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

青春低吟

九月的末梢，戈壁油城克拉玛依已经在追逐秋的脚步了，学生从地上拾起金黄的白杨树落叶，又抬眼望望湛蓝高远的天空，就都兴高采烈地唱起歌来。

　　一九八五年秋，我十四岁，因为中考成绩好一些，就跑去克拉玛依第六中学借读。刚到克拉玛依那天，姨说要带我去“大楼”买东西，我以为大楼是多么高的楼，到了一看“东方红百货大楼”也就两层，姨指着正在建设的一个大工地，自豪地说：“那是个商场，三层楼呢。”

　　“几栋楼，两条街，一个公园没有猴……”是克拉玛依给我的最初印象。从城东头步行至城西头，也就一个小时，路上的风景尽是四层五层火柴盒一样的灰色楼房，是石油工人的居住区——大约一九七九年前后，江苏籍施工队浩浩荡荡开进克拉玛依，支援油城建设，建起了幢幢灰色楼房，命名为：工人新村、前进新村、光明新村……

　　楼内的设施也大体相同，一式一样的六七十平方米房屋结构，一式一样的木头柜、铁制床，就连喝水的搪瓷茶缸也一式一样写着“新疆石油管理局”字样。去同学家串门看到这么多的“一式一样”，感觉很不理解，问了才知，同学家长都是石油职工，住房、家具，包括锅碗瓢盆全部统一配给。

　　大概是重视教育的缘故吧，学生最先入住了楼房，四层五层的教学楼是城市最动人的景观。教职员工就住在老旧的平房里，雨夜时会拿着脸盆在屋里接雨，大风天听着扑扑棱棱巨响的窗子，担心大风把木窗吹跑了，又担心大风把屋顶掀翻了，整夜不能入睡。老师们夜里睡不好，早晨就盼着风接着刮，可偏偏风就停了，只好黑着眼圈去上课。

　　学生没有不盼着刮大风的，好像待在家里听风声是非常美的事情。我是克拉玛依的客人，不知道“大风天学生停课”这条规矩。一个大风天，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风呜呜地啸，从天上倾下来的尘土迷了我的眼睛，乱飞乱跳的沙石打得我皮肤生疼。我像泥鳅一样沿墙根溜边，没有墙根的空旷地带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任凭风把我吹得东倒西歪。

　　我摔倒了，像一截折断的树枝跌落，我哇哇地大叫，风却把声音吹走，连我自己都听不到。

　　有一扇门向我打开，有人将我拖进屋子，又奋力关上了门，我安全了。

　　那一天，我见到了王雁君。

　　王雁君是老师，教高中语文。王雁君在大风天救了我，怜惜我，又因为我姨在学校做校医，使得我搬出十几个人一间的学生宿舍，成了王雁君的舍友。

　　王雁君二十四岁，并不是很漂亮，不艳丽也不妩媚，但她脸庞白净，个高又窈窕，走起路来像春风吹拂的杨柳那样惹人注目。说话带着平静的感情，她一朗读课文学生们就都安静下来，像听一场音乐会那样心情愉悦。我们宿舍的窗台上，栽着一盆水仙花，水仙花开放了，我觉得王雁君是一朵盛开的水仙花，美丽、沉静、淡雅、芬芳。

　　学生食堂的饭菜简单又粗糙，白面馒头五分钱一个，炒土豆丝、莲花白一角是一份，红烧肉是周五才有的奢侈，八角一份。教师宿舍是一片红砖结构的平房，王雁君不喜欢去食堂挤热闹，总在宿舍做饭，西红柿鸡蛋面，撒上几粒翠绿的葱花，香气飘出一里远。葱也是她养的，青瓷花盆有数个，洋葱和水仙并排放在窗台上。水仙花赏心悦目，洋葱苗可观可餐。不论冬夏，我们的房间总有绿色点缀，总是生机盎然。

