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识木棉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那时，我正在家乡冀中平原一个叫流河镇的中学读书。学校离家有十几里，寄宿生每周六下午放学骑自行车回家，周日带上些煮红薯、玉米饼子和咸菜条等之类的干粮再返校。偶尔家里来客人蒸锅馒头啥的，家人舍不得吃就给我捎上几个，艰苦的学习生活可想而知。

　　但值得庆幸的是学校紧靠京杭漕运大运河东岸，景色秀丽宜人。学校的南面是天津警备区的绿色军营，学生每天早晨到军营的大操场上跑操，看着部队整齐划一的队列动作，听着那雄壮嘹亮的番号声，让人感觉心里痒痒的，心中不由生出些许的仰慕之情。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这身国防绿色军装，成为这队伍中的一员，那该是一生中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为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學校购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每周四晚上给学生们放映电影。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我们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一部反战争片《自豪吧！母亲》，全校师生看得热血沸腾。那一幅幅鲜艳美丽的木棉花画面，伴着此起彼伏的主题歌《相会在攀枝花下》：“年轻的战友，再见吧、再见吧，为保卫祖国离开了家/你看那山岭一片红霞，那不是红霞，是火红的攀枝花/攀枝花，青春的花、美丽的生命、灿烂的年华/当你浴血奋战的时候，勿忘家乡的攀枝花，英雄的花、不灭的火焰、胜利的火把/当你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们相会在攀枝花下。” 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边防战士用身体滚雷开辟雷障“撼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情节中，久久回味抑制不住自己亢奋的心绪……我便暗自下定决心：“走，当兵去！”

　　那年月，农家娃子走出贫瘠的乡村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考取大学或是当兵提干。考学的事不敢再想了，当兵是唯一的选择。可我们弟兄四个已有两个哥哥正在部队服役，二哥在内蒙古某炮兵团，三哥正在山西武警指挥干部学校即将毕业，我也想穿上那身军装。

　　一日中午，我在自家房顶上晾晒玉米棒子，突然听到村里广播喇叭里传来秋季征兵的消息，我急忙从房顶下来往村部跑着去报名，爹娘在院子里大声吆喝着：“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想点靠谱的事情去做！当几年兵回来，有啥意思！”。

　　到了村部才知道，我是第六个应征入伍报名的，前面已报五人。老支书开玩笑地对我说：“老四呀，你的两个哥哥还在队伍上，你就别报名了，也让别人家光荣一次嘛。”

　　我无精打采地推开家门时，原本性格沉默内向的父亲，话语越来越少，默默地蹲在墙角下打理着手里的活计。母亲一声不吭，扎着围裙操持着做晚饭，我便小心翼翼地凑到她跟前怯怯地哀求道：“娘，娃儿真的很想去当兵。”

　　“听说现在南边正打仗，这万一上了前线就把你自己扔到那边了，再想回家可就难啦！”爹便站起身大声地对我训斥了一番。然后，他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喝下后，又耐心地劝导我说：“当啥兵呀！你的两个姐姐都已结婚成家生子，弟兄四个有两个当兵的就得啦。你将来跟我学个木匠，好赖也是一门手艺，讨个媳妇，老婆孩子热炕头地踏实过日子不是很好吗？”

　　我跟爹一个劲儿地辩解说，二哥当兵学会了开车，三哥当兵考上了军校。我不甘心就这样在庄稼地里干一辈子。“他爹，娃儿想去就让他去，老二、老三都在队伍上有出息了。咱要硬是把老四留在身边，不让他去当兵，如果队伍上真有机会的话，那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呀。再说村子里不。能一年能走六个兵，这次就随了娃儿的性子吧。”娘见我态度坚决便跟爹轻声地说道。

　　“咣当”一声，爹狠劲地用力甩了一下堂屋的门，走出门槛前随口给我丢下一句话：“当兵了就别后悔，等以后耽误了前程别埋怨当老子的就行！”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到乡上、县上体检，出了这门进那门都是一路绿灯。但是村上体检合格的共四人，我排在最后一个。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节骨眼上，在乡农科站工作的大哥突然给我带来了征兵的消息。晚饭桌上，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年的兵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省城石家庄，二是新疆核试验基地。县上给咱们乡分配的新兵都是去新疆的名额。咱村里可能要确定走两个兵，明天早上县里就要派人搞家访了。”

　　“哪儿的兵，跟咱都没有关系！就俩兵，怎么着也轮不到咱们家。”父亲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说道。这时，娘在一旁插话说：“去年秋天复员回来的大队会计家的儿子，不就是在新疆当兵吗？人家当兵都是三年复员，可他一年多就回来了，说是边疆太苦孩子受不了那个罪。要是其他娃子不想去就好了。”紧接着，她又唉声叹气地说：“如果他们嫌苦不去了，可咱这么点大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当父母的怎么能忍心呀！”

