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怕木匠老拐,路上见了他,也远远躲着。他右脚有些瘸,走路斜斜地晃着身子。他常年光着上身,粗粗的臂膀像毛竹兜,腰间翻出一卷卷的红布条。红布条打个活结,成了腰带。他干不来别的木活,只会做棺材。他若看见哪家小孩不顺眼,便板起脸说:“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扔进棺材里。”我怕老拐的凶话,更怕他家的土狗。我读书去学校,要经过他家门口,狗蹲在青苔斑斑的石阶上,吐出长长的红舌头,涎水往下坠而不落,耳朵蒲扇一样扇动,呼呼呼,粗粗喘气。我看见狗,脚挪不开半步。“汪汪汪”,几句狂吠,即使它不冲向我,我都全身筛糠一般,瘫软,最后嚎啕大哭。没有比狗更让我害怕的动物啦。
一条水渠从村前细细涓流。水渠在一棵大樟树下,汇聚成一个水洼。水洼边砌了四块青石板。这是埠头,供村妇洗菜洗衣。埠头凹在路沿边,一丛茂密的芦苇掩映着。村里唯一的“丁”字路口在这儿。路口左边是一个土围墙的院子,院子里有两棵柚子树,初夏季节,白白的柚子花害羞地躲在枝梢,悄悄展露姿容,粉白,素雅,明净,花香绵绵。斧头劈砍木头的笃笃之声,从院子里传出来,铿锵有力。劈木声是那样干脆,简洁,沉甸甸,喧哗而不虚张声势。木头是滚圆的,伐下山已经深藏了好几个冬夏,湿气全无,树皮上积满灰尘,有些部位在干裂;斧头闪闪,金光在斧子高举的瞬间洒落一地,噼噼作响;握着斧柄的手,成包抄的姿势,暴胀的肌肉盘结,一粒粒的汗珠豆苗一样钻出。
“老拐,给我订两副上好的寿枋,木材不要松木,也不要杉木,要上田山的百年苦槠,板钉要街上麻子师傅铁打的,粗一些长一些,板厚要加一指。”开四方车的徐八端着一大杯浓茶,坐在马墩上,说:“一辈子苦自己,寿枋可不能委屈自己的身子。”徐八才四十多岁,儿子还没成家。他拉沙子养家。他脸很大,嘴巴瘪瘪的,大家叫他瘪八。马墩是一个三角木叉,搁木头的。木匠师傅劈木刨板,都把木头搁在马墩上干活。老拐说:“你老头都八十多啦还没添寿枋,你添寿枋不合适。”寿枋就是棺材。瘪八的太阳穴上爆出两条青筋,憋红了脸,说:“他有三个儿子,平时吃饭都东家一餐西家一餐,谁还管他寿枋。”老拐说:“人活一张嘴,人死一副枋,你老头活着苦嘴死后多冤。”瘪八就不再说话了。瘪八三兄弟都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就是老头苦,一年只有过年才吃得上肉。老头轮饭吃,派饭的儿子都不烧肉。邻居看不上眼,说:“瘪八,老头吃不了两年了,怎么舍不得买块猪肉给大人吃吃呢?”瘪八说:“老头子昨天在哥哥家吃了半盘红烧肉,油腻伤身,多吃吃蔬菜好。”邻居说:“你哥哥猪肉没有,猪食倒是有一堆。”村里人都看不起瘪八三兄弟,不是他们无能而是无德。
村里很多人在四十多岁时给自己订好寿枋。寿枋在木楼上搁三年,请来油漆师傅,刮石灰打石膏,用朱红的土漆涂了一遍又一遍。请来画师,在枋头画上白边绿叶的大丽花。我三舅是个猎手,捕野猪捕獾捕黄鼠狼捕山鸡捕果子狸,都是好手。我去三舅家,他说:“今天没什么好吃的,我去一下山里。”要不了两盏茶的时间,他拖着麂子回家啦。麂子的腿淌着血,褐色的皮毛沾着露水,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哀怜地看人。舅妈在厨房里已经把水烧开,说:“你们是吃红烧还是小炒?”三舅说:“红烧小炒都上吧。”三舅是个非常敬鬼神的人,他说:“做寿枋漆寿枋,可不能马虎了鬼神。有一年,在茶湾,舒家花了三年盖了一栋木楼房。舒家看看木料有多,请来木匠做寿枋。寿枋做好了,搁在楼上,三更半夜,有吱吱吱的叫声,一家人吓得不敢住。