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尾

　　老莫是我的朋友，同一个小区，他住18栋，我住20 栋，你说挨得多近，但我们很久没坐下来聊聊了。起初，十多年前，刚搬进这小区时我们经常一起厮混，起码每周聚一次，主要在他家。一方面他老婆陈媛对做菜这件事很有兴趣，喜欢研究，又乐于分享；另一方面，她需要老莫喝酒的时候在她可以监督的范围之内。她反对老莫喝酒但又没法完全控制他不喝，所以这是最佳办法：在眼皮底下，在自家客厅。那时我在他家喝了不少次酒，见证和侧面促进了陈媛的厨艺。但在家喝酒始终是不尽兴的。你想想，首先进屋要脱鞋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偷偷在外边喝。我们光着膀子，斜叼着烟，鼓着眼，说啥都像吵架。喝酒就是这样，要的是那个自在。我们的标准是不喝到摇摇晃晃等于没喝，越到后边就越不会下桌。因为酒桌就是一个宇宙啊。你都在宇宙里了，什么时间啊，家啊，老婆啊，工作啊，等等，就像微尘，只剩一个走失的“我”在宇宙间飘荡，有时舒服得连“我”都会忘掉。一个连自己都忘掉的人是很容易波动又危险的，所以陈媛最讨厌有人喊老莫出去喝酒了，包括我。每次在外边喝酒，她总不忘要老莫把手机转给我，千叮万嘱，哎呦，你咋又喊他出去喝酒，千万别又让他喝麻了呀！陈媛是黑龙江人，她说重庆话总带着一股东北味儿。当这种叮嘱变成习惯，就产生了压力，于是我也习惯及时踩一踩刹车：某个节点，当我发觉老莫喝得有点多的时候，坚决收手。他要是喝了酒又没尽兴就会很生气（事实上他只要一碰酒就毫无节制可言），变成一个无赖，死缠烂打，瞪眼发脾气。带他回家真的很不容易。要是我先醉，这事就不好说了。当然这种事很少发生。老莫对我意见最大的就是这点：为什么每次都是他醉而不是我？这好比两个人约好一块去死，他跳楼了你没跳，那么活下来的人无疑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个人不耿直，对朋友不真诚。但我怎么给自己辩白呢？说我答应你老婆要把你安全完整地还回去，要做到这点起码得有个清醒的人吧？所以跟老莫喝酒这件事渐渐就有些无趣了。说到底老莫太过分了。你说你醉一次两次那没问题，不能次次都奔着醉去啊，搞得每次都像最后一场酒。你大可以说他这样是怕老婆，但事实更像是一种对抗，至少在后果上如此。别的不扯，单说把一个喝醉的家伙带回家有多麻烦！另外，后来大家都有了小孩，约酒就变得更难了。

　　回头说说我是怎么来这小区的。如今，我们这片地区也开通了地铁站，一派繁盛。我那阵儿来看房的时候，这儿荒凉得近乎荒诞，中巴要焦躁痛苦爬一段长长的斜坡，大概有三公里，眼前才平整起来，小区就在这片短促的缓坡边，另一头连着一个碧绿的湖泊。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是正儿八经的市区，却连个正儿八经的餐馆都没有，只有民工盒饭摊，没有超市，没有诊所，没有按摩店、咖啡馆和电影院，所有需要消费的事物在这儿都不存在，甚至连正经公交都不从这儿过，只有黑车和吭哧吭哧的私营中巴，沿途叫嚷停留，车厢里永远弥漫烟臭、脚臭和一股说不清的焦臭味。最终，我仍选在这儿置业了。一是因为房价便宜，压力较小，不用踮着脚尖去够；另一个，小区环境好，幽静，适合我这样的文字工作者。但真正使我下决心的一个动因是老莫。那天售楼小姐领着我看房时，很神奇地遇到了熟人——陈媛。见到我她很高兴，说她就住这小区，才搬进来。她极力劝说，来吧来吧，这小区多好呀，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我说，好啊，我争取。实际上当天我就签了协议，甚至没想到会跟他挨这么近。售楼小姐抱歉地告诉我，现房就剩这套底楼二居室了，要是你不满意，可以看看业主寄售的二手房。我说就这套，给打点折就行。所以，跟老莫做邻居的愿望是我买它的主要原因，很简单：老莫是一个诗人。恰好我也是。你知道这种概率有多小吗？两个诗人（确切说是两个都很不赖也彼此欣赏的诗人）成为邻居，就像机场上驶来了一艘游艇。这也是陈媛见到我那么兴奋的原因，她为她的丈夫感到高兴，因为诗人总是很孤独的，而老莫比绝大部分诗人更孤独，他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太少了，但他喜欢我，她是知道的。

