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6月，飞蝗来袭，遮天蔽日，（沙河县）抗日政府组织群众捕打，3个月打死蝗虫几百万斤。”寥寥几句话，让我觉得惊奇。至少在2013年之前，我对故乡，即上文所说的河北省沙河县的历史一无所知，尽管我在那里出生并长到18岁，在外省多年，期间还不断回去，但我对它仍旧是陌生的，而且是极端“熟稔的陌生”。这叫人惭愧。2012年6月，家乡一位朋友无意中提及县志，我随口说，能不能给我弄一套？他答应得极为爽快且很快就寄到我手上。即便如此，收到县志以后，我并没有及时阅读。直到2014年春天，整理书籍时候，再次翻到《沙河县志》，才被吸引了进去。
说起来也极为惭愧，多年来，我就老家——即现在的河北省沙河市蝉房乡莲花谷村的人、自然、历史、民间故事及各种现实人事和传闻写了不下30万字的文章，大部分在文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过，并为之生造了一个文学地理：南太行。长期以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此的人，一个土著就是一片地域的历史，包括其时代人心和文化传统。显然，这是一个狭隘的认知，也是一个想当然式的自我研判。事实上，一块地域始终有其幽秘的更深处，也有着后人不愿或者不曾探及的另一层面。
沙河从隋开始设县（596年），也因西境（今朱庄）水库处有温泉，一度称之为温州。622年，李世民曾在今沙河西部，即南太行山区入口处的东石岭水库与刘黑闼有过战争，史称“之战”。公元759年，郭子仪与史思明部战于沙河。位于沙河中部丘陵区开端的綦村在宋代已经是一个冶铁重地，“《宋会要》载，元丰元年（1078年）綦村冶上缴的铁2173201斤，占全国总上缴额的40%，名列全国铁冶点榜首。同时窑坡一带的煤炭也开始开采，当时主要为炼钢用，称为钢炭。民谚“綦村铁，窑坡炭，养儿河水沾一沾”，即指当时情景。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诏从山西向直隶等地迁民，有不少人从山西中南部的榆次、平定、太谷、洪洞、沁州、潞安、辽州等地迁至沙河县。永乐以后，仍有迁入者。据不完全统计，沙河县有近一半的村庄由迁民所建。”1630年，李自成军啸聚今蝉房乡及武安北部，一代廉吏、著名将领卢象升带兵在小西天（即今蝉房乡境内的奶奶顶）将之逼走。1638年，清军自山东入直隶，围攻沙河城，知县王翰等数人战死。城破，百姓被杀无数，城内被焚掠一空。1750年9月14日，乾隆南巡驻沙河九家村，并派人祭唐名相宋墓。同年10月19日，乾隆回京途中，又驻沙河梅花亭（即今沙河西北部十里亭镇），写诗二首，画梅一幅，并书写宋的《梅花赋》。1853年，太平军由临江名关入沙河，8月28日攻占沙河城，知县玉衡坐在公堂上大骂不止，全家被杀。1938年，日军在孔庄杀害355位平民，即“三一一惨案”，此后，刘伯承、邓小平、范子侠、陈锡联、秦基伟等将领及其所率部队在这一带活动。1938年春，沙河县人民政府在蝉房成立。
这些简要的记述，基本勾勒出了沙河这个华北小县城上千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当然，乱民、暴民也有所表演。我小的时候，就听爷爷和其他村里老人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明朝时候从山西迁徙到这里来的，县志上的明确记述也证实了民间记忆的可靠性。尤其是我确切的故乡南太行莲花谷，在读到县志之前，我以为那片地域只有几道长城，涉及赵国、隋唐和明之外，对于更宏大的历史，我一直是缺席并且自得其安的。却没有想到，明时的卢象升和李自成部队也在那里有过战斗。
再后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及抗日游击队的孔庄人王心宽，曾任太行纵队第六分区司令员的范子侠、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等人先后在这里与日军作战牺牲（山西左权县古称辽州、辽县）。爷爷也曾说，咱村对面的和尚山上面，有一个石窟，里面石炕石桌石墩子等一应俱全，八路军一个高级将领曾在里面住过。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传言，但从县志上看，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最近一段时间，我翻看一些著名领导人和将帅的传纪、回忆录，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记载。
