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增

　　跨文体同是天涯沦落人（外二篇）

　　吴连增

　　许多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堂堂男子汉终身不娶，却要和一个糟老头相濡以沫，陪伴一生。

　　开始我也没有搞懂，然而这却是真的。

　　我和他相识在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他是诗人，又是该市文联主办的一个文艺杂志社的副编审。我们既是同行，又是文友，但真正相识相交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在阿图什市上阿图什乡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由于生活比较单调，加之我又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所以每个星期天，我都要跑到喀什去玩玩，在朋友家里喝点酒，打打扑克，吹吹牛皮。

　　我去得较多的就是诗人陈青的房子，他住在一个单元楼里，尽管没有女人，却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改革开放之后，他和所有的“臭老九”一样，生活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两室一厅的住宅里，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摆放得整整齐齐。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就发现这个曾被错划为“右派”的陈青，已经完全摆脱了昔日黑暗的阴霾，走向了正常人的生活，日子过得很滋润。唯一让人觉得不正常的是，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对自己的婚姻问题竟无动于衷。

　　那么，是谁在帮他料理家务呢？

　　我正在纳闷，突然发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破门而入，原以为是他的老父亲，听口音又不像。陈青是福建厦门人，而老人的口音显然是北方人。他长得有棱有角，有点儿像《七剑下天山》里的一些剑客，横眉立眼，目光如炬，炯炯有神。进了门，就像进了自己的家，他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提着活鱼，径直朝厨房走去了。显然是为了招待我，他外出采购刚回来。这时我才恍然忆起陈青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位与他相依为命的“救命恩人”老段（至今我还不知他老人家的名字）。陈青称他“段大叔”。

　　见我满脸狐疑，老陈便笑着对我说，贵人健忘了，他就是我跟你讲过的段大叔么。我红了脸，跟大叔握了握手。他没有怎么用力，那手的力度却如一把铁钳子，握得我好疼。也许他是练过武功的。我知道这是亲热的表示，便报以尊敬的微笑。

　　段大叔不愧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他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又做得一手好菜。那一次，我在陈青家里住了一夜，吃的是段大叔亲手做的红烧羊排、清蒸鳟鱼，喝的是昆仑大曲散白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老陈为何终身不娶，为何要与段大叔相依为命。

　　陈青被打成右派后，先是在阿尔泰山麓开荒、挖煤，后又被发配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一个农场，在一个牧业队里放羊。那是1960年前后，不仅人的生活极度贫困，连牲畜也不能幸免。陈青放牧的一群羊在沙漠边缘找不到吃的，便跑到农场的机关附近找吃食，有一群羊甚至跑到露天电影放映场里吃人们丢弃的瓜子皮，结果把露天场搞得乌烟瘴气。这事很快被电影放映队的管理员发现了，立即找到陈青，把他臭骂了一顿。陈青理屈词穷，一个劲地道歉。管理员见牧羊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便不再生气，转而提醒他以后要到草多的地方去放牧，不要在这儿惹是生非。

　　陈青明白他的意思，但肚子问题是不管什么是与非的，它就摆在眼前，不仅羊的肚子饿得受不了，他的肚子也饿得难以忍受。他向管理员诉苦，甚至乞求给他一点残羹剩饭。管理员是个善良的人，立即跑回自己的住地拿来两块烤熟的土豆递给了他。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也没顾得道声谢，就赶着羊群走了。

　　自此之后，陈青好像是被一根绳子牵着，不经意间就把羊群赶到了场部附近，而那个负责电影院的管理员，只要发现他的羊群，就不由自主地要找到他，跟他打个招呼。后来，陈青到场部看电影的时候，只要是管理员把门收票，他都可以免费入场，而且散场之后，管理员还要把他留下，到他的房子里坐一坐，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带回去。

