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纳·蒙特罗，1973年出生于巴西巴拉那州。自幼喜爱读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与政治学硕士学位。曾任巴西外交部出版社文学编辑。2010年赴巴西驻苏丹使领馆工作，此后开始写作。201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往事不再》，并进入巴西雅布提文学奖的最终角逐。2018年，出版小说《拉扎罗之恶》。
清早，我们抵达了那座沙石遍地的小镇。父亲把车停在了新家门口，就是这儿，到了。
我记得，那座小镇土地焦渴，植被枯萎，太阳直直挂在头顶。小镇位于整个巴西最东北端。
为了到那里去，我们白天黑夜地赶路，开足了马力。出发前，母亲叮嘱父亲紧跟着搬家公司的车，但不要超过他们。
——我不能丢下钢琴不管。
那是一架松木钢琴，年纪比你、比我还要大呢，母亲说。比外公年纪还要大吗？我问。没有，但也差不多了，和他差不多大。
那架钢琴是外公二十岁时做的。那时，他刚来巴西，下船时两手空空，只有一根拐杖，还有对于乐器厂爆炸事故的记忆。那时，他是厂里最好的工匠。往后十年里，外公不惜牺牲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省吃俭用，一点一点地去订购最好的材料——象牙，用来做白色琴键;乌木，用来做黑色琴键;清漆也选用最细腻的，以保护木材本身的颜色，凸显其深色的纹理。
——这架钢琴就是一把通往未来的钥匙，以后还会有很多。他这样说道，全然不顾妻子的抗议和她怀中孩子们的哭闹。
但外公再也没有做过别的钢琴。只有那一架，用绳子一圈一圈地捆上了卡车;只有那一架钢琴，最先得到了松绑。母亲跳下车，叮嘱装卸家具的工人，先把钢琴放下来。我看了一眼父亲，他深吸一口气，握住了右手，左手掌心压着右拳。时至今日，每当我把玩自己的掌纹（我并不听信那些人从掌纹能看得出命运），每当我抚摸着自己长大了的手，仿佛还能感受到一阵温热沿着一条血脉而来，从过去延伸到我手里。我望着眼前的新家：宽宽敞敞，鹅黄外墙，门窗坚固，整个阳台都包着栅栏;还有花园——那片干旱的原野——站在中间，树木没有叶片，尖刺长成了刀刃。
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她抢在所有人前面，翻动着沉甸甸的钥匙串，寻找着打开大门的那把钥匙，插进锁孔，不对，再试另一把。她没有听见父亲在后面说话。他分享着屋外的新发现，这片房子是镇里年头最长的，很宽敞，足够让你玩——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这房子有历史了，你不总是怀念过去，回忆那些早就不存在的事儿吗？——他朝着母亲那边笑了一声。她没有回答，继续和钥匙斗争着，时不时地把目光转向搬运工人。他们已经把钢琴卸下来，放在碎石路上了，然后掀起盖在上面的油布，抬着它往那扇结实的大铁门走去。门上的尖头让我想起了长矛。
工人们擦着脸上的汗水，他们等待着——丝毫不急——等门打开。渐渐地，邻居醒来了，窗台上满是好奇的目光。
——小心点，母亲说。宽敞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它锈迹斑斑，发出刺耳的嘶声，因为长时间的封闭，它拒绝打开自己。三角钢琴贴着大门进去的时候，它的木身几乎就要（哪怕再近一毫米）擦上大门的铮铮铁骨了。
——小心点！（几小时前，母亲也说过这句话，当时我们正在漆黑而干燥的野外穿行，能感觉到车身下面有石子一顿砰砰乱跳，于是想起母亲的朋友告诫她说：一定要小心啊，你要搬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连柏油路旁边也到处是拦车的土匪，他们会把你的车胎弄爆，车就会打滑，你就不得不停下车，毕竟全家人惨遭枪杀这种事在那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对，这边，母亲对工人们说。他们抬着钢琴，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母亲把他们领到前面的阳台，那里有一扇宽敞的门，好让钢琴体面地走进去。
——小心点！（母亲在路上也说过这句话，当时她看见父亲给“78”款蓝色Opala提了速，车胎哼着歌碾过石子，闪着火花在夜晚灯光昏黄的柏油路上根本没有想过要停，只是一路跑啊跑啊超过了前面的卡车。就算可能给车身造成致命伤害，它还是跑啊跑啊，直到卡车车灯变成两只小小的圆眼睛，孤零零的，在后面盯着我们。这时父亲已经把它甩出去好几百米远，母亲才缓过气来，驱散了恐惧，然后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回去。父亲问，什么？母亲说，回去，我不能丢下钢琴不管。）
* * *
第二天早晨，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挂上一个牌子：教钢琴。
然而，并没有学生出现。她就让我坐在钢琴前的琴凳上，要我練琴。
——妈妈，今天也得练琴吗？我们搬来的第一天？
——是啊，不休息。难道你不想当钢琴家了？