　　老莫是诗人。这座城市有三千多万人，知道他的不过十余人。也许稍稍夸张了点，最多不超过二十五人，顶天了。也许你觉得，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存在更似一种不存在，那你可错了。知道他的，恰恰也是这个神秘行业里颇具资历、出类拔萃的一些人，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说的是二十年前，现在又变了。当时出风头的那批诗人，仅一两位还“活”着，更多的是被遗忘，去世，销声匿迹，就像潮汐过后的静默和沙砾。要我说，如实地说，眼下这个时代连潮汐都没有，也不再静默，只有沙砾，在一座巨大的搅拌机里日夜不止，喧嚣，粉尘，噪声，什么都有唯独没有诗意。也没有诗，只是躺着一些句子，尸横遍野。我的意思是说，老莫是个传奇。他很早就该出名或者说他很早就具备出名的各项条件，但他没有。认识他的基本都是老一批的诗人，最年轻的可能是我，今年也四十七岁了。他仅比我大九岁，我们俨然是两代诗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时期他就开始发表组诗；九十年代中期，他在《诗歌报》和《诗神》上发过不少作品；在《科学诗刊》上过头条；获过各种诗歌大赛的奖项，在一九九六年第五届全国先锋诗大奖赛中拔得头筹。这很了不得，多难哪。要知道，当时刊物几乎是唯一渠道：投稿，发表，获奖。当然也有另一种，比如抱着“民间诗歌”的大腿，以团伙的形式会聚在一面“流派”的大旗下。那是另一种途径，但所有途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不依附于任何流派，单枪匹马，老老实实走在一条最艰难的荆棘路上，成绩斐然，这是他被其他诗人（无论庙堂的还是民间的）尊重的原因，也是他忽然弃笔的直接原因，进入二十一世纪，没人读诗了，写诗的人都忙着去搞钱，诗歌刊物几乎消亡殆尽。没圈子，没团伙，甚至不再有作案现场和动机，他忽然消失。那个叫做“乔达莫”的诗人消遁在时间的阴影里。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老莫”。那是2003年，我刚来重庆，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不管对这座城市还是所处行业，自己几乎是一个全新的人。何为简讯、综述和特写都分不大清楚，收入低，但开支却不会因此变少。于是在老辈子的指导下，接点私活儿，主要是撰稿业务，写商场广告、公司开业庆、会议发言稿、论文，等等，报酬往往也就几包烟钱。那次有个不错的业务，不是我主动找的，不知经过多少中间人，总之七弯八绕地砸到我头上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有位曾老诗人（很平庸但年龄和资格的确都挺老的）承接了《渝州日报》的一项广告业务，一共十五个区县，每个区县一个整版文字广告。一般来说，报纸广告都是专刊记者或广告员编写，这次不一样，每篇稿件将特邀作家、诗人来撰写，这也是曾诗人能拿到这个业务的原因。在《渝州日报》经营史上还不曾有这样新颖的策划，把广告当文学作品来创作，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软文”。曾诗人负责该项目，很多诗人、作家他又瞧不上，四处打听网罗，有人举荐了我。他专门到网上查看了我的诗作，这并不难，那时我是一个诗歌论坛的版主，这个论坛知名度很高。经鉴定他觉得“还可以”。召集作者开会时他通知了我。

　　聚会是在两路口的其香居，一个在露天喝坝坝茶的地方，面朝一尊硕大的贺龙铜像，只要不下雨，那儿茶客总是乌泱泱的，像下饺子。那天下午，一共去了七个作者。原本当天就该把任务具体分到每个人头上，但曾诗人说不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私下再分配，多赚差价：比如每篇稿费报社付三千，可我只拿到一千二（而当时我觉得已相当之高了）。总之，那天正事儿不到十几分钟就说完了，有几人先走，剩下的反正没事儿，就地虚度。我留在那并非完全无事可做，而是脑壳有点包，一直等着曾诗人给我明确任务，也可能是指望他多给我一两篇来写，说来说去，就是生怕到嘴的枣子掉了。这帮人原本都熟，除了我。一开始他们说的都是我不了解的事，一些他们共同的朋友之类，比如：某某刚刚出了一本什么书，稀烂，居然卖得特好；某某好容易调到某某杂志社，去后发现工资都开不出来；还有某某诗集研讨会成了一个笑话，用的是盗版书号……诸如此类。后来他们终于注意到我了，有个人拈起指头问我是谁，写什么的。我向来反感“我是诗人”之类的说法，正想说我是《今日工人报》的记者，一旁有个来得晚话也绝少的人替我答道，他是写诗的。我转过头，此人身形厚实，个不高，短发，脸膛黢黑，戴副方方正正的眼镜，声音洪亮，是真洪亮，他开腔连茶汤都在打抖。另一人就问，老莫，你认识他？我于是知道他叫老莫。我说，不认识啊。老莫说，我认识你。他又跟他们说，我读过他很多东西。那个问我写什么的人继续问我，你在哪发过诗啊？我说，都是些民刊，还有网刊。他说，什么是网刊？我回答，就是网站自己制作的诗刊。不固定，有时一个月一期，有时半年或者一年出一期。那人“哦”了一声，我感觉他还是没能理解。这时老莫递给我一支烟，对他说，老董，你不懂。他点燃烟又说，但有一点你该晓得，虽然他还年轻，但是你还有你，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写到他那种程度。老莫指着我说，他的诗写得非常的好。这番话很是出其不意，虽然我不在意这帮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有人突然替我说了出来，还是很提劲，也有点尴尬，主要是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让我有点担心。有一瞬我甚至担心会打起来，诗人血稠，激烈，喜欢争强好胜，就像公鸡一样，一言不合打起来也是常事。但很奇怪，他们都不作声了。接着在洞子火锅喝酒的时候，他们挨个给我敬酒，似乎我已是个有所成就的诗人了。我知道，这种转变是因为老莫。我给老莫敬酒，问他是不是到过那个诗歌论坛？他说，是啊，要不我怎么知道你的。我怎么也想不起论坛上有个叫老莫的，虽然有点失礼，但仍感到好奇，问，那你平常贴诗都是用什么名字呢？他说，我不写诗，最多发点散文。我们那个网站除了诗歌还有散文、小说和摄影版块。我说，你不写诗啊？这时曾诗人笑了，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年轻人，我考考你，听说过一个叫做“乔达莫”的诗人么？我顿然就理解了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他那么杵，这帮人却毫不芥蒂。他可是乔达莫呀！我当然知道他。他不是我摹习的那种诗人，不是我暗自崇拜的诗人，但确确实实，这是个响亮的名字，早前在很多刊物一再出现。我也读过，只是怎么也想不起一首，这是一个遗憾。于是我又给他敬了一杯，满满一杯。当晚老莫喝多了，是我把他搀回去的。他住江北国际村背后老街一栋旧单元楼里，三楼，一居室，屋里全堆着书，堆得像山一样，一张黄色折叠小餐桌放在凹陷地带。有点意外但符合预期，在我心里诗人就该住在乱糟糟脏兮兮的破房子里。就是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媛，她对我送他回来表示非常感谢，有点语无伦次，一时非要请我进去喝杯茶，又很抱歉地说屋子里太乱简直没法下脚。我其实喝得也有点晕，客套两句便告辞了，走到楼下她又追下来，塞给我两个黄梨。

