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凤

　　我站在家乡的大街上神情恍惚，当初因为它的贫穷我们纷纷离开，现在那么多游子回乡寻根。一首歌曲穿越浩渺的尘世抵达我的耳鼓。是街头的大喇叭吗？不是，是胡同里传来的声音：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派祥和，国泰民安。

　　我抬头寻找大街上的喇叭。它还在大街中央。许多年了，它是唯一外形没有变化的物件。原先它是在村里最高的地方，也传递着最高的信息。如今它被二层的楼群遮挡、掩映，黑色的木杆满是岁月的陈旧感。村街上的大喇叭曾经是多么神圣的事物啊，是村庄与外面世界的纽带。我们也是被喇叭滋养着长大的。

　　我的童年时代，乡村乐声是贫瘠的，喇叭、唢呐、笙箫管弦皆不识。乡村小学办公室里偶尔传来二胡咿咿呀呀的演奏，都是大家都熟悉的歌。乡下人会唱的歌只有几支。上工的时候，大人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调一致，队长说，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生产劳动。有时候也唱《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二愣子最淘气，偷偷把歌词改了， “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人家给我提意见，我还不喜听。”为这事，二愣子在村民大会上被严厉批判，并从此罚做收集大粪的掏粪工。

　　小学老师只会拉那几首单调的歌，听久了就腻了。十字大街上高耸着的大喇叭时常播放动听的歌曲。傍晚，小孩子们在野外挖菜，落日的金晖里，大喇叭播出的歌穿过村庄飘荡在田野。歌声在风里飘忽不定，时强时弱，我们几个小丫头就坐在河沿上，忘记了手里正编织的草篮、小兔，耳朵拼命捕捉着那游荡的音符，呆呆地听出了神。秋天，听见那首《雁南飞》，我们的眼睛就在辽阔深远的天空中寻觅着雁群，秋风撩起我们单薄的衣裳，那歌曲洗涤着我们的心灵。冬天，我们在苗圃边搂草的时候，听见风里隐隐约约地飘荡着《北风那个吹》的曲调，内心美滋滋的，搂草的手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还有很多歌曲不知道名字，我们用它的一句歌词来称呼它，比如“一条大河”“烽烟滚滚”“盘龙山上”。大喇叭上的歌曲播放是定时的，当我们追着歌声紧赶慢赶地回到村里，它已经换成了新闻。

　　大人们说，街心的大喇叭是从北京传来的声音。那时候，每天天不亮《东方红》就划破黑夜嘹亮地响起来，当它唱到“呼儿嗨吆”的时候，父亲已经穿好衣裳准备劳作了。歌曲唱完，就开始播《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我常常想，播音员每天那么早大老远从北京跑到我们村给我们唱《东方红》，还播讲新闻，多辛苦啊。许多年后，我才弄明白什么叫《报纸摘要》，也知道了他们的声音是怎么飞来的。

　　街心大喇叭是个中心，它有许多分支，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网，将小广播分到每户人家。小广播是个黑色圆盘，圆盘外面套着四方盒子，盒子中间画着颗鲜亮的红五角星。它连着两条线，一条线连接着大喇叭吐出的丝线，另一根线叫“地线”，插在土地里。大家都管这个小广播和它错综交织的线叫“广播网”。广播网的地线需要“喂”，它在湿润的时候播音员的声音就鲜亮，但有时嗞嗞啦啦的，像喉咙里有棉花，啥也听不明白，聪明的人知道底细，迅速舀来半瓢水，浇在地线上，问题顷刻就解决了。

　　喇叭大部分时间由县里的广播员在播讲，有时候也会被公社偷偷打开机关，移花接木广播一些麦收、防汛、出工修路等重要通知。每次公社借用了喇叭下过通知后，村里就要热闹一阵儿。我最气愤的是，大喇叭正播放着优美的歌呢，就被公社的播音员给截开了，一帮小孩正美滋滋听歌，忽然喇叭里变成一个粗哑的喉咙在催耕催种，这帮小孩就愤怒地往喇叭上甩泥巴。那泥巴自然是甩不到喇叭上去，它太高了。