这种地方史或者地域往事的发现，使得我对沙河这个冀南小城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我的意识当中，作为衔接北方与中原的平阔地带，左右又是邢台和邯郸两座古王朝的北方重镇，沙河不过是地缘上的一个过渡，南来北往的一个驿站，其历史可能是寡淡甚至无聊的。却没想到，沙河也有一些自己的比较磅礴大气的文化历史源流。但总体而言，相对于“七贤”的邯郸、郭守敬的邢台，尽管沙河有宋（今南和县人，南和一段时间内曾划归沙河）、张文谦等名人，但总体上逊色于邢台，更不可与邯郸相提并论。邯郸的赵武灵王，是彼时战国的第一雄主，梁启超曾有“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之高度评价，甚至将之誉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郭守敬之天文学、数学、水利和仪器制造的成就卓然，他无疑是邢台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沙河的张文谦是刘秉忠的同学，受其推荐，参与元世祖忽必烈开国定制，编修《授时历》，并对促进全国农业发展有贡献。宋人尽皆知，与姚崇合力将唐帝国持续推向极盛，《资治通鉴》中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至于那些路过沙河的康熙、乾隆、慈禧及各路官吏、义军或匪徒、军阀等等，对沙河多搜刮和杀戮，如886年，雁门节度使，沙陀人李克用（后梁世祖）进攻自封的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拔沙河、临江名、邯郸等地，“使当地之人俘虏殆尽，赤地千里，无复耕桑者”。954年，辽军伐晋，“所到之处杀掠殆尽”。1236年，邢州达鲁花赤只知掳掠，百姓逃亡，州县城空，乡村荒芜。1644年，“沙河连旱，大饥，人相食，盗贼猖獗”。从唐至清，沙河大难不断，不是战争就是灾荒。
这也是作为南北通道、京畿之地的宿命。一个王朝败坏，暴民蜂起，各种杀戮自然会接踵而至。“孔庄惨案”可能是近代以来沙河历史上普通民众诸多悲惨遭遇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8年农历三月十一日（4月11日），80余名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宣传队驻扎在距孔庄3华里的左村。盘踞在邢台、沙河800多日军得到情报，在汉奸引领下偷袭。拂晓时分，八路军排长赵广志发现敌情并鸣枪报警。抗日武装力量一面阻击日伪军，一面带领村民向西山撤退。战斗中，排长赵广志牺牲。日伪军向逃难村民射击并包围左村，同时分兵袭击孔庄。
日伪军闯进村民王山林家，王山林拿铁锨拼命，被挑死；其刚满1岁的女儿被劈成两半，其妻被轮奸后锁在屋里放火烧死。村民王连的妻子在村西打谷场上被日军强奸后，用刺刀挑开肚子。日伪军逼问王志民、王天成、王义利3位村民八路军的下落。3人宁死不说，遭毒打后又被捆绑在门板上放火烧死。村民李来小被刺刀捅倒，又被浇上汽油，烧成一团焦肉。
与此同时，日伪军在峪里村（距孔庄3里）的一窟土窑洞中，搜出62名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先将其中青年男子用绳子串连捆起，把王玲妮、王素妮两名年轻妇女推出人群，将余下的40多名男女老幼赶进大窑洞，用柴草堵住洞口后放火，并投掷2枚两毒气弹。
日伪军将王玲妮、王素妮轮奸过后，用刺刀插进她们的肚子。王玲妮的丈夫在附近藏身处听到妻子惨叫后，冲出拼命，被乱刀捅死。村民曹文增被日军当场刺死，其2个不满10岁的男孩被刺刀挑死扔到山坡上，不满1岁的女婴被摔死在房前大石头上。其妻被轮奸后被剖腹杀害。
中午时分，日伪军将在孔庄、峪里、左村三村抓获的254人押到孔庄村东河滩，周边架设机枪。日军头目八木田持刀逼问村民曹广站，让他说出八路军逃匿方向；曹广站不说，并将八木田踢翻在地，随即被日军乱刀刺死。峪里村村民曹记成大声呼吁乡亲们起来与日伪军拼命，众人呼应，以嘴咬、头撞、脚踢等方式与日伪军搏斗。八木田下令开枪扫射，254名村民全部中弹倒地。事后，仅4人幸存。次日晨，日军从孔庄出发之前，又将为他们喂马、做饭、扛弹药的44名村民全部用刺刀挑杀，仅1人未被刺中要害侥幸活命。”
如此惨烈的集体性的反抗和死亡，在很长时间内，我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夏天，由邢台而綦村附近绕道孔庄回莲花谷时，才发现一座亭子和一块纪念碑，上写“孔庄惨案遗址”。回家查资料才知道，日军竟然也在沙河犯下如此罪行。联想起幼年时爷爷的讲述，便觉得，抗日战争期间，沙河普通民众也未能逃脱被屠戮的命运。爷爷只是告诉我，1941年或者1942年左右，日军由白塔镇和渡口村向西，一直到达莲花谷村，村人闻讯即四散逃命，躲进高山崖穴，日军在莲花谷砾岩村杀害了一位老人。老人名叫张二柱，日伪军逼他说出八路军藏匿的粮食布匹和弹药。老人耳聋，把窑洞听成了“洋桶”，日军恼怒，以战刀将其砍杀在地。另一位遇难者是西沟村妇女赵安妮，她在崖穴藏了几天，饥饿难忍，出来以铁锅生火煮鸡蛋吃，被日伪军流弹击中。爷爷还给我说了他亲历的一件事。日军来扫荡的前一天下午，他在村下河沟边上翻地，忽有一人戴着一顶日本兵帽子，腰里挎着一只盒子枪沿着河沟来到跟前。那人坐下，问了一些情况后，又掏出纸烟给爷爷抽。爷爷说他啥情况也不知道。那人也没特别凶，转身走时，对爷爷说，这几天皇军可能会来扫荡。
