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 麦
记忆回溯到二十多年前，漫山遍野的荞麦安抚着一村人的肠胃。从荞面糊糊、苦荞粑粑到后来的荞麦裹饭，无不承载着那个年代的印记。老辈们常说小孩吃了荞面糊糊长大后会变黑，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我真的拥有了和荞壳一般的皮肤，甚至还拥有了和荞壳一样的性格。后来，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笔挺的包谷杆凭借着薄膜和化肥的现代武装，开始入侵了荞麦的领地，此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些细碎的白花了。荞麦是一个家族，由甜荞、苦荞、米荞和翅荞四个成员组成。我的印象中只有甜荞和苦荞，也只记得二者唯一的区别是甜荞好吃，但是产量低，苦荞不好吃，不过产量较高。这是一对矛盾，也是当时人们最大的困惑，大部分人的味觉选择倾向甜，而不会是苦，但是要屈从味觉就有可能饿肚子。最后，人们权衡两者的关系，大面积的撒苦荞，甜荞只是作为附属。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了迎合味蕾而亏待自己的肠胃。荞麦曾经是山地民族的主要食粮，因为它自带刀耕火种的基因，不挑土地，肥沃或者贫瘠的土壤都能成为它成长的摇篮，它也不惧干冷，总是用高傲的姿态点缀着高寒山区的荒原。荞麦最大的特点就是土，在所有的食物中它是最土的，是食物中的 “下里巴人”，但它土得很有尊严。有人和我辩论说最土的食物不是洋芋吗?不错，洋芋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因而在北方被称为土豆、地蛋，但其却是不折不扣的洋货，原产地是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大概十六世纪前才传入中国。而荞麦则是土生土长的，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作为食物了。所以，说它土还是贴切的，相形之下水稻这类“阳春白雪”不免有些矫情，要占据土壤、水源、气候等优势还得加上人们精心的呵护才会有收成。开荒撒荞是刀耕火种的体现，荒地平整后就可以撒上荞麦，此后不需施肥和管理，只待成熟时候来收割。早期这类开荒的荞地只能种一次，因而每年都要去开新荒，如此循环往复，春秋更迭。
荞麦是神圣的。每年农历六月六人们会带着酒肉到撒荞地里举行祭荞地的仪式，六月初正是撒荞种之前，其意便是祈祷丰收。《四时纂要·六月》中有关于荞麦播种的记载： “立秋在六月，即秋前十日种，立秋在七月，即秋后十日种，定秋之迟疾，宜细详之。”因此，六月六举行祭撒荞地仪式是一种生存希望的寄托。而稻田之属却没有这种待遇，从中可以看出曾经荞麦的地位高于水稻，人们钟爱稻谷，心里更多的则是对荞麦的感恩。此外，对祖坟地的祭祀亦离不开荞麦，此仪式中需要将一块苦荞粑粑和一枚鸭蛋放入碗里，然后埋在坟地内，村民们都认为只有如此先祖才能得到山神的认可。直至今日，此俗依然延续，苦荞粑粑作为祭品仍是不可替代的。
荞麦时代，农耕人群最大的理想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这个至高的理想他们奋斗了千百年。后来，荞麦消失了，但它的地位依旧和贫乏年代一样神圣，它的苦涩和甘甜烙在了农耕人们的信仰里。荞麦时代的终结应该是农业文明的进步，那些刀耕火种的岁月已经成为传说，而荞麦的染色体却扎根在了这群世代生息在滇北高原的汉子和女人身体里。
吊 锅
什么是吊锅？当然是吊起来的锅啦。
云南话 “锅”和 “哥”发音相同，和别人讲吊锅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在讲一个姓 “吊”的人，然后留下一脸惊愕。
小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有一个火塘，火塘的四周用平整的青石镶嵌，里面的火一年四季都不熄灭，一个树疙瘩抱进去可以烧十天半月。吊锅就悬挂于火塘之上。日积月累它被熏得漆黑发亮，村里面形容谁长得黑都将其喻为吊锅。
吊锅有优点，可以通过一条铁链控制高低，可升可降。初放食物的时候将其放下来，用猛火烹煮，待汤水煮沸后，又将它升起来。这种控制温度的方法很原始，也很科学。和现在所不同的是，此法是控制锅的受热面积，现在我们所用的燃气灶和电磁炉则是控制温度。将吊锅从低升到高，也是享受食物由生到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时代引向文明。而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把米饭煮得焦而不糊，每到吃饭时候都焦急的等待着长辈们快把上面的白饭吃完，自己就可以品尝锅底的美味，这种美味就是锅巴，也是当时最好的零食。锅巴还有药用价值，谁家小孩拉肚子，都是将锅巴烤糊，然后舂成粉末用温水送服，不日即愈。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习惯坐在火塘边，嘴里叼着一支竹制烟斗，一边抽着草烟，一边掌握着火上的吊锅，为我们做锅巴。抽完烟后她将烟斗往鞋底一磕，然后放下吊锅。
当然，吊锅也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锅帽。当锅中食物烹熟，便要将它降在火塘边，每次去开锅盖都需要鼓足勇气，要随手拿两块木头片或包谷核夹着锅沿。开锅后，里面的热水马上扑腾而出，席卷着面部，入侵着眼睛，加上满屋的火烟缭绕，完成开盖这个动作全凭经验。此时，第一反应就是将锅盖扔在一边，人则马上逃到院子里，待到热气散去，再回屋盛出食物，然后恭敬的将锅盖给它戴回去。每次完成开盖“典礼”，心里总会涌出一股成就感。奶奶则不用借助任何防烫工具，每次降下吊锅，她都能用那布满沟壑的手掌直接完成这个一连串的仪式。当时我就想，奶奶难道不怕烫？
