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 河西

　　维度

　　头脑中的旅行（访谈）

　　阿兰·德波顿 河西

　　曾经的英俊少年现在秃顶得很厉害，头部中央部位基本上已经“寸草不生”。这也许是他太过于专注于写作的一个证明，现在的他已经放下了伦敦大学的教学工作，躲在伦敦西郊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近乎自虐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写作。他说这里的环境并不太让人满意，但还不算太糟，至少可以让他静下心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酷爱旅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观念似乎有了一点改变，他说：“有好几次，我也觉得，在家里端详一本关于旅行的好书，由它激发起无尽的想像是一种更好的旅行。”

　　他越来越迷恋一种静态的风景——建筑，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幸福的建筑》。学会观看，学会更多地用理性的思考来代替出门远行时的惊喜和失落使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阿兰·德波顿现在更多的时间都居住在伦敦的郊区，在阅读和思考之中对抗着城市的喧嚣。“建筑带来了宁静。”他说。旅行总是带来期待，而建筑却让他像个数学家一样去分析井然有序与复杂性、元素之间的平衡，高雅与低俗之间的界限——头脑中的旅行是更好的旅行。

“我的背景有点复杂”

河西：我知道你出生在瑞士的苏黎士，你的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吗？你的孩提时代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对你影响大吗？

　　阿兰：我的背景有点复杂，我想现在是越

　　来越容易讲清楚了。我在瑞士长大，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移居伦敦，全家人就跟着他一起到了英国。自那之后，我一直住在伦敦，要感谢它那好的一面，但也应该意识到它的阴暗面。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位作家，对事物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总是一件好事——我那稍微令我感到有点复杂的背景对此正有帮助。我的父亲在金融业工作，我的母亲就管抚养孩子。我的父亲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总是在读书——很重视知识。我相信这对我影响很大。他从来没有要我读书。只是我看到他在看书，就会想，他为什么会从中得到这么多的享受？

　　河西：你的童年是怎么过的？苏黎士在你记忆中是个快乐的城市吗？

　　阿兰：苏黎士是个美丽的城市。很普通，也很安静。很富裕，而且收入差距不大，每个人似乎都很安逸。苏黎士最吸引我的是那种“普通”生活的景象。在伦敦推行普通生活通常并不是个令人羡慕的主张：“普通”医院、学校、住宅或旅馆几乎闻所未闻。这里当然有很多例子，但那只是对很富的人来说是这样。伦敦并不是个中产阶级的城市，这里的贫富差距很明显，而苏黎士则恰恰相反。

　　河西：能谈谈你的爱人吗？

　　阿兰：我已经结婚了，我的妻子名叫夏洛特，她是位妇女实业家，在IT行业工作。她也是两个男孩——分别是三岁和一岁大——的出色的母亲。你能想像得到，她在家里是个大忙人。

　　河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书的？在此之前你有什么作品发表在杂志上吗？

　　阿兰：我开始写书是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二十三岁出版了第一本书。我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是没错的。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很开心。我没有向杂志投稿，我发觉出版世界非常开放，也很民主，他们一直在真诚地寻找新的人才，如果你还未出名就不要在意，因为机会总在寻找你。

　　河西：你现在在伦敦大学任教。哈金曾经向我抱怨，大学的教学工作会占据他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如果你把它视作一种责任的话。你的情况如何？是否也把它视作一种负担？

　　阿兰：我的工作确实是种负担，因此去年我停止了教学工作，现在集中精力于写作。能够向年轻人传授知识是很高的待遇，但在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事也是对的——毕竟生命是如此短暂。

生存就是担当

河西：你用哲思化的作品启迪着你的读者。脆弱的现代读者越来越依靠他人的观点来思考。你认为你的写作是治疗现代病人的一剂良药吗？

　　阿兰：我认为广义的文化所扮演的角色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工具，帮助我们反省要与谁结婚、如何工作、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如何抚养孩子、如何在社会中妥协、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苦难等等问题。所以在理想中，我们应该有一个“人生大学”。我们不仅需要律师和教师的适当帮助，更需要全社会、全人类的帮助。

　　但所有的社会都需要那些能够从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中脱离而出、进行反思的人，去弄清那些无人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太忙了。这样的一个人被称之为哲学家（或者其他

