳西与潜山毗邻，两地往返不过七十公里，且全程高速，车开慢一点不至于晕车。真正的原因是她放不下家中那一大群猪鸡猫狗，还有几亩瓜菜，它们绊着她的脚。母亲一生抓挠惯了，从不肯在劳作以外的任何事情上耽误工夫，何况是“两手打悠秋”（两手空空如秋千，意犹无所事事），是去戏（玩耍）。父亲倒是很愉快地答应了，脚上的解放鞋都没换，洗洗手上的泥巴就上了车，神色甚至有些激动。他比母亲想得开些，经年累月繁重的农活让他苍老又疲惫，偶尔的休闲和放松是他所渴望的。

　　车子如一朵祥云飘在济广高速上，风和日丽，春风携着草香、木香和花香，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我瞟一眼坐在副驾驶上小声唱歌的父亲，他正舒舒服服地靠在座椅上，半眯着眼睛享受春光，右手在腿上轻轻打着拍子。暂时从土地和劳作中解脱出来，他的心情显然是欢悦的，脸上的皱纹也松驰了许些。想到他和母亲一生劬劳，年近古稀仍然日夜辛苦，我心里像被小兽的爪子掏了一下。

　　经过一座大桥，再穿过三个隧洞，就是潜山地界。一出山门气象开，十万大山置之脑后，眼前开阔平远。这里是春秋时期古皖国的都城，古南岳天柱山脚下，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二乔、程长庚、张恨水、余英时的故里。发源自岳西黄毛尖和乌牛石大岗的皖水，汇聚的无数条山溪从凿山裂谷而来，至此已呈泱泱之势。它将继续汤汤东逝，汇合潜水、长河二水为皖河，然后在安庆西郊的沙帽洲注入长江。

　　在皖水边的一个简易游乐场，父亲和孩子们骑大白马，玩卡丁车，嘻嘻哈哈快乐得像个孩子，也像一阵春风。后来我们顺皖水而下，步行看风景。在一大片田畴边上，父亲突然止住脚步，单腿跪在地上，双手插进泥土里，恭恭敬敬地捧起一，眼放精光啧啧叹道：“这土几黑，几细，几肥，几好！”几，楚地方言，意思是多么。他努着嘴示意我们看田里的作物。“你们看，这些油菜、蚕豆，这些豌豆、茄子，长得又粗又壮，绿茵茵的。这么好的地，种子撒下去，根本用不着施肥就发狠长。哪像我们岳西，全是麻砂土，要么是黄泥夹乱石，施再多肥，下再多力，一场雨过后，肥力就全给冲走了，庄稼还是又黄又瘦。”他继而感慨道，“潜山人比岳西人有福气，有这样好的田地！”

　　父亲的艳羡感染着我，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跪到地上，郑重地捧起一土细细打量。古皖国细腻、黑亮、松软、肥沃的泥土，像贵重的黑金，散发着冲鼻子又好闻的土腥味。《尚书·禹贡》把天下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白坟、赤植坟、涂泥、壤、青黎、黄壤八种，把天下的田地按照肥力列为九等。手中这潜山的厚壤，大约算黑坟（黑色沃壤）吧，肥力当列一等，至少是前三等。而吾乡岳西的土壤应当是黄壤，肥力排末等或者八等。我把这些土用袋子装了一些带回去，洒到花盆里，母亲见了也会双眼放光。

　　生长于大山之间，自幼年时起，我就跟在祖父和父母身后做农活。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土质的优劣于农人的意义，我是深知的。我也深知，有人生于土壤流膏的富庶之地，有人生于贫瘠荒芜的山丫沟，此事命中注定，一点也不由人。

胞衣之地

山。

　　山连山，山兼山。

　　山中有山，山外有山。

　　近山绿，中山黛，远山蓝。

　　一山望着一山高，一山望着一山远。

　　山以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月为眉，以草为肤，以树为毛发，以溪流为血脉，以云霞为衣裳，以禽兽之眼为眼……以人为囚虏。

　　山里只有山，只有石头、马尾松、青桐、毛竹、溪涧、飞鸟、爬虫、野兽，只有瘦土、庄稼，只有黄汗淌黑汗流，只有旷古的安静以及穷苦。

　　这条著名的山脉，西接河南桐柏山，向东延伸至安徽潜山天柱山和明光张八岭，大体呈东南往西北走向，雄浑逶迤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全长二百七十公里。从山脉全景地图上看，其主脉和支脉就像一头蓝鲸的骨骼，又像一把巨大的异形木梳子，诸多骨缝和梳齿之间，是一条条或窄或宽或短或长的山沟沟。我的故园，岳西县天堂镇一个名叫木瓜冲的小小村落，埋葬着我紫色胞衣、安眠着我历代先祖的地方，就在其中一条松树壳褶皱似的山丫沟里。地方志说，岳西县名的来历，是县城“适居潜岳之西”，潜岳即天柱山。木瓜冲这个小地名的来历，据老辈人说，是因为这里早先曾经到处生长着木瓜树。

