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萍

　　一

　　“我从何处来”应该是个人类学问题，至少属于那个范畴。若以血缘来界定，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谁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爹娘养的，家族根脉繁衍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诘问，我却回答不上来，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越理血脉我越犯糊涂，一大堆无解没法求证，有时眼看着就要找着些儿蛛丝马迹，又全是孤证当不得真的。且，就是这么一星儿道听途说，还常常被子虚乌有搅得无地自容，又不知道怎么让人家相信我的自圆其说，背负着深深的自卑，心里在骂着自己是个不该出生的人，是个讨债鬼。

　　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真切，童话般美丽，是影响人一生的底色，是这人一生的注解。如果换个角度人们可别忘了，童儿的眼中揉不得杂质，见不得龌龊，一旦被感染上不洁净的物事，那幼小的童儿排解不开的世俗之恶，也是终身的。这种心事纠缠不清的漫游，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十之八九这孩子会长成一颗畸形树，徒有生命又做不得梁栋，多半会挨砍柴刀。

　　我曾经是个三姓孩子，三对夫妻都有理由是我的爹娘，我叫过他们 “爸爸”“妈妈”。我叫得鸟鸣般入耳，声声悠扬如雏鸟的呼唤，却没有撒娇和任性的权利。我全心全意叫着的爸爸妈妈很少应答，他们有时含糊有时不屑有时恨恨然，一声 “滚远些”弄得我叫谁都不理直气壮，只好随时准备接受着他们的恶眼睥睨，甚至是讥讽和厌恶。这是早年间的事，锁定了我的一生，对亲情的透视怪怪的，造成性格上的弱点也是多多的。

　　我的原初那一对父母将我随意一抛，让我在宕荡中野草一样一岁一枯。我没有资格对父母说长道短，他们是谁我都拿不准，也不敢多问。他们不说总有他们不想说的道理，造出我这个全须全腿的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我应该感谢他们。曾经读过重庆女作家九丹写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名和时代背景我都经历过。就遭际而言我可比九丹饿得更惨，时间也更长，伤害更重，太委屈了。

　　早年，我始终不敢亮家丑，总怕伤着我应该感恩的父母。而今，三对父母走了两对半，高寿的那一位眼耳都不灵便，何况他是他们中最拿我当人看待的，不会在意我的剥皮抽筋话当年。

　　我到楚雄半个世纪有余，来探望过我的父母只有一位，带来亲情的温暖也带来许多尴尬，父女间都有羞愧感。

　　那是我住在文联街文化大院的1984年。

　　父亲是坐飞机来的，48元一张机票把父亲从重庆送到昆明。现在，48元买不来楚雄到昆明的一张单程大客车票。父亲用48元机票在他那群工匠中攒够了面子，受用了很长时间，逢人便两臂平伸来一招飞行状，说平稳快当划得着。

　　那时文学很有气场，我们一群文学爱好者白天谈不够晚上接着聊，聊到不知更鼓。父亲是个大厨，在重庆一家三星级酒店当首席厨师。当时的三星级很上档次，楚雄当年还无 “星”。父亲烧得一手好菜，见人来就摆 “家宴”，教人家怎样烹炸卤蒸，还讲些红白案等经验之谈，是个美食家。父亲来楚雄带了大包卤药，搞得一个家终日不灭烧腊味。遇着谈得来的，父亲会送人家一包卤药，让人家带走一身中药味，还有炒卤药用的冰糖。

　　我们晚上谈文学父亲当然不懂，才上过一年私塾，记个流水账和菜谱还开天窗哩！父亲很看重女儿的职业，1979年排队买了一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当年货寄给我，很让我感动过一阵子。父亲的参与意识极浓。一次来了几位昆明的编者和作者，他烧茶送水很及时，还拿出重庆茶馆幺师抛远程茶壶嘴嘴的架式，很得了些称赞。父亲是经不得表扬的，给几句好听的话让他更来劲，要玩茶艺 “苏秦背剑”。我怕沸水伤着人，阻止了他的兴头。后，父亲还是玩了一把“韩信点兵”。写小说的魏孝纯说这细节他要借用，父亲相当满意，笑得一脸的阿弥陀佛，很慈祥。