　　意外的惊喜真让娘给说中了。第二天，我在家苦苦地琢磨着家访时要说的那些话，可等了一整天也没有见到家访的人。傍晚时分，大哥从乡上回来兴奋地说：“排你前面俩娃的父母都说边疆条件太艰苦，怕吃娃不消就不让他俩去当兵了。”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就骑着家里那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县武装部领取了新兵被装。当晚，出嫁的两个姐姐都回到家里，家人们围坐在饭桌前你一言我一语的家庭气氛异常热闹。只是，娘一直抚摸着我崭新的绿军装，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地说道：“老二当兵走时发的军被分量轻，老三发的是青布棉鞋。看老四发的这大头鞋和大头皮棉帽子，这回当兵可真的当到天边去啦！”

　　二

　　那是一个大清早，树枝上挂满洁白的霜花。堂哥和大哥用自行车驮着穿着肥大军装的我和行囊，告别养育我十八年的家乡父老，踏上了充满渴望和梦想的绿色军营。

　　当我跨出家门的那一刻，伤感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娘用拇指轻轻擦拭着我的眼角，表情显得异常沉重地说：“当兵的整天操枪弄炮的让人揪心呀！这一走就不知道啥时候再踏进家门，到了队伍上一定要好好干。”

　　一百来人的新兵队伍，过黄河、穿秦岭、越戈壁，沿着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北上，坐了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第四天凌晨时分，在戈壁荒滩上一个叫“大河沿”的小站下了车。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叫吐鲁番，也就是我国文学名著《西游记》中所提到火焰山。

　　到达马兰新训驻地时，正值下午一点四十分，一阵清脆嘹亮的军号声响彻马兰的上空。那位接兵干部面对大家疑惑的眼神亲切地说道，这是中午开饭号。新疆地区所在纬度原因与内地时差近两个小时，现在时刻相当于你们家乡的正午十二点。

　　新兵们提着行李下车列队，一位皮肤白净身材魁梧的军官用标准的齐步走到队列前对新兵们讲道：“我是连长陈海河，天津武清人，七九年入伍的兵。我代表新兵二连向新同志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从现在起，你们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里是高海拔艰苦地区，除了突兀的山就是戈壁荒滩，工作生活条件甚是艰苦。希望你们尽快适应部队环境，发扬老一辈马兰人传承下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把根须深深扎入马兰的每个角落，在阳光雨露滋润下长成一棵挺拔的大漠白杨，用青春和生命为祖国人民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

　　連长讲完话，紧接着就宣布新兵分班排。他命令新兵连三位排长和九名班长出列，成一列横队站在队伍左侧，每点到一名新兵就自行提着行李站到对应班长的后面，成连纵队集合。当他点到我的名字时，新兵队伍里已经寥寥无几了，我被分到了三排七班。班里共十三人，班长是安徽临颍县的，比我们河北兵早到两天的还有山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好在我们一个乡的四个新兵分在了一个班，与同村的老乡还住一个上下铺。

　　中午就餐时，却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尴尬场面。一个班十二名新兵坐在一张圆形餐桌上，一共四个菜除炒鸡蛋外，其余是炒大白菜、土豆丝和胡萝卜三个菜，都放了很多红红的辣椒面。我们来自河北和山东的新兵从小就没有养成吃辣椒的习惯，一盘炒鸡蛋被三下五除二地十几秒钟就干光了。大家都瞅着盘子里火红的辣椒面心里发怵，只能嘴里干嚼着馒头，手里的筷子却不知如何下手。

　　班长看着我们几个内地新兵吃饭甚是难为的样子，说在新疆一定要养成吃辣椒的习惯，因为新疆的冬天特别寒冷且漫长，吃辣椒能够出汗逼寒。再说了你们吃不饱饭哪有力气出操训练。难道当兵的，吃个辣椒比拿下个碉堡还难吗？

　　班长说的也是呀，我们不惧数千里的路途到新疆来当兵，还怕吃个辣椒吗？我暗自下定决心，要想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就必须战胜自我，像战斗英雄董存瑞炸碉堡那样，首先攻克第一道难关，一定要学会吃辣椒。晚饭时，大家便你夺我抢地狼吞虎咽起来。

　　当晚就寝前，班长教我们整理内务叠被子。他边教练边对大家说：“出门看军姿队列，进门看内务卫生。军人素质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叠被子是规范内务卫生的一项最基本的内容。要把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不下一定的功夫是不行的呀！”看着他兄长般的亲切热情，我怯怯地小声问他：“班长，咱们部队有可能上前线打仗吗？”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当兵的都有可能上前线。不过，基地是科研部队，一般情况下轮不到咱们参战。你是怕上战场才来的基地吧？”我说我是为上前线才当的兵，班长能信不？

　　翌日上午，连队就组织召开了简短的新兵开训动员会，陈连长主持会议并安排布置了近三个月的新训计划。指导员做了精彩的思想动员讲话，他个头不高，说话慢条斯理的不急不躁地说自己姓焦，山西高平市人，来自防化站。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地对大家讲道：“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是位于天山脚下，地处被称为死亡之海罗布泊西端的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试验场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省那么大。”

