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

　　四十年，对于浩瀚的宇宙和无尽的时间来说，是短暂的，短暂到可以忽略不计；四十年，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来说，只是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中的短暂一瞬；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却充满了时间的重量和生命的厚度；四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正是奠定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段……

　　四十年，可以让一个人从婴儿走到中年，从幼稚走向成熟；四十年，足以让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宏大时代中的细微变迁，并用心记下人生中那些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而这些看似琐碎、只属于个人经历的点滴小事，已然映照出了一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一

　　摇一叶记忆的轻舟，逆着时间之流而行。穿过奔腾不息的岁月，我在梦中常常回到小村驻足。

　　我十岁之前的日子，都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度过的。它只是新疆辽阔大地上众多小村子中的一个。对外人来说，它或许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但于我，它是我童年时代的全部世界，是我生命根脉的所在地，是我一生记忆与情感的源头。

　　小村子没有确切的名字，我记事起人们称之为 “三大队四队”。我离开很多年后，小村有了一个新名字“旧西户村”，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其为“三大队四队”，这个称谓，俨然是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小村的肌体里。

　　小村位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乡（现为大河镇）。

　　大河乡里并没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只有四道浇地用的大渠，将一个个小村子连接起来，其中最大最远的一道渠被称为“干渠”，其余的被称为二渠、三渠和四渠。一年中，只有浇粮食地的时候，渠里才会有水流奔腾而过，其余的日子里，它们都是空荡而安静的。

　　一大片湿润润的草地，连接着大河乡与巴里坤县城之间的漫长距离，这片被当地人称为“草湖”的地方，其实就是有名的巴里坤大草原。润泽这片草原的是一条由泉水形成的浅浅河流。

　　这条泉水形成的河流，正是“大河乡”这个名称的来源所在。据老辈人讲，他们还是娃娃时，草湖里的草长得比一个大男人还要高，大河里的水大得很。

　　大河乡由一个又一个的生产队组成，一个小村子就是一个生产队。每个村子里也就几十户人家，却都有着自己的大姓人家和小姓人家。每个村子都不太大，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世界，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各自的村子里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酸甜苦辣也罢，平平淡淡也罢，都是一生。

　　我儿时有过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梦想就是能从大河的东头走到大河的西头，我对那一个又一个联结紧密又各自为阵的小村子充满了好奇：那里都生活着哪些人，他们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导致我成年后常常做着同一个梦。梦中，我从自己的村子出发往西走，终于看到了最西边村子的模样，然后，我就一直走呀走，却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村子里了。

　　一年之中，总有一些事情将东边的村子与西边的村子联结在一起，那都是人一生中无法躲过的一些时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如一块石头猛然投入宁静的湖面中，荡起的涟漪层层扩大，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渐渐归于平静。这些石头会在漫长的平静之中悄悄蓄积力量，等待着下一次投入湖面的时机。这些构成各村之间彼此走动的重要事件，也是村民们除去过年的最大节日，只是这些年之外的节日，有的被欢乐充满，有的则被哭声拉长。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调的生活，贫乏的饮食，让很多村民的眼神看上去有些迟钝，各地的口音在这里混杂之后，都以厚重的新疆土话为底色，这给本来就长得“土”的大河人，又增加了口音上的“土”。

　　二

　　我渐懂人事时，才一点点明白，原来大河的小村并不是我真正的家，只是我爷爷奶奶的家，我是暂住在这里的，我的父母在遥远的乌鲁木齐。而我，对那个只去过一两次的大城市根本不感兴趣，我更爱大河，这里有我熟悉的一切。

　　那时我还太小，不知道大河是贫穷和匮乏的，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妈总给我脸色看，她不高兴时就说我是“黑户娃”，说爷爷奶奶两个半劳力的口粮他们自己都不够吃，还要养我这个“黑户娃”。可是大爹对我很好，他常常偷偷从我大媽吊起的篮子里切下一片馍馍塞给我奶奶，如此，便让我拥有了一个和堂哥堂弟们一样美好的童年——在那一小片烤得脆香的馍馍中，反复咀嚼着童年一去不返的永恒滋味。

