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毅

　　跨文体

　　疼痛史(节选)

　　黄毅

疼痛的缘起

人为什么会疼痛？是因为我们有肉体吗？肉身仿若一块海绵体，只要落在了滚滚红尘中，便会吸附进形形色色的因果，然后它们又用不同的形式慢慢渗出，疼痛便是其中最致命的一滴，它冰冷而灼热，晶莹而溷浊，轻盈而沉重，无边无际又只有针尖那么一颖；或者肉体只是一块地，不管贫瘠还是丰腴，都会播下前世今生的种子，也不在乎墒情的好坏，该发芽的注定发芽，该结果的必然结果，而疼痛是其中最疯狂的一株，它高大而顽强，狰狞而扭曲，根系发达，叶片粗糙，花朵破败，散发着浓郁、经久不散的气息，而果实更是丑陋，盈结成一串串的罪恶，在风中摇曳。

　　但疼痛不仅仅根植于肉体，它还弥漫于人的精神。精神的疼痛似乎更加隐秘，它往往不以疼痛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出现，诸如痴狂、疯癫、悒郁、亢奋、胆大包天或胆小如鼠。疼痛着的精神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它的面前再没有一块完整的东西，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还流着淋漓的鲜血，面对无数的创口，最好的办法是把刀刃包裹起来，把疼痛的精神包扎起来。

　　有种说法流传已久：精神的疼痛远比肉体的疼痛更甚。而如果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其精神的疼痛肯定没有肉体的疼痛剧烈。上帝造人时也在其血液中添加了疼痛的因子，并用它来控制人。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控制一个人的肉体，对具有痛觉的肉体所实施的各种方法，大都行之有效，否则就不会有纳粹的集中营以及林林总总令人色变的可怕刑罚了。对付肉体，其实就是利用了疼痛，假如哪一天人类没有了疼痛，这个世界不知会混乱成什么样子。疼痛是套在每个人头上的紧箍咒，谁敢蔑视疼痛，谁就是在与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法律作对，因为每个人的疼痛都掌控在国家的手中，疼痛让人守法知礼，让人温良恭俭让，让人心存敬畏。

　　疼痛是肉体的哗变，灵魂的背叛，也是外部力量作用于精神而产生的不同梯次的震颤，是温暖的熄灭，甜蜜的稀释，美好的飘逝，健康的病变，阳光的黯淡，清风的污浊……也许，疼痛一开始就潜伏于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它也随着年岁增长不断壮大，疼痛是时间的另一种表现。对疼痛的感知，有人会说年轻人要比老年人敏感，他们以为人老了也就麻木了，其实不然。年高者，会对疼痛有更加深切的领悟，那铮铮白发，无不是被疼痛之霜打白的，而每一根白发也是疼痛的觇标，是疼痛敏感的触须，只不过他们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疼痛，对疼痛的忍耐力有了空前的提高，表面上的无所谓，恰恰反映出了内心承受的巨大疼痛。疼痛是长期潜伏下来的卧底和线人，你的所有秘密它都熟记于心，在你毫无防备、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击之下让你毙命。

　　欢乐是属于所有人的，只有疼痛是属于自己的，只有被分享的欢乐，没有被分担的疼痛，因此疼痛是难以言说也难以言传的。当一个人经历疼痛时，他很难用言语向其他人表述清楚他正在承受的疼痛，也就是说疼痛的本质和它最经典的部分是无法传喻的。我们只能动用我们有限而蹩脚的比喻来向别人描摹和形容自己的疼痛，比如我们常常会用“针扎一样”或“就像火灼水烫”来讲述我们的疼痛，并伴以扭曲的表情，惊惧的眼神，急促的呼吸，甚至夸张的手势，但对方是很难进入到你所描述的疼痛境界中的，他只是听你在喋喋不休地讲——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和良好的教养，就不会打断你的絮叨，也许他还会发出几声同情的附和。你在对他倾诉疼痛的时候，就像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一样。重温噩梦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倾诉疼痛也许会减轻疼痛，而倾听者多半是带有被迫的成分，因为你的疼痛与他的不尽相同，你的疼痛不是他的疼痛，你的人生与他不同，你的生活与他无法贴近，你也就不要指望他能体会你的疼痛，你认为天大的无法承受的疼痛，在他看来只是用来听的。真正的切肤之痛种植在各自的肉体中，蜗居在灵魂的深处。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疼痛是谁的好？

　　我们生有眼、耳、鼻、舌、手，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用五觉感知各种疼痛。疼痛何尝不是一种财富？一个对这个世界感知灵敏的人，总比浑浑噩噩的混世者精神富有；疼痛不能等同于不幸，疼痛可以激发力量，亦可以让人更真切地实践作为人的种种艰辛与不堪。在我看来，谁的疼痛都是我的疼痛，因此，我也希望我的疼痛是所有人的疼痛，把彼此的疼痛视为自己的疼痛，是需要大胸襟和大气魄的。

　　其实，所有的疼痛只有一种，那就是疼并痛着。

我要飞翔

我始终认为天赋是很有些神秘的，既然是苍天所赋就不好去追根究底，所谓天机不

　　可泄露，当然天赋也就不可破了。

　　所有认识我的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一定不会相信我在少年时代还是很有些运动天赋的，就像没有人会想到以诗文著名的周涛少时也曾是省乒乓球队队员。我这个人耐力不行，八百米以上的长跑从来坚持不下来，爆发力倒是惊人，像短跑、跨栏类的田径运动，需将全身的力量聚集在需要的地方，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来，不像长跑，长跑需要合理地安排体力，分阶段地把那点气力排放完，那是耐力和精神的较量、时间对肉体的折磨，而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过程往往会打消一个人对事物的正确判断。我总觉得这就像面对一碗酒，一口一口地小抿不如仰头一口干了来得痛快。这种偏好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我的写作中，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犹如爆发力，更适于精短诗文的创作，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因此，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写作还徘徊在诗歌和散文的领地，也许哪一天我的感觉迟钝了，想象力不能呼之即来，只能在记忆的深处捣腾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我就要开始犹如长跑一样写一些长篇的叙述文字，而我也明白，那个写作过程是对人精神的研磨过程。