　　“哎呀，试验场区这么大！那咱们基地究竟是干啥的？”没等焦指导员把话讲完，新兵们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声。他略带深沉地咳嗽了两声，又接着说道：“建国初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为抵制西方帝国主义核威胁和核讹诈，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值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空前困难的情况下，毅然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战略决策。”

　　1958年12月，中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藴钰将军带领基地选址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西出阳关一直向古楼兰消失地罗布泊疾驰而去。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跋涉，他们穿越漫漫大漠，跨过茫茫戈壁，最后来到罗布泊地区博斯腾湖畔。让人们感到欣喜若狂的是在到处泛着白光的盐碱滩上，意外发现这一湖的清水，肥美的土地。次年六月，基地创业者们在规划核试验场发展蓝图时。渺无人烟的荒芜戈壁酷暑难耐，一条天然小河从中流过，河堤上生长着一簇簇翠绿色的马兰草，盛开着淡蓝色的马兰花。张蕴钰将军兴致激昂地提议将基地生活区规划在此地，并赋予她充满诗情画意的命名为“马兰”。

　　从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开始，基地进行了多次不同方式、不同型号、不同威力的核试验，建立了中国精干有效的核盾牌。一茬茬基地官兵们满怀“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豪情壮志，在大漠深处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当焦指导员讲到基地发展历程时，情绪显得异常兴奋，眼圈也湿润了起来。

　　连长起身从连部脸盆架上，取来一条湿毛巾递给他。此时，空旷的戈壁滩上，凛冽的寒风呼啸着透过门窗缝隙“吱吱”作响，但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气氛却显得格外热烈。陈连长端起白瓷茶杯喝了一口茶，猛然站起身铿锵有力地说道：“作为马兰人，从事的是核试验这项神圣而崇高的国防科技事业。不否认你们当兵的远大抱负。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你们当中有站岗的、做饭的、开车的，甚至还有喂猪种菜的，革命岗位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实干、苦干加巧干，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临近散会时，他又向着全连发出新训倡议：“谁英雄谁好汉，咱们训练场上比比看！”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赢得了官兵们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三

　　马兰基地隶属国防科工委，所属原兰州军区辖区范围内，当年参加老山轮战的部队正值原兰州军区。原兰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军队》报订阅到建制班排，因此我们每天晚上读报时间，听到看到的都是反映参战部队的战况动态新闻，让人感到一闭上眼睛，就仿佛已置身于那硝烟弥漫的战场，距离胸前佩戴大红花的战斗英雄仅一步之遥，为单调乏味的新兵生活激发了高涨的训练热情。

　　记忆犹新的是开训不到两周，很多战友相继出现了不良状况。有的站军姿时突然晕倒，有的走齐步一直顺拐就是纠正不过来。而我的强烈反应就是流鼻血，每天早上起床或晚上就寝的时候，总感觉鼻孔里痒痒的，用指头轻轻地一扣就不停地流鼻血，浑身乏力就连走队列腿肚子都软绵绵的。一天下午，在练习跑步分解动作时不慎跌倒在地，左膝盖轻微骨裂。班长见状只好让我坐在一旁看着战友们训练，这时陈连长走过来问清我的病情，便让班长立即带我到团卫生队治疗。戴着金边眼镜的老军医了解完我的症状后，用一根棉签在一瓶稀释硫酸里蘸了蘸，然后伸进我的两个鼻孔里使劲地那么一拧，瞬间，我的两个鼻孔往外冒着血丝的白沫，一阵扎心的灼痛感。他然后开了一张病假条微笑着对我说，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好啦！

　　一回到连队后，班长按照连长吩咐让我卧床休息，每顿饭后炊事班长亲自把病号饭端到我的面前，还嘘寒问暖的叫人甚是感动。说是病号饭，实际就是炊事员煮上一碗面条，里面打上两个鸡蛋放些红烧肉罐头啥的，吃着香香的，味道蛮不错。

　　一个周六的午后，灿烂的阳光照在温馨的营院内，战友们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三三两两的蹲坐在水池边洗衣服，还有的凑到一起弹吉他。一位老乡扶着我围着院子练习走路时，偶然发现连长和指导员正站在食堂门口前的两块黑板中间商量着事情。那两块黑板是用红砖垒砌成的，有三米多高近10米宽，就像两名警卫战士日夜守卫在风雨中。

　　这时，连长对指导员说：“空闲了，翻一下新兵档案看看有没有能写会画的人才，连队该出一期黑板报了。”指导员听到连长的话，紧接着说：“听说三班有一个叫陈辉的新疆兵，上学时学过美术，不知粉笔画如何？我下去再了解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情绪显得异常兴奋。那天下午，我就拿着自己发表在县文联主办的《青县文艺》第一版上的两首诗歌样报，一瘸一拐地到连部自告奋勇地对连长和指导员说道：“报告二位首长，我是三排七班战士……”没等我把话说完，指导员把一个档案袋递给连长，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叫李秀森，河北青县兵，县文联会员，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听到指导员问话，我怯怯地答道：“是，首长！”

　　“从现在开始，把你调整到一排三班，与新疆兵陈辉一起把连队的两块黑板报出出来，版面设计要新、水平要高、内容要好！”陈连长接过话茬命令我道。然后，他把那个档案袋放到铁皮柜里。

