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迅

　　父亲是个小人物

　　向迅

　　一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虽然我们常常讲，我们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命运，似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大同小异，命运只不过是一个接力棒，是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可是我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清晰地意识到，无论你的生命经历是坎坷曲折、轰轰烈烈，还是无所事事、平淡无奇，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了都只能是平庸之辈，但正是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成就了寥若晨星的英雄。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一口断定，平庸就等于“无意义”，因为我曾说过，生活在这片多苦多难的土地上，人人都是英雄，更准确一点说，是人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地观察过一片花海的经历，不管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是在视野逼仄的山坡，那些开得灿烂的花朵，看似并无二致，但若详加辨认，其实每一朵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它们自身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它们认真地生长着，一丝不苟地盛开着，甚或是真诚地怒放着，奏响命运的绝唱，把不可重复的春天演绎到极致。人亦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把这部历史打开，我们就可以识人知心见性，读到一部极其震撼的心灵史。有极端的说法：“人生就是一出悲剧。”这大抵是以生命必须面对的结局为出发点而得出的悲观结论；倘若以生命过程来衡量，我们至少可以将人分为两种：喜剧性的人和悲剧性的人。有的人一辈子荣华富贵，有的人却一生穷困潦倒；有的人生来顺风顺水，左右逢源，有的人却毕生郁郁不得志，胸怀不展；有的人先苦后甜，有的人先甜后苦……这无数种不尽相同的生命际遇，实在让人觉得命运这根绳索的变化无常。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都是一出再也无法重演的剧。有句广告词说得好：“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容我补充一句：“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的主角，你所生活的时代只是背景，你身边的人无法取代你的位置，哪怕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只能是个配角。”我曾无端妄想，要是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实记录下来，一定能让神秘莫测的命运露出“狐狸尾巴”。

　　每个人的故事，包括他的生命际遇，生活路线图，隐秘婉转或汪洋恣肆的内心世界……都要比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精彩得多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卑微，甚至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但事实就是如此。艺术，永远是生活的模仿者，它不可能替代生活本身，因为它不可能尽数道出生活的真相，而我们则是鲜活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成全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瑰丽多姿的艺术。而这，也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再卑微的生命，都怀揣着一个颤抖的灵魂。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小人物”为什么风靡至今的秘密——“小人物”往往比脸谱化、崇高化的英雄要真实丰满，容易辨认，也更易于亲近。他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二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文学意义上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他兼具多种身份：儿子、兄长、丈夫、父亲、祖父……他集“小人物”所扮演的诸多角色于一身。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小人物”们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他最准确的身份是一个中国农民，以种地为生，一辈子与贫瘠的黄土地打交道。他也确实熟悉四时节令，能辨识五谷，对乡村的繁文缛节、风俗人情也都熟稔于心；他具有一个农民对农事应该具备的敏感，并掌握了作为一个农民应该掌握的全部本领，他知道田地里所有的秘密，涌动在乡村里的各种暗流也休想躲过他的眼睛。他和我所认识的那些经验丰富的乡人一样，对乡村的人事变化和话语动向明察秋毫，仿佛村子是穿在他们身上的一件衣裳。

　　他确乎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一个地道的中国式的“小人物”。

　　我曾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甚至在暗地里对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某种毫无来由的失落感，或者说是自卑。认为他胸无大志，只是一味地被命运这条狗追赶着向前奔跑，他的生活是被动的，无奈的，困顿的，坚硬而易碎的，强颜欢笑的；也不曾觉得他所掌握的那些基本的劳动技能有什么可谈之处，毕竟他是一个农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慢慢意识到，我的父亲简直是个天才。我在刚刚完成的篇什中，夸他是一个“全能型人才”，亦并非夸饰之词。在中国广袤的乡间，我遇见过、听说过许多奇人奇事，那些主人公因为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一件事情而赢得美好的声名，但很少遇见像父亲这样的多面手。

　　每年秋冬交替之时，父亲都会扛着犁铧牵着水牛到地里犁地。这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掌握的本领，它需要过人的胆量、精湛的驭术和扎鞋底般的耐心，不然，即使你扯破了嗓子使劲吆喝，或者握根竹条对牛施以暴行进行恐吓，那脾气倔强的牛，宁愿默默流泪，忍受皮肉之苦，也是不会听任你摆布的。牛，也需要交流。而父亲总是把这个活干得相当漂亮，且在收尾时，会不厌其烦地多出一个闲来之笔——将田坎边的泥土往回倒犁几路，以防止最肥沃的泥土滚落到山野之中！在农事上一向挑剔的母亲，为此也多次表扬过她脾气暴烈的丈夫，夸他在犁地这件事情上下过一番功夫。

