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月

　　布和收音机

　　漠月

　　

　　漠月，1962年生于内蒙古阿拉善，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治系。198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作品逾百万字，入选各种选刊和选本六十余次，并两次入选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获宁夏文学艺术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十余次。部分作品被译介国外。著有小说集《锁阳》、《放羊的女人》、《遍地香草》、《牧歌》，散文集《随意的溪流》等。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宁夏作协副主席、《朔方》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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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父亲很高兴的样子。

　　平时，父亲的脸总是紧绷着，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那张脸看上去就更加严肃了，甚至有些可怕。那天，父亲站在井口饮完了一群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屋，而是绕过我家那个小小的菜园子，直接去了老聂家。我家在东边，老聂家在西边。我家的羊圈在我家屋子的东边，老聂家的羊圈在老聂家屋子的西边。这样的布局在当初砌羊圈的时候很偶然，但是后来给我的感觉却像是一种必然。太阳每天从我家的羊圈里升起来，从老聂家的羊圈里落下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两家之间，还隔着几道小沙梁和一条枯水沟。顾名思义，在没有水的日子里，这条沟是干枯的。有时候难免风沙肆虐，像有一群野驴桀骜不驯地尥蹶子撒欢，扬起一股又一股沙尘。水从哪里来？是从北边的巴彦乌拉山上泻下来的雨水。天不下雨，巴彦乌拉山上便没有水，这条沟里也就不会有水。下雨的日子很少，巴彦乌拉山自己都干渴得要冒烟，光秃秃的，几乎不生长树木，皲裂得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的皮肤。其实，我们东西两家，都是各忙各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少有来往。就连羊群也是这样，以枯水沟为界，各到各的草场吃草，各回各的井上饮水，各进各的羊圈歇息，讲规矩，守本分，不僭越。一般情况下，从我家徒步走到老聂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父亲一去多半天。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回来的父亲就变了模样，不仅刮了胡子，还顺便把头也剃了。一看就是老聂的手艺，顶上功夫不错。真是应了一副古老的对联：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老聂也是这样的，每逢需要剃头或者刮胡子的时候，也要到我家来，让父亲给他操作，然后顶着一颗光秃秃明晃晃肉囊囊的脑袋，满意而去。老聂是典型的五短身材，腿还罗圈，一旦剃成光头，脑袋就显得更大，人也更加矮胖了。剃头刮胡子的过程中，他们嘴里也不闲着，议论牧业方面的经验、气候方面的变化，以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每逢他们这样一边手里和头上忙活着，一边嗡嗡嚷嚷地说话，我就止不住地瞌睡，同时联想到黑白电影里的某个画面，两个地下党人以剃头刮胡子这种方式为掩护，互通信息，交换情报，布置任务。来而不往非礼也。父亲和老聂这样彼此关照的交情，已经有几十年了。

　　父亲个头不低，胖瘦适中，又因为刮了胡子剃了头，看上去立马年轻了好几岁，比先前精神了许多。我要说的是，那天的父亲终于一改往常在我们面前的不苟言笑，平时总是紧绷着的脸有一些舒展，亮亮堂堂的。更重要的是，整个人和蔼了不少，温暖了不少。这也正是我们全家人期盼、向往的，巴不得父亲至少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刮一次胡子剃一次头。也许这样一来，父亲的和蔼和温暖就能够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因为父亲平时的态度和表情，直接影响着家里的气氛，甚至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方面，父亲是一个强势的人。我们都知道，父亲不是那种表情易于外露的人，即便是遇到了什么顺心的事情，脸上也只是淡淡地掠过一丝微笑。那笑幽微地一闪，很快归于平静了，像是刻意地隐忍着什么似的，了无痕迹。能够让父亲毫无顾忌地大笑几声，极其难得，一年都不见得有这么一次。能够让父亲开怀敞亮地大笑几声，是太奢侈了，太意外了，奢侈和意外得有如你想得到一只小羊，却意外地拥有了一匹高大健壮的骏马。作为儿子，我这样里嗦地说三道四，是不是不守本分、不讲规矩，对自己的

　　父亲有所不恭、有所不敬呢？这倒未必，不必多虑。即便是有所僭越，那也是写这篇小说时需要这样做，属于语言叙述方面的技巧问题，根本不在道德层面上。

　　其实，父亲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做事很果断，从不拖泥带水，从不贪图小便宜，而且往往呈现出一种孤寂和落寞的效果，有时候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2

　　那天，父亲和蔼温暖的表情，就首先与布有关。

　　我这样一说，也许读者觉得很突兀。什么布？就是用来做衣服或者缝被褥什么的布。布也叫衣料，主要是棉布、绸缎、呢绒等材料。将布按照不同的尺寸和要求裁剪缝纫好了，就叫衣裳或者衣服，穿在身上遮蔽身体和御寒。衣食住行，在日常生活中，穿衣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有多么重要。我这样翻葫芦倒马勺地说来说去，父亲这种和蔼、温暖的表情，到底与普普通通的布有什么关系？各位看官，这就是不可思议之处。就连作为儿子的我，当时也是莫名其妙。说来话长，容我慢慢道出。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作为一条汉子，却始终有一个与众多汉子不同的嗜好：买布。父亲对布的青睐和痴迷程度，甚至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牧业大队部距离我家有二十里的路程，徒步一个来回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因为途中必须翻越大大小小十几道沙梁，很累人的。大队部坐落在沙漠深处的一片开阔地上，用一圈土屋子围出一个四方形院子，开南北两个大门，仿佛古代官兵们戍边的驿站。平时由几个大队干部轮流值勤，人烟稀少，冷清寂寥。早些时候，距离大队部不远处有一座寺庙，晨钟暮鼓，几个喇嘛，香火袅袅，“文革”期间，被从巴彦浩特来的一帮所谓的红卫兵三下五除二地拆除了，据说连一根木头都没有留下，完全彻底，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一年四季，也就是六月末和年底的两次社员大会，大队部能够热闹那么几天。为了方便牧民的日常需求，大队部设有代销店，有一个代销员一年四季蹲守着。除去到分销店进货的那几天，这个代销员差不多天天都在。店面不大，两间土屋子，熟门熟路熟人，用不着小题大做地挂什么招牌。货架十分简陋，和城里的百货商店没法比，天上地下。因陋就简，泥砌的土台子上搭几层木板，上面摆着货物，无非是针头线脑、香烟糖果、烧酒砖茶、煤油蜡烛什么的。当然还有布匹，而且占的份额很大，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前台也是泥砌的，台面照例是一块长而宽的木板，涂了厚厚一层红色的油漆，很亮，能照见人的影子。台面上放着一把算盘、一把尺子、一把剪子。剪子通常不用，像个摆设。因为这个代销员经验丰富，将布的尺寸量好后，两手捏着量好的布，大拇指对在一起左右一揪，布就刺啦一声扯开了，干脆利索，清脆好听，裂帛似的，引人入胜。天大地大，牧民们居住分散，来一趟大队部并不容易。来了，就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办许多事情，包括到代销店购物。走的时候一条褡裢撑得鼓鼓的，脸上是一种满足的喜气。高寒地区，酒风很盛，尤其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对烧酒情有独钟。酒的蒙古语叫“爱勒克”，在我听来也是蛮有意味的，似乎就有一个热乎乎或者火辣辣的“爱”字在里面，连发音都相同，暧昧得很。他们盛酒的容器大都是十几斤或者几十斤的铜鳖子，要么是与之容量相当的塑料壶。这叫一次购得，多次消费，驮回家慢慢享用。因此，代销店里除过布匹，最显眼的东西，就是垛在墙角那几只硕大的箍了三道铁圈的

　　铝合金酒桶。偶尔一瞥，这冷冰冰的几只酒桶，仿佛竖着的几颗重磅炸弹，难免让我心惊肉跳，产生一种莫名的警惕。牧民们隔三岔五地来，代销店里便隔三岔五地飘出一股股酒香，然后弥漫了不大的院落。汉族牧民则逊色多了，每次买烧酒也就两三瓶。逢了娶媳妇嫁女儿这样的喜事另当别论。父亲也是，对烧酒不感兴趣，尽管他的酒量正经不错。父亲不会像蒙古族牧民那样，对这种无色透明却又让人迷醉忘忧的液体出手大方。需要表明的是，我这样进行对比，毫无贬低他人的意思。事实是，我的少年生涯也是受到了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习惯乃至他们的独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那种善良、宽容、淳朴、豪放的性格和品质，至今令我感佩不已。蒙古族牧民普遍信仰佛教，十分虔诚，对家里的老人尤其孝顺敬重，而且越老越尊贵，被当作佛一样供奉着，有什么好穿的好吃的，先紧着让老人享用，不让老人受委屈。这一点，我们汉族牧民是比不了的，是问心有愧的，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向他们好好学习。

