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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的小村静静地躺在九月的晨曦里。
明媚的阳光如某种带有甜度的油彩，自那火轮般旭日升起的东方，源源不断地流泻出来，将大地与天空、农田与河流、树木与房屋统统涂上了梦幻的色彩。小村的名字就叫“南坊”。这个距榆树县城二十五公里，距大坡乡仅仅三公里的小村，没人能说得清它名字的来由和它的发展、变迁史。也许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里建房安居，也许，从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原，但如今看起来，它却如百年、千年、万年以前就一直坐落在那里，安稳中透露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况味。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甚至会以为它与永恒的时间同在，从来都是那个样子，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八十三岁的孙令山老人冷不丁推开自家房门的时候，给小村静谧的早晨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扰。哐当一声关门声响起，仿佛整个睡意未消的早晨都跟着颤抖了一下。声音的波纹以老人站立的地方为原点，荡漾着，一波波传向远处。一切仍然睡意未消。一只黑色的猫，披着一身残留的夜色，从对面的墙头上跳下来，梦游似的，向孙令山老人走来，几步之后又折返，踱步走向相反的方向。早起的一只白鹅，也不走，也不叫，只是默默地伸长了脖子，站在孙令山的对面，一会儿把头侧向左，一会儿又把头侧向右，好像此时有一个十分难懂的问题正困扰着它，让它百思不得其解。院前唯一的一棵海棠树上，没有鸟儿，也没有果子，枝头挂满了紫红色的树叶。看到那棵树时，我突然就有了感想。树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们不用动，也不用挪，就能和人一样走过春夏秋冬，走过许许多多的岁月。多年后，有的人老了，它们却不老；有的人不在了，它们却依然健在。它们不声不响，却能准确无误地感知季节的冷暖，也能够以形态和颜色的变化表达出它们的际遇和情绪。树的心思我一直不是很懂，比如这个早晨，我就不知道那棵树上的叶子透出的红，到底是晨曦的颜色、冰霜的颜色还是岁月的颜色。孙令山出门后，半晌也没有动身，就那么久久地望着眼前的树发呆。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大半个世纪。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孙令山在这个世界的姿态却始终保持不变。他每天都是这样，早早地从炕上爬起来，有时还等不到天亮，脑子里还在回放着梦里的事情，就一头扎进田里。梦里的事情，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很不好的，但对孙令山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他自己都说了不算。他心里清楚，他真正能说了算的事情只有一样，那就是他自己的田里能长出什么。所以，他只有到了他的田里，一颗心才能够真正踏实下来。他可以把心中的那些想法，哪怕是难以实现的美梦，交给土地。凭着大半生的经验和阅历，他坚信只有土地能够不打折扣地信守承诺，只有土地才是他许许多多梦里最听安排的一个。如今他已经上了年纪，田里的事情都有子女们接手，已经有一些年头他不必每天急匆匆往田里跑，但他每天的这个时候必须起床，转转悠悠还是到了田间。有时，就算真的不用再去田里，他也要早早地起来，站在门口巴望着自己的日子，巴望着自己近处或远处的田地和庄稼，仿佛这一切只要他一眼关照不到，就会像那些不靠谱的梦境一样消散得再无影无踪。
先前，孙令山的家并不在南坊。据长辈讲，他家是在清末荒年随大批饥民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到东北的第一个落脚点也不是吉林的榆树。至于确切的迁徙路线和迁徙的种种波折，早已在前辈人断续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想来，那也是一场不堪回首的逃亡，既然不是什么光荣历史，不提或少提也罢。历经烟雾缭绕的岁月，孙令山的意识里如今只剩一些残存的碎片。这个家族走走停停之间，似乎曾经出现过四至五个短暂的居留之所，直到南坊村的前一站，才算云开雾散稍微清晰一些。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那时孙令山还没有出生。孙家人本以为到了关外，就到了幸福、甘甜之乡，没想到荒年就像一个不肯罢手的仇家一样，跟在那些落魄者的身后穷追猛打，如影随形。天不作美，地不留人，他爷爷只好把八口之家放在一挂破旧的马车之上，踏上另一程迁徙之路。
大平原一望无际，渺无人烟。一干饥民，一匹瘦马，就那么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往前行，迷茫、无望，满眼都是干裂的土地和瘦弱的枯草，连一点点启示和参照也没有，偌大的世界哪里才是安身立命之处呢？某一天正午，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一抬头突然看见了三棵榆树，树上有鸟，树下有丰茂的草，不远处的低洼地带传来隐约的流水声……孙令山的爷爷顺手拔掉了一棵蒿草，抓了一把根系下的泥土。一把黝黑黝黑闪着光泽的泥土，立即让这位长年累月在饥饿里流浪的一家之长流下了泪水，这不就是传说中“攥一把能流油”的黑钙土吗？一家人立即意识到了命运的眷顾，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脚下正是地球上仅有的三个大黑土带中的一个。此地，正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米粮之仓。在这命运的阴凉之地，他们留下来，并起誓“打死都不会离开”。这天赐的土地、未来的家园，就叫榆树或三棵树吧。