　　王雁君很喜欢我。我刚从兵团来城市，单纯得像一张没有一丝划痕的白纸，在我这张纸上写字作画是一件简便又令她开心的事，所以她总愿意告诉我，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件事应该怎样做。

　　夜里，我们总是聊天，从睡下了就聊，聊到半夜，不知为什么总是聊不完……

　　起初聊的是家里几口人，父母做什么事。这些事情就像一大把氢气球，第一次离家的我总想跳起脚抓那些气球，抓住一个泪涟涟，一个抓不住也是泪涟涟，王雁君便有些不耐烦。有一天，她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像研究一只西瓜熟没熟那样端详我的脸，轻叹一声：“孺子可教矣！”

　　十四岁的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我五官还算端正，还是说我骨子里尚有一丝可供调教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王雁君认为把一个乡下土妞调教成略有城市气息的姑娘，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而我是这成就感的受益者。

　　她一样一样地教我，比如走路应该挺直腰板，坐下应该两腿并齐，吃饭不要发出声音，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些教导像一块块打磨平整的石块，铺平了我成长路途中的沟沟坎坎。

　　她还教我唱歌，大多是邓丽君的歌，《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见炊烟》等等。每一首歌我们都循环往复唱很多遍，与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收录两用机如出一辙。邓丽君的歌是娓娓道来的轻言细语、浅吟低唱。有时候，我唱拐了调，或者唱错了词，脑门上都会吃上一记“毛栗子”。被弹了“毛栗子”也不生气，继续跟学跟唱，渐入佳境越唱越好。

　　唱歌之后，我们谈论衣服怎样穿，乌鲁木齐流行什么颜色、什么式样的衣服。王雁君的男朋友在乌鲁木齐工作，她总能紧跟乌鲁木齐大街上最新的流行趋势。我们讨论哪位女教师穿了什么，谁更时髦。那时候“时髦”这个词就像现在的口红一样，是姑娘们装点门面的必需品。王雁君却不时髦，黑色套头衫、黑色微喇长裤是她初秋时节的日常装扮。这身打扮显得她身姿窈窕又庄重矜持，却不能表达一个年轻姑娘的活泼开朗和对明媚色彩的大胆追求。而我能看到王雁君内心里住着一只金丝雀，拍着翅膀在雨后初霁的彩虹间飞翔。

　　有一天，王雁君在乌鲁木齐的男朋友托人带来了礼物，一件天蓝色蝙蝠衫，一条宝石蓝牛仔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仔裤，简直被迷住了。看着王雁君穿上牛仔裤更显曼妙的身姿，看着王雁君自我陶醉开怀大笑的神情，我感觉眼前有一扇七彩梦幻之门，王雁君引领我走了进去。

　　聊得最多的还是王雁君的男朋友，以及他们谈情说爱的书信。书信分两种，一种是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乌鲁木齐某学校的地址，信签纸也印着同样的名称，那字迹豪放，如雄鹰展翅翱翔长空。牛皮纸信有四五十封，一摞摞用橡皮筋捆着，一只带盖的纸箱是它们的藏身之所。那些信有的已经磨损，有的还是簇新的，代表着经历过的岁月，阅读的次数和读信人对信的珍爱。另一种是白色信封，王雁君一笔一画写上我们学校的地址，那字迹清秀，似春来江南梅点枝头。有时候，王雁君夜里写完信，一刻也等不得，就央我陪她去邮局。邮局距离学校两三公里，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树林没有路灯，黑漆漆的，每次路过那里，我们都手牵着手，心跳得像揣着一面鼓，鼓槌是我们狂奔的脚步。这片黑漆漆的小树林后来建成了文化步行街，小桥流水，长廊雕塑，每到夜晚，各色灯光大放异彩，每每穿行其中，当年惊扰我的鼓槌还会咚咚作响。

　　潘老师是陕西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一年前的一次教学培训，王雁君见了他第一面，头脑还来不及形成任何想法的时候，心就咕咚一声栽了进去，栽进了深渊谷底——王雁君猜想潘老师也是。他们开始了漫长而甜蜜的异地恋。