　　单从地名看，潜山貌似大山潜藏，岳西看似无山。实际情况是，潜山除了天柱山之外，并无多少山；而岳西却全域是山，天羊山脉、青四山脉、多丛山脉这大别山的三条支脉构成“大”字形山脊，境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六十九座。在一篇名为《潜山记》的文章里，我记录过知青说的一个故事：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上海知青下放到安庆市下面的农村，有两个县可供他们选择，一个是潜山，另一个是岳西。手长的选了岳西，手短的放到了潜山。字面上看，潜山，众山潜伏，想必是蛮荒之地；岳西，山岳之西，想来是平畴沃野。地名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下放到岳西的知青，一路上被开凿在绝壁上的盘山公路颠得吐尽了胆汁，下车一看更是傻了眼，此地崇山峻，除了高山就是深谷，层层叠叠沟沟壑壑无穷尽。下放到潜山的知青则大喜过望，潜山竟然一马平川，除了天下名胜的天柱山，几乎看不到山。

　　岁月簸尽了黄沙，当年的知青垂垂老矣，故事已成渔樵闲话，可以搛来佐酒。当然，人间许许多多所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经由时间之网反复淘漉，后来无一不成为渔樵闲话，无一不可以搛来佐酒。

　　蒙稚之年，不晓得有山外，我以为世上的人都和自己一样，住在四周都是重峦叠嶂的大山沟里，开门见山，推窗遇山，出门得爬山，回家要翻山，东西南北是山，前后左右也是山，视野里除了山以及山与山之间的沟谷，就是头顶上那一块不大的伞盖形状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田地、河流、草径和房屋。我以为世上的人都像木瓜冲的男女老少，日日夜夜与昆虫草木飞鸟走兽为伍，年复一年以兴田种地为生。稍长大，听祖父讲故事，说他年轻时当挑夫，经常到山外一个名叫安庆的城市，在大码头上交易货物，在城中客栈里吃喝、歇息、抹骨牌，在城市的街巷中闲逛、看景，我才知道大山外面，还有看不到山的大平原，平原上有城市，城市里的人过着与山里人迥然不同的好日子。

　　祖父关于城市的讲述绘声绘色，我坐在门槛上听得直流口水，因为他总会说到烧卖、江毛水饺、灌汤包子、墨子酥、狮子头、胡玉美蚕豆酱、辣糊汤这些我从未见过更未尝过的美食。每一回，他都要专门讲到一个细节：住在客栈里，街边早点店里的小伙计，清晨总是用木托盘端着喷香的烧卖和爽口的辣糊汤，直接送到旅客的房间里。他把一粒名叫城市的种子扔到了我心间，任它在那里悄悄萌芽、生根、开枝、散叶，那些根须和枝叶渐渐伸进我的五脏、骨缝和牙齿。但关于安庆、关于城市的想象，实在比山间的晨雾还要朦胧不清。有时候蹲在地上用草茎撩拨马陆、金龟子、蚂蚁或蝽象，撩着撩着我会走神，想到山外缥缈如云烟的安庆。做夜梦和白日梦，偶尔也会梦到传说中用木托盘送到房间的美味。

　　小学一年级盛夏，我去芜湾外婆家度暑假。一个月圆之夜，十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发小，在进出芜湾的大枫树口，临溪站成一排，一个个像白鹅一样伸着颈子望月亮。那月亮像一个硕大而扁的白南瓜，架在芜湾村口两座大山的山峰之间，又像被两只巨手轻巧巧地捧起。大家七嘴八舌地赞美月亮。即使是生在荒山僻野之中从未见过世面的山伢子，对于美好的事物也有企慕之心，也有鉴赏之能，虽然脑子里能用于品评的词语实在少得可怜，无非是真大、真圆、真美、真亮。

　　望着望着，就有几个发小为月亮上是不是住着嫦娥和吴刚争执起来，接着又为山外城市里的人上厕所是不是也用柴棍子揩屁股吵得面红耳赤。那些年，我们虽然只念过几天书，从未出过山门，更不知小说、报纸、电视、收音机和《新闻联播》为何物，听一场讲古，到县黄梅戏剧团看一次戏都很难得，却个个自诩博识多闻，经常扎堆讨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一些毫无依据并且不着边际的议论，然后谁也不服谁地激烈舌战，甚至打起架来。那天下午，我们就因为坦克能不能爬上几乎与地面垂直的悬崖峭壁，围在碓房里的大石磨，分成两派争吵了大半个下午。平常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从未到过的山外、平原和城市，以及面目模糊的城里人。