　　父亲的注意力，集中在代销店货架上的那些布匹上。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国人实行的是供给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牧民自然也不例外。买布，就得有布票。我家的布票就掌握在父亲手里，家里的其他成员包括母亲都不能轻易染指。每次去大队部，父亲贴身的衣兜里，必定装着一沓花花绿绿的布票。布票印得很精致，乍一看像粮票，从几尺到几寸不等，似乎比钱都要金贵。父亲一去，时间或长或短，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驮粮买面，来回一天，如果是开社员大会，五六天不等。父亲一去，家里就会出现一段空白。这一段空白，就由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儿子进行填补，主要是我和三哥，类似于上房揭瓦、掏鸟捣蛋，搞得家里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惹得母亲唉声叹气，惹得尚未出嫁的姐姐们怒目呵斥。她们制止我们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信誓旦旦地恐吓我们，将我们的不轨行为告诉父亲。我们都怕父亲，尽管父亲平时并不怎么发火。我们对父亲的怕，是源于骨子里的敬畏，或者感恩。从记事起，尤其是从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启蒙教育开始，在我们的意识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父亲就是天。母亲又将这种传统观念进行了通俗而直白的诠释，我们吃父亲的喝父亲的，可不敢惹得父亲心生烦恼，父亲塌了，就是天塌了，全家人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母亲言传身教，在日常化的生活中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母亲对父亲，必定是言听计从的，尽管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光灿灿的金砖没有抱上，倒是人丁兴旺，生了三女四男我们兄弟姊妹七个，而且个个无病无灾，生龙活虎，香火绵延不绝，像一棵大树一样枝繁叶茂。大概对于一个寻常百姓家而言，这就是抱金砖的原本内涵或者延伸之意吧。在我们这个人口多、生活并不宽裕的家庭，父亲享有许多特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的特权根深蒂固，无人能够撼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天早晨，父亲的碗里要多出三样东西：打成絮状的鸡蛋、黄澄澄的酥油和溶化了的白糖。父亲这样的早餐，几乎雷打不动。直到我大哥结婚生子，父亲有了第一个孙女，他的早餐依然如故。这当然是母亲坚持的结果。有趣的是，父亲每天营养还算不错的早餐，后来终于被他的孙女分得一杯羹。每天早晨，爷孙两个分坐在小炕桌的两边，一老一少头对头地吸溜着香甜的鸡蛋白糖酥油茶，其乐融融，而且乐此不疲。每每至此，大嫂也乐得满脸开花。爷爷和孙子，隔代亲嘛。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父亲每次从大队部回来，肩头必定搭着一

　　些从代销店买的布。

　　布的颜色有青有蓝有灰有白。青的蓝的灰的是斜纹布，白的是市布，缝衣服缝被子时用做衬里子的那种布。偶尔也有花布和红布，是给姐姐们买的。后来家里有了大嫂和孙女，偶尔也给她们买。有时是十几尺，有时是几十尺，最多的一次竟然是十丈。一丈十尺，十丈就是一百尺。不同颜色的布匹垛在一起，共同散发出那样一种特殊的气息，让我们惊叹，也让我们感觉到日子的温暖和厚重。母亲将这些布一一展开，用手仔细地捋过一遍，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叠好。这些在原野上经过阳光雨露（棉花），在工厂里经过千丝万缕（纺织），在路途中经过千山万水（运输）的布，终于心思缜密地来到我们家里。带着父亲的执着和母亲的手温，整整齐齐地码放进屋门背后靠墙的那只大木箱里。这些布到了母亲的手里，便能够由母亲自由支配了。母亲是欣慰的，安详的，心里对父亲充满由衷的感激。这样的感激，我们能够从母亲似乎是不经意的眼神里觉察得到。当然，父亲的意思，母亲也是再明白不过了。穿衣吃饭是居家过日子的基本需求。一个人如果连裤子都穿不上，那便是真正穷到家了。缝缝补补自然是母亲的事情。母亲就用父亲买回来的这些布，把我们全家人从里到外地包装了起来。后来，父亲通过我城里的大姐，想方设法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飞人牌缝纫机，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大嫂。大嫂进门后，裁裁剪剪、缝缝补补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交到了她手上。此后，家里便隔三岔五地响起缝纫机转动时发出的那种轻盈欢快的嗒嗒声，感觉生活很美好。其实，那些年月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应该说还很贫穷，距离美好相去甚远。据说连住在北京城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日三餐都不吃肉了。那么，父亲这种买布的举动，就有囤积的意思在里头，也算是有备无患，想得周到。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人配衣裳马配鞍。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一家人就没有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走在别人面前就有一分摸得着看得见的光鲜和整齐。至于别人是不是会嫉妒，是不是会说什么闲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再光鲜的衣服也总有穿旧穿破的时候。衣服穿破了也很好办，拆散了一层层地糊成袼褙做鞋底子，物尽其用，一点儿都不浪费。俗话说，马瘦毛长，人穷志短。这是常态。但是，马瘦了还有一身乱糟糟的毛遮丑，人要是没有衣服穿了，就要光屁股露肉，丑陋得一塌糊涂，门都出不去的。即便是讨吃要饭，也不能光着自己的身子吧？人穷也有志不短的，那就得加倍承受生活的种种磨难和压力，其中不可或缺的是跑生计跑活路，费心思费力气的同时也格外费鞋子。穷人费鞋，是很有一番道理的。这个朴素的道理却不像鞋子那样容易磨损，反倒是颠扑不破啊。这样说来，布与鞋子之间，就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种符合逻辑的依存关系，并且完全能够经得起反复推敲，就像一个路人的鞋子不断地叩响大地。你想啊，有了布，才能够有衣服穿；衣服穿破了，才能够用这样的破布做出鞋子。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穷人的逻辑，与富人无关。因为富人可以穿皮鞋，可以穿裘皮之类的衣服，皮草是也。问题是，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贫富不均的世界上，历朝历代总是穷人多。穷人最大的闹心事，就是穿衣吃饭没有保障，讨吃要饭伤害自尊。

　　当然，在囤积布匹这件事情上，父亲也闹出了笑话。如同真理往前半步会变成谬误，经验也会过时的。这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似乎是怨不得父亲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产生的诱发作用，我才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点灵感，觉得有必要写一篇与之相关的文章，权且

　　叫做小说吧。

　　伴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伴随着我们儿女的逐渐长大，时世也不可违逆地发生了变化。所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当。既然势不可当，就要毫不留情地碾碎一些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落后的观念。时世的变化，体现在老百姓的家庭和个人身上，就是生活逐渐好转。人们的穿戴也紧跟着发生了变化，色彩和式样变得丰富了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单调的青蓝灰白，以及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列宁装和农村装（大襟棉袄大裆裤）。于是，轻车熟路的父亲，终于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就是，父亲多年来处心积虑地囤积下的那些布匹开始受到冷落，尤其让我们几个儿女不屑一顾，真正成了压箱底的陈年旧货。根据我们的估计，父亲囤积下的那些布匹，全家人还能够穿十几年，穿到儿孙满堂。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很有主见的父亲开始不那么自信了，只是以沉默的方式保持着一种不愿服输的自尊。我们心知肚明，也故意不去说破，同样以沉默的方式维护着父亲曾经的自信。可是，这样做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除父亲的这一块心病，这是其一。其二，这么多的布派不上用场，继续压在箱底不见天日，终究不是个办法。时间长了，这些布是要瓤掉的，变得一文不值，这样一来，浪费和损失可就大了，真正是得不偿失。

　　父亲几乎不喝酒，也反对我们儿女喝酒，认为酒后误事不说，还容易伤身体，划不来。有一天中午，父亲让母亲用珍贵的胡麻油炒了两个鸡蛋（他们爷孙俩各吃一半），主动喝了一点儿酒，酒后不软不硬地发了一顿脾气。不软不硬，说明父亲心虚，在囤积布匹这件事情上理不直气不壮，也找不到有效解决的办法。父亲是这样表示的：压了箱底的那些布就不要再计较了，既然我们都看不上，他们老两口子就当老衣缝出来准备好，到时候从头到脚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穿戴戴、铺铺盖盖地带进棺材里去，省得让儿女们再花钱置办。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嫂、三哥和我在家。母亲当时正在灶台边做饭，听了父亲这番阴森森的话后大惊失色，手里的捅火钳子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谨小慎微的母亲责怪父亲酒后失言，光天化日的，竟说出这种不讨好不吉利的话，然后，母亲开始安慰父亲，意思是他们老两口子背井离乡，从甘肃农村老家走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牧区，受了那么多的苦和累，生儿育女，总算站住了脚，多活几年也是应该的，阎王爷也会手下留情。母亲一向怕着父亲，顺从着父亲，夫唱妇随地习惯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父亲多说什么。事实是，母亲的话后来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验证，父亲享年七十二岁，母亲享年八十一岁，这在我们当地的牧区可以说是比较长寿了，至少让我们儿女们不会觉得十分遗憾。在母亲的制止和劝解下，父亲好长时间不再提及有关布的事情，那样子是那些压了箱底的布，谁愿意拿走就拿走，愿意送谁就送谁，如果送不出去，就让它瓤掉去也罢。那只盛着布的箱子从此不再挂锁，有顺其自然的意思。父亲因为自己囤积布匹的事情酒后发脾气的时候，我的几个姐姐已经先后出嫁，在距离我家几百里外的城镇定居生活，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日子。大哥和二哥也不在家。大哥在一座盛产湖盐的小镇当装卸工，主要是往火车上扛盐包。小镇每天往返一趟火车，拖着一长串车皮把品质上乘的湖盐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据说小镇的湖盐还被加工成精盐，进了远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呢，这无疑是一件让小镇的人们倍感自豪的事情。二哥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不期然地赶上一次十分难得的

