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砚山是座山，砚山也是一座城。

　　最早对于砚山的记忆，那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说起呢。老父亲是名货车驾驶员，开着他的解放牌货车，跑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角落旮旯，也跑过了省外许多的地方。父亲出差，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的，那当天去当天回的地方，都不叫出差呢。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兄妹讲一路上的见闻和故事，父亲嘴里的砚山，却印象不是那么好的。听父亲说，有一次出差到砚山，一起同行的还有同一个单位上的另一辆车，两人结伴而行到了平远街。那位同事见街上有人卖刀，极漂亮，刀对于男人的诱惑就好像胭脂香粉对于女人的诱惑一样，忍不住上前把刀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一询价，吓了一大跳，价格贵得咬手，买不起，再喜欢也只得放下。这下子卖刀的人不干了，说是问了价钱就得买。两个外地人觉得哪有这种道理嘛，买卖也得你情我愿的啊。就开始争辩，三句话还没说完，就乌泱乌泱围上一大群人，不但强卖了东西，还把他给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逃出了包围圈。这位驾驶员吐出嘴巴里的血沫子，愤愤地说了一句：“老子以后撒尿都不会朝着平远街的方向了。”自此之后，单位上的驾驶员都有了一条不成为的规矩，多晚都不在砚山住，到了平远街，东西再好也只能看，不能问。

　　后来，到了90年代，弟弟参军，分到了砚山做了武警，砚山这个词，在母亲这里就成了高频了。她老念叨说：“你弟弟在砚山当兵，是砚山啊，不是文山。”每每到了过年过节的的时候，她会眼巴巴地看着门外，说要是你弟弟能回来就好了。有一年，昆明下了一场大雪，雪大得把路都掩埋了，母亲就坐在门口说：“不知道你弟弟在砚山衣服够不够，会不会冷着呢？”父亲就呵斥：“部队上，什么都有，不会冷，有军大衣呢。”母親还是不放心，缠着父亲，要父亲带她去趟砚山，看看儿子。父亲被缠怕了，终于有一天，准备带着她去看望弟弟，母亲兴奋得像个要去春游的小学生，见我们就欢喜不已地说：“明天你爸爸带我去砚山了，明天你爸爸就要带我去砚山了……”那个时候，不明白，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牵挂，还抱怨母亲对弟弟太过偏爱呢。直到多年后，我当了母亲，才明白那时候母亲的心情啊。如今，母亲几年前就去了天堂，每每回忆起和母亲有关的事情来，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也因为母亲的缘故，从心理上，对砚山这座县城，多出了几分亲切感来，总觉得，这里曾是母亲心心念念的地方，这里也是母亲曾经踏足过的地方，等到机缘足了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到砚山来走走，来看看的。

　　人和人的相遇，需要缘分，人和城的相遇，同样，也需要缘分啊。在2022年的岁末，我有缘到了砚山县，当我推开酒店房间的窗子时，突如其来的小惊喜让我吃了一惊，一座山扑面而来，炮仗花黄灿灿地开得热热闹闹，很少住过这种推门见山的酒店，我很喜欢，忍不住问同行的人：“这山是不是就是砚山？”有人回答：“砚山县是因县城附近山势颇秀，其形如砚而得名的”。在我所住的地方，无法看清此山是否“其形如砚”，但能如此近距离地和山亲近，已经让我高兴万分了。自此，我由一扇窗，推开了我的砚山之行。

　　平远街因其地势平坦、开阔而得名，西汉时的镡封县即现在的平远街。清代称为临安府阿迷州旁甸乡。康熙六年（1667）置土巡检，治所在打渔寨（今平远）。平远街地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平远坝子腹地），东与稼依镇相连，南与阿舍乡和文山县德厚镇交界，西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中和营乡接壤，北与丘北县腻脚乡毗邻。放眼望去，平远街真是个大坝子，视野极为平坦辽阔，一眼望不到头的宽广，此行的目的地，是坐落在平远街的王有德故居。一路上，这心里头暗暗打鼓，等到了平远街，我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再好看的东西都不看不还价，免得惹是生非。下了车才知道，我的担忧太多余了，平远街早就不是20世纪的那个名声很烂的平远街了，经过了整治和规划，平远街也和其他的小镇一样，秩序井然，早点铺子炊烟袅袅，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再也没有强买强卖的事情了。