　　山外边的一切，又高又远又幽冷，就像天上那一轮明月。

　　月亮下边的山旮旯里，海拔四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盆地，是岳西仅有的几个小盆地之一，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不到一公里。岳西县城就建在那块盆地上，城关镇有一个美丽而诗意的名字：天堂。我的家园木瓜冲就坐落在县城边上，就在天堂镇，距离县城中心十字街不过三里之遥。县城是我经常到的地方，去卖菜，捡西瓜皮喂猪，拾牙膏皮和废铁换零钱，排队买白砂糖，偶尔也去街上“两手打悠秋”。但对于芜湾的发小而言，县城也是一个神秘之地，偶尔进一次城，所见所闻回去加点油盐，能和伙伴们吹嘘好几天。木瓜冲人把进城称作“上街”，一抬腿就到了。芜湾人则把进城称作“去岳西”或者“去天堂”，进城之前要换上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是很郑重其事的。

　　芜湾是一个比木瓜冲偏僻的山村，海拔近千米，高出县城五六百米，离县城足足有十五里。一路都是羊肠小道，小孩子来回走一趟要大半天时间，走得腿直打晃，又没钱买吃的，回来时往往饿得前胸贴后背。因为离县城远，芜湾人除了务农，没有多少副业（印象中只有造纸），日子过得比城郊的木瓜冲人更为清苦，那时电都未通，点的还是煤油灯。我记得，当年才三十来岁的父母在饭桌上拌嘴，父亲常常嘲笑母亲是“山头佬”“山旮佬”，母亲则回骂父亲是“畈上佬”“天堂佬”。其实，无论芜湾人还是木瓜冲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山头佬”，所有岳西人在山外人眼里，也无一不是“山头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安庆读书，有一回去当地同学家蹭饭。他爸爸是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一听说我是岳西人，立即道：“岳西我知道，我去收过木材，老山里，穷得很。”言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有意，他的话像牛虻叮了我一口，感觉自己顿时一丝不挂如同桌子上的那盘白斩鸭。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回乡工作了，去安庆参加一个笔会。晚间与桐城两位新结识的诗人闲聊，其中一位仁兄第一次遇见岳西人，他绕着我左瞧右看，然后操着一口没有后鼻音的桐城方言感叹道：“我以为岳西人还没有开化，像猴子一样全身毛乎乎的，没料到跟我们也差不多。”当时以为他是开玩笑，以为是桐城人天生的倨傲，后来发现并不是，他是一个言为心声的实诚人。

　　很长时间里，因为蛮荒僻远，因为眼窝子浅，因为穷，因为土，因为说着晦涩难懂的方言，山里人黧黑的额头上自带一枚戳印，上面刻着“自卑”二字。我记得当年出差到外地，尤其是到对岳西知根知底的安庆，非必要从不说自己是哪里人，怕人家轻贱的眼风，那眼风里有刀剑和毒液。如果手中拎的包和茶杯印有“岳西”字样，也一定把有字的一面紧紧贴着裤腿，不让人看见。

　　许多年以后，岳西不再是贫困和荒远的代名词，纯美山水与淳厚民风，让山外人趋之若鹜如羡仙乡。我安居山中，不再向往平原、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山头佬”山旮佬“老山里”这些词也终于不再让我感到羞辱。有一回爬山，站在高高的峰峦之上，四望十万大山里的家乡，我想到那句用滥了的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认真考究起来，我认为这句话里的“养”，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喂养，二是涵育。高山和瘦土喂养了我，也一并把山和土的品格赐予了我。这些品格譬如沉稳、哑默、坚韧、忍耐、内敛，譬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譬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山沟里的木瓜冲，众山包围、禾稼繁滋、山泉叮咚、风俗淳朴的村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胞衣就埋在一棵板栗树下。有一天，故园的黄土也必将把我瘦硬的骨头深深地埋葬。

锄禾日当午

两山重叠，是“出”字。

　　《周易》里的艮卦，上下卦均为山之象，象征意义却是抑止。《说卦传》说，艮为山。《大象传》说，艮为“兼山”。兼，重也，叠也，两山相重叠也。上古先贤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理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物取象始作八卦，并两两相叠推演为六十四卦，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大义存焉。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现存最早、最奇特也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是我的案头书。

　　兼而又兼，重而又重，抑而又抑，止而又止，山里人不得出山。

　　在山里，无论站在哪一个角落里东张西望，视线必然会被坚硬的山体生硬地弹回。这是一个隐喻。如果说四面汪洋的天涯海岛，其象征意义是孤悬，是孤立悬空，那么高高隆起的大山，其象征意义就是艮卦所言的抑止，是遏制与静止。