房子空了一年多,两个猎人听说此事,说:‘什么东西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赃东西(鬼),要好好住上一夜,让赃东西现形。’两个猎人住在东厢房,点上火烛聊天。到了半夜,寿枋里传出吱吱吱的声响。猎人拿火烛东照西照,也没见赃东西,又翻身上床聊天。吱吱吱,复响起,咚咚咚,跳到西厢房的五斗橱上。猎人以为是猫咪,照照,也没见。回到东厢房,猎人端起猎枪,说:‘可能是黄鼠狼找吃的。’五斗橱有一面长衣镜,映着火烛。长衣镜里不时地晃动着人影,长头发,穿一件破旧的短袄,青灰色。一个猎人把鞋子扔向人影,吱吱吱,不见了。火烛摇曳。另一个猎人,砰,一枪,哗啦,长衣镜碎了一地玻璃。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滴血迹,乌黑黑的。两个猎人魂飞魄散。后来,来了一个道师,说:‘做寿枋的木匠是个外行,钉板钉时没有画符,赃东西乘机可入。’舒家说:‘道师,可有法子驱鬼,不然这栋房子都废了。’道师把寿枋搬到厅堂,噗了黄酒,烧了三叠黄表纸,在离枋头七寸的位置,画了七道符,念了一炷香的咒语,用锯子在画了符的地方锯,一边锯,赃东西一边吱吱吱叫,地上淌黑黑的血。”三舅在四十多岁时,牙齿开始脱落了。他声情并茂,边讲边用动作演示。
在昏暗的厅堂里,我听得入迷,背脊发凉,但我始终不信。三舅站起来,说:“你去把四舅叫来。”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故事需要一个证人,四舅就是。四舅结婚的日子没选好,新娘入门那晚,强壮的四舅在拜堂作揖时,突然瘫倒在地,四肢抽搐,不醒人事。新娘只好和四舅的衣冠入洞房。外婆请来道师,做了四场道场,买来寿枋出空殡,四舅才活过来。那时我都四岁了,我记得。三舅说:“你外公死得早,好多东西在大舅身上有传承,可惜大舅在银行上班,不能把技艺传下来。”外公是个道师,降童子的功夫在方圆几十里都声名赫赫。我没见过外公,我二哥出生那年冬天,外公死于一场疾病。
降童子是追魂术。在人离世前,气脉还在,魂魄离身,请道师来追魂,使病人还魂,在阳间多活些时日。在厅堂,挂满道符,烟火缭绕,锣鼓喧天,唢呐震耳,八张八仙桌脚对脚面对面地叠起来,贴着黄表纸画的道符。外公头扎白巾,腰围一条红布,脸上画着道符,穿一双白布袜,身轻如燕,从地上一个跟斗一个跟斗翻上最高的桌面。他手脚利索,干净如流水。
在一面八仙桌大的锣鼓上,外公年轻时能连续翻六十多个空心跟斗,即使到了四十多岁,他还能翻四十多个。外公贪吃,赚来的钱从不储存,都花在吃食上。每天天没亮,他就在屋前的河湾草地上练功,从四岁一直坚持到他卧病。他的死一直无人解破。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每每谈起外公,她都泪水涟涟。母亲说:“八岁前我都没穿过鞋子,到了冬天都不敢下床,都怪你外公贪吃,他死得早,你四舅才十几岁。”她对外公的责备是出于对我外婆的爱惜。外婆白手起家,盖大房子,给四个舅舅娶妻,吃了很多苦。
外公的死,源于一场降童子。在茅尖岭,外公做完降童子连夜回家。外公提着松灯,风呼呼呼的,把松灯吹得摇摇晃晃。翻过四个山头就到外公家,可那夜的山路显得特别长,芭茅哗啦啦,外公一直感到口渴,喉咙被什么东西烫着一般。他不敢俯身喝泉水,他感觉有赃东西跟着他。走到一个山坳,一副寿枋横在他面前。外公是个特别胆大的人,画了符念了咒,怒喝一声:“是赃东西就现形。”他走一步,寿枋就移一步。他干脆不走,坐在松树下,念道经。道经没念完,一个倒穿蓑衣的人站在他面前,不说话,看不清脸孔。到了天亮,什么东西都没有,外公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坟堆上。回到家里,外公便一病不起,就此而去。三舅,外婆,我母亲,无数次对我说起这件事。我成年后,怀疑外公是死于癔症。我询问过大舅,大舅沉默。他说,不要去谈论故人。他只说,外公死时,寿枋都没有,还是临时雇人做的,生漆气太浓,让几个小孩都染上漆疮,浑身流脓,满屋腥臭。
