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兴

　　五、首位壮族女县长

　　1956年12月，西畴县城被兴高采烈的人们装点得一派花团锦簇，街上到处是新刷的标语，个个单位的门头上都挂着鲜红的横幅。12月21日，西畴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侬惠莲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县人民政府县长。这个时候，中国壮族还没有统一族称，1957年全国各支系归系后才统一称为“僮族”，1965年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改称“壮族”，笔者仔细查了能够查得到的资料，发现侬惠莲当选并在在任时，全国的其他壮族聚居区并无壮族各支系的女县长在任，侬惠莲归系前当选，归系时在任，毫无疑问是中国壮族的首任女县长。这个由农村妇女成长起来的县长，带着两腿的泥巴就直接上任了，最初的那段时间，在办公室里是很少见她的，她不下乡，就频繁地出入于县政府的业务科室和下属各单位，虚心拜大家为师，什么工作都与大家一起研究，与县政府的其他领导共同决策，碰到大一点的事，就主动到县委汇报，请县委苏书记和其他领导指点。就连县里给她配的秘书，她都主动向人家请教，除了请秘书教她认字，每逢开会她还请秘书早早准备稿子，提前教她读通记熟。有的时候，到地区和省里开会，没有了秘书的帮助，她就强记要点，看不懂的文件，她就画圈画点做标注，下会后又向同宿舍的同志请教，实在不行，就请有文化的人把会议精神给她再讲一遍，直到弄懂为止。在工作上，侬惠莲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她一上任就给全县的干部定了个规矩：去农村都要和社员一样抢工分，县一级的领导一年要抢60个工分，科级和科以下的干部一年要抢90个工分，去哪参加劳动就由哪里的生产队长帮记，年底纳入考核和考评，从干部的工分中看政绩。那个时候，县政府专门养了一匹马，是专供县长下乡骑的，可是除非不得已或有什么事急着办，侬惠莲却很少骑，常常背着娃娃带着大家下乡，走到半路娃娃饿得哭了，解下来喂喂奶接着又赶路。

　　侬惠莲作为一县之长，却没有丝毫做官的架子，到哪都能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都能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有一次，她带着几个干部去西畴县最偏远的曼竜村，走到半路一个叫海子的地方，见到那里的群众在赶着栽秧。当时天已过午，耙好的田还没栽得一半，眼看着栽到黑都栽不完，她就对一起去的人说：“走，帮他们一把”，说完就脱了鞋子下田，拖过一个秧飞快地栽了起来，直到夕阳西下，才带着满身的疲惫继续赶路，摸黑赶到曼竜村以后，又连夜召集群众开会。还有一次，鸡街乡古月村群众对国家的生猪派购政策不够理解，乡里安排的任务又过重，群众的抵触情绪很大，县里几次派干部进村都没把群众的工作做通。侬惠莲于是带着干部再一次去了古月村，看群眾也在忙着栽秧，她二话不说就下田和大家栽了起来，一边同大家栽秧，一边就用壮族话宣传国家的政策，还对乡上下的任务过重，大家有意见的事表示理解，并承诺适当调整派购任务。等到秧栽完了，群众的思想也做通了，有说有笑间，侬惠莲就完成了工作任务。

　　 侬惠莲来自生活的最底层，对于群众的疾苦也最感同身受。因此，她这个县长不管什么时候都心系人民，为人民用权，群众有什么需要，她能够解决的都热心提供帮助，很多时候，她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帮助困难群众度过难关。有一次，她和蚌谷区区长陆兰珍去西咪村，那天恰逢西咪的群众在打谷子，她们也和大家一起忙活，直到收完谷子才去看望陆兰珍的舅奶。侬惠莲见这个70多岁的老人无儿无女，过得很不容易，便把身上带的钱都掏给了她。还有一次，侬惠莲在安乐村发现一户村民把豆豉也当盐吃完了，当时就掏钱给他家买了十斤盐巴。侬惠莲下乡有个习惯，不管去到哪里到哪家，都会主动帮人家扫地、烧火、喂猪食。所以不管去哪，她都能迅速拉近和群众的感情，一通家常拉下来，群众对她就特别亲。而她在群众家吃了饭，走的时候都把钱和粮票如数开给人家，主人如果不要，她就把钱和粮票压在甑子脚或者香炉下面。久而久之，经常随她下乡的干部都知道她的规矩，在吃饭开钱这件事情上从来不敢马虎，只要群众的伙食费没有开或是没有开得出去，都不敢离开群众家。

