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查德·米克（荷兰，小说家）：
当在座的每个人享受着现代化工业和科技的成果之际，“现代化”的概念总会联系到诸如便捷的网络通信、快速的商务旅行、甚至是你手中的Iphone4。然而，所谓“现代”的概念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中的“时尚元素”，它亦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思考，更是人文艺术领域里“新航标”。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和磨砺、思考和尝试，当我们的祖辈们经历了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运动之后，我们恍若迷途的羔羊寻找到前行的归路，这条路，便是被后人称之为“现代性”的道路。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
无疑，“现代性”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日益提高的人类寿命、众多被根除的疾病和饥饿、不同背景与收入的人们较为公平地活在阳光下……然而，正是这种追求幸福的欲望，促使我们无止境地去想象、去扬弃、去变化、去适应、去创造、去否定。这种充满动力的“规律”，就是“现代性”思潮带给社会，带给艺术的改变。
马歇尔先生的作品《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所描述的，便是在“现代主义”的优越性和阴暗面之间挣扎的故事。所谓“优越”，源自繁荣的社会、享乐的生活、日益增长的知识。所谓“阴暗”，恰恰是恶化的环境、日渐缺失的道德和信仰、拜金主义的猖狂、种族冲突的加剧……“现代主义”是一柄“双刃之剑”，愈是社会进步，这种对立的伤害愈加明显。
一件艺术品，犹如一种社会关系，它的艺术价值是由其交易价值所标的。不幸的是，多数人关注的仅仅是它的交易价值。这种对立和矛盾，渐渐地耗尽了艺术品之中的思想元素，渐渐地化身为彻头彻尾的交易品。思维的消耗和欲望的膨胀，造成了存在与虚无的状态，出现在艺术品之中，也出现在受众之间。中国圣贤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西方哲学的眼光之中，君子与小人，利与义，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更何况艺术品本身。
我的祖国荷兰，作为西方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之一，却面临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窘境。以工业和贸易为主体的国度，缺乏官方对艺术事业的支持，由此，加剧了艺术领域的“商业运作”。一大批艺术家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变卖作品，甚至艺术创作不得已要迎合受众的口味，渐渐丧失了艺术本身的魅力。然而，艺术创造向欧元低头妥协的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荷兰，在欧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否，不再是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名词：知名度、履历、销售成绩。如果你没有吸引足够的关注，你便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对于曾经因“归隐”而被尊重的艺术家来说，清高和孤傲，追求独立人格的艺术精神，已经被物欲横流的艺术市场所淹没。作为艺术思想浪潮的“艺术批评”，也仅存于干涩的统计数据之中了。
由于互联网兴盛，twitter和facebook的出现，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创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并且可以去点评和关注其他人的创作。于是，艺术创作进入到史无前例的“开放状态”。创新、借鉴、糅合已经没有了限制。行为艺术大师约瑟夫·波依斯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品”已经变成了现实，这正是社会对艺术依赖性的表现。
网络的传播在扩大艺术范围的同时，也扩散了这种“不良之风”。焦虑、怨恨和逆反是艺术创作中不可避免的情愫，当这种情绪随着艺术的传播谬种流传之时，受众们是难于判断和分拣的。
艺术是一点一滴的灵感所积累下来的。因为商业化的操作，使社会的欲望和情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欲望和情感也成为艺术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是社会的鲜血和活力。现代和现代主义，尤其是在其极端的标新立异方面，是与死亡本身分不开的，这不仅体现在词语、颜料或声音上，并且体现在行动上。现代性的多样性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理论论述的深入或复杂性问题，而是一种认同的政治在起作用。现代性论述的本质就是差异的文化政治学，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它意味着这些问题既不能得到解决，也不可能被简化，但是，在我们的论述中，它应该变得更清晰。
郭文斌（中国宁夏，小说家）：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朱子家训》中有句名言：“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在我看来，正是讲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成家”视为经济理想，那么一个企业之所以不能够实现这一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刻薄”，就是“伦常乖舛”。“刻薄”意味着不厚，“乖舛”意味着无德，而《易》理告诉我们，只有厚德才能载物，德是根，物是花。同理，经济之树要四季常青，必须仰赖于道德的厚土深根。现代不少企业，之所以像秋叶一样随风飘落，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中国古人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称为“五伦”，把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五伦之根是“亲”，五常之根是“爱”，合称“亲爱”，这个“亲爱”，既是价值，也是规律。如果把我们的生命视为一列驰向幸福的列车，那么，“五伦”和“五常”就是它的双轨，就是我们获得根本幸福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而“刻薄起家”和“伦常乖舛”，究其实质，就是反规律。试想，一列火车，它脱轨而行，意味着什么？