母亲把零食藏在阁楼的土瓮里,有薯片桃酥芝麻饼玉米花,但我不敢偷吃,不是我不爱吃,而是我不敢上阁楼。土瓮摆在祖父祖母的寿枋边上,我害怕寿枋,它的里面好像隐藏着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做这个寿枋时,祖父已五十多岁,木匠老拐还不到三十岁,他还不知道他的媳妇叫翠翠。
翠翠有一张大嘴巴,脸长而尖,有一身蛮力,山里田里地里,没有她不会干的活儿,只是做事没条理,东一抓西一把,像她的头发,毛渣渣,满头糟。她养不来猪,猪不是病死就精瘦不长肉,连猪仔的钱都保不了。翠翠养了十几只鸭鹅,三个月后,死折过半,留下四只鹅。塘鹅越过水渠,跑到田埂上吃草,脖子滚圆,往下坠,鹅都不知道饱,走路晃着肚皮,像村长。端午了,老拐舍不得卖肉,对翠翠说:“过节了总不能跟鹅一样吃素,杀一只鹅吧。”泡了水拔毛,老拐说:“你去后山砍一捆雷竹来,扁豆要搭架扶藤啦。”翠翠砍了雷竹,站在山梁上看家里的炊烟。炊烟黑黑一团,从烟囱里卷出来。等到炊烟变白变稀,翠翠喊:“做寿枋的,我雷竹砍好了,砍了很多,我挑不动,你来帮帮。”翠翠从另一条小道回家,看见灶台上的钵头里,鹅块冒着腾腾热气,整个喉咙都被鹅块拉了出来。翠翠把身上的围裙解下来,包起钵头抱着胸前,在几个房间转了一圈,爬上阁楼又下来,到院子里,掀开一副棺材,抱着钵头躲进去,盖上棺盖。老拐把雷竹挑回家,发现钵头不见了,到处找,都没见踪影,锅里的鹅汤倒有一大碗。老拐坐下来喝了碗汤,才想起翠翠不知去哪儿啦。问了几个邻居,都说不见翠翠,老拐一屁股坐在棺材盖上,说:“这个死吃的,有鹅吃,就独孤吃,被鹅骨卡死的,死了我就把你埋在鹅肚子里。”过了晌午,老拐午睡起来,看见翠翠坐在门槛上,满嘴都是油,衣襟也油腊腊的发亮。她的头靠在门框上,不断地打饱嗝,呃呃呃,嘴角流出长长的涎水,头发像一个鸡窝。钵头摆在地上,空空的,只有一些碎骨肉丝黏在瓷片上。老拐抽出一根雷竹,啪,抽在翠翠的腰上,骂道:“你个死吃的,整个鹅都吃啦,鹅屁股也不给我留一块。”翠翠跳起来,哭道:“你叫我砍雷竹,你还不是想支开我,你独食鹅。”老拐打得越发狠,抽一下,翠翠就吐一口,一地的鹅碎肉。
枫林的春天格外长,雨水绵绵。天空是一架纺织机,不知疲倦地纺着细细雨丝,飘飘渺渺,漫无边际,不分日夜。春寒渗入骨髓。油菜花兀自赶路,低着头,不畏艰辛,一边跋涉一边开花。大地仿佛是一堆干柴,一根火柴就把饶北河两岸的田野燃烧起来。熊熊火苗是金黄色,从油绿的枝干上喷射而出,翻卷而汹涌,形成一叠叠的细浪,望眼而去,金黄色的波涛席卷了村庄。谷雨时节之后,田畴是绿汪汪一片,细辫子一样的柳条暗自风情万钏。棺材铺里劈木的声音在太阳挂窗时响起。老拐姓周,名字不详。翠翠是邻村的人,是老拐用两副寿枋换来的。翠翠的老爹在五十六岁那年死于一根棕绳。棕绳是从箩筐上解下来的,冬天用于吊狗。翠翠的老爹鳙鱼头爱养狗,谁要买狗,都找鳙鱼头。鳙鱼头扔一个烤红薯在门口,狗来吃的时候,他用棕绳套住狗脖子,挂在木梯子上。狗犟着双腿,狂吠。鳙鱼头随手一木棍,落在狗鼻梁上,狗嘴流出殷红的血,舌苔伸得长长的再也缩不回去,毛竖起来变硬。鳙鱼头把狗头狗肝肠狗尾巴留给自己吃,用土锅煮,放大把大把的辣椒生姜。鳙鱼头喝一口谷酒吃一口狗肉,摇一下头,满脸大汗,说:“神仙的生活就这两下子。”酒喝得差不多了,用筷子敲碗,鳙鱼头闭上眼睛,唱《西厢记》。那年冬,贩卖猪仔的炎球到鳙鱼头家催钱,说:“鳙鱼头,你年猪今天杀了,得把猪仔钱还我。”翠翠在煮肉,肉香飘荡。鳙鱼头说:“手头紧,到了开春再还吧,你看看,我年肉才留了二十斤和一副大肠,猪肚都舍不得吃。”