　　我的短跑尤为出色。我的脚掌宽而肥厚，几乎是平足，十八岁验兵时赤身裸体的我被命令站在一块撒有细沙的地上，我的脚拓下了两个深浅几乎一致的掌印，没有像别人一样脚心那一块是虚虚的一个洼坑，验兵的人当即指出：一号平足。我不知道平足分为几等，但我知道平足是不能当兵的，它不适合长途跋涉行军，关键的时候会拖累了部队的速度。就这样我还没有当兵便被永远剥夺了军籍。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和我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朋友，他告诉我，我们这样的脚形耐力不行，但弹跳力了得，他的田径成绩在中学时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我像忽然找到了同类的独狼一样，有了一种归属感，原来颇为自卑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上帝在这件事上似乎很公平，拿走了我的耐力，却给了我良好的爆发力和弹跳力。

　　中学时一到开运动会，便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平时特别羞涩的我，这时变得跃跃欲试，我知道这时只要有上佳的表现，便会引来众多注目，尤其是那些平日不敢多看一眼的女生们，此刻我可以大胆地从她们的眼睛里读出对我的种种评断。而我哪里是跑，简直就是飞，哪里是跳，简直就是表演，我的原动力就是她们温润的目光，是她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大呼小叫。

　　百米跑的时候，枪响前我的心狂跳不止，不全是因为紧张，肯定还有别的因素，仰头深呼吸几口，把目光投向前方那横拉起的终点线，然后松弛的肌肉陡然绷紧了。枪响得总是比我想象的要晚，但声音格外清脆，枪响之后我所有的想法都没有了，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头发都飘向后方。我始终搞不清狂奔的我究竟是怎么呼吸的，反正那时总觉得是一口气就跑下来了，中间好像没有呼吸，只记得起跑前的喘不上气和跑完后的上气不接下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在狂奔的时候眼睛好像看不清东西，居然在短短的十几秒内不偏不离地跑出了一条直线。你会说运动场上画着跑道，谁都不会跑歪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迹，因为快速运动的生物体它的全部注意力只在如何保持并不断提高向前的力量，不像一块被人扔出去的石头，石头的力量来自外部，它容易保持人赋予它的方向，而来自内部的动力往往是难以保持一个准确的方向，它需要不停的修正，而我跑步时的精力主要用在了如何

　　跑得更快上，怎么能顾及其他方面呢？可见人这架机器是够完美的。总之，人在狂奔的时候会被自己的速度左右，不断加快的速度造成一种局面，深陷其中的人，自然就有了特别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就如奔逃的动物，在出击或躲避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身姿，出击时前腿尽量地向前刨挖，身子一蹿一蹿的，尾巴高高扬起，而躲避时后腿拼命蹬踹，身子一弹一跳的，尾巴夹的紧紧的。人只有两条腿，但仍能跑出出击或逃避时的身姿，像刘翔、刘易斯那样的奔跑应属于出击型的，而像我等的奔跑大多属逃避型的，脖子向前头伸着，总觉得背后有一条狗在咬脚脖子，跑着跑着还回一下头，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但就是这样的奔跑，只要速度起来了，照样可以让人激动不已。人对速度的向往和崇拜，让人不敢轻易小觑骏马或飞鸟这一类的天造之物，因此，我的奔跑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

　　再看看我的跳跃，其实我是用我的速度把自己扔出去的。一个没有速度的人想要跳得足够远，就如同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想要超越自己，简直是不可能。除了速度，还要掌握技巧与要领，起跑、踏板、腾跳和落地是一系列完整连贯的动作，踏板看似简单，但差之毫厘，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对度的把握，飞奔中的人如何踏准脚下的踏板，是靠感觉还是计算？如果脚下长眼何须如此劳神费力，只顾一路跑将下去便腾空而起。飞翔是一瞬间的，落地却是永久的。我们经常忘记了地球对我们的引力，忘乎所以的我们却无时无刻不被它所控制，就像我们经常忘记了空气的存在一样，而谁又能短一口气？

　　随着快速奔跑中右脚的用力一蹬，我便飞了起来，这一瞬间在空中手脚要配合着动作，首先双臂猛地向上扬起，连贯着打开胸膛并努力向前挺着，到了极致再遽然向下甩动手臂，伴随着猛烈地收腹，而双腿在空中快速划动就像水中受惊的鸭子，然后重重地掉下来，把平整的沙坑砸一个大坑出来，还没有爬起来便回头看，已经飞出了四五米远。如果脚没有踩过线，如果踏板有力，再如果空中的姿势连贯正确，重要的是还要有足够的青春的冲劲，保准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挣脱大地的引力。为了挣脱大地，我们发明了飞机，发明了火箭，发明了航天飞行器，可怜的人类只有借助这些机械暂时脱离地心的羁绊。我们的先祖在没有发明这些东西之前，照样可以飞翔。那是靠想象。敦煌壁画里形形色色的飞天，不是肢体曼妙、衣袂飘飘、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吗？我们的肉身凡胎飞一次是多么不易，严格来说根本不是飞，更遑论是翔了，充其量是蹦了一下，与鸟呵鹰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倒是与癞蛤蟆有几分相似，如果按身形与蹦跳距离的比例来看，人还远不及它呢。