　　周六是要工作的，每周只休周日一天，相见千难万难。鸿雁传书较为便利，骑自行车的邮差每天尽职尽责把信件和包裹送往全城。克拉玛依是一座在荒无人迹的戈壁滩上建设的石油城，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从外地迁移而来，与亲人的联系无一例外地依靠邮政系统的满负荷运转。

　　信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周五封。我美丽的语文老师拥有她的幸福时光，读信，写信，然后把信贴在胸口入眠。

　　每一封信都被读了再读。与沉静的性情合拍，王雁君读信也是默默地读。我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谈着诗文还是柴米油盐，但我喜欢看她读信时的神情，仿佛乘小舟，偎依着爱人，在幸福的河流中荡漾。她时而微笑，时而轻叹。笑的时候，颊上有两个若隐若现的浅坑，那浅坑颤动着，使得她的表情瞬间清朗；那轻叹其实不是轻叹，更像是一股气流，一股混杂了多种情绪的气流——比蜜还甜，比天使还纯真，这股气流在油城的夜空慢慢升腾，聚集成一片云朵，云朵下方的每个人就都感觉到了幸福与美满。

　　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的路况不是很好，柏油路、石子路、乡间土路接力般存在，长途客车不能当天抵达，得在独山子或者奎屯住一晚。寒假将近的一个周末，潘老师意外出现在学校大门口。而潘老师出现的情形，至今还是我们聚会时的谈资。

　　我们说他是溃败而逃的士兵，他说他是凯旋的战士。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从一场火走来，军用大衣后衣角有一个大洞，露出灰黑色的棉絮；护耳雷锋棉帽缺了一个耳朵，胡子散漫地爬了一脸，像疯长了一季的藤蔓。只有那副宽边眼镜是透亮的，被仔细擦拭过。他的目光从玻璃镜片后头穿过来，刀片似的锐利、清爽。

　　潘老师乘坐的长途客运，我们叫“解放大轿子”，取暖设备不是暖气包，而是汽车排气管。排气管铺设在座椅下。那天，潘老师太累，在车上睡着了，军大衣落在排气管上被烤焦，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火灾。

　　王雁君是飞奔而去的，惶惶地站在潘老师对面，隔在他们中间的是一片浓得抹不开的情愫。围观的老师学生大声起哄，七嘴八舌的声音像一根根棍子，将情愫搅得七零八落，相视而立的两个人就都有了一丝羞涩……

　　那是新疆大戈壁的冬夜，路灯很黄，云很厚。云上面压着雪，正等着风把云吹开一道口子，好急急重重地坠落到地上。那个冬夜，是王雁君与潘老师相恋以来唯一不写情书，不读情书的夜晚。而王雁君的兴奋如三月的大戈壁土层，表面还覆盖着稀薄的冰碴儿，底下却早蕴藏着万点春意了。

雪夜放歌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克拉玛依工作，单位报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学校找王雁君。

　　那是一个下午，我抱着几本准备送给王雁君的小说，走进阔别多年的中学，我踏上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向看门大爷打听王雁君老师的办公室，大爷笑着说：“王老师？那不就是。”恰巧路过的王雁君竟也看到了我，飞奔着跑过来，哇哇叫着将我抱住，我能感觉到王雁君的欣喜万分，我和她是一样的喜不自禁。我们嬉笑着捡起落在地上的书时，眼泪已挂在我们脸上。

　　当年用作教师宿舍的那片红砖平房已被几栋教师宿舍楼替代，王雁君结婚分到一套六十八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在六楼。房内设施极为简单，一套人工订制的帆布沙发是当时较为时髦的家具，几张木板订成的书架，一看就是潘老师的手艺。两人都是老师，家里最多的就是教案和书，书架摆满了书，床上、沙发上是书，地上也是书。我欣赏着墙上挂的，桌上摆的，一张张结婚照，情不自禁地想：“为最爱的人穿上婚纱，一定有着被幸福晕红了的苹果般的脸庞，一定有着被爱陶醉了的如星子般的眼眸。”