也许，真正的经济就是通过一种行为把生命的幸福最大化，而这个“大”，就在“诚”字里，这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孟子说“诚者，天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既然“诚”是天道，那么，它无疑代表着成功、幸福、圆满、永恒。可见，它也应该是经济之道。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之所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道德。而现代人理解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呢？大多是赚钱、享受。但到头来却发现这个享受要么是短暂的，要么是虚幻的。钱是赚了，但得到的却是伪快乐伪享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快乐不是来自源头的活水。换句话说，赚钱是会给人带来快乐，但不会是根本快乐，根本快乐在道德里，在诚信里。古人把“诚”视为“真心”，一个人失去了“诚”，就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真心”，而一个失去“真心”的人，他已变成一个“假”，对于一个“假”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和幸福就无从谈起了。
这，也许就是“厚德载物”的本义。当然，在商业社会，我们肯定不能反对“物”，但更不能丧失“德”，因为“德”为“物”之母。由此看来，“厚德载物”也是经济原理。
安纳托利·柯察金（莫斯科作协秘书长）：
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都是文化形态的表现。如饮食、工作、买卖交易、休闲聚会等，都不是遵循制度条规而被教条出来的，都是特定生活习惯的沿革。如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是人类生存的规则。世上万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类生活的规矩，随经济发展而变革，然万变不离其宗，这个根源便是“文化”。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权利去概述全球经济或者谈论别的国家的经济情况。我能讨论的就是俄罗斯，我自己的国家和那里发生了什么。我居住在俄罗斯，所有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和俄罗斯的经济都影响着我每天的生活。
每一个操控经济的生活者，每一个充满信心的守护经济的生活者，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完全相反，他们生活的价值和重要性等同于经济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事实上他们自己也认同了经济。因此，为了他们生活的富裕，其他人的生活就应该被牺牲。为了几万人的生活富裕，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命运烧成了灰烬。这个不太精确的资本主义构图，不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勾画出来的么？
现在的俄罗斯，会讲英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主要是从美国影片上学来的），但是高水平的俄语会话者开始减少。在网络上阅读这些年轻人的博客，你就会在每个句子中找到语法和词语的错误。大多数人从没了解过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销售的唱片中古典音乐作品，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亨德尔等的作品，已降到了很小的市场份额。剧院虽然不是空的，但是人们去那里并不是为了享受艺术，或陶冶灵魂，而是去那里炫耀自己的妻子或者情人。电影院设计得十分美观，严肃的、富有启发意义的电影上映时没人去看,而那些剧情空洞的、娱乐化、低级趣味的垃圾电影，人们却趋之若鹜。
当今经济的领导者们，不读经典作品，视它们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艺术对于他们的兴趣就是一个投资的工具，提起哲学只会让他们头疼和愤怒。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在一个陌生的度假胜地无拘无束地挥霍金钱，或者在赌桌上豪赌，餐馆里吃喝，更快乐的事情了。
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文化和经济是不相容的。对他们来说文化就像是没有退化掉的蜥蜴的尾巴，是个很大的累赘。
经济,无论在当今的社会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事物的来源和基础。经济是一种衍生的文化，是社会的一部分。俄罗斯已经为苏联时代所做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我们非常希望她不要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古德伦·欧丽莎克（德国，小说家）：
我们是这个被称为“地球”的星球上的居民，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无法离开这封闭的球体。福岛核电站灾难是新近出现的凶兆，它让我们记住，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地球上的居民，我们的生活并不安全，有生之年可能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当这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子孙要为此“埋单”。并且它不只是发生在周围，而是发生于整个地球。我们无法控制原子能的力量，我们不能确定哪里存放核废物是安全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地震、火山爆发、台风、海啸、流行性疾病等自然灾害来临时，我们无能为力。
另一个神秘传说中的死亡日正向我们走来，2012年12月21日，有人称之为世界末日，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另一部分人来说，它恰恰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改变，不是时间上的，而是思想与行动上的改变。我们该对化工危害、原子能、医疗毒剂和垃圾负责，我们该对我们的思想、所为和所不为负责，我们该改变自己的行为，不然便行将殒命，就像歌德在他的时代告诫我们的。
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公司、国家、政府都承担着拯救人类的责任，这就是真相，每个人都要接受。
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冒险，为很小的原因使它的人民死于环境污染、原子能伤害或者战争。