　　一直到二十好几，我仍然认为，是重重大山阻挡、禁锢、扼杀了我，使我像一只卑微的爬虫，在一个四面拥塞的山角落里爬来爬去，始终不得伸展鲲鹏之志。这让我对大山既热爱又痛恨，既亲近又疏离。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乡间劳作的经历，更让我视务农为大可畏之途，是一条死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前，岳西出过山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一生从未走出大门。当时通往山外只有一条修筑在悬崖上的盘山公路，名为潜岳公路，从岳西天堂镇通往潜山源潭镇，一九五七年十月才通车，通车之前，山民出山全靠草鞋和脚板。除了极少的吃公家饭的人有机会出差到山外，其他山民一辈子困在山丫沟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勤苦地耕作，把汗水和心血泼向贫脊的土地，乞求老天保佑风调雨顺，企盼作物丰收、稻谷满仓。

　　四岁不到，父亲就命我跟他去玉米地里扯草。我记得那一天是盛夏，午后骄阳当空照，窝在一个山宕里的玉米地，既是一盆烈火，也是一个蒸笼。父亲戴着麦草帽，颈子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持一把长柄锄头弯腰锄草。我年纪尚小，用不来锄头，就蹲在地上徒手与鸭跖草、蒿子、马唐、马齿苋、香附子、牛筋草作战，把它们一棵棵连根拔起，扔到地沟里暴晒。我也戴着一顶麦草帽，几乎遮住了我大半个身子，但手臂和下半身仍暴露在太阳底下。汗从皮肤上源源不断地渗出来，迅速汇聚成黄豆大的珠子，从身上滚落。滚到眼睛里，是辛辣的；滚到嘴里，是咸苦的；滚到前胸和后背，黏糊糊的像鼻涕虫在爬。地下被惊扰了的小蚂蚁，随时爬上身咬人，一咬一个红疙瘩，又痛又痒。不到一刻钟，裸露的皮肤就晒得通红，并且结了一层粉白的盐霜，再接着晒出了一层水泡。一人高的玉米，叶子锋利如小锯，割得身上左一道痕右一道伤。想哭，想躲到树荫底下，但我不敢，哪怕稍稍懈怠，父亲也会对我皱眉，用牛眼睛瞪我，如果逃跑，父亲的掌山必然会朝我的屁股凌厉地袭来。他未必不心疼我，但看上去他心硬如铁、面黑似炭。那是我第一次下地干活，感受到的只有苦累、畏惧和痛恨。收工时月亮已上东山，父亲扛着锄头，牵着我的手回家，一路上都在教育我，将来要好生念书，考上中专或者大学，跳出农门，才不用在农村像牛拖犁一样下苦力。

　　我的快活无忧的童年，事实上在那个夏天就结束了。从那以后，田里、地里、山上、菜园子里的农活，除了打农药、插秧、犁田、耙田、耖田这些危险的或者技术性很强的活计之外，父母都给我派了差事。五岁起，独自上山放牛。乡语说“君子不与牛斗力”，“小人”却不仅要与老牛斗力、斗狠，还要斗智。上小学以后，每天除了爬坡过坎把水缸里的水填满，清早、中午和傍晚，还要上山打柴供锅灶。礼拜天和寒暑假，要么采茶、打猪草、种菜、挖地、锄草，要么割稻、打麦、施肥、翻山芋藤、掰玉米，不得片刻空闲。我做过的农活里，最轻松的是摘茶叶、看牛、打猪草，最繁剧的是割麦、割稻。我尤其怕割麦子，麦收时节恰是南方暑气熏蒸之时，一手握着麦禾，一手捏着镰刀，弓着腰，哧哧哧，埋头割呀割，麦芒如针扎得人一身红包，腰累得几乎要断，身上热烘烘的也臭烘烘的，而长长的弯弯的蛇虫出没的麦地简直望不到头。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农村无闲田，无闲日，也无闲人，一年到头农活一件撵着一件，雨雪天也有雨雪天的事，根本没有休息的概念。十六岁到十八岁，我在安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建筑，为了挣学费，放假时也自觉跟着父母拉板车、锤石子、种菜卖菜。

　　乡人把务农称作“做生活”。土地上的劳作，让我很小就懂得，天下没有比“做生活”更累、更苦、收入更微薄的职业，也没有比农民更可怜惜更值得尊敬的人；当农民，一生一眼就能望到头，而“生活”，则永远望不到头。我也一年比一年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发狠读书，才能从土地上逃离，才能走出大山。

