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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上)(1966一1976)

时间:2023/11/9 作者: 天涯 热度: 11003
我叫高中德,1966年,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任县委书记。

  这样一个偏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具体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说不清楚。事情不会是齐斩斩的。都说这年的“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了。再说,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远的不说,就是进入60年代以来,就有“反五风”、“社教”、“四清”,所以我们基层干部看到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也是把它和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看待的,哪里会想到它后来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规模。

  县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措施。主要是响应“破四旧”的号召,向大家宣传要把“洋碱”、“洋铁盆”叫做“肥皂”、“脸盆”,把“洋丝瓜”叫做“丰收瓜”,还对一些有“四旧”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例如把县委大院后面的“府后街”,改为“反帝路”。当时,“破四旧”和“立四新”是放在一起提的,“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当然也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武定中学的一些新生,还自发地把大礼堂门前的两个大石狮子给推倒了。

  到了11月初,上昆明参加省、地、县领导出席的三级干部会议,才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会议要求县委第一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我们的住处是翠湖宾馆。红卫兵用大幅的红布挂出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后来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常常看到:“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过道的红地毯上,也被红卫兵刷上了黑字大标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这“炮轰”、“火烧”,也是文革初期最常见的用词。造反派们当时很爱唱这样一支歌:

  (唱)混蛋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

  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挡?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要牛鬼蛇神的命。

  看保皇派,

  痴心保皇吓破了胆,嗨,吓破了胆。

  (齐呼)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死心踏地保,叫你也完蛋。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陈伯达关于批判“刘邓路线”的报告,也传达了毛主席批评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指示。第一天的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作了报告,要求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请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提意见,害怕这会不会是又像反右一样,引蛇出洞。看着红卫兵无法无天地写大字报,毫无顾忌地呼口号,大家还有一种以后有你好看的心理。但是省委一再要求大家提意见,不提红卫兵也不答应,以为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保皇派”,大家也就开始提意见,主要是针对一些省委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特殊化问题。

  由于会议常常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开大会时,我们的会场经常变换。记得有一天下午,好像是在艺术剧院开大会,不知是不是怕红卫兵知道了会来干扰,会场上连麦克风都没有。那次是刘明辉省长作检讨,谈自己的特殊化问题。听说大家对刘省长的特殊化意见比较大,他一家本来已经住着很大的房子,但是还在交际饭店开了房间,并且还常带着老婆孩子去白吃白住。还有人说,他还常常动用水上公安的汽船到滇池打野鸭。这些都是在省上工作的同志揭出来的,在县里工作的我们,平时从未听过这些事情,不知道真不真。

  刘明辉省长穿着一件短军棉衣,孤零零地站在戏台上,面前连张桌子都没有。只见他表情沉重,语调缓慢地说着什么。由于没有麦克风,他说的什么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清。

  省委工作会议原定开一周左右,但一开就是近一个月,红卫兵不准散会,说是要让代表们留下来揭出省委的问题,帮助省委批判资反路线。每次批判大会,阎红彦等省委领导都参加,坐在台上。不断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上台揭发,说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还说省委已经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就放在公安厅,要省委交出黑材料。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常常提出问题要省委领导答复和表态,但又不愿听省委领导的解释,总是打断省委领导的话并抢夺麦克风。这个时候,台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起轰(哄),呼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省委,火烧市委!”

  后来就发展到“打倒李井泉(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打倒阎红彦!”也有喊要“油炸”省委领导的。那些口号,开始我们是不敢跟着喊的。见我们这样,周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又高呼口号:“三干会代表是保皇派!”“打倒保皇派!”