　　和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大爹也是一个字都不识得。他很为我因学业有成在大城市里安家的父亲感到自豪，对我父亲的人生充满了向往。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是无法走出大河了，便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指望有一天他们也能学业有成，像我父亲一样在大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

　　可是，我大爹的四个孩子似乎都不是上学的料，我堂哥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死活都不肯到学校去了，他宁可跟着大人去地里干活，也不愿意拿出纸和笔学习。我的大堂弟连续上了五年小学二年级之后，仍然拖着两管鼻涕背着书包去上学，却怎么也踏不到升往三年级的阶梯上，家人们只好无奈地放弃了。二堂弟总是不声不响，看上去非常听话，却也是上完小学就不能往上读了。

　　最后，全家人只好把希望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婴儿的眼神本是最纯静的，但我的小堂妹长到四岁时，蒙在她眼里的那层淡淡的云雾才渐渐退去，我奶奶叹息道：“这个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灵醒，将来也不是块上学的料哦！”

　　与他们相比，我简直是小村里的奇迹。我六岁就上小学了，每个学期都能考出较好的成绩。我皮肤白皙，性格活泼，能说会道，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着大人的脸色行事，因此很受奶奶的宠爱。

　　我大妈总有她自己的说法：“人家是大城市的娃嘛，我们的娃咋能和她比？再说了，人家将来终究是要回大城市的嘛！ ”

　　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当年小村里很多人的婚姻都是亲上加亲组成的，我大爹大妈的婚姻也是如此。虽然我的堂哥堂弟和堂妹们都是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健全人，也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但他们在语言表达上却显得有些笨拙，两个堂弟都有些口吃，他们在求学路上也都没有走得太远。

　　但我奶奶对这一切已经非常满意了，她总说：“还是新社会好呀，新社会这些娃娃都能上学，比我们强多了，比他们大字不识一个的大大和妈妈强多了。”

　　三

　　大河的土地是贫瘠的。与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我自懂事起，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从哪里弄些好吃的，好让自己没有油水的肚子得到一点儿滋润，好让自己馋得什么都想吃的嘴巴过过瘾。

　　但有什么可吃的呢？大河的土地里长不出更多的东西，除了小麦，就是土豆、大白菜和萝卜。人们都说，这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说大河的天气太冷了，只能种活这些东西。

　　胡萝卜成熟的季节，是娃娃们的节日。提前几天，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在地边蠢蠢欲动。挖萝卜的日子终于到了，大人们还没有走到地里，我们就抢先到达，悄悄从地边拔一个胡萝卜出来，在袖口随便擦一下泥土，就往嘴里送。

　　脆生生一口咬下去，那个甜呀！真是胜过了世上的所有！现在想来，一个生胡萝卜能有多甜呀？但那时，为了能尝到一点儿甜味，我们真是想尽各种办法。

　　听说打井水时，如果水桶从井里出来后不落在地上，里面的水就会很甜。夏日里，我和小伙伴们便巧妙地避开大人们打水用水的高峰期，围在井边打不落地的井水喝。

　　一群娃娃的力气总是有限，要想水桶不落到地上，就不能让桶在井里装满水，所以，我们只让桶轻轻地在水面上吃上一点儿水，就赶紧往上提。

　　这样提出的井水刚刚盖上桶底，却无比珍贵。水桶出井的那一刻，好多双小手托着水桶不敢放，每双眼睛里都充满了向往，七嘴八舌地喊着：“抓好了，可不能让桶落地呀，桶一落地里面的水就不甜了。”

　　于是，那个水桶在伙伴们高高举着的手里，经过一张张嘴巴。一个小伙伴喝时，另外的小伙伴就眼巴巴地看着，并一个劲地问：“甜吗？甜吗？”

　　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期待地喝下一口，然后细细品尝……喝过的小伙伴像吃过什么好东西一样，心满意足地擦一下嘴，幸福地感叹道：“真甜呀！”

