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一

　　乾元元年（758）六月，刚领到圣上端午赐衣不久，四十七岁的左拾遗杜甫被调出京师，任命为华州司功参军。唐制，左拾遗为从八品上，司功参军为从七品下。表面看，杜甫级别有所提升。不过，究其实质，左拾遗是京官，是天子近臣，随时可以上达天听；司功参军则是州佐官，事务繁巨，沉沦下僚，前途与影响均无法与左拾遗相提并论。

　　所以，杜甫完全没有心情去履新。然而，皇命在身，他不得不上路。他知道，他之所以被贬出京城，仍然是受房琯牵连。既然被视作房党，且又的确曾站出来为房琯说话，愿赌服输，他只得认栽。

　　前往华州的前一天晚上，一个叫孟云卿的朋友为杜甫饯行。杜甫的命运已经够坎坷了，孟云卿竟比杜甫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出身贫寒，天宝末年就到长安应试，数年未能及第，一直是布衣之身。他称自己“贫贱少情欲，借荒种南坡”。多年失意后，孟云卿即将离开让他不堪回首的首都，回到嵩阳继续躬耕垄亩的田园生活。

　　一对老朋友，两个失意人。樽前烛下，相对把盏，诉不尽的衷肠与离愁。用杜诗来说，那是：“乐极作头白，更长爱烛红。”——老友相逢，自然快乐，然而想到即将分手，而两人都已头发花白，不再年轻，不知下一次相逢将是何时，心中又涌起无限忧愁；更深人静，让人倍加珍爱相聚的辰光，就连燃烧的红烛也显得无比可爱。

　　华州的生活果然令杜甫绝望。

　　自西安沿连霍高速东行，过临潼、渭南，即是华州。现在的华州系渭南下辖区，由郑县改名而来。唐代的华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因境内有著名的华山而得名，下辖郑县、华阴和下邽三县，治所设郑县。

　　初到华州，杜甫尚有兴致游览了周边几个景点。但华州主官——即时任刺史郭某——不仅给杜甫安排了海量的工作，还对他十分无礼。王嗣奭认为，杜甫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以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但这个郭刺史，杜甫在他手下干了整整一年，却没有一句诗写过他。由此可以反证，郭刺史的为人可想而知。

　　关中平原东端的华州，夏秋气候极为炎热——我去华州正值三伏，一大早，太阳当头炙烤，气温很快飙升到了三十八九摄氏度。站在阳光下，一阵阵热浪让人有喘不过气之感。杜甫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中对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苦恼描绘得淋漓尽致：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常愁夜中自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暑气蒸腾，炎夏煎熬，以至吃饭都成了一件苦差事。晚上，有毒的蝎子到处乱爬，苍蝇成群结队。坐在堂上办公，各种要处理的文书如同雪片一样飞来，让人忍不住要崩溃大叫。透过窗户南望，山上沟壑纵横，长满郁郁青松，不能到那清凉的地方去避一避，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赤脚踩在冰块上凉爽一下呢？

　　尽管要待到明年，杜甫才正式离华州司功参军任，但刚刚赴任时，他的内心就对这个新职务充满抵触和厌倦。

　　好不容易熬到年底。冬天，杜甫离职回了一趟老家，在偃师处理家务——终其一生，他家在偃师、巩义、洛阳和长安都有些资产。但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甚至货币经济也不发达的唐代，如何处理这些资产——比如，如何收取土地的田租，如何把收来的粮食变现，都是无比烦琐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后来，杜甫流落蜀中，一直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除却人老了希望叶落归根外，恐怕也不无另一个十分现实的考量：回老家处理祖业。

　　二

　　唐代，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曾是武周时代首都，即便不是武周时代，每逢关中灾荒之年，皇帝多半会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就食。洛阳也因之成为唐代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称为东都。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官道，属于唐代首屈一指的大路驿的一部分——比杜甫更晚的唐德宗总结说，“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