　　知道云南有“三王”是在好几年前，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给我发来几张照片，一张是平远街的街景，一张是块路牌的指示牌，还有几张是王有德的照片，照片不太清晰，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就奇怪地问朋友是谁啊？朋友激动地说：“‘云南三王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朋友的鄙视：“你竟然连‘云南三王都不知道，亏你还是读书人呢？”一顿劈头盖脸地训斥，让我僵在原地。被骂过，当然得长点记性啦，于是专门找了关于王有德、王复生、王德三的背景资料来看，才知道王有德他们是咱云南老乡，在那个烽烟滚滚的年代里，作为时代的先驱者，为新中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关于王有德，我也知之甚少，更没有来过他的故居，这次是因缘际会，让我走近这位英雄人物。怀着无比的崇敬，走进了王有德的故居，在一帧一帧的老照片中，慢慢还原王有德的形象，更在王有德侄子后人的讲述中，重新认识这位革命先驱。

　　1897年的一个深夜，在云南省阿迷地区，也就是今文山州砚山县平远镇红果树村，天上繁星点点，一轮皎月把清辉洒在了这个小山村里，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这个长夜，一个男孩来到人间，焦虑了一夜的父亲舒展了眉头，看着筋疲力尽的妻子和怀里的孩子，为孩子取名王有德，字叔邻，又作茹苓。王有德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学期间，深得教师器重。小学毕业后，王有德离开村子，开始了他一步一步地远行，先是到开远求学，后来到昆明就读于云南省立一中。到昆明之后，开阔了眼见，丰富了学识，中学即将毕业在即，王有德想要走到更远更广阔的天地去锻造自己时，他不知道家里人眼见他要毕业了，就张罗着找了村里的一户苏姓人家为他定下了亲事。接下来就是连连去信催他回家结婚。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有为青年，怎么可能被一桩亲事就给拴牢呢？王有德给父母回信，说自己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怎么都不肯回家拜堂成亲。

　　父母眼看着婚期逼近，而王有德怎么都劝不回来，急坏了，最后实在是没辙，只好找人，专门前往昆明找到他，哄骗说他母亲病危，叫他务必回家见上一面。就这样连哄带骗，王有德才赶回家去，一进门就看到家里早就张灯结彩，就等着他这个新郎官了。王有德非常生气，起身就要走，在家人和亲朋的苦苦劝说和哀求下，才勉强与素不相识的苏小姐结了婚。不顾家人的反对，即刻返回昆明继续读书。中学毕业后，1918年，王有德想到北京求学，可北京和云南远隔着千山万水，路费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万般无奈中，他只得给家里人写信，说要到北京读书，请家里帮忙解决路费。算不上富裕的父母只得将家里自耕的12丘水田卖了，凑足了路费，汇给了他，告诉他，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接济他了。

　　拿到路费后，王有德立刻启程。他与几位同学乘火车经越南转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颠沛流离，吃了不少苦头，等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北京城时，他已经身无分文，父母给的旅费早已耗尽。眼看着他考取北京大学德文系预科班，却无钱入学，四下是举目无亲，处境十分困难。怎么样才能踏入这个当时的最高学府，让王有德伤透了脑筋。有一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外出开会，王有德看到是蔡校长的车，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去，拦下了蔡元培的车。把蔡元培吓一大跳。蔡校长看着他模样朴实，衣衫褴褛，也不像是什么坏人，便问他有什么事。王有德赶紧说：“我是北大新生，想跟您说几句话又没有机会。”蔡校长忙着要赶去开会，便回答他：“那就另约个时间谈谈。”王有德回去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详细说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蔡校长见他笔下颇有文采，很是惜才，便告诉他：“你到总务处报个名，以后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小时的工。”蔡校长替他解决了后顾之忧，从此，王有德便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由于成绩优异，分配给德语教授朱家骅当助教，他工作认真踏实，得朱教授赏识，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同时，他又转入国文系继续深造。