　　招工，成为一名维护长途线路的电信职工，骑着一辆绿色的幸福250摩托车，在连接城镇和牧区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他们偶尔回来看望父母，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对那些压箱底的布不但没有任何兴趣，还时不时地给父母买几件衣服。对儿女们这份养育之恩的回馈，父母客气一番后，当然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3

　　后来，我三哥中学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被大队部安排到代销店，当了代销员。

　　原来那个代销员告老还乡，放羊去了。老代销员虽然已经老眼昏花，却不忘倚老卖老，临走时给三哥留下的话是，让你老子准备好一群羊，等着给你补窟窿吧。老代销员的言下之意是，代销员必须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干的是精打细算的营生，代销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的，你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两筒鼻涕都擦不干净，两眼一抹黑，啥都不懂，不赔个精光才怪。老代销员的威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譬如说，量布就很有讲究，全看代销员手上的功夫。每一匹布的长度不仅有定数，并且在出厂的时候就留有一点余地。但是，每次量布时手和尺子怎么配合操作，必须心里有数。手紧一紧，就能够多出一截布头，手松一松，就有可能短掉一截布头。手这样日积月累地松下来，真的是不赔才怪。据说，这个老代销员从来不买布，他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量布的时候一截一截紧出来的。更绝的是，曾经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扯完布后要求当场量验尺寸，竟然分毫不差，弄得提出质疑的人很尴尬，反过来给老代销员赔礼道歉。可想而知，老代销员该是怎样的得意啊。三哥被老代销员的一番话吓得不轻，回家和父亲商量，有打退堂鼓的意思。你想啊，弄不好要将一群羊都搭进去，该是多大的窟窿呢。百姓居家过日子，就怕落下饥荒，然后拆了西墙补东墙地补窟窿。这样补下去，这窟窿岂不是越补越大？三哥把自己的顾虑和想法一说，没想到被父亲结结实实地臭骂了一顿，然后恩威并重地鼓励说，即便是赔上一群羊也得干，不能给家人和祖宗丢脸。那个老代销员不是有经验吗？经验是啥？就是经过了才能验证。你不经过，咋能知道自己行不行？父亲甚至搬出了毛主席语录，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实践出真知嘛。三哥打小胆子就大，接受了父亲的鼓励后，撸胳膊挽袖子，立即走马上任。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三哥将代销员当得风生水起，不仅没有赔进去一只羊，没有丢掉这只泥饭碗，还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若干年后顺利地进了城，在一个乡镇综合经营管理部门供职，也算是人尽其用，业务对口，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直到退休。这在当时的境况下，是非常难得的，令周围的牧民羡慕不已。

　　父亲那纠结多年的囤积布匹的问题，也有了转机。

　　当了几年代销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明白了里面的头头道道、是是非非之后，三哥的胆子水涨船高，也学着干起了打擦边球的事情。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三哥瞒着父亲，将父亲囤积多年压了箱底的布，分几批重新摆在代销店的货架上，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将这些布不显山不露水地卖掉了。卖给了谁？自然是周围的牧民，既有汉族牧民也有蒙古族牧民。这些牧民又都是父亲的熟人，平时有来有往，交情不错。等到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你总不能低三下四地将那些卖出去的布再赎回来吧？此地无银三百两，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做，三哥的代

　　销员还当不当了？口碑很好的父亲和母亲成什么人了？我们全家还怎么在当地立足？父亲原本要发火的，但看着家里人个个惶惶然的样子，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父亲的心情很矛盾，很是忐忑不安，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起买这些布的人，毕竟都是些交情不错的人。毕竟是有了一些年头的陈布，到底不比新布那么结实耐用了。如果遇上一个细心的牧民，不说别的，只要闻一闻这些布，就有可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些布已经没有了那种新鲜而特殊的浆染的气息，只有一股陈旧的味道。当三哥把卖布的钱如数递给父亲时，父亲伸出来的手竟然有些颤抖，像面对一团滚烫的火炭，眼里甚至流露出孩子做了错事般的羞涩。那时的父亲差不多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父亲没有做过亏欠别人的事情，倒是在许多事情上吃了不少亏。

　　俗话说，萝卜是个菜，便宜是个害。占小便宜往往吃大亏。父亲兴之所至，偶尔也给我们儿女们讲讲过去的事情，说说生活中的道理，既浅显又深奥，就看我们怎么理解。其中既有道听途说的，也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七岁那年，从甘肃河西走廊那个极度贫穷的农村老家，辗转来到内蒙古阿拉善大高原落脚。最初是在定远营的祥泰隆商行开办的贸易货栈跑腿，记账、送货、收银子、放牧牲畜。定远营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为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的驻地。史书记载“擅园林之胜，四周白墙皑然”，故有“沙漠中的白宫”之称；有诗赞曰：“登高眺西域，翘首望瀚海。千里定远营，万方安邦城”，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解放前的定远营，即现在的巴彦浩特。就其历史而言，祥泰隆早于定远营，有民谚为证：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尽管有定远营的石碑作为物证（至今还在，保存完好，收藏于阿拉善博物馆），但孰先孰后的历史沿革是不可随意改变的。那时，祥泰隆的规模很大，它的商业贸易范围涵盖了西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包头、磴口、五原、呼和浩特、张家口、山西、北京、天津，往南方延伸到成都、重庆、汉口、南京、上海。祥泰隆在西北广大的牧区设有许多贸易货栈，主要是和当地的牧民做皮毛生意，以布匹、砖茶、土特产等日杂百货为主，收购羊毛、驼绒、药材，以及其他畜产品。其中一半的生意采取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方式，很古老很原始。据父亲说，当时一盒白头洋火，也就是白磷火柴，能够换一张羊皮；一斤黄色的冰糖能够换一张牛皮。物以稀为贵，你还真不好断言是商家见利忘义，赤裸裸地剥削了牧民。各取所需嘛。我家所在地，就是那时祥泰隆在牧区开设的一个贸易货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二十几户人家、五六十口人的牧村。这在那时人烟非常稀少的牧区，规模已经不小了。包括我父亲在内，这个牧村的户主多一半在货栈里跑腿儿，养活家人。父亲说他那时的年俸是五十个银元，穿衣吃饭自己解决。够吗？我们忍不住这样问。意思是够不够养活一家人？况且我们家的人口在陆续增加。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疑问，而是说当时平遥县正七品知县的年俸才四十两白银。我们没敢继续问下去，主要是心里没底，五十个银元和四十两白银应该怎样换算，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显然，父亲对他那时五十个银元的年俸是满足的。祥泰隆是山西平遥人开办的，他们肩挑货郎担，渡过黄河，经过鄂尔多斯台地、毛乌素沙漠和银川平原，翻过贺兰山，在阿拉善大高原驻足。祥泰隆作为晋商崛起的产物，起始于明末清初，兴隆于民国时期，不仅是晋商向西北地区扩张的重镇，而且最终成为雄霸一方、声名远扬、生意波及海外的老字号。祥泰隆