“你要过年,我也要过年呀,你不能只顾自己过年,不管我死活。”炎球说。两人说话呛了起来,激烈地争吵。炎球说:“你不让我过好年,我让你没肉吃。”炎球从墙角抓起一把石灰,撒在翠翠的肉锅里。鳙鱼头端起肉锅,把一锅汤肉泼在炎球身上。那晚,鳙鱼头死了,吊死在木梯子上,脸发黑,舌苔僵硬而长,拉出整个口腔。隔了一天,鳙鱼头七十多岁的老娘猝死在茅厕里。没钱下葬的翠翠娘哭得不醒人事。老拐忙了几个日夜,做了两副棺材,对翠翠娘说:“老嫂子,我知道你的苦处,寿枋我做好了,你先用着吧。”来年春,翠翠娘给老拐送来一坛谷酒,说:“老拐,我们都是苦药渣,你不嫌弃的话,我把翠翠许给你。”那一年,老拐三十三岁,翠翠十九岁。
这是一个普通的院落。一栋木质简易的矮房,围墙爬满苦瓜藤。院子里堆着木板、原木,刨花撒了一地。老拐以前不拐,十五岁那年,去茶湾偷木头,被猎狗追着跑了五里多路,摔下山路,自此,走路再也没有正过身子。他因此学了做棺材的木匠活。在翠翠没进周家门之前,老拐有一个相好,是水碓房里瞎子犟牛的老婆油麻。老拐是油麻的相好之一。油麻胖黑黑的,树墩一样结实,即使是冬天,鼻梁也冒汗。村里传言,油麻天天都要和男人过夜生活,不过夜生活,一定是病了,浑身乏力,吃饭都没胃口。她喜欢吃肉,越大块越好,巴掌大的五花肉能当饭吃,嘴唇常年都是油亮的。有一年夏天,老拐的小女儿出世了,翠翠抱小孩回娘家小住了几天。油麻摸黑敲门,老拐责怪似地说:“万一翠翠回家怎么办?”油麻说:“我给你煮了四个桂圆蛋,你先吃吧,吃了有力气一些。”油麻抱起老拐,往棺材里放,说:“我还没在棺材里做过这样的事呢。”棺材太窄,只能躺一个人,油麻就骑在老拐身上。老拐抽了油麻一屁股,说:“哪有女人在上面的。”油麻说:“男人在上面,就像抓痒,你给我抓痒抓摸不到痒处,我在上面,知道哪儿痒,一抓就抓到了。”老拐说:“造孽呀,我去投胎还是个木匠。”交媾的时候,油麻叫声特别大,挨了尖刀一样。老拐怕路过的人听见,把棺材盖斜盖起来,脱下袜子塞住油麻的嘴巴。自老拐结婚后,他们偷情都在后山岩洞里。岩洞有一堆干茅草,打成地铺。油麻比老拐还大九岁呢。偷情是这样的,女人越偷胆越大,男人越偷胆越小。油麻一进老拐的院子,老拐的斧头就砍得格外重,啪当,啪当,啪当,假装没看见。油麻和翠翠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老拐身边去,趁翠翠进屋忙事,用手和言语挑逗老拐。老拐越是憋着不想,又越想去干那个事。所以老拐每次和油麻干事,都有使不完的劲,油麻也越喜欢。做完了,老拐心里很是懊悔,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绝不再做了,翠翠是多善多柔的人啊,不能辜负她家人的托付。可隔个三五天,看看油麻进自己的院子,虽是想躲着,可浑身就像突然间蓄满了水一样,不放闸的话,身体会像河堤一样崩裂。而油麻就是一台发电机,嘟嘟嘟嘟,随时都可以发电,随时都充满爆发力。油麻对老拐说:“棺材不应该拿去埋人,应该用来做床,你看看,我们做那个事,两人整个身子都挤挨在一起,一点空间都不浪费。”只要翠翠不在家,油麻就和老拐在棺材里偷情,不知疲倦,一个晚上好几次,肆无忌惮,咚咚咚,他们的脚板踢棺材板的声音,邻居听得一清二楚。邻居是个寡妇,姓张,四十出头,听得满心怨气,用竹梢抽打家里的公猫,“喵——”猫一声惊叫,全巷子毛骨悚然。
家里好吃的东西都留不住,油麻能拿的,都给了外面的男人吃,犟牛没办法,能装下肚的都装到肚子里。油麻说:“男人是一口井呀,没有水就是枯井。”但油麻从不带男人回家,只在外面,有时去地里摘辣椒,竹篮子扔在地里,人却不知去了哪儿,怎么吼她,也不应声,隔了一会儿,她慌里慌张地从茶树林钻出来,一边扎裤子一边低头满足地笑,头发衣服上满是树叶屑。犟牛用竹梢抽她,她也笑。犟牛干瘪瘪的,茶枯饼一样,油分已被榨干。