　　这个管理员就是段大叔。似乎是一种缘分，段大叔也是个孤老头，地道的北京人，自称是过失犯罪，刑满后在这儿就业留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渐渐地，两个人的心便越贴越近，直到谁也离不开谁。1978年，党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摘帽平反，陈青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有了工作，有了房子，不禁喜出望外，放声歌唱。他没有忘记救命恩人段大叔，他把老人接到自己的身边，像对待老父亲似地侍奉他，孝敬他，日子过得十分和谐美满。

　　而段大叔却不是那种喜欢养尊处优的老人，他在北京有儿有女，自己还有工资收入，他想，即使陈青是他的干儿子，也不能拖累人家一辈子，陈青毕竟还年轻，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生儿育女，尽享天伦之乐。

　　不料，他把这想法一说，陈青立时火冒三丈，他说，我的好大叔哎，你想到哪儿去了？说到底，你还是不了解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是有过女人的，我的初恋情人长得很漂亮，不说百里挑一，也够得上出类拔萃。我爱她爱得如痴如醉、死去活来，结果怎样呢？大难临头她先飞。我陷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差点儿自寻短见。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没跟这个女人结成伴侣，也许是一件幸事。

　　自此，段大叔再也不跟他提女人的事了。

　　然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之事终究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何况陈青在那个边城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当时已经出版了《在香妃出生的地方》、《魂系昆仑》等几本诗集，而且他又长得那么雄伟英俊，颇具诗人的浪漫气质，总是要吸引一些女人的眼球的。那些年，陈青身边的一些同事，出于对他的关心，曾先后为他物色过几个很像样的女人，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他和段大叔在一起，虽然有时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过架、红过脸，但过不了多久就重归于好了，若中间有个女人瞎掺和，事情可能就复杂得多。他不愿意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他和段大叔的感情。但他心里也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段大叔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如果有个贤淑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又能在生活上照顾老人，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活路。所以后来有人向他介绍一位离异的女人时，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口回绝，而是说可以考虑考虑。

　　陈青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找了几个朋友同事对这个女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之后才正式接触。这女子系湖南人，外貌姣好，虽已年过不惑之年，但风韵犹存，据说当年曾是边城的一枝花。陈青对这些并不看重，他更注重的是人品和生活能力，特别是能不能善待老人。

　　经过了解和短暂接触，陈青最终接纳了这个女人。婚后的一些日子经过磨合，大体是正常的。只是后来女人觉得陈青对老爷子过分溺爱，她有点看不惯，比如，每天晚上，陈青都要给老爷子洗脚、搓背；睡前还到床上把老爷子的被子焐热，然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有时到内地去旅游，他只带段大叔，却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守空房。时间久了，她感到这样的生活实在索然无味。

　　她把自己的想法跟陈青说了，陈青却说她“女人见识，心胸狭小”。矛盾虽然没有公开化，但家庭生活已经出现了裂痕。最后，女人不得不向陈青摊牌，说，老陈同志呀，咱们夫妻一场不容易，现在是该把话挑明的时候了：在我和段大叔之间，我希望你有个选择，要我，还是要他？二者必居其一。

　　陈青也毫不示弱，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孝敬老人不应该吗？有罪吗？段大叔是我的大恩人，我永远不会离开他。

　　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段大叔意识到他是他们夫妻矛盾的焦点，就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离开陈青，直奔北京，去找自己的子女（老伴早已离他而去了）。他知道陈青是不会同意他走的，便趁他外出开会的机会买了车票，但陈青还是通过朋友得到了他出走的消息，会后立马跟踪他到了北京。

　　陈青说，我的好大叔呵，你老人家真地想叶落归根，我尊重您的选择；若是儿女不认你怎么办？过得不痛快怎么办？那还不如回新疆度晚年。陈青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和老段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哪个儿女和他有过来往。他心里极不踏实，决定住在北京观察一段时间。