　　有时候，不小心让水桶落地了，我们便会丧气地倒掉里面的水，叽叽喳喳地重新把桶放到井里。

　　每次看到一群娃娃聚到井边，总会有大人过来驱散我们。起初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有小伙伴告诉我，他们听父母说，在我们这帮娃娃还很小的时候，村里的另一帮娃娃在井边打不落地的井水时，一个男娃娃将一个女娃娃推到了井里，幸亏大人发现及时，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四

　　一条长长的土路，是大河通往县城的唯一通道，土路两边是辽阔的草原。平日里，那条路是孤独空寂的，偶尔有结伴而行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你追我赶着经过，他们飞扬着的青春便有了与父辈们不同的色彩，也瞬间赋予了这条土路全新的生命的激情。

　　有时候，是一辆毛驴车急急地在土路上走过，那定是去远处草滩上拾些牛粪或者挖些野菜的人。

　　一年中，只有逢年过节和秋收后，土路上的毛驴车才会多起来，大河人（多是老人带着小孩子）从各自的村子套上毛驴车出发，他们要到城里逛一逛，或是去参加一场婚礼，或是去走亲戚。

　　小毛驴慢吞吞地负重前行，赶车的爷爷并不急，任它晃晃悠悠、不緊不慢地走着，奶奶和我裹着厚衣服坐在驴车上。我们从太阳刚刚露头就出发了，直到太阳晒到头顶，才看清楚城墙的轮廓。县城渐渐近了，坐在驴车上的我刚好睡醒了一觉，兴致勃勃地对着身旁的草湖大声叫喊：“上城了，上城了，娃到城上逛去了！”

　　突然，几辆自行车打着一串串清脆的铃声飞一般地过来，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姑娘的说笑声犹在耳旁，再看时，已经成了一个个渐渐远去的影子。

　　我在毛驴车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顿时失去了进城逛的兴致。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盼望自己能赶紧长成一个骑在自行车上飞一般前行的大姑娘。

　　县城似乎近在眼前，却又一直远在前方。那时，小村是缓慢的，大河是缓慢的，童年是缓慢的，一切似乎都是缓慢的。

　　后来的一天，一个庞然大物带着比自行车更快的速度，猛然打破了我的童年。

　　那一天，也是在进城的土路上，也是在毛驴车上，一切似乎与往常一样，但又有些不同，我竖着耳朵警觉地听着，听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那声音越来越近，我本能地把头向后转去。一个巨大的东西山摇地晃般地轰隆隆而来，它的庞大中充满了霸道——土路上所有的毛驴车都靠在路边上给它让道，小毛驴被惊得扬起了蹄子，赶车人赶紧跳下车紧紧抓住小毛驴的缰绳，并用身体挡住它的头，防止它吓惊之后飞奔。

　　转眼之间，它就不见了，而它扬起的尘土还没有完全落定……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庞然大物叫汽车，我那天看到的是一辆大卡车。

　　自此，我常常望向那条通往县城的土路，一天之中，间或有一辆大卡车经过，它扬起的尘土让我在小村就能看到。之后，我的思绪便随着那扬起的尘土飞向远方。

　　五

　　1980年春节，在我生命中格外清晰，那是我在大河过的最后一个年。春天虽已临近，严寒却依旧紧紧包裹着整个村落。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沉浸在一年中难得的一顿美食之中，肉香在村中弥漫。

　　看着孙辈们围在盛满肉片白菜的大盆前大口吞吃，奶奶仍如往年一般叹息道：“年好过，月难过呀！”

　　“年好过，月难过呀！”这句话几乎贯穿我在大河的整个童年岁月，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也让我明白了大人们过生活的不易。

　　那个除夕，分明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正在空气中发散开来，带着隐隐的、与往年不同的喜庆。爷爷和大爹围着火炉说着闲话，看似随意的聊天中透露着一个让种地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喜讯——地要回到个人手中了，要包产到户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悄然吹向这个偏远的小村了。这意味着，奶奶爷爷两个半劳力也会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庄稼地；这意味着，我这个村中的“黑户娃”不用再看大妈的脸色吃饭了，奶奶爷爷那块地里的收成足够让我们每天都吃上一顿清油泼蒜拌拉条子了；这意味着，小山村里的农民从此要过上好日子了。