　　在鼎盛时期，每次从天津进货的商业驼队多达几千峰骆驼，浩浩荡荡绵延数里，走一趟得耗时几个月。购销大宗货物时，一次需要白银几十万两。父亲说，山西商人为什么能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长盛不衰？主要是礼让和灵活。尤其这礼让二字，大有讲究和学问。说到这里，原本严肃有加的父亲例外地笑了，故意卖个关子说，你们都好好想一想，这礼让到底是个啥意思？我们也就像完成一道作业题一样，很严肃地思考起来。顾名思义，答案无非是礼貌、忍让、包容之类，好像并没有什么太深奥的东西。父亲说，都对，却少了关键的一样，你们想啊，做生意嘛，还有个利字吧？是的，我们恍然大悟似的，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更何况是经商呢，赔钱的买卖谁愿意做？除非脑子里进了水。父亲说，你们的这种想法既对又不对。父亲这样一说，又弄得我们不明就里、一头雾水。父亲却不急于告诉我们答案，突然要求我们背诵乘法口诀，从一一得一一直背到九九八十一。我们不敢违命，将滚瓜烂熟的乘法口诀背得口干舌燥，父亲却听得兴致盎然。我们背罢了，父亲说，我再给你们提示一下。父亲提示说，礼让倒过来讲，其实就是让利的意思。见我们依然迷迷瞪瞪、不知所云的样子，父亲说，在商言商，山西商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乘法口诀。后来，我们终于从父亲那里知道了山西商人的乘法口诀是什么。随便举个例子吧：四四十三，七七四十六，八八六十一。这就是让利，将这三分利积极主动、无怨无悔地让给对方。做生意千万不能满打满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十成的生意做到七成就足够了。一夜暴富不可取，薄利多销才是正道。做生意是这样，那么做人呢？一样的道理，不可自满，不可自负，不可自大，不可自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留有余地，正所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千万不可自欺欺人。就是孔老夫子曾经说过的，也是儒家文化的最精妙之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迟早是要遭报应的。我家库房里有一个盛放杂物的旧箱子，是用那种没涂油漆的薄木板钉的，做工粗糙，好多地方还露出指头宽的缝隙。因为是盛放杂物的箱子，熟视无睹，谁也不在乎它的真实存在，大约只有老鼠会经常光顾它吧。冥冥之中，似乎是为了验证父亲所说的话，以及对我们的教诲。有一次闲来无事，我翻腾起这个箱子，无意中发现木板的那一面是有文字的，是工工整整、丝毫不乱的毛笔字。也是处在好奇心强烈的年龄，我就借助手电筒的光亮，将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许久不见天日的文字抄了下来，斗胆拿给父亲看，父亲也是一脸的惊奇，大概是时间过去太久了的缘故。父亲问我从哪里抄来的，我如实相告。毕竟时过境迁，父亲想了想，回忆了一阵儿，然后缓慢地告诉我说，这就是祥泰隆当年做事的契约，是经商之道，是所有的贸易货栈必须挂在墙上严格遵照执行的商业规则。所谓“奇文共欣赏”，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抄写在这里，供尊敬的读者们一睹为快：

　　赊销予付，秋季结账。

　　热情待客，食宿免费。

　　培养学徒，好语当先。

　　丰年储备，欠年发售。

　　救灾利民，保护消费。

　　……因此，父亲伸手接住三哥递过去的卖布钱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愧疚和忐忑不安可想而知，都在情理之中。其实，这卖布的主意是三哥想出来的，用现在的话说，与父亲没有一毛钱关系。母亲肯定是知道的，却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也没有告诉

　　父亲。当然，母亲没有表示反对，就意味着认可，同意三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三哥自信这样做不会承担什么风险，不就是一些过时了的棉布嘛。这些棉布也没有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啊什么的自然侵蚀，反而被母亲当做宝贝一样保存得完好如初。再说了，买这些布的牧民后来也没有找上门来索赔，说明这些布都好端端的，裁裁缝缝照样可以做衣服，可以穿戴，可以光鲜整齐地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

　　对父亲而言，买布、囤布和卖布这样一件让他先是满心喜欢后是提心吊胆的事情，成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往后再买什么东西，父亲都要掂量一番，够用就行，不够了再买，绝不囤积，有钱存在银行里或者攥在手里比什么都强。经过这样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父亲的主见和果断虽然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产生动摇。这令我深信，一个人骨子里或者血液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正所谓生就骨头长就的肉。即使有所变化，也是暂时的现象，就像休眠的动物和植物，蛰伏期一过，还要苏醒过来，向世界展示原本的状态。

　　4

　　买布、囤布、卖布，是第一件事。

　　关于这件事，到此结束。

　　5

　　再说第二件事。

　　正如这篇小说开头讲的，父亲那天很高兴的样子。

　　父亲那天很高兴的样子，指的就是父亲的主见和果断又呈现了出来。当然再不会是买布的事情，而是别的。至于买布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在这里可以算作一个长长的铺垫。准确地说，是买一台收音机。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动这个心思的，家里的其他人一无所知，事前他没有透露一点这样的想法。应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打算和决定，与买布相比较，属于精神领域的投资和享受。有了一台收音机，就等于缩短了我们和外界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和外界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准确无误地接收到来自北京的无线电波，尽管北京是那么的遥远，遥不可及。我曾经在一张不大的地图上，将北京和我家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然后根据地图下端标明的比例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一千三百公里。如果以公路里程计算，之间的距离则要翻上好几倍。当时给我的强烈感觉是，我这辈子都去不了北京。那么，包括我在内的牧民，就只能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或者像另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远飞的大雁啊，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应该说，这后一首歌很抒情，很委婉，有诗意，意境好，旋律好。问题是，如果站在我家的屋顶上，面对北京的方向唱这首歌，恐怕远飞的大雁永远都无法把信儿捎到北京。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大雁的迁徙路线是南北方向，而我家到北京的路线是西北方向。于是，我就不无沮丧地想，世间可有这种由西往北飞的大雁？结论是，没有。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祖国的首都。首都是什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如同人都必须有心脏一样，那么，北京就是祖国的心脏。尽管我可能这辈子都去不了北京，但是，只要有了一台收音机，就能够通过无线电波在几千里之外感受到祖国心脏的跳动和脉搏，尤其能够及时地接收到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明确一下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

　　父亲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次决定买一台收音机也是这样。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描述过秋天的景象。单就这一句，我认为虽然具有豪迈气象，但更多的是一种苍凉或者忧郁的意境，也就是所谓的诗意吧。大西北的秋天肯定与南方的秋天截然不同，天是那么的高远，云是那么的淡定，地是那么的空阔，风是那么的坦荡，草是那么的疏朗。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明明白白、昭然若揭。秋天的脚步正在远去，大雁也已经南飞了，踪影全无，即便是望断了脖子，或者将自己的脖子抻得像长颈鹿那样，也是枉然。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父亲盘坐在炕上，面前是那张矮腿的小炕桌，像一只听话的动物趴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和他的孙女分享完了早餐，桌子上是一只空了的描着两道蓝边的白瓷碗，碗沿上不经意地残留着一丝黄灿灿油汪汪的鸡蛋絮儿。秋天的尾巴冬天的头，漠野大地已经冷风飕飕了。炉子里的柴火燃烧得正旺，几根红莎柴在炉火里劈啪作响，不断分泌出一种红色的液体，以及芳香中略带苦涩麻辣的特殊气味。据说，红莎柴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植物，可以被用来打卦占卜看风水。有经验的牧民能够从红莎柴茎秆燃烧时分泌出来的红色液体的多寡和流向的不同，准确地判断出来年雨水的多少和草的茂密程度。特别是在预测移牧的夏营地或者冬营盘的时候，牧民就选一根品相好的红莎柴拦腰切断，投进燃烧的炉火里，然后根据红莎柴被切断的横截面流出的汁液，打卦问卜。

　　红莎柴在炉火里哔哔剥剥地燃烧着。吃喝过后的父亲满面红光，脸上显然多了往日少见的一丝兴奋。很突然的，父亲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屋里少了个啥。

　　包括母亲在内，都默不作声，相视无言，然后不明就里地在屋里四处逡巡，连犄角旮旯都不放过。少了啥？啥也没少。要说少了啥，少了几个姐姐和哥哥。尤其姐姐们，她们先后出嫁了，离我们而去，去得挺远，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和母亲。我们一年四季见不了几次面，而且每次都匆匆忙忙的。原本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家，因为少了几个姐姐和哥哥，就显得空荡了，寂寥了。姐姐们陆续离去之后，我很想她们，和母亲一样，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姐姐和哥哥不一样，姐姐的身上天生就有一种母性的东西，很柔软，很体贴，像水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感觉很温暖，很滋润。哥哥就不同了，或可亲近，却是另外一种感觉。若干年后，我第一次读《红楼梦》，记住了其中不少故事和情节，有的堪称经典。尤其是贾宝玉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头，男人是泥做的骨头。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当时不懂，觉得锦衣玉食的贾公子言过其实，无中生有，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纯粹吃饱了撑的，过后再三思量，联想自己当时身处的寂寥境地，就有一点开悟了，贾公子这番言语实在是高妙之论。正所谓世有天地，物有阴阳，人分男女，同样是骨头，水做的就成了女人，泥做的就成了男人，妙就妙在前者清爽，后者浊臭。当然不能按照贾公子之言，说我的几个哥哥就是浊臭之人，但我对他们的亲近程度，确实远远不如对几个姐姐那么热情和迷恋。譬如三哥，我们两个年龄最近，相差无几，在家里相处的日子也最长，见不得，离不得，因此免不了一些口角，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一打闹一闹。每逢我们两个打闹，母亲虽然很生气，却只能袖手旁观，顶多是无可奈何地骂几句，诸如一口槽上拴不住两个骡子，如果闲得心慌就抱块石头到井上洗去之类。大善大德的母亲，对她的几个儿女呵护有加，从未动过一根手指头。父亲则不然，脾