——难道你不想当钢琴家了？（外公也曾对母亲说过这句话，他放弃了乐器厂的梦想，把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那个小女孩精疲力尽，骨瘦如柴，每天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六个小时;那个小女孩就是未来的钥匙，音乐学院的老师也说她天赋异禀。他花光所有积蓄找来最好的老师，他觉得那是明智的投资，因为不久的将来女儿就会扬名立万，说不定还会到巴黎、维也纳和罗马的音乐厅演奏呢。）
时间在流逝。外面始终没有人敲门。母亲最后决定，你继续练习B和声小调，我去收拾收拾家。
她打开窗户，让阳光晒进来，温暖我们。她清扫了灰尘，整理了书架。这时父亲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
这样过了几天。母亲清洁、擦洗、打扫，时不时来到钢琴前看看我的进度。她走到外面，把那个“教钢琴”的木牌换到一个更醒目的位置，但是依然没有人来，或者说没有学生来。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拍着她粗糙的火鸡掌，说，我听说，太太您一家刚搬来，不需要人帮忙干活吗？
母亲想了想，也许是估量了一下房子的面积，考虑到那些空房，丈夫坚持要租出去，于是回答，需要。那个火鸡掌女人说，太好了。母亲问，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女人答道，立刻。那太棒了，母亲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有更多时间陪在我身边了，在钢琴木质的纹理前——那是一幅刺绣，是一个迷宫。炽热的光束穿过玻璃，照在窗帘的流苏上，映射出小鸟形状的不安分的光斑。我将钟表倾斜，让它收留那些光之鸟——三点钟，她们说。
——专心点，孩子，母亲提醒说。然后她说起了“忧郁”，那并非是什么需要回避的东西，而是一种温柔的、必需的力量，是一层轻薄的阴翳。所有的钢琴家都应当适时地运用它、塑造它，让它在指尖舞蹈。
——比如《月光奏鸣曲》的这一节，她说着，和我并排坐在钢琴前。她的白色长裙反射出那样炽热的光，好像要把花园里的灌木和荆棘点燃。要弹奏这一节，仅凭技艺是不够的，这支曲子远远不止于此。然后她开始讲述贝多芬的痛苦，受尽父亲的毒打和虐待，父亲身为宫廷乐师，想要以暴力把儿子变成莫扎特那样的神童，震撼整个欧洲;父亲多次的暴怒，而他的孩子，尽管遭受这样的待遇，仍然在自己克制而平静的节奏里学琴;父亲不断提高的要求，即便是几年之后，儿子终于不负期望成为音乐家;那些反抗的念头，平等地站在父亲面前的念头，是如何成就了贝多芬热切、激昂甚至疯狂的风格，让他登上神坛。
母亲起身站了一会儿，拉上大厅里的窗帘，挡住照射我们的阳光，让我去想象贝多芬的痛苦：三十一岁的他，风华正茂，技艺精湛，家喻户晓，是沙龙的常客，却突然发现听力开始丧失。母亲让我去感受，正是在那种情况下，《月光奏鸣曲》被创作出来，讲述的是连天累月足不出户的贝多芬，害怕维也纳社会发现他光华将尽，在那种精神状态下，整首曲子的行进极其悲凉，氛围近乎悼亡。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弹奏一首曲子不仅要技艺熟练、手指灵动了吗？为什么说音乐有灵魂？说到底，这才是对我们重要的东西。
她让我更努力些，让我再弹一遍这一小节。只是，这一次，我感觉身体里有一个男人，因为父亲的拳打脚踢近乎失聪，而矛盾的是，也正是父亲将他锻造成了耀眼音乐家。她让我带着对父亲的怨恨和敬重去弹奏，把忧郁和阴翳收集起来，轻轻地吹拂它，滋养它，如同双手呵护着颤动的烛火。
我又弹奏了一遍。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到大厅门口，看了看尘土飞扬的路、飘扬的破衣烂衫和灌木的枯枝败叶。她再一次——重新挂了木牌：教钢琴。但是上门的只有一个瘦弱的男人，身患残疾，牵着一头双眼惊恐的母羊。
——我是为了先生来的，太太，为了您的丈夫，我干活利索要钱还少。
* * *
此刻，夜晚睡着了，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尽管那些本该睡觉的人还在吵闹。此刻，夜晚很平静，离结束还远，他转向了睡床的另一边，描绘着荒漠，伸展着他黑色、冰冷的身体，然后把被子直掩到下巴，想要保护自己，找寻安宁与平静。夜晚翻身盖上被子，又遮盖了房屋、广场、教堂、喷泉。然后，他几乎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争吵叫醒了。声音越来越大，固执地，似乎想要把他从困意中夺过来，想要叫醒整个夜晚。
但是，被叫醒的是我。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我知道是爸妈在吵架。我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三点。自从我学会看表就没摘下过它。
声音越来越高，一边争吵，一边追打着爸妈房里来来回回跺地板的脚步声。
我蒙住了头。
——你别把孩子吵醒了，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
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因为他们喊叫起来一样刺耳，就像是海德拉的九颗头在说话，都是一个声音。