　　春节后不久，传来父母八月份要将我接回乌鲁木齐的消息。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时而沉浸在对大城市的向往中，时而沉浸在对奶奶爷爷的不舍中，在交替变化的情感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变化。

　　仿佛在一夜之间，村子里的人都变了。大人们喜气洋洋地互相串门，争着说自己听来的马上就要发生的大改变，他们充满憧憬的眼神和语调让多数时间里只闻鸡鸣犬吠的小村活跃起来。小孩子们也放下自己的各种游戏，从角落里冒出头来，眼巴巴地望着大人们，似懂非懂地听着他们的话，盼望着从此能吃上好多好东西。

　　六

　　1980年的乌鲁木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和气派。我在心里暗暗想：村里人成天向往的大城市不过如此嘛！我上学的学校，也没有我向小伙伴们炫耀的那样如水晶宫一般全是由玻璃制成的。

　　父母家在一排低矮的窑洞中，做饭吃饭都在院子里搭起的简易棚中进行。公共厕所离家有些距离，白天可以跑过去上，晚上只能在家解决，尿盆成为每家的必备品。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清晨，我都必须把尿盆端到有下水道的地方去倒。这项光荣的任务在我回到父母身边不久后，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身上。

　　大城市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拥挤。白天，一家五口挤在一张小桌前吃饭；晚上，一家五口挤在两张床上睡。

　　没有奶奶家大大的院落让我尽情玩耍，没有奶奶家宽敞的土炕让我随意翻滚，我就此告别了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童年岁月，开始了紧张拧巴察言观色的少年生活。

　　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父母是陌生的，两个弟弟是陌生的，新学校里的同学也是陌生的。

　　大河，成为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岁月不断向前流淌，似乎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变化，这变化如我正在成长发育的身体，悄无声息又不可阻挡。

　　一年后，我家搬到了宽敞一些的平房中。几年后又搬进了楼房。这个过程中，我从高中的课堂一步踏入纺织厂，和母亲一样成为众多纺织女工中的一员。这一切距我离开大河到乌鲁木齐，仅仅过去了七年。

　　这七年中，只要有机会，我就会飞一样回到大河，回到奶奶爷爷的身边。

　　大河也在变。但大河的变是缓慢的，犹疑的，是走一走向后看一看的。我那时已经有所觉察，可是我说不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每次回到大河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离开时，吹向大河的春风已经从最初微弱的、不易察觉的，变得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有力了，它正在把缠绕在大河人心中的迷茫和疑惑一点点吹散。

　　七

　　1990年春的一天，大堂弟突然来到我家，这是让我们一家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大堂弟说他在大河待不下去了，想出来闯一闯；他说他临走时没有给任何人说，包括疼爱他的奶奶爷爷；说他眼看着就二十岁了，要是按父母的意思在大河娶妻生子，他这辈子就完了。他不想和父母一样，在大河种一辈子地。

　　我惊奇地看着大堂弟，惊叹他是如何仅凭着我写给奶奶爷爷的信中的地址，就在偌大的乌鲁木齐找到我家的。他憨憨地一笑，说：“鼻子底下不是长着一张嘴嘛！”

　　眼前的大堂弟早已不是那个拖着两管鼻涕、说话有些结巴、一直在念小學二年级的少年了，他已经长成一个神采奕奕的青年了，尽管他身上有着抹不掉的农民印记，说出的话是土得掉渣的大河话，可是，他青春的神采却散发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光芒。我想，这光芒在我大爹的身上也一定有过。

　　我问大堂弟：“你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在乌鲁木齐能干啥？玩上几天就回去吧！”他却说：“姐，我有的是力气，只要不种地，让我干啥都行！”

　　大堂弟以他的执着和能干在乌鲁木齐谋了一份职业，并凭着自己的不断努力在乌鲁木齐站稳了脚跟，娶妻生子，小有积蓄后又买了一个带小院子的平房，过上了与他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享受着在大城市里拥有一院平房的惬意，让我和弟弟们很是羡慕。