　　王有德进北大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思想、各个学派交相论争，十分活跃。他耳濡目染，眼界大开，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非常崇敬。也就是这一时期，王有德结识了王复生和王德三。王复生和王德三是亲兄弟，王复生原名王濡廷，王德三原名王懋廷，来自云南省祥云县一个耕读世家，从小跟随在乡设馆办学的祖父读书，旧学功底深厚。中学时赴大理求学，开始接触新学。兄弟两人，哥哥王復生刻苦自励、才思敏捷，深得老师和同学赞许；弟弟王德三成绩优异、才能颖敏，曾为营救被巡警关押的同学发动全校罢课。

　　王有德和王氏兄弟二人，即是云南老乡，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三人就越走越近，成为好朋友。三人年纪刚好相差1岁，依次是生于1896年的王复生、1897年的王有德和1898年的王德三。共同的奋斗目标，让他们不但成为革命先驱，更成就了“云南三王”这四个字。

　　王有德爱好文学，当时鲁迅在国文系兼任讲师，他非常敬佩鲁迅先生的学问、胆识和气节，他常去听鲁迅的课，并不时登门求教。鲁迅也很喜欢王有德，对于王有德登门求教，鲁迅曾两次在日记上记下此事。

　　王复生则像一块海绵，努力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从孔孟老庄到托尔斯泰，再到卢梭、杜威、罗素，还有马克思、列宁，无不涉猎。

　　就在王有德求学期间，世界格局混乱不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美英法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1919年1月，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战前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点燃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5月4日这一天，愤怒的北京青年学生手持标语，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涌向了北京各大街头。这就是中外瞩目的五四爱国运动。

　　而早在5月4日前夕，王有德就加入到了由陈独秀领导的15人秘密行动小组，参加集会游行的学生在15人秘密行动小组的带领下，冲进了赵家楼，抓住了卖国贼章宗祥，将其痛打了一顿，把他赵家楼的易燃物集中烧毁。有力地震慑了卖国贼。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王有德在这次革命行动当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同年6月11日，王有德继续加入到了由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游行示威，他们刊印《新青年》等相关刊物，上街散发各类的宣传单，以这样的方式警醒中国人民站起来。五四运动向全国播撒了爱国进步和思想解放的火种，这颗火种也点燃了文山这片热土，也点燃了楚图南、柯仲平等人心中的革命火焰。

　　王有德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当时，他邀约一些学习外文的进步学生到图书馆整理书籍。王有德学习的是德文专业，并且学业拔尖，也被邀请到图书馆参加整理外文书籍的编目、提要、翻译等工作。也就是在这一次整理书籍的过程中，王有德首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导师李大钊的引导下，寻求革命真理的王有德，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做各项事宜的准备。他决定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有德加入到了这个研究中，并且作为19名发起人中的骨干，和罗章龙一起是研究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的书记。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李大钊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决定公开这个研究会。经校长蔡元培同意后，1921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启事，公开吸收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活动。19名会员作为发起人在启事上签名，而王有德是第二个郑重地签上了自己名字的人。研究会为了便于联系以及发展会员，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处设立通讯处，联络人为王有德。在西斋设立通讯处，联络人为罗章龙。启事刊出后，报名参加者十分踊跃，近300人先后加入研究会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校史馆看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感慨地说：“追根溯源，看来源头在这里啊！”

　　研究会公开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校方将西斋两间老房拨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图书室，研究会成员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研究会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亢慕义斋”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专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其中王有德任德文组组长。他们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材料。研究会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材料，播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理论火种。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能够得到毛主席的首肯，这个研究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921年9月，王有德加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出席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之前就入团的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王有德在积极参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经常和王复生一起步行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工人情况。他们还在工人当中开办补习学校，向工人们宣传革命思想。

　　1920年，王有德、邓中夏、王复生等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领导长辛店1000多名铁路工人参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喊出了“劳工万歲！”“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工会组织，王有德对中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足以载入史册。他们还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份《工人周刊》从1921年办至1926年，是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党刊之一。王有德担任《工人周刊》北京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撰写了大量稿件，为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毛泽东同志也经常到北京郊区调查了解工人情况，他曾经说过，中国的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开始的。早期中共党员、北京支部书记罗章龙曾在自己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这样评价王有德“诚实能干，我们大家都帮助他的学习和生活。后来他搞工运工作，很勇敢，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力的工作者，起过很大作用。”由于这样的赏识，他成了王有德的入党介绍人，在1922年下半年，王有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为中国革命培养武装干部。后来的黄埔军校，成为培养将帅的摇篮。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率领党政军要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自认校主席的孙中山先生，聘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

