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林

　　县城

　　徐惠林

　　必须承认，在现在这个中等城市生活多年，我曾经向往过曾念书的省会，但更多时候还是牵挂着乡村。

　　直到近年，一次次回乡，面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已“今不如昔”的故里大失所望，记忆中的那个乡村已渐行渐远，也不常在夜半醒来时折腾我的心绪，我才将心灵的寄居地逐渐转移到这水边的城市，我生活的小区，更直接地说，是转移到我那百余平方米的居所，以及这个居所承载的家。

　　在牵挂乡村的那些年，我不能不说，城乡的差距以及二元对立产生的张力一直绷在我的内在世界，它产生的明显延宕作用，就是我对“乡下”、“城里”二词十分敏感，当然它们加个后缀即两个场域的主角——“乡下人”、“城里人”之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与情感表达等，几乎占据了我的世界，至少我在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时，一直在内控着我。

　　像每一个乡村少年一样，在我还未最后成为城里人之前，我一直向往着县城，县城人的生活，就是我梦的天堂，到县城去是我读书、“跳农门”的主要动力。我曾在县城工作、生活多年，后来才移居到一个地级市，回望、感受过往的种种，我对县城文化更是爱恨交加，莫衷一是。

　　学者张旭东在《消失的诗学》中分析贾樟柯电影的意义时，间接地提出了“县城文化”。他认为关注“县城”是重要的，因为县城“是一个泛化的中间地带，当代中国的日常现实在其中展露无遗。县城没有清晰的边界或鲜明的城乡差异、工农差异、高地文化差异，因而它成为各种（无论是同时代还是错置时代的）力量和潮流的汇聚地”。

　　如同飞鸟衔着的种子偶然遗落，天命把我降生到一个江南水乡里。成长的岁月使我明白，如果没有外力，我绝不会有对外边大码头产生向往。乡村有一套它自己的生活轨迹和为人处世的逻辑。待我长大，绝对会像村里其他男子一样娶个本村或附近哪个村的女人，生娃子。娃子长大，再结婚，再生娃子，我就做爷爷，安享天伦。如果跟隔壁那个罗大爷一样有福气，我还能见到孙子结婚，生娃，抱上玄孙。如此，到世间走一趟，循环了庄稼人一茬又一茬的人生。但我长大了，赶上“文革”后期，从书本上知道了外面还有大世界，要比我们所住的东城村大得多，所谓“神州大地”、“五湖四海”，有北京，有“国民党反动派”逃亡的台湾，有朝鲜，有帝国主义所在的美国……总之，世界很大，天安门城楼光辉万丈。

　　现实中，即便不出村，我也能切实感受有“实实在在”的公社——村里的高音喇叭中，常传来“公社通知”。公社的“上级”，有更大的县城，县城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村生产队的氨水、化肥，是村里劳力从县城用船摇回来的，村里的三个知青阿青、小张、建英，是县城下到我们村的。至于县城上面的市，市上面的省，那又是虚的了，只听说过市里有座高耸的飞英塔，村里小伙子吹嘘说是从我们村大河中央飞去的；省里有西湖，那时是“天堂”，我最早看的《西湖民间故事》中的金龙和玉凤，就跟西湖的由来有关。

　　少年的心，痒痒的，萌动着，涌起了小小的浪头。村里人都说，农村孩子，只能有读书和当兵两条有“出息”的路，这“出息”的那端，如果是通往了县城，则是祖坟上长了蒿草，前世积了阴德了。

　　尽管我没与村里几个知青接触过，这些县城下来的人即便是对村里的大人也不大交往、攀谈，更何况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娃子。他们到我们村里来，是“受难”，虎落平阳，龙搁浅滩，无论他们在城里是怎样的平凡角色，但在我们这百十户农人的小村里都是贵人。村干部对他们很是客气，生产队长还认了其中一个知青建英作干儿子。同龄的农村男青年，很是羡慕他们的出身，老辈人爱护他们，说他们到底是城里人，识文断字，有礼貌。而最隐秘的、对他们感兴趣、有怀想的，是村里一那些正当龄的女孩子，她们在心底里想跟这些男知青接触，但天性中的羞怯以及城乡差异、文化认知的世俗隔阂，在他们中间隔划了道银河，流水是灵动的、潺潺的，但心尖淌的水，还是忐忑、矜持，带有甜蜜和绝望的。也有大胆的，素珍就是一位。她不知用什么办法迷住了知青小张并结了婚。后来知青回城，小张进了县里一家什么厂，素珍虽还留在农村，带着两个儿子，但生活是自在的，在村人的羡慕和恭维中特别享受，以至于她后来抽起了烟，喝起了酒。村里妇女尤其对她友好，因为她男人在县城上班，每个月都会发十双白线手套，妇人们想办法用鸡蛋等物品跟她换白手套，换回来拆了再给孩子编织御寒的背心。