　　的任何称谓），正是这样的人在继续承担着文化的任务。

　　河西：在写作《哲学的慰藉》时，你同时为英国电视四台制作电视纪录片，能谈谈那次与英国电视台的合作吗？

　　阿兰：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和电视台合作。但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位电视台的制片人，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一本随笔集，探讨六位伟大的哲学家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六个常见的情感问题。他立即表示，这是个电视节目的绝妙主意，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来制作这部纪录片。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的话，但随着这系列纪录片的想法逐渐成形，即使是英国电视四台最坚定的怀疑者也不会再有异议。

　　相当程度上，哲学和电视并不是一对好搭档。观众不会容忍哲学家在他面前滔滔不绝、经年累月地讨论一个哲学问题。更糟糕的是，很难在电视上表现：因为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已去世，他们的住处现在已成了一堆残砖断瓦。但围绕着这个问题，电视制作公司拿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用六次节目来介绍六位伟大的哲学家，然后让普通观众和哲学家的观点进行碰撞，来看看在现代语境中两者是否有关联。

　　在制作该片的过程中，我们游历了许多地方。我们到了五个不同的国家去探寻哲学家们的遗迹。在瑞士，我们去了一座孤立的山峰，就是在那里，尼采写下了《善恶之彼岸》和之后的《查拉斯特图拉如是说》。这位留着大胡子的哲学家多次将人生与山峰相比较；当你登上峰顶的时候，这种想法会更加强烈，但到达那个位置需要更多的努力——一种尼采希望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努力。正如他著名的观点所提出的：“生存就是担当。”为了阐释这个观点，我们爬上了很高的山峰，那是一座尼采熟悉并热爱的山。这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在寒冷深入骨髓的云层中，我们待了几个小时。在顶峰，尼采的这一观点像寓言般的产生了，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在图书馆中无法体会的感觉——正是尼采所领悟的。我必须适用其他的花招。在雅典，为了说明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大多数人都像羊一样。（但不应该那样）我驾驶一辆黄色摩托车穿过羊群。

　　“哲学家不应该只知道研究。”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告诫我们。他们应该把哲学带入街道和市场之中。我的纪录片记录的是当我们走出家门，用镜头来记录哲学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些什么。

　　河西：你曾经说过：“最吸引我们的普鲁斯特是那个‘私密’的普鲁斯特，我的意思指的是那个描写琐碎的小事、非英雄化经验的普鲁斯特，而其他的作家总是急于从这里突围而出，去构筑他们的小说王国；亚麻布贴着你的脸颊的感觉，旅馆走廊的味道，海边天空的样子都成了普鲁斯特的主角。”你是否认为，对普鲁斯特，私密是自我逃避的一种手段？

　　阿兰：我十八岁第一次读到普鲁斯特的时候就为他深深着迷。他一点也不晦涩，一点也不过时。他很睿智，精力旺盛，同时也是一位热爱家居生活、热爱私密生活的人。他让你的许多生活场景彰显出来，当你正好碰上它们时，你会说：“这太普鲁斯特化了。”

　　随后当我开始阅读其他人论普鲁斯特的文章时，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我印象最深，也是普鲁斯特最重要的问题——感到很失望，它们完全被忽略了。许多学院派研究将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兰波相提并论，或者把他和弗洛伊德或乔伊斯联系在一起。这些书似乎想当

　　然地认为普鲁斯特是位重要作家，但却没有注意到他对善良生活的观察、他那有关幸福的观念，也许是因为我们总是将其置于学院派结构的语境之中，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在我的《拥抱逝水年华》一书中，我有一种想法，把普鲁斯特从那些司空见惯的学院观念中解救出来，但至今我也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论述。

　　至于普鲁斯特是否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我的看法是他和他的真实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他自己的生活很特别，但没有理由不把他视作其他人人生的一本说明书。

　　河西：在《西蒙娜·薇依》一文中，苏珊·桑塔格宣称：“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你同意桑塔格的观点吗？你是否也认为，像西蒙娜·薇依、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这样的作家——当然，还有普鲁斯特——对我们具有权威性，是因为他们病态的外表。病态是他们的基石，使他们变得具有说服力了？你是否认为像《追忆逝水年华》和《变形记》这样的书与其说是自我拯救之书，毋宁说是自我毁灭之书？