——你别把他吵醒了——这句话我之前也听过，不管什么场合，每次都有这句话。
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摸索着，找到两个小小的蜂蜡球。这是外公给我的，他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这是你和我的秘密。我堵住了耳朵，耳塞立刻开始变软，具有了一种流动的坚实感，被我的体温温暖，自己塑造成适合耳朵的形状，完全把它塞住了。耳朵和蜂蜡好像融为一体，渐渐地，融成了一种独特的静谧。
* * *
有一天早上，火鸡掌女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男孩。
——这是我的小儿子，伊斯梅尔。我偶尔带他过来的话，太太您会介意吗？
我的母亲让伊斯梅尔坐下，给他端来了咖啡和面包。伊斯梅尔的母亲说，他可以跟您儿子做个伴，太太，我看他总是一个人在屋里待着，请原谅我乱说话。接着又说，这两个孩子一般大，一样高。
——他们会成为好伙伴的，她说。因为伊斯梅尔很聪明，又特别活泼，他甚至会干点简单的活儿，比如陪着太太您到那个集市转转，现在就行，在那儿可得小心点。
——小心点！（母亲的朋友们之前聊起市场也说过这话，她们说，你丈夫要带你去的荒野小镇上，星期六一整天都有集市，设在教堂前的空地。镇上古老的家族会在那里清算陈年旧账，洗刷不知道谁的鲜血，所以，可别被光怪陆离的集市迷惑了，歌手，提琴手，即兴创作韵文的诗人，水果和香料的酸甜气味，这一切转瞬即逝，枪声一响就什么都没了。一直都是這样，以后肯定也是。）
在集市上，伊斯梅尔领着我们，他走在母亲前面，走在我前面。
——别松开我的手，她说。而伊斯梅尔几乎闭着眼睛，穿行于教堂前面那些帐篷之间的羊肠小道。（教堂里走出来一些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裙上点缀着红色的刺绣，装饰着深蓝色叶片图案，繁复得如同深深的丝线在切割着她们晒黑的脸。有很多张脸，年长的、年轻的，笑意盈盈。突然间我发现，她们中间那些蒙着面纱的脸，让人想到竖立的盾牌和墓碑。）
——从这儿走，伊斯梅尔说。（他时隐时现，就像在海里起伏的泳者，在人群中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最佳路线。相反，人群迈着停滞的步伐，缓缓地，沿土地上古老的沟壑流淌，在帐篷前排起了队。）
——灵船来了，他的魂灵就此启航，提琴手唱道。
——灵船来了，请为他的魂灵送行，向你的兄弟，道一声永别。
我身旁站着一个小贩。他剪断麻袋上的绳子，把双手塞进玉米里。我们旁边排着一行队。小贩捧起玉米粒，让它们落进了队伍最前头那个女人的木罐，她拿好玉米，付了钱。后面的女人上前一步。队伍很紧凑，像是被妇女的脚步往前拽着。
小贩的双手一抬、一落，队伍就向前走一步。我活动着双脚，它们自从出门接触到阳光开始，就已经睡着了。
在市场中央，有两头母羊在土地上嗅来嗅去，然后抬起头来， 其中——白色与棕色相间的那头——走了过来，嗅着我的衣服，似乎在调查我（伊斯梅尔笑了）。
小贩的双手一抬、一落，又有一些妇女加入了队伍。现在队伍太长，尾巴甚至伸到教堂后面的房子去了。
太阳一厘米一厘米地挪动，被不断更新、生长的队伍拉扯着，像沙土漏出来的尾巴。
——船要启航，他要远行，提琴手继续唱着。
那头白棕相间的母羊望着我，慢慢地咀嚼着。这时，伊斯梅尔递给我一杯冰水，又递给我母亲一杯，然后问她：
——太太，您不带点肉回去吗？
在那个荒凉的小镇，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去市场买肉的妇女都会用长长的亚麻叶吊着整块肉，肉暴露在空气中，滴着血。卖肉的人会用菜刀给肉穿一个孔，然后用那些泛着绿色光芒的利刃——长长的亚麻叶把肉穿上。母亲看了看那些肉块，对伊斯梅尔说出了第一句也是唯一一句，不。她从来不这样拿肉，那些血迹让她恶心。
我们从市场里出来。
——你想去邮局把信寄给外公吗？
回家的时候——母亲，伊斯梅尔和我——走回我们那座刷成黄色和蓝色的房子。我有种感觉，虽然我们没有买肉回家，却有一条深红色的血迹——偷偷地、狡黠地——一路跟着我们。
* * *
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都是被遗忘的人。即使是留名青史的英烈、名将、领袖——那些我们习惯称为“英雄”的人物——也被时间塑造成了几乎不切实际的形象，成为自己辉煌过去的一个缩影。他们被神化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于生活没有闪光点的普通人，他们连像英雄一样被神化的希望都没有，家庭是他们留存记忆的唯一容器，留存着他们的一生。家庭——在这个时候——则代表着纪念一个人最后的努力和机会，无论是任何形式的纪念。
在外公家，我和父母的家，我自己家，有一段往事从没有人敢提起，那就是外公的双胞胎兄弟。当年，他和外公登上了同一艘开往巴西的船，据说，他当时是整个国家最有潜力的钢琴家。
——这兄弟俩相辅相成，所有人都这么说。
——一个钢琴做得好，另一个弹琴弹得出神入化。
而我，当时八岁，带着孩子的不懂事，觉得故事很奇怪，于是问道：
——外公的兄弟怎么了？他一直没有下船吗？
大人们都不说话，面面相觑。母亲让我离开餐桌，去好好练琴。钢琴木身上的纹路布满了回忆，早已随着流逝的年岁浸入骨髓。与母亲、父亲、外公不同，钢琴从不受制于沉默的条约，它的木材带有一种气息，带有一种被清漆包裹的触感，我只在它身上见过——时至今日，我的指尖仍然记得那种感觉。