　　几年后，堂哥也来到乌鲁木齐。堂哥比大堂弟的脑子灵光些，却不如他肯干。他在乌鲁木齐前后换了几次工作，后来成为一名送报员，并以他憨实的性格赢得了一个姑娘的心。

　　不久，从大河传来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消息：刚刚十七岁的小堂妹，竟然跟着到村里做木工活的江苏小伙子私奔了……

　　此时，二堂弟已经带着妻子，随着迁往哈密的包地大军离开了大河，在另外一片没有自家祖坟的土地上种起了棉花。

　　那些年，我只顾在自己的事情中忙碌，很少回大河，但大堂弟和堂哥的先后到来，小堂妹跟着小木匠的私奔，以及二堂弟到哈密包地种棉花的事情，让我隐隐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喜忧参半的情感。

　　喜的是，大河的新生代正在脱离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以土地为生、以“老婆孩子热炕头”为目标的人生追求。他们四散开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探寻自己的人生价值，迈出了可喜可贺的第一步，这是发生在大河人心中的变化，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清晰的一种变化。

　　忧的是，我年迈的爷爷奶奶，该如何承受孙子们不在身边的孤独；我正在失去劳动力的大爹大妈，该如何以衰老的身体种植孩子们留下的土地，并在日思夜想中等待着一年中只有春节时才有的合家团圆。

　　八

　　春风一年年柔和而强劲地在大河上空吹过，吹进大河人眼可见、心可感的地方，改革开放的浪潮从起初的微微翻动到后来的波涛汹涌，大河人的内心开始松动，思想开始活跃，以往蒙在他们眼中的那层迷雾渐渐散去，他们看到了更远的未来。那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突围——他们不会再沿着父辈的足迹日复一日地围着小村进进出出，从青春年华走到垂垂老矣，最后走向北戈壁，成为一座新坟的主人。

　　春风将大河之外的讯息吹向小村，将世界带到他们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离开，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去闯荡。他们到达哈密，到达乌鲁木齐，或包地搞成片种植，或包工程，或合伙买车跑运输……

　　起初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渐渐地，他们想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他们先是一个人安顿下来，然后接走妻子儿女，再接走父母，最后带着兄弟姐妹一起离开小村。他们彻底告别了村里四平八稳的生活，在另一片天地中闯荡……

　　他们每个人都是春风吹向远方的一粒火种，以星星之火的态势在大河之外的各个角落大放异彩。他们身后，是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大河。

　　从那时开始，大河的每个村子里都很少看到青壮年的身影，即使是阳光灿烂的白天，整个村子也寂静得如同黑夜一般。偶尔有个身影从村子里走过，那是一个老人苍老孤独的身影；偶尔有一个孩子从村子里跑过，他稚嫩的笑声会在空荡荡的村落里回荡很久很久……

　　那些空下来的房子由于长久没人住，年复一年中渐渐朽了，荒草长满院落，屋顶上长出小树。小村的生机渐渐弱了。留在村中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老的带着小的，小的到了上学的年龄会被父母接走。有些老人愿意跟着孩子去往别处，有些老人执着地守在大河的小村里，在无边的寂静和儿女匆匆赶回的过程之中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我大爹大妈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过程。

　　有一年我回去时，他们正带着三个孙子在大院子里进进出出，屋顶上袅袅飘荡的炊烟，让我大爹的家看上去充满了生机。儿女们都不在身边，但有三个孙子的陪伴，二老的生活显得充实而又忙乱。

　　那时，他们还坚持自己种地，虽然现代化机械的投入免去了他们翻地、播种、收割的辛苦，但浇水这件事还得他们自己亲自去做。那天吃过午饭，村中有人来喊，马上要轮到他家浇地，让他们赶紧到地里去。

　　明晃晃的太阳下，我陪着大妈去地里。我看着她穿上长长的雨靴，站在地里吃力地打开水渠边上的一个缺口，让水流到自家的地里，之后，又吃力地把缺口封上。我蹲在地边，除了看着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乱，佝偻着的腰和一脸深深浅浅的皱纹，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到她。

　　她似乎明白我的心意，转过头对我说：“我不来浇地咋办呢？你大爹身体不好，走路都费劲，咋能浇地？孙娃子们又小，他能在家里照应着就行了。”最后，她又大声对我说：“娃儿，你说我总不能把你哥你弟他们从城里叫回来浇地吧。”