  后来我们也就跟着喊,但多年的政治经验还是使大家心里都有个分寸,“彻底批判”自然举起拳头跟着喊,像“炮轰”、“火烧”乃至“油炸”某某之类。大家也跟着喊,但对“打倒”某某的口号,大家就装作跟不上一拍,或是举起拳头挥一下嘴里不出声。在我们这些代表看来,“炮轰、火烧、油炸”等等只是表达一下情绪,但“打倒”则是涉及政治原则的问题,乱说不得的。

  后来省委终于和红卫兵达成协议,让来开会的书记先回去,主持日常工作,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部长则继续留下来帮助省委揭批资反路线。我回武定没几天,文瑞知同志(县委宣传部长)也回来了。他说,他是“钻狗洞跑回来的”。红卫兵守住大门不让走,他就从后院的一个涵洞钻了出来。所以这次会议最后是怎样收场的,我也不晓得。

  宣布各县可以先回去一个人的那天,省委书记阎红彦给大家作了一次讲话,地点是在省军区礼堂。他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脸色疲倦,声音也不像平时那样有力。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今后,省委也不能领导你们了,你们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听了他的话,非常震惊,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州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要第一书记接。电话通知说,阎红彦同志被逼服安眠药身亡了。我马上就想到了不久前他所说的省委也领导不了你们的话,眼泪随着就流下来。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就召集县委常委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和我一样,几个常委都很震惊,心情沉重得很,有人还抽泣起来。我想,大家一是为阎书记的去世悲伤,一是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我又想起了阎红彦书记那天在会上所说的话:今后你们就自己顾自己了。

  二

  开完省里的三干会回到县里后,我们也模仿省里的做法,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陈伯达批“刘邓路线”的发言,也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批评。从来都

  是这样的,上级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不会犯错误。

  在会议后期,我们也动员大家充分行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四大”权利,给县委提意见。公社书记们开初都不愿意提什么意见,就像我们当初不愿给省委提意见一样。经县委反复动员,才有人用大字报的形式给县委提了意见,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到街上去张贴,只是用绳子扯了桂在县委会的食堂里。我们县委领导都很认真地去看了。主要的意见是两条,一是县委组织部长喜新厌旧,想抛弃在农村的老婆另寻新欢,这事有根据;一是组织部副部长生活作风有问题,和别人乱搞,这事却没有确凿的证据。由此,也就对县委如此用人表示不满。这会开的时间不长,7天后就散了。

  大致是1966年底,武定县的各种造反组织一轰(哄)而起。不仅是中学的师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组织了造反派组织,就是像手工业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集体和公私合营单位,也成立了造反团体,街道的居民和县城城郊的一些农民,也有造反战斗队。那些造反组织的名称都很大。有的叫“换新天造反兵团”,有的叫“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的叫“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毛主席的那段语录,那时大家都背得很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起先是要求罢一些人的官。

  刘加惠曾任过武定县近城公社党委书记,他喜欢将一支二十响手枪斜挎在身上,像战争年代那样。有时去下乡,他还要到武装部去借支卡宾枪来扛着。这个人办事比较干脆,但工作作风也简单粗暴,平时就爱训人,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首先就拿他开刀,在县大礼堂开批判大会斗争他,并且“勒令”县委常委都要去听。

  群众揭发说,在1953年修干河水库期间,刘加惠对完不成任务的民工有捆绑吊打的行为。这些事情是有的,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关的反映。还有人揭发说,有的妇女在修水库时偷跑回去给孩子喂奶,被刘加惠抓到了,他就用纳鞋底的麻线拴了砖头吊在妇女的奶头上。有人这样揭发,当时也无法查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造反派说,刘加惠就像国民党的保长,是法西斯,要县委罢他的官,并逼着我表态。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一个讲话,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罢官运动,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在运动的后期来搞。我也就用这一指示精神来回答造反派。但是造反派不依,说刘加惠罪大恶极,必须立即处理。对刘的批斗大会一连搞了5个晚上,到第三个晚上,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能说服造反派,我们只好推说像刘加惠这样的干部是州管干部,县委还无权处理。到第五个晚上,批斗会开到天都快亮了,参加会议的人都已走光,只剩下几个造反派头头,逼着我们就在礼堂舞台的幕布后开县委常委会,要我们表态,作出罢刘加惠官的决议,电话上报州委。造反派们很累,被勒令陪斗的县委常委们也很累。常委就照着造反派的意思作了决议,上报州委。打电话时,造反派还派了几个代表去听。电话打到州委办公室,是哪位领导接的忘了。州上的答复依然是总理的讲话精神,说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到运动的后期来进行。这样,这场步步紧逼的罢官运动才搞(告)一段落。

