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非常荣幸能够和深圳的朋友一起分享我关于80后的一些想法。

　　在进入正题之前，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怎么来界定80后。一般来说我们按照生理年龄来划分，出生于1980年至1989年这一时间段的人，我们把他们称之80后。但是，80后一直被贴上很多标签，这恰恰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理学界定，它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涵，比如，我们会说80后是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人，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指向。

　　前段时间我跟我的学生讨论过莫言的小说《蛙》，这个作品描写的是计划生育。从计划生育角度来看，80后，包括90后，也可以称之为余生的一代。余生，就是幸存下来的，因为你很可能在肚子里面就被“计划”掉了，从这个角度看，能够出生的80后都很幸运。

　　从文化的角度看，80后这一代有自己的文化梦想，我们希望过上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我们完整接受了高等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硕士、博士，并且还可以去国外交流和学习，这和我们的父辈是不一样的。80后的父辈大部分是50后，或者60后靠前的一代，基本上他们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这种教育形成了80后的一个特点，一方面我们有非常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世界，什么是好的生活，但同时因为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的动荡和变化，这导致了80后内外交困的局面。

　　个人奋斗的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是讨论个人奋斗在中国当下处于什么样的境遇。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时候，《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不停地播放，里面介绍了像刘欢、郎平、杨利伟等数十个杰出的华人，这些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和财富诠释着当代中国人的形象。

　　这些人确实代表了中国形象的某个层面，他们都非常杰出，但是在这样一个纪录片里，更多的普通人被屏蔽掉了，有另外一种场景被遗忘掉了。

　　比如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北京的地下。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是一百万人，实际上可能有几百万人。我跟一个美国教授走访过那些住在地下室里面的人，其中有一个女孩子，80后，她以为我们是来租房子的。她说，这个地方住久了会生病，而且有非常强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跑不掉，她建议我们不要住在这里。

　　2010年左右，中国房价飙升，网上流传一个段子非常有意思，意思是如果你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想在北京买一套一百平方米总价三百万的房子，注意，这是2010年的数据，现在这个价位买不到了，在深圳也买不到，深圳房价在去年一年涨了38.5%。

　　农民：你要从唐朝开始种田，还不能有天灾人祸，要种几百年；工人：要从鸦片战争开始上班，还不能双休；白领：算你年薪六万，要从1960年开始上班；抢劫犯：要连续作案二千五百次，还要抢三十年；而且你抢的人还不能是农民工，你要抢白领；妓女，就是社会更底层的从业人员，她要从十八岁工作到四十六岁。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辛酸的计算方式，也是非常惯常的网络表达方式，但是从这里能看出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社会片面的经济发展已经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抛在了后面，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我们怎么来讨论所谓个人奋斗问题？

　　个人奋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你的素质，你所接受的教育，你所从事的正当职业，可以在这个社会获得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有房子住，能够赡养父母，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个人奋斗的意义。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给大家的承诺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奋斗，一定会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是八十年代对80后的承诺，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承诺兑现不了。

　　有三部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电视剧《奋斗》，还有一个前两年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这三个作品其实反映了个人奋斗在中国当下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孙少安都是农民出身，能够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不仅仅获得物质上的成功，同时也获得精神上的成功。《平凡的世界》中有个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农民能够跟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的女儿谈恋爱，而且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现在看来觉得太假了，但这恰恰是一种历史可能性，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那样想象历史，我们觉得有希望。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觉得再过二十年中国一定会发展得特别好，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在事情不对了，变味了。

　　在《奋斗》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变化。《奋斗》讲的是一群年轻人，都是80后，他们在北京、上海奋斗，但是特别有意思，这里面的年轻人都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要么有一个特别有钱的爹，要么有一个特别有权力的亲戚，他们奋斗的起点是很多普通年轻人终其一生可能都达不到的终点，很多人说这个“奋斗”是假的，是虚假宣传。

　　前两年，武汉作家方方写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她用非常现实的笔触把一个困境给大家揭露出来。她写的是一个大学生，80后，考上了武汉一所普通大学，然后毕业、就业，碰到了一系列问题，最后一无所有，得了肺癌，去世了。

　　这个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涂自强”，显然是一种反讽。那个涂自强反思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够获得幸福？我为什么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因为生在山里？是生在平凡之家？

　　我在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时候，就想到美国二十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品，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的是二十年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和中国非常相似。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奋斗你可以获得成功。我们知道《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的结果是盖茨比一无所有，表明了美国梦的虚伪。