那时候，无论小人物还是电影里面，汉奸都是极其可恶的。听了爷爷的讲述，第一感觉是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汉奸。爷爷说，听口音，那人大致就是沙河和邢台交界处的人。爷爷说，按情理还得感谢那个汉奸，不然，鬼子突然闯进来，不知道谁遭殃，村里会死多少人！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同时也想，就那么几个鬼子，全村那么多人，大家为什么不合在一起，利用山势等有利条件，把鬼子都打死在这山里呢？
这当然是我幼年时候的一个英雄主义加理想主义想法。如我始终对抗击外侮的人，比内战英雄更多几层敬意。孔庄人王心宽，1937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帮助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任支队长兼抗日区政府区长。1940年，辗转到涉县西达城做医院医生（太行五分区司令部所在地）。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为掩护伤病员突围，王心宽牺牲。
范子侠是江苏丰县人，牺牲时职务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1942年2月12日在沙河县柴关一带反日军“扫荡”作战时牺牲，时年34岁。其墓在今沙河县大安山脚下封峦寺旁。这个异乡人，从个人履历看，既是一位热血男儿，也是勇谋兼具的抗战将军。
左权将军牺牲地在今山西左权县的麻田镇，10多岁时候，我路过麻田镇，看到了他高大的纪念碑。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当时日军也深入到了南太行山区的核心，即太行山在河南、山西和河北三省的庞大乡野。
我遗憾的是，在我老家莲花谷村，自从建村至今，却从没有一个英雄和一桩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
任何一块地域的历史都是大历史的有机构成，每一个人也都是时代的具体参与者，尽管庸民和英雄、将相和士卒、帝王与黔首在历史中的作用地位不等同，人们也只会对高于自己、超越众人的人表示钦佩，并愿意一再流传他们的事迹，而对自身乃至周遭如自己庸常之人，总是保持着一种“热情的冷漠”。
爷爷说，那一年某个上午，村人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没了太阳，抬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大块乌云从东边飞来。一开始，还以为要下暴雨，却不料是蝗虫。它们路过的每一个地方，连草都不见了。没东西吃，有人捉蝗虫充饥。这是1943年的事情，1944年6月，“飞蝗来袭，遮天蔽日，抗日政府组织群众捕打，3个月打死蝗虫几百万斤”。
关于吃蝗虫，2010年去世的姑夫有过切身体验。我几岁时候，他还说，蝗虫其实很好吃，如果油炸更好吃。姑夫老家鸡泽县，逃荒到莲花谷。和其他逃荒的小伙子一样，找了一户人家，吃饱饭后，就以干儿子的身份留了下来。他的说法绝对可靠，好像我父亲也吃过，祖父祖母和姥姥姥爷当然也吃过。
母亲多次对我说起过1960年逃荒时候的经历，说从莲花谷到山西左权的山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人，黑乌鸦、老鹰等在尸身上啄食，臭味满山，在一棵柿子树下休息时，姥姥被毒蛇咬中，全身肿胀，不久即死去。
县志上对此并无记载。
“（1963年）8月1日至10日，全县连降特大暴雨，平原雨量900毫米，山区达1395毫米。山洪暴发，河水横溢。8月5日凌晨，左村水库大坝崩溃。大水以23600立方米/秒倾泻而下，沙河县东部成了一片汪洋，沙河铁路桥被冲跨，114个村庄被淹，其中姚庄等村被冲没。共计死亡326人，受伤825人，倒房167995间，受灾农田431670亩，其他损失不可胜算。”
这段记述也是非常不完整的。蝉房乡是沙河县制高点，山洪的源头，其受灾程度和死亡人数显然没有计算进去，而是被“姚庄”代表了。
我父亲母亲分别生于1946和1948年，也亲历了那场特大洪灾。
母亲说，暴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有几座山倒了，大姨家所在的村子爆发泥石流，房屋大部分倒掉了。至少有一百多人被水冲走。下到最后，雨是红色的，哪里都不敢下脚，一踩下去半个人就没了。
再向前追溯，沙河县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夏天开始，以贫雇农为骨干成立农会，组织贫农团，召开斗争会、诉苦会，没收地、富、汉奸的土地和浮财，然后“根据各村情况大体平均无偿分给贫雇农。全县共定地主分子683名，富农分子1216名。”