　　我的父亲不仅在种地犁田上是一把好手，而且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手艺人。

　　在我的记忆里，他在家落脚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这么多年来，即使他现在已至花甲之年，家中仍不时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来客请“向师傅”去主持大局。向师傅在早年是要讲一讲排场的，颇有一个大师傅的派头。来客要对他的路数，合他的礼数，方才请得动他。（在乡村，请师傅进门，确实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情。）他若看来客不爽，或嫌来客礼薄，便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人家，因为门庭热闹，他总有选择的余地。然而，这一二十年来的形势较往年发生了一些十分显著的变化，毕竟，当年豪气干云的向师傅已垂垂老矣，而且腿脚也不是十分方便。于是，他再也摆不起谱来了，我甚至觉得他能在附近捞个事儿做，已是别人念其旧情了。不过，我发现他仍是傲慢的，虽然他这些年就像是吃着苦菜喝着苦汁熬过来的。我在他并不如意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里，发现了一种壮志未酬的愁绪。

　　在过去的乡村，掌握一两门手艺，就可以养家糊口，甚至可以把日子过得比较宽裕了。在计划经济和半市场经济的时代，农民除了把一亩三分地收拾好，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副业”可做。那是靠天吃饭的日子。若风调雨顺，则一家温饱；若遇旱涝，则炊米告急，一到二三月，就青黄不接。在那个黑白照片一般的年代，出一趟远门，还需村委会开一纸证明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手艺人就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来了——他们可以在农闲时背着“家业”跑出去挣几个活钱，或者是常年辗转于各个村庄之间。手艺人，曾经是乡村世界的红人和明星。

　　父亲是个手艺出众的石匠，木匠活也干得不赖。他手上的功夫是一流的，可以将石头敲出花来；经过他的敲打调教和排列组合，一堆乱石也能变成一堵具有某种审美品质的石墙。有人请他去做楼梁瓦椽，雕刻门窗婚床，都是毕恭毕敬地背着他的“家业”在前面引路，他甩着手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叼着一支烟，慢悠悠地走；只有给人家做完了工，才见得着他亲自背着他的一背篓“家业”回来，手里还捎着一把锯子。这个时候的父亲，才是一个木匠的样子。

　　此时的父亲，三十来岁，正处在人生的上升期，热血沸腾，脾气火爆，目空一切，在上衣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的村干部面前也多出言不逊。

　　我们兄妹那时都还年幼，畏于父亲的威严，像老鼠一样战战兢兢地生活着。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有这样一位严父，在言行上受了一些约束，虽然日子也过得艰苦，难得穿上一件新衣裳，但我们的童年仍是金色的。毕竟，严父的内心也是柔软慈爱的，只是不轻易让我们看见罢了；毕竟，我们还有一位善良贤淑的母亲。

　　“我怀念年轻时代的父亲。”

　　这是我在一个篇什里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道出了我面对老父亲时的全部感受。

　　三

　　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轨迹也并非永远是一条直线，总会出现弯道，甚至是剧烈的转折。世外桃源般的乡村世界，终究没有用逶迤绵延的群山堵截住那个“强大敌人”的包抄和盘算，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偏僻的地理位置，其实毫无防守之力。黄永玉曾经在他的作品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走几十里来看磨，磨经过很多努力，很多运动，磨圆了，磨光滑了，跟人生的经历一样。看着轮子不停地转呀转，重复不停在转，像历史一样，像生活一样，又像灾难一样，人生的欢乐都包含在内。有时轮子走到你前面，感到它很沉重但又没有危险，从面前滚过去，像一个大时代。”我们总是被那个轮子似的大时代裹挟着向前飞奔，好似有一股强劲的气流冲击着我们，而我们只是风中的一粒沙子，来不及整理自己的仪容。