　　我即使干过很多农活，但与真正的农民相比，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累还是微不足道的。乡人常常自嘲或嘲弄他人，“一生做得头啃卵”，话很粗鄙，却很形象。我的祖父和父母又是其中最辛劳的人。祖父壮年丧妻，当时独自拉扯三个分别只有十二岁、八岁、四岁的儿子长大，一个人田里地里、家里家外操劳，一生吃了三生的苦，做了三生的事。六十八岁时，干干瘦瘦、体重不足一百斤的他，无论犁田、薅草、插秧、打稻，还是抬石头砌坝，仍然又快又好，抵得上三个壮劳力。他是同一辈人中最出色的庄稼把式。念到初中成绩总是双百的父亲，因家境贫寒含泪辍学之后，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当了一辈子农民。而母亲，是最“巴家”的人，于她而言，活着的方式以及目的，就是劳作，几十年里我从未见她闲空过。我小时候，家里吃晚饭不是九点就是十点，别人家早已熄灯睡觉了，父母才披着星露从田地里赶回来，草草烧饭吃饭，喂鸡喂猪，还要借着月亮或者提着马灯去菜园子里浇菜，之后才洗澡洗衣，在凌晨迫近时分上床歇息。如今，二老一个六十八，另一个六十九，还是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夜里十二点以后睡觉，鸡叫头遍即起，手脚从来不歇，家里的凳子除了吃饭几乎不坐。他们常说一句话：“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智，就只有下苦力，并且尽量延长劳动时间，最好不用睡觉，才能把日子过得好一些。虽然家境早已小康，根本无须像从前一样辛苦，他们却劳作不辍。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事，手脚没场子放”。

　　土地，农民，是神圣的词，我是敬重它们和他们的。但生于蓬门，身为农人之子，当年在大山之中“躬耕陇亩”，却是为了有朝一日从土地上成功叛逃。群山如此峨峨，田亩如此葱茏，溪流如此清泠，当初的少年在大山之中如牛马一样劳作，内心却是卑微的、荒芜的、孤闷的、暗黑的，乃至是绝望的，根本无心欣赏田园风光和山川之美，更无心吹禾笛、唱牧歌。直到今天，当我在文章里写到土地和农民，写到耕田种地，笔下无论如何也轻快不起来。对于农人而言，“十亩之间，桑者闲闲”的诗情画意，是不事耕作的士大夫的肤浅抒情和文字游戏，真实的农活，只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苦和沉重。还是艾青先生说得恳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还是路遥的《人生》更让我敬重，他忠实且深刻地书写了苦难和挣扎。每一粒粮食，都是汗，都是泪，都是血。农人的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

出岳西记

从前，山丫沟里的乡人，眼睛喜欢朝东望。当然，即使是站在高山之巅，即使是朝东看，也只能看到山，莽莽苍苍的山，密密匝匝的山，高高低低的山，青青蓝蓝的山，隆起的山，静谧的山，空寂的山，仰止的山，除了草树鸟兽一无所有的山。但视线里，有一座山孤标遗世，在山里人的潜意识里，它代表着山外，意味着迥异的生活。那座山就是天柱山。

　　“二十四史”里，将天柱山称为潜，我这些年读繁体竖排的史乘，经常遇到“”，以及“邑”，每次都用笔作个记号，心里欣喜如逢故人。潜山本是山名，过去的潜山县是今天的潜山市，以山名作地名的，方志所谓“县以山名，山以潜名”。因坐落在古皖国，古皖国小诸侯称皖公（这也是安徽简称皖的来历），山中又有一块岩石神似人像，山人视为皖公神像，所以天柱山又称皖山、皖公山。又因汉武帝刘彻南巡时曾经敕封潜山为南岳，故而山脚下的人称其为万岁山、万山。从岳西望过去，主峰海拔1448.4米的天柱山，如一根天柱擎起苍穹，又似尖尖竹笋刺破天盖，其上烟云飞渡，山峰时隐时现，晴朗之日遥望，则呈烟青色。

　　天柱山是潜山的山，也是我的故乡山，因为从秦汉到民国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六年岳西建县以前，岳西境内一大片地域，包括天堂镇，一直属于潜山，刘兰芝、焦仲卿、大乔、小乔、张恨水等，他们是我的故乡人。这些都是往事了，从地理到心理，潜山与岳西早已判然两地，天柱山也早已不再属于岳西人。但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岳西发生嬗变，山里人的生活和城市无大差异甚至环境更优、日子更好，在外人眼里如同琅福地之前，天柱山仍然是岳西人的一个重要地标：到了天柱山脚下，就意味着出了大别山，山外是臆想中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至少也是“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的所在。

　　村里的老人习惯叫天柱山为万山。我小时，他们经常指着那个春笋一样的山尖尖，给孩子们讲述关于万山的故事和传说，孩子们凝神聆听，面露神往之色。我猜想，在过去的年月里，山里一定有很多读过书的人，在凝望那个山尖尖时，一遍遍吟哦“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少壮之年，有很多个黄昏和清晨，我也曾经在家门口的草径上左右徘徊，遥望东方日出之处，念诵李太白之诗《行路难》以遣怀。