　　一生中，杜甫多次往来于大路驿，他任职的华州，他小时候生活过的洛阳，以及他的老家偃师和他的出生地巩县，都位于大路驿上。

　　从长安往东，在今陕西境内，大路驿大致沿后来的陇海铁路而行。到了陕州，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渑池、新安至洛阳，此为汉魏故道，沿途所置驿站较少，路程相对较近；南线经永宁、寿安而至洛阳，此为唐道。驿站多，路程相对较远。

　　杜甫从华州出发，一路沿黄河南岸经敷水驿、长城驿而至华阴县，便来到了兵家必争之地潼关。潼关扼陕、豫、晋三省要冲，《水经注》解释其得名原由：“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

　　潼关一带，平坦的八百里秦川已到尽头。南边是高峻连绵的秦岭支脉华山，北面是如同屏障一样的中条山。华山与中条山对峙的夹缝里，黄河见缝插针，疾速东下。潼关，就位于黄河南岸的黄土塬上。

　　我站在潼关城楼一侧的山坡上眺望。

　　几公里外的山脚下，黄河从西北方向而来，拐出一个大弯。大弯处，渭河一头扎进黄河怀抱，两水交汇，水流变得更加迟缓，河床上堆积出一道淡黄色的沙洲，恰好与岸边青绿的庄稼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

　　两座大桥从我站立的南岸伸向北岸，一座是公路桥，一座是铁路桥。对岸台地上，分布着补丁般错落的房屋，在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映衬下，显得更加矮小、卑微，如同甲虫身旁的蚂蚁。台地背后，是一条绵亘掠过的山脉，像隶书的一字。那是中条山。

　　潼关始建于东汉末年，后来南移数里，屡毁屡建。所以，我看到的潼关竟然是一座崭新的古城——许多地方还未完工，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油漆味儿。因为没完工，作为景区也就不收门票。景区外面，依附修建了众多两三层的仿古商铺，却没有一家营业。古潼酱园、果蔬沙拉、肥肠米线、菠菜面、永红餐馆、陕西名优特产……全都关门闭户。唯一开着门的是关中民俗面坊，不过也没营业，一个肥胖男子，正对着呜呜作响的风扇午睡，发出惊天动地的鼾声。没完工的一座建筑，围栏上有一条字迹黯淡的标语，大概被风吹走了一些字，看上去颇为莫名其妙：早打，快打，露头就打——我猜，应该说的是打黑除恶。

　　杜甫见到的潼关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曾多次经行潼关的他，在诗里感叹：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那时的潼关，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羊肠小道之上，飞鸟双翼之下，巍峨屹立于首都东方。

　　三

　　过了潼关，关中渐远，中原渐近。

　　杜甫东行一千二百六十多年后的一个盛夏黄昏，我在凭吊了潼关和风陵渡后，沿着宽阔的连霍高速自西向东疾驰。从灵宝西收费站出站后，又顺310国道，自东向西回走了近十公里。公路两旁不时可见起伏的黄土丘陵，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林子和庄稼。在两条几乎平行的道路突然交叉的地方——我所行经的国道，硬生生从一片黄土丘陵正中穿过。在我的右手边，小山坡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

　　停好车拾级而上，牌坊正中是两个大字：阌乡。牌坊两侧，各有一座简陋的长方形亭子，其中一座亭子里，坐着几个纳凉的老人，一律有着黄土一样深的肤色。牌坊正下面，是一座小型广场，尚未竣工，铺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小的如拳头，大的超过饭碗。一旁是庄稼地，修长的玉米遮掩了庄稼深处的村落，房屋只露出不多的红色或黑色的顶，像漂浮在绿色海洋上的一顶顶草帽。

　　牌坊下面，我寻找到了两块镶进堡坎的不大的碑，黑底白字，一块的标题是《阌乡县城始末》，一块是《阌乡村门楼记》。两块碑，数百文字，清晰地还原了一个业已不存的古县的历史轨迹。