　　1926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朱家骅教授受聘到广州工作，王有德随朱家骅教授南下广州，王有德怀着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并在编辑处任上尉编译官，编辑和翻译黄埔军校的校刊、教材。他不仅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是黄埔军校的老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王有德经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队长李一平的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任营长，随部队由江西九江转至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8月3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准备南下广东，因蔡廷锴在南下过程中率部脱离了起义部队，王有德被迫跟随蔡廷锴到了福建，投奔陈铭枢。之后，11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路军，王有德先后在19路军担任副团长、团长及78师上校参谋处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上海，19路军奉命调往上海驻防。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分三路突袭闸北，上海军民义愤填膺，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天寒地冻，19路军不仅衣着没有着落，武器装备也严重的不足。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对19路军的军需物资始终不给予回应。此时的上海炮火轰鸣、硝烟弥漫，人民流离失所，满地的鲜血染红了大地。19路军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抗日到底。武器装备不足，就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的手榴弹。日本侵略者向上海闸北一带是肆无忌惮的轰炸，还向上海的民众投放了毒气弹。日军扬言3小时占领闸北，12小时搞定上海，气焰甚为嚣张。淞沪抗战坚持1个多月，打得异常艰苦卓绝。十九路军顽强的抵抗，使日本侵略者遭受沉重打击，结果迫使日军四度易帅，死伤万余人，无法攻占上海。

　　在这场保卫上海的战斗中，王有德身先士卒，始终坚持指挥在前沿阵地，枕戈待旦从未脱下过军装，指挥战斗从未离开过战场。与全师官兵英勇作战，数十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该师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王有德也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前线战壕。年仅35岁。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北京支部书记罗章龙曾赋诗赞誉王有德：“吾党多英烈，云南有三王。加盟书记部，亢斋有容光。有德少投笔，终军请长缨。秋暴显身手，长沙抗敌军。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王有德用他短暂的生命，践行了一个革命党人对事业的忠贞。

　　走出坐落在砚山县平远镇田心村委会红果树村的王有德故居，一直阴着的天放晴了，阳光暖暖地照下来，天空一碧如洗，两个小孩子穿过巷口，笑容满面，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祥和中，这样的安宁和幸福生活，正是许许多多像王有德这样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当惜。

　　二

　　“女红”两个字放在一起，很多人都会读错，把“女红”的“红”字读成“红色”的红，却不知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红”应该是读“gōng”。女红，也称为女事，旧时指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女红”最初写作“女工”，后来随时代发展，人们更习惯用“女红”一词指代从事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的女性工作者，它的本义反而被置于从属地位，为避免混淆，人们用“红”为“工”的异体，“女工”的本义被转移到“女红”一词上，而它本身则转型成功，借另一意义获得了重生。《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辞海》的解释要全面的多：女工，（1）亦作“女功”“女红”。旧指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2）旧指做女红的妇女。今泛指女工人。

　　之所以对这个词印象深刻，是因为很多年前，我也把这个词念错，还和人打赌，最终输了一顿饭。这一顿饭买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在我认识的人里，我的奶奶女红非常好，记得小时候，奶奶有个红色的大木箱子，奶奶会在一个有阳光的午后，打开她的箱子，从箱子底收拾出一些鞋子的花样，放在阳光底下晒，那些花样可真好看啊，有的是用白纸剪好的，有些是用竹笋壳剪的。奶奶总会宝贝一样的指着那些花样告诉我，这是牡丹花、这是芍药花、这是粉团花，这是喜上眉梢、这是鸳鸯戏水。看着各种花鸟鱼虫，觉得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这些图案会在以后的某天，突然出现在奶奶的三寸金莲上，那花开得能引来蝴蝶和蜜蜂，那喜鹊仿佛会叽叽喳喳地叫呢。

