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尹

　　楚雄彝族女作家段海珍的长篇处女作《天歌》出版至今已近三年，众多的作家、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也有极为详尽的探讨，但这部小说的内涵还没有完全被揭示，或者说，对她这部作品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乍一看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灵魂自语的形式讲述（回忆）一位女性的爱情史，并且爱情也是贯穿小说的行文线索，实则没有那么简单。段海珍作为一位青年女作家，多年来的创作始终围绕“女性生存”这一大主题进行，《天歌》中的女性，每一位都以悲苦的方式生存着。作家以徐梅兰这一女性的视角，以时间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在平稳的叙事中，讲述其86年的生存境遇。本文从叙事的角度，试图分析《天歌》的整体架构，探索作家创作的脉络。

一、叙事角度

作为女性的写作，段海珍的叙事视角也是立足于一位三元文化交织下的女性，并且以第一人称为主要视角叙述整个故事。但这个长篇包含的内容较为庞杂，通过“我”的内部视角所展示的部分相当有限，因此其中又交叉着诸如“我的父亲”“麦吉”等第三人称，以全知的视角突破第一人称的限制，打开了小说的外围。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阿吉独枝玛）为主要视角，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她作为女性的一生与时代相交织的命运。小说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讲述她的家庭成长极其环境，其中的地方彝族文化环境，在一片充隐异色彩的神巫叙事中，充分展现了民族生存的面貌。而后半部分则是卷入社会历史后的生存境遇，此时她生活的一切希望几乎全在卢天赐身上，这一部分的叙事也从缓缓转向了孤寂。前后部分的贯穿者，集中起来都是阿吉独枝玛，从这个方面来看，小说中的“我”既是叙事视角，又是故事的女主角，但是把视角全部放在阿吉独枝玛身上时，这个人物是单薄的。虽然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她一生的故事，但是在整个故事中，她又似乎只是参与其中，只是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就如同导游一般，虽然是身处旅游景点，但别人看到的都是别处的风景。如第三章“人神共居的童年”，这其中的主角是外公，第四章“神奇南高原”侧重点也在父亲、奶奶和母亲身上，因此，这些人物的出场，便将作为第一人称的“我”排挤到了边缘位置，只处在一个“充当视角”的作用上。显然，作家如此安排，是想借这些人物来衬托阿吉独枝玛，为她的成长构建一定的“社会环境”，可也就是因为作家对小说环境的在意，众多的次要人物浓墨重彩地登场，反而冲淡了想要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形象。

　　在叙述过程中，不时跳出内在视角，插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作家对第三人称的运用是独到的，在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理论意义上讲可以涉及的叙事范围有限，大多时候所叙述的故事情节都要构成在场，这样才不至于造成叙事偏离。一方面，《天歌》的叙事者是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作为叙事主体，是具有全知能力的。另一方面，就如同余华《活着》中的福贵，作为一个经历过一生再回忆一生的角色而言，在整个与之相关的故事中，他是可以具备全知视角的。比如在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的部分，余华便是运用了第三人称“有庆”叙述了当时的整个过程。在段海珍《天歌》中，这种第三人称的运用相对很多，主要是围绕其他人物展开他们故事以及叙述当时的社会状况。由于整部小说作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这种全知视角的频繁插入，不免打散了小说的主旨，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迷惑。

二、叙事结构

《天歌》的叙事结构在作家的精心安排之下，形成一种闭合式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两条明线和一条暗线交织在其中，酝酿出一个关于爱与恨、生与死、兴与衰的故事。

　　小说整体结构采用传统的“结局-发展-结局”的形式，形成一个环状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是在当代作家中不乏使用，如上面提到的余华《活着》《兄弟》，还有陈忠实《白鹿原》等。这种结构的妙处就在于事先透露一部分故事的影子，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后再娓娓道来，最终写出全部的结局。小说第一章“灵魂自语”首先道明故事的最终结局，即阿吉独枝玛离世后的境况，最后一章“十年或是一生”最后一节又再次回到灵魂的自语。最后一部分的自语是对第一章，或者更应该说是对整篇小说的观照。回首往事，阿吉独枝玛一生的爱恨苦乐都随着生命的升华变得“澄明寂静”，生命本或如此，“好便是了”，放下方能变得清净。