“丁”字路口,是村里出殡的地方。入殓了的人要在这里过一夜,摆上香烛白饭大块肉豆腐,烧三刀黄纸。有一次,村里老了一个人,漆皮和猪牯在酒桌上打赌,说,谁在夜里三更赶到路口,把祭肉吃了,谁就赢一壶五斤谷烧。那夜下蒙蒙雨,猪牯赶到时,棺材盖上突然坐起一个人,戴一顶斗笠穿一件蓑衣,说:“我比你早到了吧。”猪牯拔腿就跑。第二天,村里多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人,见人就说:“人,人,蓑衣,蓑衣。”他捡路上的烂红薯吃,拔萝卜吃,捉泥鳅吃,抓蛤蟆吃,裤子掉下身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猪牯。
孩童或年轻人夭折,用一张草席卷起来,木架子夹住,扔到后山的茶树洞,潦潦草草埋了,不能放在路口出殡,也不买水上路。也有死了多次又活过来的人。顺寿死了,地仙说:“顺寿要逢七下葬,家道才转好。”家人安排人轮流守夜。顺寿才四十多岁,孩子都没成家,请邻里几个后生守。顺寿搁在床上,盖着白布,后生在床边摆上小方桌打牌。第五夜半夜,几个人正打得酣畅,面对床坐的麻七眼睛瞪得铜铃大,说:“坐起来了,坐起来了。”牌一扔,跑到门外嚎啕大哭。其他三人不知啥事。“我有点口渴,给我一点儿水。”三人一看,顺寿坐在床上,神态安然。三人魂飞魄散。大家再也不叫他顺寿啦,叫他“不死”。不死过了一年多,又死了。先是抽筋,吐白沫,而后全身冰凉,倒在桌下,身子渐渐僵硬。家人在厅堂里搁了一块门板,安放不死,香火供着,火烛点着,每餐都放一碗饭,摆上筷子,菜也餐餐热一次。到了第七天,饭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不死端一把锄头去秧田种田埂豆了。方圆几十里都传言,枫林有一个不死的人,爱吃生老鼠仔,可能是老鼠神下凡投胎。村小学的校长找到顺寿,说:“你要到医院查查,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你躺在木板上,我学生都恐慌了,都不敢来学校读书。”顺寿说:“我镇里都没去过,我可不敢去城里医院。”校长陪他去了市人民医院,也没检查出所以然来。又去了省人民医院检查,专家说顺寿有癫痫病,只是发作起来不是间歇性的,而是集中爆发,密集地连续发作,发作时处于完全休克状态,和死人没区别。家里人再也不怕顺寿死了,那是癫痫发作。过了三年,顺寿又死了。家人说说笑笑,说:“这个死人,不想做事就死一次,权当放假。”七天后,厅堂里多了许多苍蝇,叮在顺寿脸上,樟树上也有乌鸦啊啊啊啊,日夜不歇。顺寿的老婆用手去摸顺寿的脸,烂梨子一样,淌出腥臭的水。她双膝一跪,哇的一声:“不死的,你怎么真会死的啊!”抬寿枋的麻七说:“不死都会死,我们更会死,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别耽搁了自己。”他盖了一半的房子,荒在那儿,手用在扑克上,嘴用在酒杯上。
我忘记在哪年,镇里实行殡葬改革,由土葬改为火化。老拐死的时候,是个寒冬。他死于醉酒,喝了酒回家,睡下去再也没醒。他的大儿子初中还没毕业,在石灰厂里做挑夫。下葬的寿枋连油漆都没上。寿枋是给邻村一个人做的,做好寿枋,老拐死了,刚好派上用场。下葬的第七天,殡葬改革执法队的人来了,对翠翠说:“现在实行火化,你怎么可以土葬呢?罚款三万六。”翠翠傻了,说:“我人都没了,还罚我,你把我火化算了。”执法队员说:“你不交罚款,就挖你坟。”六个执法队员端起铁锹、铲、斧头、锄头,找到坟地,要挖坟。翠翠躺在坟上,说:“我们这么穷的人,连吃都没着落,你要我的命吧。”村里几十号男女把执法队员围住,说:“挖坟就是踩在活人头上拉屎,你敢挖坟我们就把你们杀死。”派出所来人,说:“殡葬改革是国家大事,你们围攻执法人员就是和国家对抗。”麻七说:“那李会计死了娘都土葬,款也没罚,你们官官相护,他是镇政府会计,你们不敢动,欺软怕硬。”派出所的人拿出铐子,把麻七带上警车,说:“你是挑头的,要好好治治你。”麻七从派出所出来,是一具尸体。派出所说:“麻七是自己撞墙死的。”麻七身上都是黑黑的瘀血,肋骨也断了三根,耳朵出血。