我撤进大厅，轻轻抚摸钢琴，打开琴键上的盖子，然后在一束幽暗的光里，看见一条条掠影积聚成为连贯的回忆。在这些掠影中，我听见一个喝醉了酒、漫不经心的声音。那是很多年前的一次午餐，那时我还太小，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声音说起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跳海了。
我练完琴，客人已经走了，大厅里只剩下父亲和母亲，我过去和他们待着。正好是“巴西时间”，主持人在说一个贪腐、懦弱、失败的军政府，把它垂死挣扎的独裁政策标榜成了元勋将领们开放、慷慨的作为。主持人的说话声像在朗诵祷词，他的声音投射在父母与孩子的沉默上，显得越发刺耳。那种沉默在我们家很常见、很安全，我们都习以为常。虽然母亲讨厌沉默，但是没有办法，虽然她喜欢词语和乐句，但在场的往往是缺席和真空。若是夜晚有人在家，沉默就是家里唯一的喧嚣。家，这个狮身人面的雕像，是所有答案、纪念和回忆的持有者。家，如同一个史官，甚至它就是一位电台主持人，拥有一种天赋，可以把零散的事实组织成连贯的情节;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一不小心，遗漏、擦除、篡改、删减，把那些逾越法律条文的记忆从档案里抹去，不为人知。家，它重写历史的努力不过是徒劳，因为它的沉默就如一条深红的纽带，让我们永远也逃不开。这条纽带连着一个男人，他在海里游泳，看着航船越来越远;连着他的孪生兄弟，他在甲板上四处寻找，呼喊他的名字;连着他即将出生的侄女，连着我。
* * *
雨季到了。一天早晨，上学的路上，伊斯梅尔找到我说，跟我来。
——我得去上课，伊斯梅尔。
——跟我来。
他把我拉走了，我从没走过别的路，除了这条每天都走的路。第一周上课时母亲带我走过这条路，我把沿路的街道和街角都逐一印在了脑海里。那天下午，我给外公写了另一封信，告诉他一个叫伊斯梅尔的朋友把我从上学的路上拉走了（这事儿别告诉妈妈，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我说，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我们当时走在一条背街上，紧贴着别人家房子的外墙，一个人都没有。（他想把我怎么样？）我已经做好被人活活砍下手脚的准备了，因为我们正要往屋外一片高大耸立的灌木丛林里闯，告诉伊斯梅尔说我不想去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一再坚持，拉着我说，来吧。我以为我们闯进了一片“刀林剑丛”，但是，突然间我发现它不见了。伊斯梅尔双手拉着我，而我正走在一片油亮亮的草丛里，草丛像是凭空长出来的，昨天还没有，现在却在我们身边像绿浪一样翻滚、蓬乱，向高处、向两旁延伸，织成一匹无边的绿布。
我原本想問，我们要去哪儿？问题却好像一点一点找到了答案，腹中吸入新鲜而潮湿的空气，脚下的土地已然松软，站在集市售货摊位前的男人们，一口一口喝着白酒，谈论着（那时我还不知道）“冬天”：
——这就入冬了，到雨季了，终于啊。
我们走到了河边，伊斯梅尔让我试着看看对岸，我把手挡在眼睛上方，却没有看到河的另一边。
——冬天河水上涨，确实看不到边，伊斯梅尔笑了。
又来了两个男孩，他们盯着我看。
——他是我的朋友，不许欺负他，伊斯梅尔说。
那天傍晚，我在信里告诉外公，整个早上我都在河边和那三个男孩玩，我们捡石子，使足了劲儿打水漂，笑呀笑呀，水漂打出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
* * *
回到家，并没有人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看见母亲眼睛红红的，尽量不直视我。父亲在院子里抽烟，来来回回，在一条不存在的直线上走着，说他还要回去加班。
——妈妈，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伊斯梅尔了。
——真好。坐吧，吃点东西，伊斯梅尔。
吃过午饭，母亲和我去练琴。
——我能坐在边上吗？伊斯梅尔问。
——当然。
母亲调整好了状态，说起我的第一次钢琴演奏会，说起十二月份我们要回南部度假。到那个时候，我要表演我选好的曲子《天鹅湖》，我不能一板一眼地按照自己已经习惯的旋律弹奏。要想获得成功，我就必须面对变调的挑战，把这首曲子用真正的和声弹奏出来，再现柴可夫斯基的本意。因此，我既不应该偷懒，也不应该满足于那些简单的形式和曲谱。你看，母亲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她自己先弹了一遍我们都已烂熟于心的六个音符，然后让我重复。对，继续，没有那么难，她接着说，再来一遍，注意节奏，柔和一点，舒缓一点。我弹奏时，她让我记住那一小节里隐藏的象征意义——天鹅不仅仅是一种动物，还是忠贞不二的象征，因为天鹅与许多人不同，一生只会选择一个伴侣，永不背叛，也不欺瞒。就在那一瞬间，或许是听烦了母亲的话，或许是借着几小时以前跟伊斯梅尔去河边壮起来的胆子，我一言不发地从琴凳上站起来，母亲也惊讶地站起来。她还没来得及追上我，一转头，就看见伊斯梅尔坐在钢琴前弹奏着，分毫不差地弹奏着，以正确的姿势，用松弛、轻巧的双手，流畅、干净地弹奏着——那六个描写天鹅的音符。