　　我读初三时，因为“春游”兼着化学课的“参观现场”，第一次到了县城。我在县城里晕头转向。城里的高房子，整齐宽阔的水泥路、食品店，书店，衣服店……尽管是1983年，物资远不如今日富足，但已足够在一个少年的心中激起巨澜——公社之外，果真有县城这么庞大华美的码头，那些城里人生活在这么好的地方，过着人间最舒适的日子。生活在县城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个都是怎样到的县城来？天生出生在县城，还是当干部从下面调上来的，还是读书、当兵而来？那时，我们那个公社，当兵确实很风光，一个村一年也就轮到一两个名额，根据我的观察、村人和父母言谈间的无意流露，当兵转业不得了，不是像隔壁村的阿屏一样分在观音桥街上当着值供销社，神气活现，就是像堂兄一般当了村干部。而读书，考上大学闻所未闻，初中毕业考上中专的也是凤毛麟角。他们毕业出来不是分到乡里管林业、做农技员，就是到公社初中、村小学教书，护校毕业的就到乡卫生院当护士，很少见有直接被分到县城的。

　　由此，我对于那些在县城生活的人，就更好奇他们的“英雄来路”，神往他们天生的富贵好命了。

　　有一年，我因为参加“路教”，在一个浙北小村待过一个星期，基本上跟村里“面上人”混熟。其中一个少妇，因为跟村支书有些关系，依傍着权势，在小村里像位高傲的公主，是“人上人”。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也很丰腴，在村里，总是穿着裙子，走来走去，摆着一条黑长辫子，很是扎眼。因为村子离乡政府很近，她每日必去乡里的小街，这个地方坐坐，那个店铺聊聊，中午总有饭局叫上她。总之，她在那条乡镇的街上已经成了一道风景。那日赶巧，我们参加“路教”的成员要去县城，并要当日赶回，村里派她陪同。正准备走了，她说有事让车在路边等一下，她家就在附近。一刻钟不到，她出来了，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众人不解，路上有人问她：“上趟县城也不是走亲戚，干吗还换一套衣服？”“主要是我们太土了！”她说这话的意思是把县城看成“高等文明”人居住的地方，只有换一身衣服才匹配。到了县城，下车后她还用卫生纸将没什么灰尘的鞋子仔细擦了一遍，用手不停地掸衣裤，然后摸出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的脸，梳理一番自己的头发，让我们这些爷们在一边直瞪眼。我们这批参加“路教”的干部，都是市里直下到村，对县城——这低市一级的行政区域，都是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对县城的认知和感受，全然不会出现她眼中的“华美”。其实这种以上俯下、以下敬上，只是行政制度造成了对同一事物扭曲的认识，是“一体两面”的评价。这位村里的“公主”，时时用县城女子的标准打扮自己，以永葆她在那个生活圈中的优越感。

　　当我终于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落户时，没有丝毫的得意，相反却索然无味，与我当年想象中的大不相同。回老家，与年少时的伙伴串门闲聊，他们说：“你一点架子都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他们可能不理解，越是脱离了底层但与底层又不得已“挨边”的人，比如有些乡镇干部，有些当年当兵转业到附近小集镇上的供销员、营业员，越是想把自己与“土气”、“穷亲戚”、“本分农民”之间进行“切割”，转而而追求县城人的时髦、趣味、生活方式。我无非保持了一份本色而已。