从墓穴里挖出来,老拐的肉已完全腐烂。翠翠连骨灰都没去要。村里几个老人组织了几十号人马,去县里上访,披麻戴孝在县政府门口哀哭,镇政府和派出所的相关人员被法纪处理。记者去采访镇党委书记,书记说:“我们财政不行,发工资都困难,就靠这样的罚款支撑,我们在吃死人饭。”县里得知此事,镇书记也被撤了职。殡葬改革没执行下去,又恢复了土葬。
当然,从新坟里挖尸出来的不止老拐一个。烂柿的老娘八十八岁入土。她从六十多岁就被脚风湿封瘫在椅子上,哪儿也去不了,上床都要人抱,可健旺着,油灯一样,暗而不灭,火苗跳着跳着,以为要灭了,可拨动一下灯芯,又燃起来。她整年都在椅子上,椅子上盖一床破棉絮。烂柿是个孝子,好吃好喝,都先给老娘供着。烂柿的老婆是个哑巴,矮小,又瘦,像个空瓜子壳。烂柿可能是全村最窘迫的一户,房子是泥房,盖芦苇,门是生产队解体时拆除下来的,窗户用塑料皮钉的。他的一双儿女,到了寒冬都下不了床,天太阴寒,儿女没有棉裤子也没棉鞋子,只能在床上取暖。南方的冷是湿冷,针尖一样刺入骨髓。烂柿用油茶壳烧出旺火,堆在火盘里,缓解阴寒。村里有一些好心人,把旧棉袄旧棉鞋送给烂柿,到了菜荒还送一些肥肥的咸肉、腌菜、霉干菜,送半筐番薯米,给烂柿一家度荒。烂柿勤快老实,对人也热心,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他老娘死,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村里家家户户抽出一些钱,置了棺材白布香烛鞭炮,把他老娘安葬。棺夫和唢呐手也都不在烂柿家吃饭。烂柿无以为谢,一家一家地跪拜磕头。下葬后的第八天,殡葬执法队的人来,要烂柿出钱,一万二,火化。烂柿看见六七个大男人,手拿铁锹锄头,他哪见过这等架势,吓得晕倒了。执法队员挖坟挖了一半,村里来了几十个男男女女,咒骂。村民小组长把大家劝说下来,对执法队长解释了烂柿的家庭境况,说:“我们都有父母,父母也会死,八十八岁入土的人,穷得下葬都没棺材的人,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你们这样兴师动众挖坟,会引起公愤的。”镇长听说村里有人闹事,也开着车子来到现场。镇长说:“特事特办吧,我们关心不够,也不了解情况,多有得罪了,请大家谅解。”镇长拿出两千块钱,包给烂柿,说:“你有困难找政府,我们一起出力,把生活过好。”男男女女散了,说:“镇长是个好人。”过了一年,镇长被抓了,说是贪污。村里人不理解,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贪污呢?这个世道真让人看不懂。
对老拐的死,犟牛很不理解,说:“老拐的命是喝八千一百斤酒,怎么还余了两千七百斤没喝下就走了呢?”犟牛是算命的,村里人谁一辈子吃多少饭喝多少酒做多少次爱砍多少担柴挖多少块地,他都心里有数。犟牛手上握一根竹竿,走村串户算命。他的右手夹两片莲花板,啪啪,肩上搭一个布袋,布袋的后兜挂一把二胡前兜装着白米。他算一个命得一升米。有客人算命了,他架起二郎腿,坐在厅堂或屋檐下的板凳上,客人报上生辰八字,他从后布兜里摸出牌签,掐指算阴阳八卦。他边拉二胡边解说命相,他的解说不是说,而是唱,声音婉转如流水,清脆似莺啼。他坐在哪儿,哪儿都围着一群人,叽叽喳喳。他也爱喝酒。一次,老拐和麻七穿串起来,对犟牛说:“晚上我们打伙煮肉吃,一人一块钱。”犟牛说:“打伙好啊,只是我一个瞎子怎么吃得过你们,打伙可以,不能点灯吃。”麻七买来两斤肉四斤豆腐,煮了一大钵头,摆在老拐院子里的寿枋盖上吃。汤都喝完了,麻七问老拐:“你吃了几块肉?”老拐说:“三块,怎么吃不到肉呢?”麻七说:“我也吃了三块,秤也没少呀,怎么没肉呢?”犟牛捂着嘴巴笑,说:“筷子一夹就知道是不是肉,陷筷子的是豆腐磕筷子的是肉,我吃的可都是精瘦的好肉。”