　　就这样我们已很得意了。关键是我们让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具有思考力的东西，随着我们的身体一起飞跳了那么一下，就这一下，便体现出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所具备的超越的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短跑六十米、一百米以及跳远的纪录保持者。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些纪录肯定早已让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破了，也肯定早被人遗忘了，这些纪录只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们不仅说明我是多么看重荣誉，也代表了我曾经拥有的青春的力量，我的梦想和我一起飞翔过。

　　三十刚出头时，我是一名教师，当上了孩子王才忽然觉得自己也不那么年轻了。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我把几个有点运动成绩的学生

　　弄到运动场上，开个小灶，单独辅导。原本这是体育老师的事，而刚当上班主任的我，更想在学生面前小露一手，让他们知道我这个老师不仅会写文章，运动场上照样不差。我一边活动着腿脚一边给学生讲解跳远的要领，须知这可是我的强项，然后开始示范。我深呼一口气，身子向后挫了一下，猛地跑了起来，踏板、起跳，我又飞了起来，我的梦也飞了起来，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少年的冲动和好胜重又回到了我的血液中，然而就在我飞到最高点时，我清晰地听到了咔吧一声，犹如劲风忽地扫断一根树枝，那声音清晰有质感，干脆而短促，那声音来自腰部，来自皮层和肌肉包裹下的脊椎骨。我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飞翔中的一只鸟突然中枪下坠，没有任何先兆。

　　我站不起来了。

我看到了我的白骨

老大夫不容置疑的诊断，并没有让我彻底信服。尽管他的几十年行医经验具有不可撼动的说服力，加之声情并茂的理论解说，像我这样一个很容易被人说服，而且也容易相信人的人，理应相信他的专业水平、接受他的指导，但那时我却一百个不相信，一百个不相信就对应着一百个理由。我太高估了我的身体，就像一个老子绝对会高估他的儿子一样，不管儿子是个什么货色。

　　相信人有时不如相信机器，所有的机器都是人造的，而人造的机器却比人平等待人，无论富贵抑或长幼，你不用看它的脸色行事，它也不必仰仗你的鼻息过活。

　　我决定去拍个X光片。

　　这是一间巨大的屋子，厚厚的门帘尽可能地遮挡住光线，屋顶很高，但仍有种压抑感，黑暗与空洞构成一种奇怪的氛围，虚无而厚重，黑暗把人定在原地动弹不得，空洞又令人惶惶想即刻逃逸。眼睛在一片黑暗的潮水中游移不定，摇摇摆摆，像缺氧的鱼，吐着黏稠的气泡，尾鳍疲惫地胡乱划动，绝望无声而喧闹无边。但眼睛终归适应了，在黑暗的深处，一台巨大的机器不动声色地静卧着，它的剪影有点模糊，但质感绝对坚硬。

　　我被命令剥光了上衣站到那台机器前。我的双腿颤抖不已，胸前热辣辣的，后背却如冰敷，我仿佛听到了那台机器的喘息声，那从胸腔里滚动出的威慑，对一个主动献身的猎物，捕猎者最大的欣慰是对猎物的不屑和轻蔑。我想听到它舌头上的软刺在嘴巴里搅动的剌剌声，坚硬的牙齿错动碰撞的铿锵声，而我最想看到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中遽然一闪……

　　什么也没有发生。幸好我的懦弱和胆怯让我安于现状，我的腰脊椎骨被完整拍摄下来了。

　　我们一向对先人的骨殖怀有深深的敬畏，我们是他们骨血的继承和延续。元谋人或者山顶洞人，我们面对一块几十万年前的头骨，陷入的沉思肯定比太平洋要深。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将去哪里？类似这样的天问会接踵而至，英雄不问出处，可每个人都想搞清楚自己是从哪块骨头分化而来的，自己将要还原成怎样的一块骨头。我们目睹了先人的骨殖，先人却无法看到我们哪怕一丝的骨屑，我们也无法在众多的子嗣里面听到谁的骨头发出与我们相似的敲击声；我们的骨殖是留给后人的，我们骨殖的白色是那样的耀眼而沉静，人生无论清白与否，骨殖都会是白色的，这些白色，让我们懂得宽宥，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

　　奔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是我们的一副好骨架，顶天立地、伟岸不屈的仍是我们的一副好骨架，除去了皮毛和血肉，剩下的只有这一副触之有声的骨架。我们的骨头躲避着我们，在皮肉的掩藏下渐渐变粗变硬，又悄悄变细变脆，骨头让我们有了人的样子，骨头支撑起一个新世界，因为有了骨头，这世界出现了与山峰、大树、桅杆和精神一样宁折不弯的人。

　　有着这样一副骨架的人，从不因为骨头的问题而回避世界。我们从先人的骨殖那里读懂了这个世界的变数，已经存在的我们，骨骼和容貌呈现出这片地域的基本轮廓，与之对应的山川河流总能找到合理的解说。其实我们的骨殖一直裸陈在那里，不仅仅是留给后人判断的，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民俗野史、官方典籍、正史传记、民间的眼神和庙堂的表情，都由我们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现出来，那些美丽动人的地方常常是我们引以为荣的部分，而那些丑陋猥琐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所不齿的。就这样我们一直裸陈在那里，毫不掩饰亦毫不设防，任它风来云去、日月星汉、沧海桑田……

　　而我却看到了我的白骨，看到了一串叠加连接在一起的脊椎骨，真切而怪异。

　　这是一张普通的X光片所完成的杰作。墨黑的衬底上骨头显得尤其的白，的确称得上森森白骨，犹如黑纸上的白墨书写的一幅作品，不是行书，更不是狂草，而是一笔一划的隶书或魏碑，点划疏密得当，布局合理，间架结构均衡，笔锋圆润有力，蚕头豹尾，笔划结实流畅，行云流水，无懈可击。是谁把我书写成这样？我的这把老骨头，我的本不该也不能看到的森森白骨。

