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银坤

　　家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也是一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家风的故事。这些年，身为人父的我，深谙家庭、家教、家风之重，组织家庭成员认真研读《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书籍，学习交流感悟和启发，从核心价值的层面定家規、背家训、正家风。

　　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洞村庄——峰岩洞村，清朝末年，由于战乱，祖辈跋山涉水避难于此，这里独特的地域风貌和风土人情曾被载入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外界美其名曰“天下第一奇村”，上初中时我曾在作文中用“高山不见一寸土，平地不见半亩田”描述过这里。村民在这个崇山峻岭、信息闭塞的大山间繁衍生息，在生存的阵痛中负重前行。

　　我的母亲生于1949年，由于清匪反霸，外公在我母亲出生那年被执行枪决。因为家庭变故，母亲曾两次成为弃婴：一次被挂在山中的树上，二姨心疼，背着家人救了她;一次又被送给当地的苗家，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喊让二姨又一次把她背回家。后来，母亲和二姨相依为命、艰难长大，至今问起，她们只是摇头，不愿重提。

　　我的父亲是个老初中生，由于我爷奶死得早，他从小随三伯生活。

　　以三伯为代表的峰岩洞人非常重视教育，虽然光景不好，还是节衣缩食供父亲上学。父亲从小读书用心，那时能上几天学已十分不易，但三伯还是一直坚持供父亲读书。小学毕业，广南八宝的初中决定在南屏、黑支果、曙光三个乡镇选一个第一名去读书，结果选上了我的父亲。

　　父亲带着三伯给的盘缠，还有他的梦想，到了初中的学校。由于交通不便，他要走一天的山路，父亲希望能从那路永远走出大山。三年的初中父亲一直是班长，各科成绩遥遥领先，把一手毛笔字写得行云流水，但老师还是告诉他，由于家里成分是地主阶级，父亲升学无望。

　　在八宝初中的最后一期黑板报上，父亲完成了读书生涯最后一次书写，在《红岩》读后感中他写道：《红岩》读完，百感交集，现有一切皆为如江姐这样的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然我辈读书无望。我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儿接过我手中的工具，去开拓辽远广阔的天地，使他变成富饶美丽的“米粮川”。

　　父亲辍学回家，性格变得固执、偏激、易怒。

　　母亲14岁就嫁给父亲，先后有了大姐、哥哥一共六姊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家都是在父亲的打骂中长大的，几个姐因受不了他的脾气老早就远嫁，哥哥初中毕业辍学打工。

　　我六岁时，由于没人照料，父亲找了几本旧书把我送进山洞的一师一校“陪练”，我的小学就这样出人意料的开始，由于成绩不错被老师收成正式生，毫无意外的被老师“转正”。读完一年级，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更远的学校读书，我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但始终很早就起床和同伴结伴上学。那时我最纠结的并不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同学们异样的目光，而是回家。因为父亲总有无数的理由喋喋不休，随时暴跳如雷。

　　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我的几个姐由于家的缘故，都有着不幸的境遇。大姐嫁给一个“酒疯子”，至今仍陷在深深的不幸里。三姐嫁到一个以拐卖人口出名的村子，潜移默化违法犯罪被判了13年的有期徒刑。四姐嫁给一个赌鬼懒汉近年离婚。二姐由于从未上学愚昧无知，生病不知求医问药，而是信神信鬼在我工作那年与我阴阳两隔。这一切，一直在我心中隐隐作痛。

　　何以为家？是我的梦想。我，是这个家唯一的梦想。

　　从小，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梦想。只是有一种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我得努力从那条父亲走过的路走出山外，那个家里装不下哥哥姐姐的梦，我也不会例外，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流浪。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初中，那时一所小学能考上初中的人也屈指可数，在录取红榜下，我对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我的梦想像红榜背后厚厚的墙。

　　在那年九月，一口锅、一个我，一个木箱成了我第一次出山上学的图景。我并不知道初中在哪里，我读完小学都没上过街，并不知道山外是什么。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一身泥泞找到学校，然而吃什么、用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在我身上这样的稻草不仅仅一根。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初中的第一课在清晨的广播里开始，从旋律中，我似乎看到了我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父母在对着我微笑，哥哥姐姐也在看着我走过那个离乡的山梁，他们一直在向我挥手，在大声的祝福我，明天会更好！

　　可我还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我的梦想从这一天必须以崭新的状态再起步，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出发。我时常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够努力。可是，再有梦想的人也需要吃饭，那时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下课了去哪里吃饭。

　　三年的初中，我看到同学们的父母总在校园里络绎，校园的一角，总看得见别人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千叮万嘱、嘘寒问暖，而我，总在书桌上隔窗望外。我仿佛看到我的父亲带着含笑的温存向我走来，哪怕来看我一眼也好。只是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冰雪里划亮的火柴，自我温暖、自我苏醒，然后自我照亮，其他的都是一场梦幻。