　　说简单点，从前养女孩的人家，都要教女孩做点针线活的，老辈人会经常呵斥不好好学习的女孩子，以后到了婆家，连个纽扣都不会钉，是要被婆家嫌弃的。打小，我也是被母亲这样教导的，只不过我心不灵手不巧，至今的女红水平只停留在勉强会钉纽扣。比起我那几个会绣鞋垫，会织毛衣的表姐来说，差得太远了。记得有一阵子吧，十字绣刚刚兴起，十字绣号称只要会钉纽扣，就能绣出十字绣来，周围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纷纷买了喜欢的图案来开始绣作品，母亲家里挂着一幅“家和万事兴”的绣品，是一位姐姐绣了送给母亲的，我看了后心痒痒的，想着不就是钉紐扣的针法嘛，这个我也会啊，经不住周围朋友们的撺掇，就信心满满地去买了材料，动手开始绣，几天之后，各种号数的彩线成了理不清的线头和乱麻，一生气，这部永远也诞生不了的伟大作品，成了角落里的一堆垃圾。从此 ，对那些女红很好的巧手女人们，只有敬仰和眼馋的份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女孩们不会钉纽扣的越来越多，会绣花的更是凤毛麟角，很多绣品水平不高，渐渐地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了，逐渐淡出视野了。有一次逛街，看到几个绣花的包包，挺好看的，店家说，我们这里的老绣片是杨丽萍最喜欢的，时不时来我们这里淘绣品呢。这才想起来，杨丽萍的衣物全都是绣花的，她的衣服永远不会和人撞衫，因为衣服和包包上的绣片，没有一个是会重样的，当然，也没几个人能驾驭得住这种民族风，穿出国际大牌的感觉来的。对于绣花的民族风服饰，也只能是看看，不敢去尝试这种风格。

　　彻底打破我这个偏见的，是到了砚山县维摩彝族乡白沙坡，这是一个彝族村寨。彝族，自古就是崇尚自然美的民族，劳作时依然戴着绣有自然花草的头饰，系上鲜艳的围腰，穿上绣花的衣服。彝绣色彩对比浓烈，技法粗犷，它以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景观，在各民族刺绣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白沙坡的彝族妇女人人善于刺绣，白沙坡跻身“云南十大刺绣名村”。这里的刺绣带头人叫王陆芬，13岁开始学习刺绣。刺绣的工艺非常讲究，根据针法，有平绣、打籽绣、扣绣、锁绣、立体绣、数山绣等。平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绣法，绣面光滑细腻，富有质感。打籽绣是用一根线绕在针上绣，较为复杂，不过，这种方法绣出的绣品极具收藏价值，保存或使用时间较长。越洗越白，愈发的精美。扣绣一针接一针的绣，像链子环环相扣，主要用于绣衣服边，花边。锁绣是两根针同时使用，分单锁绣、双锁绣，主要用于线条型绣品，这种方法难以掌握。立体绣也叫交叉绣，用于绣鱼和石榴等，增强绣品的立体感，层次感。数山绣是不用画图案，按照心里的想法，通过数布上山型的格条绣出自己想要的绣品的一种绣法。经过多年的实践，王陆芬对每一种针法的运用十分娴熟，她会根据刺绣的内容选择针法，有时只用一种，有时几种交替使用。飞针走线，行云流水，一幅幅绣品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

　　2014年2月，王陆芬成立了砚山县纸艺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购买大、中、小型绣架216套，全部用于刺绣技能免费培训，为的就是让更多的彝族姐妹能够脱贫致富。截至2018年底，王陆芬已培训手艺精湛、作品成熟的绣娘416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25人，有25户通过刺绣可年均增收3万余元，并以白沙坡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村寨各民族绣娘3500余人，用零散时间接纳刺绣订单，每人每天可获得工资性收入30—120元，人均每月增收2000—5000元。

　　一个初中都没上完就辍学的彝族绣娘，凭着对美的领悟，独到的眼光，成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砚山县纸艺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她的合作社从最初的16名绣娘发展后来的160多名绣娘，再到现在的1000多名绣娘，成就了带头致富的文山扶贫样本；她的作品一步步走上了国际时装周的T台，惊艳了世界，国际知名品牌迪奥的设计总监都向她抛出橄榄枝，下了订单。

　　刺绣是会说话的，她在白沙坡传统彝族刺绣的基础上，引进了县内壮族、苗族传统刺绣工艺，并在传统刺绣工艺中赋予现代设计概念，用线工整厚重，特点是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绣品和色无迹，均匀熨帖，丝缕分明，毛片轻盈，内容涉及花鸟、山水、油画、字画、人物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大中城市并出口海外。