　　气上来的时候能吓死人，凶神恶煞般，每每让我们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或者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这样形容，许多读者或许知道其中的典故：三国时，钟毓钟会兄弟俩会见魏文帝表达自己的心情时，说的就是“战战兢兢，汗出如浆”和“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这个典故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在于这个典故隐喻的是钟毓钟会兄弟俩面对权势时善变的智慧，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我们兄弟们面对父亲的威仪时，只能是像个低能儿那样一言不发，又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唯恐避之不及。其实，父亲并不经常动手打人，我从小到大也只挨过父亲的两次打。人们常说，天下老的偏心小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家里是老小，也就是俗话说的垫窝子、老疙瘩，家里人都宠着我，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我享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一种乐于享受的动物，而且这种乐于享受主要是饮食和性，即食欲和性欲。一来二去的，我就不知不觉间养成了一些坏毛病，主要是霸道，外加嘴馋。至于性欲，我那时还很小，对男女关系完全两眼一抹黑，屁事不懂。只知道饿，饿了就向母亲讨要吃的。我第一次挨打，是五岁刚刚记事的时候，我嫌弃清汤寡水的饭里没有肉没有油，没有滋味，便把手里端着的饭碗连汤带水扔到了地上。这是典型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目中无人，还有关键的一条：糟蹋粮食。那时候，粮食多金贵啊。据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呢。关于这一点，当时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于是，就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医疗队员，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情嘱托和全国人民的美好友谊，去了遥远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前赴后继，很有规模。歌曲是这样唱的：医疗队员到坦桑，远航万里送医忙，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救死扶伤走四方。后来我记事了，接触电影了，也开始很幼稚地思考一些问题。第一次在叫作“新闻简报”这种电影里看见非洲黑人时，我就觉得奇怪，非洲黑人怎么那么黑，黑得像煤炭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人羡慕和嫉妒的是他们的牙齿，他们的牙齿白得像新鲜的瓷器，就跟假的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但凡真的东西一旦太真了，就会变得比假的还假，这也许就是真假不分的真正原因吧。譬如说，美玉无瑕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玉是有瑕疵的，否则便值得怀疑，很有可能是假玉，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同属一理。我这样说，可能又扯远了，还是赶快退回来，退到我第一次挨打这件事情上来。“子不教，父之过”，于是，坐在旁边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顺手把我摁在炕上，在我的光屁股上给了一巴掌，稳、准、狠，那样一声脆生生的响，用如雷贯耳来形容并不为过。因为教训深刻，所以令我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巴掌虽然打在屁股上，却印在心里了，这就是所谓的刻骨铭心吧。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扔过饭碗，而且每次都将饭碗拾掇得干干净净，粒米不剩。后来，每当提起这件事，几个哥哥姐姐就开玩笑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父亲的那一巴掌厉害，比什么都管用。后来，我也曾这样想过，也许就是父亲的这一巴掌将我从懵懂中打醒了，让我没有迷失做人的正确方向。

　　我第二次挨打，的确和三哥有关。具体是什么原因，究竟谁对谁错，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俩发生了争执。三哥个头高力气大，我斗不过，就耍懒地吊在三哥的脖子上不下来。三哥走到哪里，我就很无耻地吊到哪里，像他身上的一块肉。正在屋后的水井上打水饮羊的父亲看见了，扑通一声丢掉手里的帆布兜子，一阵风似的旋了过来，顺手操起搭在院墙上的一根驴肚

　　带，在三哥和我的屁股上抽了几下。夏天，我们都穿得很薄，只是一层单衣，里面连个裤头都没有。驴肚带抽上去，那疼痛是可想而知的。抽完了，父亲放下驴肚带，气咻咻地对我们说，无理的三扁担，有理的扁担三，三碗豆腐，豆腐三碗。父亲说罢，背着手又回到井上打水饮羊去了，留给我们一个摇摇晃晃、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走了，我们却暂时忘了疼痛，莫名其妙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什么扁担什么豆腐的，啥意思嘛。打也就打了，骂也就骂了，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的事情，还冷不丁地整出了什么扁担什么豆腐，这是哪儿跟哪儿，有这么复杂吗？似乎这又是父亲给我和三哥出的一道严肃的考题，如果答不上来，今天晚上就没有我们的饭吃，是要饿肚子的。说到底，还是三哥脑子灵活，反应快，分析说这是父亲对我俩不偏不向、平等对待的意思。为什么呢？这也很好理解，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俩都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嘛。接下来，我俩就忘了相互之间的争执和不愉快，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自己的屁股上到底挨了几下驴肚带。三哥说他挨了三下，我想了想，自己也是挨了三下。这不就结了？都是三下。父亲真的是不偏不向啊。哈哈哈，我和三哥在一阵隐隐约约的疼痛中笑了起来，握手言欢，冰释前嫌。当时我们都习惯于夏天剃光头，习惯于不戴帽子，如果戴了帽子，我和三哥也许会像古人那样，弹冠相庆的吧。

　　如今，当初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已经不存在。但重要的是，自从那次以后，我和三哥真的没有再红过脸，更没有打过架，反倒相互谦让，好得就跟穿了一条裤子似的。当然，我们相处没有多少年，三哥就到大队部当了代销员，我也到那个盛产湖盐的小镇上中学去了，平时很少见面，除非逢年过节。兄弟们见个面都不容易，哪来的芥蒂。三哥尽管脑子好使，却不爱读书，只是初中毕业。脑子好使的人，也意味着这种人不愿意循规蹈矩，想法多，点子多，既有好点子也有馊点子，而且往往是馊点子多于好点子。用我们当地的俗话说，九九八十一弯肠子，眼睛一挤一个鬼。三哥小时候最大的馊点子是偷父亲的烟抽。因为这个，他小时候就曾经在背地里很严肃地警告过我，不许把他抽烟的事情告诉父亲。三哥在我们兄弟们中间最调皮，最不愿意干活，挨的打最多，也最早偷父亲的烟抽。因此，父亲没有开封的每个烟盒里只有十八根烟，而不是二十根烟。三哥偷得非常巧妙，父亲是不会发现的，除非我如实相告。后来，我也经不住诱惑，便和三哥同流合污，一起干起了偷烟抽烟的勾当。于是，三哥和我很早就加入了我国庞大的烟民行列，若论我们的烟龄，比工龄长得多。自从三哥当了代销员后，便在父亲面前大明大白地抽起烟了，而且烟的档次也比父亲的高一些，父亲尽管脸上有不悦之色，却睁一眼闭一眼，不再表示反对。反对得了吗？三哥是代销员，守着成箱成条的各种香烟，怕是自己不抽都被熏出了烟瘾。当然，抽烟是一种恶习，害人害己，不宜提倡。问题是，三哥长年累月住在大队部，我们很少见面，屋里就更空荡了，更寂寥了……

　　沉默了一阵儿后，父亲突然说，收音机。

　　我们都愣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都不得要领地看着端坐在炕上的父亲。感觉父亲的话空穴来风一般，突兀得很。收音机多奢侈啊，大队部有一台，据说还是公社配发的，主要是让大队的干部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用的，平时收听京剧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也是可以的。对于收音机，绝大多数牧民几乎想都不敢想。一是这东西稀罕，二是这东西金贵，三是这东西还要贴钱。一年四季听下来，要耗费不少电池。电池从

　　哪里来？自己掏钱买。那时候，一截五号电池大概要两毛钱，一斤面粉才一毛多点。即便是上好的绵羯羊肉，也才三毛多钱一斤。牧区虽然不凭票供应，但也是一年才分一次肉食羊，羊钱要从牧民年底结算的工资里扣除，和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一个道理。话说白了，精神生活固然重要，如果天天饿着肚子听收音机，那就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讲得很有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牧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是很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都不用往他们的脑袋里面灌输相关的理论。既然是这样，就不去想它了吧。白天，日出而作，晚上，日落而息。多少年来，我们西北广大牧区的牧民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离的日子，很封闭的。