  后来,造反派们又要我们逮捕一些人。

  有一天半夜,百来人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县委会,要县委逮捕工交局长师纪达,说他“对抗革命群众”,“喊反革命口号”。师纪达是一位老资格的抗战干部。当时的县工交局,管着好多像手工业社、制鞋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下属机构,这时,这些单位也成立了“工农造反司令部”的造反派组织,里面有很多粗人,在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他。打得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就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会是喊反动口号呢?我问工农造反司令部的人。“他把我们当做国民党。”他们说。因为电影里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拷打时,都是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对造反派们说,这怎么能说是喊反动口号呢?说高呼毛主席万岁是喊反动口号,那还得了?

  听了我的话,工交局的造反派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比较麻烦,可能会惹火烧身,也就没有再坚持他们的要求,还是敲锣打鼓地又将师纪达押回去了。

  狮高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发喜,是大白天被数百人绑着送到县委会来的。他们村的造反派说,郭在被批斗后企图报复造反派,要杀害革命群众,因此要求县委法办这个现行反革命。问造反派可有什么证据,他们却说不出。这郭发喜平时在工作中也有简单粗暴的问题,打骂过村里的人,所以群众起来造反后就整他。见我解释说证据不充分不能逮捕,狮山村的群众也不强求,说是将郭交给县委处理,将捆着的郭发喜留下,大家就回狮山村去了。后来我和郭发喜谈话,问他是不是气头上说大话,扬言要报复,他说他根本不敢,还说,他也不敢再回村里了,要县委保护他。这种时候,叫县委怎么保护他呢?差不多黄昏的时候,他同意回去。我晓得他还没吃晚饭,但也没叫他到县委食堂去吃。他回到村里,大概还要走2小时山路。

  许多曾经受过处分的人,这时也纷纷来找县委,说当时的处分是错误的,要求平反。有一次我去理发,才坐下去没理几下,理发师就边理边说,公私合营时将他辞退了,现在他虽然还在理发,但只是个临时工,要我给他写一个当时这样的处理错了的证明——那时这叫做写认罪书,不写的话,理了一半的发也不给我理了,还说就要在理发室里开我的批判会。在写这些认罪书时,我是用了些心的。受处分者,都要求我承认对他是错误处理的,我又怎能这样写呢?只好先引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下面的具体内容,就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自我批判一通,说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然后能推的就推,有的年代久远,具体我也不清楚的,纠缠不过时,就写上将在运动后期给予复查。对理发师就是写的将来给予复查。有这次经验,以后我就不到街上去理发,在家里由我爱人给理一理。但还是会有人找上门来要你写这样的“认罪书”或证明,有的则是在批判会结束后堵着逼你写。常常就是站在路边,垫在腿上给他们写,纸笔他们给预备好了。

  有的事实很清楚,处理是得当的,我也可以拒绝写所谓认罪书,对要求的人说,除非他能举出证明当时处理错了的事实依据来。我记得有一个叫环向文的,在县供销社工作,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他老婆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多年前被以作风不正、腐蚀干部的名义开除公职,这时也来造反,要求恢复公职。我说这事

  当初是由妇联处理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妇联的人反映,把他两口子领到妇联的办公室。妇联的工作人员认为此事证据确凿,又反感他老婆,都不答理他们。走出妇联的院门时,趁没人看见,环向文突然猛打我胸脯一拳,打得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我连忙退到院子里,大声骂道:“环向文,你干什么?打老子的黑锤!”妇联办公室里的同志都伸出头来看,他两口子没有跟进来,也没有说一句话,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心里不是个滋味。妇联的几个干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都没有说话。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第一次挨打。

  三

  直到1967年出现“一月风暴”,上海佘社成立,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已经全面实施成功时。我们还是基本在位。这时武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只是有一个人来砸了县委会的牌子,我们还曾态度强硬的(地)表示要追查,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领导有错误可以批判,怎么可以砸中国共产党一级县委机构的牌子呢?