然而，这一记述当中似乎也没有包括蝉房乡和莲花谷。
祖父说，当时，莲花谷村共有7个地主被批斗。其中一个，被全身浇上汽油点着后放开，任他奔跑。地主一路哀嚎，跑到石盆村前边的河滩上，见有水潭，跳进去后死。一个被吊在树杈上冻了一夜，残废，一年后死。还有一个，趁夜携儿带女逃走，不知所终。
1949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县）共逮捕特务分子11名，土匪匪首23名，恶霸地主21名，反动会道门‘黄乡道’等道首30名，内奸等其他反革命分子40名，判处死刑9名。”1951年，全县开展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当年全县捐款98819.2万元（旧币）。1952年开办农业合作化。1956年1月，褡裢区首先成立万户农业社，很快全县成立高级合作社165个，入社农户达47187户，占总农户的99.3%，初步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从此，社员们在合作社内过集体劳动、评工计分、按劳取酬的生活。1958年夏，全县开展大跃进。农业上提出产量要“放卫星”，如棉花亩产3000斤，红薯亩产30万斤，玉米亩产25000斤等不切实际的指标。秋冬季大搞深翻，建丰产方，要让小麦亩产过万斤，而实际上当年亩产平均仅460斤。同时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党政军民齐动手，工农兵学商齐上山”。在新城、全呼、綦村、褡裢等地建大小高炉1万多座，“白天浓烟蔽日，夜晚灯火冲天”，当年共炼“生铁”5200吨，“钢”6000余吨，“但均十分粗劣，无法使用”。1958年大旱，粮食歉收，“沙河城、皇寺、晏家屯、南石门4个公社52个村庄有1491人浮肿，1061人外出逃荒，50多人饿死”。
上面提到的4个公社都在县城周边。事实上，1958年，莲花谷几乎每家都有人去山西逃过荒，有相当一部分人嫁在当地或者以各种方式留在当地，至今，山西左权、和顺、太谷、榆次等地还有人与莲花谷有亲戚来往。我的两位姥舅、一位老姨就在那几年逃荒并留在山西左权县拐儿镇田渠坪村。我十几岁时候，每年正月，都跟着奶奶去那里一次，一是拜年，二是小住。拐儿镇西沟（诸多村庄泛称）内不少人还操莲花谷方言，并自称老家是河北沙河蝉房乡莲花谷村。
也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蝉房乃至莲花谷是被忽略了的，包括规模较大的饥荒、洪水等灾难。从这一点上说，我前些年一意孤行地对莲花谷民间历史的个人书写纯属侥幸，当然不能说那是对正史的补缺，而仅仅是对当地人的历史及其传统、现实生存和声名行迹的简单陈述，尽管我也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名不见经传，生老病死丝毫引不起关注的人。
我迫切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无论哪一种历史，记述重要事件和人固然重要，但再偏远的地域，再微小的历史，也与王侯将相及重要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在那些宏大和显赫之中，平民群体性的经验，如苦难、战乱、死亡等，也是主要的构成部分。
米歇尔·西雅图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一书中，将普通而庞大的民众称之为“隐秘的存在”。以此反观，个人性的民间历史叙述虽然庞杂而琐碎，但它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及确信个体生命和精神尊严的一种必要方式；官方历史简略，精当，可它们浑身上下都透射着“体制和人性的冷漠”。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把一块地域上发生的大小事情一览无遗、记录在案，但吊诡的是，从古以来，几乎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易，尤其引发较大性质、规模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之真正“作用力”，必定起源于“群体的微末”与黑云压城式的“巨大沉默”之间。对我个人而言，对一块地域历史的阅读，也算是一门促使个人心灵和精神成长的意外功课。尽管将沙河放置在整个中国及其浩瀚的历史平台上去考察，犹如将一只小蚂蚁放在一架巨大的天平上，它们的“质量”和“成色”却不存在任何“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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