* * *
一周后，伊斯梅尔学会了《天鵝湖》。又过了一周，他已经能弹出这首曲子的变调了。
母亲现在把每天六小时的钢琴课对半分开，三小时教我，三小时教伊斯梅尔。到了晚上，她和我外公打电话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聊的都是她在这荒凉之地遇见的这个小男孩——他学琴的速度快得惊人，她从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不出几个月，他就能把钢琴弹得更加自如了。多少人年复一年地寻找着音乐地图的疆界，但是从来不曾找到。她说，对于伊斯梅尔，有些话根本不需要讲，光靠对钢琴的喜爱和热情是不能进步的，还需要苦练，练到手指发痛，你去听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就能知道，那场演出背后，藏着经年累月枯燥与艰难的练习。不，不需要，因为，伊斯梅尔上完他的课时，会等我的课时结束，然后请求继续练琴，他一直坐到晚上，甚至不陪他的母亲一起回家。他按着琴键，就像沉迷于游戏带来的快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寻找着答案。也许正因如此，伊斯梅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系列基本曲目，除了《天鹅湖》，还有肖邦的《夜曲》、德彪西的《月光》、艾瑞克·萨提的《裸体歌舞第一号》。所有的曲子都是母亲用唱片机播放之后，由他自己选出的。母亲告诉外公，这个男孩已经开始选择复杂的乐谱了（他几乎一眨眼就学会了读谱），还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学这些。所以，很快他就可以准备进入拉赫曼尼诺夫和李斯特的复杂宇宙了。是的，父亲，请相信，她说，我知道这很难相信，但是一切都是真的，就是现在，就在这贫瘠的荒野里。是的，我已经打算年末把他带过去了，而最好的一点就是——母亲在结束谈话时说道，那时已经快零点了——除了完美无瑕的技艺，伊斯梅尔似乎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一种精神特质，一种命运的感召。
我轻手轻脚地躲在门后，以防母亲听见。我能听得出，在电话这头，要和外公说再见时，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把两个名字放进同一句话里，一个是伊斯梅尔，另一个从来没人叫过、没人提起过——那个跳海的人。
* * *
距离伊斯梅尔第一次弹奏出《天鹅湖》开头那些音符的四十年以后，我偶然间读到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一篇散文《阴翳礼赞》。在这篇文章中，谷崎润一郎把喜欢待在暗处和阴影里的东方人与喜爱追求光明的西方人做了对比。对于东方人来说，只有黑暗才能诠释美的本质。我对其中一段话印象尤其深刻：“就好像一块夜光宝石只有在黑暗中才会发亮，一见阳光就失去了魅力，我相信，没有阴影，美也不复存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家是谷崎润一郎所说的西方规律里的例外。我们家崇尚阴翳，在阴影中生活，无时无刻不被那些隐藏的、言外的、未能实现的、未曾经历的东西影响着。时至今日，我相信，比起精湛的钢琴技艺，母亲对伊斯梅尔着迷，更多是因为，哪怕在他那样阳光干燥的男孩身上，她都感受到了一种阴翳。
渐渐地，从前那个健谈、好动的伊斯梅尔，星期六在集市上穿梭自如、给我们领路、带我去河边教我打水漂、教我爬树的伊斯梅尔，已经变成了一个少言寡语、郁郁寡欢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幽居在八岁身体里的长者，埋头于钢琴直到深夜。他的母亲，因为不想把他单独留在我们家，只好在旁边看着，再后来，她也就和儿子一起住在我们家了。
——我们去河边玩吧，伊斯梅尔？出门上学的时候，我悄悄地邀请他。
——我不能去，我听到的回答是，我今天还有两首新曲子要学，我得抓住你不在家的时间，钢琴空着。
连母亲都没发觉，我练琴的时间被逐渐缩减了。而且——她也没有发觉——我开始每天下午都出去玩：去探索这座小镇（奴隶建造的老旧木轮水车转动着，盛起河水，灌溉着土地。大大小小的教堂，外墙伤痕累累。孩子们在荒地上踢球，做着躲闪的假动作。还有一些小酒馆，宗教节日里的圣像巡游，端坐于步辇上的圣母像），并且，趁父亲出差，我还独自去集市闲逛（芫茜的香气。熟透水果的香气。卖酒的摊位，一个目光冷峻的男人给了我一盅白酒，我说好。还有那些把甘蔗切段售卖的摊位。还有那些别在腰间闪闪发亮的手枪，坐在教堂台阶上的提琴手。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竟然还有用另一种方式校音和弹奏的乐器。还有那卖生肉的案台，上面躺着被肢解的肉块，它们曾经也是家畜，现在却是无生命的肉，被屠夫熟练地分割、穿孔，挂在亚麻叶上，然后被妇女干涩的手拎走，在地上滴着红色的血珠，最终连成一道深红的血迹）。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就跟在我身后，我加快脚步，跑回家，却感觉那条血迹流动，缓慢、固执地跟在我身后。
* * *