尽管电视、邮子邮件和互联网让世界日益紧密，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文化、社会体系、信仰和行为方式，多么美妙啊，因为这是赋予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们可以从彼此不同的文化间相互学习，从其他的群体中学习有价值的行动及解决方案，将其输入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和体系，并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国家一样，摒弃那些不再发挥作用的架构、意图与行为。
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各种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他想要什么，然而，找到完全的真相，却不容易。发现真相，找到最好的生存方式是艰难的，获取知识的最好方法是结识不同的人，面对面地与他们交谈，去一个异国他乡，感受那里的国土，呼吸那里的空气，喝那里的水，吃那里的食物。就像德国人的一句老话：“只有穿着他的鞋子走路，你才知道他是敌人还是朋友。”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互相信任，不担心因为允许人们说出真话，说出希望，说出恐惧而失去威力与责任。在这条崭新的、充满危险的道路上，用我们共同的文化去应对不可知的、充满惊险的未来。
江扬（中国香港作家联会名誉会长）：
文化元素具有与其他自然物质元素不同的特质，文化元素的形成具有自然“人化”的特点。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元素凝结了人类思维、思想以及生产、生活等内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中国书法、篆刻印章、秦砖汉瓦、文房四宝、国画、八卦、瓷器、彩陶、京剧脸谱等等都是文化元素的一小部分。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将文化元素融入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开辟了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现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通过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元素，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彰显城市个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个明显现象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虽然总是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但竞争中的趋向却是同质、同向、一体；而同样竞争激烈中的文化却走向多元，各有各的精彩，都以自己的特色争奇斗艳。在经济与文化交互前行、越来越难分难解的态势下，国力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总会指向甚至归于文化的竞争。
如何使趋同的经济构成中充满差异鲜明的别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元素？如何使枯燥的经济行为里充盈丰富饱满的人文活力、人文亲和力？我想这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值得探讨的问题。
彼得·科曼（瑞典，原瑞典作协主席，诗人）：
瑞典因公共图书馆而闻名。每年有超过一百万册的书籍从公共图书馆免费借出——市民不必付费，相反每本书借出一次，瑞典政府会支付约二十美分给作家基金会。作家基金会是一个版权所有人与瑞典政府之间的联营体。作为瑞典福利的一部分，开设图书馆一直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现在政府宣称：图书馆应该私有化并且参与市场的商业竞争。但是如果你让图书馆参与市场竞争，他们会立刻与普通的图书经销商处于一种境况。图书馆同样会被畅销书所充斥，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将失去它的地位，一些经典旧作，并非每个人都频繁问津就会消失，图书馆便会面临失去一切记忆的危险。你大概已注意到了，我极其渴望去强调文化作为本身存在的完整性与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在国家发展、商业举措中不起重要作用。相反，文化提供了一种个性，也为全部商业生活增添了味道。如果没有英格丽·褒曼和葛丽泰·嘉宝，瑞典会怎样？如果没有莎士比亚，英国会怎样？你能想象，如果法国没有伏尔泰会怎样？葛丽泰·嘉宝文化有它自己的文艺精神上的、非商业性的价值，这价值无法在股票市场上被交换。
每个国家都必须意识到它特殊的文化遗产，并且对它的创造表示尊重，同时，艺术家与作家应该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还要互相帮助。毕竟我们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方面有共同之处，就像我们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言论自由。
正如商人们总是聚在一起关注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我们，文化界的人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文化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约翰·邓恩曾说，“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部分。”
戴来（中国江苏，小说家）：
经济作为人的基本社会活动，必然伴随着一定的意识与观念，也必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形成其文化，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其经济活动。因此，经济与文化在深层次上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应该是互相勾连、彼此互动的。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中，我以为文化元素可能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现在都讲人文精神、人文观念，而人文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经济意识，如义利观、理欲观、德力观等等。对这些问题讨论与争辩，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变更，而观念的变革对经济变革具有前导作用，经济变革与文化变革也相辅相成，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内驱力。