孙令山的记忆是在他九岁时变得清晰起来的。那时，他所在的村庄就已经叫南坊村了。至于土地上的人群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大的，家园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小的，传说怎样变成现实，很久以前的榆树又是怎样演变成南坊村的，他已经在记忆里梳理很多次了，但始终勾勒不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那段历史令人遗憾地虚无。对于孙令山这样的北方农民来说，不管生活或生命里发生了什么，都得老实面对，是不可以耍机巧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他们最深恶痛绝的就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所以面对类似的追问，他只能三缄其口，漠然以对。
孙令山扛起铁锹，迈动双腿向田间走去。他的步履轻盈而有力，不论从哪一面看，都看不出一点儿老迈之气，好像连岁月也被他甩到了身后此时正留在门口发呆，或以一种惊奇的眼神看着他兀自走远。这些年，南坊村的田也不再是从前的田。从前，每家每户或生产队的地，都是要和房舍拉开一段距离的，而现在土地越来越金贵，寸土寸金，人们都把水稻种到了家门口。房前、屋后、沟塘、洼地到处是水稻。过去，田地隶属于村庄；现在，村庄隶属于田地。孙令山走过村子最东头的鲁家时，正好遇到这家出来倒灶灰的媳妇。对这个睡眼惺忪的村妇，孙令山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目光一扫而过。八十三岁的孙令山虽然也知道自己的状态已经非十年前、二十年前可比，但自觉还是一个男人而不是老人，一些瓜田李下的事情他还是保持着多年一贯的态度，谨慎回避，更何况眼下村子里精壮男人和年轻一代大部分都离开村庄到城里或打工或求学了。但今天早晨孙令山却一改常态地向那个妇女回过了头，因为那妇女从他的身后问了一个他感觉怎么回答也很不舒服的问题，她问他这个时候扛着一把锹去做什么。这是阳历的九月下旬，中秋刚过，田里的水已经放净，节气一天天逼近开镰的日子，可是他扛着一把铁锹去干什么呢？这个问题，这把不合时宜的锹，像一道无形的“障子”，把他死死地卡在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
很多年以来，除了要干应季的农活儿，没事时孙令山的肩上随时都扛着一把铁锹。锹在他手里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锐利而灵活，不时地清理着他的土地。他可以用它疏松土地的板结，可以挖去多余的草根和树根，可以剔除田里的树枝和石子，也可以随时修复残破的田埂……他觉得这样好的土地，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和守护。可是，今天这个早晨，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田野，他竟然感觉到难以言表的惆怅。他久久徘徊在大片大片的稻田之间，不知道应该做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哪一块田、哪一方土属于自己。合作社、大机械、大规模作业、大面积深度整饬、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很多的大词儿，他并不太知道确切的含义，但他知道这些词合到一起已经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和他的土地分隔开来。他满心的郁闷却找不到一个发泄口，似乎一切都是他并不讨厌的甚至是引以为豪的，但到头来却如一场骗局一样把自己“绕”到了一片没着没落的虚无里。他在田间空空落落地转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好，也不知道要给自己肩上的这把铁锹派个什么用场。最后，他找了一个田埂外边的空白处深深地挖了下去。
锹的凹面在向下掘的过程中，与泥土产生了轻轻的摩擦，他那只踏着锹的脚，能够感觉到那种微微的震动。于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欢畅就从那铁刃与泥土交接处传导上来，通过木质的锹把、老茧未消的双手一直传遍全身。他并不急于将铁锹一踩到底，而是在大地对他脚下那块铁的容忍和力的纵容中，再一次感受、确认着自己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他将手腕一翻，一锹黝黑的泥土就从大地上分离出来，在孙令山的心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物质，有那么一刻，他的眼睛突然有一些湿润。对于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民来说，他不知道眼前这一锹黑土里含有什么营养成分，有多少钙、镁、铁等微量元素，又有多少有机质、全氮、全磷、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他只知道那土里饱含了生长的力量和上天的祝福。只要那捧松软、黝黑、油亮的土在他的眼前一晃，就意味着翠绿的庄稼、金黄的粮食和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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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孙令山就已经知道了他脚下这片土地的珍稀和重要，但他却不清楚到底有多么珍稀和重要，直到那年一个工作组拎着测量仪、扛着摄像机来到南坊村挨个地测量、记录，之后政府又强制性地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他才真正明白了这片土地的价值和力量。