　　牌楼所在地，今属灵宝市阳平镇阌乡村。在唐代，属于虢州阌乡县。阌乡的得名，缘于境内有阌山。阌乡设县，起于西汉，历两千多年到1954年时，并入灵宝，县城变为乡政府，但县衙等老建筑一直保存完好。1959年，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阌乡县城从此淹没。在决定修建水库前，阌乡人开始搬迁——一支移民甘肃敦煌（后迁出），一支移至靠近灵宝的阌东，更大部分移到了阌乡村。

　　尽管阌乡村距三门峡大坝还有八十多公里，但登上牌楼附近的山顶向北遥望，三四公里外的黄河因回水而变得十分开阔。就在那边某个业已沉入水底的地方，曾经，杜甫住过一宿，并留下了两首诗。

　　到了阌乡，杜甫就从今天的陕西进入了河南。不过，其时的阌乡县及虢州，不属东边的河南道，而是北边的河东道。

　　杜甫行到阌乡境内，天气异常寒冷，整天刮着凛冽的北风，黄河结冰封冻，天地间一派肃杀。在阌乡，杜甫有一个朋友，姓秦，名不详，时任阌乡县尉。秦县尉一年前在凤翔时，与杜甫同舍，关系密切，且对杜甫诗文颇为敬佩，称杜甫是文章伯。

　　那晚的酒宴，却不是秦县尉做东。做东的是另一个县尉，姓姜，名不详——唐制，上县可设县尉两名，阌乡属望县，比上县等级还高。秦县尉是杜甫的老朋友，姜县尉却是杜甫的新朋友。

　　姜县尉令人敲开黄河河面的冰块，很费力地捕获了一条大鱼。

　　一条刚从水中捕上的大鱼，到了厨师手里，只要片刻工夫，就能变成一盘又白又细的鱼片。半透明的鱼片轻薄似纸，隐隐透过灯光。把鱼片放进由芥末、豆豉、蒜泥和酱油混合成的调料中略微一蘸，入口的鱼片爽滑清甜，极为鲜美。由于没有经过炒、炸、蒸等加工，鱼片的营养物质一点儿没有流失。

　　这种食用方法叫鱼鲙。早在先秦时期，鱼鲙就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美食。传入日本后，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刺身。

　　在唐朝，制作鱼脍的鱼类首推鲤鱼，而黄河大鲤鱼古今都是珍贵食材。我猜测，姜县尉令人捕捞的，多半就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黄河鲤。唐朝皇帝姓李，“李”“鲤”同音，鲤鱼成了国姓鱼，一度禁止食用。尽管由于这道命令执行起来颇为困难，仅是一纸空文，但杜甫毕竟是朝廷命官，也不好明目张胆地把食鲤鱼写进诗里。

　　杜甫诗中说，“河冻未渔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时值冬末，北方天寒地冻，获取河鱼实在不易；“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厨师刀工极好，白嫩的鱼片如同雪片一样；“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姜七这个年轻朋友特意把鱼肚子上肥美的鱼片来敬我，又因我年老牙不好，吩咐把米饭煮得很松软；“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面对这落在纸上也不会把纸沾湿的鱼片，我吃得很高兴，不知不觉一盘子都吃空了。

　　阌乡以东，大概在今灵宝西站至荆山铸鼎原一带，曾有另一个为时更短的古县，即湖城县。湖城县原名湖县，汉置，南朝宋改名湖城。其县治，史书称其在阌乡以东。元朝时，湖城并入阌乡。

　　一夜欢聚，次日，杜甫离开了热情款待的姜县尉——杜甫赠诗中亲切地称他为姜七少府——以及作陪的秦县尉，继续赶路。没走多久——三四十里路，大约就大半天工夫，便进入了湖城县境。湖城有他一个朋友，叫刘颢。当晚，他借住刘家。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告别刘颢后，他才走到湖城县东门外不远的地方，却与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期而遇。