　　之后我们又见过两次：这批稿件结束后，曾诗人做东请我们这帮作者吃了顿饭；还有一次是几个诗人和老莫在上清寺酒聚，他记得我的报社就在附近工会大厦，兀自闯进编辑部将我叫了出来。每次他都向在场者极隆重地推介我。他是发自内心的。在成为邻居前我们还见过一回，一个女同事休产假，我临时接替她的工作，撰写一个“情感隐私”专栏，毫无素材，没有来源，只能从熟人入手，我想到了老莫。那时我多少从旁人口中获悉了点花边消息，他拒绝上班，穷困潦倒，是陈媛拯救了他。他们是在论坛上结识的，她将他那些流落的文字整理出来，精心设计，打印装订成册，只有两册，一册寄给他，另一册自己保留。我觉得这个细节就很有意思，里边肯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足够感人的。我联系老莫，说了我的意图。他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我背着包去了。在他租房附近的一间苍蝇馆子，坐下来他便告诉我，这个稿子你就别写了，不值得写，我请你吃饭当赔罪。我虽然失望，也能理解。后来陈媛也来了，对我说，这太罕见了，咱家老莫也请客了，请朋友吃饭这好像还是头一回呢。我说，太荣幸了。老莫笑道，听她瞎说，主要是穷，有钱，鬼大爷还不晓得请客吃饭哪？那次我才知道，老莫辞职多年，之前在涪陵一个兵工厂待了十年，该厂建在一个长约十七公里的防空洞里，藏在莽莽群山之间。这大约也解释了为何他富有诗名但在江湖上毫无位置，说白了他一直与世隔绝。他在城市漂着，关在租房里疯狂写作，直到积蓄耗尽，最困厄时一把挂面撑了三天。转折点是陈媛的到来，她就像天使从遥远的北方扑面而来。爱情带来生机，他暂停写作，转而努力做活儿，很多都是之前他不愿干的，比如我们一起去接的那种软文。我们刚成邻居那阵，他跟一个民营出版公司合作做书，五花八门，诸如《玩转中国最美古镇》《陆军军装史》《豪华邮轮指南》等，当然是汇编，那些古镇他一个都没去过，别说什么邮轮了。用化名，一次性给稿费，按字数计，千字一百。后来出版公司垮了，朋友推荐他到一个文化公司，该公司承接了两家报纸的政务广告，他只有一个要求，不采访，只做来料加工，就是你给什么资料他做什么文章，把那些文件啊、讲话稿啊、工作汇报之类的东西转化成各种款式的文字稿。枯燥，毫无意义。我曾劝他，既然你这差事都能干，为什么不干脆到报社做个编辑，以你的能力，混几年说不定就成副总编什么的。他说，要想去报社的话老早就去了。一想到采访我就脑壳疼，跟一个陌生人你能聊什么呢？老莫说，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写这种稿子我挺自在。我理解为，他对人际关系很排斥，有恐惧，兴许是长期待在山洞里的原因。但写政务广告收入还是不错（不然也不可能买房和交月供了）。他告诉我，平均每天有一百五到二百的收入。比我高得多，我仍觉得不是长久之计。他说，管它呢，到那山再唱那山的歌。