　　病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医生指点，一般人是不会在一排排列齐整的脊骨间发现问题的。骨头们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个头一般，颜色一般，目光炯炯，表情严肃，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出了点状况，肯定一眼就能发现。而我现在必须一截一截去分辨对比，果然就在骨节间发现了锯齿状的凸出物，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它只是像刚孕育的青杏般大小，小得实在太不起眼。就这么几个小东西作祟，会害得我终日坐卧不宁，会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看到了我的白骨，我对着我的骨头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像在甄别一件瓷器，它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崇高感和卑微感同时袭来。拿着薄薄一张X光片，就如同获取了一纸签证，从此可以自由出入我的身体、我的骨头。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白骨’照汗青”。

比针更尖

小时候有个玩伴儿是个哑巴。在不说话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他有啥问题。他有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满是露水和星光，好像随时都会泼溅出来。他还有一线薄薄的嘴唇，红而且润，大有能言会道的发展趋势。一般情况下，你说你的，他会用眼睛跟你搭话，不瘟不火，彼此都能心领神会；而有时，谁欺负了他，特别是谁冤枉了他，那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会跳着脚舞着手跟你抢话，满嘴呜里哇啦的，越急越搞不清楚，越搞不清楚他越想表述，最后不得已往往是擂自己的头，扇自己的脸。每当遇到此等状况，我们都会静下来，替他着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人不能说出心里的话，是多么可悲，是多么凄惨。而大人们总是摇摇头：“哎，可惜了娃娃。”

　　有一天看电影，故事片前加映当时称为

　　《新闻简报》的纪录片，类似现在电视上的《新闻联播》，那是了解世界形势、国家大事最便捷也是最形象的方式。纪录片的名字好像是《无影灯下颂银针》，讲的是一群白衣战士用小小的银针让聋哑人开口说话的故事，看那个纪录片我学到了一句话叫“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电影播映不久，我的那个哑巴玩伴儿便被他的父亲带去了北京，说是要找那家部队医院的针灸专家去治疗。从那时起，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期待甚至盼望着他归来，我们都设想着再见到他时，他会用卷舌头的北京话骂我们一句，骂我们没关系，这一骂就说明奇迹诞生了。几个月以后我们的玩伴儿回来了。那是一个傍晚，太阳比往日要落得早些，雾蒙蒙的空气中弥散着不祥的气息，我们呼啦围住玩伴儿，都盯着他的嘴看，可他什么也没对我们说，薄薄的一线嘴唇紧紧抿着，更别说用卷舌头的北京话骂我们一句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真让我们失望，哪怕他的白牙齿在暗淡的天光下闪一下也好。

　　第二天，太阳一大早就明晃晃地挂在天空，对昨天傍晚的一幕我们都怀疑其真实性，玩伴儿出现在早晨的阳光下，对我们的问话仍用眼睛回答着，只是那目光里的露水和星光都飘了一层薄雾，就像昨天傍晚的天空一般。

　　从这件事以后，我对针灸怀有的神秘和崇敬便打了些折扣，想一想，我们的玩伴儿是那么聪颖的一个孩子，多数情况下，他的话都涌到了嘴边似乎立马就要冲口而出，但却在那一刻被什么封住了，比如说是一张纸。而针是多么尖锐的东西，只须一下，不管是纸还是别的什么，洞穿它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突破封锁，便可大放宏声。关键是小小银针创造的奇迹，并没有在我的玩伴儿身上兑现，这不能不让我对针灸心存疑虑。

　　没多久，大概是1972年吧，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现场观看了针灸治病，并对此大加惊叹，而从那时起，针灸开始进入美国。

　　不久又听说援助非洲的医疗队，在坦桑尼亚、赞比亚用小小的银针治好了多种疾病，包括感冒、腹泻这些常见的疾病。小小银针在当时被虔诚的非洲黑兄弟视为神物，而那些在银针下起死回生的人们，因为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银针非凡的力量，认为是神迹的降临，在他们膜拜供奉的图腾里，又多了一件银光闪烁的尖锐之物，自然，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疗队员们，也被视为拥有超乎寻常、无所不能力量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针灸有种说不上的复杂情感。针炙是从扁鹊、华佗时就已有的治疗方法，古老的程度所包含的内容就说明已经有了千万次实践为基础的针炙安全、可靠和实用的，就像中国的餐饮一样，既可以重复，又因人而异。它总是不断被创新不断被改造，几十年前的一碟鱼香肉丝与现代版的鱼香肉丝肯定有着不小的差别，那是时间在一碟菜中的不同呈现；而一个四川人做的鱼香肉丝和一位上海人做的也肯定不会相同，因为地域的、文化的、甚至是性格上的差异，都会在一碟菜里找到答案，那是空间赋予每一碟菜的独特性。针灸何尝不是这样！在同一个穴位使用相同的针具，只是施治的人不同，其效果往往大相径庭。因为重复而不能证明结果是一致的，中医常常被老外们斥为不科学。彼洋人的所谓科学，是建立在庞大数据堆垒的基础上，它严谨，细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容不得半点含混。老外学做中国菜最头痛的就是掌握不了调料的计量，就是按菜谱上