　　实际上盖茨比比起中国的涂自强幸运得多。为什么呢？他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拥有油轮、别墅，当他拥有这一切以后，他想把这一切献给他当初的恋人，是一个很中产阶级的叙事。但是，涂自强没有这个机会，他永远都不可能获得短暂的成功，这意味着如果要实现真正的中国梦，80后需要走很漫长、很漫长的道路，而且不知道路在什么地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奋斗在中国当下基本上失效，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宣传，它已经失效了， 个人奋斗的失效，不仅仅意味着个人失败，造就了很多失败的个人，又让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有强烈的失败感，这种强烈的失败感恰恰来自于这种撕裂感。这个时候个人失败同时意味着社会的某些机制本身也是失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反思个人失败的时候，同时也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80后”与历史的关系

　　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有点学术化，我尽量讲得简洁。实际上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跟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有非常强烈的文史传统，中国整个人文学科里面谁的地位最高？历史学家，所以中国每个朝代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修史。知识精英非常善于通过历史挽救自己个人的失败。

　　比如李白，他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他上来就说古来圣贤都寂寞，古人圣贤都失败，我失败算什么？他把自己放在这个传统里面，他觉得自己很成功，他觉得自己至少是文化精英。

　　晚明有一大批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因为明朝覆灭，他们最后逃到江南，做什么呢？他们之间组成一个小的共同体，互相唱酬，写诗、喝酒、画画，他们用这种方式战胜失败感。

　　80后这一代人在社会层面上可能也要遭遇这种失败感，怎样通过历史把这种失败感释放掉，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讨论这一代人跟历史的关系。这必然要涉及到对比，就是上一代人跟历史是什么关系，80后这一代人跟历史是什么关系，首先我要讲一下我们的父辈，50后的历史。

　　有一次我坐在车上，几个50后开着车，他们突然唱歌，唱什么？唱《沙家浜》，历史的记忆非常坚固。我当时就在想，哎呀，如果让我来唱，我唱什么呢？可能唱刘德华、周杰伦。他们唱《沙家浜》唱得非常自然，一段一段地唱，我当时很感动。我觉得他们跟历史之间有一种深厚的联系，这恰恰是我们身上稀缺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与历史进行了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跟历史形成了对话。

　　作家韩少功当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后来彻底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他现在是著名的作家，但是他依然住在乡下，在湖南乡下盖了一个房子，他说如果他不跟土地，不跟那些农民们在一起生活，他会觉得生活很没有意义，很虚无。这点恰恰是80后没有的。也就是说，在50后那里，历史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真实接触，不管这种接触是痛苦还是欢乐，最怕的就是没有接触。

　　50后生人，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强势或者最有生命力的一代人。80后跟50后、60后比，用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弱爆了，未老先衰，连喝酒都喝不过他们。50后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他们的历史和生活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导致他们的生命或者他们的经验有一种厚度和理性。我痛苦地发现，作为80后我们并不比父辈们更强，至少在历史的关联上，这是我反思的一个起点。

　　再来看一下80后的历史。在80后的成长中，其实发生过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当年我们没有记忆，这个没有关系。1992年我们有记忆了，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在南方画了一个圈，我们安徽很多人都到南方打工去了，就是去深圳、广州。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关于南方的想象，南方就是富得流油的地方，只要你在这里努力，你就什么都能得到。2003年“非典”，这也构成我们重要的记忆，80后被关在学校里，禁止外出，2003年我正好大学毕业。

　　2008年被认为是80后的一个成人礼，这一年的大事件有汶川地震和奥运会。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很多是80后，保护奥运圣火传递，主要也是80后参与。我记得当时有个教授非常兴奋地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80后这一代人长大成人了？我当时很激动，我说可能是，可能新的主体诞生了，新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参与，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两者没有发生必然的关系，仅仅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比如大地震或者奥运，历史和生活才有发生对接的可能。

　　那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恰恰证明了历史在80后身上缺席，如果你一直在跟历史对话，你的个人生活里就有历史的维度，你不会拼着命在某个时刻爆发式地参与某一个历史事件，这种暂时性恰恰反证了历史存在感的虚无。