  再就是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的权,念他们的稿子,我们也交代不能胡来,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那时造反派的广播还只是念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来自昆明和北京的传单的内容,还不涉及本县的批斗情况和造反派之间的分歧。

  起先我们县委常委班子还可在一起通通气,我记得我被戴高帽游街后,晚上文瑞知还专门到家里来坐坐,并带了一块麂子干巴来,算是慰问。常委柏熙良晚上也常来我住处款话,他老婆几年前就死了,一款就款得很晚,他的意思是来宽慰我,但我们两口子却被他弄得困死了。

  后来就不行了,县委常委之间的来往渐渐少了,大家都有了各人顾各人的意思。再加上大家常常被勒令出去批斗,有时要开个常委会都无法把人召齐,而且此时各单位已经都在造反,各级领导都被批斗,各项工作都已无法正常进行,当权派已无法行使职权了,各级行政机构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1967年2月份以后,军队到地方“支左”,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成立了“支左委员会”。在成立支左委员会之前,就成立过一个由地方和军队共同组成的生产指挥组,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保持生产不中断。当时是县委副书记陈云贵同志任副组长,县武装部的杨幕副政委任组长。军队全面进入地方支左,成立了支左委员会以后,生产指挥组就成为委员会下设的部门。解放军支左的主要任务,当时叫做“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后造反派们有什么需要借助权力解决的事,也就不再来找我们,而是去找支左委员会的军代表。我们的权力也就被支左委员会接管,用当时的话说,我们这些走资派也就“靠边站”了。

  造反派们对军队的“支左”是很欢迎的,当时还编了歌曲歌唱他们。我记得其中的几句:

  毛主席派来54军,

  鲜明的旗帜火红的心,

  支持咱无产阶级革命派

  ……

  化大革命立新功。

  那时我每天都必须到街上去看海报。这些海报既是召开批判大会的告示,也是对要批判的走资派的勒令。勒令要批判的某某及参加陪斗的某某,“准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如若对抗革命群众拒不到会”,“一切后果自负”。有的则写得直接干脆,“革命群众将砸烂你的狗头。”

  要是漏看了海报没有到会接受批斗将会是什么后果?由于从来没有看漏过,所以也就不知道造反派们是否真的会砸烂我们的“狗头”。有时同一天有多个造反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在时间上冲突了,看到这样的海报后,我就要赶忙去和县委会的造反组织联系。由他们去和其他造反组织协调,最后由他们通知我究竟是去哪一家接受批斗。这次没有安排上的造反派组织,就另外找时间再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之内我曾到过四个不同的会场去接受批斗。

  那时不管是谁勒令你去接受批斗,你都得去。我们不敢对抗革命群众,也怕造反派们会来砸烂我们的“狗头”。谁要斗你你都得去,一些荒唐事也就出来了。

  文化馆的干部周在能,原来在州上的一个剧团工作,被下放到武定县文化馆。他说我们迫害他,勒令我们县委班子的几个同志去接受批判。其实他的处分是原单位给的,因什么事我们都不清楚。

  这是一个瘦瘦小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文化人,他对我们的批斗也很怪。他要我倒骑在一头毛驴上去游街,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利敏在前面敲一个破的铁皮撮箕,说是鸣锣开道。要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凤抱着我的大腿。王凤误解了他的意思,说“掼(摔)不着”。周在能说,你这种办公室主任就是善于抱领导的大腿,靠这个升官发财。

