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 琳

序

没去文山西畴之前，我从书架上拿下那本16开本，2727页，有3.5公斤的《辞海》缩印本，为的是搜寻“精神”两字的权威解释。

　　从一大段的解释中总结一下：精神与“物质”相对，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

　　“精神”两字是名词，在名词前，冠以地域名称“西畴”，那就变成一种地域化的意识，“西畴精神”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它的灵魂，在哪里？

　　山，山，还是山。

　　从昆明至文山普者黑的高铁窗外，满目都是山；从文山至西畴的汽车窗外，还是山。

　　这是云南特有的地质风貌。

　　夏雨洗过的山，格外绿，充满生命的朝气。青山中，蜿蜒的路时隐时现，绿树中点点的房屋，居住着劳作后休息的人们。从眼前一掠而过的土地，那上面生长的植物，它们都是默默地朝着阳光的方向，迎风招展着，这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画面。

　　2022年5月的西畴，是一个绿水青山的西畴。

　　西畴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县，地处云贵高原的南部边缘，面积1545平方公里。在云南省石漠化土地的分布图上，西畴县遍布红色区域，裸露、半裸露岩溶面积达1135平方公里 ，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县，是全省乃至滇黔桂片区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这里，居住着26.4万人，6种少数民族，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由于历史、战争和地理环境的原因，西畴的土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75.4%的土地呈现石漠化状态，自然环境恶劣到“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地步。当地的一首歌谣是那时的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种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畴仍是一个群山林立、巨石遍野、道路凹凸不平、房屋陈旧破烂、人民生活贫困不堪的地方。石头，是西畴的主角，它以狰狞的面孔，吞食着山上的泥土，吮吸着土地中的水分。大地上的绿色，没了，变成灰色；天空的蓝色，被烈日烤焦，变成灰色。山上光秃秃的，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不要说像样的树一棵没有，连石缝中长的杂草，都数得出有几根。

　　当时，一位国外的地质专家，对这片土地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基本丧失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听到这句“基本丧失人类生存条件”的话，西畴人不答应了“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怎么现在就成了不能生存的地方？”残酷的现实，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西畴人，发出了最严峻的挑战：是西畴人低头，给眼前的石头让步；还是石头低头，让恶劣环境让步。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天性，西畴人也一样，曾经有西畴人挥泪告别故乡，寻找“易居住”的地方。没多长时间，有些出去的人回来了，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有被外乡“赶”回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户口和耕地，限制了想走出大山的人们。

　　山，伟岸，人类在山面前，只能仰视，石头，坚硬。大山和石头给西畴人带来贫穷，同时，也赋予了西畴人一种如石头般坚忍不屈的性格。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西畴人，从伟岸的山、坚硬的石头里，得到一种力量，这力量，成为支撑西畴人坚挺的脊梁。

　　山，由石头组成，山不能搬，先把石头搬走！没有耕地，那就炸石造地！树木被砍光，那就封山育林！没有烧火做饭的木材，那就发展沼气池！没有水，那就建小水窖！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畴人今天就做一次现代愚公。

　　“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于是，炸石造地开始了。

　　蚌谷乡木者村摸石谷炸响了石破天惊的第一炮。

　　这一炮，是西畴人面对恶劣生存环境，如大山般坚毅地对石头宣战：“让石头低头，造出耕地！”

　　这一炮，拉开蚌谷人民抗争石漠、宣战贫困的序幕，炸出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炸出了一个西畴精神。

刘登荣

刘登荣是木者村党总支书记，58岁的他满面红光，头发花白，挺拔、伟岸，说话风趣幽默。跟着他，从初心路向开山炸石的“第一炮”走去。

　　木者村村民世代居住在山旮旯里，这里土地破碎，农民在乱石密布的旮旯地里耕作，所种土地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因为缺水，石头缝里只能种苞谷，一年下来一亩土地只收100多斤左右。“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是当时的写照，有的人家不到春节就断粮、断炊。正月一过，就拿着口袋到邻村借粮，借1斤玉米，秋后还1.2斤，借1斤大米秋后还2斤玉米。年年缺粮年年借，年年借粮年年还，久而久之，木者村就被称为“口袋村”。

　　木者村穷，外村的姑娘要找婆家，一听说是木者村的，马上摆手：“要不成，要不成。”再好的小伙子，都被直接拒绝。村里的姑娘纷纷以出嫁的方式往外逃，而年轻小伙子甚至家里的独生子，也盼望着能出去“倒插门”。

　　贫穷，就像一座大山，压得这里的人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打趣刘书记：“那个时候，你的老婆是咋找到的？”

　　刘书记哈哈笑着：“我老婆是我初中同学，还带有一点点的亲戚关系，我去过她家玩，她也来过我家，双方父母都很满意，就请我姨妈去说，她父母就同意了。”刘书记一脸的幸福。

　　刘登荣14岁定了亲，初三还差一学期时，父亲生病，刘登荣是家里老大，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妹妹要照顾，他只有辍学回家务农。

　　因为穷，初中都没上完的刘登荣说起往事很感慨。

　　18岁，刘登荣当了一名兽医，木者村下属的大大小小村小组，都留下他的足迹，每当把村民生病的牲畜医好时，村民脸上露出笑容，刘登荣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有些村民还会做一顿好吃的给我吃，那时呀，是扎实地高兴。”

　　干了6年兽医的刘登荣，非常热爱这份职业，打算干一辈子。

　　刘登荣责任心强，群众基础好，时任村支书的王廷位看在眼里，想把刘登荣调到村委会工作，于是找刘登荣谈话，叫他放弃兽医工作，进入村委会。刘登荣一口回绝，因为他喜欢兽医工作。王廷位苦口婆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最后说：“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组织分配。”

　　刘登荣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兽医，实际上，王廷位是为了选拔一位年轻有为、能带领乡亲们摘掉“口袋村”的帽子的人。

　　这个人他选对了。

　　粮食，要在土地上才能生长，木者村土地少，那就造土地！

　　1990年，西畴县委、县政府及蚌谷乡党委、政府决定在木者村摸石谷片区开展炸石造地试点工作。

　　任务下达到村党支部，已经是村支书的刘登荣，立即与村里的几名村干部商量，在木者村小组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石旮旯要粮，向石缝要地，把石头炸开，在上面填土种粮食。”

　　“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事，咱们能办得成吗？”

　　“这是不是异想天开？”

　　刘登荣斩钉截铁地说:“祖祖辈辈没做过的事情，我们要做!上级的任务要完成，我明天就去领乡上发下来的炸药、雷管，我们要为子孙后代做出个样子来!”