　　侬惠莲对自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都很严，她的警卫员卢汉斗回忆，有一次他跟侬县长去戛机村下乡，夏天的骄阳里，盘龙河谷酷热难耐，嗓子干得冒火，而路边的包谷地里到处挂满了水晶晶的黄瓜，卢汉斗于是就想顺手扯一个给她解解渴，侬惠莲发现后及时制止并严肃地批评了他。但是就这么一个对自己、对身边的同志要求极严的人，对群众却充满了体谅和关爱。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寒冷冬日里去一个苗族寨子，那里的群众普遍都没有被子，她就叫人去乡上打电话，让民政部门送被子来。被子送到以后，群众抱着一堆散着的棉絮、被里、被面，不知道怎么钉，她又手把手教妇女们钉被子。到了晚上，群众拿着刚钉好的被子给她盖，她却舍不得盖，和衣躺到半夜，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起来烤火，与围在火塘边过冬的群众说话到天亮。还有一次，侬惠莲在三光村遇到一户人家在做新房的上梁仪式，请来帮忙的老人拎着一只大公鸡，边将鸡血点到房梁上面边念念有词：“鸡血滴两头，儿孙当诸侯;鸡血滴两尾，儿孙当县委。”这还了得？有人觉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有人揭发说老人平时给村里人家写家堂，还在写“天地国亲师位”，搞封建迷信，村里的干部于是当场抓了人，送交她处理。侬惠莲不仅当场把人放了，还教育那些干部说：“老人就是图个吉利，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

　　女人当干部难，难就难在既得当好工作职责所应担当的那个家，还得当好自己过日子的那个家。侬惠莲当了县长，她的家其实就一分为三了，她自己带着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工作忙起来还得雇一个保姆，丈夫那会儿在兴街当区长，自己忙得昏天黑地不说，还把最大的两个女儿带在身边读书，最让侬惠莲放心不下的，是在老家带着两个半大不小的孙孙的婆婆。嫁到李家十多年，侬惠莲也与婆婆相依为命十多年，她们虽为婆媳，实则已情同母女，一下子把老婆婆留在家里单独过日子，还让她带着两个是农村户口却还不会抢工分的孩子，日子之难可以想见，尽管侬惠莲但凡一有点空闲，就尽量赶回去照顾他们，但那几奶孙的日子还是过得东不成西不就，根本就不如村子里的一般人家了。

　　尽管日子一下子离开了原来的轨迹，过得零乱且又艰难，但侬惠莲却一直咬着牙挺着，没有因为这些困难而影响工作。后来，丈夫因为工作需要调任县文教科长，他们一分为三的家才合三为二了。在侬惠莲日子过得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曾有好心人出主意说：“你是县长那么大的官，李同志在文教科当科长，在这个小县城里也是个不小的干部了，两口子都有职有权的，何不如把那几个农民户口的孩子转成居民，只要他们在城里有了口粮，就可以把老人孩子从乡下接来，在县城安一个稳稳当当的家了。”

　　“這是不符合政策的，我们的困难自己克服，决不能给国家、给组织增加负担。”侬惠莲还没等出主意的人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

　　直到侬惠莲退休，她的6个子女，除了她工作以后生的两个是居民户口，大女儿自己考上老师岗位以外，其他的就一直没有转户口，就连她的孙子外孙们，除了靠读书跳出农门的，其余的也依然生活在农村。而已经是居民户口的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她就送去当了知青，后来一个考工进学校当了会计，一个自卫还击时当了兵，凭军功当到连长，谁也没有得到过她的特殊照顾。

　　个人的生活有着诸多的困难，侬惠莲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她一旦参与到劳动的队伍里，就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了普通的社员，甚至常常忘记自己的性别，忘记了作为一个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生理特征。有一次，蚌谷区区长张文英陪她去龙正村下乡，正赶上村里的妇女在深水田里插秧，那田不仅水深而且下陷得很厉害，稍不留神就有被沼泽吞没的危险，妇女们胆子大的下去了，胆子小的站在田埂边，看到先下去的人陷得齐腰深，都大呼小叫着不敢下田。侬惠莲提着一个秧就带头下去栽，张文英为了县长的安全，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栽着栽着，张文英意外发现她胯下的田泥里有淡淡的血水，便悄声提醒道：“县长，你正在生理期呢。走吧！这田的水又深又冷，会落下病的。”

　　侬惠莲却不以为意地说：“咋呼什么，别大惊小怪的，我们走了，胆子小的人又该都跟着跑了。坚持坚持，一会儿就栽完了。”说完，用手把有血水的田泥搅了搅，不动声色地又往前栽着走了。