　　这样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日常表现是什么？油滑、调侃、嘲讽。80后的表达方式，可能让很多50后不习惯。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本科生的班主任。元旦晚上，同学们在食堂里面包饺子，我作为班主任去了，我很想跟他们说说话，但我发现他们对每件事情的解构比我还厉害，我完全插不进话。我意识到我们已不能正常交流了，因为我们的表达方式出了问题。什么表达方式？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讨论每一件事情，好像什么事情都事不关己，事物的严肃性被消解了。你一严肃，大家就笑了，各种嘲讽词都出现了，“脑残”“傻X”“就你聪明”“你最狠”，其实这种调侃和嘲讽本来是要解构僵化的意识形态。80后为什么被称之为叛逆的一代，就是要用调侃的方式把那些僵化的意识形态语言解构掉，所以它一开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它成了一种单一表达方式，它的负面意义就出现了。而且它跟流行文化中的反智主义结合，把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拉低了。不相信知识的力量，不相信事物真正的价值。相信什么？相信钱，拜金主义，利润至上。

　　最近有一篇很深刻的评论说，王林事件标志着中国精英的堕落，因为跟王林打交道的不仅有知识精英，还有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一个国家最有希望、最有头脑、最有创造力的一批人，跟一个江湖骗子混在一起，跟他合影，求神拜佛，这标志着中国精英的堕落。为什么堕落？因为我们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在解构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建构，比破坏最重要的是建设。

　　80后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谁？郭敬明及他的《小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大时代，但郭敬明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命名了这个时代——你们说是大时代，我说这是“小时代”。

　　在《小时代1》那本书里有一个插图特别典型，可以不看郭敬明的任何作品，但是可以看一下那幅插图，就明白了郭敬明他们的审美诉求和文化品位。插图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坐在镜子前面，他们在化妆，穿得很漂亮，旁边有几个女性拿着照相机在拍这些坐在镜子前面的人，互相观看，互相自恋，这就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凸显给这个时代的象征——自恋、享乐、恋物癖。将历史迷你化，将这个时代迷你化，让它变得很可爱。他们化庞大为迷你，将历史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他们的审美是什么？温顺，无害，这种温顺和无害恰好是一种退化。

　　我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一个总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是说没有历史，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历史，但是跟历史的关系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与历史是一个互相张望的关系，历史和个人形成了两条道路，历史走历史的路，个人走个人的路，历史把个人抛弃掉了。

　　龙应台说，个人和历史、社会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公交车里，历史就是公交车，它带着你到处跑，如果你不伸头出去看一下，很有可能它就把你带到一个无底深渊里去了。那些敢于思考的人，他会把头伸出去，伸到公交车窗外，说不对，你怎么能这么走，走错了，停。当然这个人的下场可能很惨，因为其他人说，闭嘴，把他扔掉。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复杂。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每一代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如果要追溯历史虚无主义的起源，最早就是“五四”那代人，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文革”时期，发生了更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是那时候最流行的连环画，然后就把孔庙砸掉。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将历史把它虚无掉的冲动，因为历史负担太沉重了。但是只有在80后这一代，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五四”那一代人非常痛苦，最典型的就是鲁迅，非常痛苦的灵魂，他告诫年轻人，最好不要读中国人写的书，但是他自己呢，他天天躲在那里看古书，抄古书，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但是在80后这一代人这里，历史虚无主义没有痛苦感，而且是华丽地上演。

　　表演主义和投机主义

　　从文化角度分析80后，一个代表人物是郭敬明，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人是韩寒。有一段时间韩寒的地位被抬高得无以复加，被认为是当代鲁迅，当时还有人提出把他的文章选入到中学教材，就是要把它经典化，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2012年发生了著名的“方韩之争”，由网络媒体到传统媒体，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事件加深了我对“韩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认识。

　　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竹内好，他描述过的五十年代的日本人青年人和中国现在的青年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说，青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有两个要求，首先是生存，我们现在基本上还在这个层面；其次就是自我完成，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发展。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发展。日本五十年代也是经济高速发达的时代，经济大爆炸，但很多年轻人很痛苦。竹内好说，日本年轻人也产生了虚无主义，但是一个真正想认真生活和认真思考的人，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里，他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偶像，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发现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一段时间里，北京的地铁里都是韩寒的广告，“我是凡客，我为自己代言”。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很好，当时确实觉得很好。当时有一个网络流行语——“今天你读韩寒了吗？”韩寒被认为代表了这代人一种抵抗的方式，一种新的思考问题和表达问题的方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谈一下韩寒抵抗的姿态和抵抗的方式。韩寒抵抗的姿态非常有意思，就是对公共事件做出最及时的反应。我们知道他主要的方式就是写博客，他的新浪博客点击量非常之高，达4.5亿，但自从“方韩之争”之后，他基本上停止更新博客了。