　　那时，这里的牧民封闭到了什么程度，请读者容我再穿插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恰恰与收音机密切相关。这个与收音机密切相关的故事，简直就是那时牧民封闭落后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有些残酷。当然，你认为是幽默也无不可，只是这种幽默有点儿冷，或者是黑色幽默。事情是这样的，家里的大人都出去了，在屋外劳作，父亲在井上打水饮羊，母亲在羊圈里拾掇羊粪。九月初，季节已经进入秋天了，天不再热得那么邪乎，秋天的阳光不温不火，照在羊圈里，照在羊群上，照在屋墙上，总之是照在大地上，暖洋洋的。这样的阳光照在人的身上，是很容易招来瞌睡的，因此，昏昏欲睡是这个季节的常态。这家牧民就有收音机，很稀罕的，砖头般大小，套一个黑色的套子，套子上拴一个可以调整长度的黑色带子，是那种便携式的收音机，出门时能够斜挎着背在身上，边走边听。这一天，他们十岁左右的儿子就赖在被窝里听收音机。儿子本来迷迷糊糊的，却越听越清醒，听着听着，就听到了一桩非同寻常的爆炸性新闻，犹如晴天霹雳，令人目瞪口呆。这条天大的新闻来自祖国的首都北京。于是，他们的儿子便在播音员那缓慢低沉悲痛的声音中，跌跌撞撞地迈出门去，鞋也忘了穿，光着脚片子跑向旁边的羊圈，因为羊圈距离屋子更近一些。儿子跑进羊圈后，急于将这个爆炸性新闻传达给母亲，反倒出现了口吃的现象，说话就结巴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一副恐怖之状。正在捡拾羊粪的母亲，见儿子突然变得张口结舌，就担心他大白日里撞见了鬼。牧民人家相互之间住得远，地广人稀，据说有的地方地气特别硬，经常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比如闹鬼。哪家牧民不小心把屋子盖在这种地方，就会时不时地遇上鬼，弄得人心惶惶。白天尚可，夜里是断然不敢出门的，尤其是女人和孩子。据说这家牧民的地盘上就时不时地闹鬼，有时候白天都会神出鬼没的。所以，这母亲面对儿子那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条件反射地想到了白日见鬼，而根本没有朝其他地方想，甚至可以是说打死她，她都想不到。于是，母亲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一眼白花花的太阳，又看了一眼儿子的光脚片子和躺在地上的影子，让自己先平静下来，然后温和地对儿子说，你不要害怕，大白天的，再说了，还有妈在你身边。儿子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母亲说，实在不行，我们现在就到井上去，去找你爹。你爹身上的杀气重，他啥都不怕，也不怕鬼。母亲这样一说，儿子还是一动不动，却一个劲儿地摇头，意思是母亲说得不对，不是闹什么鬼，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比闹鬼严重得多。母亲困惑不解，就安慰儿子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说，一字一句地说。儿子这时候已经平静下来了，也不结巴了，在母亲的鼓励下，终于把那个爆炸性新闻很清晰

　　地说了出来：毛主席死了。这一下，轮到母亲大白天里突然见了鬼一样，目瞪口呆了。母亲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儿子的回答准确无误。接下来，便是“啪”的一声，母亲扇了儿子一个耳光：贼娃子，大白天的，你胡说八道个啥？儿子平白无故挨了母亲的一记耳光，感觉自己很委屈，这时候反倒什么也不怕了，就极力争辩说是收音机里说的，他听了好几遍，听得清清楚楚的。母亲说咋可能呢？她出门的时候，收音机还好端端的。儿子说不相信他的话，就让她自己听去。母亲当然不相信，在她心里，毛主席就是个神仙，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收音机里可是这样说的。再接下来，母亲丢下儿子，跑出羊圈，一头扎进屋里。果然，播音员正在用那缓慢低沉悲痛的声音反复播送着那条爆炸性新闻。母亲依然不相信，认为是屋里闹鬼，让收音机出了毛病，胡说八道起来。情急之下，母亲将收音机举起来，摔了个粉碎……

　　父亲说出买收音机这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真实，信口说说而已。这让我对父亲暗下里心生不满，我甚至怀疑父亲突然被一个神秘的东西摄住了灵魂，然后灵魂出窍。

　　父亲生气了，提高声音说，难道你们都没有听明白吗？

　　我说，听明白了。

　　父亲说，啥？

　　我说，收音机。

　　最先响应的，当然也是我。

　　这样一来，父亲依然好端端地坐在炕上，而我开始灵魂出窍了，一个蹦子跳得老高，跳下炕，欢欣鼓舞地跑出去，围绕屋子跑了好几圈，直到满头大汗，同时觉得世界突然比往日明亮了，阳光格外充足地照射着空旷的大地。当我回到屋里，那原本有些冷清的屋子也顿时温暖了许多。

　　当然，此时此刻的父亲，也比任何时候都和蔼，都温暖，都亲切。

　　6

　　在买收音机这个问题上，我第一个投了赞成票。

　　像是我早就与父亲达成了默契，只不过是现在才公布出来。至今我都这样认为，我们家能够拥有一台收音机，是我少年时代感觉最幸福的事情。道理也许再简单不过。地处沙漠、戈壁和草原混合地带的西北广大牧区，牧民们居住得很分散，方圆几十里才有一户人家。我们家和老聂家住得算是最近的，来回走一次也需要很长时间。牧民们一年四季只能看一场电影，还要等到大队部年末开社员大会的时候，请来公社的电影队。记得有一年开社员大会，公社的电影队临时改变行程去了别的地方，结果让我空喜欢了一场。起早贪黑地赶了去，却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失落呢？就像被撕开胸腔掏了心窝子一样。正巧那天夜里还飘了一场雪，在踏雪返回的路途上，面对白茫茫的夜色，我边走边哭。

　　也许，读了这篇小说的读者，尤其是80后、90后的读者要问，你那时候看的都是些什么电影啊？至于这么难过吗？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无非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打击侵略者》什么的，而且一律是黑白片。这些电影看过多遍之后，其中的许多情节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复述出来。即便如此，还是百看不厌。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匮乏，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流的时代，看电影绝对是我的精神

　　饕餮大餐。

　　父亲买收音机的决定，却意外地遭到了母亲的质疑。

　　母亲说，拿啥买收音机呢？

　　就我们家当时的经济境况，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让母亲选择，还不如买布呢，听收音机是不能遮风挡雨的。母亲有母亲的顾虑，我们就不要责怪她了吧。更何况母亲的质疑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在父亲的果决下像一缕轻烟化得了无痕迹。父亲胸有成竹地说，不是已经把那些布给卖了吗？就用卖了布的钱买收音机。父亲的意思是，自从昧着自己的良心卖了那些布，他的心里总是不踏实，经常犯嘀咕。既然心里不踏实，经常犯嘀咕，还不如将那些钱再还回去，求个心理上的平衡。然后，父亲趁三哥回家的时候，将这样的意思表示了出来，同时将卖布的那些钱原封不动地交到三哥手里。三哥说，买个啥样的收音机呢？父亲说，就趁卖布的那些钱去买，啥样的都行，一分钱都不能给我剩下。见父亲一脸严肃的样子，三哥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便开玩笑说，钱不够了咋办？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你先垫上，随后老子再还给你。三哥笑了，说，这不是个啥大不了的事情，爹你就放心吧。

　　为此，三哥开着大队部唯一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专门到几十里外的分销店进了一次货。三哥按照父亲的交代，时间不长就把收音机买回家了。

　　接下来，容我花点笔墨，将我们家的这台收音机细致地描述一下：

　　台式，酱油色的木壳，纹理清晰可辨；和大队部的那台收音机样式差不多，只是体积略小；红灯牌，上海无线电三厂出品；半导体，一长两短三个波段，四只旋钮，装六节五号电池；前门脸儿的下半部分是有机玻璃制作的波段刻盘，刻着不同的数据；上半部分蒙着嵌了金丝和银丝的黑色缎面，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烁烁，像夜空里的星星；透过黑色的缎面，圆形的喇叭口若隐若现；其中有一角镶着一块红底白字的字盘，刻写着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语录：“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收音机声音洪亮，几乎没有杂音，表明这台收音机质量上乘，不愧是上海货，也表明上海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觉悟就是高，不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这台收音机同样是在路途中经过千山万水才来到了我们家的，缘分啊。

　　既然是缘分，就值得格外珍惜。

　　7

　　这台收音机，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家的宝贝，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得到了精心呵护。

　　事实是，母亲也是接受了收音机的。只是母亲不像我和父亲那样，逮住什么都听，至于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听下去，另当别论。母亲接受的节目比较单一，她不爱听雷打不动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也不爱听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不是不爱听，而是很多内容听不懂，既然听不懂，勉强听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不听。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应该也不会指责母亲的。相比正儿八经的新闻联播什么的，吹拉弹唱之类的节目很热闹。母亲就听歌曲，皱着眉头听那些铿锵有力却单调乏味的革命歌曲，譬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母亲听了，就嘀咕说，这像是过去老家的神婆子闭着眼睛一边抽风一边念经。当然，这样的话是千万不敢说给别人听的。后来，母亲就听京剧样板戏和歌剧，竟然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人家的闺女有花戴，还有后来的洪湖