　　当晚熄灯前，一排长就带着几个新兵把我的被装行李搬到了三班。一排长叫侯振军，河北唐山人，是刚从基地教导大队参加完预提干部培训班到新兵连挂职锻炼的。他提着行李偷偷地对我说：“把你从六班调到三班，这说明连长已经看中你了。我和陈连长都是警通连的，好好干吧！连队正缺一名像样的文书。”

　　第二天上午，我跟陈辉就到连队拿了两大瓶墨汁、毛刷、彩色粉笔和工具，当站在那两面黑板墙下时，才真正感觉到了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正值新疆隆冬寒冷季节，刷上去的墨汁就立即结成冰，需要等上近半天工夫才能风干，精心准备稿件内容，还要编排版面写美术字标题，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才将两块黑板报出好。為活跃军营文化生活，我还将发表《人民军队》报副刊上诗配画抄写在文学园地。照片的构图是一位头戴钢盔、肩背冲锋枪的女护士，怀抱一位头缠绷带生命垂危的年轻战士，她轻轻地亲吻着战士的额头。那首诗的题目叫《我的好兄弟》：“在我还到来之前/你已经过早地投入到大地母亲怀抱/透过忧郁的眼神/你还在眺望什么呢？我的好兄弟/公园里的花正在悄悄开放/阵地上的炮声响的正急/让我吻吻你吧，我的好兄弟/吻过你之后，再去吻硝烟。”这期板报在团站组织的黑板报评比获得了一等奖，受到机关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好评，为我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和在部队的人生发展打下了基础。

　　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你艰难的跋涉中能够遇到贵人相助，陈连长无疑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春节前，我们这批新兵就分配下到老连队，他第一个点名把我要到他所在的警通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老连长转业他便接任连长，我很快从二排五班调到连部担任文书兼军械员。这样一来，在完成连长、指导员交办的工作外，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当时，军队还在实行义务兵制度。连队很多服役五年以上的老班长对我无不投来羡慕的眼神，偶然凑到一起便会鼓励我说：“小李，看你下连不到半年就当上了文书，在咱们这千把号人的团站，没有二、三年以上的兵龄是当不上连队文书的，因为文书享受班长待遇，每个月津贴比我们这些老兵要多两块钱哩！以后提个干啥的就会有很多机会。”听到这话，我暗自下定决心，就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也要干出些名堂来，绝不能给连长丢脸。

　　翌年八月，正赶上建军六十周年，也是我国核试验基地组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一年，是我军旅生涯中收获最为丰厚的一年。在马兰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我在正常参加纪念基地组建25周年阅兵分列式高强度的队列训练外，还通宵达旦的爬格子，时常利用业余时间跑到基地和团里拜师求教，有幸结识了彭继超、刘程、陈怀国、李微和《神剑》杂志社孙宝夫、刘剑波等著名作家、诗人和编辑们，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相继在《神剑》杂志、《人民军队》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疆《巴音郭楞报》和《绿原报》上发表了新闻文学作品，其中两首诗歌作品还分别荣获庆祝建军六十周年征文二等奖和优秀作品奖。

　　第三年夏天，当我面临退伍与留队的选择时，正值军队裁减员额精简整编，取消了士兵直接提干制度，实行志愿兵和义务兵兵役制，要想留在部队长期服役，只有考取军校或改转志愿兵。在陈连长的亲自举荐下，我顺利考取了云南昆明一所军校的定向培养生，让我内心深处燃烧已久的军旅梦想逐步变为了现实。

　　四

　　渴望成长为英雄，是军人追求一生的荣耀！

　　但是，机遇不会垂青于每一个人。从西北大漠到云南边城，坐了七天八夜的绿皮火车，这一路上总感觉硝烟味越来越浓烈了，好像离自己的青春梦想又接近了一步。

　　那时，我所在的财会学员大队位于呈贡县城北面一座山的半山坡上，距离高原明珠五百里滇池不足十里，碧波荡漾的湖水把西山下的半边天映照的碧蓝如画美不胜收。

　　那年中秋节，学员大队组织召开联欢晚会，要求每个班出两个文艺小节目，因为财会专业的同学接触最多的是算盘账本啥的，大都缺乏文艺细胞，表演节目难以凑齐。作为七班长的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在组织全班集体小合唱《我是一个兵》节目后，便把自己发表在原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办的《神剑》杂志上的一首诗《妈妈，儿听得见》在晚会上朗诵给大家听。

　　当教导员孙修圃得知是我自己创作发表在杂志上的诗歌时，他突然眼前一亮兴奋地走上舞台，从我手里接过那本样刊便翻看便问我说：“这是你写的？”

　　我点点头。

　　“没想到咱们财会学员大队还有你这样的文学人才，真是难得呀！”孙教导员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便声情并茂地替我朗诵完了那一首诗，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他当场表示，学员大队的图书室就由我来负责，为我学习创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里距离昆明也就十几里的路程，校园大门口设有昆明至呈贡的12路公交车站，往返昆明市区很是便利。课余时间，多往省报社和广播电视台跑跑，要想在文学写作上有所建树，就得多向知名作家、诗人和编辑们拜师学艺。