　　操作，也难搞懂，比如醋少许，老抽少许，料酒少许，这少许究竟是多少？没有几克几毫克的明确标注，老外就玩不转了。

　　在我看来，中医针灸也有“少许”之嫌，它在不少情况下是模糊而感性的，全凭经验感觉去进行，在这里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行医几十年的中医犹如驾驭了多年的马是可信赖的，其可信赖的基础是建立在把一条山道从无走到有，再从浅走到深，把厚厚的马蹄铁走得薄薄的，驭者甚至用不着再挥动一下鞭子，这匹识途的老马就可以把人驮到想要去的地方，也不必担心这马搞出什么大动静或者发生什么不测，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一名刚刚毕业于某所著名中医学院的高材生，其可信程度远远不如一名乡村老中医，这里面不是学识多寡的问题，而是谁拥有过大把行医的时间，老中医探出号脉的两指其实就是捉住了一段光阴，而时间坚硬无比，它打磨着一切，让粗糙的细腻，让浅薄的厚重，让幽暗的透亮，让过去成为历史。时间就仿佛是众多收藏品诸如瓷器、玉石、古砚上的包浆，那种泛着黯淡的光泽、细腻而光滑的附着物，使器物的肌理润泽饱满，透出古色古香的韵味。老中医是被时间包浆的，他的价值是时间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不能评断的。

　　我认为中医里的大师或高手，一定具有从一大堆模糊中条分缕析的超常本事，在模糊中寻求精确，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了鹄的。如果一味地模糊下去，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表面的模糊并不能代表本质的欠精当，关键是要看在要害的地方如何体现属于自己的发现，这发现其实有时就那么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是至关重要的，是足以让人扬名立万的要素，要不怎么会有庸医和名医之分呢？

　　现在，我看见年轻的女医生用白色的托盘端来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那里面有消毒的酒精棉球，有圆球型的玻璃火罐，再有就是一把长短粗细不一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针。那些针我只瞥了一眼，心里就猛地一凛，我一向对尖锐的东西有着比尖锐更加敏感的想象，很自然就能联想到颖尖突破肌肤，轻而易举深入到肌肉的深处，在谁也看不到但却被认定是穴位的地方，制造深度的恐惧。对疼痛的敏感，说明我清醒地活着，而往往想象的疼痛比疼痛本身更强烈，不堪的不是疼痛本身，而是想象疼痛并推及而来的心理负担。这负担就像一块黑色的石头，死死地压在心底，谁的手能搬得动？哪怕掀开一角，透出一丝亮光也足以令人舒心，可是不行，由此应坚决地相信，想象也可以置人于死地，上帝把疼痛随时给人，就是时刻提醒人，要心存畏惧。

　　看我面露畏葸之色，女医生嘴角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一点都不疼的，这么细的针！”言下之意是你这么个大男人，还惧怕这么细小的针？我真的不明白，疼痛与体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头大象撞在身上，远没有一枚针扎在心上痛，要知道，感觉的痛与实际的痛不是一回事，想象的痛是放大了一千倍一万倍的痛，是无与伦比的痛。

　　儿时看母亲为我们缝补衣服，不小心被针刺破了手指，指尖即刻便渗出一粒红如宝石般的血滴，母亲并不吱声，只是眉头蹙一下，便迅即将血滴吮吸去。我知道母亲一定很痛，会痛到心里的，但她怕被我们发现。现在，针被一根根扎进我的身体——的确没有想象的那么痛，针尖突破肌肤迅捷而有力，甚至听不到一点声音。笔直站立在身体上的针，就像身体本身长出来的一样。

　　年轻的女医生用嫩白的手捻动银针，让

　　我体会酸、胀、麻、痛等诸多感觉，痛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针的颖尖不定什么时候就触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一股电击般的热流迅速传导下去，忍不住就想大叫一声，可是必须忍住，因为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而且能不断重复几次，也就是出现反复被电击的感觉，效果才格外不同。

　　我趴卧在病床上，腰背上扎上了一片针，如同一块仙人掌，而我不能动，必须趴够三十分钟，还不能受凉，背上就被扣上了一只脸盆，再盖上一床被子——既保温，又隔开了与针的接触，我知道那一刻我与驮着壳的乌龟非常像，只是我在与什么赛跑？与时间还是生命，抑或就是疼痛？但不管是勤勉而缓慢的乌龟，还是偷懒而迅捷的兔子，都跑不过疼痛，其实疼痛根本就用不着跑，它一直在目的地静候着我。

　　比针更尖的是疼痛，比疼痛更可怖的是对疼痛的想象。

活着真好

我是带着疼痛去探望他的。现在疼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头发、鼻子或者脑袋，甚至脑袋里的思想，也可能是鼻涕、脏话、大小便，在离开我身体之前，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人，肯定是由这些有用和无用的东西组成的，光是有用的东西，人活不下去，光是没用的废物，人就是一堆垃圾。

　　带着一大捧鲜花去医院，显得很有教养和品位，这从洋人那里学来的礼仪，让我们这些土得掉渣的国人玩得炉火纯青。探病，鲜花是无奈中的最佳方案，买得起也体面，不掉价而具有人文关怀情调。

　　我的背脊一阵发冷，那几节椎骨又不失时机地隐隐作痛，像是提醒我什么。

　　他曾经是多么风光的一个人。大学时他是学英语的，嘴里一天到晚叽哩咕噜的洋文已经让女生们心生微澜，偏偏还是个校园诗人。他经常和一群特立独行的狂人在一起，他们搞一个诗社也是顺理成章的，或啸吟高蹈，或颓丧宿醉，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诗人们干出些出格的事，大家也都能接受。某次，来了个香港的诗人，到校园演讲。那天天降大雪，行人嘴里呼出的都是尺把长的白气，就像现在的汽车尾气，乌鲁木齐展露着西部城市特有的风雪情调，而那个香港诗人竟然短衣短裤，一身短打行头，且面色红润，这让校园诗人们匪夷所思。香港诗人广东话普通话参半的演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深刻印象，倒是数九寒天露胳膊露腿，让他们崇拜不已。他告诉我，他和香港诗人握手时，对方的手热乎乎的，和所有南方人的手一样，潮湿而绵软，就像他们说的话。