　　怀可遣。

　　怀不可遣。

　　行路难，行路难，山道如鸡肠，我独不得出。

　　但总有出山之时，只是需要等待。

　　车到潜山，从此是宽阔大道。

　　大道如青天，我今终得出。

　　晕车的反应顿时减轻了许多，脑子渐渐清醒，元神渐渐归窍。想到刚才，天刚麻麻亮，弦月在天，鸟儿还在梦中，青蛙和草虫仍在山野里叽叽呱呱，母亲就把我从床上唤起来，说要赶早班车。打开房门，就看见住在河对面的伯祖父一大家子，住在冲头上的二叔一家子，以及住在西头的小叔叔一家子，十几个长辈都几无声响地站在院子里。他们是来为我隆重送行的。祖父拄着锄头把子，颤颤巍巍地靠在房子西头的山墙上，发长如绳索，胡须如扫把，乱蓬蓬中一张老脸黑瘦得可怕。当时他生着大病，卧床已经快两个月，几乎到了粒米不进、汤药无效的地步，家里人背地里为他准备好了寿衣和棺材。但长孙考取中专的喜讯竟然有起死回生的神奇药效，他那些天每餐能喝一大碗稀饭，并且在我出山那天清早奇迹般地下了床。

　　又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昨晚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请前来恭贺的亲友和乡邻们喝喜酒。在那个年代，穷山村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轰动方圆百里的大事，出一个中专生也起码要轰动五十里。考上大学或中专，就意味着户口农转非，意味着在校读书有伙食补贴，意味着出了校门包分配，意味着从此跳出农门成为公家人。一度是村里人见人厌的捣蛋鬼，人称“乱头”的我，土鸡变凤凰，一时间成了村里人教育子女的样板。我记得，酒席将散时，我和发小国辉从人群中溜了出来，坐在屋子右拐的小路上谈天，所谈无非人生理想一类亦真切亦缥缈的话题。当时明月在，半轮清辉照大山。

　　“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这是古人赞颂安庆的诗句。古城安庆，曾经的安徽省会，人才荟萃之邦，文化厚重之地，幼年时起一直将其当作美好传说的地方，我终于来了。带着一只连自己都感到难为情的、后来也屡屡被同窗讪笑的、巨大得需要两个人抬的木头箱子，带着家人和亲友的殷殷瞩望，带着一颗混沌未开的少年心，当然也带着土得掉渣的方言和清新的山野气息。

　　那天下午抵达安庆，去学校报了名，把行李安顿在寝室里之后，父亲带我去看长江。在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的振风塔下，我爬上江堤，终于看见了那条名闻寰宇的河流。当时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长江真长、真宽、真是雄浑浩荡，而是长江的水怎么如此浑浊？想象里，它和家乡门前的溪流一样清澈见底。

　　江水浩荡，江风呼呼，江上大大小小的渡轮来来往往，我看了不到五秒就站立不住，晕车的感觉又来了，只好坐着看。后来，我多次与三五同窗一起坐在江边看江水，看对面一水之隔的杏花春雨江南，每次我都有眩晕之感。

　　当晚，我和父亲挤在寝室上铺狭窄的钢丝床上，听着从安庆机场起飞的“铁鸟”从头顶上轰轰隆隆地碾过，听着江轮归港或者出航的汽笛呜呜，感觉像做梦一样。

　　从岳西到安庆，公路里程其实不过一百一十七公里，班车当年正常行驶时间是四个半小时，即便车子出了小故障要停靠修理，最多也不过六七个小时。但这条出山的路实在很长。

　　我们一大家子三十几口人里，祖父和伯祖父是最先到过安庆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出山的路还是芭茅割颈的丛林野径之时，年轻的伯祖父、祖父和村里十几个同样年轻的壮劳力，组成一队挑夫，把山里的茶叶、茯苓、干笋、薇菜、板栗等挑到安庆码头，再把安庆的盐、糖、纸、肥皂、铁器等挑回岳西，来回一趟起码要半个月，出货、进货不顺利时甚至要一个月。他们对民国时期的安庆城，熟稔如同家乡。