　　说心里话，当时我最喜欢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节目，这档节目每晚22点15分播出，每期时长30分钟。当每晚熄灯号响起，洗漱完毕躺到床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播音员那清脆委婉的配乐诗朗诵或是配乐散文。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我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听，后来整个寝室的同学们跟着一起听。

　　第一次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送稿，是在某个周日的上午，我先是坐12路公交车到达终点站。然后，在一张昆明市区地图上标注清应去的位置，肩背军用挎包沿着公交站一路小跑，到达电台值班室向门卫一打听，才得知文学节目的编辑叫张模钦。那天是星期日编辑们不上班，他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热情地告诉我张模钦老师家庭住址和门牌号。

　　我便按照住址找到了张老师家里。当我敲开家门时，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问我：“找谁？”见状，我忽然感到心里莫名地紧张连忙答道：“我找省电台文学节目组的张模钦编辑。”

　　“我就是！啥事？”

　　“送稿的……”我支支吾吾地轻声说道。“送稿子，去办公室。”他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着，随手关上了房门。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懵了，僵硬地站在原地好一会才缓过神来。你不是让我去办公室等吗？我就去办公室，看等你到什么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转身顺着原路返回，就在电台大门口的绿荫下坐等了近三个小时，渴了饿了就吃块面包喝上一口矿泉水。

　　下午3点20分，张老师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显然是被我的执着感动了。很是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呀！小伙子。中午的时候，我家老人病情吃紧正联系救护车，现已住进医院了。我这是回办公室取东西的，见你还在这里等着，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走，跟我去办公室。”在文学组编辑室，他认真地看了我的散文《连长的新婚手记》，当面提出了修改意见，还亲切地给我讲授了很多文学写作知识，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从那次接触以后，我们感情深处成了忘年交，先后給我编辑制作三个作品专辑在省电台文学节目播出。

　　毕业分配前，我和同学们都在整理行装即将奔赴部队实习。一日晚饭后，孙修圃教导员突然找到我说：“地处云南的国防科工委训练基地急缺宣传报道人才，基地党委秘书巩树林负责宣传办的工作。我向他介绍你的写作特长，巩干事让我先征求一下你的个人意见，想不想毕业分配到基地工作？”

　　我满怀感激之情地说：“好。”在孙教导员的竭力举荐下，如愿地分配到基地政治处宣传办工作，主要负责新闻宣传报道，每月编发一期《基地简报》。由于工作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昆明市所有的新闻媒体，结交了很多新闻界的前辈老师和编辑朋友，在《解放军报》《云南日报》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发表各类稿件40多篇，还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当年就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当年六月，在国防科工委政治部文艺创作室苏方学老师的推荐下，我作为一名实习学员参加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举办的青岛文学创作笔会。期间，有幸结识了编辑部陶泰忠主任和刘林编辑，以及参加笔会的陈怀国、王秋燕、鞠天相等老师，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下，使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更加深入，文学写作的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笔会上创作完成的两篇短篇小说《三辈单传》《狗崽儿》，相继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

　　基地处在寻甸与嵩明两县交界处的深山里，距离昆明近八十公里，出昆明北郊黑龙潭翻越两座大山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在红军四渡赤水的柯渡镇附近，名曰“大石洞。”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阻塞，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必多说，但官兵们扎根山沟，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精神却令人动容。

　　偶然一次采访途中，意外地发现距离基地十几公里的半山腰中坐落着一座绿色的营院，铁焊的大门上镶嵌着鲜艳的红五星。我无意间问起同行的老同志周志伟干事，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咱们基地的单位？他说这是基地的军事综合仓库，大家的衣食住行用的物资都在这里储备着，加上仓库主任也就是十几个官兵吧！于是，我们便绕道走进这个综合物资储备仓库。

　　仓库主任姓吴，中等身材黝黑的皮肤，留着寸头显得十分精干。他指着营院的几垄菜地说，这是战士们自己种植的蔬菜，还有这猪圈里的几头猪也是自己养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杀一头，给同志们改善一下伙食。蔬菜旺季主副食都能保障自给自足，结余的伙食费到淡季时就能补贴一下伙食，条件艰苦就尽量给大家多创造一些拴心留人的环境。我问他，这里这么偏僻战士们不觉得苦吗？

　　“当然苦！每年刚分配来这儿的新兵闹情绪，全靠教育和引导了。这里苦，还苦过老山猫耳洞吗？其实，咱这的兵就是守仓库的，日常要求也没有基地那么严格，再说伙食调剂的也不错，只要让战士们吃好喝好，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那么苦啦！”他用手指着对面山头上的基地275医院说，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最残酷的时候，基地医院到处都是前线运下来的伤病员，综合仓库也储备了大量的战备物资。现在基地缩编了也就萧条了，但军人的使命还在，当一天兵就要尽一份神圣的职责。