　　王雁君与潘老师一九八八年结婚。按当时的政策，夫妻分居五年，可以申请调动，王雁君调去乌鲁木齐，或者潘老师调来克拉玛依。

　　王雁君做了几个炒菜接待我，自然有西红柿鸡蛋面，翠绿的葱花从窗台上的盆栽直接剪来，切得细细碎碎撒在面上，我吃到了当年的美味和清纯。她家的阳台上养着很多绿色植物，我看到几只空的青瓷花盆，便问：“怎么没有水仙花。”王雁君就笑了：“现在是八月呀，水仙花还没有栽呢。”

　　当晚，我在王雁君家留宿，继续我们的卧谈会。王雁君责怪我离开四五年不给她打一个电话，也没写过一封信，我解释了一番，发现很难自圆其说，也就罢了。王雁君翻着我送来的几本小说，问我在读什么书，读没读过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还真没读过，连听都没听到过，她把这两本书找出来，让我带回去读。

　　我突然想起来似的问她：“当年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从来没教我读书，教得都是吃什么、穿什么、怎么梳头。”她哈哈笑着：“你刚来那会土得都掉渣了，把你变得现在这样洋气，我容易吗？”

　　从此，我们常来常往，她不去乌鲁木齐，或潘老师不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就在一起过周末。那阵子克拉玛依市已经有了一条商业街，以准噶尔商场、新华商场、大十字商场、东方红百货大楼为主体向四周辐射。自由市场也有准噶尔市场、红山市场、油建市场等，周末人们可以到黑油山公园荡起双桨，在人民公园休闲游玩。

　　新华书店是两层楼，学生练习册、油田工具书居多，偶然也能买到最新出版的文学书。有一天，我们去逛书店，看到柜台上放着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很大的纸箱，有五六十本那么多。两人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还是不够，王雁君就让我留在书店看着书，别让其他人买去了，她骑自行车回家拿钱。之后，我们谈论的话题便经常是武打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金庸武侠小说已流行多年，《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也热播很久了，我们才开始阅读，才开始喜欢，算是后知后觉。后知后觉一样痴迷，一样沉醉。而且，我们发现，比起做师生来，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和王雁君去了一趟乌鲁木齐。

　　王雁君有个哥叫王维国，是一个大车司机。一连数天大雪，王维国突然浑身无力，脸色比白纸还要白，皮肤上有大片的瘀斑，紧急送去医院。经过会诊，医生怀疑王维国接触到放射性元素，患上了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医生建议转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治疗，又说一种进口药可稳定病情，乌鲁木齐新特药店有卖，希望病人能在三十六小时内用上这种药。

　　王雁君计划一大早出发去乌鲁木齐，买上药连夜赶回。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的高等级公路早已贯通，利用排气管取暖的“解放大轿子”也已淘汰，宽敞整洁，可容纳五六十名乘客的大巴车，早晨十点从克拉玛依出发，下午四五点便可抵达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明园，新疆石油管理局设有班车点。夏天的时候，早班车八点开始，每小时一班，可以说乘客随到随走，非常方便。白天忙工作的人们还可以选择夜班车，傍晚上车，在车里睡一觉，天明就能到乌鲁木齐，一点不耽误办事。到了冬天，早班车的发车时间推迟到上午十点，夜班车也基本停发。因为新疆的冬天实在寒冷，经常下暴雪，冰雪路面行夜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自告奋勇陪王雁君去乌鲁木齐买药，王雁君用一个大大的拥抱回应我。

　　为了追赶时间，王维国所在的重油公司派了一位老司机，开着一辆双排座的皮卡车。

　　满天飞雪，大地与天空相接，白茫茫一片混沌。道路光滑难行，车祸连续不断，有翻下路基的，有两车相撞惨不忍睹的。老司机开车小心翼翼，天黑透了才到乌鲁木齐，而我们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得买上药连夜赶回克拉玛依。