　　1990年农历12月3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注定要载入西畴县的史册。

　　这一天，刘登荣带领村委会成员和几位老党员，他们顶着寒风、冒着严寒，用钢钎一堑一堑地打好炮眼、填满炸药。

　　“轰——隆隆！轰——隆隆！”随着响彻山谷的爆炸声，木者村摸石谷炸响了炸石造地第一炮。

　　这一声巨响，宣告着木者村干部群众炸石造地战役的开始。

　　这一声巨响，使万古大山为之震颤，回声如雷，久久不散。

　　这一声巨响，炸出了山区群众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条件的决心，炸出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

　　村干部在自己家田里放了第一炮，第一天，就垒出了3分多的地，观望的村民动心了，家家户户行动起来。随后的105天，刘登荣带领村民，把大石头炸成小石头，小石头垒起，围成一台一台的梯田，这梯田因地制宜，或大或小。然后，他们从山上、石缝中挖土填进梯田里，三十公分厚度的土，就能让苞谷存活。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在工地忙活，天黑看不见了才回家。三个多月时间，刘登荣的头发长得可以梳辫子也没去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造出能种庄稼的田！”

　　在他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都去搬石头，连五六岁的孩子也跟着去搬石头。一个冬春下来，木者村建成保水、保肥、保土的“三保”台地600亩。

　　山里人眼睛亮了，心里乐了，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杂交玉米，亩产达到了500多斤，木者村从此结束了借粮过日子的历史。

　　“刘支书，我家的楼板被苞谷压断了。”村民们高兴得向刘登荣报告着。

　　“把吃不完的粮食拉到集上卖了呀。”

　　于是村民把苞谷拉到集上，赶集的人见到这些陌生面孔，就问：“你们是那个村的？咋个没见过？”

　　“口袋村的。”村民自豪地说，一群人围了上来。

　　“快来瞧，口袋村的人来卖粮了！”

　　从卖粮的那一天开始，口袋村还原它本来的村名——木者村。

　　木者村一炮走红后，西畴县的一场农田基本建设在全县范围推广开来，不需要领导动员，一句话就能让全县热血沸腾：“口袋村卖粮了。”

　　县委政府出台了鼓励群众农田基本改造建设的“6421”政策，6421指每建造一亩“三保”台地，补助60元；坡改梯每亩补助40元。中低产田改造每亩补助20元，地改田每亩补助10元。各地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以“6421”农田建设补助政策为引领，掀起开山炸石、垒埂造地、坡改梯、中低产田地改造的热潮。

　　至2011年，蚌谷乡成为文山州最大的中低产田地改造示范区，被编入湘教版八年级地理教科书。昔日的石头山，变成今日的绿树梯田。

　　刘登荣18岁进入村委会，在村委整整干了40载，他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生他、养育他的大山。他用40年的时间，把满目疮痍，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变成一片绿水青山，他用一个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着年龄的增加，刘登荣的健康也出了点小问题，高血脂、高血压、痛风，医生对他说：“烟少抽一点了，身体要紧。”

　　刘登荣站起来拉下卷朝上的袖子，像当年撸起袖子干一样，说：“那我把烟戒了吧。”

　　周围的村民都笑他：“少抽点就行，你那么大的烟瘾，怎么可能戒了？”

　　刘登荣心里一横：“我选个好日子就戒。”

　　大家都没当回事，这事就过了。

　　想不到刘登荣回到家，真的在翻日历，农历二月初一，就这日子吧，刘登荣敲着日历本对自己说：“从这天开始，戒烟！”

　　从这一天开始，刘登荣真的不抽烟了，村民们都说，要不了几天，他肯定坚持不下来。

　　一天、两天、三天，当刘登荣满脸通红，鼻涕眼泪地出现在村里时，村民才觉得老刘书记真的是在戒烟，调侃他：“老刘书记，烟瘾犯了，都这把岁数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嘛。”

　　“谁说我烟瘾犯了？我是感冒鼻子过敏了。”

　　“等不是办法，再等几天、几个月，我的血压不会低下来，血脂也不会降，只有对自己狠下心，把烟戒了，才有希望！”

　　一次一次对自己“狠”，是刘登荣的魅力所在。

　　1995年12月17日，全省扶贫开发现场会议在摸石谷召开，号召全省学习“西畴精神”。

　　从此，“西畴精神”响亮云岭大地。

　　如果说炸石造地是西畴精神的诞生，那西畴精神是怎样孵化的？

　　有了粮食，吃饱了肚子，余粮想去交易，肥猪想拿去集市上卖了买猪崽，可村里到乡上的集市，没有路，雇人从村里把猪抬下山，在路边等车送到集市，扣除雇人费用，价格只有一半的市场价。

　　没有路，无法与外界沟通；没有路，再好的东西，运不出去，拉不回来。

　　能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能有一条走出大山的路，是居住在大山深处西畴人梦寐以求的。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于是……

侯寿高、姚仕斌、姚仕元、邓招财

列御寇的《愚公移山》中，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鸡街乡肖家塘村距县城10公里，村里主要靠种苞谷糊口，靠养猪鸡卖钱。山后的羊肠小道是肖家塘村唯一一条与外界连通的道路，赶集、运货、上山、下山都必须经过这里。车进不了村，人进村来回要走三四个小时，买化肥通常一天背不完第二天接着背。

　　2006年，原本居住在村里的12户人家离开了这里，往外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仅剩下侯寿高、姚仕斌、邓招财、姚光金4户人家仍然坚守在这穷山窝里。

　　28岁的侯寿高是当时村里唯一的共产党员，他去西双版纳考察回来后，决意自己修路。4户人家，每人出一个劳动力，早上8点出工，晚上7点天黑收工，每家人轮流送中午饭。

　　修路是要钱的，当时，村里从2004年开始有了上级拨付的公益林业保护补贴，到了2006年共2000多元，4家人又想办法凑了5000元，加起来的7000元钱成了最初的修路本钱。买炸药、雷管，请人打炮眼，集资的那点钱没多久便花完了。

　　没人能看好他们能够成功。就像“愚公移山”故事里河曲智叟劝说愚公一样，附近的村民过来看到险峻的高山和巨大的顽石后，也劝他们:“还是算了吧。”的确，4个人，在大山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何况老的老、病的病，四人中只有侯寿高一个壮劳动力，要在这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挖出一条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没钱咋办？路还得继续修。为了筹钱，几家人把家里的牛卖了，猪卖了，鸡也卖了。实在没辙，便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东讨西借。

　　开凿这样一条路，4人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先在规划好路线的山体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剩下的就全靠手工来完成。

　　一根钢针、一把铁锤，大石头被砸成小石头，搬不动的大石头，就几个人齐心合力，用双手搬到路边。他们边勘探，边施工，翻悬崖越峭壁，就像蚂蚁搬家一般，从严冬到盛夏，从日出到日落，炮声、锤声终年不断，他们被称为“肖家塘四愚公”。

　　愚公说：“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他们说：“也不晓得哪天能修通，只知道一直干下去，总有一天能干成！”

　　哪怕一天修半米，两天修一米，十天修五米，一年修不通修两年，两年修不通就修三年……就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能修通。

　　为了修路，他们几乎倾其所有，每家还背着借款、贷款。

　　修路的第五个年头，县委、县政府得知他们修路的情况后，倍受感动，为他们解决了2万元钱的炸药。随后，他们日夜奋战，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通的山路，在6年时间内修建完毕。