　　水浪打浪什么的。听得遍数多了，母亲也跟着有情有调地唱上几句。有时候，母亲会在无意之间串词儿，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唱词掺杂在一起，听着倒也有趣，别具一番风味。我先是悄无声息地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放肆地大笑起来。听见了我的笑声后，母亲才回过神来，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母亲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手上是不闲的，总得有活儿做才行，否则就是一种奢侈，这样的奢侈就是一种浪费，浪费是有罪的。母亲或者坐在靠窗的炕上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或者一条腿搭在另一条弯回去的腿上挎着炕沿，用红柳秆儿和废牙膏皮熔化后自制的陀螺捻毛线。那陀螺在母亲的手里像风车一样旋转得十分欢实，洁白的羊毛就一丝一缕地拧上了劲儿，然后缠绕成线团，留待织毛衣毛裤用，包括我们冬天穿的袜子。牧民和城里人不一样，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认为戴口罩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矫情。牧民如果戴口罩，恐怕连口罩都要用这种自产的羊毛线编织了。我不知道母亲这一生有没有过孤独和寂寞的时候，譬如后来我们儿女们个个离家而去长久地不在她身边。我想还是有的吧，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母亲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这样一想，收音机的确是个再好不过的东西，要不然母亲在我们儿女们个个离去之后该怎样打发漫长而寂寥的时光。父亲是个沉默的人，平时很少说话，加上大部分时光在外面操劳，不可能经常与母亲有语言方面的交流。

　　母亲针对收音机也生发过一些感慨，说是就这么个只有枕头大小的木头匣子，里面竟然盛了那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说有唱，有打有斗，有哭有笑，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像藏着一群我们凡人看不见的精灵鬼怪。母亲这样一说，就又惹得我大笑不止。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母亲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朴素至真地表达了对收音机的一种敬畏和亲近。时间一长，母亲实际上有些离不开收音机了，它像是家里的一个活物，同样洋溢着生命的气息。还是那样的，母亲只听音乐，该到想哼唱里面的词曲时，记住的也就那么几句。父亲呢，闲下来的工夫，倒是愿意听一听新闻什么的。不过，那时候的新闻千篇一律，而且火药味儿很浓，批批斗斗的事情不少。批《水浒传》，批孔孟之道，批师道尊严，似乎是什么都要拎出来批一批斗一斗。好像是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坏人，坏人也不叫坏人，一律称之为阶级敌人。不批一批斗一斗，这个世界是无法太平的。听了一些时日，父亲对收音机就不大感兴趣了，往往是吃了晚饭倒头就睡。在外面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惬意地躺在被窝里，很快打起了同样惬意的呼噜。那呼噜声三长两短，其间稍事停顿，紧接着又两短三长地呼出声来，很有节奏感。收音机反倒被冷落了，犹如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寂寞地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炕桌上，无奈地听着父亲的呼噜声。这种时候，母亲是不打开收音机的，不是不想，而是打开了也不怎么管用。屋子太小，父亲的呼噜声太大，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关公战秦琼，令人啼笑皆非。母亲不听收音机了，端坐在炕上，凭借一盏小煤油灯发出的昏黄光亮，伴随着父亲的呼噜声，一针一线地纳起了鞋底。鞋底是将我们穿破了的衣服拆开来，裱成袼褙一层一层裁剪粘叠，然后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纳出来的。这样的鞋底其实是很耐磨损的，就其硬度而言，可以成为一种适手的武器，足以砍破恶狗的脑袋。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十六岁考上大学那年秋天。穿惯了土布鞋，初次穿上皮鞋连路都不会走了，脚下很不踏实，有一种虚蹈的感觉。这就是说，母亲用一

　　书，老子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

　　8

　　在我们所在的那个有五百多人口的牧业大队，应该说，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牧民。

　　父亲小时候曾经在农村老家上过三年私塾。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令我惊叹不已，是那种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而且有不少是繁体字，想必是临帖临出来的。至于是什么体，却不大好说，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接触楷书不久，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再说了，那时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字帖可临，全都是经过改造的描红本，内容也是阶级斗争什么的，字里行间照例充斥着一股火药味。然而，直觉告诉我，父亲的楷书绝对不是一般的毛笔字，用一句古语评价是，大有“可观之辞”。说出来读者也许不相信，我没有上过小学一年级，直接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上的。在家的时候闲来无事，就拿起哥哥扔下的小学课本，有当无地照着描画起来。父亲见此，便也有了兴趣，开始教我识字算算数。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送我到牧业大队的民办学校读书。一年级教室的板凳还没有坐热，老师就让我去旁边的二年级教室，说是我把一年级的课本学超了，上二年级正合适。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小学老师叫李发俊，和他的名字一样，的确是一个俊朗的小伙子，穿得干干净净的，脾气也好，很和蔼的，会吹笛子，会画画，多才多艺，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一个当老师的人。让李老师去放羊，实在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可惜，天不遂人愿，或者说人生无奈，十有八九不如意，李老师后来被一场旷日持久的羊角风（癫痫病）折磨得形销骨立，早早离开了人世。现在回想起来，都令人唏嘘。

　　父亲的记忆力也很好，熟知《三字经》、《弟子规》，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那么多年过去了，偶尔讲那么几段，像是随手拈来，让我这个中学生汗颜。父亲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将“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多次受到大队和公社的奖励。因此，我们家有好几套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像经书一样供奉在我们家唯一的高脚桌上。其实，我们家还有一本书，书名叫《赤脚医生手册》，也很厚，字典似的，跟后来盛行的那种红色塑料封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差不多，内容却大相径庭。手册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字很大，也是红色的，非常醒目，似乎有专意警示的作用，狠斗私字一闪念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书里有计划生育的内容，虽然许多地方讲得含含混混、闪烁其词，却将男女生殖器画得清清楚楚，让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甚至心猿意马、匪夷所思。看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既然是计划生育，就要宣传和普及节育的基本措施，譬如避孕套怎么正确使用，节育环怎么正确佩戴，避孕药怎么正确服用等等。就宣传的效果而言，图示比文字来得更加直观和形象。我第一次从这本书里知道，男女做那样的事情叫性交。这样的书，大约是不适合摆放在明处的，不能轻易示人。问题是，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我私下里拥有了这本书。这本书正是我从我家库房那个粗糙简陋的用于盛放杂物的木头箱子里发现的，然后我把它转移出来，保存在家里人不可能想到的另一个地方，很私密的。即使是在家里和我相处时间最长的三哥，都不知道我这个秘密的真实存在。毫不夸张地讲，我是一个早熟的人，或许就与这本书有直接关系。我至今都这样认为，早熟是可耻的，是令人羞愧

　　的，甚至是有害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这本书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带到我们家的，至今我都不得其解。我们家陆陆续续出过工人、教师、售货员、干部，甚至像我这样所谓的作家，就是没有出过医生，包括赤脚医生。这样一想，这本书的来历，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是鬼鬼祟祟了。于是，它的来历携带着一股鬼魅的气息，始终是个谜。

　　话题又扯远了。既然说到了谜，那么就以话赶话、以谜说谜吧。

　　父亲还记下了不少谜语。父亲记下的谜语都很古老，可以说老得掉牙，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毫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仔细琢磨，我觉得或许和《水浒传》、《三国演义》里的内容沾边，谜面会出现道士啊和尚啊八卦啊，还有诸葛亮啊什么的，给人的感觉是，封建迷信的色彩挺浓的。也许，没这么复杂，是我多虑了。谜语就是谜语而已，哪会牵涉那么些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琢磨这么多，岂不是无端地上纲上线？情况是这样的，父亲有时候听收音机里那些争争斗斗、打打杀杀的新闻听烦了，一时半会儿又睡不着，就偶尔说出几个这样的谜语，用于消遣。父亲说出的谜语，既有趣，又令我担心。令我担心的原因不为别的，是怕回答不上来显得尴尬，蛮不好意思的。姐姐和哥哥们都不在家，家里就父母、大嫂她们娘儿俩和我，空荡荡的屋里唯我一个读书人。母亲和大嫂不识字，侄女儿尚小，脑盖毛刚够着炕沿儿，鼻涕一大把。父亲的谜语，自然是给我出的。当然，我如果回答不出来，父亲也不会责怪我，无所谓，消遣而已。往往是父亲出的谜语，我十有八九回答不出来，急得我猴子一样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惹得母亲和大嫂嬉笑不已。我心知肚明，母亲的笑和大嫂的笑完全不一样。母亲的笑里含有怜惜、同情、替我着急和解围的成分；大嫂的笑则相反，有看我笑话的意味。尤其是大嫂的眼神怪怪的，内容很复杂。别看大嫂没文化不识字，却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我大哥尽管有文化，当装卸工之前做过多年的大队会计，账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却对付不了大嫂。大嫂的一个眼风让大哥琢磨好几天，还不一定能够让大嫂满意。父亲最看不上大哥的也是这一点，意思是大哥拿不住家里的事儿，迟早要受气的。大哥结婚很早，也是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中唯一没有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人，当了几年装卸工后，在父亲的干预下回家放牧了，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以我之见，大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大哥极好读书，记忆力也和父亲一样相当好，将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东方》、《李自成》读得滚瓜烂熟。还有《十万个为什么》，也是大哥的必读之书。书读得多了，知识就多了，就有了一种资格：谈资，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令人叹服。每逢父亲给我出谜语的时候，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大哥。我估计父亲出的谜语，是难不住大哥的，会被大哥轻而易举地破解。问题是每逢这种时候，大哥并不在家。最后，还是父亲自己将谜底说了出来。听了谜底，我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也后悔不迭，一副事后诸葛亮般的懊恼。每每这时，屋里的气氛还是很好的，有了难得的笑声。那么，话说到这儿了，就顺理成章地给亲爱的读者也出两则我父亲曾经考过我的古老的谜语吧。