　　事情果然不出陈青所料，段大叔在北京转了几天，和儿女们见了面，但没一个愿意接收他的，所幸陈青还在身边，不然，他真地要露宿街头了。

　　就这样，陈青陪同段大叔又回到喀什，两个人相依为命，继续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个女人离开了陈青，他们从街道上接收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他们给她取名“婷婷”。

　　一个年过花甲，一个年逾古稀，连照顾自己都已力不从心的两个老人，却要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抚养成人，谈何容易，但想不到的是，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家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有了生机活力。他们竭尽全力照料孩子，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爱，可以让人变得年轻；爱，可以创造奇迹。

　　1992年，当陈青带着段大叔回厦门定居时，婷婷作为他们的孙女，也一起在厦门落了户。

　　前几年，我和陈青曾有过电话联系，当我问及段大叔和小婷婷的情况时，陈青乐呵呵地说，婷婷已经大学毕业，出落成大姑娘了。段大叔虽已年过九十，身体依然健朗，精神依然矍铄。

　　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充满了欢乐和幸福，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衷心祝福他们！

苦酒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们科里突然多了一个工作人员。科长没有具体地介绍，我们也不便多问。过了几天才知道，他叫蒋天殊，是调来做俱乐部工作的。名字倒挺文雅，长相实在不敢恭维，乱蓬蓬的头发，黄皮拉瘦的脸，一笑就露出满嘴的大黄牙，而且是那种硬挤出来的谄媚的笑，有时还流下一点涎水，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他的办公桌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外间。说是办公，其实也没有多少要紧事儿可干，无非是写写画画、刻刻蜡版、打球照相、布置会场那一套宣传上的零碎事儿。平时他只知默默地干活儿，从不多言多语，你不跟他说话，他决不会主动跟你打招呼的。在我们这些老同志面前，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显得很谦卑——准确地说，应是很委琐。

　　不过，他对待工作的态度那是没说的。上班肯定是第一个，在大家没到之前，他不仅把办公室里外两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给大家提了满满的两壶开水。

　　我在宣教科的里间办公（这里是我们报社的办公室），很少与蒋天殊打交道。说实话，我很看不惯他那副邋里邋遢的样子。有时让他刻印个通知，字倒刻得蛮不错，但印出来的东西，总是不那么干净漂亮。写个开会的会标，字写得很规范，一旦剪好粘在布标上，却又弄得一片狼藉。

　　尽管如此，有一次科里在评选先进的时候，我还是投了他的赞成票，因为我有个习惯性的看法，肯不肯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能力问题。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票却被科长否定了。科长说，蒋天殊属于借调人员，暂时不参加评比。事后，我才明白，蒋天殊系刑满释放人员。那时科里为应付各种会议，需要一个能写会画的人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便推荐了他，说他是富有艺术特长的大学生，会画画，会书法，会弹钢琴，虽是个劳改释放人员，用其所长，重在教育，也未尝不可，于是科长便把他收下了。

　　如此看来，蒋天殊最初留给我们的那些印象便都不足为怪了。只是政治工作部门里留用这样一个劳改新生人员，总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好在他是属于过失犯罪，也就不必过于谨小慎微了，该让他做的事尽管交给他去做就是了。

　　知道了他的一些底细，我和他的接触反而多了起来。我一直怀着一种好奇心，想了解他是为怎样的“过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事故方面的，还是感情方面的？……开始，他一直回避着我。很显然，他不愿再触及令他刻骨铭心的那些往事。

　　蒋天殊在大学期间，就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曾是许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最终看上的是一个被誉为校花的姓秦的姑娘。那秦姑娘与他整日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但蒋天殊出身于名门之家，讲究门当户对的父母早已为他物色好了终身伴侣，大学毕业之后，即要为他成婚。蒋天殊死活不从，说要娶就娶秦姑娘，非她不娶，直闹得家里家外沸沸扬扬。

　　父母之命终难违抗，与他共枕同眠的是一个素昧平生、无丝毫艺术情趣的女人。而那女人却是一个千里难寻的贤惠姑娘，对他百依百顺，极尽妇道之能事，一直让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可蒋天殊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眼前的妻子无动于衷，横竖看着都不顺眼。