　　我年幼时，祖父在劳作的间隙，常常有滋有味地和我说起他当挑夫的经历。时日旷远，如今多已遗忘，他老人家业已作古十六载，再也无法向他请教于我已然模糊的诸多细节。我记得比较清晰的，除了他屡屡说到的店铺伙计用木托盘送到客栈房间里的吃食，就是他和伯祖父兄弟两人有一次在安庆码头上与人推牌九，赢了很多钱，并且成功逃脱输家追杀的事。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民国某年冬的一天，他们挑货到安庆，在码头上交卸了山货之后，与一帮来自各地的挑夫聚在码头边的客栈里推牌九——当然是带彩的。那次他们手气出奇的好，从下午到深夜，赢了很多钱。祖父和伯祖父一边抹骨牌，一边偷偷摸摸把赢来的钱卷成纸卷子，塞到袜子、裤衩、褡裢、口袋里，所有能藏钱的地方都塞得鼓鼓囊囊。即使如此，到了下半夜，他们赢来的纸钞，在桌面上还是堆得像一座小山。他们深知，赢是赢了，带走却难，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毕竟这些都是挑夫们的血汗钱。他们输红了眼，恨不能用刀把赢家剁了。时间越久，危险越近，这个时候，祖父向他哥哥使了一个眼色，伯祖父立刻会意，站起来装作要上厕所，走到门边，顺势抄起一根扁担，祖父则迅速脱下身上穿的棉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桌面上赢的钱一把包到棉袄里，背到背上，夺门就跑。等到其他人反应过来，抄起家伙来追赶时，伯祖父的扁担横扫过来，如秋风扫落叶一般，顿时将那些人全部扫倒。他们边打边撤，跑出好几条街巷，才把追来的人甩脱……这个故事祖父讲过多次，每次讲述时他都笑得白胡子乱颤。以至安庆码头给我的印象，就是当年港片里凶险的江湖，就是黄金荣和杜月笙那辈的上海滩。

　　祖父一辈的人，把出门称作“见广”，大致就是古人说的“以益广其见闻”的意思。除了安庆，祖父一生似乎未曾到过他处。

　　与祖父相比，父亲见的广，显然要比他的父亲少多了。在送我去安庆读书之前，他只到过安庆两次，还是帮货车司机上货下货，匆匆去来，对安庆城陌生得很。其他城市他更未曾涉足过。他最懂的，只有土地、水牛、农具和庄稼。

　　我的母亲，一生只出过一次远门。她四十来岁的时候，也许是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耕作和家务，有一天突然提出要去上千公里之外的福州，到一家工厂打工，当时我的一个舅舅在那个厂子里当个小头目。无论家人如何反对，她都不听，一意孤行坐上班车去了，惹得家里人提心吊胆，也让暂缺女主人的家顿失秩序。但不到十天，她又坐着班车回家了，中途在安庆转了一次车。归来时面如土色，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据说，她那些天因为晕车，一直生不如死像得了大病，只能躺着，根本无法到车间里做事。经此劫数，从此她安心务农，更加勤勉地侍候土地、庄稼，侍候家人和猫狗鸡猪，再也不提“出门”二字。那唯一一次远行，给她带来的后果就是，只要闻到汽油味和轮胎味，就止不住地干呕。

　　而我，在打工潮兴起之前，是一大家子里在外待得最久的人。在安庆读书的那三年，我经历了一个农家少年所能、所应经历的一切，包括自卑与惊奇、耻辱与荣耀、发育与蜕变、苦读与迷茫，等等。三年之后，我又带着那只巨大得可笑的木头箱子回到山里，凭着毕业证书和派遣证，在县城里辗转交涉多时，终于分得一份工作，端上了铁饭碗。

　　父母很欣慰，也很满意，养儿有用，养儿防老，这正是他们一直期待的结果。但我，出山又入山，出而复入，心中只有失落。好几个非安庆籍的同班同学留在了安庆，他们的亲友各使解数，让他们在安庆找到了工作，成了城市人。我的祖宗十八代都是“掰土巴的”，我的家人都在那片土地上讨生活，我的三亲六戚都在山里修地球。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从哪里来只能回到哪里去。

　　幸而，大山里的故乡接纳我如初生。

　　出山时，我的胡须还是绒毛尚未转黑，我的心智尚塞混沌如同顽石。归来时，我已骨骼初长成，眼界稍开阔，虽然两袖依旧空空，却揣回一个梦想：当一个作家。

　　这真是可笑，比那只木头箱子还要可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体制内的人在下海或想下海，农村人纷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世人的理想已经进化为挣钱，挣大钱。我的理想如此背道而驰，如此不合时宜，如此荒诞不经。

　　然而我一意孤行。

流奶与蜜之地

“成周肇创，乃祖勋劳。颁尔茅土，遗尔子孙。号以子男，居以丹阳。法则周公，以供王职。钦哉！”

　　上面的句子我加了引号，但并不代表出自哪一部典籍。这是我代拟的《周成王赐熊绎封土诰命》。大意是：我们成周开基创立，你的祖先鬻熊、熊丽、熊狂有大功劳。现在，我赐给你土地，让你传给子孙万代，封你为子爵，世居丹阳五十里之地。我命你效法周公，忠诚藩屏王室，按时交纳贡赋。去吧，勤勉努力地治理疆土！