　　4人，用了6年的时间，在“猴爬岩”上刨了5公里的进村公路。

　　这简单4、5、6，三个数字背后，是怎样的一幅现代愚公图！

　　6年过去，28岁的侯寿高过了而立之年；邓招财的一个手指被石头砸断致残；姚仕斌带病坚持修路，积劳成疾，路未修通就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春夏秋冬，他们内心始终相信:“路通了就有希望，苦尽了才能甘来。”

　　2014年，县委、县政府又划拨了水泥，4家人再接再厉，对道路进行了硬化。

　　路修通，侯寿高走出大山，在文山开了家餐馆，餐馆的墙上，贴有当年“四愚公”修路的照片。餐馆生意不错，侯寿高买了车，车子直接从文山开到肖家塘家的院子里。

　　从带头修路到带头致富，侯寿高说：“走出去，就是为了回来。”在侯寿高心里，肖家塘是故土，永远都是家。

　　过年时，侯寿高在家里堂屋挂起一副对联：“敢比愚公劈山修路建家园，勤劳一家欢天喜地迎新年。”

　　从修好的路上过，丝毫看不出6年的艰辛，它弯弯曲曲，像一条玉带，从青翠的山腰间穿过。

李华明

有些山路不像玉带，从车前方看着路，车子缓缓向前，开着开着，一惊，前面没有路了，像到了断崖前，瞪大快要掉出的眼珠，车子几乎是180度的转弯，开车的司机是当地人，两把方向，车又向山上爬去。

　　这一公里的路，就这样一次一次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人的心，悬在半空。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岩头村，从字面上，就知道村子长在悬崖上。

　　在两座山的狭缝中，视野开阔了，小王说：“你们看，我就说李华明会来村口迎接我们的。”

　　惊魂未定的我按下窗子，伸出头，冲远处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人招了招手。

　　“李华明！”

　　难道不应该叫李书记、李村长？就这样直呼其名？

　　一下车，李华明就上前与我们握手，我伸出的手被两只大手握住，不，分明不是手，我感到我的右手插进了碎石子里，粗糙、硌手，低头看了一眼那双握住我的双手，粗壮、厚实，手指皱纹很深。

　　66岁的李华明身体硬朗，灰色的中山服，是那种廉价面料，里面一件很新的阴丹蓝衬衣。花白头发，额头、眼角很深的皱纹，皮肤一看就是田间劳作的痕迹。

　　他领着我们走向“最后一公里”展馆。这里，记录着他带领村民修路的经历。

　　我东张西望着周围，一幢幢小楼在绿树中，院子里充满人间气息，周围停有好几辆汽车。这似乎和西畴的其他村子一样，再正常不过了。山坡上，一台一台石头垒起的梯田中，种有苞谷和其他我不认识的作物，也有两三棵苞谷直接种在石窝里，绿绿地点缀在石头中。有的树，直接就是从石头缝里长出的，直直的，向上展开一树的绿叶，如同前面领路的李华明，有着一种不屈服的性格。

　　回头望，沿着路灯，就是我们进村走的，挂在悬崖上的水泥路，它，连接外面的世界。这是搬了12年石头，才有的路。

　　一进展馆，习总书记的一段话：“要想富，先修路，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度。路，改变的是农村面貌，联系的是党心民心，巩固的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李华明，你把手伸出来我看下。”我忍不住想看他那双没有温度、没有皮肤质感的双手，脱口而出直呼他的大名。

　　李华明伸出双手，我看着满手的老茧，手指的肌肉已经变形，他指着右手中指对我说：“这个指头修路时被石头砸着，没长好，不过不影响干活。”

　　我用两个指头捏了一下他的中指：“有没有感觉？”

　　“有呀！”李华明转身指着墙上的图片说，“李光祥为修路借了高利贷，为了挣钱还高利贷，外出安徽打工，右臂不幸被机器绞断，老板先赔偿了2000元，他把补偿费全用在了修路上，回来后又成为工地上的‘独臂战士’”。

　　刚才经过的一块石头上，刻有红色大字“独臂战士——李光祥”。

　　“你不知道没有路的时候村里有多艰难，15户人家，72口人，有6户的媳妇都跑了，有一个媳妇去挑水，挑着水回来，桶碰到石头，翻了，桶滚下了山，这个女人坐在石头上想了很久，家都没回，就离开了村子，从此再也没回来。这里的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遇到下雨天，都不敢去上学，怕摔下悬崖。养了头猪想拉出去卖点钱都拉不出去。”

　　眼看着县城周边的村寨一年一个样的变化，而岩头村，就因为进村1公里的路没修通，10年了，都没变样。已经是村小组长的李华明心里不是滋味。没有走出大山的路，就不能改变村里的状况，“必须修路，一定要修路！”李华明下定了决心。

　　“你要是能把这条路修通，我拿手板心煎蛋给你吃!”有人嘲笑他。

　　搬家不如搬石头，那就搬石头，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那就开始干！

　　2003年正月初六这一天，年味还很浓，村里的14人集合了，他们挥动铁锹、举起铁锤、舞动着铁撬，振臂高呼：向悬崖挑战！

　　要靠人把悬崖削平，谈何容易?因为山下有村庄，山腰有高压线、电线、光缆等，无法用炸药，只能选择用最传统的钢钎、铁锤等工具，在悬崖上一点一点“凿”，把大石头凿小，用双手把石头一块一块搬走。

　　工期就这样缓慢地进行着，早一点修通，就能早一点摆脱贫困。

　　就在十几个人为修通富裕路干得热火朝天时，邻村群众又给他们出了个大难题，因为修路占用到邻村的土地，而且修路过程中滚落的石头会砸坏农户的房屋，群众阻挡他们，工程停了下来。

　　这期间，李华明经历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为了能继续修路，他多次跑去与邻村协商，在进村协调的过程中，很多村民不支持也不理解，轻则出口辱骂，重则拳脚相加，把他赶出门。可李华明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继续修路。

　　通过他多方的努力，最终与邻村达成了协议，出资7.8万元，邻村把修路所占用的土地出让给岩头村。

　　要知道，这笔钱可是岩头村村民当年的全部收入。

　　李华明的媳妇也离开了他，让他欣慰的是，媳妇没跑，只是生他的气，回了娘家。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李华明修路的决心，没有哪一座山能够阻挡李华明修路的脚步。

　　媳妇嘛，过几天气消了就会回来的。

　　历经12年的坚守和苦干，2014年1月，岩头村终于修通了简易的进村路。李华明很自豪：“岩头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算下来有八代，我们这一辈是把前面几辈没实现的愿望实现了。”

　　随后，县政府出资，乡亲们用了20多天的时间，就把修好的路，用水泥浇筑完工。

　　盼望了一辈子的进村道路修通了，山里的山货可以运到外面了，村里的孩子也能走出山外求学了，就是有个头痛脑热的，去医院也方便了。

　　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是个女大学生。

　　“你说她会嫁到哪里？”李华明眼中带有骄傲，不等我们回答，他满脸笑哈哈地说：“嫁回村里呀，嫁给李光祥的儿子，就是那个断臂的李光祥。”