　　这就是此前在长安为他饯行的孟云卿。

　　既是老友又同为行路人，并在异乡邂逅，两人都又惊又喜。当即，杜甫带着孟云卿一起返回刚刚辞别的刘颢家。刘颢也意外而喜悦。天色已晚，刘家立即张灯设宴。那天晚上，室内炉火通红，酒食相陈，室外有一轮洁白的月亮。三人通宵欢饮，直到鸡鸣天晓，才不得不洒泪而别。杜甫感叹：“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

　　四

　　杜甫回到洛阳后，小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了洛阳东边的偃师。那里，既有他的先人墓庐，还有他十几年前筑的土室，以及他家的田产和庄院。到了老家，很自然地想念亲人——是时父母俱逝，亲人便是几个弟弟和妹妹。其中一个弟弟杜颖，早年在齐州临邑做主簿，杜甫漫游齐赵时曾去看望过他。两兄弟分别多年，此时山东尚未收复，生死睽违，他的家人一直留在偃师陆浑庄。杜甫与弟弟家人相见，哀叹两家人“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在偃师期间，有一天忽然收到了杜颖家书，兴奋之余，却又产生了欲见不能的苦恼：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

　　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旧犬知愁恨，垂头停我床。

　　——战乱之后难以归乡，在他乡客居久了，反倒觉得他乡比故乡还好，因为故乡比他乡还要凋敝。做哥哥的一直为弟弟的安危而担心痛苦，常念叨乱世之中生死相依。你当年写的字还挂在老家墙上，你的妾因你多年未归已经离去。我们家那条老狗似乎也明白人间的愁恨，低着头，忧伤地依靠在我的床前。

　　五

　　就在杜甫居停老家期间，风云突变，时局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上年六月，即杜甫贬华州司功参军时，原本已归顺唐朝的安禄山部将史思明再次反叛。九月，朝廷集中主力部队，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令九节度使各率所部兵马，包围了安庆绪占据的重镇相州（今安阳）。九节度使包括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名将。

　　相州被围，官军“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又引漳河水灌城，“城中井泉皆溢”，粮食耗尽，一只老鼠也要卖四千钱。当时，天下人均以为相州城破只在旦夕，而相州一旦攻克，则河北可定，叛乱可平。几百里外的杜甫得知，激动不已，写下长诗《洗兵马》。他乐观地认为，叛乱即将终结，天下即将太平：“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安庆绪苦守相州，等待史思明救援。城中部分失去斗志的叛军想出城投降，“碍水深，不得出”。肃宗在调遣九节度使围相州时，因郭子仪和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不方便指定哪一个为元帅，只是任命了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负责协调。如是，九支军队互不统属，群龙无首，“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

　　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在魏州（今大名）称大圣燕王；同月，相州之围中，那位曾借马给杜甫的猛将李嗣业为流矢所中不治身死。

　　二月，史思明率军赴相州，救援安庆绪。官军多达六十万之众，而史思明仅有五万人。这是一场从数字上看几乎没有悬念的战争。然而，狡猾的史思明避免与官军交战。他不断派出游骑，四处打击官军的后勤部队，以致官军竟然连打柴火都困难。至于从江南运来的粮饷，更是屡遭叛军劫持。就在官军粮食匮乏之际，三月，史思明发起了与官军的决战。

　　官军并未将叛军放在眼里，以为史思明的主力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当史思明全力拼杀而来时，九节度使中仅李光弼和王思礼率部抵抗，双方均死伤惨重。郭子仪所部跟着上场。没想到，郭子仪部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势，天地间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战场上一片昏沉黑暗的末日景象。叛军自然惊骇，官军却更甚，双方各自后撤——叛军向北，官军向南。要命的是，尽管郭子仪乃一代名将，但在如同潮水一般后退的大军面前，依然无能为力。他所部战马原有万匹以上，战后仅存三千；甲仗十万，几乎全部丢弃。