　　回来的路上，周干事开玩笑地说仓库吴主任是个有故事的人，山东农村兵，不仅入党提了干，还在城里找了个漂亮媳妇。可当新婚媳妇第一次到部队探亲时，发现他待的地方如此偏僻艰苦，就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不转业就离婚。不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不愿意脱掉这身军装，结果呢？离啦。

　　那晚，我彻夜未眠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连夜创作了一篇散文《山旮旯里的太阳》，趁第二天到昆明出差的机会，把稿子直接送到了《云南日报》文艺部主任办公桌上。那位主任拿起稿子漫不经心地看了一遍，对我说把这片稿子拿给对面办公室的李媚燕编辑，就说主任看过了让拿给你。

　　走出报社大门时，心头充满失落感，总感觉那位主任是在搪塞我，那篇稿子肯定无望发表。接下来，我便顺路跑到当地邮政局，把那篇散文又邮寄给了《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副刊，发表与否那时报社的事，邮寄不邮寄是我的事，稿子出手后心情顿时轻松了很多。当我回到基地第四天，到收发室取报纸时意外地发现我的那篇散文在第二天的《云南日报》“花潮”副刊发表了出来，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两个月后，到北京参加《解放军报》社举办的全军新闻骨干培训班，我利用报社编辑老师讲授新闻理论知识的空当，跑到文化部作品组拜师求教，时任长征副刊编辑李鑫老师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当我说是国防科工委驻云南训练基地的李秀森时，他眼里忽然闪过一丝亮光，急忙从办公桌左上角的一叠稿件中翻出了我的那篇散文，放到桌面上热情地说：“你来得正好，我还准备给你写信商讨这篇稿子的修改意见呢！”

　　李编辑认真地翻阅着稿件说：“这篇稿子主题突出、内容新颖、语言清新有风格，能改成一篇上乘的好作品。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你把结构调整一下，再加入一些故事情节，改写成一篇报告文学。今年是建党六十周年，正在组织全军征文呢，稿子会好上版些。”我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将稿子修改了两遍交给了他，那篇稿子很快就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头条发表，得到了报社文化部领导的好评。

　　也许是同来自云南部队的缘故，我们之间相处三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我尊稱他为兄长恩师，他于我则以兄弟真诚相待。后来，他还欣然以《远山之境》为题给我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潇洒行军》作序。李鑫老师不论是在军报文学组做编辑，还是当文化部主任，直至最后成为副主编，在我文学成长的道路上，他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作文与做人时刻检视自己，用阳光温暖和照亮他人。

　　五

　　跟随云南新闻媒体采访团到中越边境大扫雷现场采风，夜宿老山主峰，那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了。

　　当时，我的心情极其糟糕，有两件事缠绕着我的内心深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那年元旦前，我62岁的母亲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当我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即刻动身马不停蹄地从昆明赶到河北老家时，已是第五天清晨六点多种。按照家乡习俗，再晚到一刻钟就入殓盖棺了，幸亏及时赶到看了母亲最后一眼。见到伤心欲绝的父亲时，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便沮丧地低下头去，那句话就是：“老四呀！云南离家太远了，还是想办法调回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吧。”

　　处理完娘的后事返回部队后，又听到基地撤编的消息，也就意味着个人发展空间受限。我考虑再三，最后向由干事已升任基地政治处副主任的巩树林兄长说出了自己想调到离家近一点部队的想法。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就帮你联系到驻洛阳基地宣传科吧，那里是千年帝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你今后的文学写作和个人发展。”

　　我在踌躇满志地收拾行李期间，突然接到基地总机女兵转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张模钦老师的电话，说他近期正在组织省台一些文学创作骨干到中越边境扫雷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扫雷官兵的英雄事迹。他问我可有兴趣参加此行？我兴奋地对他说，能到老山前线走一趟，是我期盼已久的人生向往，真诚感谢张老师能帮我实现这一夙愿。

　　紧接着，我就找领导批假，开具军人通行证，带着一部照相机和简单的行装就上路了。出发前，一位漂亮的小女兵托付我说，如果要到烈士陵园的话，别忘了替她给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以表达一名女兵对他们的崇敬与哀思。

　　我们采访团乘坐一辆大巴从昆明出发，第一站到达的就是麻栗坡烈士陵园，那天是4月5日清明节。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矗立在山坡上苍翠的松柏林中，中间镌刻着毛泽东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天空艳阳高照，山顶上的木棉花正含苞绽放，一排排整齐的墓碑就像一个个受阅的方队，似乎耳边又传来那雄壮的番号声。络绎不绝的人群手捧五颜六色的鲜花和祭品，走到一座座肃穆的烈士墓碑前，双膝跪地将脸紧紧贴在墓碑上，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与述说。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随着人流，我把那位小女兵托付给烈士们献上的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在纪念碑座上。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那一座座肃立的墓碑，心灵似乎被瞬间洗礼和升华。不仅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同龄人，也是同年同月参军入伍的好战友，他们已经与世无争地静静地沉睡在这里，我们还在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不屑一顾，能安静地生活在这个尘世里，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最大幸福。因为路途遥远或是经济拮据，他们的娘亲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这里，祭奠一下自己心爱的孩子，她们的心里在淌血呀！该有多么的苦和痛。