　　村里也可以截开这个网，村长在大队办公室里呜哩哇啦讲话，也通过神圣的大喇叭和广播网传到各家各户的小喇叭上去。为了让大家不太反感他贸然截开广播网的行为，他也要给大家一些甜头，先播放些歌曲、戏曲。我们曾经去窥探过大队部里喇叭的秘密，在大喇叭播放广播剧的时候，村长打开木匣搬出一个奇怪的东西，将一张红色的塑料片放上去，又放上针，大喇叭就唱起戏来。这次它唱着吕剧《王汉喜借年》，唱一会儿，他把那根在塑料片上的针尖挑起来，戏停了，大喇叭和各家各户的小喇叭里响起村长的声音。大人们说，大喇叭是用来听新闻的，不是听歌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另外找听歌的办法。

　　六毛的哥哥大毛有台收音机。大毛高中毕业后就去当了兵，复员之后，用安家费买了一块手表、一台收音机。大毛娘心疼，说一个庄户人家看日头过日子，要手表干什么，逼着他卖掉。她又说戏匣子（收音机）一天到晚地唱，不像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大毛没办法，卖了手表留下了收音机，因为他喜欢听歌、听新闻。大毛的戏匣子有好多个台，可以轮换着听，每当放好听的歌曲时，大毛就把收音机放在他家院子里那个草垛顶上，把音量调到最大，我们在他家墙外听得真真切切。大毛娘愁眉苦臉地说，不下力气务农，听歌能听饱吗？大毛的确不是个务农的好手，他不经常到生产队里去劳动，常常一个人窝在屋里不出门，连头发胡子也不剃。邻居说，大毛怎么了，傻掉了吗？连我们也确信大毛傻掉，是他一个人跑到西洼地里大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之后。但就在那年冬天，被全村人认为傻掉的大毛考上了大学，满村人都诧异。那个天天躲在家里听广播、把自己弄成野人模样的大毛，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从此之后，爱听歌的人不再那么招嫌了。大毛不也是爱听歌吗？

　　大毛上大学之后，我们就只能再追着村街上的大喇叭听歌了。

　　一九八二年，我们村被街心喇叭搅乱了，喇叭一天都不停歇，放一会儿歌就播送新闻，歌都烂熟了，对新闻还是半信半疑。半村的人拥到大街上，伸着脖子生怕漏下一个字。村庄炸了锅，承包到户不还是单干吗？怎么这又倒退了？你懂什么，大集体是大锅饭，吃大锅饭就还是穷，要砸破大锅吃小灶。砸破锅还怎么吃饭？在大家的疑惑里，大喇叭不停地进展着，歌声跌宕起伏，被风刮得隐隐约约。村庄慌乱着，一个个生产队开始分粮食、分土地、分农具、分牲口，哗啦一声大集体没了。忙忙碌碌里，有人喜悦有人忧愁，有人疑惑有人糊涂，大喇叭变得无比重要，人们都在仔细地听大喇叭广播信息。大喇叭一响，人们就是手里做着活手上沾着面也赶紧跑到院子里听，生怕漏下啥。就连喜欢听歌的小孩子，也觉得新闻和通知的间隙里播放的歌不那么重要了。

　　我刚刚上小学时，发的课本里有《音乐》，我们不知道怎么读，请教大一点的学生，他们告诉我，读“因落”。我捧着音乐书看那些歌，有《小蜻蜓》《学习雷锋好榜样》《彩云彩云我问你》《八月十五月儿明》。我在野地里挖菜时，听见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在田埂上大声唱着“彩云彩云我问你看到了什么，祖国建设现代化处处面貌新”。他唱得荡气回肠，我听得满心羡慕和惊喜。我喜欢那歌中唱的“祖国建设现代化”，我感觉祖国那么神圣，现代化那么神圣，而我因为听到了这首歌，似乎比村里那些仍旧用牛耕地、靠人力割麦子的人先一步触摸到了现代化，更神圣的是，我触摸到了祖国。我也像田埂上的那个高年级学生一样大声地唱起歌来。大毛离开村后，田埂上的人和我把乡村的歌声延续下来。虽然我被讥讽过“没羞没臊地瞎咧咧”，但是我的歌声没有停。又一次被歌声击中是在田野里锄麦蒿，大喇叭上唱着：“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歌声太甜美了，歌中的田野太美了，我听得几乎流泪。“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荷花、鲤鱼、芦苇、野鸭，诗一样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我忘记了干活，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歌曲播放完了，我仍旧失魂落魄，四处找歌词来学唱。我们村的磨房里有几个年轻姑娘也喜欢唱歌，我去找她们讨来歌词，并很快学会了唱。“风吹着森林，雷一样的轰响，伐木的工人，请出一棵棵大树，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森林的背后，有浅蓝色的群山，在那些山里，有野鹿和山羊。人们在勘测，那里埋藏着多少宝藏。”我深爱着这首歌，随时随地唱着。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除了少部分人去闯过关东，没人到过别处，没人见识过别样的生活，他们对矿山、森林、楼房、工厂搞不明白。有人听了我唱歌撇撇嘴，背后唧唧喳喳;有人听了我唱歌，微笑着鼓励，眼睛里是羡慕。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喊我起来唱这首歌，她的眼睛里是清澈的喜欢和鼓励。那天，教室里有好几个陌生人在聽课。我唱完之后，她说，多么美的歌啊，多么美的未来，虽然我们身边的田野还没有这么美好，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田野也会这样，甚至比歌中唱的更美好。