　　又或许，那个敌人就驻在我们身体内部，它秘密地操控着我们的行动，怂恿着我们，就像许多人类文明的消失并非始于外力，而是源于内部的瓦解。早早地，就有人像探险者和冒险家一样，揣着村委会开出的一纸证明你是“良家子”的证明，到遥远的沿海城市去讨生活了。记得有一位叔父到外面闯荡了几年，回来时西装革履，一头波浪卷被梳理得一丝不乱，逢人便掏出各种厂牌炫耀，似乎是说：“我在外面混得不错呢！”然而，此位被文明熏染的叔父，却在村子里被他的父亲手握扁担追打，扬言不让他回家。远道归来，家人本该杀鸡宰羊才对，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不为别的，就在于他的舌头忘记了我们村子的语言，见着他老子了，也操着一口怪腔怪调的话。他父亲怕他忘了根，便用扁担给他提提醒。

　　也是那两年吧，一位没有读过几天书，从来不曾出过远门的姑姑，竟然单枪匹马翻山越岭地投奔她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的姐姐去了。许多男人在私底下都透露出他们真诚的担心，担心她在中途会被人贩子拐走而抵达不了那座遥远的城市，还担心她在灯红酒绿之地迷路回不了家。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纪小小的姑姑又单枪匹马地从远方好端端地回来了。惊愕的男人们直夸她有本事：“胆子大得很呢！”

　　在他们看来，那个不曾造访过的外部世界，是神秘的，危险的，巨大的，辽阔的，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人贩子和骗子扎堆的。一句话，那是一个人心叵测的江湖。所以，没有几个人轻举妄动，尽管每一个人都对那个江湖表示出些许好奇。他们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地挣扎着，然而无论怎样辛勤耕耘，都不曾挖出半个金元宝来，脸上堆满了失落。

　　终于有一小撮人按捺不住了。他们告妻别子，背着铺盖卷，提着内心的恐惧，像无头苍蝇一样，一脸迷茫地到镇上坐着破旧的巴士车出去闯荡江湖了。这些因为地少而糊不饱肚子，因为不会手艺而挣不到活钱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远走天涯，成为了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批打工者和“淘金者”。他们像是涌动在一条历史大河里的最早的一股涓涓细流，却充满了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毕竟他们是要到别人的地盘上开疆拓土的。

　　没过几年，这条大河就已成气候，势不可当，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以种地为生的人，把外出打工当成了唯一的出路，甚至是活路，仿佛这是一股历史潮流，无人可以逆流而行。村子里确实有几户田产多的殷实人家，狠狠地咬了几年牙关，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农民的尊严。

　　我的父亲不是最早闯荡江湖的那一拨人，但也不是最晚的一拨。他和中国所有打过工的农民一样，丧失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尊严。

　　四

　　父亲这个“小人物”的命运，从此就被改写了，被那个席卷而来的大时代改写了。已进入不惑之年的父亲，一个倔强如牛的中年农民，开始了走南闯北、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无从知道他在他乡异地，有没有梦见过他的玉米和麦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猜想，一定是梦见过的吧，脚大走四方的人，其实也是最想家的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父亲从远方归来，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年关将近之时。在那么漫长的一段岁月里，父亲一次次背井离乡，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曾目送过父亲一次。每次都是留守在家的母亲很平淡地告诉我：“你爸爸又出远门了！”在母亲泪光闪烁的眼里，我读出了她的不舍，尽管她在我们面前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情绪。父亲不在家，她得用柔弱之躯把这个家扛在肩膀上。

　　在长达二十年的打工生涯中，父亲遍尝人间滋味，多次经历生死，还好有苍天保佑，他才得以逢凶化吉，一次次死里逃生。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年的江湖是不大太平的，路上随时可以遇见盗贼车匪路霸黑店。譬如说，他们所乘坐的大巴车停靠于某个陌生之地，所有的乘客都是必须下车吃饭的，否则就会危及人身安全；即使你不吃饭，喝一杯白开水，也是要掏一顿饭钱的。我后来对此就有过切身体会，那些路边店都是由一些强人所开，车一停靠在店门口，就有膀粗腰圆的穿着军绿大衣的人吆喝着前来，猛烈地敲打车窗，胁迫着途人去吃饭了。江湖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至于父亲在人生地不熟的外省遭受了多少苦难，吞咽了多少泪水，实在是一个秘密。即使是吃尽了苦头，他也是不会向我们透露半个字的。