　　我静静地蹲坐在一位二等战功荣立者闫诗跃烈士的墓碑前，凝视着那坟茔上盛开的两株鲜艳的对儿红，绿色的根茎簇拥着一直向上生长，如约似的每株都热烈地绽放着两朵鲜红的花蕊，两颗脆弱的生命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呢？是对亲情的渴望，还是对爱的忠贞不渝。随后，我点燃三支红山茶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轻轻地摆放在碑座上，任凭思绪随着那一缕缕的尘烟恣意飞扬。

　　正在这时，一位看上去十七八岁打扮时髦的姑娘打断了我的沉思，她走到我面前对着墓碑说，你认识他吗？我摇摇头说不认识。她表情略显忧郁地说，他叫闫诗跃，是我的亲哥哥。说着，她又指着身旁的三位亲人说，这是我的妈妈和大姑，另一位是我那没来得及过门的嫂子，我是陪她们来这里给哥哥扫墓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手脚麻利地摆着从老家带来的祭品。

　　“你是当地部队派来组织大家扫墓祭奠亲人的吗？”我回答她说不是，我是国防科工委驻云南训练基地宣传干事，跟随云南文学采风团到中越边境采访，趁今天清明节到烈士陵园祭拜一下心中的英烈们，是第一次到麻栗坡来。她说也是第一次陪家人从贵阳市花溪区来，听妈妈说她哥哥是1972年秋天入伍的兵，1975年腊月提干后回家探过一次亲，那次探亲时经中学老师介绍就与嫂子定下了亲，本来说好1979年春节回家结婚的，没想到那年大年初一哥哥就上了战场，结果成了嫂子心头永远的伤痛。她说自己是1976年10月出生的，从没见过哥哥长得啥样子，一直猜想身穿绿色军装的哥哥一定很帅气，她说从内心里喜欢军人。

　　“对儿红呀、对儿红。两颗红心相对永相印。自从那天亲手把它栽种在你身旁，15年了呀！它忠贞不渝地顽强生长着，它的根须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凋谢枯萎。”那位带着宽边眼镜的中年妇女，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两株对儿红，轻声抽泣地哭诉着。那位姑娘从背包里取出一瓶矿泉水，帮那位中年妇女给那两株花儿浇着水，劝慰她说：“嫂子别哭了，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还要陪着母亲和大姑赶路呢！”

　　浇完花，她又凑到我跟前说：“请帮我们照张合影吧！把哥哥也带回家留个念想。”当我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禁不住湿润了。只可惜那天走得有点急，忘记了跟那位姑娘要家庭通信地址，致使那张合影洗出后无法寄出，至今还留在我的相册里。

　　到达船头边境口岸，已是次日中午时分。当时，中越两国飘扬的国旗间不足百米的通道成了边民自由贸易的小集市，人流如梭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我因为是军人身份，按照边境管理规定不准越境半步，只好独自顺着老山东坡向主峰一路攀越。扫雷爆破翻出昔日阵地上的炮弹壳子子弹箱子罐头盒子等军用废弃品，混杂在新鲜的泥土里，尽管已长出翠绿的小草和树苗，但还透着一股淡淡的硝烟味。

　　走过曾经炮火纷飞铁甲呼啸的壮行关，看着那一个个掩映在绿荫下披着迷彩的“猫耳洞”，心里如五味杂陈说不来的难受。此时此刻，才深深理解了当年边关将士“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那份壮志豪情，真正感觉到边防军人保家卫国的神圣与庄严。

　　日头落山时分，我才喘着粗气登上老山主峰。沿着近2米深用石块垒砌的掩体战壕，直接通到连队营房三楼东侧楼梯。接待我的是时任边防十二连指导员冯永仁，他出于安全考虑问了我一些个人基本情况，比如哪个单位的哪里人来此的目的等等，我拿出部队出具的军人通行证和军官证，向他说明此次出行的来意。他听后警觉的目光略显放松，尤其是当他得知我是河北兵，正准备调往洛阳部队时，他的表情显得异常兴奋，连忙吩咐通信员让炊事班晚上多加两个菜，又专门叫了几名河北崇礼的兵聚在一起共进晚餐。

　　余晖洒在山顶上那一棵棵挺拔的木棉樹上，鲜艳的花瓣红如血。我们就围坐在营院内两棵碗口粗的木棉树下，把两个石条桌拼凑在一起，开心地吃喝聊天畅谈人生与理想。冯指导员说他是河南洛阳人，军校毕业后就来到了老山主峰守望国门，现在连家属孩子都搬到了山上。我问他，孩子多大了？他说不到三岁，正是牙牙学语满地跑的年龄。他说山上条件艰苦，不能像师部家属院的孩子那样每天去幼儿园，没有办法男娃子只能这样放养了。正说着，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冯指导员拉着他的小手指着我，对他说：“小锐，这位叔叔是咱们河南老家洛阳过来的，赶快叫叔叔好。”

