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记忆是心灵的烙印，而诉说的冲动却总在回眸之时。近几年，《老男孩》随着《致青春》等电影的上映，似乎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已到了“怀旧”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七零后一代人是没有历史记忆的尴尬一代。他们不像1950和1960年代人，有宏大革命故事以资怀念和批判，也不像八零后一代人，有更超脱放松的商业文化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亲历者的时代，也各有其记忆的历史价值。如果说，我们对七零后作家的创作产生这样的错觉，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写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真相。

　　目前，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主要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并教导学生学习作为“专业知识”的当代文学。然而，从进入文学体制，到如今成为一名体制化的研究者，我内心的怀疑却一直没停止过。那些由文学话语场一年复一年地制造出来的概念、范畴、事件、运动，有多少是对现实和曾经历史的真实反映？当文学发表、培训、评价、传播已经形成了与主流政治体制高度同构的纯文学体制，我们如何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教书之余，我开始拿起笔，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困惑。2012年，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其实，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写小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益处。它既不能换成科研奖励分，最后转化为金钱，也不能让我在大学体制内获得名声。相反，在一些领导眼中，搞创作也许还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去写，并不是为了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只为了表达内心的记忆真相。多年以后，当我回首青春岁月，却发现从当时大量文学期刊上得来的“现实经验”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最后理想主义的悲壮情怀，还是猥琐的欲望狂欢和以个性为名义的逃离，似乎都和我的青春记忆有很大差距。一种是所谓“分享艰难”式的文学主流表达，现实问题往往被归类为民族国家叙事的宏大政治美学，大规模国企改革是“阵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要和领导一起“分享艰难”，才能迎来新的“辉煌明天”；另一种是所谓“先锋文学”式话语，在“新生代”等形式探索的外衣下，描写苦难、无聊、世俗，甚至是肉欲化的灰色人生。

　　我出生于1976年，在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我的青春记忆，除了学生生涯外，主要是与一家国有企业有关。十九岁那年，我师范学校毕业，正好赶上全国最后一年包学生分配，因为没有关系门路，就成了一名国企工人，在一家肉联厂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我和两名临时工住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宿舍，每天从事十个小时左右的体力劳动。如果碰上销售旺季，还要“两班倒”，晚上7点进到车间，早上7点才从车间出来。车间里的噪声很大，劳动强度也很大，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困乏得连一个小指头也不愿动，而头发和身上散发的血腥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走在街上，姑娘们看到我，都捂着鼻子走开，眼睛里充满了鄙视。我的宿舍住着一窝老鼠和一群蝙蝠，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在床底磨牙，蝙蝠在墙上的洞里钻出来，在我眼前飞来飞去。一个夏夜，我正在酣睡，突然觉得胸前痒痒的，伸手抓去，却是毛茸茸的一片。我叫着惊醒，发现有一只大老鼠趴在胸前。我拼命地扑打老鼠，老鼠也尖叫着试图逃离。然而，我和老鼠转了好几圈，却都逃不出蚊帐的束缚。我和鼠兄一起停下来。借着皎洁的月光，我发现鼠兄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悲伤和惊诧。

　　最让我感到压抑的，还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那种混乱无序、漠视个人尊严的生活。领导是不会和我们“分享艰难”的，我当时只有不到四百元工资，企业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四个月不发工资。我经常一个星期兜里只装五元钱过活。为了节俭，我曾长期吃面条，一个星期最少吃五天面条，剩下的几天时间也要精打细算。实在馋了，我就从厂里偷肉出来吃。我把瘦猪肉切成薄薄的肉片，藏在厚厚的套袖里。出车间的时候，暗暗祈祷检查出入的老张头那天一定要“老眼昏花”。当然，被抓住我也不怕，本来就不发工资，要扣也只能先欠着。虽然企业的效益很差，但领导的生活很舒服。我所在的肉联厂女工很多，领导经常把农村来的女临时工肚子搞大，然后给两个钱就打发回家了。而所谓“底层人民”也并非都是道德楷模，有很多善良朴实的好人，也有奸猾之辈，不但欺负青年学生，而且最擅长在领导面前扮演“忠诚的基层群众”的角色。我曾多次被“心怀善意”的工友问到“麦子和韭菜的差别”。还有一个工友大老李，五大三粗，笨嘴拙舌，但最拿手的，就是整治我们。他打发我们干一些重体力活。我们干不好，他就很自得地对领导说：“我早说这些学生娃不中用！您看，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他还擅长“义愤填膺”地劝谏领导：“我们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太辛苦啦！”他的表演水平简直堪称专业。这样的工人形象，和“分享艰难”式理解同情领导的“苦情群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另一方面讲，作为有点文学情结的青年，我经常阅读一些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一地鸡毛》式的灰色小知识分子的人生描述，还是朱文式的国企欲望之路，都和我的生活实际相去甚远。这些作品让人看了痛苦绝望，却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现实压抑的精神资源。

