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雅欣

　　2019年5月29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刊载了安娜·凯瑟琳·沙夫纳的文章，题为《肥胖是个事儿》，在文中，沙夫纳对“为什么肥胖”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述。

　　沙夫纳指出，迄今为止，对于胖子的歧视，基本都基于以下判断：肥胖是因为不佳的个性特征（贪婪、软弱、缺乏自控力），肥胖是對于资源的浪费（特别是食品和医疗资源），肥胖是对于健康、基因和国家未来的无耻扰乱——总之，在一般人看来，肥胖纯属个人生活方式问题、端看“个人意志”坚定与否。然而，此类设想，早已受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驳斥：在心理学家看来，过度进食可能与创伤有关，它是对于压抑、冲突和焦虑的缓解;在社会学家看来，肥胖症往往与贫困有关——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英国最不受剥夺的地区，女性肥胖的比例是21.7%，而最受剥夺地区的肥胖比例则是35%。该项研究进而表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寻求更为短期的快感，比如，有人认为，经常与贫困相伴随的长期压力，会影响大脑的荷尔蒙水平和奖赏回路，从而使人更倾向于考虑简单的即刻满足。也因此，“肥胖”实际上就成了社会阶级的能指。

　　而安东尼·华纳的著作《肥胖的真相》，即与上述思路有关，即它试图提供关于肥胖的更为科学和复杂的解说。而沙夫纳认为，该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它不仅将肥胖处理成一个“科学”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其作为“意识形态战场”的重要性。比如，根据“最健康的”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动用意志力做自我提升——凡做不到这一点的，就该自己为自己买单。而华纳在书中对社会经济地位、压力水平、基因倾向、荷尔蒙失衡度、新陈代谢差异、睡眠质量、个性特征、孤独程度、社会污名化程度、节食情况等各种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他发现，有很多导致肥胖的因素，都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同时还质疑了将肥胖看作某种“流行病”的做法，认为其中涉及的计算方法未必准确，且它日益成为制造“道德恐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