　　王陆芬通过“幸福指尖”带领着彝族妇女们通过“文化传承、手艺变现、造血脱贫”让女人们获得了尊严，活得畅快起来。女人们也一直以会刺绣、善于刺绣为荣。

　　在展厅里，看到一组全是以荷花为主题的绣品，色彩淡雅，线条的明暗对比勾勒出荷花的高洁与美好，哎哟，忍不住就想把它据为己有的冲动。这种刺绣作品，是摄影作品永远无法呈现的，丝线的光泽度凸显出花瓣的精细来，太美好了。小孩子的虎头鞋虎头帽传承了历史，刺绣手机壳那就是现代感极强的饰品了，每一个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彰显个性。那些耳环、手镯等小饰品，也是过目难忘啊。最让人称奇的是绣花的小白鞋。小白鞋作为一种时尚单品，几乎每个年轻女孩都会有几双吧，但是在小白鞋上绣上一对展翅欲飞的蝴蝶可就不多见了吧，满满的高级感啊。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穿上它，你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妞了。”想起了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世界美学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刺绣被默认为普世审美，尽管东西方服饰造型不同，但都喜欢用刺绣提升美感，彰显尊贵、精致和独特。

　　时间推进到工业革命时代，耗时费工、成本高昂的刺绣渐渐地被淡忘，机器批量化制造的同质审美广泛流行。但几十年后，人们终于脱离温饱，有空暇从工业文明的天空中抬起头来仰望繁星，发现繁星暗淡了。俯视花草，花草失去了很多自然的生趣。审视自己的生活，似乎，少了很多的色彩和生动的灵魂。什么时候，我们连给衣服添加一些美丽的绣花图案也做不到了？于是，很多人呼唤：“回来吧，那逝去的精致生活！”之后发生的事情，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时尚界对刺绣的迷恋一刻也不停歇。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远在云南大山里的王陆芬们能得到国际时尚界的青睐了。

　　三

　　我把稼依听成了嫁衣。

　　然后脑子里自然而然地飘出了老狼的一首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为你做了嫁衣……”其实，嫁衣是一个汇聚了幸福和美好的词语，光念着，就生出了暖意和幸福来。稼依何尝不是呢？

　　稼依镇原名为架依，后因以庄稼为业改为稼依。稼依镇地处砚山县西北部，平远坝子东南部，地势平坦，地形分为平坝、低山、丘陵。稼依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人送绰号“稼依刀”，这“稼依刀”三个字是形容稼依人讲话快，走路快，做事快，倒手快，20世纪80年代开始，稼依人提着一杆秤，一条麻袋，一辆车，不怕苦，不怕累，诚实守信，走村串寨收辣椒，才有了今天收全州、卖全国、销海外的稼依辣椒。也造就了敢想、敢闯、敢干、敢拼，敢为人先的“稼依精神”。文山州年均种植辣椒约150万亩，产量80万吨，交易额达31亿元以上，全州80％以上都在稼依交易，同时稼依社区大力招商引资，目前有28家公司、21家合作社。坚持“党组织引领做服务、公司出资做市场、农户出地来做工”的发展思路，深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标准”的运作模式，公司及合作社共发展连片蔬菜基地2.8万亩，覆盖了3个社区，3个村民委，36个居民小组，解决就地就业3000多人，同时发展集体经济近50万元，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被誉为“中国稼依辣椒城”的稼依镇成为全国农业产业示范强镇，还创作了一首“火辣辣”之歌，唱响稼依，不但促进了生活富裕，更推动了产业振兴。