　　我的初中是闹着饥荒过来的，那时，同学们一个星期家里给二三十块不等，而我基本上两个星期父亲给五块钱或者十块，有时甚至不给。一次，在一个赶集日我找到父亲，从街头跟他到街尾、从街尾又跟到街头，上课预备铃响了，我说：父亲，我要上课了。父亲说上课就去嘛，我又没拦着你。就这样，我没要到一分钱就又赶到学校上课，因为迟到还被老师甩给两巴掌。

　　世界很平凡，我像极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食堂那个要黑面馍的人就是我。在学校里，我是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老师说，成绩好的同学可以直接搬到教室里住，我是其中一个。在教室的最后方，一块塑料布半隔着我们的床就成了我初中的宿舍。在这个宿舍里，我们不用凿壁借光，教室里免费的白炽灯会照亮我们的梦想。

　　那时我怨过父亲，不是很理解父亲。在老家山洞里，他勤劳朴实，一个人离开三伯重新建房造屋。他精于算计，跋山涉水做小本生意。他吝啬抠门儿，每分钱都视为生命。他穷得干净，从来不做鸡鸣狗盗的事。他对生活近乎拼命，他对儿女接近苛刻，但他总是告诉我们人要穷得干净，我们的求学日子还是比他当年要好很多。

　　“多少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初中毕业了，同学们在《童年》的歌里各奔西东。我如愿考上了城里的学校读书，看着那些和我一样金榜题名的同学，我真的希望，我身边也有一个亲人拍着我的肩膀，夸我是個争气的孩子，带我去学校旁边那家早点店痛痛快快的奖励我一回。可是，我的世界习惯了孤独，父母已经给我了生命，我得学会一个人去慢慢适应和消化这一切，成功、失败、快乐和孤独。

　　我要离开初中了，这个初中在我生命中充填了太多。这三年里，我理直气壮的在食堂了赊账200多元。毕业时老板就差打我一顿了，但是我告诉老板，我早晚会还他的。

　　2001年，我们老家举洞搬迁，每户补偿两万。加上我又要到城里读书，这个节骨眼上，父亲闹得很凶，喋喋不休没日没夜，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钱这么敏感，也许是生活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好累。那刻，我很想放弃，我问自己，无休止的追逐，是不是太自私。可是如果半途而废，我是不是又成为这个家的另外一种负担？不行，即使身无分文我也得想办法把这个书读下去，我根本没有选择！

　　中师的第一年，学费2000元，父亲给我1800元上路。我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欠账。来文山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已慢慢尘封，这三年，我学会了勤工俭学。有时身心俱疲地趴在学生宿舍五楼的窗台，看到浩渺的星空中，一轮明月弯弯，我又对着家的方向回望，一路走来留下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已在记忆中成为永不磨灭的印痕。由于从小见识短浅，家教缺失，除了学到父亲身上穷得干净的风骨，我很不会和同学相处，时不时会做一些荒诞滑稽的事，有时也会无所顾忌、放浪形骸，更多的是把自己裹在自己的世界。

　　这三年，我虽还清初中食堂的200多块，但中专要毕业的时候，我又欠了食堂的1000多元。三年的师范要毕业了，也到老板“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天食堂老板找到我，说如果不结清欠款，就要告学校扣留我的毕业证。我求老板放我一马，以后我会加倍偿还，老板最终同意了。这三年，我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

　　我的人生就像一场赶考。在社会不断发展转型中，我们一次次经历着阵痛，那时文山的很多中专生，在社会人才紧缺的时代背景里，青春永献壮乡苗岭。

　　我毕业那年，毕业分配的政策正式结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实行凡进必考，我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就是即将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刻，二姐因为受不了癌症的折磨选择了自杀，在我追求梦想的路上，她一直是我有力的后方和依靠。曾经的家庭已然无法改变，我即将可以通过我的方式去成长，并且改变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我想找二姐庆祝——我设计了很多和她见面的场景，没想到当我再次见她的时候隔着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二姐的坟头哭得歇斯底里。我亏欠二姐的东西太多，我带着二姐的女儿到单位报到，路上我用护田的河水将侄女花花的脸洗干净，用五个指头梳理她全是打结的头发，我告诉侄女，从此舅舅就是她的依靠，我负责陪她一起长大，就这样，侄女从我第一天工作就和我在一起，一直到初中毕业。

　　我工作两年后，到文山还清了中专的食堂欠账，在那个食堂，老板请我喝了一台酒，他总是笑着往我碗里夹菜，然后频频举杯，说他没看错我。后来，我浑浑噩噩结束了单身生活，和一个看上我的人来了一场闪婚，我来不及去判断什么叫爱情。