　　香港诗人好像练过道家的什么功，脉气运行，真火护体，自然不怕寒冷，而他的诗兄弟里有个走火入魔的，不但把笔名改成与香港诗人白塔比较接近的“白搭”，而且也试着大冬天出门只穿一件T恤，结果可想而知，而白搭的笔名也喻示了他日后的运道，白搭在

　　西北话里的意思是徒劳、白费力气，白搭果然一生无为，英年早夭。

　　我是带着疼痛来探望他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种参照，而我的那么点病痛在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犹如门前的涝坝之于博斯腾湖，屋后的沙丘之于昆仑山，无论是规模和程度，都不具有可比性。

　　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一个诗刊社当诗歌编辑，据说幸福的一种就是把爱好当成工作。在1980年代，他着实幸福了一把，全国不少报刊都可见他的诗作，一些校园诗社和地下诗刊，把他拉来当旗帜，那红火劲，早超过了当年的香港诗人。可有一天，他忽然消失在众人的视野，诗歌的天空每天有多少颗流星陨落，实在没人细数并记录在案，只有朋友们偶尔提及，皆叹可惜。等再见到他，他已是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只密码箱，开口闭口间夹杂着几句时髦的粤语。据传他去了周边的独联体国家，倒了几批钢材，然后又杀向广州，捣弄起电子产品，总之他一下子变得有钱了。有些人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文学时髦、诗歌吃香的时候，他们是作家、诗人，全民下海、金钱当道的时候，他们又是老板、大款，这个世道总有些无所不能的人，引领大众社会的价值取向，他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忽然有一天，他得了一种怪病，开始的症状也是腰背痛，与腰椎间盘突出症颇为接近，为此我与他还交流过，曾打趣说：“凡腰痛的人都会被人怀疑那方面弄得太多了，以后可得悠着点啊！万不可图一时之欢而自毁长城。”他听后倒没反驳什么，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很是复杂。

　　不久，就传出他得的是骨髓癌的消息，还去了北京301医院治疗。他在北京的一个同学更是挚友C，当年也是大学文学社的骨干，颇有几分异术神通，在民间和社会甚至有些官道都被传扬得神乎其神，特别受到港台和东南亚一些巨富的追捧，据说李嘉诚也曾被其一语中的，俨然一代大师。同学C不但为他找了301医院最权威的医生，还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你会没事的，以你的造化，这只是此生的一道坎，过去就没事了。还有大事等着你去做，你要放宽心。你想没事就会没事的……”

　　从北京回来后，他果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看上去神清气爽，信心满满。谁说不是呢？像他这样相貌不凡之人，就是我等这般凡夫俗子也看得出是大富大贵之人，怎么会出意外呢?在我的这圈朋友里，就属他长得有福相，个头不高，年纪轻轻就挺个将军肚，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反而不那么斯文，圆头方脸的，几乎没有脖子，大脑袋好像直接安在肩膀上，特别是耳朵顺溜而长，耳垂明丽而肥大，一本正经的时候，与青年时代的金日成颇似。

　　可是不到两个月，他又被送进医院。

　　他刚刚做了个大手术，脊柱靠近尾椎的地方被挖去一大块，为了止血，在创口处用一个足有一两公斤的沙袋镇住，可床单、被子还有他的病号服上，渗出的血迹随处可见，显然血没少流。看来他是吃了不少苦，背上长褥疮的地方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也许输液太多，肌体已对药物排斥，漏液的地方一片一片的，像是土豆皮被磕破了一般，形成暗疮的褐色。

　　他趴在那里，真正的只有出气之声没有进气之功，活像一只伤痕累累的巨蜥。他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此刻的心情，只是定定地看着儿子，目光浑浊而茫然，仿佛身边的一切都已不存在，她就像浸泡在巨大悲伤中的石头，已经不能简单用词语来描述她的神

　　形。想一想，一位母亲面对儿子饱受折磨，眼睁睁地看着他衰竭下去而又无能为力会是怎样的状态？

　　他的妻子愈发苍白，那副细黑边的眼镜现在显得尤其大，几乎占了半张脸，单薄的身体看上去摇摇晃晃的，尖削的背胛在衣服里明显地支棱着，悲伤和心力交瘁就像一个小偷的手，已经将这个女人掏空了。她趴在丈夫的耳畔，大声地告诉他：“黄毅来看你了！还有军成!你听到了吗……”哪怕对着一块岩石呼喊，也会得到一点微弱的回声，可是他没有一点反应，这让我们很不忍，劝她不要再喊了，对一个深度昏迷的人，不能有任何要求的，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她让我们与他最后的道别，活人之间不可能有第二回的一次交流，它的弥足珍贵是日后才让我们意识到的。

　　眼下我能做的就是劝慰两个承受着巨大悲伤的人。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走到门边，我忍不住回了一下头，我的目光投在他趴卧的身上，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一滴晶亮的液体，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

　　两天以后，他离我们永远而去了。

　　我的脊柱虽然一直疼痛，但至今仍活着，活着真好。

永久寂静

母亲来电话，声音似比以往细弱些，说要给我送午饭。我赶紧说不用了，这个小医院伙食挺好的，千万千万别来！

　　我不想让母亲来主要是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模样，让一个母亲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让她知道她的孩子出了状况，特别是不能让她看到我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一副颓丧的狼狈样子。母亲一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常对我们说，不管遇到什么，一个人的心劲不能丢，心劲没了，人就废了。一段时间来三番五次的椎间盘病发，搞到我颓丧至极，身心皆备受摧残，不说万念俱灰吧，至少对先前认为颇为重要的一些事，忽然变得无所谓了，不愿意多想也不愿意深想。疼痛把我悬浮在半空，晃晃悠悠的，任凭什么风都可以把我吹到任何地方。