　　出洛阳城北行，只三十余公里，便到了黄河之滨。以黄河为界，河南为洛阳孟津县，河北为洛阳吉利区——2021年，孟津县与吉利区合并，改称孟津区。

　　在孟津，有两座大桥横跨黄河，一座是二广高速的洛阳黄河大桥，一座是208国道的洛阳黄河公路大桥，两桥凌驾于黄河之上，相距只有几百米。在靠近洛阳黄河公路大桥南岸的左侧，三岔路旁的园子里，耸立着一座钢铁制成的塔，旁边石碑上是红色大字：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原来，黄河流过公路大桥，便进入了一马平川的下游。

　　距标志塔所在的园子五六百米的黄河中央，有一座海豚状的小岛，那是由黄河裹挟而来的泥沙沉积后形成的沙洲。

　　我推测，曾经闻名遐迩的河阳桥，应该就在这里。

　　孟津一带，自古即为洛阳通往河北和山西的必经之地，商周时期，孟津设有往来于黄河两岸的古渡。汉末黄巾起义，大将军何进在孟津置孟津关，是为拱卫京师洛阳的八关之一。北魏时，在孟津附近的黄河南岸、北岸以及沙洲上筑了三座关城，称为河阳三城，成为洛阳的北方门户。故此，孟津关又称河阳关，孟津又称河阳。

　　第一个在孟津黄河上建桥的，便是杜甫的远祖杜预。他建的浮桥，大概就在我看到的沙洲附近——更准确的位置，难以考证。到了唐朝，被称为河阳桥的孟津浮桥，战略意义更加显著。一旦河阳桥失守，洛阳便无险可峙。

　　相州战败后，洛阳吏民已如惊弓之鸟。“士民惊骇，散奔山谷”，负有守土之责的东都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逃到了几百里外的襄州和邓州，其余节度使各自率军退避，只有郭子仪还在苦撑。

　　正是意识到了河阳桥的重要性，相州城下被叛军所败的郭子仪才收拾残部，退守河阳桥以保东京。

　　既可能是假期已满，更可能是担忧洛阳不保，闲居偃师的杜甫踏上了前往华州的路途——这以后，有生之年，他再也没有回来过。故乡——巩县也好，偃师也好，洛阳也罢，从此都只是一个个虚幻的梦境。

　　一直要等上五十多年，他已经乌黑的骨头才将由孙子历尽艰辛地送回河南。

　　六

　　连霍高速由江苏连云港到新疆霍尔果斯，像是缠在中国中部的一条腰带。河南境内许多地方，310国道常与连霍高速相伴而行。310国道又叫连共线，由连云港通往青海共和。

　　从三门峡市区南部的地坑院景区前往三门峡市区东部的石壕村，里程五十五公里，大部分路段都属连共线，或者说310国道。国道不宽，也不窄。在经过了一个矿山模样的厂区后，国道转入乡道，乡道狭窄坑洼，仅容两车通行，公路两旁长满高大的黑杨，风一吹，发出夸张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深夜鼓掌，乍一听，吓一跳。

　　沿着蜿蜒的乡道行驶了十余分钟，公路旁出现了一条更窄的岔路，黑杨变成了柳树。一座已经十分斑驳的牌楼出现在岔路口，上面有三个电脑体的大字：石壕村。

　　在中国，大凡稍有文学常识的人，或者说只要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石壕村，它与杜甫不朽的叙事诗《石壕吏》紧紧相连。

　　我前往石壕村，既是为了看看诞生《石壕吏》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样，还因为据地方史料所说，当年杜甫住过一宿的窑洞，居然保存至今——想想也不奇怪，既然杜甫诞生的窑洞都还在，他四十八岁时住过的窑洞也保存了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穿过牌坊，顺着细细的乡路行驶了两百米，便是石壕村村口。像众多北方村庄一样，石壕村村口的树荫下，也聚集了二三十个老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望着旁边的小桥发呆。还有一个老人倚着柳树睡着了，一只绿头苍蝇，饶有兴致地围着他干旱的脸慢慢飞。老人闭着眼，不时挥手赶苍蝇，却又发出沉沉的鼾声。