　　后来，我大爹大妈带着的三个孙子都到了入学年龄，一个接一个地被儿女们接走了。

　　我再去看他们时，我大爹拄着一根拐杖，呆呆地坐在院门口。看到我，他苍老的脸上有了深深的笑意，眼中却分明盛满了泪水。他说：“丫头，你可来了，我天天在这盼呢，可盼来你了！”其实我知道，大爹盼的不仅仅是我。我劝大爹大妈到乌鲁木齐的儿女那里去养老。大爹说：“我们都走了，那些地咋办呢？这院房子咋办呢？这都是当年辛辛苦苦置办下的家当呀！人走了，就撂荒了。”他们的地已经包给村里的种植大户去种了，但每年他们还会佝偻着腰，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排土豆和向日葵，并在秋收时装好土豆、剥好葵花籽，等待着儿孙们一起回来过个团圆年。

　　和我大爹大妈一样，村里的很多老人最终都选择留在村里。傍晚时分，他们会在大河的晚霞中，思念着小村曾经的人声鼎沸和鸡鸣狗吠……

　　那次离开时，我为大河未来的命运深深担忧。

　　九

　　日子流水般过去。2008年秋，我以记者的身份到巴里坤采访，工作完成之后，我急切地回到梦中的大河。

　　大河依然是美丽而深沉的，即使是草黄叶落的秋季，大河依然以她独特的美让我沉醉其中。大河的美是沉静的，是不事张扬的，仿佛她明明知道自己的价值却从不言说，只等着那些被她哺育长大的人们自己去发现。

　　长年生活在大河的人，对她的美是视而不见的，就像我们常常发现不了父母的优点，只有等到他们真正离开后，才会回想起那一个个温馨且难以忘怀的片断。

　　大河的美在于，她愿意不断地更新自己。她生命中老旧的、无法与时代合拍的部分，正在一点点从她的肌体中脱落；她生命中全新的血液和力量，正随着时代的浪潮渐渐充满。而给予她这一切的，正是那吹向她、一直让她沐浴其中并让她脱胎换骨的春风。

　　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从县城通往大河，柏油路上车流不断。之前的土路躺在远远的地方，见证着一段过去的岁月。我在县城搭了一辆出租车，仅仅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小村口。小村前的那排白杨树又长高了。一些东西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场，又有很多东西逐渐进入了小村人的生活。毛驴车成为生活中的古董，放置在院落一角已经多年。小毛驴成为村里的稀罕物。一些人家的门口停着一辆或几辆摩托车，还有一辆小汽车停在村口。

　　此时的大河，从外表上看，似乎和我当年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但一些东西已经被时光带走了。奶奶爷爷已经去世多年，我和奶奶爷爷住过的老屋，现在已经被拆掉了。老屋空寂的小院里曾盛满我童年无数的欢乐与期待，此时，它在完成世间的所有使命后成为一堆废墟。它最繁华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在老屋前久久驻足，这个我一生都不能忘却的地方，自此只能在梦中完整而充满生机。

　　在巴里坤县，不光大河这样，其他的一些乡镇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有人说这就是时代的变革，无人可挡，无人可拦，我们只有顺着潮流往前走。也有人为巴里坤的这种状况发愁，他们说得想想办法，如果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人走光地摞荒，整个村子会成空，曾经的人间气息会被尘土完全掩埋掉。那时，巴里坤的乡村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

　　十

　　吹向大河的春风，一年年带来全新的理念，一年年把旧有的一切悄然洗滌。

　　一项“留人工程”在巴里坤全县展开。巴里坤县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要想留人，就得先留住他们的心，而要留住他们的心，就要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让贫瘠的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子，让巴里坤人居住的地方美起来，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让他们的心灵丰满起来……

　　于是，一场变化在巴里坤大地上掀起。这种变化，先从县城开始。那些日子，全县的干部除了正常的工作，每天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他们拆掉一排排旧房子，建起大公园——把一个曾经脏乱不堪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承载着巴里坤悠久历史文化资源和人文景观的“蒲类大观园”，紧挨着“蒲类大观园”，又建起了县城第一座四星级酒店“蒲类大酒店”。