　　“哇——”我们也笑了，立即有一种八卦心，我想采访她，李华明说，这小两口在昆明物流公司打工，现在不在村里，逢年过节才回来，已经有一个孩子。

　　后来了解到，李光祥的儿子当年也考起了大学，因为家里贫困，他放弃上大学，回村跟着李华明修路。

　　2019年，李华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去北京领奖时见到了习主席。2020年，李华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今天穿在身上的这件灰色中山装，就是2019年去北京领奖前，政府给做的。

　　李华明和这件衣服，是见过大世面的，我小瞧它了。

　　如今，当年跟着李华明修路的人中，有3人已经归逝。村里的青壮年，从这条路走出深山出去打工。现在的岩头村，山外现代化的东西，这里都有，车，可以直接开进家里的院子。

　　这条12年修的1公里路，见证了岩头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程。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近年来西畴县各乡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没有钱，他们自己筹，没有机械，就用双手刨，他们不等不靠，靠着山一样挺直的脊梁，靠着“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声势浩大地修筑起了一条条通往山外、通往家园、通往外界的路。

　　西畴县在修筑道路上，涌现了很多无私奉献的村干部和群众，有用“西畴精神”修路、创造生命奇迹的谢成芬；有从“卡羊脚”路上刨出一条2.2公里路的张行武一家；有花去10年种菜的积蓄修路的伍光发……

　　这一条条的路，是走出去的路，也是回家的路。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担当，一种对家园深深的守望。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那种坚持数十年与恶劣自然环境做顽强斗争的精神，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这种精神，不仅战争年代需要，和平时期同样需要；不仅贫困地区需要，富裕地区同样需要；不仅农村需要，城市建设的各行各业同样需要。

　　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有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畴人所做的一切，已经大大超越了修路本身所蕴含的价值。

　　致富的路通了，要致富，要乡村振兴，就必须干！

　　于是侯寿高走出大山，李华明带领村民养了几百只土鸡，销路很好。他领着我们参观400头猪的养猪场，我们只在围栏前往里面张望，蓝色的房顶，此起彼伏的山猪交响曲传来，因为是现代化的养殖场，没经过消毒的我们，是进不了养猪场的。李华明说，他还准备建个农家乐，让到这里参观、游玩的人多待一会，真正体验一下岩头村的生活，感受乡村振兴给岩头村带来的变化，看一下岩头村的过去。

　　在带领村民致富的人中，一位受到习总书记接见，58岁入党的退休教师刘超仁已在江龙村里等着我们。

刘超仁

去到江龙村，村委会的宣传栏上，左边的照片，一条羊肠小路旁边是村子，远处的山，光秃秃的。“出门靠步行，吃粮靠救济，吃水远处挑，群众住危房。”这是“昔日的江龙村”。

　　而我眼前的村庄，干净、整洁，幢幢小洋楼，楼前小桥流水，一个乘凉的小亭子，流水的池子中，有假山，假山上，精制的花草或长在小山上，或栽在小盆里。就连多肉植物，在假山上也长得喜人，多肉植物百万心从假山顶上垂下，仿佛一百万颗绿色的心，都在向春天开放。开红花的鼠尾草艳丽地展示着，仙人球也不示弱，顶着一朵硕大的黄花，笑盈盈地与鼠尾草争相斗艳。这分明是江南水乡，怎会是西南边陲？

　　院子里停有三辆车，一辆拉货的卡车，一辆皮卡，还有一辆长安轿车，跟主人攀谈，院子的主人姓唐，孩子都在城里打工，她和老伴种了30亩果林：“都是刘老师回村领着我们干的。”

　　见到刘超仁，清瘦、精干，不苟言笑。1999年，54岁的他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回到了江龙村老家。当时的江龙村缺水少土，生存条件很差，村民过着“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的贫困日子。村里年均收入600元，而刘老师当时的退休工资每月600元。

　　怎样把穷山村变成吃得好、住得好的富山村，刘超仁想为村里做点事，改变乡村贫穷面貌。2003年，刘超仁在党员活动中深受启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04 年，58岁的刘超仁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些人不明白，一个每月领着丰厚的退休工资，在安享晚年生活时，入党图什么？对于这些质疑，刘超仁说：“我入党不为什么，只想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当年，附近村寨都在建设新农村，但江龙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都落后于其他村寨。入党后的刘超仁，把肩上的担子看作是党对他的考验，他和村干部一道，谋划着村里的发展，向上级申请把江龙村列为小康村建设，但因为当时县里的新农村建设指标有限，申请没有被批下来。

　　政府没批就不奔小康了？面对困境，刘超仁和村干部喊出了：“小康是干出来的，不是靠等、靠要得来的，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狠下一条心，自建新家园！

　　光秃秃的山顶，通过封山育林，戴上了绿茵茵的帽子。刘超仁从建水引进柑橘栽种，组织村民外出到建水等地参观考察，在山腰种上果树，目前的柑橘种植已经发展到600多亩，有七八个品种的柑橘、柚子等。

　　山腰的果林，每当收获季节，绿树枝头，挂满金灿灿的鲜果，成了村子里的“发财树”“摇钱树”。

　　柑橘林不仅为这里增添了绿色的生机，村里还建成柑橘产业冷冻库，产品除供应周边市场外，还远销到了东南亚国家。现在每年可为群众创收上百万元。

　　同时，村里依靠运输、生猪养殖、外出务工等产业拓展增收渠道，全村人均纯收入已从当时的200多元增加到了10000多元。

　　刘超仁带领江龙村，在自力更生、建设脱贫奔小康过程中，对“山、水、林、田、路、村”进行综合治理，逐步探索形成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搭台子、平地铺毯子、入户建池子、村庄移位子。”的“六子登科”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使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江龙村的森林覆盖率由 1995 年前的32%提高到80.4%。

　　如果把江龙村比作西畴县石漠化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枝独秀，那么在它的映照下，西畴县正崛起一个个美丽乡村的建设。它们从荒凉走向生机，从贫穷迈向富裕，从落后变为文明，犹如一树树灿若云霞的山花，映红了西畴大地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

　　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刘超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刘超仁家，显眼的位置，是一大幅习总书记与刘超仁握手的照片。

　　刘超仁至今都记得，2019年12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掌声响起时，习总书记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当时刘超仁正好站在第二排，习总书记走到他面前，向他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刘超仁激动得只会说：“总书记，您好！”习总书记问：“你是哪个地方来的？”刘超仁忙说：“我是云南西畴县兴街镇江龙村的。”总书记笑着点点头。

　　几秒钟的接见，刘超仁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做的这一切值了。”他拿出一柜子的荣誉证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三十年、云南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协助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云南省关心下一代突出贡献奖、文山州首届“兴文人才奖”、全州优秀共产党员、文山州“新时代乡贤”、西畴县先进个人、“西畴精神”宣讲员、西畴书香家庭。