　　有这样一群人，一方面与乡村有脐带般的联系，从老家索取粮食、蔬菜、特产，一方面又拼命抵御“穷”、“土”的侵扰。多年前，我常听闻有在县城读高中的学生，让前来送衣被、米菜的父母或兄妹直接将东西放在他们指定的地方，而不愿与他们见面；在县城出生长大的孩子呢，一般不会跟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孩子结成密友，他们只愿与在县城出生的同学玩，交朋友。县城的成人更是如此，他们梦想能进入市里、省城、北京、上海，如今他们则更多追求让孩子去国外求学，最好通过工作、婚姻等落户美国。在一些县城机关里，只要是上一级来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他们敬酒时都会说“都是我们的上级，我们的领导”。县城里很多做父母的，想藉由金钱、美色、谄媚等办法自己“往上爬”，同时在子女身上灌输“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县城，到大码头，混出名堂，给父母争气、长脸”的想法。县城里的优秀女子们，甚至部分优秀男子们，读书、当兵的路没有走通，也会想方设法通过亲属、同学，更通过自己的“美色”、“年轻”，编织、攀结人脉，更快更早地离开县城，到更大的城市里去，在他们心中，哪怕能走出一步——到市里，也比一生待在小县城强。

　　而一旦人到中年，混不出条路，闯不出去，注定继续待在县城，那么，吃喝玩乐就成为一些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县城中有追求时髦的人，也有讽刺挖苦这种追求的人。有一次，我去找一位县文化馆的地方戏名家。这位艺术家不但在县城名气大，而且常年喜欢穿一身红衣服，养着长头发，穿城而过，甚是醒目。在我们一时寻不见而向文化馆附近人士打听的过程中，多人带着讥讽的言辞说：“街上穿着红辣椒、头发赛过刺猬毛的那位就是。”后来县里一位同学说：“如果他在北京上海，最起码，在省城吧，他这副装扮是与艺术家身份相衬的，但放在个小县城，就不能被容忍，更不能招摇过市。谁不知谁呀！”我明白了，县城虽然如今人口以十万计，但仍是一个“小地方”，大家“知根知底”，不需要谁的“创新”。谁通过服饰、身体语言带来了“异质”，那他们就认为，那人其实跟大家一样潦倒，为何要装得好像与人不同，追求与人不同呢。在县城人的理解里，那人是自认比别人高一等，至少是高明一些，他们不能消受，就用讥讽来表达对那人这种“创新”的否定甚至不屑。

　　来自小镇的小Z，当年在县城里轰动一时，因为他的高考成绩不仅全县第一，而且还是全市总分状元。当时，他父母精神焕发，整天沉浸在对孩子有广阔前景、自己将逐渐摆脱小镇困窘面貌的喜悦中。尤其是他做教师的母亲，与人言闲聊必谈孩子，他人在半羡慕半嫉妒中，与她一起憧憬、设想着孩子的未来。孰料几年后，清华大学毕业的小Z在北京事业拓展不理想，左思右想，依然决定再返故里，在小县城开起了书店，办起了国学班。尽管小Z收入不菲，国学班办得有声有色，但其母仍觉着儿子有些“不争气”，辜负了他们曾经的期盼。此后，这位母亲遇到同事、熟人，尽量避开，避不开，也尽量不去触碰孩子的话题。

　　严格来说，中国没有国外那种现代意义的城市。中国的城市是农业文明的汇集区，历史上一般逐水而建，便于农产品的运输，所住之人，带有很强的农业“根”性，而不是由商业契约而结成的自主“市民”。但这些年，国门大开、现代化涌入，城市化进程相应地加快。由此，拆迁、发财后进城买房的人蜂拥而来，一些城市小区里乡音汇聚。

　　我的一位朋友，特意住在城东，那里离市中心较近，空气好，房子价位也不是特高。他开始很满意。但半年下来，他不爽了，原来他的家附近有一批来自同一个小镇的人。这些靠卖轻纺发家的“泥腿子”，进城买房子都买在一起，说是彼此有个照应，串门也比较方便，硬生生将乡村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移植到城里。我这位朋友愤恨地说：“他们想做城里人，但生活方式、行事习惯还是地道的农民。你跟他们交流，一不小心触碰了他们‘原来是农民’这根筋，则比打他们一顿还让他们不痛快。”他们“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实在让城里长大的他忍受不了。双休日他想睡个懒觉，一清早就听得不是东家就是西家，操着浓重的太湖边口音，扯着嗓子阿三阿四阿五阿六地叫，说是新近又发现了城中哪个巷子里开了一爿面店，请大家一起去尝尝；晚上呢，楼上乒乒乓乓搓麻将，声音嘈杂，夜夜不息。

　　如此，“县城”以及典型的县城文化，在城镇化快速到来的今天，我们真的还需思虑：我们准备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