一般情况，孙令山对官方数据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也不否认有一些官方数据准确地描述了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有一组来自官方的数据说，世界上有三大黑土地，乌克兰大平原、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我国的东北平原。我国黑土地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地区。广义的黑土地是指黑土、黑钙土、草甸土、暗栗钙土的大部分、厚层白浆土及厚层暗棕壤。吉林黑土地处东北平原腹地，分布主要以中部黑土、黑钙土粮食主产区为轴心，延伸到西部黑钙土、草甸土和东部暗棕壤、白浆土辅助粮食产区，形成“一轴双翼”黑土粮食主产区。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上，东北的黑土地为解决全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三省一区”的粮食总产量平均可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仅吉林省黑土面积就有六千八百三十多万亩，黑土耕地面积为三千七百八十多万亩，约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九。吉林省黑土区常年粮食产量约三百八十亿斤，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每年可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三百多亿斤，平均单产常居全国之首。当然，孙令山知道，里边说的事情都与他自己有关，那些关于粮食的数据里也有他自己的一份贡献，只是他并不知道确切的比例。
然而，当这些具体的情况和数据放在孙令山面前时，他仍然一脸的漠然。他的漠然未必是因为他身为农民缺少量级的概念或大局观，而是因为他对土地的理解有着他自己的角度，毕竟大而化之的概念对置身于局部的个体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再精确的数据，就算精确到小数点儿后三位，在一个农民的眼里也仍然一片模糊。东北黑土带大部分沿“一千五百毫米等量雨线”及两侧分布，几乎与“黄金玉米带”重合，从学术角度，就是通常所说的旱作区，但如果这个区域里一旦有了充沛的灌溉之水，就要另当别论了，土地会因此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最好的土地上生产出最好的粮食呢？
最先有了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孙令山，而是在东北盘桓不去十余年的日本人。日本人实实在在地把魔爪伸向南坊村时，孙令山刚好九岁。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记忆力还没有发达到足以清晰镌刻下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遥远的记忆有如晨昏交接之时或梦中的剪影。隐隐约约的，一群端着枪的人，赶着一群扛着铁锹的人，翻过南梁在张家老屋的后面开始挖沟，天天在那里晃呀挖呀，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一直把深沟挖到秀水去了。听大人说，日本人要开渠引松花江的水种水稻。那沟，那个大呀！一看那条沟的深度和长度就知道，挖到秀水远远不是小日本的目标，看那架势是要地久天长地呆下去，真不打算走了。可是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那道水渠也没有挖成，南坊村的村民自然也没有见识过水稻究竟为何物。可是，这段引水种稻的往事，却如一棵不甘沉寂的种子在少年孙令山的心里发出了芽儿，生下了根，并随荏苒的时光开出梦想的花朵。
从记事儿起，孙令山就没有赶上过南坊村闹什么大灾。由于这里偏沙性的土壤透水透气性好，水气大的年份也不会形成严重的内涝，最多也就是有限的局部积水；又由于土层的涵养性好，大气对流条件极佳，不管怎么干旱的年头，这里都会偏得那么一两场雨或持久地保持住土壤中的水分，终不至因旱成灾，颗粒无收。按理说，在这样丰腴、养人的土里“刨”食的农民，已是“八辈子修来的福”，任你是怎样的性情，都应该没什么不满意的了，但生性憨厚的孙令山偏偏觉得常常有一种空落落的缺憾感袭扰心头。那时，他已经依凭自己的强壮、能干、有担当，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每当他端起自家的饭碗，咀嚼起那粗糙的玉米、高粱时，眼前就幻化出一碗香气缭绕、晶莹如玉的白米饭，心头便萦绕着一个世代先人谁也没有想过的问题，难道终身在土里刨食的人就没有资格吃上一口这样粮食吗？于是，他一次次地暗发誓愿，一定要让那些比墨还黑的土里长出世界上最白、最润、最香的白米来，给牛一样埋头劳作、奉献的乡亲们增添一抹生活的香甜和亮色。
也该是天遂人愿！孙令山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大队书记一说，就得到了高度认可。从此，南坊村就由孙令山带领着第九队社员们开始试种水稻。然而，梦想虽然美丽，却如一片飘忽不定的云，一旦落到了地上，往往就变成一场摸不着头脑又没有边际的雾。旱田改水田，虽然仅一字只差，却有一百件不得有半点差池的环节和细节在前面等着。镐头高高举在头顶，却不知应该把力用在哪个点上。他们只能迂回、辗转上百里路，请来一个朝鲜族人作设计、教技术。请来的人很性情，一看南坊村的土质和地理环境就兴奋了，先是涨红着脸用半通不通的汉语抒发一通，大大地赞美了一番这水、这土、这气候，末了，砸出硬邦邦的两个字——“宝地”。