　　就这样，偏僻乡野里的泥孩子在歌声中憧憬着未来，亲近着祖国的大地。

　　我的父母是赞成我听歌唱歌的。母亲说，听听歌就不那么劳乏了。晚饭之前，我常常捧着音乐课本在读歌词，那些歌我还没有学，只能体会歌词之美。大哥已经当了社员，在音乐上更有追求。他在香椿树下拉二胡，一本淡绿色塑料封皮的小本子抄了很多带歌谱的歌，那些歌谱是数字，像成队的蚂蚁一样排列着，我看不懂，但那些歌词很美，有《送别》《世上哪有树缠藤》《天涯歌女》《英雄赞歌》等。大哥拉二胡的时候还喜欢跟着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我有些感动，想流泪。二哥在镇上读中学，他也有一本抄歌的小本子，是粉红封面的。我趁他不在家拿来偷看，然后读给我娘听。那些歌只有歌词没有歌谱，但是歌词很好笑，“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往上爬。”读着读着，我和娘就笑得前仰后合，娘说，那蜗牛是啥呀？我说，就是“水母交子”。水母交子也能唱成歌。娘笑得岔了气。我听见二哥在他的伙伴那里唱过这首歌，挺好玩的。他还唱《外婆的澎湖湾》，他的歌本上写着“台湾校园歌曲”。我喜欢这些歌，但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校园里要唱这样好笑的歌，在我们的校园里我可不敢唱。

　　村里大喇叭还经常播放歌曲，但是靠大喇叭听新闻和歌曲的越来越少，家家户户都有了收音机，后来村里又添了电视机，大喇叭和北京的联系、县里的联系甚至公社的联系就断了。户户都能在家直接听每一级政府的消息，大喇叭就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不像庄户人家的三顿饭一样定时播了，农户里那曾经神圣的小广播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大喇叭成了村长一个人的专属，他在大喇叭上下各种通知，承包果园、承包土地、承包砖瓦厂，镇上什么时候来收菜、什么时间交公粮，集资、提留款，义务工到哪里去干活。喇叭上传来的消息有好有坏，人们对广播喇叭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烦。街心喇叭最大的改变是，原先那几张家乡戏的老唱片不播了，播放的是一场演唱会，歌里唱着“是不是这样把爱情忘记”“那该是个怎样的世界”“跳一曲迪斯科、迪斯科”。一帮听广播的小孩子也跟着唱“迪斯科、迪斯科”“把爱情忘记”，大人听了就呵斥一声，瞎咧咧啥！然后对着大喇叭抱怨，这播放的啥嘛。后来，大喇叭就总是放电视剧《西游记》里的《敢问路在何方》。播放《西游记》的时候，村里只几户人家有电视机，大家聚在这些人家，几乎把人家的门窗挤破。每当大喇叭放这首歌时，一些青年就扯着嗓子跟着唱，拉着地排车也唱，挑着水桶也唱，推着粪车也唱，唱着唱着就去镇上烫了爆炸头穿了喇叭裤回来，气得爹爹拿剃刀要给刮成光头，奶奶拿把剪子要把喇叭裤剪了。后街的福耀卖了粮食不管他娘痛骂，买了一台双卡大喇叭录放机，轰轰烈烈地在家放歌曲，放的是《美酒加咖啡》《月光迪斯科》等。村里人骂，好端端的用这些歌教坏了人。我喜欢那些歌，就像当初偷听大毛家的收音机一样，偷偷溜到福耀家屋后的树林里听，也学会了几首。有一次我在门前扯柴草，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它去爱谁”。我把头埋进草垛里正陶醉地唱着，大哥从街上回来听见了，劈头盖脸地训斥我，瞎唱什么，这是黄色歌曲。我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是黄色歌曲，但肯定不是好事。我担心他告诉爹娘，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一连几天敛声屏气。此后，我再也不敢去小树林听歌了，也再不敢唱《美酒加咖啡》那样的歌曲。许多年之后，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邓丽君的歌，《美酒加咖啡》的动听曲调在街巷间流淌，我却仍然不敢唱。