请不要误会我。我也是崇尚阴翳的。
一天清晨，所有人都还在睡觉，我却醒了，我看见自己站在钢琴旁。路灯的亮光翻越窗栅栏，在我胸前投下光影的直线。我揉了揉眼睛，想知道我是怎么从床上起来站在那里的。然后，看着钢琴，我记得我看见深红的血迹漂浮起来，从底部向上聚合，形成了一张脸、一双手，形成了琴凳上的一个身影。
两个小时以后，还是早上，我现在还记得，我一睁眼看见的就是伊斯梅尔母亲那双心疼的眼睛。这是怎么了，孩子？你就睡在大厅的地毯上吗？起来，宝贝，走。我母亲对此一无所知。而那天晚上，伊斯梅尔的母亲，在我床周围的地板上放了好几块湿布。清晨时分，我踩在那冰冰凉凉的液体保护层上，感觉我被两股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拉扯着：一头是伊斯梅尔母亲的湿布;另一头是大厅里——我知道的——坐在钢琴前的身影。
前面已经说过，在日光下，对梦的讲述会消散，因为它的象征黯然失色，最终看起来荒诞可笑。但是，那天晚上，以及后来的几个夜里，我在客厅的钢琴前看到的画面——时至今日——仍然反复出现，好像牢牢地刻在脑子里。我看见了“外公”，他非常年轻，朝我微笑着。身上是钢琴家常穿的黑色燕尾服。他拉过一个凳子，我坐在他身边。他用炉火纯青的技艺弹奏着钢琴，那种技艺我只在很多年后去听一位钢琴奇才的世界巡回演出时才再次见到。这个男人完美复刻了外公的模样，他弹琴时，好像连客厅也渐渐消失了：原来铺着大理石的地板变成了木板;原来放沙发的地方，变成了一圈圈自己缠绕好的绳子;一根金属长管拔地而起，它的直径几乎填满了客厅的全部空间，向已然不复存在的天花板延伸出去，在天空中喷发出一阵浓烟。我不知道，天上的星星怎么还能在那里存在着。
而母亲那些描摹大海的画，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海平面，大海的气味浓烈，它的起伏似乎没有阻止钢琴家继续弹奏。环顾四周，我看见到处是皮包骨头的面容，遍布天花和饥荒的痕迹;我看见一户又一户人家，横七竖八地相互依偎在潮湿的甲板上，他们如同动物幼崽，用身体互相取暖;我看见被圈在笼里的母鸡和家猪;我听见孩子们的哭声、母亲们的斥责。
有人断言，梦的画面和失眠的状态注定会被遗忘，而我证明这是错误的，因为，最终，在那个夜晚，还有接下来的夜晚，我看见——并且如今我仍会看见——同一个场景一直如此：一条深红的血迹出现在甲板上;它蜿蜒的脚步遍及在场所有人;它侧着头，触摸着，嗅寻着，找到了那个和外公一模一样的男人，并往他双脚的方向流动。于是，外公的分身——他二十岁时的镜像——站了起来，中断了他的演奏，离开钢琴，走到船舷旁边，爬上去，保持着平衡（黑色西服的燕尾熠熠生辉，迎着黑夜和晚风飘动），他往下方看去，向着大海。
* * *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已经买好了去南部的车票，而且专门为伊斯梅尔安排了一场演出。至于我——很难解释——仍然陷于那种昏迷与失眠交替的状态，半睡半醒，在伊斯梅尔母亲的悉心照料下，像一只昼伏夜出的鸟，在脑海中的地域冒险。
几天前，母亲让我不要再担心演出的事，我的演出推迟到了下一年（好好休息，你早就需要休息一下了）。伊斯梅尔的母亲则再三叮咛母亲，一定要把伊斯梅尔平安地带回来。我们正在家里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带了一位同事，说今天桌上要多加一套餐具。
突然间，在我的失眠状态里，餐厅好像也变成了那艘我每晚都会看见的船，它的航线已经偏离。在父亲回来之前，话题还是伊斯梅尔的演出，它后来却改了道，朝着一个浪涛愈发汹涌的方向去了。父亲的朋友（一个年轻男人，瘦削，戴眼镜，我们都很喜欢他，他经常来家里拜访，还借给我书），用愈发洪亮的声音说道，我们不能向当地这些大庄园主低头，我们必须要和他们对抗。伊斯梅尔的母亲把菜端上桌，用丝线一样轻细的声音说着小心。这时，我看见那条深红的血迹，从地毯下面涌现，转向那个滔滔不绝的声音。
* * *
也是在那个星期，星期六下午，父亲的朋友在集市遭遇刺杀。母亲痛哭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太可怕了，他当时正陪着太太和小儿子买东西，有一个懦夫把刀刺进了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是谁杀了他，是谁指使的，但是没有人会为他伸张正义。
我没有说话。那条血迹的存在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是因为在不断重复失眠的夜晚，我看见它重复出现在船的甲板上，停在外公的分身脚下，而且是因为，半醒半梦的我，在小镇里也发现了它的踪影。深红的血迹似乎没有欲望、观念、仇恨、偏见，只是遵循它的轨道，似乎服从于某种更高层的力量。某个节假日前夕，我看见它徘徊在一群母羊脚下，选中了那只——我认识的——送去屠宰。还有一次，我独自探索小镇时，看见它走向一只公鸡，那是公认的鸡王，在斗鸡场上战无不胜。于是我拿出所有的钱赌它输，果然猜中了（我不得不把赢来的钱埋到花园里）。还有几次，我自己去集市的时候，看见几个醉汉对骂，互放狠话说要搏命，我提前就能知道，他们是来真的还是嘴上逞能，只要看看那条血迹就够了。我发现，它还会指向那些即将夭折的植物，指向时日无多的长者。