  当时的气氛,他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游街时,围观的人都在笑,我自己骑在驴上也忍不住笑。已经过去30年了,好多武定人到今天都还记得这件事。

  那头毛驴是周在能向白邑村的一个农民租来的,原先说好给一块五毛钱,但是用完后周在能又不想给钱,那位农民就和他在街上争吵。

  这个周在能,当时这样整我们,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这种受过处分、历史不清白的人,被视为“造反的牛鬼蛇神”,又被其他“真正的造反派”们整。成立五七干校后,他竟然也和我们这些走资派一起进了干校。

  他的生活能力极差.他老婆远在楚雄,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他到干校后,他老婆曾带着两个孩子来探望过。那时他冬天穿一件只有棉胎的军棉衣,赃得很,晚上盖一床破绵(棉)絮,没有被套,被他蹬得丝丝缕缕的,用当地话说。日子过得拖衣落食。他的身体又不好,在干校都是干的体力劳动,他从地里背三五饼葵花回来,一路上都要歇好几次,喘得不行,看样子都活不得几天了。但是到了干校开文艺晚会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那个时候,干校经常自己搞文艺晚会,学员们上台唱样板戏。开晚会时,周在能兴高采烈地张罗,有时用手风琴,有时用二胡为大家伴奏,同时也和大家一起唱,声音很高,大家都唱不好的地方,像杨子荣唱的“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的“天”时。就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

  他还常和一个原来检察院的女同志一起演《白毛女》选段,他的声音沙哑,但是音量很大: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我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嘿哎嘿扎——起——来……

  这是他在干校最快活的时候。

  县粮食局的一个职工叫周从义,平时表现不好,老是被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组织了一个造反战斗队,由于他平时不大合群,整个战斗

  队就只有他一个成员,他也就把这个战斗队叫做“独一无二战斗队”。一次他出海报,要召开批判县粮食局长魏开群的大会,勒令我去参加陪斗。

  批判会在县粮食局楼下的一个会议室举行,没有多少人。除了几个粮食局的造反派,再就是周从义约来的几个革命群众,都是他平时的朋友。

  我们最初参加造反派举行的批判会时,是给我们坐的。我们坐在台上,批判的人就一个个地上台揭发,有时还要侧身质问我们,要我们回答问题。不论是台上台下有人带头呼口号时,我们也跟着呼。后来就不给我们坐了,要我们站着接受批判。后来,在批判过程中还要我们举着手,称为“捞稻草”,时间久了,也很累,手抬不住了时,我们就不得不放下来,这时造反派们就会高呼口号:“不许走资派对抗革命群众!”“对抗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逼着我们再把手举上去。我们也就赶快活动几下手膀子,再把手举上去。有时一场批判会要这样重复好几次。

  强迫我们下跪,架喷气式,那又是后来的事了。周从义批判我们时,还只是让我们“捞稻草”的阶段。

  批判会快要结束时,大约是夜里10点,粮食局榨油厂的职工李正才站了起来,一边批判魏开祥,一边质问我:

  你晓得你的黑干将魏开祥是怎样迫害我的?

  我说不晓得。

  你一样都晓不得!他说着就抄起一条凳子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凳子打在旁边的柱子上又弹在我头上,血一下子喷老高。

  李正才一看,马上就溜了。其他在场的几个参加批判会的造反派,也都被吓跑了。只有老魏和副局长郭正安过来扶住我,我用手掌紧紧按住伤口,血顺着手臂往下淌。

  老魏和郭正安扶着我准备去医院,刚走出门口,突然一个高大的黑影迎上来,当胸狠狠打了我一拳,我一下子倒在地上,晕过去了。

  后来造反派组织还追查过这件事。当时毛主席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武定中学的红卫兵还以丁民为代表来家中看望过我,算是慰问。