十二年前,父亲六十二岁。他用母亲六十岁生日收贺礼积余的钱,买来两副寿枋,花了二千四百块。我并不知道。回家过年,我看见阁楼上摆着两副寿枋,我一下子全身冰凉。我的父亲母亲瞬间在我眼前衰老了。我十三岁外出读书,直至工作,很少呆在父母身边。父母是农民,但我一直过着少爷的生活,即使是在暑假,我都是埋头读书。我三哥大我四岁,见我不去干农活,埋怨父亲偏心,说:“他不去砍柴我也不去。”父亲说:“他是个读书人,他的手白白的,绵绵的。”三哥一下子泪如泉涌。三哥十三岁就止了学业,和我祖父学耕田。他不上学是因为他知道父亲没有能力负担学费。三哥十六岁那年,我二哥刚好订婚。那年夏天,三哥随工头去梧凤洞伐木,有三个多月。到了中秋节前一天,二哥要去未婚妻家送节,可是没钱。我父母和二哥一直坐在后厅的灶台旁,等三哥回家。伐木三个月,他赚了一百二十块。天都很黑了,一家人都没吃饭,把饭菜热在锅里,弟弟靠在母亲怀里酣睡。父亲站在沙石公路边,打着火把,等三哥。梧凤洞离我家有五十公里,早晨来的班车怎么说也不至于跑一天啊。我大哥是个拖拉机手,开着挂长的拖拉机沿路找三哥。母亲嘤嘤啜泣,她担心她的儿子是不是遇上了不幸的事。那些年,梧凤洞前前后后的二十多里公路,经常发生手拿猎枪打抢的事件。公路上横几根圆木,车子停下来,司机的脑壳上就抵着乌黑黑的枪口。到了后半夜,我们都睡下了,母亲还坐在灶前,咚咚咚,大门被敲得急骤如鼓点。母亲开门,看见三哥光着脚,手上提着鞋子和一个铝饭盒,破布一样的衣衫裹着他瘦小的身子,腰上扎着大柴刀。母亲一把抱住他,叫我父亲:“老四回来啦,回来啦。”我们一家人都围在灶台前。三哥傻傻地坐在板凳上,一句话也不说。他的脚板流了许多血,沙子磕的。母亲端来热水给他泡脚,搓洗。她一边洗一边哭。那个夜晚,似乎特别寒冷。月光铺撒在大地上,像一层霜,瓦楞上,树叶上,水塘里,稀疏的枣树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洗完脚,三哥哇的一声嚎啕大哭,泥石流一样的哭声从他喉咙里喷射而出。他抱着头,双肩抖动,整个身子低下,蹲着。他断断续续哽咽地说:“车子开了三十多里,发现裤兜里的钱不见了。”他以为钱丢在柴蓬里,又走路返回,四处翻遍了都没着落。他只好走路回家。他舍不得穿鞋子走沙石路,光着一双脚,走了一百多里,一粒米都没进。他的嘴唇结着厚厚的血痂,脸上像被霜冻后的淤泥一样开裂。“死全家的,肯定是在车上被小偷扒了。”我父亲狠狠地说。我母亲说:“就是饿死,也不要你去伐木了,才十六岁,遭这样的罪,地狱啊。”第二天,我父亲把三个月的牛犊牵到街上卖了,买来烟酒布匹鞋子,给二哥送节。
何谓生活?在枫林,就是惨烈的赤膊巷战,而最终倒下的是自己。在巷战中,我们都会疲倦,会突然了悟,苟活是一种大智慧。于是买来寿枋,寂静地等待自己倒下的那一天。那样的平静,悲怆,隐忍,广阔。我送过我的祖父祖母上山,送过我外祖母上山,但我没有过这样的畏惧:假如我的父母有一天不再返回这个矮小的泥墙瓦房,我的世界会是黑茫茫一片,来去皆惘然。这是一种因父母衰老而带来的隐痛,像一枚刺扎在心尖,拔不出来。