　　下午，我回到宿舍，披着满是血污的工服，坐在窗前，静静地抽一支烟。当阳光透过窗户晒到脸上，我会眯着眼，看着美丽的阳光一点点变成夕阳，最后变成天边一抹绝望的铁锈。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否也会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丝毫希望。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我靠读书打发工作剩余的时间。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寒冷得像坟墓般的空气，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我曾在蒸笼般的肉制品熏烤车间一次工作长达八小时，也曾在零下几十度的冷藏间拼命搬运石头般冰冷沉重的货物。然后，就躺在骄阳似火的马路上，像乞丐似的伸展四肢。然而，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常发不到手，有时还要靠推销火腿肠才能领到。下班后，我就用自行车推着一箱箱火腿，厚着脸皮，向不同住户推销。我想象自己变成伟大的推销员，练就如簧巧舌，但其实我笨嘴拙舌，销售成绩非常糟糕。每当被人拒绝，我都强忍着眼泪。我没有感到丝毫劳动的乐趣和自豪，相反，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深深的挫败和自卑。生活留给我的，只是一次次震惊无比的“高峰体验”。我所震惊的，并不是疲惫的体力劳动，不是低廉的工资，甚至不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我曾看到许多年轻、健康的美丽生命，在这种环境中经过短暂抗争后无奈地沉沦了。为取得领导的青睐，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有时也毫不犹豫地出卖身边的人，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有人说，1990年代的文学叙事是欲望叙事。然而，朱文式的企业艳遇故事，也许只出现在那些效益好的大国企，在我们这些濒临破产的小国企，欲望不过是无聊的附属品。没有人愿意在厂里找对象，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逃离。没有人愿意两口子都发不出工资，那些效益好的企业的女孩，成了男工们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十几年后，我挣扎着逃生，终于从一个工人变成了大学老师，获得了稳定的职业。然而，我不能忘记那些被时代“吞噬”了的人。那时破产国企的年轻人，除了少数安分守己之辈，大多也已逃离，有的漂在社会，有的进入私企，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发奋考上公务员，也有些人像我，选择了再次求学。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民间野蛮粗鄙的生存与野性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公众空间中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我曾发现，普通工人在血与泪的底层苦苦挣扎，其工伤款却顶不上领导一次赌博中的挥霍；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为了换一个好工作，逐步成为多个领导的情妇，最后成为领导司机的女人；我还曾见过，一个老实本分的男工人，只因窥破了领导的“私情”，就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车间暴打；我还曾劝慰过一个女友沦为厂长情妇的男人。他被赶出了工厂，在街头落寞地推销着电话卡。我更忘不了，由于裁撤企业，波及到了企业办的学校，我的一个中学音乐教师的朋友，只因未给领导行贿，就沦为掏下水道的管子工。他用那双弹奏着莫扎特、李斯特的手，伸向溢出着粪便和尿水的坐便器，还要承受着昔日学生的羞辱和嘲讽……