　　与其他村庄村口不同的是，石壕村正对大路的地方，有一方高大的照壁，照壁上，海碗大的字刻写着那首耳熟能详的长诗《石壕吏》。

　　石壕村位于两山之间的沟谷里，山不高，至多两三百米。村子顺着山谷而建，两边是房舍，中间是公路，与大多呈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北方村庄迥异。房子几乎都是一层或两层的砖房，房前种着零乱的花草，大门两侧，有的贴着春联，风吹雨打过后，红色的春联褪成灰白，像是洗过多年的旧衣服。村民方言极为难懂，十句倒有八句不知所云。在他们热情而又不明所以的指点下，我沿着村子正中间唯一的那条路往前走，寻找杜甫住过的窑洞。

　　尽管车速极慢，并提醒妻子仔细观察，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窑洞的迹象。村子至多只有两三百米，出了村，我终于看到村外的田野里，山坡上似有两个孔洞，像是废弃窑洞的样子——但是，根据事前查阅的资料，杜甫住过的窑洞在村里，且还有人居住。这两孔废窑，显然不是。继续向前，公路变得更加粗糙，渐渐蜿蜒上了村子背后的小山，再也看不到房屋。又走了几百米，路旁有一座简易工厂，铁栅厂门前蹲着一个工人，把脸埋在一只巨大的碗里吃面。问他，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本地人，是听说有个什么窑洞，但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还是下山去村里问问吧。

　　于是，我又回到了山下的村子。我把车停在路旁，走进公路内侧的一座小院，院子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问他杜甫窑，他摇头。又问他，你家大人呢？他向另一间屋子指了指。这时，从屋子里走出一个似乎刚刚午睡醒来的大妈。

　　五分钟后，在热心大妈带领下，我走到了公路后面数十米的小山坡下，那里，有一座院子，大门紧闭，从外面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窑洞。

　　石头砌成的墙壁刷成白色，两块白色中间是一小块红色——即院门。院门上贴着对联：喜气洋洋伴福来，财源滚滚随春到。门楣上方，是很大的红字：天赐百福。我伸手敲打缀满乳钉的院门，由轻到重，并大喊：有人吗？有人吗？然而，里面悄无人声。失望欲走，门内终于传来一个老年男子的声音：谁啊？

　　半分钟后，我顺利进了门。

　　是一座两进小院。左右两边是砖砌的平房，中间是狭窄的水泥地院子，摆放着水桶、水盆之类的用具。穿过一道月门，便是后院。后院院子更大一些。有两棵树和一架葡萄。一座嵌有瓷砖的房子与前院的房子垂直。目光越过房顶，能看到背后的小山。主人家姓雷，当我向他打听杜甫投宿的窑洞时，他把我带进后院靠左的一道门前。从外面看，就是一座普通平房，并无窑洞外观。疑惑间走进门，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屋子分为三部分，前面两部分，就是普通平房，第一间和第二间的柜子上摆放着清油桶和炊具，似乎是雷家的厨房。第三间半塌了，显然已经废弃不用，里面堆放着一些木头。泥地，泥墙和泥的屋顶——正是一孔窑洞。也就是说，昔年杜甫借宿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只是，后人在窑洞外扩修了平房，围成了小院，窑洞便蜷缩在小院深处，从而在不经意中被保护下来。

　　雷大爷约莫七十岁样子，他说他家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七八代人。七八代人大约两百年时间，足够漫长了。但与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杜甫比，依然十分短暂。雷大爷的孩子们进城了，只有他和老妻还守在村里。生活宁静，安详，一日如同一年。一年也如同一日。和他告别时，他热情地把我送到院门外。当院门在身后吱呀一声合上。我顶着烈日，慢慢行走在空无一人的村道上。蝉一个劲儿地叫，微风吹拂，空气中传来田野里特有的混合了青草、庄稼和泥土的滋味。我登上高处想为石壕村拍一副全景时，猛然想起，从杜甫时代到今天的十二个世纪里，这座北方村庄，名字未变，村址未移，然而人歌人哭，一代代人就在这里走完了他们短短的一生。