　　春秋战国时期，潜山属楚国，所以我的远祖本是楚人。

　　其实活了半生，一直到了不惑之年，我对楚、楚地、楚国、楚人仍无丝毫感觉。就像年纪大的人热衷于纂修家谱，或许是年岁使然，这几年我突然对楚国这个曾经存世八百年的诸候国发生兴趣，遥远祖先的事迹、言行、巫术、服饰、辞章、冶金术、货币、歌舞、饮食、建筑、凤凰图腾、铸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和凤鸟书，以及他们留在地下两千余年、近世才被陆续发掘出土的文物，都让我深深迷恋。

　　楚人也曾惶惶如丧家之犬，也曾号令中原称霸称王。秦始皇无道，其最无道之举，莫过于焚灭六国包括史书在内的府库文献。灭人文化，也即灭掉文明本身及其传承史，比毁人之国、略人之地、残人之民更为凶残歹毒。楚人本是颛顼之裔、祝融之后，是正宗的中原部落。后来，楚人被殷商王朝不断驱逐，被迫来到蛮夷所居的南方，开荒种田，聊存性命，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建国之前差不多一千年的历史，早已焚于秦火，无从查找，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楚国文物，也只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现存的史书，比如《左传》的相关章节、《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里的《楚居篇》，记载的都是楚国立国以后的历史。史书中说，周成王念及楚人的祖先鬻熊在协助文王和武王推翻商纣残暴统治时的功勋，追封鬻熊之曾孙熊绎为诸侯。太史公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他说：“鬻熊子事文王……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俱事成王。”

　　检索文献资料，周成王封熊绎为诸侯的相关言辞，只剩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和“号以子男五十里”这寥寥数语，肯定不是诰命原文，而是转述的文字。但从中也可以确切知悉，鬻熊协助周文王和周武王开创周朝的功勋，起先被忽略了，直到周成王登位，才追封其后代。并且，西周王廷当初赐给楚人的土地，只有方圆五十里，面积我算了一下，大约是六百平方公里。

　　夏夜长，我仿《尚书》修辞，戏拟封赐诰书以销永夜。其实也并非全然因为无聊，而是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种来自根本、源自血脉的冲动。

　　想起《旧约》篇章《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里的“应许之地”：造物主向亚伯拉罕许诺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书中一再言之的，摩西和约书亚接力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数十年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的美好新家园迦南。

　　荆山之下，丹水之湄，狭小、卑湿、荒僻、穷苦的丹阳，也可以说是西周王朝封给楚人的迦南，是应许之地。而岳西，以及天堂镇、木瓜冲，自然是命运赐予我祖先和我的应许之地。

　　我说过，直到二十几岁，我仍然厌弃重重大山，梦想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出去，到外面的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就像迦南并不是传说中那样流着牛奶和花蜜，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大别山不应该是人住的地方。这当然是年少时的浅薄见识。显然，人的见识是随流光而转的。而今半生已然度过，我早已像一棵马尾松，把根须深深扎进大别山里，发自内心地热爱山里的一切。假若有人让我迁居苏杭或者北上广深，我肯定会断然拒绝，因为松树只宜生长在山里，生长在麻砂质地的水土容易流失的清瘦黄壤之上。

　　所谓后发优势，这个美国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创立的经济学理论，理解起来很容易，论述起来却颇有些麻烦。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落后地区在接纳了先进的科技、文化、理念和人才之后，激发了它本身沉睡的优势，从而比先进地区发展得更好也更快。吾乡岳西就是这样一个契合后发优势理论的地方，楚人后裔世代守护的接近原生态的青山绿水，这一方应许之地上最宝贵的资源，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像精金美玉，开始大放光芒。

　　岳西县府所在地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天堂。在从前，天堂是一个真实的虚幻之地，在天堂里过日子只是乡人良美的祈愿。但后来美梦成真，岳西真的成了天堂，流着牛奶与花蜜。

　　我在天堂里生活，在古南岳之西邮票大小的故乡。工作之余，坐在众山怀抱中，像父母用锄头和犁耙耖辛勤耕耘一样，我用书面语和楚方言焚膏继晷地写作。我认为他们的“做生活”，与我的写文章，本质上并无不同。父母耕种的是农田，饭稻衣麻，我耕种的是墨田，衣麻饭稻，本质上也无不同。在特定意义上，命运顽固如同基因，是世代相传的。月明风清之夜，自以为笔下文章偶尔亦有可观可赏者，有松竹草虫、丘壑云岫，有巫语青词、黄壤黑壤，有既济与未济。

　　人间有天堂，文章里也有乐土。

　　我想推翻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其实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