改水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水，日本人、朝鲜人也是如此。请来的朝鲜族同志乍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技术高超的专家。他开局的第一件事果然也是挖渠。动工那天，他拿了一段干树枝在前头不停地挥舞、比划，一队几十号劳力再加上有几分力气可以支配的妇女、老人和少年纷纷上阵，一个“梦之队”就浩浩荡荡地开到了田间。近百号的人大干了半个月，将一条两米多深的水沟从田间挖到松花江边。提水灌溉的时刻到了，水却怎么也流不到田里，看似平平的土地实际上要比江面高出几米。至于到底几米，因为没有测量仪器，凭目测也难说清。在那个暗淡无光的午后，朝鲜族同志、已经入了渠的江水、人们的期盼与热情各以各的方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自此，南坊村三年内无一人再提种水稻的事。
1956年春节，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亲访友，在联络感情的同时又传递、交换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时，从邻村又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听说很多地方已经成功地种植了水稻，水稻高产又好吃，白花花的米粒捧在手里跟碎银子一样。这消息一来，孙令山就再也坐不住了。他这次决定来点大动作，拿出一晌地“悬赏”，只要能帮助九队种成水稻，就拿出一晌上好的熟地作回报。这次来的还是一个朝族人，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只身一人来找孙令山。条件谈好之后，就和孙令山去实地考查，紧接着就躲在生产队给他安排的屋子里描描画画。消息很快在生产队传开了，据说这个揭榜而来的朝鲜族人只报了姓氏没报名字，就连孙令山也只知道他姓金，那就叫他“金高丽”吧。
“金高丽”的设计很快出来了，规划中的水利工程核心内容就是挑土、堆土，在松花江不远处垫一座高高的小山，再在小高山上挖一个储水池，水就能从高处引到低洼的水田里。对这个新想法，村里人面面相觑，不敢否认，也不敢赞同，怕只怕还和上次一样，一百多人拼了半月竟一事无成，费工、费力、费心不算，反让生产队白白搭上一晌好地。但朴实的东北庄稼汉行起事来常常会“义”字当头，不但懂得“说话要算数”的小道理，同时知道一点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大道理。第二天天一亮，孙令山组织生产队的劳力，扁担加土篮，挑土、建山、挖池、通渠……很快，松花江水被生产队引到了水田里。南坊村以及它所隶属的大坡镇有了第一块水田——大坡镇南坊村陆家屯水田。
旱改水之后的第一个秋天来了。开镰之前，生产队已经事先从稻田里割了一些稻子磨好备用，等到正式开镰的前夜，孙令山要和全队人一起尝新米、庆丰收，也算给“金高丽”开个兑现和践行晚宴。说晚宴，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几样农村的家常土菜和自酿小烧。重头戏还是在“金高丽”的指导、操持下，用头号大锅做的那一锅新米饭。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围着院中那口大锅转来转去，就像一个即将当上爸爸的男人在产房外盼望着一个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消息。有人故意站到远处举目遥望金色的田野；有人三三两两地拉起家常，一边说话一边向蒸汽缭绕的大锅扫一眼；有人干脆席地而坐下起凝结着北方农民智慧的“五道”棋……锅盖终于掀开，立即，整座农家社大院里一切固有的味道——院子外已经发酵的粪堆上传来的刺鼻味道、碾房里溢出的粮食和驴粪尿混合后的气味以及从山墙下熟皮子的大缸里发出的腐朽气息，都被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取代。浓郁的米香在四处弥漫。“金高丽”随即用筷子夹起一团米饭放在嘴里，半晌，说出一番惊人之语：“方圆三百里，往后一百年，不会再有哪里的地能产出这么好吃的米啦！”
那个晚上，孙令山没有回家，撇下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凤芹，与“金高丽”一夜长谈。这个微醉的“金高丽”趁酒兴把种水稻的种种技术与机巧统统教给了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第二天，“金高丽”揣着一张盖了第九生产队印章的“字据”独自离开了南坊村，从此杳无音信。属于他的那一晌好地撂荒了多年之后，又被队里收回做了试验田。
每年秋天，稻子成熟的季节，孙令山都会沿着“金高丽”走来又走去的路，翻上那道土坡，在高处久久远望。这个土坡正是大坡镇名的由来，其坡长而陡，因此名为大坡。历史上，清康熙年间，朝廷就看好这块土地，例外破禁，对这里进行了土地开发，至光绪年间，朝廷再一次加大开发力度并拨款在此修了官道。从这里向前，就到了有名的云霄岭。1965年后，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金高丽”的身影，有的只是连绵无际的水稻田，稻田那边烟雾缭绕的山岭，山岭后即将汹涌而至的岁月。
栏目责编：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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