我保守着秘密。我再也不害怕夜晚见到这样的场景：那个影子钢琴家，外公的镜像，走向船舷，大海。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无法安睡的夜晚，梦游症，我连续的失眠与疲惫，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终于我也拥有了天赋。没错，伊斯梅尔早已把我远远甩在了后面，他已经把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弹奏得出神入化。他已经登上一本音乐杂志，成为文章的主人公了（他的母亲很担心，请求和我们一起到南部去）。但无论是伊斯梅尔，还是我的母亲，都没有我的天赋——看见和预感线索的天赋，找出它——一团毛线的线头，一张罗网的开端，由一双隐秘的手编织而成——除我之外没有人能看见。
尤其是那条血迹，它让我看清“家”这个谜团。它把家放进一个相框里，远远地，我终于能够理解了。夜里，我看见外公的镜像走向船舷，我忽然发现，在他身后，几十个男女的影子排成一队，他们拥有相同的发色和皮肤，连鼻子的弧度都一模一样。那些影子属于遥远的过去，延伸到时间的开端，比外公的分身生活的年代还要久远，其中，也有我和母亲的面孔。他们就是我，影射着相同的本质。世代的音乐家，训练有素——在那个高挑、优雅、双手纤长的钢琴家的韵律里——遵循着他编写的乐谱。他为了那个夜晚做了充足的准备，穿着黑色燕尾服，意志坚定，即便有时浪头打来，船摇摆不定，让他险些摔倒。他不得不靠着甲板上的木箱来找回平衡，继续前进，躲开别人紧缩的身体，在潮湿的甲板上晃动着，尽量避免踩到呕吐物。最终，登上了船只与大海之间那条狭窄的边境线，双脚踩在上面，极其费力地保持着平衡，最后一次思考着，回望着一切，想象着那纵身一跃，那片黑暗。我看着那些前辈，每个都登上了船舷，并肩站着，握住了手，他们的前方、身旁、四周，都是同样的夜晚——这是为什么？——那夜晚也曾在我面前出现，在客厅里，让我从床上起来走向钢琴，看着他们，我终于认出了我自己：认出了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面孔;那些从记忆里、从家庭相册里抹去，从未在晚饭时被提起的名字;那些名字早已不再是名字，而成为一个危险、黑暗，注定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夜晚。可是，现在他们发着光，他们是透明的。在那个以音乐为最高感知形式的家庭里，有些人最具天赋，是音乐才华与忧郁气质的稀有结合——或许是因为过多的阴翳？或许是因为早已明白，我们所有人，说到底，都是掙扎着在甲板上站住而已？——而他们无法承受这种泅渡，他们所有人，都冷静地准备了自己的告别演出，而最后的乐章就在那里，在我眼前，即将奏响。
* * *
离伊斯梅尔出发还有三天，那条血迹找到了我的母亲，停在她脚下。那天是圣周五，没有弥撒，只有圣像巡游。
我的母亲，伊斯梅尔，我，还有伊斯梅尔的母亲，我们买好车票，从汽车站回来。星期日出发，只有我们四个人去（父亲不去，前一晚他和母亲又吵架了）。所以，那时我们四个人身上，有四种沉默，伊斯梅尔的母亲（出于对耶稣受难的敬重），伊斯梅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连夜的失眠），我的母亲（我记得，她似乎隔一段时间就会一连几天少言寡语）。
在圣周五，是不吃肉的，却有一股生肉的气味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碰上了圣像巡游的队伍。队伍最前面是最年长的提琴手，摇动着铃铛，后面的人面带愧色，敲着鼓，再后面是教友会的人，念念有词。
——灵船来了，他的灵魂就此启程。
这时，我突然看见，血迹出现在那些唱诗的信徒脚下。我看见，巡游队伍走过去，它并没有跟上，相反——它抛弃了巡游队伍，朝我们的方向来了。我们四个人仍旧沉默着。在四种沉默之中，那条深红的血迹选择了我母亲的沉默。
进家门的时候，我故意走在了最后，趁着没人注意，我用几块湿布把门缝塞上，
于是血迹晕开，把湿布染红了，溶了进去，然后，它贴着地面，重新聚合，又成了一条血迹。
那天晚上，伊斯梅尔在心无旁骛地练琴，伊斯梅尔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屋里忙东忙西，收拾行李，我叫了母亲很多次，我拉着她的胳膊——妈妈——想让她躲开那条血迹（血迹丝毫没有失去耐心，不断更正着路线）。
那天晚上，争吵过后，父亲夺门而出，留下母亲一个人。我在她卧室的门外守护着，紧盯那条血迹。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到钢琴旁，只觉得困，我的身体在地板上砌成一道墻，阻挡着血迹（它似乎看守着我）。直到屋门打开，碰到我后背的那一刻，直到一束从未在母亲眼中见过的目光，自上而下剜割着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而我也用目光回应了她，那目光遍布血迹，土地干涸，尖刺长成了刀刃。我放弃了她，回到了床上。
出发前，伊斯梅尔的母亲坚持要带他去教堂祷告。于是，我们三个人去教堂参加复活节圣周六的弥撒。我的母亲不想去，她要在家里收拾行李。
红衣主教是一个身形瘦削的男人，拥有当地人那黝黑的皮肤。他取下降福的薪火，点燃了复活蜡烛，随后走下祭台，来到过道，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们来得有些迟，几乎一路小跑爬上了教堂前的台阶，进来时已经没有空位了，只好站在圣洗池旁边，不得不被后来朝圣的人挤着，他们试图争取空间。