　　“叔叔好！”小男孩的脸蛋胖乎乎红扑扑的，犹如一朵盛开的木棉花，甚是可爱的样子。冯指导员喝了一口茶，遥望着层峦叠嶂的远山说：“尽管现在边境不再打仗了，但边防军人的天职和警觉不能丢呀！从孩子出生时至今日，都几年没有回家探过亲了。说句心里话，我和战士们晚上睡觉都是半梦半醒之间，随时保持着冲锋的状态。”

　　山间的晚风拂面吹来，一片片鲜红的木棉花花瓣随风飘落在地上，散发着阵阵淡淡的清香气，透着一股艳丽耀眼的色泽，给人一种十分惬意舒心的感觉。冯指导员从地上捡起一瓣放在鼻梁上，慢慢地仰起头微闭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声地说道：“洛阳牡丹甲天下，花开时节动京城。想必西苑公园的杨柳一定是绿了，满城的牡丹花都在含苞竟放吧！”

　　看着他那如痴如醉的样子，我微笑着迎合道：“冯指导员，如果调洛阳真能成的话，我就多拍些牡丹花盛开的照片给你邮寄过来，让你在这遥远的边陲也能感受到家乡泥土的气息。”蓦然间，他猛地站起身大声对我说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倘若如此，我们就能同为千年帝都的一粒尘埃。”

　　那天晚上，大家推心置腹地说了很多心里话，直到凌晨才肯散去就寝。我被一位叫孟登超的小老乡安排在他的床位上休息，他说要去站夜班岗哨，等他回来再去睡下一班岗战友的空床铺。

　　夜宿老山主峰。静谧的夜空下，头枕着皎洁的月光，倾听着那一阵阵的林涛声，我的心情从没有过如此的轻松与愉悦，焦躁的心绪似乎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六

　　那年六月，我如愿以偿地从云南边陲调到素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牡丹花城洛阳。

　　从偏僻落后的深山沟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艰苦的工作环境变了，生活的节奏也跟着改变了。但时刻提醒自己，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军人血性和品质不能变，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要像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一样，始终保持一种冲锋陷阵的姿势，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地向前冲。

　　历经三十多年的锻造和历练，自己由一个懵懂的农家娃子成长为正团职领导干部。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雄鹰，挥动着搏击风雨的苍劲翅膀，自由翱翔在充满人生梦幻的天空。

　　今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穿上了这身绿色军装。曾经年少痴狂，追梦的路上，自己时刻以感恩之心和感念之情，面对组织领导对我的教育培养和关心厚爱。七年前，为积极响应军队机制改革的号令，我脱下了心爱的国防绿军装，换上了藏蓝色警服，从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服务人民的警察，实现了人生又一次靓丽转身，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人生无处不相逢。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头顶飘过一片云，天空忽然下起了太阳雨。我带着两名同志在执行一项警卫任务的路上，闲聊中问及他们的个人工作生活状况，那位特警支队的小伙子说，他是军转干部叫冯锐，来自云南麻栗坡船头边境口岸。我听后兴奋地对他说：“三十年前，我曾经去过船头边境口岸，还在老山主峰边防十二连度过了一个终生难以忘怀的夜晚。记得当时连队指导员姓冯，也是咱们洛阳人……”

　　“你说的是我爸冯永仁吧？”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的话语。我问他，你爸也在云南当过兵参过战。他说是的，爸爸军校毕业分配到老山主峰功勋连，一干就是十几年，他所在的边防十二连199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戍边英雄连”荣誉称号。妈妈是河南宜阳人，跟爸爸结婚后就随军来到老山主峰，直至我上小学的时候，才把家安在了麻栗坡县城。

　　“老山主峰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阻塞生活不便，那些年不觉得苦吗？”他苦笑着说，习惯了也就无所谓艰苦。他从出生到转业，就没有离开过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生命的根早已植入了温情的土地，茁壮地成长为一棵挺拔的木棉树

　　谈笑声中，冯锐掏出手机拨通了他爸的电话问道：“爸，您还记得三十年前夜宿老山主峰的那位李叔叔吗？他就在我的身边。”电话那头兴奋地回答道：“记得，记得。”

　　“冯指导员好呀！老山一别，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些年来，就连做梦都想着与你们相逢的难忘夜晚，意外地遇见了冯锐，这才说起你早已转业回洛阳有些年了。同为一隅却如同陌路，空闲了聚聚吧！不然的话，我们就真的成为你所说的北邙的一粒尘埃啦。”我接过冯锐的电话对他爸说道。

　　“好呀！就如同那次相聚在木棉花下，我们来个开怀畅饮不醉不归。”

　　雨过天晴，天边呈现出一道美丽的彩虹。霞光斜照在冯锐刚毅执着的脸上，就像一朵盛开的鲜红木棉花，映红了大江南北的每一寸土地。

　　【作者简介】李秀森，全国公安文联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在《文艺报》 《解放军报》 《人民公安报》《人民武警报》《云南日报》《解放军文艺》《神剑》《橄榄绿》《绿洲》《诗刊》公众号等媒体发表作品。出版文集《潇洒行军》。曾荣获第三届长征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