　　阿兰：西方的诗人和艺术家经常崇拜不幸。“幸福不能促使我去思考或写作一首诗”，菲力普·拉金在一次访谈中说，“对我而言，贫困就是华兹华斯眼中的水仙花。”

　　有些东西我们只有在悲伤的时候才会理解。即使我们自己不写诗，不幸也会激发我们以一种不同于微笑的方式去思考。打嗝迫使我们去注意和调节呼吸系统的未知问题。被情人抛弃是情感保护机制的一次完美实验。确实，马塞尔·普鲁斯特主张：在他们受伤之前，他们不会真的完全了解任何事。“只有疾病才能使我们注意、了解、分析人生的历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普鲁斯特写道，“一个每晚直接上床睡觉的人，直到他醒来、起床后，他才会继续他的生活。他真的不会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梦，没必要有什么大的发现，只有对睡眠有一些略微的知觉。他几乎不知道他在睡觉。”

　　虽然在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动脑思考，但我们常常在困厄之中才变得好奇。我们遭受不幸，于是我们开始迫切地思考。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思考帮助我们把痛苦置于语境之中，帮助我们理解它的缘由、度量它的大小，使我们自己和它达成和解。就好像心灵是一个易受惊的器官，它拒绝接受难受的真相，除非被困难所激励。这就是人生的常态：有福的时候我们却依旧懵懂。汽车没有出什么故障的时候，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它复杂的内部功能？当爱人信誓旦旦，我们为什么要仔细考虑背信弃义的缘由？当我们碰到的都是顺风顺水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人生的不如意？

　　最让艺术家们痛苦的事是在他们的杰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容光焕发的人，他为人生写下的复杂的证词证明了什么才叫活着。这种认识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只有极端的痛苦才能证明幸福。

　　然而，在不加区别地向苦难顶礼膜拜之

　　前，也应该补充一句：苦难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功的充分条件。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要比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或者说成为《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要比疾病缠身要困难得多。也许，一个因此承担痛苦的人可以提出的最大要求，就是获得打开智慧和想像之门的那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很容易得到，而最常见的是，他被忽略或者被拒绝了。

　　我们如何能在苦难和喜悦之外生存？即使巨著的诞生与苦难无关，我们又该怎样来学习着承受更多的喜悦？哲学家们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很关注，他们发现，更伟大的智慧似乎存在于丰富的不幸之中。苦难顽固地缠着他，这就意味着，你对幸福又迈进了一大步，这确实超越了任何对幸福的乌托邦幻想。

　　一般而言，痛苦总是让人想不通：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被爱抛弃？为什么我们不能睡个安稳觉？或者，在春天，穿过正在授粉的草场，在其中自在地漫步？对这些痛苦原因的考察并不能让我们免除痛苦，但它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基本原则。在确保我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被诅咒缠身的人的前提下，对苦难的谅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意识的分界线——和忍耐背后那苦涩的逻辑划清界限。

　　但更常见的是，苦难并不能提供某些实用的办法，不能让我们对现实怀有好感。它把我们推向一个苦恼的、无法从中得到什么的境地。我们会产生更多的幻想，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我们就无法领受那些重大思想降临我们脑海的那种喜悦。这世界上到处都有那种可以称之为不幸的受难者的人。这些人被爱抛弃、错失职位晋升的机会、或者被社交圈拒绝，对自己不够聪明或者社会地位低下而感到苦恼。但他们从这种痛苦中并不能得到些什么，确实，他得承受着傲慢与欺骗、残酷与冷漠、敌意与愤怒，在心理防卫机制几乎崩溃的情况下与他们对抗。

　　河西：谁是你所崇拜的作家，是普鲁斯特吗？

　　阿兰：我不太愿意用“崇拜”这个词。你可以爱一个作家，从他那里得到灵感和启发。但同时，与他们保持距离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说的话，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包括普鲁斯特、米兰·昆德拉、蒙田、司汤达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我特别喜欢散文随笔，既不同于学术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个人化论述。