  李正才吓得跑出去什么地方躲了两个月才回来。那个高大的黑影,一直都没弄清是谁。

  晕了几分钟后醒过来,老魏老郭送我到县医院,值夜班的是他们的副院长张朝富,是个苗族干部。那时,他也是个被批判的走资派。是他给我处理的伤口,缝了16针。不知他是不是有意的,给我作了全包扎,整个头都缠满了纱布,就像电影里常见的国民党伤兵,看起来伤的很重。回到家时,把我爱人吓坏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被勒令到县委会的食堂去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才去站了不一会儿,我爱人就进来对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像这样还要批斗,是不是一定要整出人命来才算完?造反派们商量了一下,就让我回家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有被勒令去接受批斗时,我就向造反派请假,有时是我爱人去请。看我包扎的那个样子,造反派们也就破例地准假。我就这样包扎了好长时间。

  四

  那时我们不仅要接受县城各单位的批斗,有时各公社也会有造反派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我们当然也得去。起先只是县城附近的一些公社大队,后来就是很远的公社也有勒令来。我记得较早的一次是去县城附近大约10公里的城关厂接受批斗。这是一个叫曹国柱的民办教师主持召开的批判会。

  陪我去接受批斗的是杨玉明,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批判会的有城关厂的几十个群众,但只有曹国柱一人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其他人只是静静地听,他的批判发言也只是照着一篇稿子念。

  批判的内容中有一条是特殊化,他说的特殊化,是指我的几个侄儿在父亲饿死后来投靠我,我把他们安排在了城关厂做农民。

  在批判会上,城关厂的生产队长还为我说了好话,他说执行资反路线是要批判,但是安排侄儿到村里一事,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同意的,而且对这件事他们也是喜欢的。三个侄儿都是壮劳力,他们还将一个眼睛有点残痰的孤儿撮合给其中的一个侄儿做老婆,算是解决了村里的一个大问题。

  批判会后,队长还主动提出要带我去看看我的侄儿们,我本来觉得这个时候去不太方便,他说不怕,陪着我去。

  后来去接受批判的地点就越来越远了。有一次,离县城50多公里的猫街公社的革命群众张贴出海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

  猫街的革命群众主要是批判我们县委派出的工作组,1960年在当地搞“改造落后”运动时,搞高指标,强迫命令,甚至吊打群众。有人揭发说,当时的工作组组长罗在兴同志(县检察院的检察长),绳子就挂在腰上,动不动就捆人打人。群众还揭发工作组在生产上瞎指挥,给生产带来损失,甚至逼死人命。

  这些我都是有印象的。当时我们响应州里的指示,在农村搞“地拱子”,搞“双龙出海”。“地拱子”就是深翻,“双龙出海”就是密植。具体地说就是耕地要深挖一尺以上,插秧要插双行。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深耕密植,要通过这个来增加粮食产量。

  为了推行“地拱子”,我们还搞了一种特制的犁,可以很深地插到地里。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牛拉不动,拉不动就搞双架牛,两头老水牛来拉犁。牛被打急了拉起来,犁手又按不住。那就在犁把上加个横杠,4个人按着。一天犁下来,都是枪法不错的猎人。

  反正也没有事,我跟着他去了。

  长满灌木的山坡很不好走。队长要我拿着电筒慢慢地移动,朝远处照。队长说,照到了花脸狸,它的两只眼睛就会亮晶晶地反光,而且电筒光也会使它犹豫一下,这时就正是开枪的好时机。

  就在这一带了。队长说。我慢慢地移动电筒朝远处照,队长就抬着火药枪站在我旁边。似乎看到了草丛中有个亮点,还没等我弄清究竟是不是石片反光还是有露水的树叶,队长的枪就响了。