　　有一次，他正在书房里砚墨作画，妻子走近为他沏茶倒水，可能是心里过于紧张，不慎将杯子碰倒，一时水漫画桌，墨洇画纸，花费了多日心血、即将完稿的一幅得意之作竟被弄得狼藉不堪。蒋天殊愤怒至极，随手抓起一支蘸水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通用的一种笔，笔尖是金属材料制作的）朝妻子甩了过去。那笔尖不偏不倚，准准地插入了妻子的右眼。只听得一声尖叫，那女人便倒下了。

　　事情发生在婚后两年。妻子并没有让他成为被告，是他自己去投案自首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从天府之国发配到天山北麓，在准噶尔沙漠劳动改造了1825天之后如期获释。

　　在劳改队里，他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对蒋天殊来说，这是自己给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即使再苦，他也必须喝下去。喝下了这杯苦酒，他从外貌到内心都发生了巨变，包括他的命运。

　　看着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蒋天殊，决不会相信原先的他，曾经是那么潇洒，那么帅气。仅仅几年时间，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过，只要细细地端详一下他的眉目，透过那杂芜阴霾的表面，就会发现他身上仍然残存着异样的神采，尤其是那双眼睛里还闪着一丝聪慧的余光。这也许得益于热爱艺术而让他的生命没有完全枯萎，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使他满怀希冀。

　　我的猜测分析是对的。蒋天殊调到我们科里工作后不久，他的初恋情人秦姑娘就到新疆来找他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今天终于盼来了。

　　那是1960年困难时期，许多四川人都到新疆谋生，她也跟着来了。那天，她径直找到我们办公室，科长不在，我接待了她。她说她是从四川重庆来的，问蒋天殊是不是在这里工作。听她的口音，我断定她就是蒋天殊的老乡，但没有想到她竟是蒋天殊的初恋情人秦姑娘。秦姑娘并非像蒋天殊所说的那样漂亮。兴许也是生活的煎熬，让她脸色微黄，唇色无光，只有一双杏眼透着些许妩媚。不足三十岁的女人，称她为老秦也不过分。

　　我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她也许读懂了我的意思，说蒋天殊已经和他的前妻离婚，她想和他结婚。四川女人就是这么直爽，毫不隐讳。我问，你没结过婚吗？她说，结过，又离了，还有两个孩子呐。我又问，你到这儿来，老蒋知道吗？她很自信地说，以前通过信，他说新疆这地方挺好的，能吃饱肚子，他让我快点过来，他在等我。

　　过了一会儿，蒋天殊就进来了。不知为什么，与初恋情人邂逅的蒋天殊并没有显出有多么兴奋，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把她领到外间，坐在自己的床上，又买来了午餐，两个人就边说边吃起来了。

　　他俩说的话里夹杂着很多四川方言，我一时听不太懂，但说到结婚，要不要举办婚礼，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我却听得明明白白。

　　老秦说，我嫁给你是明媒正娶，条件再差也应该有个仪式，好向大伙宣告一下，我们正式结婚了。蒋天殊却坚持说，我们俩都是二婚，不必声张，悄悄办了就行了。

　　两个人争来争去，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能说服谁。

　　最终，还是由我们宣教科出面，用当时传统的做法为他俩操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大家围坐在一起，桌子上摆了一些瓜子、水果糖之类，热闹了一阵，喜庆了一番，就把他俩送到一间小土坯屋里去了。记得科里几个人还凑了一点钱买了一些日常用品作为礼物送到蒋天殊的新房里。

　　只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过了不久，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些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被陆续清理出机关，蒋天殊首当其冲。

　　我不知道蒋天殊是哪一天走的，他没来得及告别，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

　　据说，他携着妻子儿女又回到了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的面，也没有发现他有过什么美术作品问世。