　　我喜欢阅读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或者打发无聊的时光。我阅读是我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自己。我喜欢那些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我生活的书，它们能教会我一些能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东西。我也喜欢这样一类书：历史、心理学和哲学，当然还有小说。我阅读是为了自救……

　　我觉得现在坊间的那些心灵鸡汤类的书真的是很糟糕。它们有可怕的封面（经常是粉红色的），给它的读者以大言不惭的许诺：如何在五分钟内彻底改变你的爱情生活，如何让烦恼走开，诸如此类。它们写得很差却神气十足。那就是说，我想，相信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不认为书籍只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只是逃避现实的空想。确实，它们应该具有娱乐性，但也应该能启迪读者的心智。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书也是自救之书，它们试图告诉读者许多他们的生活怎样变得更坚韧、更愉快的知识。我们渴望发现这样的书，在这种渴望中，我们这个时代才变得与众不同——但也许，我们必须先抛弃那些坏书，才

　　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河西：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你曾说过：“我写的小说并不是真的小说。它们以小说的形式出售，但其实我写的是随笔。”那么也就是说那些被误认为是虚构的作品其实都是真的？《爱情笔记》也是随笔？你如何处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矛盾？

　　阿兰：我的写作很个人化，也都是真实的——因此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想像和创造人物的传统小说家。但有时我会对情节做一些调整，以便更多一些有趣的细节——抑或不伤害到我的朋友们。

　　河西：《旅行的艺术》是一本畅销书，许多人说因为看了你的书之后才去你所写到的那些城市和景区去旅行。旅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认为旅行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必需吗？

　　阿兰：对旅行（特别是出国旅行）的渴望可以让甚至是最忧郁的人相信：生活是美好的。除了爱情，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让人有如此的热情，没有什么比旅行有更为复杂的主题，也只有旅行能让白日梦变得如此丰富。它为我们提供了感受幸福的最佳机会——从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我们对拼命追求地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我们选择的这种度假方式——倘若是无意识的——就会包含着将生活理想化的倾向。在长时间的工作中，我们只能强忍住到某个地方，某个远离自家、气候更为宜人、有着更多有趣风俗、风景更为迷人的地方去旅游的念头——这个远方似乎已经成了我们获得快乐的最后机会。

　　当然，旅行的情况也很复杂，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失望。旅行让我们失望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复杂性：当我们看到风景的照片时，我们想要去看看（想像着只要我们到了那儿，我们就会多么快乐），我们往往会忘记一些至关紧要的事：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带上。也就是说，我们将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无中介的方式来到印度、南非、澳大利亚、布拉格、秘鲁，我们将和我们自己一起来到目的地，我们仍然被我们的躯体和心灵所束缚着——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记得几年前一次去巴巴多斯岛的旅行。对于这次旅行，我已经想了几个月了，我想像着在沙滩海滨有一座美丽的旅馆（就像一本名叫《冬日阳光》的铜版纸小册子上所印的那样）。但我到岛上的第一天早上，我立即意识到了某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我带来了我的身体，由于人体这决定性的构造，我和岛屿之间的交流就不能依靠身体与岛屿之间的合作。

　　另一个度假的大问题是，它们剥夺了日常生活一种重要的舒适感：我们会预料到事情将不会完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被假定是快乐的，我们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像普通人一样向生活表示不满，把忧愁写在脸上。但假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惠。它们似乎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高兴起来，那么我们就彻底没戏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忍受旅途的艰辛，而且要为我们本身就很可怜这一事实感到悲哀。

　　就像漂亮的旅馆和海湾边挖出的淤泥，在这令人兴奋的宏大计划和使之破灭的根本心结中存在着悲喜两重天。文明教养被怒火一扫而光。这个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某些古代哲学家那简朴而又闪光的思想中就有所反映，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更为发达的文明存在，他们在桶里，或者一个泥土垒起来的小屋里，幸福的关键因素不是物质或审美的，但总是与心理相关。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对我们的旅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相比，我并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导游。他敏锐地发现：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满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事实——我们正从曾经的不如意走向完全的幸福。他无意使我们沮丧，更多地，他是要把我们从（假日或别的时候的）期望中解救出来——期望值越高，失望感也就越严重。当假日让我们失望时，听一听幸福从来不是什么保证书是有用的。“有一个先验的错误，”叔本华写道，“认为我们存在是为了快乐。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先验的错误，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矛盾。为了或大或小的每一步，我们必定会经验到，这个世界和人生的确并不如设想的那般美好……因此，在几乎所有旅行者和上了点儿年纪的人的脸上，都能看到我们称之为‘失望’的表情。”但只要他们出发去旅行时有着正确的期望值，他们就不会如此失望。

