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芝

　　1996年2月第一次踏足喀拉拉邦。椰林一望无际，一、二层的平房错落有致，夹杂其中。没有明显的城乡之分，也没有明显的豪宅与贫窟之分。差别有，但不彰显。

　　第一次的访问，大部分时间留在喀拉拉东北部帕拉格(Palakad)一个山坳里。闹哄哄地，来自亚洲多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兴奋地、艰难地试图在多重语言障碍之中沟通，中、泰、日、韩、越、菲、斯、马等国语言互译。知识分子的理论交谈中，“全球化”、“同一化”、“文化差异”、“另类实践”等词汇反复出现；而那边厢，不靠传译员的中介，在一支由太阳能点亮的昏暗天台灯的光照下，并不介意蚊子打扰的男女农民用手势、图画来交流有机肥如何制造，水稻田里养鸭有什么好处，以至星相与人体有什么关系。

　　那时，并不意觉五年一次的喀拉拉邦大选正密锣紧鼓进行，也不知道“左派民主联盟”(Left Democratic Front)几个月后再次上台执政，延续那1957年以来的政权更迭——以些微票数险胜当选。那时，还不知道一场席卷全邦的“民众计划运动”即将如火如荼地展开。相比半年后的沸腾，1996年2月显得平和含蓄。可是，那时的喀拉拉邦，已经深深吸引了我。未及细尝那是什么味道，但它牵引了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打开了一种令人激动的想象。

　　要把这种感觉呈现描述，总觉得力不从心，就像从飞机窗口外望，被星光的凄清、朝阳的绚丽、云海的延绵、雪山的雄伟所震慑，赶忙拿照相机把一刻留住；相片冲洗出来，却是抹不去的飞机窗口的积垢，横亘其中。你无法让传看照片的人共有那惊喜与感动。比起旅游杂志上的名胜风景图，你的相片平凡得黯然，只有你，在模糊的影象中，重温那一刻的激动。

　　喀拉拉邦，在我的照相簿中，尽是农村妇女的灿烂笑容，使人不会意觉她们身处的艰困。穿着短衣短裤、蓄着短发的我，在乡间小路上走着，自然引来小孩、妇女的注视。一个挥手、一个微笑，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像冰融一样，孩子们还是有点羞涩，隔几步站着，壮胆的妇女走过来摸我的肩膊，更热情的，毫不客气摸我的脸。再报以微笑，便打开各说各话、不懂却能会意的沟通。

　　2000年3月到2001年1月，再分别三次踏足喀拉拉邦，所到之处还是那灿烂的笑容，不同的是1996年时，黄昏过后，便不见妇女在街上流连，深感妇女被无形的锁链缚在家中。我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向印度友人质问：妇女不解放，何来社会解放?“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SSP)1962年已成立，怎样改变两性关系中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为什么喀拉拉邦的女性教育程度高，识字率有90％以上，平均寿命有七十多岁，这些社会指标都媲美先进国家，以至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森(Amartyr Sen)盛赞喀拉拉邦这个超前印度其他邦的异数。然而，父母安排婚姻，婚后妇女留在家中，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仍顽固地在习俗中约束着女性的自主?

　　四年后，重返喀拉拉邦，印度友人M．P．一见面，便诚恳地“汇报”在“民众计划运动”之下，开展了什么专门提高妇女地位的项目。政府的政策特别规定“计划发展基金”的拨款起码有一成要用在妇女项目上面；对拨款的使用拥有决策权的乡民自治组织，有三分之一代表必须是女性，互选的主席也强制要求三分之一是女性。

　　法规可以有名无实，拨款放款可以做手脚。半信半疑，还是到处跑跑感受一下。在昆那杜卡乡，几十名妇女手拿纸牌，兴高采烈地游行，宣传她们参与的项目——劳动力银行。这里，劳动力银行的参与者，四成是女性。自从实行“民众计划运动”之后，该乡每年获发展基金直接拨款750万卢比，相等于136万人民币。好奇地问，什么是劳动力银行?解释是，该乡有个怪圈现象，农忙期间缺人手，要从外乡雇人，一般时期本乡人找不到工作，所以往外跑。因此，“民众计划运动”开展以后，由于有了直接拨款，乡民自治组织有一定经济底子；以往由承建商承包的所有政府工程，现在都由劳动力银行承包。乡民在银行里登记，可获保证每月有二十天工作，每天一般有125卢比工资。雇主则可获保证有劳动力供应，银行甚至会协助预支劳工工资，也为劳工集体购买劳动保险。参与劳动力银行的劳工，有225人是全职的(其中四分一是女性)，有375人是兼职的(其中一半是女性)。他们每人在劳动力银行存款150卢比，就成为一分子。

　　穿着传统印度沙丽(sari)衣着的准泥水工匠，带我们看她们接受培训的工地。烈日之下，无疑这是粗重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带来的自尊和自信，又岂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一技之长?