　　乡下青年穿上大喇叭裤也还是乡下青年，还得跟着大喇叭上的号令走。化肥贵、粮食贱，种地不挣钱，遇上干旱还亏本呢。他们在玉米田里吼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他们拉着一车车粮食去集市的时候高声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于是，一帮有梦想的青年人，逮着大喇叭聒噪的缝隙里的一则招工信息结伴走了。走的那天，大喇叭上播放着《酒干倘卖无》，六毛提着行李卷跟着吼唱，酒瓶子卖不卖？酒瓶子卖不卖！

　　我也唱着歌离开家乡，考上了师范学院音乐系。一个乡野毛丫头，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能跻身于高贵的大学殿堂，大喇叭、收音机是我的启蒙，田野村巷间流淌的歌声是我的导师。后来，我在县城就业，但父母在乡下，我的根依然在故乡的大地上。每次回家乡，总有些家乡的新闻和乡村歌曲撞击着我的耳。

　　有一次我回到故乡，村街大喇叭里播放着一首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好久没听过街心喇叭的歌了，感觉很亲切也很遥远，尤其是这样一首稍微有年代感的歌曲，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桃花一度是我们村的禁忌。我们村土地多，洼地和岭地也多，以前种有许多桃树，但是那些桃子最后换不上几个钱，因为山路窄仄，交通不好，村民进趟镇子都难，更别说到别处卖桃了。人们陆续将桃树伐了，老人们说，杏伤人，桃养人，可是咱村的桃树不养人啊。砍掉桃树的那些山岭光秃秃的，土质不适合种庄稼，就长满了刺槐和荆棘。改革开放后，村里通往外面的路修好了，承包了土岭的村民引进了优良品种的桃树，山岭上密密麻麻地桃树成林。春天里，红彤彤一片桃花，村长就天天播放《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大家听到这歌特别亲，都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我们村，那些镇守边关的人就是村去参军的那帮小伙子。一帮头发花白的人在大街上认真地听着广播，我追着大喇叭听歌的时代他们都还是青壮，是田头的顶梁柱，转眼间，我取代了他们的身份，而他们拾起了老一辈扔在街上的影子。他们很认真地听着广播，在桃花般的美好里。期待着好消息。那些花白的头颅，农耕时代挥汗在庄稼地里肉搏的人，被机械化替换下来，在悠闲地回味时光。那时候他们热火朝天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梦想，现在他们的土地拴不住孩子们了，那些不参军的孩子也一样打起背包去了远方。动听的歌曲之后，街心大喇叭再次搅起漩涡。什么？人们在街头互相探寻着，种地不用交钱了？农业税取消了？无息贷款、资金扶持，帮农扶农的惠民政策一大串，这怎么可能？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坐在旧碾台上说，我读了那么多书，历朝历代没有过这事，是不是村长喝醉了说胡话？可是大喇叭从来没喝醉过，它说出的话都是板上钉钉。现在，流浪在外的孩子们该回来了吧，咱们土地上也可以刨出金疙瘩了。