　　而我的写作愿望，在两个生命的“失踪”面前达到了顶点。一个失踪者，是我的大学兼高中同学，一个长相平常，但心高气傲的女孩。这个女孩因为精通几国外语，曾被同学们戏称为“小外国人”。我们俩分在一家国企的不同子公司。我在肉联厂，而她被分在了靠近海边的“5号点”海水养殖场。她工作积极，对企业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但是不久，因为给上级提意见，她就从会计的岗位被领导撵走，发配到海水场“养虾”。她根本不懂养虾，但这二亩虾池，是她所有的经济来源。那里非常荒凉，到城里一天只有一趟班车。除了红柳、盐碱滩，偶尔飞过的水鸟，就只剩下不知何时而来的台风。台风来临的时候，虾池旁的小屋就会断电。她只有和另一个女孩，在宿舍里开着两个大收音机，抱着被子哭泣。她们熬着时间，等待着噩梦般的台风早点过去，祈祷着生活好起来。那一年，她又认真学习养虾，辛辛苦苦地养虾，可等虾养好了，却又被当地农民全偷走了！她血本无归，欲哭无泪。她的精神就有些恍惚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有一次，她单位保卫科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她了。一天后，在海边芦苇荡中，人们找到了她，发现她正在看书。再后来，她就彻底走失了。她连档案和户口关系都没有办理，就离开了单位。有人说，她是和一个男孩一起去了东莞。十几年过去了，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她，因为她生死不知。她最后的信息，是有人说，五年前，看到她在深圳“做小姐”。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拒绝相信。我不相信一个才华横溢、正直善良的女孩会堕落到这种程度。然而，我更怕这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我要如何面对她？在同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给她支持鼓励，我也是这冷漠社会的帮凶。她瘦小的影子总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夜深人静，我会想起这个同学。她还活着吗？她活得还好吗？想到她在呼啸的台风中颤抖，在黑漆漆的小屋等待黎明的样子，不知为何，心总是痛得厉害。我能用我的笔记录下她的、我的，以及我们一代人记忆的“耻辱”和“创伤”吗？生死茫茫，情何以堪，人事又何以堪，我不能回答自己。

　　另一个生命的“失踪者”，是临近化工厂一个和我熟识的大学生。他沉默寡言，酷爱踢球，尽管球技并不好。我们年龄相仿，也算谈得来，常在球场上交流。他几个月没领到工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最后，他吊死在春节时期的值班室里。得知噩耗后，我和几个朋友喝得酩酊大醉。有一个和他同车间的朋友，也是大学生，哭着对我说，他要学法律，来对抗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如今，这个朋友从化工专业改行学法律，后来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留校，一边教课一边当兼职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元。然而，他已忘了那个死去的朋友，忘了他学法律的初衷。有一次，我去北京，他热情地招待了我。酒宴上，我们觥筹交错，为了友谊而干杯。然而，我们只谈论北京的房价，他新买的车，及孩子上的贵族幼儿园。我试图提起自杀的朋友，可他的眼中充满了惊诧。改变命运后，他忘记了那些耻辱的记忆。

　　记忆的残忍之处在于，它势利无比，无论当时如何惨痛悲伤，都会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它却总是让那些敏感脆弱的人无法遗忘。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能之人。我无法忘却，死去的工友在遗书上写道：他的死和领导与单位无关。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一种“愚蠢的善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朋友最后给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留下的反讽式“玩笑”。这让厂领导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打算赔偿给他的家庭五万元，这样赔两万元就可以了——这便是所谓“卑贱的生命”吧。我不止一次猜想，朋友走上绝路的最后一刻在想什么。当他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将一根绳子拴在办公室的横梁，他是否想过要勇敢面对人生？他是否为错误的决定而后悔？又是什么促使他毅然决然地奔向那黑暗恐怖的死亡世界？难道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让他感到难以忍受？