　　那时我还年轻，慢慢我也理解了，上班呢，某种意义上，从消极的角度看，相当于自己定点去到某个“监狱”，在参观中劳作，并接受投喂。现在看来，居家干活儿就能养活自己这也是一种能力，虽然这比上班更难忍受。我不理解的是，既然你这也写那也写，为什么就不写诗了，诗才是你的立身之本呀。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小区外路边的烧烤摊上。晚上九点多，他刚喝了酒回来。下午他去公司结账，老板顺便请他吃饭，他喝兴奋了，觉得不过瘾，到小区了又不愿回家，给我打电话，说出来吃宵夜了！我走出来就看到他，挎个黑皮包站在暗处，只有去公司他才会背上这玩意儿，像一个农民背着路易威登。我们喝完一瓶老白干，他冲老板吼，莽娃，给我拖一箱老山城！他要啤酒从不以瓶计，而是论箱。而当他开始要啤酒足以说明他已经喝舒服了，他一喝舒服，话就多很多，也是醉的前兆。对于我的那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高潮来得太早了，老莫挥着手里的酒瓶说，周作人翻译过一个日本人的诗，其中有一句：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就是这种。高潮是啥东西你总晓得吧，最佳情形是，高潮后你会感伤，那是诗的状态。但有种情况是，万念俱灰，就像是一阵龙卷风过后，所有东西都吹跑了，就是空，极空。这就很恼火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我不是不写，是写不出来了，我没东西写了！他作势掏自己的心窝子，妈的，我这儿，一丁丁、一丝丝那种要说出来的欲望都没有了。过了一会儿，老莫又主动接续这个话题。他很认真地瞪着我说，你晓得我喜欢你啥子，我为什么喜欢你的诗？我说，不晓得。他说，自由。你狗日是自由的。老实说你写的东西差的也多，但有个好处：你没啥形状，没被规训，没什么条条框框，你是个野生的家伙，你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我说，慢慢慢，怎么扯的，我怎么狡猾了？他狡黠一笑，说，你个人清楚。我说，我不清楚。他说，那就不提，我给你说，顶真地说，我就缺你这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写了？其实吧，我还在写，但写一首撕一首，没一首是让我满意的。废在哪儿？我想了想，从根子上就错了。确实我发过不少诗，一度也有点小名声……我插嘴说，什么小有名声，你当年也是“中国十佳诗人”之一。没用，他说，有锤子用。也许我写过一些自以为是的好东西，但并不一定是真东西，不晓得你能不能理解？我摇摇头，他说得有点绕口。他说，不否认我写过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诗，但实话实说，那要看用啥子仪器看，处在什么环境用什么标准看。那些东西，说白了都是在一个筐子里，你做再好，也只是模具。你是个死物，死物罢了！但是呢，这个套子又很难摆脱，脱不了啊！听他声音高亢起来我就知道，差不多了，要收秤了。我将他滑到地上的挎包捡起来，把剩下几瓶酒退掉，强行搀他回家。我带他乘电梯，把他送到门口，交给陈媛才离开。还是出事了。翌日，陈媛来敲门，告诉我她整夜未眠。他在家里闹到凌晨三点多。中途他发酒疯还跑出去过，她跟着赶出去，把人找到了。她说，你看看我的肿眼泡，我哭了一晚上，老莫喝多了，发神经，把刚结的两万块钱甩在街上，钞票飞得到处都是，我一边哭，一边捡，我还要好言好语拉着他，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他弄回家啊！回到家我的衣服全都被汗浸湿透了。我哭了一晚。真的，我求求你，以后再也别叫他喝酒了，好吗？

　　那之后我便很少跟老莫喝酒了。当中还发生了点别的事：我跟老婆闹矛盾，具体什么矛盾就不说了，总之吵吵闹闹两年多，最严重的时候就差领离婚证了。这期间，陈媛可能想从中斡旋，或者仅仅只是好意关切一下，跟我老婆聊了聊，结果，结结实实挨了脸子。也许这让陈媛觉得被冒犯了，便跟我们刻意疏远了。那几年我很少去找老莫。那时我在报社被擢升为总编助理，既要对上又要对下，卡在中间，难得很，杂事多如牛毛，心力交瘁。我大部分时间都塞在办公室，下班就是凌晨，无心也无力出去浪荡。后来我发现并不只有我，老莫似乎也跟旧友都失去了联系。有次我在某个场合碰到曾诗人，他退休了，为一个景区编撰刊物，他告诉我，老莫戒酒了，是彻底戒了，谁都无法把老莫叫出来。我大吃一惊，想象不到他不喝酒是啥样子。据说，为喝酒的事老董也被陈媛责怪过，让老董十分委屈。曾诗人（包括他的朋友们）为老莫感到莫大遗憾：老莫原本可能成为大诗人的，之所以搞成现在这鬼样子，全是因为陈媛，她把老莫看得太死了！我完全不赞同这个说法。我说，要不是陈媛的话，老莫这个人是不是还存在都值得怀疑，还谈什么别的。爱慕诗人的女人多了，没见有哪个女人像她一样，婚后十多年来还一直支持他写作，甚至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有意义。为此她付出太多，比其他家庭女性更多。孩子上小学后，她重新回到社会，在一个物联网公司做企宣，听说经历了许多挫折，但她熬了下来。陈媛是个好女人，她拯救了老莫，这毋庸置疑。