　　2002年，成为了父亲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他在这一年遭遇了人生中的“滑铁卢之战”。此前此后的父亲迥然不同——他在新疆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右脚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不得不在家休养生息。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父亲的下半生，也影响到整个家庭生活的运转。我私下里认为，通过这个事件，父亲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暗中存在却又不可捉摸的命运；在休养生息的间隙，他应该也对生命进行了一番严肃而深入的思考。这两年的父亲，确实是有一些消极的。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既出自于一个男人的敏感与自尊，也与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不无关系：在还不能站立行走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该怎样坦然接受那样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与以前迥然有别的生活。父亲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烦忧，心情极其不好。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了，害怕“当下的生活”将成为生命的常态。

　　事态显然是严重的，一家人都有些不知所措。这件事彻底打乱了既定的计划。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虽然对于生活从来就缺乏长远的打算，并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以为将地种好、把香火延续好、安分守己地生活就是正道，但他们也有“体温的需求”。我忽然意识到，在这儿与其说是“计划”，还不如说是“惯性”更为准确。中国农民的生活，历来是要看天地颜色的，他们蝼蚁般的命运，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左右着。他们一辈子匍匐在地，偶尔抬起头来，也是仰天长叹。说他们是草芥之命，一点都没错。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姓氏和骨肉，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们的。一阵大风，一场大雨，都有可能让他们惶恐不安而默默祈祷。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容易失去了。他们是依靠惯性生活的一个阶层，如果把惯性打破了，事态就严重了。

　　我那时虽已成年，却尚未完全懂事，固然同情父亲的遭遇，却又对他的坏脾气十分不满。或许就因为这些，我也就不能体会父亲所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我在信件以及为数不多的电话里，也会问及他身体的恢复情况，但都不像是发自肺腑的“内心之音”，更像是表演，因为我的内心并未涌起无边的疼痛，而是像空荡荡的平原一样，不曾刮过一阵风，也见不到一棵树。我甚至在2003年的夏天，一边倒地把立场站在母亲这边，在一场小风波里，用恶劣的态度和刻薄的语言深深地伤害过父亲。我不仅没有做好他心灵的拐杖，反而害得他将那一对用以代步的实木拐杖一把掷到地上，并破天荒地跟我生了三天气。每每想及此事，都觉得愧对他。那时的父亲，是一个需要心灵慰藉的病人啊，可是我给他的不是理解和尊重，也不是雨露和阳光，而是闪电和乌云。

　　一些伤口，受害者也许早已因为原谅而忘记，但伤口的制造者永远也忘却不了，他无法原谅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和因为鲁莽行事而导致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想，这便是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吧。

　　在上苍的眷顾和护佑下，出生于1954年的父亲，于2004年终于扔掉了那一对支撑着他走过最艰难年月的拐杖。这一年，父亲已经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在那段黯淡无光而心力交瘁的时段里，父亲是否读懂了他的天命，我不得而知。（所谓“知天命”，按我的理解，也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见本质——能够通过对一些看似合情合理却又暗藏寓意的预兆的分析，得出一个与事实相符的结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见微知著”。它并非是说人一到五十岁，便打通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节，而是强调经验的重要。大多数时候，丰富的生活经验才是指导我们辨别方向的指南针。）我只知道，生活于世，每个人都得承担自己的使命，换言之，便是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父亲之所以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站立起来，我想，那个看不见的“使命感”应该是幕后推手之一。是这根无形的精神拐杖，成全了父亲的美意。

　　一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中国农民的人生，在五十岁重新开始了。

　　五

　　父亲再次踏上了那一条背井离乡之路，恢复了以往南征北战、颠沛流离的生活。只不过，此时的父亲已远非彼时的父亲了。彼时的父亲年富力强，虽然远走他乡也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但到底还是怀了几分壮志豪情的，像一个草莽英雄；此时的父亲，已是伤痕累累，是抱病跟命运作战罢了，像极了一个在敌我实力悬殊的前提下试图负隅顽抗的伤残老兵，其胜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被现实生活赶出家门，被命运挟持着前行的“小人物”，就要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淘汰出局了。

　　在父亲身上，我意外发现被人津津乐道的“时代”，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它把一个个卑贱的生命裹挟其中榨干了价值，就将之抛弃一旁，让他们成为被人嘲笑的落伍者和失败者。尽管每一个人都逃不过沦为“落伍者”和“失败者”的命运，但估计没有多少人比父亲的体会更深刻。