二是，文化作为生产力之一，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与重视。现在以文化创意为主的动漫、游戏等产品制作，已形成新的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而我们的一些企业，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商业品牌的打造，也在经济与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经济质量与文化含量，这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与经济竞争力。
三是，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文化宣传、文化教育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以文艺创作为主的文艺活动，通过文艺形象、文艺意趣、文艺感染等，在满足读者、服务社会的同时，还起着陶冶人的情操、彰显远大的理想、构筑精神家园的积极功用。这些文艺与文化活动既是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核心的精神支撑，也在为经济发展营造和谐与稳定的社会氛围。
四是，地域文化在区域经济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去考察，都会发现它有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的、地域的差异性。而这种产生于不同地域内的文化，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活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各自具有其鲜明的特性，而这种地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也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
比如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这样的地理优势，尤其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优越的自然禀赋，在与人文互动中，孕育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优秀的文化，从而逐步创造出不同于中国其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条件。
历史上吴越江南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不仅反映着吴越江南文学艺术领域自身的成就，而且还构造出吴越之地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吴越江南的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精湛的工艺技术、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和工商经济行为方式，共同培育了吴越江南人民的创新精神，这也正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源泉。
葛水平（中国山西，小说家）：
文化是和地缘、血缘连着的。文化从多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文化，不是经济。能改变人，改变人的生活习性，改变人的欲望，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的品味，是厚德载物的文化。回望遥远处，尽管覆上了时间的尘衣，但并不能让我们回避，文化同化了很多民族的差异。朝代更替，一路走来，政治、经济、文化，是推进历史的三驾马车，文化看似在三者之后，却是它们的魂。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准由一个时代而定。中国的大宋、汉唐、明清，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回望它们曾经的鼎盛？文化。我们可以从遗漏下来的建筑中找到那个时代的经济影子，比如，曾经的浮艳之风，就一个斗拱，就会让我们一目了然。时间告诉我们，在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文化是世间的一切大有。
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在万事万物中。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聪明，也很简洁地总结出了妇孺皆知的八个字。由于对资源的有限认识，或者说由于对资源的开掘没有像今天的人那么明白更多的眼前利益，所以古人没有今天人那么多浪费和高消费。语言也是简洁的，没有那么多废话，那么多注解。这八个字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短短八字，涵盖了人生，涵盖了社会，把我们要写的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的温饱经济、小康社会、物质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全写到了。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就是发展中的温饱经济，解决住房和代步就是发展中的小康社会，吃喝不愁就是发展中的物质文化，玩乐不忧就是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再比如，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算盘。中国古人的平台整合能力是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比不上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祖宗有文化。
再比如：有一位农场主，做买卖有钱了，想给自己找一块风水宝地做坟地。找了一位风水先生看，本来是想往靠山的地方走，却看见靠山的果树林上空有鸟乱飞，他便停下了脚步要风水先生转身回来。风水先生说：“主家儿的想法是想找靠山的地方啊，因何脚未行路就动摇了念想？”农场主说：“村庄靠山的地方是我家的果树林，果树年岁大了，树上有喜鹊搭了好多窝，你看那果树上空喜鹊乱叫，怕是有嘴馋的娃娃偷果子呢，咱们这一去，娃娃们知道来人了，惊吓得从树上掉下来摔坏咋办呢？等娃娃们解了嘴馋再说，一块坟地，早晚都不该急啊。”风水先生将罗盘一合，向农场主一抱拳说：“主家儿，这坟地不看了，你埋哪里哪里都是风水宝地，子孙必贤。”
很明白的一个道理：经济大潮下，啥文化元素都得以人为本。
刘醒龙（中国湖北，小说家）：