　　美国的徐贲教授这样讨论韩寒，他说，韩寒玩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真实的话语游戏，就是讲真话，像《皇帝的新衣》里面小孩子一样。中国人民大学有个教授说，全中国的教授加起来也没有韩寒的作用大，对他的期望非常之高。 同时韩寒抵抗的方式看起来很“机智”，就是把某个事件从宣传的话语里面剥离出来，让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哦，原来这个世界这么荒谬。

　　我把韩寒的抵抗命名为“媒体的抵抗”。“媒体的抵抗”，做得最好的就是南方的媒体，《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它们一度是媒体抵抗的标志，而且韩寒一直是他们的宠儿，在“方韩之争”里，南方报纸对他力挺，和北方形成一个对比。相对而言，北方媒体比较僵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非常保守。韩寒首先是一个作家，当然他也是一个赛车手、一个商人。作为作家，他还有另外一种抵抗方式，就是文学的抵抗方式，相对于“媒体的抵抗”，“文学的抵抗”在深度、思想性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韩寒对自己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抵抗更有品质，而“媒体的抵抗”基本上是消费性的，阅后即焚，看后即忘。

　　从本质上说，韩寒的抵抗带有表演性和投机成分，他表面上是在反抗体制，实际上还是在打擦边球，他没有揭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也缺乏真正的自我认知。

　　不仅仅中国是这样的，普遍都存在着这种共赢而无害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寄希望于韩寒能进行一种真正的文学式的抵抗，就像奥威尔，就像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通过最真实的表达和真实的记录，反映一个时代的现状。韩寒有这个理想，他写了一个作品叫《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个作品的倾向很明显，他用这个题目就是想跟奥威尔的《1984》形成一个呼应关系，但是非常可惜，韩寒写得很差，为什么？因为他那种媒体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他。他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好像体制很糟糕，个人没有问题。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我觉得我们青年人要警惕，这篇小说缺乏真正的形式和真正的自我意识，韩寒从来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怀疑和嘲讽一切，但是从来不怀疑和嘲讽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够现代。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还没有形成现代人格，启蒙都没有完成。一个真正有现代人格的人，首先有理性。第二，在怀疑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时也怀疑自己，在这样一个辩驳的过程中达到一种理智的成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相应的义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启蒙没有完成，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可能还需要漫长时间，现代人格的形成更是漫长加漫长。

　　大家看一下大众媒体里面的一些话题，看一下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你就知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实际上在大踏步后退，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谈到80后这一批人时说80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北大培养的一大批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投机者，真正有抵抗的文化品格没有形成，这是我对这一代人特别失望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一种特别独特的文化品格，但是没有，我们变成了投机者，对政治理解简单，缺乏自我反思。如果要了解80后文化生态的现状，很简单，进电影院看一下排片就知道，什么片子最糟糕，那个片子的排出率一定最高，结果形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循环机制，就是恶劣的文化产品喂养出来一批恶劣的读者趣味；反过来，恶劣的读者、观众趣味又追求更恶劣的文化产品，不停地降格。去年最好的一部电影《十二公民》，但是在电影院看不到它的排片，稍微文艺一点的，比如《聂隐娘》，排片率非常低。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转发我一句话，我说80后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溃即败，我们跟社会接触以后，很快就被非常简单的成功学所俘虏，立即就变成了一个投机者。美国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美国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叛逆文化，今天讲的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导致美国整个文化转型，黑人音乐、摇滚等等，美国现在很多文化、政治和价值观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改变的，这一代年轻人通过他们非常有效的抵抗方式形成了一种文化品格。

　　中国已经是一个阶级社会

　　再回到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和资本积累，其实是非常赤裸裸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社会，但是阶级或者阶层已经固化，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中国已经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很多人还生活在成功的幻觉里，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中国的阶级社会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中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阶级，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控制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

　　80后面对这么多问题，包括政治、文化、经济问题，其实更大的困难还没来临，应该在十年到二十年之后，这一代人面临巨大的养老负担，4+2+1的家庭结构，政府的相关福利和监管又不是那么完善。根据最新研究统计，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率呈反比，就是一个国家的增长越快，它的生育越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下一代提供更充分的资源，我们只好拒绝生育。