　　在泰里索区，据说妇女项目令男人侧目的，是两年内培训了一百名女司机，驾驶小摩托的士；两年前，只有四五名罢了。在一个妇女骑自行车也会受非议的地方，妇女抛头露面驾驶小摩托的士，可算是一场社会小革命。令男人更不安的，是妇女开办了一个空手道班，练习自卫术，一改弱不禁风的性别现象。此外，有拨款搞研讨性别问题的研习班，竟有几名男士参加。被访的年轻男子哥平纳是“民众计划运动”在泰里索的地区主任，他补充说，泰里索区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多年耕耘而基层工作做得不错的地方，M．P．也是长期在这里工作。也许是这个缘故，妇女项目上，它也走在前沿吧。

　　与多位朋友交谈，几乎都异口同声认为喀拉拉的性别关系必须改善，也认为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非朝夕可改。但是，他们都寄厚望于妇女自助组织的发展。以往只有15％妇女就业的喀拉拉邦，在开展“民众计划运动”之后，在基层组织活跃参与的，大都是女性。妇女是整个运动的主干，而且学习能力高，主动性强；男性需要的，则是把过去习惯的一套丢弃，这个殊不容易。除了邦计委安排全面的妇女现况调查和妇女培训项目之外，主要是鼓励妇女自助组成立，并组成全邦联网。妇女自助组联网是“民众计划运动”的得意之作。

　　走访了几个妇女自助组，有做椰油肥皂的，有做糕饼的。肥皂卖8卢比一个，糕饼卖2卢比一包，小组成员每天做四至五小时，收入10卢比。妇女自助组采用储金会形式，会员月供约100卢比，然后轮流借贷做生意、修房，甚至做女儿的嫁妆。做糕饼的妇女，自豪地说小组已储蓄6万卢比，大家打算买一部摩托车，好把糕饼销售网扩大。“谁是司机?”“当然是我们啦!”从无偿家务劳动走向有偿劳动，学习会计、分工、经营、新技术，还有处理人事纠纷。这些变化同时在全村妇女中间发生，产生的文化冲击不可小觑。

　　乡自治组织之下设有村自治组，成年人数目前约一千。“民众计划运动”的直接拨款运用在什么项目上，全由村自治组提出，乡自治组织只能做筛选、排优先次序，不得另行增加或修订这些项目。即是说，每年举行三次的村自治组全民大会是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机制，而且全权决定拨款用在什么项目上。旁听了两个村自治组全民大会，有水利专家讲解分水线界域，有

　　女学者讲解妇女参与的重要性，然后分五个小组讨论和提出各种项目建议。出席的七成是女村民，尽管男性还是踊跃的发言者。多个被访者不约而同指出了这个大量基层妇女积极参与的现象；它会悄悄引进怎样的文化和社会生态变化，还是没有谁能说得准。“民众计划运动”当然不仅仅针对女性处境和女性自强的问题。它引入的基层景观的变化，颇耐人寻味。

　　喀拉拉邦在九十年代名噪一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喀拉拉模式”之说，毁誉参半。有誉喀拉拉邦的经济增长率是零，人均国民产值极低，贫穷线下人口近半数，却可以达到社会平等和进步的高指标；有毁喀拉拉邦依赖输出劳工到中东国家赚取外汇来支持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并非可持续的健康状态。在众说纷纭之时，被认为是印度最具权威的刊物《经济与政治周刊》在2001年1月20日发表社论，指出印度中央统计局数字，显示喀拉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7／88至1995／96，是各邦之冠，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在1991／92至1997／98，是4．35％。实地访问，看到卡拉库林乡几乎达到人人有房住，家家有厕所；以往要从其他邦进口牛奶、米、菜，但“民众计划运动”拨款支援养乳牛，废激素饲料，培植本地种子；今日，牛奶产量增长了30％，除本乡所需还剩余15万公升。在另一个乡，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在沙地种菜，据说产值达2亿卢比。