　　成绩只是过去，未来的江龙村，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弘扬新时代“西畴精神”，规划建设以柑橘为主体的体验式采摘基地、以“绿”为主基调的学习式教育基地、以农家乐和民宿为主的餐饮式农家园基地，用江龙群众自己的双手，创造江龙富裕美好的幸福新生活。

　　在振兴乡村，创造美好家园、美好生活的路上，年轻一代的西畴人正在成为主力军，退伍军人骆瑞才就是一个典型。

骆瑞才

骆瑞才，男，汉族，1981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2001年当兵，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参加过藏区维稳和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服役期间荣获5次优秀士兵，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

　　2013退伍后，骆瑞才毅然放弃了安置工作的优越条件，选择回乡自主创业。2016年，东升村换届选举，骆瑞才被村民选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上任后，21个村小组，1千多户人家，4千9百多口人的担子，就压在这个曾经的军人身上。在脱贫攻坚基本告一段落后，乡村振兴的新课题，摆在这位新上任的书记面前。

　　骆瑞才给我们介绍东升村的发展情况和远景时，滔滔不绝，达嘎村是文山州第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诞生地，全国第一位壮族女县长就是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水力发电站，就建在山上的绿树丛中，这几个第一，奠定了达嘎村的地位。

　　村委会旁新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几乎是按照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大跃进年代的格局建立的。一面红色墙体上，刻着1955年毛泽东主席《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的批示，格外醒目。

　　新农村的集体宿舍整齐排列，一律灰瓦黄墙绿窗绿门，门头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宿舍前，长长的水泥砌好的台板，一排新装的露天水龙头，仿佛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新中国刚成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那个年代口号和精神支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争到更大胜利。”时代的标语，印在墙上，刻在那一代人的心中。

　　历史的激情，已从记忆中被重新点燃，那时，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公社食堂，方桌、长条凳“巧做千家饭，饱暖万人心。”食谱非常有意思:“餐桌思旅，思甜忆苦。”主食，玉米饭:苦道时光；荞饭：过河思荞；白米饭：催康见米；蒸糕：蒸蒸日上。从玉米饭到蒸糕，记录着西畴几十年的发展变化。

　　出了人民公社，骆瑞才给我们介绍正在打造的达嘎村貌。达嘎村要改造成景观村，按一户一方案，一户一景观设计改造，拆除原来每家每户的围墙、围栏和院门，根据每家每户的房屋结构、占地面积等，设计师设计出完美的花园，形成开放式庭院。有的是观赏树和盆景结合，有的是五彩花团，还有的是石板路加小亭子。

　　规划图在屋前，屋后的实景正在改造。骆瑞才说，东升村下属的四个村，规划打造成“记得住乡愁”的旅游AAAA景区。

　　在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的老房子里，将建一个科普园地，水电站后面，建一个民宿；达嘎村戈木41号，是侬惠莲的故居，这里将修复开放，在故居旁边，建一个侬惠莲展览馆。

　　要不了多长时间，这里将是一个红色旅游加振兴乡村典范的地方。

　　我请骆瑞才谈谈自己，想不到刚刚滔滔不绝介绍的他，挠挠头，笑着说：“我没啥可讲的。”

　　“那就讲讲村里的其他产业。”

　　2017年，骆瑞才决定引进柑橘新品种种植，同时种植其他品种果林，为了学种植技术，他去湖南、广东、重庆等地学习、取经，回来培育、试种。2018年，他成立了一个种植协会，平时除了工作外就是到农户果园做指导，小到果树行距、间距，大到施肥、用苗他都亲自手把手教，还自费聘请技术人员到实地指导。文山、麻栗坡等地的人都来向他学习，回去种植了1000多亩，第二年就挂果，第三年大丰收。

　　而骆瑞才种的果树，却没有那么幸运，原因是土地上原来种过柑橘，有病原体在土壤里，当时种植时没有经过检疫，致使果树受病虫害的侵袭，造成产量低，口感差。

　　去年年底，骆瑞才又从广东引进一种新品种——黄皮果，开始试种，目前长势良好。

　　就在我们采访的十多天前，为了医治那片得病的果树林，骆瑞才的父亲拉着农药上山给果树打药，不幸翻了车，长眠在了果树林。67岁的老父亲，成了永远守护果树林的人，他会一直守护着家乡的这片土地，守护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

　　在村委会的办公地方，骆瑞才的办公桌上有两块牌子，一块红色的“党员先锋岗”，另一块牌子上有骆瑞才严肃标准照，照片旁，写有姓名、职务、电话，还有一句座佑铭“不管身份任何转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变。”这初心，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付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采访骆瑞才时，他一句质朴话特别让我感动：“当兵的人，就是站岗，我现在是换个地方站岗，那就服从命令好好站。”

　　如果说骆瑞才是笔直地在村支书的岗位站着岗，那西畴的另一位八九年出生的村支书刘禹仲活跃在村支书的岗位上。

刘禹仲

见到刘禹仲时，他正在村委会里开会，小伙子连跑带跳从会议室出来，一面热情地招呼着，一面搓着手说：“下雨，西畴立马降温，太冷了，要不我们去火塘边烤火？”大家眼睛一亮，跟着小刘书记进到厨房。

　　刘禹仲熟练地劈柴、点火。

　　“你也会烧火呀。”

　　“开玩笑了，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从小就会咯。”那带有西畴方言的尾音，很亲切。

　　小伙子精明、能干，头脑灵活，看不出是三千四百多人的领路人，更看不出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火着了，温暖从火塘边弥漫开来，红色的火苗舔着壶底，那壶，是从房顶直接用一根垂下的铁丝钩住，壶身黑黝黝的。

　　只要有这样一塘暖暖的火，就能把大家聚拢在火塘周围。

　　蚌谷乡龙正村委会，全村下辖23个村民小组，789户3440人。刘禹仲把他们全都聚拢在一个大火塘下。

　　2016年前的龙正村，“两委”班子散、能力弱、为民服务意识淡薄， 群众办事经常找不到人，导致“说话没人听、开会没人来、干事没人跟”，村里各项工作严重滞后，是一个曾被州级挂牌督办整改的软弱涣散党组织。连日常工作都无法运转，更谈不上带领群众发展产业。

　　刘禹仲不好意思说他的文凭是大学，因为那是利用业余时间，读成人大学拿的文凭。高中毕业后的刘禹仲，选择出外打工，在外打拼多年，成了一个月收入过万的“包工头”。2016年，27岁的刘禹仲决定回家乡，去村委当一个月一千余元工资的文书。面对身边人的不解，他只是笑笑。他对我说：“比我有能力、有本事的年轻人很多，如果他们都选择回家乡，那我是没有机会的，正因为我选择了别人不选择的路，那我的成功，就由我决定。”

　　“我是龙正村的村民，是一名共产党员，村里的情况我很了解，通过这几年在外打拼积累的经验，我回来，就是想带领龙正村过上富裕的生活，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正是这样一个有坚定信念、会思考的年轻人，把村委会聚拢在共产党员这个“火塘”周围。在他和老党员的共同努力下，龙正村彻底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被西畴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创建了文山州“五星级” 党支部。