心地澄明真君子

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何种环境，只要有他在场，生活便总是充满欢笑，充满乐趣。

　　他，就是我的挚友吴钦佩。

　　这个老吴年纪虽然不大，可也算得上是个老革命了。他于建国之初参加革命，曾服役于海政文工团多年。自1958年听从王震将军的号令，从北京转业至北大荒，继而又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他一直与我同在一个工程部队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搞宣传的，加之我们俩的媳妇又同在一个学校当老师，你来我往，一来二去，便成了好友。

　　所谓好友，也只是来往得稍多一些。因为他性格开朗、幽默，喜欢热闹，相处得就无拘无束，谁都愿意接近他，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朋友之间也多是君子之交，对于各人的身世，只是略知一二。实行军衔制时他曾被授予中尉，享受连级干部的待遇。他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并富于创新意识，无论到哪个单位工作，口碑都很不错。可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没有升迁的机会，和他同时来疆的许多战友，都当了这个长那个长的，他却始终从事着一般的业务工作，还自我安慰地曰之“无官一身轻”。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无道理。现在想来可能与他说话随便、爱开玩笑、爱出洋相有直接关系。

　　豁达大度、幽默乐观可以看作一个人的长处，也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厄运和不幸。

　　在那个人人都“谨言慎行”的年代，吴钦佩最终还是吃了嘴巴上的亏。

　　这事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

　　文革开始不久，我因一篇小说被打入“另册”，一些熟人和朋友已少有来往，唯有吴钦佩还不时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跑到我们的住处，用他那特殊的表达方式安慰一下我这个难弟。

　　危难时刻见真情，他的那些宽慰人心的话语，的确让我倍感温暖。可谁会想到，过了不久，他自己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揪出来批斗了。我真不敢相信，老吴怎么可能会是反革命呢，他是一个非常透明、一眼就能看到心底的那种人。

　　后来，通过他的爱人小李得知，因为他多才多艺，喜欢画画，便担负了在单位大院门口画伟大领袖像的光荣任务。他从来没有画过这么高大的像，又是动态性的，因此画得格外仔细认真，也画得格外慢，忙乎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完成。于是有人路过门口时便对正在画像的他指指点点地说：“老吴呵，你怎么画得这么慢呀，一只手就画了好几天？”

　　吴钦佩一听这话，他的俏皮话就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俗话说得好，人难画手，狗难画走。你懂不懂？”

　　他这本来是一句很普通很随意的话，却闯了弥天大祸。揭发他的人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污蔑伟大领袖，必须口诛笔伐，绝不能听之任之。于是声讨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既然是个“反革命分子”，自然要从根上深挖他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这一挖，便挖出了他的老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早已被他家乡的革命小将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示众，成为专政对象。

　　按照“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对吴钦佩的揭发批判势必要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揭露他的罪行，把他批倒批臭。他们认为，最了解他的底细的，应该是他周围的朋友。于是，在强大的攻势下，“朋友们”也不得不采取革命行动，揭发了他的一些所谓“反动言行”。其中有一条说他肆意篡改革命歌曲，公然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成“……不如自己的娘舅亲”。另外一条罪证，说他家藏有一把刻有“中正”字样的匕首，有人在他家吃瓜时曾经见过。据说，这是蒋介石赐给他父亲的，现在却不知去向了。

　　当然，最反动的莫过于把江青比作“武则天”。这是他的一位妻弟到新疆出差时向他透露的，他跟一位朋友私下里曾经说过。他一再嘱咐朋友“绝不可外传”，不料，朋友却没有信守诺言。

　　据我所知，在法院审理他的案子时，这最后一条罪状是量刑、判刑的主要依据。而这一条只要能证明自己纯属传播他人的话，而不是自己的想法，便可轻判或免于起诉。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吴钦佩矢口否认此话不是听来的，而是出自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他十分清楚，他若供出实情，那么正在某大学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妻弟，其下场肯定比他还要惨。他还年轻，不能断送他的前途。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他还托人给我妻子捎过话，让我们转告他的妻子小李，不要再等他了，他即将被宣判，刑期大约是十四年，希望她尽快组建新的家庭，带好孩子。