　　七

　　杜甫沿着古老的大驿路从洛阳前往关中。

　　在距石壕村不到四公里的西边山坳里，松林间有一片平地，一个名为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机构，大门紧闭。看门的年轻人在玻璃后面摆手：不开放，不开放。就在管理所背后不远处，曾经人来人往了两千多年的崤函道蛇行于山峦间。坚硬的石质路面，被经年累月的车辆轧出深深的车辙，最深的足有二三十厘米。像用錾子凿出了沟槽，用以流淌岁月。

　　路侧山坡，一个放羊老人坐在一块灰白的石头上。他的羊围在石头周边啃草，粗硬的草如同铁丝，羊们咬嚼得铮铮有声。牧羊老人忽然站起身，解开裤带，对着岩壁撒尿。尿液流进古老的车辙，空气中似乎传来了隐隐的尿臊味儿。一时间，有点不知今夕何夕的错觉。

　　杜甫自洛阳而来，经新安——在新安，杜甫听到人声喧哗，近前一看，原来是县吏在村里点名征兵，不少很年轻的少年人也被抓了壮丁，准备送往前线。据此，他写成了“三吏”之一的《新安吏》。过新安后，大约还需要两天，杜甫走到了石壕村。崤函古道从村外的山上穿过，天色渐晚，杜甫下到山谷中的石壕村，找了一户人家借宿。这户人家有一对老夫妻，一个年轻的媳妇和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

　　睡到半夜，杜甫听到了恶狠狠的打门声，他披衣下床，得知是县吏趁夜来抓丁。老翁吓得翻墙逃走，老妇只好上前应付。老妇告诉县吏，她家三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前几天，一个儿子捎家书回来，说两个弟兄已经战死了——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下，这家人三个儿子全都应征，且两个战死，按理，不仅不应该再到他家抓丁，还应该把他仅存的儿子送回来。但是，由于相州之战失利，为了守卫河阳，守卫东都，朝廷不得不自坏规矩，而具体办事的县吏，更是如狼似虎。

　　老妇冷静而沉痛地诉说了她家的遭遇，“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的巨大牺牲之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死了的也就算了，活着的人只能苟且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家中也没其他人了，只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孙子。有孙子在，他的母亲还没有离去，但进进出出连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最后，老妇说，我虽然力气已衰，但一定要抓丁的话，就让我连夜跟你一起走，赶快到河阳军营里去，说不定还能为军队准备早餐呢。

　　对朝廷抓丁，杜甫有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之前，他曾有《兵车行》等作品，透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那时，他认为朝廷抓丁是错误的，是反人性的，因为那时的战争乃唐朝主动挑起的边疆纷争，系不义之战。但在新安和石壕村见到的抓丁，是为了平定叛军，而杜甫一生忠于唐室，在他心中，便表现为一种矛盾：一方面，为了平叛，的确需要有人上前线；另一方面，基层官吏没有人性地抓丁，又使同情民众的他感到愤怒。因此，在新安，他只好劝慰那些应征的士兵。而在石壕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他也无能为力。——按我的理解，老妇的那一番话，明显是义愤之辞：我的三个儿子，战死了两个。家中再也没有人了，那是不是要把我抓到军营里去服役，去给他们煮早餐？

　　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妇的义愤之词竟然提醒了县吏，他们真的把老妇抓走凑数去了。天明，当逾墙而逃的老翁回家时，老妇已被带走。