　　接受这一点也许是必需的：对旅行的期望也许是旅行中最令人神往的部分。只要旅行还以一种不现实的形式、以一种飞机票和小册子的形式出现，我们的假期就不会让我们满足。在十九世纪小说家J.K.于斯曼斯的不朽之作《反自然》中，叙述者外出度假，迷了路，然后他决定再也不离开家了。他呆在自己的书房里，用各种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这成了旅行最好的注解，它的预期往往与结局不成正比。在阅读旅游杂志的时候，他已经为挂在墙上的那些印刷品涂上了漂亮的色彩，就像那些旅行团代理商展示外国城市和博物馆的窗户。他用主要的海运公司的路线图装点自己的卧室。他把海藻填满了玻璃缸，买了一张帆，一些帆索和一罐柏油，有了这些东西，他就能够在没有任何烦恼的情况下经历一次最开心的长途航行。

　　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我还是会去旅行。然而，有好几次，我也觉得，在家里端详一本关于旅行的好书，由它激发起无尽的想像是一种更好的旅行。

美是幸福的允诺

河西：是什么促使你来写《幸福的建筑》这本书的？

　　阿兰：我大多数作品的写作都源于某种个人体验——强烈的幸福感或不幸感。但这本新书与此二者都无关：我为几座无与伦比的城市及其建筑所震撼，它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而在大多数我们被迫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心情总是愉悦不起来。我想要考察一下，为什么这些建筑令人如此讶异，而大多数的建筑却总是令人失望。当我着手这个计划的时候，建筑界的朋友们对我说：“你无法谈论客观的美，美只在观看者的眼中才存在。”但这种观点对我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力，因为我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搞清楚建筑的秘密。毕竟，相当多的人还是同意有品位这一说的——只要想想旅游观光业就可以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威尼斯、旧金山和阿姆斯特丹是美丽的城市，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法兰克福或底特律度假。有时候我也认为：过多地考虑建筑单体和内部装修设计可能有失偏颇，能够使我感到愉快的是城市和建筑的整体。

　　河西：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你所谓的“美”呢？

　　阿兰：我愿意遵循十九世纪伟大的法国作家司汤达对美的定义。他说：“美是幸福的允诺。”当我们说一张椅子或一幢房子是美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我们喜欢它所唤起的某种生活方式。它已经成了一种吸引我

　　们的生活态度：如果这种美能魔法般地重塑一个人，那么我们会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还是一座豪华宅邸（想想我们重新装修房子时省了多少钱），如果我们都能保持大致相同的心态，那么美会变得很容易；但不幸的是，我们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周遭的符号化讯息所引诱。对美的渴求有助于解释我们对建筑和内部装潢的热情，因为它们能决定我们是谁。

　　河西：重要的建筑如何决定我们的思维状态？

　　阿兰：当然，依靠其自身，建筑并不能总是让我们心满意足。我们会看到，即使在田园诗般的风景中，不满的情绪仍然不能消失。在最美的环境中，你也可能和你的朋友发生口角。你也许会说，建筑向我们暗示一种心情，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内心杂草丛生，根本无福消受。建筑的效用大概和气候差不多：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能充分地改变我们的心情——人们甚至愿意付出很大的牺牲来亲近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迫于如此多的问题（比如爱情和工作的挫折），没有什么好天气，甚至是最伟大的建筑能让我们喜笑颜开。因此，试图将建筑拔高到拥有一个政治优先权的高度上是困难的：干净的饮用水和安全的食物也都没有这种含糊不清的优势。但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河西：为了写作这本书，你有没有再度游历英国或其他国家？

　　阿兰：有，但不多。最后，你会发现，在你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之后，总是会有更吸引人的建筑在等待着你。这就是为什么建筑的书籍能令人愉快的原因，它们经常有漂亮的插图，给你一个建筑的美好印象。