　　现在，朋友所在的化工厂，早已因巨额负债而垮掉，而他们的厂长，一个厨师出身的“化工专业人才”，一个有数个情妇的春风得意的赌场高手，那个天天将“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时髦词汇挂在嘴边的国企领导者，在和我们“分享过艰难”后，却砸掉了数百名职工的饭碗，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私营企业老板。他养了一群打手，专门为破产的化工厂收缴三角债。朋友走后，又过了几年，有一次，我来到了他曾工作过的废弃厂房。萋萋的野草似乎掩盖了那里曾有过的红红火火的景象，也掩盖了朋友本就不多的生命痕迹。我想，如果他勇敢地离开这里，或“积极地”向上级反映，结果又会怎样呢？这样想着，我又觉到了无尽的绝望和孤独。我不禁对“理解现实”的口号感到怀疑和迷惑，也对那些1990年代掌握话语权的文学家描绘的社会图景感到不满。

　　如今，那段残酷的国企大变革似乎已过去了，又似乎像刚刚开始。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景观面前，那些无聊的呻吟、痛苦的绝望、求告无门的眼睛，都被豪迈的誓言和纸醉金迷的炫富所替代。我的经历并不具普遍性，只不过是1990年代末大转型时期纯粹的“个人体验”，但对我而言，它却承载着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最敏感、惨痛的青春记忆。在拜金“小时代”所标榜的现代化中国，谁还会记起那些痛苦的心灵、扭曲的肉身和惨烈的故事？谁能用文学给那些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人和事一个说法、一个交代？那些大动荡年代的记忆，留在纸面上的，只有昔日的豪言壮语、欲望勃发、柔情蜜意和心不在焉的多元化阐释。然而，我也要感谢那个时代。它让我这个懒散自卑的笨人，经过残酷的厮杀，最终通过读书找到了生命归宿。少年时期，我曾一度非常叛逆，厌恶学习。然而，当靠在肮脏血腥的长椅，在夕阳下读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也许，只有“学习”才是自己能“当家做主”的事。可是，作为一名大学文学教师，如今的我，如何在讲台上，向那些更年轻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孩子们，讲述那些属于七零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呢？

　　这些年来，我试图沉默，却无法沉默，总有一种异常强大的痛楚驱使着我、逼着我、诱惑着我用粗浅的文字去表达；总有深深的不满，提醒着我不能忘记那些痛苦的灵魂。那些失踪者已不可能用笔发出声音，而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们，有的已遗忘了记忆，有的则“被迫”遗忘了记忆。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混迹学术圈的家伙，我看到过真诚，也看到了很多装腔作势与虚伪势利。很多所谓知识者的见识、眼光和道德，其实并没有超出肉联厂里的权力秩序。当我也开始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大发宏论的时候，当我也羞羞答答地驯服于那些看不见的规则的时候，当我也开始写作、开始说话、开始接受掌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从未走出肉联厂的世界。我的虚伪与我曾批判和痛恨过的人其实无异。这个发现令人非常沮丧。原来，那个血肉横飞、粗鄙压抑的肉联厂，一直潜伏在我的梦里，并时不时提醒我，我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博士，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被人蔑视的“少年屠夫”。

　　这也是我写作《英雄时代》的初衷。在1990年代这个消费主义与意识形态合谋的准个体时代，鲁迅式的经典文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和阐释、批判现实的逻辑准则。而1990年代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其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惯有的道德逻辑与政治权力、经济力量的结盟。1990年代表面是多元化时代，但残酷的原始经济积累却以“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宏大话语方式完成，并牺牲了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

　　于是，我写了这部唤醒记忆的小说，以此告慰我卑微的心灵。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快乐骑士武松和美丽强悍的潘金莲的“水浒人生”；另一条线索则是肉联厂青年大学生建民和领导情妇王梅之间的爱情。我笔下的“英雄武松”，不是一个黑社会分子、一个为官方做打手的都头和监牢“大哥”，而是善良而不走运的民间英雄，向往自由与冒险的行吟诗人。而潘金莲也不是一个头脑昏聩的欲望妇人，而是一个风姿卓绝的侠女，敢说敢做、性格刚毅勇敢的女英雄。他们“穿越时空”而来，照亮了建民和王梅灰暗的人生。我知道，我的沉默来自深深的自卑和羞怯，而我的写作则来自表达的鲁莽和操切。逃向苍天，抑或扪心自问，都是无辞的言语，不值一提，终将烟消云散，但是，它们却是来灵魂深处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