　　我和老莫很少联系，不过这种情况在五年前有所变化：我辞职了。我曾以为会干一辈子呢，谁料到媒体这条航母也会侧翻，我们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大摞一大摞往海里跳。辞职后我有一些别的机会，也有人来撺掇我回去，但就像老莫的“高潮论”那样，心如死灰，这个行业我再也不想干了，别的我也不想从头再来，于是窝在家写小说。也不是临时起意，好些年我都没写诗了，不单因为忙，而是我渐渐觉得诗不足以承载我想说的东西，研究了一些文学期刊后，我觉得写小说应该不算什么难事。后来，很久之后，比如现在，我发现很多初学者都是这样，带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写出来几个故事就能成名成家。当时我不知道这事儿会有这么难，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强行渡海抢滩。我总算运气不错，捡了块舢板，起码还没被淹死吧。总之，因为不上班了，跟老莫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

　　不知是不是人到中年的缘故，我们都有了饭后散步的习惯。那次是在湖边，他迎面朝我走来。好久不见，这家伙忽然胖了一圈，脸颊比原来柔软多了，皮相白了。原先那些隐隐藏在面容后头的怒气荡然无存。看起来很平静，就像一个千帆过尽的人，一个老人，实际上他看起来仍显年轻，最多只有四十几岁。我是说，他现在的状态跟我之前熟悉的那个老莫忽然有了一些差异。他摸着我的肚子，说，你这娃也长肥了，尤其是这儿。自然而然的，我就问他最近（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怎么样，他说老样子呗。我猛然意识到：他仍在当枪手。对，他说，是的，我还在写那些软文。我问，还有业务？他说，多呀！每天三千字，除了春节那几天可以休息休息。我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媒体都垮完了，我们这些从业者像沙漏一样流逝，他仍有业务，始终饱和，似乎这坍塌的行业现实对他的工作没有一丝影响。他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死的是载体，又不是广告。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原本就是两条线，各走各的。当然你要说影响，哪里可能没有呢，但影响不大，我这个合作公司一直主攻的是区县政务，你们垮了，但宣传它不会死啊。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问，既然如此，稿费是不是有所增加。他搔了搔头说，还是老样子。我说，天呐，十几年了，你不晓得涨下价吗？老莫嘟哝说，还是给我涨了点，千字涨了五十。我说，那也很低。他说，那要看你怎么想。我说，我想不通，包括你做的这个活儿，十多年周而复始，我是做不到。他说，你不是做不到，是你没必要。他又说，你应该读过《阳羡书生》吧？我说，读过啊。老莫问，你觉得这故事怎么样？我说，很有意味，无穷无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老莫又问，那你觉得这个故事里边最关键的东西是啥？我想了想，噼噼啪啪说了一通。他显然对我的答案不甚满意，皱起眉头说，你记得原文是怎么说的？“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首先，这个笼子是跟你对称的，是能够伸缩自如的；另外它有一种自适应的代理能力，你看人也在里面，鹅在里面，但人跟鹅的形态、尺寸，差距依旧存在。书生进了笼子，鹅不惊，负不觉重。你不觉得，这个故事最重要的“眼”，最核心的那个道具，是那个鹅笼吗？老莫说，现在你懂我意思了吧？我点点头。实际上他到底想说啥我还是没懂。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出来买烟，他也在小卖部。他似乎才意识到，问我，你咋天天在家？我说，我歇家里半年多了。我把辞职的事情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他听完问我，那你准备干点啥？我告诉他在写点小说。他好像很满意（或者说更像是等待我说出这个结果），说，挺好啊，你是块料子，再说你做了那么多年记者，素材也多。我实话实说，这碗饭好像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吃。一共五个月我才写出三篇小说，投出去也都是石沉大海。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笃定，说，你没问题的！迟早的事。我知道这是朋友的鼓励，他的话仍然让我灰暗的心稍微有点振作。

　　之后，我们经常一起散步，顺便讨论小说，主要是我，我迫切需要意见。这方面他比我专业。从现代到当代，从欧洲到拉美，各种小说流派的作品他都通读过。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找他借阅过不少书，书页里布满密密麻麻难以辨认的批注。有次，他提到两篇作品，是新近才刊发的。我明显感觉出来了。问他，怎么，你是不是也开始写小说了？他有点不那么自然，说，才开始。我没问他为什么想起写小说，我好奇的是，你每天都要写几千字软文，哪里有时间干这个？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的时间都是高度格式化的，这样有个好处，时间可以调配。上午写一千五，午睡起来再干一千五。原先我晚上要看电视，现在我把那个时间用来写小说，写到十一点半，关电脑，睡觉。我说，你不累么？白天写晚上还要写。他说，这能一样么？白天我给别人写，晚上我是给自己写，你写小说你累么？我说，但是你哪有那么多可写的？其实我没说的那句话是，你成天都关在房子里，你跟整个社会都不接触，就像在茫茫海面上的一座孤岛，素材从何而来？他将烟头甩远，直直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啊，心不要太狼了。你若真能把自己脑壳里原装的东西写出来百分之一，把这百分之一写透，就已经算很不错了。怎么，还嫌伙食少？