　　这种状态，怎么好让母亲目睹呢？况且我住的这家小医院位于城乡结合部，母亲到这儿须倒两次车，平时经常搞不清道儿的母亲，总是错把面貌差不多的街道混淆，比如明明是去医院，转了半天却在她认定的地方找到了菜市场。我怎么放心让母亲独自前来?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出门本来就挺让人不放心的，而她还要提着瓶瓶罐罐的热菜热饭上下公共汽车，我于心何忍？

　　可是快到了中午，护士到治疗室告诉我一个找我的老太太在病房等。我心一咯噔，知道等我的是母亲。这老太太，不是说了不要来吗？与其说我在心里怨她，不如说我的心隐隐在疼。

　　推开病房，只见母亲斜倚在病床的被子上睡着了，手中还攥着提饭菜的蓝花布兜。听到声响，母亲猛地坐直了身体，她的表情很奇怪，好像没明白怎么会在这里睡着呢。我想也许是天气太热，母亲太累的缘故。

　　母亲催我趁热赶紧吃。从保温瓶里倒出的汤还飘漾着热气，母亲说腰痛肯定是缺钙了，天还没亮她就去菜市场买了牛骨头，这汤炖了一上午，好好补补。我听母亲今天说话的语速较以往慢了不少，底气似乎也不太足，再看她的脸，好像昨晚没休息好，灰灰的一层少有光泽，泛白的嘴唇爆着细碎的皮。我不禁担心地问：“是不是不舒服？这两天去医院检查

　　一下。”母亲笑望着我：“你好好养病吧，我没事的，可能是你爸爸这几天血糖有点高，我没休息好……”

　　母亲从医院走后，我的心里有种不落实的怪怪的感觉。临出门，母亲对我说还想吃什么，过两天她再送来。我不知怎么作答，嗓子眼堵堵的，只能望着母亲蹒跚地走向楼梯口，蓝花布兜在她手上一晃一晃的，像是枝头最后一片秋叶。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明晃晃的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立秋后的空气还弥散着夏天的气息，大滴大滴的雨即刻就将一种属于秋的凉意传递开来。忽然一道明亮的闪电遽然斜刺下来，而紧接着一声撼天动地的大雷在我病房的屋顶炸响，我听到护士的一声尖叫，手中的托盘连同上面的药片注射器之类乒乓跌落一地的乱响。就在那一刻，我不知什么原因猛然想到了母亲，而且真切地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第二天接到二哥的电话，告知母亲昨天在医院检查身体，被查出患直肠癌，明天还要做进一步检查，看癌细胞有没有转移；并告诫我，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要我暂时不要说破。

　　我怔怔地呆住了，二哥何时挂断电话我都不知道，直到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我才放下电话，而我早已泪流满面。我赶紧艰难地爬下床，扶着墙去医生办公室，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救治方法。也许是医生为了宽我的心，他说得有些轻描淡写。在他看来直肠癌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发现得早，将癌变的那一截肠子切了，就不会有大碍，而且他搬出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状况，言下之意是要我明白，对付这样的病也是小菜一碟。

　　我将信将疑地回到病房，心中祈祷着明天母亲的复检结果是癌症早期。一夜东想西想的难以成眠，恨不能冲到人民医院，陪母亲去看病。

　　等待的不确定，犹是季节的无常，等来好消息，是忽如一夜春风，而等来坏消息，无疑就是秋风冷雨，在这种不确定中，等待的人是一棵不知道该开花还是该落叶的树。

　　我等来了坏消息。所有美好的祈愿都被枝枝叶叶地劈落一地，母亲虽然才被查出病状，癌已转移至肝脏和肺部。我不禁在电话里质问二哥：“怎么不早一点带母亲去检查？”二哥说：“之前妈也没什么大反应，偶尔腹泻，之后有些便血，妈还以为是痔疮犯了呢。”

　　从混乱和悲怆中静下来，我赶紧打电话找朋友，询问是否有独门绝技或偏方治疗此病。很快就有了反馈，我一位搞电视的朋友，据说有个中药方子，治了好几例癌症，他的夫人患肝癌，本来最多能活半年，靠着这个方子吃药，硬是活了两年多，至今还健在。我似乎一下子抓住了一根稻草，不管它是否是真的，凭着它我浮出内心的黑暗，喘了一口气。

　　曾给我治过腰椎间盘病的某医院前中医科主任，是一位资深的针灸专家，据说她的针灸医术高深莫测，治愈过不少疑难杂症，前一阶段一直在国外游医，还为哈萨克斯坦总统施展过针灸的绝技。针灸专家明确告诉我，在吃药的前提下，用针灸作为辅助治疗，是有希望治愈的。

　　我也顾不得腰椎间盘的疼痛了，找了个朋友的车就拉着母亲直奔针灸专家的家。专家给母亲号了号脉，又让母亲伸出舌头看了看，舌头灰白且粗糙，上面还附有一层苔，问了一些问题，母亲的回答含含混混的。专家就拿出她的绝门密器——一包长短粗细不一的银针，还有几根指头粗细的艾条，沿着穴位，

　　麻利地一溜排开了扎下去，仿佛是个插秧能手。我看母亲的表情很是不堪，每一针下去，她的眉头都微微紧一下，特别是在捻针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牙都咬在了下唇上。一会儿艾灸时，母亲就有些犯迷糊了，嘴里还喃喃地低语：“疼、疼。”我不知是病魔又侵扰来了，还是那针的刺痛所致。