　　安史之乱已经四年。如果说此前杜甫见证了叛军的凶残和王朝面临倾覆的大危机的话，那么，为期十几天的自洛阳归华州途中的所见所闻，更多的是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极大苦难。人民如同洪流中的浮萍一样挣扎，沉浮，无以自主。及后，杜甫把沿途见闻写成诗歌，这就是杜诗中最知名的“三吏”和“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新安吏》与《石壕吏》写不合理之兵役——违制强征未成年的“中男”和趁夜抓人服役；《潼关吏》既写士卒之辛苦，更忧虑三年前潼关失守的败局再次发生；《新婚别》写新婚男子，洞房花烛时被迫奔赴河阳，乃至新娘子感叹，“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垂老别》写衰翁儿孙俱已阵亡，他竟不得不投杖从军，与妻子生离死别；《无家别》写一个独身男子，早年从军，战败后回乡，家中面目全非，如今河阳吃紧，再次征发上前线，他想起之前卧病多年的母亲葬身沟壑已有五年，生不能养，死不能葬，于是愤怒质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对于“三吏”“三别”，卢元昌评论说：“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家室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唐政府的平叛战争都是必要的，属于正义一方，但在平叛战争中，付出惨痛代价的却是底层民众。高高在上的肉食者只管发号施令，基层官吏则胡作非为。对民众，杜甫是无限的同情与心酸；对官吏，是无限的愤怒与鞭挞。成都杜甫草堂诗史堂前，悬挂着郭沫若的一副对联，对联内容，我以为，恰到好处地总结了杜甫为何被后人尊为人民诗人：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八

　　旅途也不全是艰辛与悲愤，否则，那样的旅途将令行者崩溃。

　　旅途之中，偶尔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愉悦，这样的小美好如同古道旁岩石缝隙里的花朵，虽然细小，微不足道，却是必须的。一如岩石缝隙里的花朵使坚硬而沧桑的古道有了三分柔情，旅途中突如其来的愉悦，也令漫漫长路有了期待。

　　这个春天的黄昏，天黑得很快，尽管沿途有驿站，以及可以投宿的民户，但这个晚上，杜甫造访了一位老友。老友的具体居住地点不太清楚，甚至，连老友的名字也充满疑团——一种说法是，他姓卫，叫卫宾。也有人认为，这个名字是后人附会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姓卫，排行老八，一辈子——至少在杜甫写这首诗时——没有做过官，杜甫亲切地称他卫八处士。

　　与卫八处士的相见，让杜甫发自内心地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与商都是天上的星名，它们此出彼没，两不相见。而自己与老友，似乎也是如此。《唐史拾遗》说，杜甫和李白、高适、卫宾相友善，而宾年纪最少，称为小友。这从杜甫诗中也能看出端倪，“昔别君未婚”。卫宾既然比杜甫还小得多，估计就十几二十岁，自然还没成婚。二十年过去了，“儿女忽成行”。世事变迁，时光流走，年近半百的杜甫，他的亲朋旧友中，已经有不少人去世了，因而在“访旧半为鬼”的凄惶之下，卫八处士见面时的惊呼，更使人温暖之，感喟之。“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完全没有想到，时过二十年，还会到你家做客。

　　二十年前老友来访，卫八处士意外又兴奋。时间已晚，卫八处士家已吃过晚饭了，赶路的杜甫还饿着肚子。山居清贫，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老友，天上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卫八处士跑到园子里去剪回带着雨水的韭菜，家人在厨下忙着蒸黄粱米饭。饭菜上桌，卫八处士与老杜相对把盏。卫八处士感叹见面太难，一连拉着杜甫喝了十来杯。“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对江湖漂泊的旅人来说，如此凄风冷雨的迷茫春夜，难道还有比老友的老酒更让人温暖沉醉的吗？然而，短暂的相逢却是为了长久的分别，“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春韭、黄粱和米酒温暖的夜晚转瞬即逝，一如四十多载的悲欣人生。次日晨曦匝地时，两人把手相别。峰回路转，杜甫回过头，山谷里的茅屋已变成了远方的一个小点；而伫立在茅屋前的卫八处士，望着杜甫的身影随着山路转弯抹角渐渐消失。之后，他们再也不曾相逢。那个美好的春夜，已属前生。

　　从此，鱼儿相忘江湖，老友相忘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