　　我们直接去了王雁君在乌鲁木齐的家，其实就是潘老师的单身宿舍，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收拾的整洁干净，可以看出潘老师是一个勤快的人。潘老师安排司机在宿舍休息，以恢复体力开夜车，我们仨去药店买药。

　　王雁君家距离药店有十几站的路程，公交车已停运，我们得走着去。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冬夜，寒风像一把锋利的斧头砍在身上。

　　潘老师穿着半旧的毛革服。新疆冬天寒冷，阿勒泰生产的毛革服，因其保暖与帅气兼备，受到青年男性的追捧。王雁君身上崭新的列宁式呢子长大衣，是潘老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那阵子凡时髦一点的女子都有那么一件列宁式呢子大衣，厚实笔挺还束腰，尽显女子的窈窕曼妙与英气时尚。潘老师是王雁君追逐时髦过程中永远的支持者。

　　我则穿着刚刚时兴起来的羽绒服，但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冬夜里，即使穿着保暖度最好的羽绒服，我也冻得够呛，几乎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像一节树枝在风中颤抖。

　　我听见肚子抗争地大叫，那咕噜咕噜的声响，拨开呼呼的寒风，异常高大地站在我面前，甚至走在我旁边的潘老师也听到了。

　　潘老师带我们找到一家馕坑，烤火吃馕。好心的维吾尔族大爷看我吃得急，倒了一缸热茶给我，我也不客气，抱着茶缸暖手，又急急地喝热茶暖身子。

　　我们迈开大步，继续向着药店行进。乌鲁木齐没有太多的高楼，从友好商场到红山的大街上，开业不久的友好商场是最高的建筑。街上没有行人，连猫狗都没有，夜色里到处是雪花飘过的划痕。

　　不知怎的，潘老师唱起了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起先，他是独唱，后来就变成了三个人的合唱。我大声高歌，想着这样庄严雄伟的一首歌，居然如此贴近生活，三人都忍不住笑了。

　　药装在恒温箱里，而药店的人告诉我们，所谓的恒温箱也只能管七八个小时。而在雪夜，七八个小时能否赶回克拉玛依还是个未知数，前提是汽车不中途抛锚，不翻下路基。潘老师坚决要求跟车回克拉玛依，为此他专门跑到校长家请假，又跑到一位同事家拜托帮忙代课。跑路是当时商量事情的唯一方式，没有几户人家装电话，更别说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

　　直到现在，我和王雁君聊天，回想那个冬夜的险境还心有余悸。幸运的是我们有老司机，开车稳当，虽然速度很慢，还是在天蒙蒙亮的清晨赶回了克拉玛依。王维国用药之后，病情得以稳定，为转院去北京治疗赢得了时间。

　　王雁君说那个雪夜，她的记忆里有一碗热腾腾的丸子汤。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司机停车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每人来一碗丸子汤，几个油塔子。王雁君说那碗汤真香真暖和，是她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丸子汤。

　　许多克拉玛依人都记得那碗丸子汤——铁榆树丸子汤，海大的一只碗，自制的油炸丸子，浓香的牛肉汤，劲道的粉条，加上凉粉、豆腐、鹌鹑蛋、熟牛肉、香菜，油汪汪、香喷喷、热腾腾，再配上几个色白油亮、面薄似纸、层次分明、松软可口的油塔子。当时，很多司机无论早晚都要赶到呼图壁县附近的路边，吃罢这么一海碗丸子汤，才算称心遂意、心满意足。

　　我的记忆里，最为深刻的不是丸子汤、油塔子，也不是行车途中，车窗外黑漆漆的冬夜，不是车灯时常晃过翻下路基的汽车，而是在我近旁，偎依在丈夫怀里的王雁君的睡姿，踏实而酣畅。自从王维国发病，王雁君和她的父母再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王雁君躺在潘老师怀里，即使车行颠簸，即使冬夜路途险恶，她也放下了恐惧、焦躁、不安，安安稳稳地睡着了。