　　我的婚礼出奇的简单，老岳母说给我买点家具，媳妇说我们结婚的地方只能安一张床，老岳母骂了她几天几夜，批评我除了长得帅，一无所有。

　　很多东西都需要一个人去经历，去犯错，去承担，去领悟，去改变，18岁工作至今，我当过老师、做过警察，从县乡到州府，换了很多岗位，扛住了很多诱惑。一路走来，父亲会时不时地夸夸我，也夸他自己，他说老家虽然很多人看不起他，但是硬气的一点，就是没偷过别人的东西。他叫我一定要学习这一点。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从容面对荆棘。”我很庆幸，在我的努力下，一切都在改变。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出发。我得通过一切方式，让家人改变对一个家基本认识的自我设限，让父母也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经营一个家的温暖，这是一个儿子基本的责任，也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使命。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我借口把母亲接出来，可是没几天又被父亲追到家里把母亲骂了回去。他说我们根基不稳，来了会增加我们的负担。再后来，由于母亲生病，我回去叫父亲一起出来和我们生活，他很不高兴的样子，他说要接接你妈就好了，他死也要死在老家。

　　父亲的善变我一直不是很懂，我开始和父亲讲很多道理，可是父亲就是父亲，他说会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也希望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母亲和我们生活了几年，父亲还是老样子，不过问、不出来，虽然脾气还是很大，只是话越来越少，脸上皱纹越陷越深，爬满两腮的胡子、头上依稀的白发仿佛在告诉我，你讲你的道理，不影响我慢慢变老。

　　2019年，母亲因为脑瘤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30多天，在医生下病危通知的那刻，我问父亲，要不要来看看妈妈，我开车来接您。那晚在农村老屋，我和父亲推心置腹谈了很多，我对父亲说，还是出去跟我们一起居住吧，顺便看看妈妈。

　　父亲还是抽着他的烟袋，一会儿起身去看看牛马，一会儿又上楼看看刚收回来的玉米，嘴里嘀嘀咕咕……这次回家，我看见板墙上他用粉笔给几个电话号码添深了颜色，那是我和哥哥、姐姐的电话。我初中时贴在墙上的奖状被他擦得干干净净。我在老家的堂屋走走停停，和父亲相顾无言，我看见神龛的角落，各种感冒、胃病、风湿的药品琳琅满目。山里的夜空，又是一片虫鸣蛙声，父亲提着旱烟袋，一缕又一缕地捻着烟丝，被点亮的烟丝像夜空的流萤，钻进我的心扉。

　　这次，父亲还是没来，他说家里丢不开，他告诉我，尽力就好，你妈挺得过来，是你们为儿孙积的福德，救不回来，也是她的命。我看着父亲，沉默不语，转身带着女儿离开。在离家的山口，我停车驻足，和女儿回望老家的洞口，依稀灯火望秋深，染尽小楼几层层。我问女儿，你说爷爷怎么总是不跟我们出山生活呢？女儿看看天空告诉我，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依偎在一起，也许就像爷爷和农村再也不想分开……

　　母亲救活了，只是再也不会说话。为了把父亲接出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回去做了很多工作。他答应了，又反悔了，反反复复。

　　后面的几次，我不再和他讲道理，一直聆听他的诉说，他想做什么，我都答应并一定满足。后来，父亲同意了，他说党的政策好，就同意和你们一起出去享几年的福吧，老家什么都不要丢，这是我们的根据地，如果待不得我，我就落叶归根。

　　最后他处置了农村的家产，我回去跟他办了一天的家务。细小处置稳妥，就剩楼顶的还未风干的玉米，他说要等楼顶的玉米卖了再出来，我告诉他，我已经为他找到买家了，您要四千块，有人说你种的玉米是老品种，人家给你五千，明天就来收拾。他说，好，好，好。

　　我把五千块给了朋友，找了几辆车和几个农民工轰轰烈烈回老家把一楼顶的玉米装车拉走，还有父亲一起。他叫我一定要带着香炉，从老家要一直把香点到文山，说这样才不会断了香火。

　　我把父亲扶上车，给他系了安全带，然后把点着一枝香的香炉放在女儿的手里，打开天窗，在乡邻的目送中和老家告别。

　　我突然想到《故乡》里宏儿离家的情景，我仿佛听到车轮碾过的不再是冰凉的石板，而是船底潺潺的水声。看着女儿敬不释手的香炉，我也想到了希望，这希望也似父亲手制的偶像，也像我的偶像，茫远而又切近。

　　和我在一起的日子，父亲逐渐变得温和起来。我每次加班回家，父亲都等在客厅的沙发上对我旧话重提：现在日子那么好，国家管得紧，你们工作一定要注意，管住你们的心，管住你们的手。

　　年月无形，岁岁年年。每次看见父亲牵着母亲的手，走在城市陌生的巷弄里，我的脑际时常萦绕着我的童年，还有父亲让我不再感到厌烦的叮嘱。我很庆幸，能把日子过得这么清清爽爽。

　　是啊，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