　　2019年，刘禹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村民和上级的认可，被选为了村支书兼主任。

　　村支书不是荣誉，是肩上的担子，如何使全村早日走向富裕，这是刘禹仲一直思考的问题。任职以来，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他经常走村串寨，深入村寨调查研究，龙正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刘禹仲明确只有充分挖掘当地潜力，才能让穷村变样。

　　要想富，就得在经济上做文章“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他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技术培训，奔忙于农户家中进行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了部分农村党员和群众“想干不敢干，想干不会干。”的问题。

　　根据村里的实际和资源优势，刘禹仲决定打造蚌谷乡巴西菇产业，通过与省外合作的方式，2018年，龙正村建成巴西菇大棚26个，种植面积60亩，当年采摘巴西菇240吨，实现产值192万元，通过实实在在的收益，村民看在眼里，彻底打消了思想顾虑。2019 年，示范基地由原来的26个棚，扩到了35个棚，种菇群众由原有的16户增加到22户，实现产值210万元，带动了周边6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同时，合作社牵头组建了“ 扶贫车间”，带动群众就业84人(其中：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6人)，为脱贫摘帽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巴西菇产业已经扩大至110个大棚，成了龙正村的“幸福基地”。

　　刘禹仲带领龙正村，在全县率先采取“党建+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模式，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产业，带动群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稳步发展。龙正村委会人均纯收入从脱贫前的3000元增至8000元以上。

　　就这样，龙正村老百姓的口袋慢慢鼓了起来，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这就是刘禹仲一直想做、一直在做的事。他经常会说，当一个人把他的理想和追求全部倾注在认定的事业中时，就会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他脸上，你能看到为民办实事的坚毅，也能看到作为家里顶梁柱的责任与担当。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刘禹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的西畴精神。

　　家乡要富，必须要有人才，把外面能干的人吸引到村里，让龙正村由农业向多种产业转变。因为家乡情怀和政府的积极沟通，中央民族大学毕业，拿着高薪的刘禹丹，回到家乡龙正村。

刘禹丹

刘禹丹在高中时就萌生创业的念头，200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2011年大学毕业后，刘禹丹应聘到联想公司，做的也是市场营销工作，在工作取得良好成绩时，她毅然辞职，再次走上新的求职道路，来到了壳牌车用油云贵处上班。2014年升职为云贵处处长，26岁的她成为当时全国壳牌车用油23个业务处年纪最小且唯一的女性处长。

　　这期间，她结了婚，生了孩。刘禹丹觉得她已经具备创业的条件。2018年，她开始着手创业准备，先做市场调研，这对她来说轻车熟路。

　　创业项目的选择，缘于刘禹丹的家族情怀，刘禹丹的父母，是在西畴做豆腐卖豆腐的，刘禹丹的姨妈家，更是几代都是做豆腐卖豆腐，可以说，刘禹丹从小就是吃着自己家的豆腐长大，对豆腐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2018年，在对豆腐市场进行调研时，刘禹丹跟着妈妈在市场上卖豆腐。她边卖豆腐边跟老百姓唠家常，了解当地老百姓对豆腐的需求、喜好。针对年轻人，她去调查他们在家做饭的比例、对豆腐的喜好。她还到昆明去做市场调研，综合省城与县城的数据，分析用户需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数据分析，加上9年在外闯荡和打拼积累的经验，刘禹丹把所学专业与企业经营、销售相结合，自认为已经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能，可以创业了。

　　2019年，刘禹丹从壳牌公司辞职，很多人不理解她，刘禹丹却说“接受教育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在乡政府的积极回应和支持下，刘禹丹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道路，开办了西畴县嫩妖妖豆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底，公司选址于龙正村委会长箐冲子村小组。2021年，加工厂建成，厂房总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厂房建设及机器设备投入资金400万元，其中，蚌谷乡党委政府争取到沪滇项目资金125万元，计入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资产。

　　说起自家厂里的豆腐，刘禹丹非常自豪：“我对嫩妖妖豆腐非常有感情，这是我们家族里传承了100多年的豆腐。我为什么要建厂，我是要把我们家族的豆腐传承下来，不让它泯灭在机械化生产过程中。我厂里的机械设备，不是真正做豆腐的设备，它都是DIY改装的设备，是我们自己动手改的。我用设备的目的，是为减轻豆腐制作过程中强度大的几道手工工序，其他的工序，我们还是沿用传统的制作方法，全手工制作。”

　　“为什么把厂选址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的水质非常好。还有就是这边的土地非常好，老百姓种植的黄豆质量好、口感好，我们公司准备与当地村民签订合同，他们种黄豆我收购，这样既保证了黄豆的品种纯正，也给当地村民提供种植保证，同时，当地人可以来到我们厂工作，我能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创业艰难，自去年建厂以来，刘禹丹就把所有的心思花在豆腐上，既要把家庭小作坊的生产方式转变成现代化的工厂生产，又要能保持产品的独特，让原来手工豆腐品质不变，保持着传统的口味；既要吸收消化祖传的百年经验，又要科学管理精准控制。在保存传统工艺的同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由于前期对市场做了分析，嫩妖妖豆腐今年投入运行后，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很不错，订单多时，加班是常事，刘禹丹跟厂里的工人一起加班，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对公司的发展，刘禹丹充满信心。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刘禹丹却本着传承、回归、自然的理念，用现代的生产方式实现传统豆腐制作工艺，这何尝不是对西畴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创新。

　　同样在西畴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是用脚走着、守护着西畴这片土地，传承着西畴精神，他就是第三代守林人，香坪山国有林场副场长雷连洪。

雷连洪

北回归线经过地球上16个国家和地区，多属沙漠和草原地带，如北非的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沙漠，印度巴基斯坦的塔尔沙漠等等，地理学家称之为“回归沙漠带”。

　　唯有经过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域）、台湾等几个省区，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一带林木繁茂，郁郁葱葱，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出现“神奇的回归绿带”。

　　处在北回归线上的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珍稀濒危物种华盖木的故里。

　　起源于1.4亿年前第四纪冰川时代的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被喻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文山州是古老特有植物和古老孑遗植物分布中心，全世界目前发现仅存的10株野生华盖木(孑遗物种)，全部分布在文山州境内。

　　孑遗物种，是指在较为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中曾经非常繁盛，分布很广，但到较新时期或现代则大为衰退的一些生物物种。由于西畴未遭受到第四纪冰川侵袭，第三纪时的茂密热带森林才得以幸存，华盖木就是其中幸存的物种。

　　华盖木珍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的繁育生存能力极低，本来它的开花率和结果率就低，再加上这种植物具有一种很特别的芳香味，昆虫等动物非常喜欢叮咬，种子很难成熟。另外，成熟的华盖木种子含有一种油质，厚厚的油质紧紧地包裹着种子，致使天然播种很难发芽。