　　一场变革在巴里坤县的各个乡镇全面掀起，大河当然也在其中：土地流转，大户承包，连片种植形成规模，特色养殖有声有色，大棚里种起了黄瓜西红柿和辣椒。2008年秋天，大棚试种西瓜成功的消息让整个县城沸腾了，曾经，巴里坤人吃菜吃瓜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

　　那些日子，从早晨到傍晚，位于县城边上的大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等待着被承包者引入大棚里，自己去摘那些新鲜的菜和瓜。这种经历对巴里坤人来说，都是头一次。他们都想尝尝在巴里坤的大棚里种出来的黄瓜西红柿辣椒是啥味道，他们都想看看在巴里坤的地里种出来的西瓜是啥样子。

　　我也在大棚里摘了很多新鲜蔬菜，提着它们连夜送到了大爹大妈家。本来以为大妈会非常惊喜，没想到她却显得很平淡。“这些菜我们现在都能吃上，镇供销社旁边都有卖的呢，不过那些菜和瓜都是从哈密运过来的。”她说，“现在，只要有钱，啥都能吃上呢。”

　　進行了常年单一饮食结构的调整后，巴里坤县决策层将变化扩向更广的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远近闻名的巴里坤大草原也在欣喜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青春——盖在草原中的房子被拆除，随意散放的牛羊被划定牧养范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充满创意和规划的景区——点点毡房在草原中散落，精心设计的木栈道呵护着草原，夜晚的文化广场上，歌声阵阵，舞步轻快……

　　楼房一栋接一栋在县城拔地而起，道路一条接一条通向远处，没有路的地方被路占据，没有希望的地方被希望点燃。

　　那些曾经离开巴里坤时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外面听别人说起巴里坤的变化，听得耳热，忍不住回来看个究竟，这一看，他们立刻被这种变化折服，不停地问他人也问自己：“这是巴里坤吗？这真的是巴里坤吗？”不需要用言语，那一道道风景、一处处景观，那迎风翻滚的麦浪，正诉说着这来之不易的变化；那古城墙旁的一排排楼房，正昭示着这种变化的日渐深入。

　　那些已经走出巴里坤的人，因为经营上的各种机遇又回到了巴里坤，并开始以巴里坤为点，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和打拼。那些从内地和疆内其他地方来到巴里坤工作的人，很快就被巴里坤吸引，他们在这里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渐渐把根扎在了巴里坤的大地，而巴里坤也以它的丰厚回报他们。

　　而那些曾经在心里无数次想离开巴里坤的人，在它一次次的变化和革新中动摇了。他们在这种动摇中观望，且清楚地知道：走，就注定要错过它持续的美丽；不走，预示着要和它一起向更远的未来走去。

　　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不走！和巴里坤一起往前走！

　　又一个十年过去，历史的车轮急速驶向了2018年。这十年中，在经历了长久的经济贫困之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人口流逝之后，在经历了寻找的艰难路途和打拼的无比充实之后，巴里坤开始在生态美县、经济强县、文化立县上下足功夫，逐步以景留人，以富留人，以情留人……

　　他们做到了。如今的巴里坤，旅游旺季随处可见疆内外游客的身影，在品尝了巴里坤的美食、观赏了巴里坤的美景之后，他们沉浸在巴里坤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回味着此行的收获和意义。

　　在那些开发商和投资商的眼中，巴里坤就是一块埋在深山里的美玉，现在这块美玉正以美丽的光彩吸引着众人的眼光。

　　如今的巴里坤，如诗如画，如歌如舞。如今的巴里坤，在发展的快速道上迅猛向前……而大河，也在不断强劲的春风中，积蓄着重生的力量。

　　隔着近四十年的光阴，我常常在设想，如果当年父母没有将我接回乌鲁木齐，我会在大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在大河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隔着近四十年的光阴，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当年那吹向大河的春风，现在的大河会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巴里坤又是什么样子？

　　责任编辑：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