儿歌联唱

二〇〇五年八月八日，克拉玛依水节，欢庆的人群从九龙潭沿克拉玛依河一路蔓延到阿依库勒水库。我和王雁君随着人群涌上街头，跟在敲锣打鼓的队伍后面。

　　我们的目光不在欢欣的人群，也不在欢腾的河水，我们的目光在人群中跳跃，搜寻我们的宝贝儿女——王雁君十一岁的儿子潘晓阳，我九岁的女儿张丹阳。

　　作为水节小记者团的一员，五年级小学生潘晓阳接到的任务是采访“水节”花絮。三年级小学生张丹阳没有资格参加小记者团，自告奋勇当哥哥的小尾巴，还坚决不让我们大人跟着。母亲们怕孩子被人群挤着，被太阳晒着，悄悄做着地下工作者。

　　沙滩排球竞技场上，我们看到潘晓阳同学在采访一位排球运动员，一边说话一边在小本上记录，那认真劲儿真是让人好笑又怜爱。张丹阳同学似乎对记者助理的身份并不满足，给哥哥递水的当儿，也向运动员提问题。运动员看两个可爱的孩子，不禁笑了。

　　王雁君也笑了，那是我熟悉的笑。这些年，我无数次看到王雁君的笑，幸福时，快乐时，甚至生活在她面前设置了陡坡，她不得不历尽千难万险爬上陡坡时也是这么笑的。

　　第一道陡坡是王维国的病，像一道惊雷在这个家庭轰然炸响，王雁君的父亲支撑着肥胖的身体带着儿子去北京治病，千难万难，终于为儿子捡回一条命。

　　第二道陡坡是王雁君母亲的身体。王雁君父母是克拉玛依第一代石油人，家住百口泉采油厂。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初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最高温度超过五十摄氏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风力最高可达十三级，住的是地窝子，水要从几十公里外拉运。王雁君母亲也不记得，风湿性心脏病是啥时候与她结伴的，是长期住在阴冷的地窝子里，潮气入侵身体；是一回回巡井途中遇到的那些风沙作怪；是一个夏日，天突降暴雨，她和同伴被浇成了落汤鸡；还是那个冬夜，雪天迷路，差一点冻死在戈壁滩……

　　风湿性心脏病属于富贵病，不能劳累也不能生气，更不能惊着，王维国的病无疑给予老人沉重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王雁君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做两份病号饭，分别送到母亲和哥哥的病房。为了照顾老人方便，王雁君的父母就从百口泉采油厂搬来克拉玛依市区，暂时与王雁君一家挤住在一起。

　　第三道陡坡是儿子潘晓阳的出生。一九九五年，一个雨后初霁的早晨，一个婴儿的降临像一道阳光照进了这个多难的家庭。

　　潘晓阳初来时分，也给王雁君设置了一道陡坡，王雁君生孩子比较晚，三十三岁才怀孕。先是严重的妊娠反应，之后王雁君的血压蹭蹭上升，严重的水肿，频繁的抽搐，让她夜夜不得安眠，潘老师就是那阵子决定调到克拉玛依工作的。夫妻俩像一对勇士，无论多么陡峭的山峰都携手攀爬。

　　潘晓阳出生之后，王雁君的攀爬之旅似乎告一段落，潘老师给这个家庭撑起了一片天。王维国的病情基本稳定，王雁君母亲因注意力分散到外孙身上，显出好转的迹象。只是一家三口和父母挤住在建筑面积不足七十平方米的房内，十分不便。

　　王雁君家的住房条件没有因为潘老师调来克拉玛依而改变，还是六中校园里的两室一厅，父母亲住次卧室，一家三口挤在主卧里，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不大的客厅兼餐厅。挤是挤了点，倒也和和气气、其乐融融。

　　更要命的是住六楼。王雁君母亲的身体不好，下楼比较困难，如果心脏病发作，就得潘老师背下楼，再叫出租车送老人去医院。那时候，克拉玛依已经能叫到出租车了，起步价五元，克拉玛依不大，十元钱可以从南走到北。