　　结伴散步时我跟他提及正创作的故事，每次他都要给我一些意见，有些很好，有些我不能接受，但尽量试着接受。他的见解和观点对我总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直接，不来虚的。能听到真话，哪怕不一定对也没关系。只有一点，总是我给他讲或给他看我的小说稿，但他从来不给我看他的。我要是问他，他总是讳莫如深。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好奇。他就说，我只会写，你要我说，我是真说不来。我故意挤兑说，如果一个小说不能在三分钟内给旁人讲出来并且吸引人，那么就显然不是个好故事。他习惯性鼓起眼睛，想要争论，但最终还是认同了我这个比较无稽的说法。后来，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还是讲了几个。必须说，他不是一个擅长口述的人，他的声音很粗，又很扁平，口齿不那么伶俐，总是磕磕绊绊，尽管如此，那些故事几乎都被我记住了。

　　他讲的第一个是家庭故事：有对夫妻，男人对妻子各方面都很满意，她在各方面也无可挑剔，夫妻之间恬淡也充实。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婚后不久，他发现妻子胸口处有颗瘤子，不大，介乎红色和透明之间，周边长了一些黑色毛发。他第一次发现这颗瘤子时略微有些震惊。他盯着那个瘤子多看了几眼，突然有一种下坠的感觉，就像是掉进了什么洞里，而这个洞非常深邃并且幽黑。他好不容易才从那个洞里爬出来，他觉得要是再多看几眼自己会被埋在洞里。从此以后，他极力躲避那颗瘤子。要说新婚那段时间一切都是圆满的，就这点是个遗憾。他安慰自己说，刚开始是这样的，慢慢就好了，会习惯的。事实上，越往后就越是相反，这很难容忍，越变越难。甚至连身体都有这种抗拒的记忆。但要与妻子不坦诚相见是很难的。她总要洗澡吧，洗澡时她喜欢叫他送来毛巾；她也喜欢裸睡。他巧妙地排解了上述困难，帮她在浴室里放置舒适的浴袍，床头柜里放满了精心挑选的各种款式和面料的睡衣。但两夫妻总不能不做爱吧？后来她终于发现了丈夫的秘密。这不难发现，做爱时他不愿她脱掉上衣。应当说这已是婚后十年的情形了，那颗瘤子明显长大了不少，它开始变色，周边黑色素沉淀。她从小就把这颗瘤子当作是一种残缺，只是秘而不宣。现在她醒悟过来，丈夫也跟自己一样在意，甚而更在意。它影响了他们，就像横亘在两人当中的一颗钉子。她偷偷到医院咨询，医生对她想要拿掉它的念头极为不解，在医生看来，它既不在脸上，又不是什么危险的预兆，再说藏在胸口旁人也看不到，毫不影响生活。可医生哪知道事实并不如他想的那样呢。既然医生说这个瘤子无用、无益、无所谓，她就动了心思。再过半个月就是他四十五岁生日，她觉得可以送个礼物给他。就是这个：拿掉这个多余的东西。她预约了手术，在韩国的一所整形医院，微创小手术。她是自个儿去的，他毫不知情，只以为她是去韩国旅游。生日那天他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小说也就是从这儿起头的，他接到来自异国的电话，一个遥远的声音告诉他，他妻子取完瘤子后再也没能醒来。

　　听完后我问，你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呢？他反问，你就说故事怎么样？我说，是有点意思，就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你好好想想，一首好诗，寥寥几行，就像一座没有墙的房子，到处都是窗子，看你从哪进出了。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他讲的第二个故事，有点类似寓言。故事说一个人决心去死，开车到郊外，又步行走了很远，直到看见一棵硕大的苦楝树，树冠如盖大得惊人，周围除了沟渠和野草别无他物，一片空旷。他觉得这儿很惬意，景色很美，是一个绝佳的归宿。他把随身携带的一瓶奥沙西泮全吞下去，大概二十片，再将衣物一件件脱掉，光赤赤坐在树下。慢慢药物起了反应，周身发汗，无力，伴随一阵阵恶心，他闭上眼睛，就像睡着那样。他以为自己死了，或是要死了。但醒了过来，模模糊糊发现身边堆满了影子。他以为那是一群人，但他太虚弱，又昏迷过去。再次醒来，过了许久，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在一个洞穴里，也可以说是宫殿里，身边全是昆虫，形体像他一样大，也可以说他如今像昆虫一样小了。他不知为何它们要救他，也不知是如何进到这个洞穴（他非常清楚这是个地底洞穴，甚至有可能就位于那棵巨树下面），并且变得像它们那样小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全无所知，他唯一知道的是，它们悉心地照顾他，每天有昆虫来喂他喝一种味道难闻但喝下去犹如甘泉的汁水，另外还有一些青叶之类的食物。他被动接受这一切，既不觉得恐惧，也毫不悲伤，但比较好奇，接下来将会是什么。比如它们会怎么做，如何处理自己？时间一天天过去（这里“一天天”只是一种形容和比拟，因为那儿没有昼夜之分，既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没有清晨与凌晨之分，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光泽，很柔和，光泽里始终弥散着一两层薄雾，就像是月光但被长期储存在此处），他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打算，没有任何要处理自己的意思，以至于他偶尔觉得自己原本就是这儿的一部分，只是形象稍有不同而已。老实说他在那儿过得挺好，以前让他焦虑的事物都不存在了，他一直觉得担负的那些压力都被瓦解了，他很享受这种失去重量的生活，有时他甚至发现自己也能飞起来，只是没法持续太久。但是，故事里总不缺少“但是”，时间太久了，几乎就像是过了整整一生，他开始变得无聊，接着是困惑，之前的一些疑问重新回到脑子里面。他发现，他还是想要回去，既然我还活着，那我要回到我原本生活过的地方去。这个念头让他寝食难安，像犬齿一样啃噬着他。他谋划很久，试着出逃，但每次都被发现，被遣返。最终，他还是成功逃离了那个宫殿：如他所料，回到地面后他又恢复回老样子。山、树、草以及他本人，所有的比例重新恢复，那种重量也随之回来了。他想彻底离开这片荒原，他想找到自己的车，尽快回家，回到城市街区里的那套房子。他的步子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就像有一个千斤顶悄悄地放在他背上。渐渐地，他无力负担自己身体的重量。从他倒下的地方仍能看到那棵巨树，沉默地矗立在黄昏里，那是他见到的最后一个黄昏。