我们已经看到了文化大跃进般的粗制滥造。泛经济时代的最大文化出产，恰恰是文化的天敌——粗鄙。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肉身注定要腐烂。在历史中流传的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是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风骨。中国一些著名寺庙都供奉着得道高僧的肉身。这些肉身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是因为肉身之上那些更为著名的佛与禅，道与德。普通人众尊重的看似肉身，实际上是用肉身修炼所得来的人生学问和凡尘文化。
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高速发展的奇迹，文化发展更需要对本土文化的特质坚守和坚持，文化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代代相传的薪火。金钱再多买不来文化。或许真如有人宣称的那样，能用金钱买得“诺贝尔奖”，然而，再多金钱也买不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
前几天，与朋友在电话里聊，当极端的经济活动屏蔽了真的文化时，当所有人都认为经典文学正在死去时，才能凸显作家存在的意义。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人都是作家，才是作家的悲哀。当所有人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这样的背景会使作家难于受到经济动物们的欢迎，也会使作家的责任更大。
这世界上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更不能就此将上帝偶尔的粗俗作为新的圣经。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
刘元举（中国深圳，报告文学作家）：
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元素，与没有经济繁荣发展时的文化元素，是有差异的，比如美国洛杉矶的文化。就拿电影城说吧，戴上立体眼镜，观看三维甚至四维空间的演出，高科技机器人的锐利手就从屏幕伸到你的眼皮底下，那份逼真的时空感确实很刺激。于是，你会想到《阿凡达》为何上座率那么高！那个电影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智商去理解的故事情节，但，最简单的故事何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票房价值？就是好莱坞独特的文化的力量！想象力。那些诗意的空间，那些无比美妙的植物，飞行的怪鸟，无不是想象力的结果！所以，想象力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文化元素。文化，最终是要体现到人们的习惯中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文化也经常感觉到悬浮在半空。等到城市真正安静下来，不再大拆大卸之时，尘埃方能落定，文化也才会真正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习惯之中。
肖复兴（中国北京，散文作家）：
说起北京这座古城的命运，总会让我们想起梁思成先生，因为他是北京古城保护富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者。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清华园矗立起他的一尊塑像，无疑，这是对梁先生的一份难得的纪念。让人多少有些悲凉的是，老北京城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为他立一尊塑像。我们的城市当然需要建设和发展，但这种建设和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古城的文化为代价。事实上，我们错过了整体保护北京旧城的历史机遇。时过境迁之后，我们马后炮一样对于梁思成先生充满了愧疚，我们把他写成了教材，放进中学的课本里，但是，我们言行不一，我们继续违背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过的蓝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老北京旧城的破坏，而允许地产商和推土机在已经残缺不全的旧城肆意地大拆大建呢？如果前者无可追回，但旧城区的大拆大建就是发生在近几年的事情呀。就在眼下，我们一边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中轴线申遗，一边还在对中轴线旁边的粉房街和大吉片大动干戈，在中轴线东侧大建一批假景观。不仅北京如此，神州大地，多少古城正在被大拆大建，我们健忘，完全无视了梁思成先生的存在，他曾经给予我们过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建议和思想。
是的，我们一再背叛梁思成。早在1947年，梁先生就发表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护》。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一再陈情相告：北京城的整个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阶段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同时，他特别指出，承袭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保护这份遗产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推诿的。他还强调：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规划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需要保护好这一文物环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真正认知了他的这一思想了吗？传承下他对于北京古城的这一份情感了吗？我们真的把这座城市当成了“孤例”、“杰作”、“至宝”和“历史艺术陈列馆”来对待了吗？是把旧城区看作了“完整艺术实物”，是“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需要把它当做“文物环境”一样保护了吗？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修辞，当做一层粉底霜，而是真的这样认同的话，为什么北京旧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片片瓦砾，代之而起却是一片片商业楼盘？我们对于他所说的保护这座城市不可推诿的责任，又尽到了多少呢？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作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代表——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失去了文化根基的依托，经济越是发展，越会让人和城市一起失忆。