　　第一则：

　　道士腰间两只眼，

　　和尚脚裹包头巾；

　　本是平常两个字，

　　难倒天下读书人。

　　第二则：

　　南阳诸葛亮，

　　稳坐军中帐；

　　摆起八卦阵，

　　单捉飞来将。

　　我不打算告诉读者谜底。我的意思是，让读者自己去猜吧。也算是留了个不大不小的悬念。我至今发表了百万余字的文学作品，但不知道小说究竟能不能这样写，这样写合不合适，却还是这样写了。古人云，文有定法，文无定法。试一试呗。

　　父亲先农民，后牧民；先种田，后经商，再放牧。在西北广大的牧区，像我父亲这样的牧民真不在少数。如前所述，父亲的经历其实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讲。年轻时候的父亲，为躲避一次命运的劫难，不得已地背井离乡，穿越浩瀚的腾格里沙漠，来到阿拉善大高原。先是给山西平遥人开办的祥泰隆商行做事，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才改弦易辙，义无反顾地当起了牧人，和勤劳善良的母亲一道，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这些儿女成长，仅此而已。但是，父母给予的养育之恩，堪比山高水长，我们没齿不忘。

　　9

　　有道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一眨眼，1978年的秋天来到了，也就是我十六岁那年秋天。我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并且幸运地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我们那个牧业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尽管是一所北方的普通大学，却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毫不夸张地讲，这是我家的一个大事件，按说庆贺一下也合情合理。但是，父亲却并不喜形于色，很淡定，很低调，就跟没事儿似的，该干啥干啥。临走的前几天，父亲才将我叫到他面前，递给我一块手表，以示奖励。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是一款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标价二百六十元。这在当时价格不菲，堪称金贵。我很清楚，这笔钱是我们家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所得扣除穿衣吃饭费用之后的结余，却被父亲一次性地消费了，用来奖励我考上了大学。我尽管很清楚，也于心不忍，却不能拒绝。我说过的，父亲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做事很果断。父亲将手表递给我后，说了至今都让我铭记在心的一席话：能够考上大学，是你自己的本事。一定要好好学习，学问是自己的，白天不怕人来借，晚上不怕人来偷。家里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也轮不到你操心。往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你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渐渐老迈的父亲，我竟然无言以对，手足无措。我背过身去，沉默地走出屋子，顺着屋后用草泥砌的土台阶，慢慢地爬上屋顶。

　　坐在屋顶上向远方眺望，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家里人对我的这个习惯也习惯了，见怪不怪。在他们眼里，坐在屋顶上的我大概和一只栖息的鸟雀差不多。据此，我还写过一篇五千字的散文，题目就叫《屋顶上的渴望》。当然，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在这篇散文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坐在屋顶上，多在正午时分。

　　这时候，太阳当顶，四周一片寂静，连一只鸟雀都很难看见。灼白的阳光下，甚至没有一

　　粒飘浮的尘埃，空气洁净无比。洁净使得大地被幽玄和神秘笼罩着。那时候尚不知道什么是肃然，可我是真切地肃然着，也隐忍着，生怕一不小心会惊动了什么。然后深嗅着阳光渗入草地后那种被挤榨出来的香气，那是一种醇酒般的芬芳。当然，我指的是夏天或者秋天，冬天是另一种情形。这样的芬芳不能闻得太久，否则会被醉倒。后来，我也才终于明白了，坐在屋顶上的我，其实是有渴望的。人毕竟不是鸟雀。正如帕斯卡所说的那样，人是有思想的芦苇。

　　我在屋顶上坐了很久，周围真的是寂静无声，仿佛空气都凝固了。蓝天白云之下，草滩、湖道、戈壁、沙漠，它们相拥着，交织着，层层叠叠，铺展而去，去向辽远的天边。大漠苍苍，原野茫茫。我向东南方向望去，那里横亘着南北走向的贺兰山。我即将求学读书的那所大学，就在贺兰山的东边，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从那里缓缓经过，灌溉着万顷良田，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时，父亲也走出了屋子，像往常那样向着屋后的水井而去。真是岁月不饶人啊，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地流泪了。事后，我才知道，这块手表是父亲委托在城里工作的二姐买的，据说还走了后门。父亲事先没有告诉我，大概也是想给我一个惊喜。毕竟，他最小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那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参加高考的考生是六百万，高考录取比例百分之四。想一想，这是一支多么庞大、壮观的队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能够顺利通过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掉进了水里，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金榜题名的被誉为天之骄子，名落孙山的被戏称为大学漏儿。

　　入学之后，我才知道，全班四十三名同学中，我竟然是年龄最小的。年龄最大的同学叫王玉华，三十四岁，比我大了整整十八岁，说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当我父亲了。该同学来自农村，吃粉笔灰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很朴实，因为传统观念作祟，非要一个肚脐眼儿以下带把儿的儿子不可，就公然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心甘情愿接受惩罚，连着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因此，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四女一男五个孩子的父亲了，能够考上大学，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了。有同学调侃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应该再接再厉，咬紧牙关再生一个女儿。五朵金花，多喜庆啊，尽善尽美。那时候，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一批老电影被解禁，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电影院里场场人满为患，甚至一票难求。也许是他的家庭负担太重，人便格外显老，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穿着又邋遢，走路常常倒背着手，身子前倾，像个五十岁的老头子。时隔不久，同学们几乎人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绰号。王玉华同学的绰号是：“老机器”。还有一个同学，因为说话声音很粗，并且伴随着一种胸腔共鸣般的嗡嗡声，就被毫不吝啬地赠送给他一个具有音乐特点的绰号：“大提琴”。无论“老机器”，还是“大提琴”，既形象又贴切，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太有才了。我始终不清楚这些近乎完美的绰号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也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更何况是一帮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般的高考后，被严格筛选出来的所谓天之骄子，起个绰号什么的，还不是小菜一碟？更有趣的是，每逢上课，坐在一个教室里的同学们老的老小的小，显得不成体统，很滑稽的样子，实在不像高等院校传道释疑解惑的大雅之堂，倒像是农村的村民们在开会。这种情形，连讲课的老师都忍不住要笑场，有时候正讲着课，看着

　　眼前这帮所谓的弟子们竟然是如此参差不齐，有的老气横秋，有的乳臭未干，这样同窗四载，“恰同学少年”是大大的不恰当的，老师就暂时停下讲课，笑了起来，笑罢了，再接着往下讲。当然，课堂上的气氛还是很好的，老师和学生都心知肚明，台上台下异口同声，因为感同身受，也就同气相求了。那时候，有一个同样很时髦的词：理解万岁。

　　无论怎么样，理解就好……

　　10

　　如今，父母早已经成了亡故之人。

　　三年前，因为父母所在的那个坟场要开发成为建筑石材工业园区，我们不得不遵照有关部门的强行指令，让父母离开他们沉睡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我们将父母的骨骸重新入殓，然后把两具崭新的柏木棺椁抬上一辆皮卡车，沿着新铺的柏油公路行驶一百多公里，埋进巴彦浩特南边的红山公墓。我们兄弟们分摊出资，花了一大笔钱，青砖、白瓷、红瓦，为父母修建了一座还算不错的新墓园，占地将近二百平方米。如果真的有什么天堂，有什么灵魂，我相信父母就在天堂里，而不是在墓园里。阴阳两隔，只是我们儿女们无以得见罢了。“桃花源里可耕田”？天堂里有没有草原和羊群，有没有耕地和庄稼？因为父母既是农民，又是牧民，他们是永远闲不住的人。一旦闲下来，他们会感到寂寞的。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BB”机开始，我就不再戴手表了。当年父亲送我的那块英纳格手表，被我用一块红布包裹起来，置于书柜上方一个隐秘的角落。伏案写作之余，有时候心血来潮，把手表拿出来上几圈发条，原本沉睡的手表被激活了，立刻响起那种铮铮作响的钢音，声音丝毫不弱于三十多年前。于是，我有些凝滞的记忆也被激活了，开始回忆许多往事，一次次地慨叹、感奋，乃至唏嘘不已。那么，那台曾经伴我度过少年人生的半导体收音机呢？还在。在哪里？在我大哥那里。自从有了风力发电机和直流电视机后，大哥也不再听收音机了。我相信大哥会将那台收音机保存得很好，如果装上六节五号电池，兴许依然能够发出当初那样洪亮的声音，只是时过境迁……

　　唉，不说了，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