　　稼依种植蔬菜，走的是智慧农业的路子，主要种植芥蓝、奶白、上海青、春菜、芥菜等。在种植基地，看到的是土壤微微发黑，这是肥沃的颜色啊。平整广阔的土地上，早就整齐地排列好了浇灌管网，一开水龙头，每一棵蔬菜都能得到浇灌，地里头的豌豆苗长得嫩生生水汪汪的，砚山县稼依镇大稼依社区党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仙介绍说：“我们的豌豆尖只掐一苔尖尖，好吃得很。”豌豆尖也算是老百姓们的菜篮子里不可少的一种蔬菜吧，涮个火锅，这豌豆尖可是必备的蔬菜了。平时上街买菜，豌豆尖也都能买到，只不过买到手的却是用刀子割下来的豌豆杆杆，老得都掐不断了，丢头很大。哪里会买得到这种只有一苔尖尖的啊？稼依的气候和日照特别适合蔬菜生长，种出来的蔬菜口感清甜、脆爽。刘仙拿起一棵正在装箱进冷库准备发往香港的菜心，撕下外皮就开始生嚼起来，边吃边自豪地说：“我们的蔬菜都可以生吃的，很甜哦。”大家都有点半信半疑的也学着她的样子，吃了一口生菜心，果然，甜脆爽口呀。最令我难忘的是生菜，生菜，顾名思义，可生吃也。记得去年疫情期间，买菜比较困难，小区物业不知道去哪里联系到了一些生菜，然后免费发放给居民们，这免费的生菜，说实话，长得的确是生菜，却没有菜味啊，洗了点烧汤，吃在嘴里愣是没有菜该有的味道来，寡淡，无味，特难吃。平时我比较喜欢做蔬菜沙拉，这生菜也常买来，每次都是很勉强，从来没有吃到过特别好吃的生菜，到了砚山，涮个小火锅，席间有盘生菜，看着就嫩绿养眼，夹上一两叶放锅里一烫，捞出来还是翠色的，放嘴里，清甜、甘洌、脆爽，太好吃了，一盤子生菜，我吃了大半，让我生出之前吃的生菜都是假生菜的感慨来。这么高的品质，难怪稼依人自豪不已。

　　稼依曾经是辣椒的集散地，现在不光是辣椒集散地，还开始种植辣椒了。在砚山境内，辣椒种植也不在少数。一枚小小的辣椒，却是一个大大的品牌。来到初心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看到辣椒堆成了一座座红色的小山，蔚为壮观，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辣椒堆在一处，连空气中都是辣椒的味道。还带着阳光和雨露的新鲜辣椒进场后，几台烘干机器不停地运转，几个小时后，一袋一袋的红彤彤的干辣椒就从砚山这片土地上，走向四面八方，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对于云贵川三省的人民来说，都很能吃辣，无辣不欢，而我偏偏是个例外，母亲是贵州人，很喜欢吃辣，家里人大多也都能吃辣，唯独我受不了辣椒，每次母亲做饭，都会手下留情，少放点辣椒，后来成家后，自己做饭，干脆就不放辣椒了。有一次信心满满地请同事来家里吃饭，席间，同事很诧异，问道：“你家里没有辣椒了吗？”我有些奇怪说，有啊，多得是呢。同事说：“怎么不见你炒菜放辣椒呢？”后来，同事再也不来家里吃饭了，说是我家的菜没有辣椒，不好吃。这没有辣椒的菜，对我的厨艺和信心真是个打击。

　　母亲生前，教我做过一道糍粑辣子鸡，先用贵州的辣椒，用开水煮过后，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把辣椒放在石臼里舂碎后，再和鸡一起炒出香味后，小火慢炖出来。这道辣子鸡，汤色红浓香艳，成了过年过节的必备菜肴。有一次家里的贵州辣椒用完了，只有砚山辣椒，也不知道能否用砚山辣椒来替代，反正也没有其他辣椒，索性就用砚山辣椒试试看。没想到的是，做出的辣子鸡辣味更霸道，香气也足。自此，本来在替补席上的辣椒一跃成了主力军。冬天吃牛干巴的时候，放几个砚山辣椒一起炸出来，再拿一小碟盐巴，蘸了炸香的辣椒，简直不要太好吃啊。

　　四

　　蓝莓是种人见人爱的水果。

　　蓝莓更是水果中的贵族，宝妈们每到蓝莓上市的季节，再贵，都要给孩子买点回去尝尝鲜。我也喜欢买蓝莓，但是都要在大量上市的时候，价格开始走低，才舍得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洗上一盘子蓝莓，边看电视边吃，甜美多汁的蓝莓有时候把唇舌都染上一层蓝色，照样乐此不疲。