　　是否一片升平繁华景象?不是。友人说，全邦990个乡，做得好的、普通的、差劣的，约各占三分之一。运动的反对者也不少，尤其是私人承建商和政府官僚。前者获得的工程大幅减少，打击了经济利益；后者要从一贯的向上级负责的作风，改为向乡自治组织负责，觉得难以适应。追问席卷全邦的这场运动较深远的影响是什么，有趣的是，许多人的回答，都与贪污腐败有关。政府规定所有与这场运动有关的文件要全部公开，所有项目收支要细列，受益人名单要公布，公众可随时翻阅，违例官员要惩处。许多人说，积重的沉疴——贪污腐败——是印度社会长期以来一大特色。这次运动不可能一下子社会清廉了，但能让贪污腐败现形；逐步加强民众的参与、决定、监管，贪污腐败便会减少。

　　1996年5月，“左派民主联盟”赢得邦大选，邦政府宣布把约40％的“计划发展基金”直接拨给乡自治组织，由村民自治组全民大会提项目建议，由乡自治组织筛选、统筹、实施。“计划发展基金”占全部财政预算的一半，即是说，在全邦每年约500亿卢比(约人民币90亿)的预算中，拨100余亿卢比让基层民选自治组织自决运用。在此之前，邦政府拨给基层民选自治组织用的，每年只有2亿卢布。这就是说，新政府上台后，基层动用的资金遽增五十倍。一系列的法规为配合这个突变而出笼。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法规规定乡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民选程序和法定地位，使之成为掌管使用庞大资金的基层组织，同时确立民主程序，令资金的使用满足基层民生的需要。这个运动踏出大胆的一步，让民众有财政和法律资源，通过民主直接参与，在动力和回报的双重推动下，民众就可试图争取平等、公义、进步。

　　印度政府自诩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大国，不少印度友人对此嗤之以鼻，叹息一声：“民主!?”但是，喀拉拉邦眼前发生的，如果“民主”不是最恰当的形容词，那该用什么词呢?眼前发生的情景，让人眼花缭乱，总觉得难以置信，难以理解，也忧心难以持续。可是，它只是昙花一现吗?是一小撮头脑发热的政党领袖一时意气风发掀起的一个劈头巨浪吗?是一窝蜂的热潮过后将复归死寂吗?

　　回望1996年2月初踏足彼邦的情景，回味当时的激动，对“民众计划运动”也便有另一角度的理解。偶然的政治契机，可数选票的l一2％的落差，执政党领袖力排90％领导层的非议，推动这场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非偶然的历史条件，起码酝酿了十多年。

　　“民众计划运动”动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义务工作人员参与。被称为“资源者”的专才，分三个层次，邦层面有六七百人，地区层面有一万四千人，乡村层面有十万人。很大一部分人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活跃成员。这支庞大的民间队伍是怎样形成的?KSSP的历史和民众运动的互动，无法在这篇短文交代，要另文专谈。这里简单指出，政府在1996年7月在全邦全面推行民众计划运动之前，KSSP已在民间进行多种尝试，以有限的物质资源但却是大量的人力资源，发动技术人员和村民测探本地自然资源，改善土壤，推广省柴灶，试验太阳能和沼气，动员教师家长改良教学内容形式，推行基层医疗保健，并在十五个乡通过全民参与，制定本乡“十五年全面发展规划”。这些民间尝试引起了印共领导人的重视，才在大选胜出后按其模式作为政府施政实行。

　　KSSP动员的大量“资源者”，是项目执行时提供技术支援的骨干，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KSSP推行的全民识字运动和后识字运动，不断地培养了乡民的自管能力和建乡关怀。没有这个根基，由善心精英发动的“民众”计划，恐怕无法不沦为既得利益者的玩物。

　　每次与友人谈起KSSP，都有无法表述它的丰富经验的语塞。还是再引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让一些北京的友人惊羡：喀拉拉邦人口3000万，80％是农村人口，有990个乡。全邦图书馆超过5000个，出版3000千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有自己的乡报，派发到每户。友人KK说，在喀拉拉，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数字本身不是一种精神，却让我们想象到一种文化情景，想象到这种规模如何点滴积累，又如何对每个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去年暑假带十多名香港学生到喀拉拉农村体验生活，逗留二十多天，学生的深刻印象是，这里的人毫不吝啬地做义务工作，问做了多久，答案一般是十年、三十年……都是两位数字。他们会补充一句，做义务工不是牺牲，而是乐趣、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