　　有一次，我去给王雁君送东西，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人高马大的潘老师背着消瘦的老人下楼，王雁君紧跟在后面，两人都不说话，眼神所到之处，两人便心领神会。令我想起《诗经》中的一句：“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一九九八年的一个夏夜，我们一起在王雁君家包饺子，潘老师回来的比较晚，进门就说：“哎呀，你们看到六中旁边那一片建筑工地了吗？听说是在建商品房。”什么是商品房？我们完全不知，潘老师便向我们解释，以后住房可以不用论资排辈了，可以用钱来买商品房，想住几楼就买几楼，一家可以拥有几套房等等。

　　我和王雁君丢下正在包的饺子就住工地上跑，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太震惊，也太惊喜了，改变现有的住房条件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经过无数次商讨，我们决定贷款买房。用未来的工资换取今天的日子，对那些年的边疆小城青年而言，是一件比较大胆的决定。那时，我们是那么的乐观、坚定，我们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无限憧憬，并满怀信心。

　　然而，就在我们商量着贷款买房的当儿，灾难如同闪电击中了我家屋顶，受伤害的是我两岁四个月的女儿丹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天气奇寒，雪下得像疯了一样，我因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出差去了乌鲁木齐。凌晨时分，我的房门被疯狂地敲开，同事的焦急如同火炮炸开在脸上，同事说：“快!服务台有你的电话，好像家里出事了。”

　　我奔向服务台。王雁君的声音从风雪交加的夜空传来，字字句句裹挟着狂风暴雪，她说：“我们都在医院，丹阳被开水烫伤了，尽快赶回来……”

　　第二天清晨，我站在病房门口，看到的是眼睛熬红的爱人，病床上躺着我熟睡着的女儿，小小的身子被纱布裹成一只粽子，唯一没有缠沙布的左手，吊着输液瓶。

　　王雁君提着饭盒进来了，脸色苍白，却面带笑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可回来了，老张都吓傻了，早上我准备回家做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把冰箱里的牛奶切成片’我也特别傻，还答应了。走到路上，才想‘牛奶怎么才能切成片？’”王雁君嘻嘻笑着，又冲着我爱人说：“老张，来教教我，你家的牛奶怎样才能切成片？”

　　王雁君的笑话带着风，弥漫在病房里，黏稠到近乎凝固的空气又流动起来，我们都笑了。女儿醒来，看到我也非常高兴，她说：“妈妈，那辆车呜呜呜，声音可大了。”

　　王雁君笑着向我解释：“说得是救护车。”又去哄女儿：“丹阳最勇敢了是不是？看大姨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下午换药的时候，王雁君建议我就在病房等着，她和我爱人一起推着女儿去换药室，我坚决跟着去。

　　医生用医疗剪刀一点点拨开女儿右胳膊上的沙布，小女孩鲜嫩却稀烂的皮肤和着黏稠的黑黄色药膏呈现在眼前，我的心也像被一点点剪开，身体上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惊惧、怜惜、心疼、悲伤，各种情绪交织。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更让我难已自恃，泪水像绝提的河水，唰唰唰地往下掉，两腿软得像面条，但我不能倒下，因为我的双手还托着女儿正在换药的右胳膊。王雁君托起女儿的胳膊，一边坚定地对我爱人说：“老张，带她出去，这里有我！”一边小声哄女儿：“丹阳乖，大姨陪着丹阳……”

　　女儿顽皮，碰翻了置于墙角的开水壶，双腿及右臂大面积开水烫伤。女儿住院治疗期间，王雁君每晚都来陪我们，带来亲手制作的吃食，带来花样百出的小玩意儿，有时候还带着儿子晓阳来陪妹妹玩。如果哪一天王雁君有事来不了，女儿就不停地问：“妈妈，大姨和晓阳哥哥啥时候来看我呀？”