　　直到这时，他所关心的依然是别人。其实那时小李已移情别恋，心思早已不在他的身上了。有人曾目睹她经常与另一男人徜徉在花前月下。而这一切，老吴却一无所知。当小李提出与他分手时，他已经进了劳改队，正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名为铁厂沟的山谷里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同意离婚”的字句，像是了却了一桩心事，表现得异常坦然。然而有谁知道，那天夜里他曾以泪洗面，久久不能入睡。他为自己不能给妻儿老小带来幸福，反而给他们酿了一杯苦酒而愧疚——这是他平反后告诉我们的。

　　真的，他从未怨恨过自己的妻子。

　　十四年的刑期过了一半，恰是“四人帮”垮台的日子。在单位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吴钦佩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并补发了一万多元的工资。然而，七年的牢狱生活带来的精神打击，岂止是金钱可以补偿的？七年，他整整蒙受了七年的不白之冤。很难想象，这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那天晚上，他是带着他的儿子小刚——一个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来到我们家的。四十多岁的他，已经满头华发，原本强健的体魄，竟变得瘦骨嶙峋、脸色蜡黄。小刚一直寄人篱下，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学习倒很努力，性格却显得很孤僻，与他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劳改队蹲了七年的老吴，老脾气一点没变，说话还是那么爽朗、幽默，谈起这七年的苦难经历，他没有唉声叹气，也不怨天尤人，一副“悠悠往事，都付笑谈中”的君子风度。他说他在劳改队里就是靠讲故事、说笑话让自己，也帮助狱友们驱除苦闷，度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的。他还用管教员发给他们写思想汇报材料后节约下来的纸制成扑克玩游戏，给自己也给大家带来快乐，但这是违犯狱规的，管教员没收了扑克，他们又重新制作。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房子外面的路上撒了一些树叶，只要听到响声，就立即停止游戏。他的智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个人的习性、品行一旦成形是很难改变的，无论优劣，无论好坏，概莫能外。

　　平反后，老吴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自由，生活上却一度无家可归。那个寡情寡义的妻子，听说他已平反，竭力回避，生怕找她的麻烦。其实她对曾经跟她相伴多年的老吴并不了解。老吴的确想见她一面，那是因为旧情难忘，他总想帮她做点什么。据说，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当时，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定量供应的粮油，不远千里送到她的家里。除此之外，他不想从她那里得到任何解释。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平反后，一些曾经揭发过他的“罪行”、把他送到劳改队的“朋友”们，又跑上门来，和他套近乎，而他仍像从前一样，请吃饭，玩扑克，有说有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老吴不愧是一个真君子，心地像水晶一样澄澈透明，小刚却看不过眼，直来直去地吼了他一通：“老爸，我承认你特别善良，对朋友两肋插刀，可是结果如何？老爸呀，你该长个心眼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总不能把挨整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吧？朋友，朋友，那算什么朋友！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

　　看来，涉世不深的小刚对老子的老毛病深恶痛绝。当着我们的面，老吴没有与儿子争论，只是含蓄地笑了笑说：“儿子，你不懂呵，那时候每个人都活得很不易，他们也是被迫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老吴就是这样一个单纯得近乎迂腐、善良得近乎软弱的人，连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想为他打抱不平。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老吴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他与一个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女人缔结良缘之后，就到了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与小刚生活在一起。小刚已从事科研多年，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几年前已经取得了美国的绿卡。

　　老吴去美国之后，和我通过几次电话，其间也曾回国两次。那里的生活环境应该说很适合老吴的性格，只是人地两生，又不通语言，他觉得挺孤独。要不是为了照料孙子，他也许早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