　　以阿吉独枝玛一生的爱情为单线贯穿，其中还有社会发展和家族命运双线同行，共同构成了叙事的三条主线。叙事主体面对爱情的从生到死的执念是小说的主要线索，而“爱情”也是其中涉及较广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又以阿吉独枝玛为中心展开了三线式的“爱情”，似乎这种以爱情为中心的叙事是很多作家热衷的一种形式，比如《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的爱情叙事最为经典。段海珍也为阿吉独枝玛设计了这样的爱情。包办婚姻下的徐梅兰、“我的夫君”、卢天赐和阿福，或者可以再加上梅莲，这种形式下的爱情纠葛就显得极为复杂，也更感人。但是，小说最终要表达的是徐梅兰与卢天赐的爱情，可是从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爱情，或者说，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爱情表现在什么地方，甚至阿福与徐梅兰之间的“爱情”更甚于卢天赐与徐梅兰。直接来说就是卢天赐与徐梅兰之间没有细节，从初识（初识勉强算是细节，但那时还没有明确爱情关系）到参与革命工作，到文革期间的批判，再到梅莲与卢天赐结合，最后卢天赐去世，这一整个的叙事中，他们之间的爱情可以用莫名其妙和模糊不清来表示，舅舅与麦吉之间的爱情，其实都比梅兰与卢天赐让人深刻。另外一条很清晰的线索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虽然这条线索很容易视为故事的大背景，但是在整个小说叙事中，这是一条时间线索，整个故事都是在跟着它而前行的，特别是自第八章“故地重逢”往后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线索来维系情结的发展。最后一条线索实则是暗藏的，那就是家族的兴衰。而这条线索也使小说前后发展呈现出“奇书式”的叙事结构，《红楼梦》是这种结构的集大成者，只不过在《天歌》中，作家侧重于表现一位三元文化交织的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爱情悲剧。但是不可忽视了一个问题，阿吉独枝玛生活的彝族家庭和汉族家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在逐渐衰落，最明显的就是徐家大院，原来她是热闹院落中的二小姐，到最后院落萧索，只落得她孤身一人。暂不讨论其中悲剧背后的原因，单从这一线索看，作家应该有意无意地以一个家庭的没落，暗喻腐朽落后思想在新时代下必将消融，而阿吉独枝玛是一位站在新时代上的女性，是文化遗产的积极传承者，就如同贾政一般，虽然遭逢大难，却也因自身的“进步性”有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

三、叙事风格

作家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叙事风格，与通常小说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构建人物矛盾冲突不同，小说从始至终都以一种平稳的姿态进行叙事，没有节奏上的紧张感。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的言说”，相当于作家自己一个人在给所有人讲这个故事，没有太多人物间的对话，基本靠作家塑造的角色进行自我叙述。由此看来，作家的表达欲望和能力是极强的。

　　小说的叙述虽然相对平和，但表现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史，作家站在86岁阿吉独枝玛老人的角度来反观过去的人生经历，总体上带有沉痛感。第一件事讲述的是外公为保长妻子阿巴依跳神治病。在这场疾病中，一方面写生病者的病态，一方面写驱鬼仪式上的热闹，热闹与痛苦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面对病痛竟然以一种错误的途径寻求解决，并且以此热闹着，最终阿巴依终究没能逃脱死亡。第二件事是母亲之死造成彝族和汉族两个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便构成了成长环境的压抑和对抗。第三件事是舅舅与麦吉为爱殉道，纷纷走下悬崖，这种面对爱情的决绝与勇敢又与女主角的懦弱，没有努力争取想要的爱情形成对比，一死一失，亦是给人以惋惜之感……后来的革命流血事件和梅莲进龙山当土匪，文革期间徐家大院遭受的灾难等，整篇小说都在天灾和人祸的情节中展开，充满生命疼痛感和沉痛感。

　　小说秉承“革命+爱情”的结构风格，具有史诗的品格。《天歌》在谋篇布局上具有《白鹿原》的某些风格。卢天赐之于鹿兆鹏，徐定坤之于黑娃等，他们的人物形象都有某些相同之处，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结构就是都是在政治革命大背景下展开爱情故事。这种叙事结构将历史的发展浓缩到几个甚至一个人身上，通过他们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发展情况，具有很好的典型性。小说中的阿吉独枝玛是一位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女性，她以童年的成长见证社会的落后，青年的革命见证中国变革的血泪艰辛，成熟女性经受文革见证国家伤痛，老年时的梅葛传唱人身份见证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作为女性，她参与社会历史是因为卢天赐的引导，这个引导，与白灵是一样的，如果经过寓意解读，不妨可以理解为：新的国家正如不懂事的少女一样，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理论）来引导，也需要爱情（信念）去坚守，这样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天歌》以回忆的口吻进行讲述，整篇小说叙事话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是小说的独特之处。叙事视角的选用上，在第一人称为主的情况下选择频繁插入第三人称来叙事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多线并行与“奇书式”结构的组合，实现多重主题的融合。叙事风格也别出心裁，沉痛性与史诗性并行，也呈现出一股悲凉和大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