　　艾灸温热而苦涩的气息愈来愈浓烈，慢慢就有些辣眼睛，母亲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想打开窗子，针灸专家制止了，她轻声说现在病人的穴位都打开了，不能受一点风。母亲这时也醒了过来，不知是使劲咳的还是屋里太过憋闷，母亲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点点红来。

　　治疗毕，母亲显得精神了许多，针灸专家拿出半个西瓜让大家吃，特意切了一块小的给母亲，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在里手中，专家宽慰她：“没事的，今天第一次治疗，效果肯定明显，吃一块瓜给我看看。”

　　母亲这次病后，一直忌食生冷辛辣，也许是专家的治疗有了奇效，或者是别的原因，母亲竟一口气吃完了那一块西瓜，专家很是高兴，连连称有效果，有效果。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完整地吃下一块西瓜。

　　之后母亲的状况并未有大的起色。姐姐每天送母亲去专家那里扎针，姐姐告诉我，母亲嫌每天打的来去太花钱，以坐小汽车头容易晕为由，坚决要坐公交车，否则拒绝治疗，无奈之下，姐姐只好陪母亲去挤公共汽车。那时母亲已非常虚弱，几乎上不了楼梯，必须要有人搀着才行，我不敢想象母亲是怎样上下公共汽车的，而有时为了等车，还要在十一月的寒风中站立半个多小时，母亲是如何捱过来的？

　　母亲再次被送进了医院，接受每一个癌症病人必须的治疗：化疗。

　　母亲好像对化疗一无所知，也许是医生有意把化疗说成是热疗，每次治疗回来她都说太难受了，热得不行。可她每次又希望治疗时能更热一些，按母亲的理解，既然是热疗，这热力就能够杀死病菌。

　　母亲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很快头皮上就稀疏了。人也开始浮肿起来，指头按下去，手背上下陷的深窝半天恢复不起来。

　　有个医生朋友悄悄告诉我们，别让老人家在医院受罪了，化疗不会有好结果，它能杀死癌细胞，也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他建议让老人回家去，说不定还能多活一些时日。

　　自从接受化疗以来，母亲几乎就水米不进了。前一阶段没有任何胃口的母亲，提出想吃玉米面糊糊，姐姐赶紧煮了一锅，结果母亲连一小碗都吃不下，往往是几小调羹她就开始摇头不想再吃。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平时母亲最宠爱我，母亲也最听我的劝，看到母亲不愿喝中药，不愿吃东西，哥姐们都会让我劝母亲多吃点，哪怕多一口，而此刻我觉得我是多么笨拙，竟然没办法让母亲顺顺溜溜吃下一小碗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南疆生活，那时我们家孩子多，虽然还没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但玉米面也得匀着吃，缺油少肉的，每天至少一顿玉米粥就咸菜，常常让人胃里犯酸，以至于多少年以后，只要一提起玉米糊糊就会让我们条件反射地犯怵，可母亲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想起吃玉米糊糊呢？她是否忆及了那时的艰难以及艰难带给人的坚韧和不屈？她是否想通过唤醒味蕾的记忆重回青春的健康?抑或就是想在怀旧的老滋味里沉湎下去？总之，在物质条件无比丰富、想吃什么几乎都不成问题的今天，母亲偏偏选择了让我们犯憷的玉米糊

　　糊，那盛着不稀不稠的金灿灿的一碗，竟是母亲此生最后的食粮。

　　几天以后，母亲开始肝腹水，腹肚鼓胀起来，她偶尔会陷入半昏睡状态，但剧烈的疼痛常常迫出昏睡中的呻唤，而此时母亲也已经不能下咽任何食物。听说这种状况下最有效的药是人血球蛋白，而又听说因为人血采集的种种原因，这种药已停止生产。好在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搞到，于是，在一位医院管理员的手中花高价弄来几支救命的药。

　　按惯例，元旦我们家人都会聚在父母家里，这个元旦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全家人再没有往日的欢笑。晚饭还是摆上了一大桌，在飘漾着饭菜的香气中，大家还是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母亲也被扶了上来，她勉强抬眼看了一眼，搛在她面前的菜，母亲没有动一下，二哥拍了几张有母亲在场的照片，母亲就又被扶到床上去了。

　　一个星期后的12月8日，是一个飘着零星雪花的周末，大家似乎都预感到了什么，早早都赶来了。母亲躺在床上已气若游丝，其实准确地说只能听到她的呼气之声，而难闻进气之音，因为不进水米，只靠人血球蛋白维持，黄疸弥漫的全身，脱落了一层层银白的皮屑，就像四下里飘零的雪花。

　　父亲看到母亲的状况，催大哥赶紧联系急救中心，而我知道，母亲可能捱不过去了，静静的屋子里，只有母亲干涩的嗓子随呼吸发出嘎哑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指甲在生锈的铁板上抠出来的，让人揪心而难忍。我找了一根吸管，在水杯子里吸了一点水，滴进她大张的干裂的嘴，很快，嘎哑声就弱了下来，这几滴水，干净而温和的水，犹如泪滴的水，是我为母亲最后的供奉，而我也没想到这是我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几分钟以后，沉沉昏睡的母亲忽然有了动静，所有人都围了上去，定定地看着母亲，母亲一下子睁开了眼，像是一个从睡梦中猛然醒来的孩子，一时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她环视了一圈，目光轻柔地拂过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我的脸上，她的目光遽然亮了许多，就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最后总会发出超乎寻常的光亮，在母亲的目光亮到极致的时候，那光亮倏地撤退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离开了母亲的眼睛，而伴随着那道光亮的离去，母亲也发出了一声类似叹息的出气，但那要比叹息沉得多，深得多，仿佛是劳累一生的母亲，用这一声叹息把一生的悲苦都吐出了。

　　母亲永久地寂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