　　1958年10月，西畴、麻栗坡合并仍称西畴县，侬惠莲仍当县长。作为一个曾经的农民，她最重视、最下大力气去抓的还是农业生产。她想方没法调拨农用物资，保证生产资料投入，推广良种良法，倡导科学种田，改善农业生产设施，合理组织生产。在她的任上，西畴县密集上马了许多水利工程，江东水库、芹菜塘水库、南昌水库，畴阳河筑坝提水工程，鸡街河谷引水灌溉的长征大沟、英雄大沟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的重点工程。在南昌水库工地，侬惠莲像男人一样拉擀板筑大坝，在长征大沟，她大年三十晚还与民工一起放炮炸石头……后来的人说起这些事，都说西畴县之所以会产生饮誉全国的以“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为核心内容的西畴精神，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后来人的独创，其实这种精神，从侬惠莲时代就已经有所体现了。由于有了她的不懈努力，有了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西畴县连续获得了粮食丰产，无论是苞谷稻谷小麦，还是其他杂粮，都是历史上少有的好收成，尤其是稻谷的总产记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才被再次刷新和突破。

　　西畴县的喀斯特地貌极度发育，县境75.4%的地方都是岩溶峰丛，山上怪石巍峨，岩体坚硬，土壤瘦薄，树木生长艰难，连草也不茂盛，一经破坏将很难恢复。为此，侬惠莲除了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发展生产，让父老乡亲吃饱饭以外，思考得最多的便是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留住青山绿水。那些年，她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保护森林，防止过度砍伐的事说到哪里。在侬惠莲的推动下，县人民委员会发文规定：全县木材由供销社负责代购代销，需材单位要提前两个月做出计划，报县计委批准，送供销部门列入计划方能采伐使用。1957年10月，县人民委员会将辖区内连片的荒山、荒地、幼林、成林划归国家经营管理，并以“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为号召，动员全县人民植树造林，短短几年，全县就造林10万亩，柏林乡因为造林绿化成绩突出，1958年9月还得到了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奖励，时至今日，那面写着“高举红旗，创造绿化山区好榜样;乘胜跃进，实现水土保持高标准”的鲜红锦旗，仍然是西畴人不曾褪色的骄傲。而西畴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改造自然，不懈努力的韧劲和实干、苦干精神则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作为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主导着西畴经济。因此，西畴县的工业经济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县内仅有一些制糖、酿酒、手工织布、小五金加工和铁农具制作的小作坊。侬惠莲当县长后，深感工业的落后，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她围绕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村群众生活服务两大领域，布局和发展地方工业。几年之间，铁工厂、修配厂、砖瓦厂、磷肥厂、油帽厂、机械厂、水泥厂、印刷厂、造纸厂、缝纫社、染织社、纸伞社、五金社等等，便如雨后春笋纷纷在西畴大地出现。这些企业，虽然很多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但却奠定了西畴县最初的工业基础，也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工业产品。当时的县磷肥厂只投资了29.40万元，在1962年停产前曾经生产过磷肥、磷矿粉、硫酸、过磷酸钙、钙镁磷、肥皂、香皂，铵油炸药等产品，对西畴的农业增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用他们生产的肥料追施荞子，籽多、粒饱、皮薄，出面率高，很受冷凉山区群众欢迎。那个时期创建的县机械厂，投资仅14.28万元，到1961年因西畴、麻栗坡两县分设而撤销时，生产打谷机、玉米脱粒机、插秧机、磨面机、抽水机、轧花机等农机具和铁制农具22000多件，创造产值94.19万元，为减轻广大农民的劳动强度，作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

　　农业生产发展了，工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西畴县城乡的商业活动也就日趋活跃。为了维护经营秩序，促进商业经济的繁荣，侬惠莲又把自己的工作重点，及时调整到商业服务上，西畴县贸易公司、百货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医药公司、物资供应公司、外贸公司、合作商店、二轻公司相继成立和壮大，县供销社也在各地设立分销店，扩大了供应点。为了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侬惠莲长期自己主管商贸，时间长了，她竟摸索出了独特的一套工作规律，在她主导下，西畴县商贸部门每年一月抓年货的供应，二、三、四月抓农业生产资料和粮种供应，五、六月则抓中耕管理的资料供应、生活粮食供应和人员培训，七、八、九、十几个月，就集中精力抓农副产品和粮食收购，十一、十二月则抓紧农用物资和粮种储备，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着的时候，经济效益也在为群众的服务中年年增长。西畴和麻栗坡两县合并后，侬惠莲竟然在全县给自己设立了7 个办公地点，以保证她到全县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得心应手地开展商贸工作。

　　1965年12月，在西畴任县长已达十年的侬惠莲调任州民委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被迫进入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0月又回西畴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直到1980年5月退休才和老伴回达戛村定居。侬惠莲再回达戛的时候老婆婆已经过世，好在她仍留在乡间当农民的4个子女，还为她在故里保留了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她每天种田、养猪、种菜，安静地生活，又在人生起步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身份的妻子和母亲，一个让家人觉得无限温暖的女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