　　香坪山珍稀木兰园于1985年建成，是全国乃至东南亚面积最大、种群数居第二的木兰科及珍稀濒危树木迁地保育种质基因库。

　　雷连洪在珍稀木兰谷的大门前等着我们，儒雅、不苟言笑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对于植物知识少得可怜的我，只听说过华盖木，迫切想看到它，却不知道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5种，二级保护树种31种，三级保护树种24种，省级保护树种12种。

　　一路上，雷连洪向我们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这是铜色含笑。”我一看标签“无危”松了口气，“粗梗木莲，极危。”感觉自己喘气都要轻一点，生怕伤害到“极危”的植物，要知道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厚朴，保护等级：3级，濒危。”一株接一株，都是极稀缺的植物，触目惊心。

　　“这就是你要看的华盖木。”雷连洪指着一棵直直的树对我们说，树下的牌子显示：“保护等级：1级，物种现状：极危，常绿乔木，高达40米，胸径达1.2米。是中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仅见于云南西畴法斗乡。树干挺直光滑，树冠巨大，故而得名。花艳丽芳香，可为庭园观赏树种。其天然更新能力弱，现仅存6株大树，极为珍贵。”这就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很想对保护这些树种的林场职工大大地鞠一个躬，感谢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才有我们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环境。

　　一路上，雷连洪几乎对每一棵树如数家珍，我惊叹他渊博的知识：“你是学植物学的吧？”他笑着说：“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呀？”我惊得停下脚步，一个副高职称的林场副场长，这跨界也太大了吧。

　　“我们当时毕业时是国家包分配，我是被分配进林场的，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学了。”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真不知有多少个挑灯夜战的苦读。

　　香坪山林场始建于1951年。1979年，雷连洪的父母从富宁金坝农场调到香坪山林场，父母在林场一干就是一辈子，直到退休。现在七十多岁的父母都不愿意离开林场，这片土地已经成了他们离不开的故乡。

　　“从建场到我父母这一辈、再到我，已经是第三代林场工人了。”雷连洪说。

　　71年的时间，半个多世纪，香坪山林场总经营面积扩大到48855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7%，林场经济林由原来的800亩扩大到现在的6000亩，山木用材林达15万亩，还有2万多亩的生态公益林。同时，林场担负着县里的绿化树木的培育工作，还给老百姓提供无偿树苗，用以对周围环境的绿化。

　　雷连洪从小就生长在林区，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毕业分配时，虽然是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但在父母的影响下，他毅然接下了父辈守山护林的接力棒。林场工作枯燥乏味，正好有时间弥补植物学知识，于是他开始苦学植物学，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这片养育他的青山绿水。在收获知识的同时，雷连洪还收获了爱情，同样是毕业分配，同样是专业不对口，妻子也是分配到林场的。共同的经历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并诞生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有林场的今天，雷连洪说他父母退休前只住过两年的砖房，其余时间都是住土坯房，房子内部，用报纸糊，一年糊一次，小时候他经常在家里的墙上读报。土坯房老鼠容易打洞进家偷东西。墙角，老鼠打的洞堵上又被咬开，人与老鼠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堵、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那时，老鼠仿佛也是家里的一分子。

　　至今，雷连洪还是跟父辈一样，每天丈量着林区的土地，这种丈量不是平路中的散步，是与蚂蟥、蜈蚣、毒虫、蛇等的斗智斗勇，“以前哪有现在的各种鞋、各种防虫裤子，我们都是穿胶鞋，一下雨，水就进鞋子里，没办法，要干活，只有捂一整天。所有林场职工的脚，都是不能看的。”

　　雷连洪撸起裤脚，从膝关节到脚踝，大大小小各种伤疤，他已经记不清楚这些伤疤是什么时候造成的。雷连洪突然当着众人脱下脚上的白袜子，我看到一双变形的脚，特别是脚底，已经是厚厚的黄色，一层老茧，看不出皮肤的纹路，如同做了一只脚模，严丝合缝地套在他的脚上。“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修脚，不然走路就痛，林场工人都是这样。”

　　这是每天走几十公里的山路，走了几十年，才在一双正常的脚上，穿上一双厚厚的“脚模”。如果说每个人的脚印是唯一的，那林场工人的脚印，全都是相同的。

　　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把脚，变成了泥土的模样；他们用脚，庇护着脚下这片土地。

　　在文山读高中的女儿，每年假期都要回林场，见过在林场的爷爷奶奶、爸爸、叔叔、孃孃后，就往山上跑，她要去看妈妈当年种下的树，半年没见，是不是长高了、长壮了。

　　不知是母亲当年种下的树看着女儿长大，还是女儿关心、盼望着越长越高的树？

　　他们都在共同成长。

　　我问雷连洪，女儿高考时，是否会让她选择植物学，雷连洪说：“我尊重她的选择，不会要求她，但她真的是对林场有感情。”

　　对林场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从雷连洪父母，到雷连洪、雷连洪老婆、雷连洪的妹妹和弟弟，他们，都把林场当作自己的家。

　　木兰园里的杂草，有些是疯长，一两天就长得有人高，要保持最原始的生态环境，不能打药，只能手工除，也不能全除，为了保护原始的生长环境，保持植物间相生相克的关系，如果把杂草全部除去，会打破植物间的平衡关系，产生病虫害。

　　“现在的条件，不知比以前好多少倍，木兰园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很好，有水泥台阶、蓄水池、树种标识牌，还有监控等。”

　　“华盖木的特点是前期生长速度快，到达一定阶段后，成长会变得缓慢。最近几年，林场在育苗技术和种子处理上经过多年摸索，应该说比较成功，目前基础性培育都是林场在做。”

　　雷连洪告诉我们，在木兰园，人工繁育华盖木已有20多棵，而树龄较小的华盖木更是有近千余株。

　　1983年，昆明植物园引种栽培华盖木，年年养护年年盼，直到30年后，才迎来首次花开。

　　保护住一棵树，需要时间，更需要毅力，我们必须保护，否则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将失去人类生存的条件。

　　30年时间，当石漠化的土地变成绿水青山时，不是超人变的，也不是专家、大咖们喊口号变的，是西畴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是李华明的双手、雷连洪的双脚、刘超仁的白发、骆瑞才笔直的腰杆和谢成芬激情的话语……就是这些西畴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像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让西畴各民族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质朴的话语，是西畴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

　　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存在一个当时不识字的壮族妇女心中，她就是侬惠莲。

侬惠莲

当我走进东升村委会达嘎村戈木41号院子，这是侬惠莲的家，如今已经没有人居住，堂屋里，“天地国亲师位”牌位下的供桌上，有厚厚的一层灰，墙面，是开裂、脱落的石灰。

　　房屋，是土木结构的，呈L形，两层。围墙是土坯的。偏房的二楼，木结构已经有部分垮塌，楼下厨房里，有灶台、锅、碗、盆、凳子、柜子等杂物，那是生活的痕迹，尽管它现在已满是灰尘，但它们曾经是这里的烟火。

　　院子里干干净净，水沟里长满青苔，电线横空拉着，房顶上的瓦，已经有些破败，这里应是当年侬惠莲生活时的模样。2010年侬惠莲去世后，她的后人没有生活在达嘎村，房子就一直空着，过年时，晚辈会来这里祭拜。