　　蓝莓有上百个品种。蓝莓中含有的花青素、硒、氨基酸、维生素、钙、磷、铁、锌等多种营养元素，容易被人体吸收。蓝莓与生俱来的超强抗氧化能力，更有明目、消炎等功效，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蓝莓鲜果也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

　　蓝莓之所以贵是因为蓝莓的种植技术含量非常高，首先蓝莓是非常选择土壤的，必须是酸性土壤，如果是碱性土壤的话，蓝莓种上之后，慢慢就枯萎掉黄掉。再有就是蓝莓种植的土壤都要经过专门的配比，有机质、腐质土等要合理搭配的，不是随便拿块土地来都可以种好的。不但需要掌握土壤的酸碱度，而且各种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关键，这样也限制了蓝莓种植的进入门槛不低，不懂科学，没有文化知识，是种不好蓝莓的。

　　我喝过朋友送的蓝莓酒、蓝莓酱，还吃过蓝莓米线，可见蓝莓的多种用途，不单单只是作为鲜果存在。有一年，一朋友在石屏老家种植了一大片蓝莓，邀请去他家摘蓝莓。我摘过杨梅、草莓，却一次都没有摘过蓝莓，于是兴高采烈的欣然前往。来到蓝莓地里，我以为蓝莓树会是高高大大的，没想到像低矮的灌木，非常容易采摘，提了个小桶，直奔蓝莓而去，摘了半天，都放到了嘴里，桶里还在空空如也，我是蓝莓当成了饭，吃了个饱啊。以至于后来，打出的嗝，流出的汗，都带着蓝莓味。

　　走进位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平远镇S210省道与大新村岔路口交汇处的拜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877.31亩蓝莓智慧产业园，真是大开眼界。公司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需求，采取“示范基地+技术服务”的经营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升级改造，积极推动当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与转变。

　　蓝莓基地采用水肥一体自动化、纯基质、棚体式常绿蓝莓种植模式，实现精准施肥的同时，保证了当年种植当年挂果，且果实口感、品质优异。

　　走在大棚内，发现这里的蓝莓果实非常大，摘一个一尝，口感实在是太好了，不但甜度高，还有着浓浓的果香味。更为神奇的是，这里的蓝莓是花果同期，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一边成熟，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蓝莓的花朵很好看，像铃兰一样，有着钟的形状，洁白的颜色，细嗅之下，还有着淡淡的香味。一个枝头上，有花有果，果实还没成熟的是绿色，开始成熟慢慢变成红紫色，完全成熟之后，就是厚重的紫黑色了，这时候的蓝莓，才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蓝莓必须是要种在地里的，接受阳光雨露，接受昆虫蜜蜂的授粉，才能结出好吃好看的果实来。这次看到的是用大花盆种植的蓝莓，科技含量很高，智慧农业，需要科技的加持，才能走得更远，果实才会更加的香甜。一盆小小的藍莓，成了农民的开心果，欢喜果，更是发家致富的幸福果。文山拜瑞农业现主要产品为蓝莓，在后期规划中将加入苹果、车厘子、吊干杏、西梅等高端农产品。未来公司发展，不止局限于蓝莓种植，还将致力于提供以蓝莓、石榴、苹果为主，西梅、樱桃、吊干杏等多品类蔬果共存的技术服务，推行新型农业理念，变革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赢。这种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优质早产高产的种植模式，能够增加产品附加值，再加上市场错季上市，前景广阔。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昆明乃至全国的超市里、农贸市场内，都能买到吃到来自砚山的蓝莓。

　　两天时间，走马观花地走了砚山的几个地方，时间太仓促，也没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砚山，只觉得砚山这座小城，和全中国所有的小县城一样，经历过落后、平穷、反思、发展、飞跃等一系列过程，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蜕变，相信砚山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繁荣和昌盛。

　　【作者简介】雅兰，原名汤琼英，云南省作协会员，云南省报告文学协会会员，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写书评、小说、散文、电视剧剧本，曾在《都市时报》《云南信息报》等开设专栏，多篇作品发表于《云南日报》《春城晚报》《都市时报》《云南信息报》《昆明日报》《云南经济日报》《济南女报》《大美·滇池》《创意昆明》《曲靖日报》《玉溪日报》《文学少年》《文山日报》《滇池》等报纸杂志，已出版散文集《有点兰》，小说集《每一场花开都是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