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琳

　　2019年6月21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布莱恩·R·雅各布森针对亨特·沃恩之著作《好莱坞最为肮脏的秘密：电影的隐形环境成本》，以及詹妮弗·费伊之著作《不宜居的世界：人类世时代的电影》的评论，题为《火中好莱坞》。

　　众所周知，全球气候变化是最近的热门话题，但电影又与其存在怎样的关联呢？沃恩的著作告诉我们，能否制造出灾难性的大火，长久以来都是好莱坞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志——电影史上有名的例子很多，《飘》里的一场大火烧了外景地，就是其中之一。而沃恩想要说明的，就是这样的拍摄方法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沃恩所关注的点，与近些年来电影研究的“物质转向”有很大关系：在很长时间里，电影研究似乎只局限于“赏析”或者与文学研究相似的“文本分析”，而其后的“新电影史”则使得电影研究的疆域大大拓展，一些以前大多被忽略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也借此重新得到审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沃恩的著作中看得更明白：例如，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当年柯达公司之所以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建立实验室，原因之一就是它离安大略湖很近，而柯达公司在1920年代每天需要1200万加仑的水供给胶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好萊坞灾难片层出不穷，它们似乎帮我们提升了环保意识，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这些电影在“娱乐升华”之余，是否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主义（灾难片中的英雄）的解决之道？它们是否还是对“技术”抱有足够的乐观、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借此解决？

　　但费伊的著作《不宜居的世界：人类世时代的电影》中，观点却有所不同：费伊认为，借助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技术的两面性，即一方面，电影所呈现的是人造的奇观世界;但另一方面，它又彰显了人类创造一个全新人造星球的野心。而对于电影的“教育”功能，费伊也更为乐观——她认为，电影和电影理论能够帮助我们与自然、地球甚至人类世界之间建立起情感关系，而这又有助于我们形成更为重要的生态关联。

　　雅各布森认为，即使我们同意电影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但其中的代价我们也不可不察：一方面，我们花在各种屏幕（特别是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对于各种屏幕向我们传递的真实的环境威胁，我们又越发心惊胆战，然而，我们与外在世界之间这种 “有中介的联系”，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