　　河西：在此过程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有趣、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吗？

　　阿兰：令我吃惊的是，这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相似的建筑风格和趣味。如果你分析一下当今的建筑风格，它们会告诉你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两种非常通行的建筑风格：极少主义和乡村风格。但两者都涉及到正在从社会中消失的东西：一个是宁静，另一个是自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怀旧？怀旧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些乡巴佬，只会往后看。毋宁说，我们对田园风光的乡愁恰恰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远离了田园生活。我们想要远离一个被工业技术、混凝土和高科技所淹没的社会。许多人讨厌现代建筑正是因为这种建筑无助于它们重新平静他们的心灵，而又给了他们太多已经拥有了的东西。

　　河西：英国建筑师赫伯特·邦士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神圣建筑的回归》。在书中，邦士抨击现代主义建筑，呼唤传统建筑风格的回归，你同意他的立场和观点吗？

　　阿兰：建筑经常被划分成“现代主义的”和“传统的”两类。我认为这是非常悲哀的选择，非此即彼，太简单化了。对我来说，理想的建筑能够让人回忆起过去，了解历史，但同时也并不是特别怀旧的——一种准备拥抱过去，但知道它来自何处的建筑。在当下的世界中，确实有许多无趣、乏味的建筑，特别是写字楼。这些庞然大物由钢铁和玻璃制成，它们无法传达传统或传承的讯息。一些人看到这些建筑时，他们认为自己讨厌现代建筑——然后匆忙地退回到传统。但我不认为简单地模仿过去是可能的。如果你这样做，其结果就像现代人却用古代语言说话、用孔子的方式来写作一样可

　　笑。我们应该尊重过去的作品和艺术，但不能简单地复制。一种真正的敬意并不表现在模仿之上，需要对其重新进行解释，因为我们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我理想中的建筑是它传递出的信息是忠实于过去的，抑或材质（木头或水泥等等）是传统的，但同时又欢迎建筑形式和技术的革新。最佳的建筑，就像最好的人一样，既不完全现代也不完全传统，懂得如何适应不同的语境。

　　河西：英国小说家托比·利特曾经对我说：“我对英国总是有一种很强的疏离感。”作为一名现代作家，你是否也因这古老的国家而感到困惑？

　　阿兰：过去的英国是个特别令人感到困惑的国家。任何古老的事物几乎立即就变成了圣物。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建筑不允许被拆除。即使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别墅。我觉得这太过了。英国人对过去有一种迷信，这种心态是不健康的。当然，这也事出有因，因为英国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在建筑中，他们会喜欢那些他们生命中所缺乏的部分。

　　河西：我知道你现在住在伦敦西部一幢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房子里。你说那里的环境并不理想，是真的吗？我一直想像那里应该是一个世外桃源。

　　阿兰：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将古代与现代奇怪结合起来的建筑，它建于1890年，外观上是很古老的，但内部装修过于现代。

　　装修的品位往往会告诉你许多他们在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房子很白很安静，人们会误以为我是一个心无旁鹜、悠闲自在的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恰恰是个与自在无缘的人，我只是深深地为这种风格的建筑所吸引。或者采用这种方式，如今许多人都想要在乡村别墅里生活。最想这样生活的不是农民，而是一些城市居民，他们拼命想在他们繁忙的、科技驱使的生活中找寻一些传统和接近自然的机会。因此，在最深层的意识中，一个人也许会根据他热切希望的生活方式来装修他的房子。

　　我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河西：你的很多书已经在中国出版，你有计划到中国来吗？

　　阿兰：两年前我来过中国。那时我的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那是一次奇妙的旅程，我对此记忆犹新。我觉得那不仅是一次商务旅行，也是一次结交新朋友的机会。我做了几场演讲，也接受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采访。我以一个旅行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总而言之，我对那些对我的书有兴趣的读者充满敬意。

　　对于任何一个不怕麻烦去阅读我的作品的人都会让我感到讶异。让他们独自享受——我也因此感到喜悦和幸福。

　　意识到我们的很多情感是相通的这一点也是很令人感动的。我写下这些话是因为这似乎是真的：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写下的文字在另一些人的心中激起了回响。

　　我对他们的支持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