　　这故事让我蓦然想起《阳羡书生》，两者有着什么隐秘的内在联系。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有点惊愕，说，你咋这样想呢？看到他反应强烈，这个话题我也没再延展下去。类似的故事他给我讲了一些，都很怪诞，超现实。怎么说呢，很不像他的风格。要知道，他是以抒情诗为人所知的。比如，他还讲有个人被雇佣去监视一个作家，那个作家每天固定时间坐在书房写作，他监视了几个月，越来越好奇那个人到底在写些什么，后来他偷偷摸进作家的书房，发现那个作家其实就是自己。他写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故事。不知为何，听故事的时候我偶尔感到不舒服，但具体并不知道是故事的哪一部分或者故事让我的哪一部分不舒服。我告诉他我的真实感觉：它们缺少逻辑，过于片段化，主题不明确。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在现实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最后这条意见他表示认同。他说，这种故事确实很难让人接受，最主要是难写，因为要把不符合现实逻辑的事写得符合逻辑实在是太难了。我问，那你讲的这些故事到底写完没有？他说，这不好说，我要写的故事都不会主动结束。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怪。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有种感觉，还是要跟他保持点距离为妙。

　　一晃过了四年多。过程就不说了，总之是既漫长又急促。这当中我与老莫见面又少了许多，也不尽是刻意，由于妻子换到更远的渝中区上班，家里晚餐时间推迟了，等全家吃完，我洗碗出门时，老莫已散步归来。有时撞见，也只简短聊几句便分头而行，很少再有那种深入、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起初，我并不真正理解这种变化何以发生，慢慢地，比如现在，我终于知道也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嫉妒他。我嫉妒老莫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

　　这里必须坦白一件事：我把老莫讲过的一个故事写成了小说，就在去年。发表后，我知会他了。我刻意轻描淡写，说在小说里用了他的一点点故事。他说，没问题，随便用。然后问我是哪个故事。我告诉他，是那个决心要死的人，没能死成，活在梦境里又很想回到现实里去的故事。他问，我讲的？我说，是啊。他说，好啊，你到时给我看看。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拿稿子给他看，我相信你们都能理解的。这篇小说后来得到一些好评，还拿了个奖，此前我发过二十多篇小说但毫无影响力。这对我意义重大。但我的负疚感更强了，我非常清楚，那篇小说，它的核是属于老莫的。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他还有许多许多。

　　因为发表作品，渐渐地，我也有了点小名气，活动啊、应酬啊也渐多起来。在很多场合我都提到我的朋友老莫，我给大家讲老莫这个人，讲他不计回报的写作，讲他在故事上的天才和魔幻，就像当初他无私举荐我那样。站在朋友的角度，嫉妒归嫉妒，我也真心地希望他能被看见。再说，如果他的小说能发表，多少也有经济收益，对于家庭来说也是很现实的。我问过老莫，你写到现在，攒多少小说了？他说，哪个晓得，我又没数过。我试着（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劝他投出去，我说，我现在认识不少编辑。言下之意是，可以帮忙推荐。他说，还不成熟。好几次了，他总这样回答，不到时候。既然如此，我也没法了。其实我不是平白提及，有次遇到陈媛，她说，你现在都混成知名作家了，能不能给老莫推荐一下嘛。我说，可以啊。我问老莫写了几篇了。陈媛说，哪里几篇哦，只怕写了几十篇了。我吓了一跳，说，这么多，这要是都发出来还是好大一笔稿费呐！她说，不是钱的事，我们虽然没钱，但也并不缺钱，我就是觉得他干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久的夜路，总得看到个亮吧。让他投他也不投，哎，他不听我的。你劝劝他呗。于是我专门找老莫聊了，只是他依旧油盐不进，我也没辙。很多个深夜，从各种酒局归来，远远看见他的书房亮着，我就有些妒忌，我知道他还在写，我嫉妒他的那些创意，更佩服他的耐力，他每天都写，却从不思考之后的事，比如投稿啊、发表啊、获奖啊，他从不考虑这些，仅仅享受写作本身而无需用它们来变现。我做不到，所以我完全能容忍这个事实：我的写作并无意义。它们有的之所以被认可只是因为平庸的人太多罢了。我不可能不暗暗嫉妒他，我知道他在写一种惊人的小说，不是一篇两篇，而是一大堆。