  着了!队长叫了一声,接着就听到有什么东西顺着草坡滚下去。

  接下来在队长家住了两天,吃那只花脸狸。虽然每天无事,又有野味吃,但县里处处在革命大批判,我在乡下也心中不安,逍遥不起来。

  回来的时候,队长又砍了好多甘蔗要我带走,这是新推广的良种甘蔗,很甜,皮又很好剔,但我只能带一小部分。一个是路远,一个是我还盘算着,路过那个苗族人家时,还要向他买一些酸罐梨。

  那个时候,火柴肥皂都又要凭票供应,水果糖虽然不凭票,但很少见卖。我想给家中的4个小孩带点好吃的回去。

  起先那位苗族老乡不愿收钱,就几个梨,喜欢吃就拿去。我说不收钱我就不要了。他才收了钱。

  背着沉甸甸的甘蔗和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这次到东坡接受批判,倒像是到乡下度了一回假。风吹得满山的

  松树簌簌地响,听着林涛声,心里说不出的愉快和轻松。

  这种逍遥的日子并没有多久。“支左委员会”成立后,不仅要我们靠边站,接着还要扩大战果,要把我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支左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叫朱先民,是某炮团的一位营长。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在动员深入揭批我的大会上,竟说我连走路都像个坏人。我走路是有点特别,埋着头大步朝前走,两手的摆动也比较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样深入揭发批判,对我们的体罚就升级了。

  有一次批斗会,在县大礼堂举行,好像是划线站队的动员会。那时候每一个重大的活动,都要先拿我们这些先前的当权派去大批狠批一通。那天被批斗的,除了我外,还有财贸部长和汝才,副县长普光照。

  会议一开始。造反派们就两人架一个将我们扭手架到台上。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牌子,就像被公审的犯人。牌子上,淋漓的墨汁写着我们的罪名和姓名,我的牌子上写的是“三反分子高中德”。这“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汝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是禄丰县人,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母亲在大跃进时被抽去修水库,被放炮炸起的飞石打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时他并没有回去奔丧。到了1964年,他回家探亲,才和亲友一起去给他母亲上了一次坟。这事后来被造反派知道了.就给他列了这么一个罪名。造反派认为老普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就在他的牌子上写上“大毛驴、大流氓普光照”。

  说你是三反分子,你就是三反分子,不管有没有事实,也不管你认不认。当时连刘少奇都已经打倒,被称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你算老几?

  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在武定却是全县最大的走资派。那时造反派们也编了一首歌到处传唱,歌里有我的罪名:

  (唱):高中德,坏东西,

  隐瞒罪恶混进党里,

  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打着红旗反红旗。

  革命人民饶不了你,

  誓把你高中德打翻在地。

  (齐呼):打翻在地!打翻在地!

  我的大儿子在近城小学读二年级,他们的班主任王汉在班里教唱这只歌。小朋友们眼睛看着我的大儿子,兴高采烈地唱。我儿子犯了犟脾气,就是不跟着唱,被班主任用铸条做的教鞭劈头抽了一下,他还是不唱,也不哭。

  这次批斗会,造反派们对我们下了狠手。起先是扭住我们的双手不断往后抬,同时揪住头发尽量把我们的头压低.后来在我们的膝弯上踢一脚,把我们踢跪在台上。就这样折磨了我们近两个小时。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我也就学了师纪达的样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一喊,其他两个人也跟着喊。我们也豁出去了,大叫:“要枪毙你们就枪毙吧。你们拿得出什么事实来?”

  批斗会结束后,我们的腿又酸又痛又软,没办法走回家去。三个人坐在大礼堂门口的石台阶上,休息了半个多小时。造反派们也觉得这次整我们太狠,怕我们会有人自杀,一直派人跟在身边。

  后来回到家里,押送我回来的造反派对我爱人说,人交给你了,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我爱人说,要负责你们负责,你们把人领走好了。我心里想,老子不会死,就怕被你们整死。

  口述者:高中德,1929年生,1948年参军,1964年任云南武定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楚雄州政协主席,现离体。

  资料提供者:高波,教师,现居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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