　　目前我们只是看到了困难的一部分，当全部困难向我们扑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承受得住？这并不是在夸大其词。一根稻草能够把一头骆驼压死。我们需要清醒地认知，和这个社会交流，然后寻找解决方法而不是每天我们都说，哇，经济一片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伴随80后成长的一直是一种乐观的话语：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中，我们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型的历史过程。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2年市场经济刚刚启动的时候，中国南方包括江浙一带有大量的乡镇企业，十年后，这些小企业很多已经消失了，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大鱼吃小鱼，结果一定是把这些全部吞噬掉，然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和美学秩序的建构中，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发言权，文化上也没有发言权。今天对于中国人对农民的想象全部来自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或者“春晚”里面的小品，中国农民那么多，我们理解不了中国农村的复杂性。现在还有工人吗？在五六十年代，嫁给一个工人非常光荣，地位非常高，工人是领导阶级。现在谁还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东北的工人都下岗了，新的工人还没有成长起来， 80后农民工就有一亿人，他们目前还是沉默的存在。

　　资本已经全球化，在资本和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50、60后、70后、90后面临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当我说出80后怎么办，一些媒体就说，不是80后怎么办，应该是中国怎么办。我们都面临社会发展和撕裂带给我们的负担， 我为什么要从这几代里面挑出80后这一代，它最有典型性，它携带了最多的焦虑和最多的症候，比前面两代人都要复杂都要典型。80后的世界史位置由两个东西来决定，它首先处在一个全球化资本的剥削体系里，其次是处在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和越来越僵化的阶层结构里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是资本的一个螺丝钉，另一方面，是科层制下的小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怎样建构一个更正义和更公平的社会秩序。罗尔斯写过《正义论》，他说正义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随机选择。每个人都有机会，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流行的不是随机选择，我们流行的是什么？潜规则和潜在资本。这就是对公平最大的破坏。正义和公平，资源的重新分配，由谁来调控？当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

　　做一个行动者

　　80后这一代人一直在做一个梦——小资产阶级之梦。鲁迅说，你要把那些在铁屋子的人喊醒，另外一个人就说，你把他们喊醒了以后，他们没有路走，不更痛苦吗？不管，先把他们喊醒了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小资产阶级之梦，我们希望凭自己接受过的良好的教育，通过个人能力来获得职业、获得发展，然后过上独立、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双重保障之上，但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并不会按照我们梦想的这个路子来走，在这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那个梦，我觉得就有点幼稚和可笑。

　　要从梦里醒来。梦里醒来以后你要思考怎么办。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路。有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吗？没有。当你苏醒过来，当你冷静地面对这个世界和他者的时候，你肯定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要重新理解并重建我们的历史。要重新激活我们身上跟历史和社会对话的能力，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者仅仅满足于做一个键盘手，在网上骂两句，然后第二天朝九晚五照样上班，做一些完全没有创造性的工作。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不要以为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代，不是，我们前面有漫长的历史。我们首先要学会倾听和讲述，我们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富士康的人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同时我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故事，比如我们要理解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们，为什么你当年没做官，为什么你当年没有成为资本家，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需要理解的同情，不能跟他一吵架，就说他很失败，然后他说你也很失败，互相指责，互相怨恨，要倾听、理解、对话，要从最基本的层面做起，理解父辈的历史，再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理解人类的发展史。

　　第二，至少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该有一种审美的解放。什么叫审美的解放？一个人可以选择读一些“心灵鸡汤”，读完以后洗洗睡觉。但如果每天都读这个，一辈子就读这种没有营养的精神产品，那你永远都长不大。罗曼·罗兰说过，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深夜痛哭？因为他遭遇到了真实的自我。现在中国人不太会哭，其实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古代知识精英有哭庙的传统，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或者觉得这个皇帝做了错事，干什么？就跪到宗庙去哭，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

　　1930年代德国纳粹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也陷入了很大问题，年轻人非常迷茫。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韦伯在大学里面做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其中一场叫作《以政治为志业》，他说，这个世界很丑恶，但是你要坚决跟它在一起，反思它，跟它搏斗。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第三点，是行动。儒家的核心观念是践履，一定要做，要实践。理解了历史，解放了审美，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来，要做一个行动主义者，要通过这种实践构建一个小的共同体，不是发出一个声音，是发出不同声音。在这个共同体里，我们可以管理自己，通过交流、对话，我们可以参与到这个社会的管理中来。在宪法范围内，我们可以开辟更多参与的渠道，参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事务的管理，找到自我和主体，让这个世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更多的人过更人性的生活，而不是非人性的生活，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尊严。

　　虽然80后面临各种困境，我依然会说，希望永远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必须通过不停的这种血液的更新来推进这个社会的发展。最后我的结语是：

　　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与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不要总是纠缠在自己的失败身上，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唯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栏目责编：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