　　父亲那只遭受过重创的右脚，确实像极了我在文章中联想到的“阿喀琉斯之踵”。恰好，足踝之痛，也长期困扰着他。只不过阿喀琉斯的足踝是先天性弱点，父亲的乃命运所赐。但究竟是殊途同归。我曾经认真地打量过父亲的右脚——经过几次手术、岁月的磨蚀和生活的重压，那只脚已经走样变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足踝扁平光滑，脚跟肥大粗糙，脚趾扭曲，关节暴突，用再大的力气也休想将它们一一掰直——这不是一只正常的脚。从这只脚上，你就可以窥见一个中国农民的宿命。它既是一个人生活的缩影，也是坎坷命运的记录簿。

　　父亲就是拖着这样一只脚重出江湖的。他的行走，也因此变得更加艰辛，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为超负荷的劳动而引起的持续不断的疼痛，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就像是有人在他的身体里喂养了一群饥不择食的蚂蚁，或者是放满了蛊。那些虫子，一刻不停地噬咬着他，折磨着他。据说在外省的工地上，每天傍晚收工时，父亲都是一步一步地拖着那只浮肿而麻木的右脚回到简陋的住处的，仿佛它并不属于他，而只是他用力拖着的一个沉重的物件。或许只有黑夜，能够让孤身在外的父亲得到暂时的安慰。可是，抱着一身病痛的父亲，果真睡得着吗？窗外冷冰冰的月色，怕也是命运的写照吧。

　　父亲曾对我们说过：“如若是换了别人，早就尥蹶子了，才不会像我一样不管死活地再跑出去受活罪造活孽呢！”事实也是如此，村子里就不乏其人。他们的身体好好的，却终日里吹牛摆经，混了一辈子日月，不曾干过一件正经事。相比之下，我们的父亲就称职多了。

　　可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前几年的某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在断断续续地说了一番话后，忽然莫名其妙地用一种压抑着的、悲伤的、简洁的语调对我说了一句令我极其震惊的话。时隔数年，我已不能将那句话一字一字地复述出来，但我清楚地记得它差点将我撂倒的那种触电的感觉——它大有某种向生命告别的意味。我来不及安慰他，首先一股脑儿地十分严肃地将他批评了一顿。电话那头，他竟像个孩子一样乖顺。我不曾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父亲的脆弱。我猜测，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一定是因为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灰心绝望，抑或是在睡梦中抓住了某些不祥的预感。可是，没有人在他身边安慰他。他一个人在外省，孤独地咀嚼命运馈赠给他的“心理阴影”。

　　我实在记不清，自2004年以来的十年间，父亲跟随乡人辗转了多少个省份，但有一件事确实让我感觉到命运弄人，这个命运让生活充满了戏剧性。我虽然不能明确父亲到底是一个有神论者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确乎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这一点大抵是确凿无疑的。按照迷信的说法，他当年就是因为在走投无路之时没有遵从命运的忠告，才在人生地不熟的新疆栽了个大跟头。对于一个相信命运的人而言，新疆在他的心底一定是留下了终生阴影的。既然留下了终生的阴影，他对这个僻远之地应当是有所忌惮的，甚至是不可能再踏足半步的，但是父亲“食言”了，而且是“食言”再三。几年之后，他再次跟随一伙乡人去了新疆，还在那儿的公园里摘下了十几种花儿的种子，将它们种在了我家的院子里，如今已经开过一茬花了。

　　当父亲怀着小小的心愿，不远万里地再次踏足那片让他流过血淌过泪受过辱并差点丢了性命的土地时，他的那只右脚是否在风中隐隐作痛？那是最深刻的提醒，最难以忘却的记忆，也是最醒目的伤疤。他一定记得，他又怎么可能忘记？但他还是来了，跛着脚来了，并怀了一腔憧憬。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把个人与这块土地的恩怨搁置一旁？他一定知道答案：无非是为生计所迫。

　　更加有意味的是，2014年春天，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因为包工头溜之大吉而被困在了乌鲁木齐的一处工地上。若不是当地政府出面调解，他们这些从来不与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连回家的盘缠也全无着落。