那时候，我想为什么不给吊锅加个锅帽呢？加一个锅帽就省了开盖时的那一片狼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吊锅的消失，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前些天，我去到一个村里看到了久违的吊锅，它依然黑得可爱，然而却失去了记忆中的光泽，被高高的悬吊着，结了一层蜘蛛网，火塘里的草木灰已硬若水泥。不知什么时候，火塘里的火已经熄灭，而它依然被挂在上面，现在看来很具有仪式感。是的，属于吊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那口儿时挚爱的锅巴饭团，还有奶奶开锅盖时被她漆黑的指甲戳进去的那碗浓汤。但是，吊锅的味道已经根植在舌尖的味蕾之上。
现在我终于知道吊锅没有锅帽的答案了。若用金属来制作锅帽，依然烫得难以开盖。要是用塑料做锅帽，一会的功夫便会在火焰中熔化，不仅无助于开盖，更会污染一锅食材。猛然一想，仿佛也懂得奶奶的手掌不怕烫伤的缘由了，我发现岁月其实是可以隔热的。
肝 生
肝生，系彝语 “思孜”之直译，“思”为血、 “孜”为生，是彝族地区的一道珍馐美馔。从彝语词意理解，称它为 “生血”更为贴切，并且传统的肝生并非是用猪肝来制作，而是以猪血为主料。后期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才用猪肝来代替了猪血，便产生了现在的肝生。过年前宴请亲朋来家中吃杀猪饭是彝族地区的一个风俗，现在很多生活在彝区的汉族亦有此俗，属汉借彝俗或彝借汉俗已难探其源。而肝生就是杀猪饭中最重要的一道菜肴，如果缺了它便是对宾客的怠慢。所以，去请客吃杀猪饭时，不能直言来意，而是先进入堂屋坐下，然后委婉的说来家里吃一箸肝生。这样的礼俗一直流传至今。
家乡传统肝生的制作，并不麻烦。首先，得把新鲜的猪血放在桶里搅碎或直接用手捏成小块，再把浮在上面的泡沫和杂质过滤干净，然后把削了皮的苤蓝剁碎倒入猪血里面，紧接着进行下一轮的搅拌。待到猪血和苤蓝均匀的混在一起后，加入盐巴、花椒面和酒。盐是所有食物能够鲜美的基础，花椒则可以去除猪血的腥味，而酒的主要功能就是杀毒。三种配料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特之味道，特别是酒不可不放，也不可多放，酒倒少了起不到杀菌的作用，酒倒多了肝生就会变 “熟”，这道菜也就失去了它在席中的地位。这种传统的制作手法，非常接近食肉寝皮的原始时代。
宴席开始，亲朋们都围桌而坐，肝生需用小碗盛装，摆放在桌子中央，这时候要由桌中的长者先夹起一点肝生，然后请同桌的人共食，大家才能动筷享受肝生和桌上的其它食物。此习俗与敬酒相仿，其核心便是长幼有序，尊卑井然，在这种饮食行为中具有浓厚的阶级社会特征。可以用 “一群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品尝着原始社会的食物”来形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也不断丰富。肝生的制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 “生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肝生”， “肝生”这个名词也才真正出现，而且还是根据食材进行汉语转译，因为彝语中依然是 “生血”之意。这个时期制作肝生开始不用猪血，而是用猪肝。早上，天还未亮众人就将猪捆住，主人要用一升米插上三柱香祭告天地，再把三张草纸焚入装有酒水和饭食的碗中，最后将其泼在猪上，意为将猪的魂魄送走，让它早日投胎。将猪杀死以后，取出猪肝，然后把其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招待帮忙杀猪的人，另一半则是制作肝生的主要原料。这种肝生的制作要由一个有耐心和制作经验的人来完成，从开始到结束只能由一人负责，不允许中途换人或者多人一起制作。究其缘由，就是为了保证肝生的质量，如果制作失败可以直接追溯到制作者，没有相互推诿的余地。最开始制作肝生时，要将新鲜的猪肝放在砧板上，用刀背反复捶打成泥，然后把猪肝里面的经脉取出。这个过程不能用刀锋，因为刀锋会将经脉剁碎混入其中，吃的时候不仅口感不好，而且会有很重的腥味。有的制作者则不喜欢用刀，而是将猪肝放在石臼里面不断舂打，最后的效果亦和用刀背捶打殊途同归。猪肝打碎成泥后，与传统的制作手法相同，要放上盐、花椒面和酒。此外，还需要煮一块丝毫不粘肥的净瘦肉，煮熟后将它切剁成泥，再用文火烘炒，直至其泛黄。待这些肉沫冷却后，再倒入已经成为泥状的猪肝之中，搅拌均匀，这样一道肝生才完成，需要一个人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其实，肝生的两种制作手法都是相同的，只是把猪血换成了猪肝，把苤蓝换成了肉沫，本质上的区别是由传统的全生到后来的半熟。文明的演进就是如此，将来这道肝生可能就会慢慢消失，现在除了一些老者，这道菜已经得不到年轻人的青睐，往往成为一种形式，很多地方直接将其换成了炒猪肝。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肝生在席中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彝族的肝生和白族的生皮如出一辙，也许这些独具风味和富有仪式感的食物，是我们对人类原始味蕾上的最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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