叶多多（中国云南，散文作家）：
我一直生活在云南，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今后也仍然会生活在这里。在云南，我目睹了太多的山村家庭必得汗流满面方能填饱肚子，为数不少的家庭即使怎么拼命也还是填不饱肚子，天灾，人祸，影响生存的或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们的童年无一例外地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受苦，为了不再向着寒伧、忧戚、充满蔑视的惨淡日子滑落，经济的发展成了他们逃离苦难的唯一指望。然而，经济的落后并不与文化的落后成正比。换句话说，没有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哪种文化占优势的律则，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平等地站在真实的世界里，也正是经济的滞后让云南很多弥足珍贵的文化元素得以很好地保存。
云南的山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延绵无尽的大山里，他们携带着不同的生存和文化气息，穿越岁月的沉重，以最深重的脚印，呈现给当今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文化视界，并洇染了无数的人，使他们于这种从容中受到鼓励。
在云南山地，你会看到各种宗教彼此交融，相互穿插，会看到本地原始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不同宗教在这里生根发芽，佛寺与教堂同立一村，同一家人有不同的信仰，壁画上各教神灵混杂相处的场面随处可见。可以说，这里是一座人神共居、诸神共荣的新奥林匹斯山，是一方能够接纳任何信仰的土地，是世界宗教文化一片神奇罕见的天空。
而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是艺术的行为或是职业的活动，在山地民族的世界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并有可能贯穿他们的一生。也许，那些自古流传的民歌最能反映山地民族的心态，山地峡谷是美丽的，但峡谷里的民族深知峡谷的荒凉单调，在灾害来临的时候他们更是天天咀嚼着山地的恐怖和无情，他们在山里长大，在山里劳作，体验着年复一年自然界生命的轮回，对于这种生活，一方面他们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习惯，另一方面，在他们朴素单纯的性格中又永远涌动着一种对新生活的无限渴望，对发展经济的无限渴望，于是他们编了无法尽数的民歌和舞蹈，世代流传，咏唱不已，也就是说，山地民族在诉说自己最宝贵的那部分心情的时候，也在试图战胜贫困创造美好，试图寻找一个比平淡单调的生活更有魅力和光彩的精神和现实世界。
也许，面对那些古老斑驳的村庄，有人会说：我喜欢那里的青苔，我喜欢那里的尘土，我喜欢那里的气味。而我的脑海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那些年代久远的茅草房如何能够抵挡住潮湿和苍蝇？那些世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难道永远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难道他们生下来就是给浪漫主义当诗画素材用的吗？他们有没有权利在机器和耕牛之间作出选择？
沈苇（中国新疆，诗人）：
今天的我们，置身于雅克·厄鲁尔所说的“极度视觉化的时代”，一切都从属于视觉化，在视觉化之外什么都没有意义。深陷于资讯、影像与复制之中，现象泛滥的时代被我们一头撞上了，可以见证，可以记录，但词语蒙羞，思想缺席，文化变味。我们面临的这个“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新诸子百家时代，而是思想与文化的混乱期，“心灵之乱”既是“果”，也是可以转化的“因”。要害就要害在这里。经济发展，财富积累，生活改善，当然是好事。贫穷本身不值得赞美，贫穷中的美德却是令人赞叹的。人是活在物质世界上的精神动物，经济总量并不代表财富的公正分配，幸福指数也不会与GDP同步增长。经济是个手段，不是心智完善以及抵达完美人性的目标。文化朝向这一目标，所以文化需要工具和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工具和手段，追求文化的高质量、高品位，并抵达文化内在的终极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艺术、宗教、科学、诗歌、哲学都肩负着这一基本的责任和使命。但目前的情况是，文化的内在性被忽略了，文化关系发生严重了错位，文化工具和文化手段往往被当做了文化目标。一方面，太多的聪明人把文化搞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高谈阔论文化，其实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在行经济之事，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颠倒了，文化成了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无疑对文化传播是有贡献的，但文化的内核被遮蔽了，文化的层次被混淆了，文化的工具被放大了，文化的浅表化、庸俗化和娱乐化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由此，这个时代的“工具崇拜”比人类任何一个不争的时代都严重，都更加盲信和迷信。
如何使粗犷强悍的经济运动与细致完美的文化建设获得一种新的平衡，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付诸实践的。现在，经济发展不再是一趟普快列车，而是动车和高铁，火车上的三天三夜终有一天会变成三十个小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时间的获得还是时间的失去，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飞速的经济动车上，被惊醒的文化充满了警觉，这是文化自觉、人类自觉的一个前提。高速路上拍一拍惊堂木，如同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是荒诞的，然而却是必须的。文化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元素，它几乎是社会的全部要素和我们的唯一出路，攸关性命和未来。马修·阿诺德的话好像是写给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的：“唯有各种思想达成和谐，开放的时代才有出路”，“文化不仅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拥有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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