后山有许多粗壮的松树和杉树,还有宽大叶片泛着灰白色泽的桉树,更远一些的山脊,有苦槠树、杨梅、紫荆、枫树。矮矮山梁上,是遍野的油茶,在秋天,红色的白色的花朵,哗啦啦啦地铺满山冈,嬉闹的蜜蜂在追逐,花香一浪一浪地扑打。泡桐已凋敝,它的突兀显得孤单而美好。棕树有哀怜的黄,一副甘于忍受风雨而无动于衷的样子。松木杉木苦槠,都是做棺材的好木料,又粗又长,经得起腐烂。它们满山都是,卑贱,廉价,松脆,结实,只要一把斧头一条拉锯几十个长板钉,经过老拐的三天两夜,就成了棺材。我看过最好的棺木是楠木。我十来岁时,和三姑父去夏家墓(地名)玩。三姑父是个地仙,手里拿个罗盘,带着我和我表哥振宇,去夏家墓,说:“看看夏宰相外婆的墓地可不一般。夏宰相是明朝的夏言,一生为官清廉刚正,出生在上饶县郑坊外婆家,并在此度过美好的童年。为官之后,夏言常回郑坊看外婆,外婆死后,安葬在钱墩的山坞里。这个山坞叫夏家墓。”墓地已被盗,横陈着数十块腐木板。木板用刀斧砍不裂,脚踩上去,咯吱作响。三姑父说,这是楠木,千年不烂。墓前有八只花岗岩雕刻的石马石羊,地基铺着青石,两边是高大的青杉黄柏。这是郑坊最气派的墓地了。两边是山垄,山坳前是一口池塘,池塘前是开阔肥沃的田野,更远处是蜿蜒九曲的饶北河,河流依高耸的灵山绕村舍而行。
夏家墓旁的荒冈上,十五年前,我的祖父祖母移居到了这片油茶林里。茅草茂密,麻雀乱飞,野草莓遍地,草径交错。那是我的最高山峰,只是这么多年,也不曾去探望。草青几次,也必然会黄几次,只是每年的秋天,弥眼的哀黄,让我陡生悲凉。在通往荒冈的路上,枫林人漫步疾走,没有姓氏,也没有年龄。
老拐已死去七年,棺材铺在前年,建成了老年俱乐部,有图书室、麻将房、科教电视室,是一栋小洋房。翠翠也没改嫁,儿女都在浙江打工。翠翠一个人在家里养猪养鸡,脸上多了一些南瓜一样的肉,有瓦纹,额头紧绷。她的家搬到了河边,建了一栋三层半的楼,没有外粉刷,红砖的墙,窗户是一个空空的“口”字。她很少到村子里来闲聊,总是一个人打瞌睡,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在厅堂里念佛烧香,一个人在菜地里捉虫拔草。只有小货店的缺牙隔个十几天看见她来买酱油手纸食盐味精。她提一个用了十几年的竹篮,说话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她把鸡蛋从竹篮里拿出来,给缺牙:“代卖一下,就算八毛钱一个。”竹篮用补了的毛巾遮着,毛巾下是秕谷,秕谷上盖着鸡蛋。她把秕谷带回家,喂鸡。她掀开毛巾的手,细细长长,像枯死的文竹。她差不多是一个被村里遗忘的人,只有到村里选举村主任时,才有人记起她,给她两斤茶油三包洗衣粉四块肥皂,来拉选票。
上个星期,我回枫林看望父母,村里正出殡。母亲说,是翠翠死了,死在菜地里,被放牛的矮胖发现。早晨发现的,翠翠的头上还有一层厚厚的秋霜。我的小孩在田里刨甘蔗挖红薯,她不吃,只是玩,满身泥巴。我爱人站在田埂上,恬静地看着孩子。她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她们眼中的枫林是有土菜吃,有棉花看,一层层的山峦往上叠像个稻草垛。我陪母亲看电视,母亲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头发有一半银白。她不断地咳嗽,脸像一块锅巴。母亲说:“翠翠不容易,不容易也走完了,等你父亲走的那一天我就绝食死,死了比活着舒服一些。”我看着母亲,她拉下眼睡着了。我想说的话,闭在嘴巴里。过了一会儿,她醒了,又说:“你不要去安徽上班了,你又不差这些钱,你看看,你今年头发都掉了很多,差不多和你父亲一样光头了。”我把我的外衣盖着母亲身上,离身去屋外。屋外清朗,田野高高低低,屋舍在一片静虚里,收割后的田畴给人温暖怀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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