　　2020年春节刚过，疫情爆发，人人禁足在家。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陈媛的电话，说他们在东北，家里收养了一只流浪猫，猫粮和水本来留够了的，但眼下暂时回不来，担心猫出事，也担心没人在家，猫会不会搞破坏，水电气有无泄露之类，想让我去看看。即使没有那只猫她也有无穷无尽的担忧，她就是操心的命。放下电话我就去了，陈媛把备用钥匙放在底楼信箱里。进了老莫家，那只猫惊恐地窜进书房。得亏来得及时，猫粮早就断绝，碟子空空如也；厨房一片凌乱，很多食品袋被咬破了。我把水槽里的水重新换了。两个猫砂盆积满了猫屎，我清空、换掉。做完这些，我进书房叫唤那只猫，它匍匐在柜子底下，不敢出来。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我突然瞥见了那台电脑，真的是鬼使神差啊，我想都没想就摁了电源开关，然后坐下来，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或者说我根本不愿看到的，所有的一切。这件事也许我不该说出来，但若是不说，此刻我写的这个故事完全丧失了意义。或者说故事就缺了一个结尾。怎么说呢，老莫的电脑确实藏着一个秘密，但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他全部文稿都存在D 盘，分门别类。首先最为庞大的一个文件夹是十几年来所有的软文，密密麻麻，占满了整个文件夹，看着叫人十分焦虑。有次我问过他，这么些年你到底写了多少软文啊？他说，你算啊，按一天一千五百字，算下来，也有千万字以上吧。我吓了一跳，靠，你这是行为艺术啊。他哈哈笑，说，这算啥，我还把那些软文整理出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册。我说，你有病啊，谁会出这种东西？他说，书都印出来了。我问，咋回事？他说，公司老板有天请我吃饭，说我干了一辈子文化行业，也没出过一本书，是个很大的遗憾。老板直说了，他想出个书，但是呢，出一本两本没得意思，要出就出个阵仗，他想让老莫把这些年编写的稿件按各种类别整理成书稿，有多少本就算多少本，最好多点，组合成一套文集，封面上自己的署名整大颗一点，这样么，送领导、送客户很有份量。老莫说，没问题，另外给我付钱。老板说，这也没问题，钱能解决的问题统统都不是问题。原以为很简单的一个业务，结果老莫花了四个多月才把这套书稿给搞出来。你知道为什么？老莫说，老子发现，那些软文至少有一半是重复的，不是这里重就是那里重，也就是说，那一千多万字里边至少有五六百万字都是自我抄袭。你说好耍不？此刻，这套传说中的文稿就在眼前，我打开瞅瞅，很杂，有新闻稿、评述稿、纪实稿，还有两部定制小说（一部是写某火锅馆的，另一部是写某渔业公司的创业史）。第二个文件夹，才是老莫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晚上在书房里写的那些，全是小说，大概有四十五六篇，两部长篇，二十几部中篇，剩下的是短篇。够吓人了。我压抑着砰砰的心跳，手指有些颤抖，就像一个顶礼膜拜的圣徒。可迅速将它们扫视一遍后，我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怎么说呢，这绝不是我所期待的小说：一板一眼，没什么毛病但也没什么惊喜。问题就在这，它们太熟练了，以至于长得一模一样，没一篇是我想象的那种。我不想相信这是老莫写的，但确确实实就是他写的，文档上的时间也佐证了这点。那么他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呢？那种飞起来让我激动尖叫的小说呢，它们藏在哪儿？我找遍了，没有啊。我呆坐在电脑前，手机叮叮地叫了起来。是陈媛，她问，你去我家看了吗？我有些机械地回答，我刚进来。那就好，她说，猫没事吧？我说，没事，老莫呢？她说，老莫带着娃在外边耍。这时手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噪声，她似乎又说了什么而我听不清楚。我没有说话，她好像暂时放下了手机。那一刹我突然很悲伤，在我刚刚卑鄙地感到释然后第一次感到悲伤，而我无法精确描绘这种感受。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她的声音，你还在吗？我说，还在。她说，等等，我好像听到老莫回来了，你要跟他说什么吗？不……我说。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战栗着逃离那台电脑，有些什么重量在急剧下坠。她提高音量问，怎么啦，你在哭吗？我说，不是。然后我挂了电话。我伫立在窗口，看到一个人沿围墙缓步走过，我注视着他从阴影径直走进那堵墙，成为赭色墙体的一部分。这幕场景就像老莫曾经给我讲过的某个故事的场景。我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走进了墙里，就如此刻我突然难以确定，我的朋友老莫是不是真的给我讲过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