　　有一次，我被女儿闹得不耐烦，略带妒意地问：“丹阳，妈妈好，还是大姨好？”女儿想也不想，脱口而出：“大姨好！”“为什么大姨比妈妈好？”我追问。女儿说：“大姨会唱歌，妈妈不会。”

　　我哑然失笑，王雁君比我大十岁，却会唱很多儿歌，《小红帽》《丑小鸭》《数鸭子》等等，有时候一口气能唱二三十首儿歌，名曰“儿歌大联唱”。

　　女儿名字叫张丹阳，王雁君就常常唱《种太阳》：“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播种一个，一个就够了，会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

　　王雁君唱的时候，会自动把“啦啦啦，种太阳”改为“啦啦啦，张丹阳”，女儿听到自己的名字唱在歌里，就快乐地咿咿呀呀跟着唱。

　　在教育孩子方面，语文老师王雁君比我有经验。她擅长读书、讲故事，把克拉玛依的前生今世讲给孩子们听，比如，曾经的克拉玛依，是个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荒地，黑油山老人赛里木如何发现石油，一号井石碑上的英雄是谁。比如克拉玛依以前的样子，楼房很少，道路很窄，漫天的风沙一刮数天，自来水管里流出“牛奶”或“橘子汁”……

　　故事讲着讲着，孩子们就长大了。

克拉玛依迎宾曲

去世纪广场散步，是我和王雁君的保留节目，平时各忙各的，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在电话里约：“想你了，‘凤凰’下见。”在那里，总能听到导游在对观光者如此讲解：

　　“‘凤凰’雕塑创作灵感来自克拉玛依三代石油人的奋斗历史。顶部的凤凰形象，象征着克拉玛依经过老中青三代石油人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

　　王雁君总是聊起她的维吾尔族女儿阿尼拉。二〇一四年的春天，王雁君因急性肺炎住进医院，邻床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女孩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照顾女孩的是克拉玛依第三中学的老师。老师说阿尼拉是内初班学生，父母是和田的农民，家里还有弟妹和做不完的农事，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父母都不能到达，由学校的老师照管。内初班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居都由老师们负责打理，费用也全免。阿尼拉稍好一些就在病房里唱歌，她的歌声甜美，好像一只百灵鸟在春天歌唱。

　　王雁君出院那天，阿尼拉的病情也已稳定了，医生说小姑娘还需要观察几天。阿尼拉有些依依不舍，要求王雁君也唱一首歌给她听。王雁君正在老年大学合唱团学习，一首《克拉玛依迎宾曲》像九龙潭的飞瀑那样奔涌而下。

　　“走进大西北，走进神奇的克拉玛依……”这首由克拉玛依本土诗人郭志凌创作，在世纪公园日日播放的歌曲，已脍炙人口。老年大学合唱团专门请了音乐老师教授，王雁君因为声音洪亮，音域宽广，音色甜美，从众多姐妹中脱颖而出，担当领唱。

　　“来吧，我用盛满阳光的奶茶迎接你……”王雁君唱着，她感觉血从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上来。王雁君牵着阿尼拉的手走出病房，迎面就被一片天空的瓦蓝击中，闭了会儿眼，她才适应了那样的晴空，她感觉到她生命中的一些部分正在渐渐逝去，另一些部分却正在渐渐复苏。

　　之后，王雁君时常带着好吃的去学校看阿尼拉，周末或者节假日则接阿尼拉来家里做客。聪明伶俐的女孩儿，见到王雁君就飞奔着跑来，管她叫王妈妈。

　　王雁君在阿尼拉面前打开了一扇门，就像她曾经为我打开的门一样，阿尼拉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这扇门里有克拉玛依这片热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阿尼拉2016年考到上海的内高班就读，走的时候对王雁君说：“王妈妈，我好好学习，大学毕业后，我来克拉玛依工作。”

　　有时，我们会在克拉玛依河边待上很久。晚风把河水皱起极细的波浪，月亮似乎落到河里了。我们禁不住伸出手，好像能把那温润、明亮的光影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