　　这院房子，将重新进行修整为“侬惠莲故居”。旁边的空地上，将建一个“侬惠莲纪念馆”。

　　出门，细雨下，窄窄的村道上，不起眼的铁门锁上了，没人带路，你是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壮族女县长的故居。

　　隔壁一户“平安家庭”的门开着，从门外望去，干净整洁的院子，红灯笼、绿叶盆栽，不锈钢的栏杆，台阶上，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坐在椅子上，门口的对联是“富贵全双幸福家，丁财两旺平安宅”。

　　1955年，毛主席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其中收录了时任西畴县驻戈木乡办社工作组组长杨应康的《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是怎样整顿好了的》文章，介绍了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兴街区戈木乡炭西村东升合作社怎样从混乱局面整顿好的事。当时，成立合作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见到这篇报道后在批示中提到：“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实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按语的全文，雕刻在达嘎村委会旁、全国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地的一面墙上。

　　1954年，侬惠莲首先在达嘎村建立了文山第一个“新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成功后，炭西村从中取得经验，也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里提到党的领导就是西畴精神的起源，正是在党的领导下，西畴县的东升合作社才由混乱到有序，群众的努力、奋斗才有方向和目标。

　　1921年出生的侬惠莲，当时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她连大名都没有。17 岁嫁到达嘎李家挑起了家庭重担。1952年，党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她给自己取名叫“侬惠莲”。从此，这个不识字、汉语不好但天资聪明的31岁妇女，开始了她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传奇人生。

　　达嘎完成土地改革后，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进入春耕，因缺劳力、缺耕牛、缺种子等栽种难题摆在了农户的眼前。分到手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荒芜？侬惠莲苦想，应该把农户组织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生产。她逐户了解、挨家动员，在她的带领下，达嘎村13 户 17 人组成的文山地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顺利建成。

　　一年后，各农户由缺粮变为有余粮，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周边村寨也纷纷选出代表来参观学习，上级也派出干部到村里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侬惠莲成了当地的名人。1953年，侬惠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西畴解放后的第一批党员。第一次，侬惠莲去县城参加了西畴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还是第一次，侬惠莲随贺龙元帅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随后，侬惠莲又带领村民，历经艰难，成立了新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西畴首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一年下来，成了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自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回国后的宣讲，侬惠莲都是凭记忆去讲，她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从此后，侬惠莲开始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在组织的关心下，她参加了县、州扫盲班和省委党校文化班，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死记硬背加勤奋好学，硬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蜕变为一个称职的干部。

　　1954 年，侬惠莲走上了西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岗位。两年后，担任西畴县人民政府县长，成为了西畴县第一任女县长，也是文山地区的第一位壮族女县长。

　　当了县长的侬惠莲，始终保持着她“农民”的本性。下乡时，不管到哪里，她都会主动干活，在田里，下田干活，农活做得比一般人好；到家里，就煮饭、扫地，跟老百姓唠唠家长里短，培养了感情，有些问题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解决了。

　　当时的西畴不通公路，地委特意派一匹马供她进村入寨走基层，群众都亲切地称她为“马背上的女县长”。侬惠莲结合县情，积极向领导建言献策，主持召开全县水利工作会议，掀起了村村寨寨建水利工程的高潮，全县仅 1955年就兴建小型水利工程 300 余件，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困难得到了缓解。

　　她还提出在西畴修建公路，1956年2月，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终于从文山通到了西畴县城，当第一辆汽车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开进西畴时，春节期间的县城沸腾了。

　　除了国道、省道经过的地方以外，西畴县城是文山地区最先通公路的县城。

　　兴修公路，从此成了西畴县的传统。

　　西畴的各村各寨，哪怕是只有几户人家的石旮旯，村民们都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历时数年，甚至十数年，修成一条条连接外部世界的脱贫之路、希望之路。直到现在，西畴这个在全文山州自然条件最恶劣、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县，其国土面积的平均通路里程，依然是文山州之冠，也是云南省农村通路率最高的。

　　这是西畴人一份夹杂着辛酸与血泪的自豪和骄傲!人们忘不了发起者和领头人，就是县长侬惠莲。

　　根据地理备件，侬惠莲在达嘎村提出建水力发电站的想法，于是，西畴县第一座装机容量 20 千瓦的小型水电站在达嘎诞生，水电站白天发电供农用，晚上供照明，结束了西畴无照明用电的历史。

　　水电站砖砌的老房子，还屹立在绿树丛中，这个小小的发电站，虽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从青砖中、从门头斑驳的大字“西畴发电站”、从房檐垂下的藤蔓中，它曾经辉煌过，并将载入西畴的历史。

　　1964年，侬惠莲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侬惠莲退休，退休后的侬惠莲与老伴一起回到达嘎居住。回到家乡的侬惠莲，并没有停下脚步，她和村干部带领全村广大群众，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使全村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东升村恢复重建了当时的合作社，下一步，对侬惠莲故居、水电站旧址等进行修复，打造红色旅游线路，让历史，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以此来助力乡村振兴、思想政治教育。

　　毛主席对东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光辉批示，成为西畴县基层党建工作的宝贵经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西畴人民创造了“西畴精神”， 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激励西畴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一面旗帜。进入新时代，“西畴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使命，奏响新时代乐章，从“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到“不等不靠不懈怠，苦干实干加油干”。

　　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让雷连洪的父母、雷连洪为它守护一辈子无怨无悔；为让乡亲们不再提着口袋借粮，刘登荣带领村民开山炸石；为使家乡的人兜里有钱，刘禹仲、刘禹丹义无反顾地回来了；还有对家乡这片土地怀有深深眷念的刘丕荣，他放弃当老板、放弃与家人团圆，带领拉孩乡脱贫致富，当我们赞赏他那不关门的家院时，刘书记一指周围的洋房，说：“拉孩村全部都是三层小洋楼，比我家好的比比皆是，有空我领你们去走走。”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西畴人，他们，是西畴精神的创造者、执行者。

　　刘登荣曾对我说，当时他们退耕还林时，光秃秃的山上，在春天来时，会发出绿芽，这些绿芽，是从石头缝里的树根里长出的。只要有根，迟早总会发芽，会长成树。

　　西畴的根，就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雷连洪说，林场工人和农民的区别是，林场人挖地种树，农民挖地种庄稼。当看到他们年复一年地种树后，老百姓主动来林场，问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树苗，他们要在门前的石头山上，种上树。

　　山头绿了，河水清了，楼房靓了，道路通了。昨天的奋斗，结出了甘美的果实。

　　西畴的奇迹，是西畴人民的智慧和西畴精神力量的凝聚。

　　走在这片交织着悲壮与生机的土地上，心里的崇高敬意油然而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畴人用比石头还硬的性格，比山还高的信念，创造出一个一个的奇迹。西畴精神，是西畴人民，也是中华民族不服输、不认命，骨子里就带有的精神。

　　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辉映未来，有一种力量，激情燃烧，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