　　因为这件事，在我们的合力劝说下，六十岁的父亲终于决定不再出远门了。

　　六

　　“认识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甚至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这是我在书写父亲这个“小人物”时始才觉察到的。你极有可能对此观点投反对票，因为在你看来，谁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呢？对于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了解的吧？但我仍要告诉你，不要过分相信自己。倘若不信，那么你现在就拿起笔，试着写一写你的父亲吧！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足够了解父亲的，这个心高气傲、脾气暴躁却又越来越好脾气的男人。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才沮丧地发现，父亲对于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亦无法回想起更多的温暖的细节。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喜悦，却不能分享他的悲伤和孤独；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故事，只是他全部人生的冰山一角。我分析其中的原由，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我们成长的过程，其实是逐渐远离父亲的过程”——我们从他的身体里走出来，不断与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相遇，然后又与他们一一挥手告别，最终离他越来越远。我们休想追赶上父亲的脚步。

　　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详加观察，每一对父子无不是聚少离多。在我们成年前，父亲终日为了生计奔波在外，而成年后我们又离家独自闯荡，极少顾及家中父母，与他们的交集少之又少。正是这种少之又少的交集，使得我们对父亲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都是不完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时间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就像我的父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外省谋生，我们只能在年底相见数日，待我工作后，我甚至还有一两个年头借口离家太远，在春节期间也不曾回家与父亲母亲相聚。即使相见，也并不见得相谈甚欢，往往是寥寥数句，就将一两年来的经历和见闻悉数概括，然后再无他话。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略显尴尬的见面方式和沉默的谈吐，谁也不想让步。

　　一些时候，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那儿抽闷烟，便极想与他说说话，让屋子里热闹起来，却就是开不了口。他呢，不知把眼光放置在何处，接二连三地吐着烟圈儿，亦是欲言又止。我们在房子里两相对峙，像是在用内功较量，更像是在玩一种“谁先说话便认输”的游戏——都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有意思极了。兄弟就是默默相对的么？可我从来没有陪他喝过一场酒——终究是他让了步，他扶着椅背缓缓地站起身，跛着脚一高一低地离开沉闷的屋子，跑到院子里找些不疼不痒的活儿做，要么是整理柴火，要么是侍弄他的花圃，要么是站在那儿一脸愁绪地望着远方发呆。

　　父亲是孤独的，像古代的帝王一样孤独。

　　我曾试图与这个孤独的帝王促膝长谈，像兄弟一样与他谈谈人生和理想，谈谈他的荣辱得失，但都止步于自我的否定。就像前面说的一样，我已经习惯了与他约定俗成一般的相处方式，习惯了与他做这样的“默默无闻”的父子。我也曾在文章中试图探讨父亲的人生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虽然我就是农民的儿子，但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中国农民的理想是什么！他们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没有理想的人，或许有，那也是最卑微的理想，诸如在有生之年盖一栋好房子这样一类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他们的理想是物质的，无关精神的痛痒。或许，他们也有更高层次的理想，但无一例外地，都会被繁琐的日常生活所消耗，所湮没，所吞噬，最终无从谈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理想与事业无关，他们也从来不会将种地看成是他们的事业，毕竟他们不能在黄土地上凭空建起一座精神大厦。

　　固然如此，可我还是在隐隐之中相信父亲是有他的理想的，只是命运蹉跎，现实残酷，而无从实现罢了。他只能将那一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的理想，保存在心底。通过这件事，我也由此理解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父辈们为什么会将许多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更有甚者，他们想方设法地要将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或者是让孩子们从事一种说不上喜欢甚或是讨厌的工作。此种现象，大多基于这样的心理：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下一代人去实现。这本无可厚非，甚至是合情合理的，只是我不无杞人忧天地想：理想，也是可以一代代传下去的么？

　　许许多多的父亲，确实都像我的父亲一样，不得已将个人理想让位于了家庭生活。所以，当他们在暮年回忆往昔时，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莫可名状的失落。我的父亲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慨叹，这一辈子并未做什么事，却已人近黄昏。大有虚度年华、追悔莫及之感。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觉悟，他在花甲之年仍然不肯停歇，真像曹孟德说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与他打了一辈子嘴巴仗的母亲也为此在我们面前毫不吝啬地夸赞她的丈夫：“你们的父亲，虽然年老体衰，却比年轻时奋发多了！”

　　多年之前，属马的父亲就已当上了祖父，似乎从那一年起，他就开始认真地衰老了。如今，他是越发地和蔼可亲，脾气越来越好了，真像极了一匹慈祥的老马。

　　每次相聚，望着在太阳底下靠着墙壁补觉或者是坐在椅子上打盹儿的父亲，都让我感觉他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于是，我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想像一个父亲那样去爱他。”

　　我们的父亲，等待我们去阅读，等待我们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