　　大喇叭也患上了怀旧病，天天放着动听的老歌谣。又一次回家，我听到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刘歪嘴这下乐得嘴更歪了，他站在大喇叭下说，我这是烧了什么高香了。他家是从东北回来的，原先家里穷，娶不上媳妇就去了东北讨生计，在那里成了家，生了四个男孩。大包干后他举家回迁，自恃家有硬汉劳动力，承包了村里五十多亩地，他家的劳动场面和规模就像从前的生产队。前些年，他家年年是卖粮大户，日子噌噌地蹿高。可是渐渐粮食贱了，化肥种子机耕机种都花钱，农业税、承包费越来越高，他家的日子又干瘪下去。他仰望着大喇叭，感谢着大喇叭给的喜讯，种地不再收税，免除承包费，国家还给综合补贴。咱种国家的地，国家还倒头给咱钱！那天，大喇叭没醉，村庄里听喇叭的人都醉了。 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在十字大街上跟着大喇叭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我再次站在家乡大街上时，街心大喇叭正播放着《好日子》。迎面碰上了兰花婶子，她慢悠悠地走着，脸迎着太阳，笑成一朵花。回来了大学生！她笑吟吟地主动问我。她对上过大学的人总是这样称呼。这个要强的女人，看明白自家俩闺女的劳动力不够强壮，在农业生产上不会有太大发展，就换了思路，一心供她们上学。孩子们也出息，一个考上大学当了教师，另一个中专毕业在外企打工，已经干到部门管理。“以后我也吃退休金了。”她指指大喇叭，“国家给计划生育户养老金，大喇叭早说过好几次了。”这个曾经因为家里没有男孩而低头快走的人，竟然一脸灿烂、穿戴崭新地站在大喇叭下。

　　家家有电视，户户有收音机，每个人都在私密的空间里听着、看着自己感兴趣的声音和画面，大街上反而静寂了，只有大喇叭下通知的时候放一些老歌。当年追着喇叭的歌声从村外飞奔回来的孩子们不见了，悄悄躲在大毛家墙外和小树林里听流行歌曲的少年不见了，只要愿意，电脑可以反复播放一首歌，也可以搜索到任何年代的歌曲，《美酒加咖啡》再也不是偷偷听的歌曲。这时候的乡村，还有它自己的歌谣吗？它的歌谣是不是被那些外出的游子带到四面八方了？《流浪歌》《一壶老酒》《九月九的酒》，每当在县城的街头听到这些歌曲时，我确定，守在扩音器边听歌的人，一定是个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

　　自從父亲搬到城里，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今年父亲吵着要回老家住。回就回吧，如今乡村这么好，我也没啥不放心的。父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也乐意因他在家乡而多回家乡几次。晚饭后，街上又响起乐声。我循着乐声来到大街上，原来不是木杆上的大喇叭响。在当街的商店前，投影仪打在雪白的墙上，音箱在旁边响着四步的音乐。商店是几年前从城里返乡的赵林开办的，店里生产工具、日常用品齐全，一个大保鲜柜里有新鲜猪肉和各种蔬菜。现在的庄户人自己菜园里有菜，竟然习惯了买菜买馍吃。赵林正在大街上跟一个年轻媳妇跳交谊舞。赵林原先就喜欢唱歌，当兵复员后保持着早晨跑步和张口就唱歌的习惯，惹得全村人议论他有神经病，定过亲的一个姑娘也跟他吹了。后来他就离家外出成了我村最早外出打工的人。他说，我就是要唱歌，我去找能让人唱歌的地方去。

　　赵林快六十岁了，可穿着白衬衣显得很年轻。他跳完交谊舞冲大家笑笑，围观的人给了他掌声。在外面挣了钱的赵林买了各样音响设备，天天在自己商店门前开联欢会。他说以前自己一听喇叭上放歌曲就忘了干活，总惹老爹骂，现在自己置上喇叭，想啥时候听就啥时候听，而且给乡亲们听。音乐换了，舞蹈也换了，刚才围观的人都上来跳集体舞，赵林和刚才那个跳交谊舞的媳妇一起当领舞，雪白的墙上也有视频领着大家跳。

　　真是不可思议，满头白发的爷爷奶奶，罗锅腰的大爷大妈，当年对我唱歌撇过嘴的婶子和大叔，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乐哈哈的舞迷呢？我站在街心大喇叭下发着呆。兰花婶从后面拍了我一下，说，来跳吧大学生，很好学的。我被她拉到了跳舞的队伍里，音响喇叭里放着节奏鲜明的音乐，嘹亮的歌声响起，听得出这是乡村歌手赵林翻唱的。“我站在乡村望北京，一望无际国泰安宁，唱出乡村的豪情和美丽，让这歌声回荡神州。”那些昔日扶犁挥镰刀的老胳膊老腿竟然不落拍，跳得很整齐。

　　我的乡村还有她自己的歌谣。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有不同的歌声为它鼓掌。每一个音符都是印记，每一块石头都是碑刻，我们的时代是一条路，而那些歌声是鲜明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