我寻找着伊斯梅尔。眼看他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那些高过他的肩膀和腿脚之中。主教离我们越来越近，眼睛盯着前方的三个执事。他们抬着十字架，秉持祝圣蜡烛，香炉上方烟雾萦绕。在那些晃动的身影和起伏的颂歌之中，已经越来越难找到伊斯梅尔，我却隐约知道，在教堂的门边，在那天的那个瞬间，只有我们两人的目光落在了别处。落在了哪里呢？是落在了那些落灰的彩绘玻璃窗上吗？它那厚厚的油彩几乎透不过光。是外面那扇门吗？门外是集市的嘈杂和信仰异教的醉汉的歌声。还是落在了门外的那些狗身上？它们开始一只接一只地狂吠。
以这种虚构的方式，由我单方面讲述最后一天在伊斯梅尔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或许太唐突了。但我几乎可以确定，他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拥有越来越多似梦的成分。主教走到我旁边，他的长袍几乎与我擦身而过。他凝视着圣洗池，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请圣水涤除一切邪恶，然后用手沾着圣水，依次朝北、东、西、南四个方向洒去。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嘈杂，叫骂声、争吵声越来越高，愈发激烈，几乎盖过了教堂里圣歌的节奏和单一的和弦，狗也愈发吠得狂了，像是在给出回应。主教对着圣水吹了口气，将复活蜡烛放入水中。他放下蜡烛时，外面的喊叫声已经变成了醉酒发疯的刺耳咆哮。主教尝试提高祝祷的音量，和门外的骂声对抗着，但是外面的声音召唤着一切，除了今天在这里崇拜的一切。复活，宽恕，神父说着这些，重新把复活蜡烛放进水中。我觉得他或许也是因为害怕才冒险待在这里的，和我们一样。外面，人群叫嚷着，血债血偿。狗异口同声地狂吠，未来从它们的喉咙里绽放，正在变为现实。
人群开始拥挤。教堂里有人尖叫起来。主教让大家冷静，已经有人从教堂跑出去了，他们害怕等弥撒结束以后就晚了，情况会更糟，愤怒可能会燃起战火。有一只手搭在了我肩上。伊斯梅尔的母亲一手拉住我，一手拉住伊斯梅尔，拽着我们往外跑。剎那间，我听见主教在祈求全能的天主，请降福这些泉水，全能的天主，请降福这些泉……主教的声音越来越远，抛在身后的泉，越来越轻，而原本是圣灵降福的泉，突然倾泻而出，成为一阵阳光的波涛，洒在外面的阶梯上，冲走了所有人。人们四散奔跑，商贩匆匆收摊，奔逃的脚步踢碎了地上的陶罐，玉米粒像子弹一样横冲直撞，撒得到处都是。而我，那双灵巧的耳朵，经过这些年的训练，经过母亲严格的要求，捕捉到几声干涩的枪声。枪声打碎了黎明，而我几乎能分辨出——其中每一声——枪响的频率和音高。
突然间，没有人牵着我的手了，也没有人牵着伊斯梅尔的手了。在我对这段事实的陈述中，我会说，就是一声短促的尖叫的时间。就在这个瞬间，我们三个人（伊斯梅尔、他的母亲、我）面临着一个选择：该往哪儿走？（到处都是放了羊的人群。）该往哪儿走？（然后我想起主教洒圣水时：北，西，东，南。）
一个男人撞倒了伊斯梅尔的母亲。从这个瞬间起，她不再是目击者了，她没有看见我。我的目光遇上了伊斯梅尔的目光，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出了那个问题（该往哪儿走）。而在这个瞬间，在四散奔流的人群里，我隐约看见一道光，一条窄路，似乎无人涉足，我指着它，那儿！快跑，你先走。伊斯梅尔跑了过去。而我，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今天我写下这些，是尝试，用浸在纸上的每个字。每个字都是一支复活蜡烛，重复浸入水中，赎罪。我写下这些是为了赎回那个早晨的罪孽——当我看见那条深红色的血迹，平静地匍匐于教堂前的空地，我把它的方向指给了伊斯梅尔。
我回到了家。
——做完弥撒了吗？伊斯梅尔呢？他母亲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坐在了钢琴前。第一次，我感觉手指轻盈、流畅，几乎是自己在飞翔，仿佛它们现在终于懂得了什么是忧郁;仿佛它们终于理解了什么是负荷;仿佛它们是别人的手指，由于严苛的训练、父母的暴怒，主人即将失聪;仿佛它们属于某个对父母既爱又恨的人;仿佛通过血液，它们联系着那些被遗忘之人的后代，不管多努力去争取和睦、争取均衡、争取轻盈，他们知道自己注定要被阴翳追逐;仿佛深夜，在甲板的船舷上，试图保持着平衡。我的手指弹奏着，沉重，无形。它们终于还是把忧郁收集起来，吹拂它，滋养它，如同双手呵护着颤动的烛火。
母亲坐在我身旁，没有追问什么。那天早晨，在一片荒野里，在那个悲伤、贫穷、沙石遍地的小镇，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是完整的，母亲与孩子。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弹奏着钢琴，用伊斯梅尔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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