　　父亲那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上午买菜煮饭，下午去西山公园搓点小麻将，晚上听我们海聊胡吹，有个咬文嚼字的女儿他很光彩。唯有一件事让他难堪，凡认识我的人都尊称他 “黄伯伯”，叫的人越多，他心事越重，去西山搓麻将也了无兴致。背了人，我为他排解，说我姓黄，你是我爹，人家叫你黄伯伯没错，千万别解释，越解释闲话越多，外孙女面前也紧口，她们还小。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冲口说出一句他不该说的话，父亲说其实你也不姓……

　　客居楚雄，父亲没有一个熟人，总想找点事来打发日子。趁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把锅底都擦得雪亮，屋子拖得一尘不染，饭菜花样翻新，见天不同。那时家窄，备课的读书的都要争地盘，我就在家对面的柴房写作和睡觉，人陷在一堆杂乱中概无章法。父亲大动干戈，穿个大裤衩汗背心汗流浃背干得极有专业性。他将柴房做了个暗楼堆杂物，暗楼下仅留我的一床一桌，还买来个鞋架当书架用，一下子柴房多了书卷气，鲜亮。父亲说柴房紧靠老棺材（文管所掘来的战国时期文物，没搁置处就放在我的柴房隔壁），阴气太重，怕我压不住，请来道太极图贴在门头当门神。上初中的长女梅影看着新鲜，随手在板门上涂鸦，写了娃娃体三个大字名 “仙人洞”。我藏身其间，真有闭关修为的禅意，与我写作不顺时的傻痴痴样子很般配。

　　这位父亲，我十岁上就叫过他 “爸爸”，真正朝夕相处，这还是第一次。日子一久，父亲觉得有些事要给我交待，几次想说又忍。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而且说得言简意赅透辟。父亲说： “你妈若是走在我之前，一点麻烦都不会有；如果你妈走在我之后，你妈的晚年恐怕你得多操心些。”

　　这话其实用不着父亲提醒，明摆着的。

　　叫我母亲 “妈妈”的还有一儿一女，余下的话我不想多说。

　　父亲有时也谈谈他和母亲的往事，故事性都很强，符合重庆底层人的叙事手段听来却像掌故。父亲说出来的他的妻子和我知道的我的母亲判若两人，他们俩总有一个是在编织美丽善意的谎言。这种重组的家庭总有些难言之隐，它相当脆弱易破，一不小心带来谁的心里不痛快，轻而易举就失去平衡，将不好收拾残局，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注重和维护当下的安稳，人人小心，哪怕有些虚假也是用心良苦的。其间，对我的折磨最重，随着经历的事多，见识的事深，总有一种冲动的逆反。我是个杂种我也认了，总想讨个明白，杂种也是人。不明不白的杂种白白披了一张人皮，明白的杂种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杂种是敢于纵横的：我是杂种我怕谁？

　　这对半路夫妻相当合拍。母亲爱美会美善交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大大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父亲生活能力极强，无论是卖酱油还是当大厨，在最困难的1961年前后，都让全家人有米有面有油水；工资一律上交，父亲吃饭是不花钱的。据说，因出身好单位信任，让他当厨房总管住保管室，每夜 “取食”一听无骨鸡肉罐头和一瓶啤酒，吃得红光满面白净滑溜，实实在在填满了母亲的好胜心。夫妻俩还很会精神享受和保养，看电影跳交际舞吃高档餐厅一概不带子女，口气相当一致：你们还小，有的是享受的时候。弄得我一生无口福。小时候敬老，成家后顾小，到两头责任都尽到之后，接受惯了清汤寡水的胃排斥高档，消受不了高等食材，失却了的口福享受再也无法弥补，痛哉！惜哉！

　　他们两人教子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没有说教开导人之初，一律用竹片片，口气也相当一致：不打不成人，黄荆棍儿出好人。打出寒门三个子女中两个大学生，在我们那条街绝无仅有。特点出在打法上，各打各的子女，不搞 “混合双打”，一碗水端得平，我们都无怨尤。特别是弟弟刘朝真，一见父亲回家休假，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这次挨打的由头。父亲其实不需要由头，想抽你一顿就是由头，或者说他想摆弄一个父亲的威慑力，也算由头。

　　写作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编辑，白天得坐班。见我熬夜写作父亲也心疼，他轻轻走来风都不带一丝，夜里常来柴房窗口看我煮字疗饥，见我一副愁苦状他看不下去。父亲问我一篇文章得多少钱，我说按字数算，一千字4元钱 （当时的稿费标准）。父亲说那就别写了，熬夜伤人，写来写去你头发稀疏面色寡白，会写出病来的；写来写去那几块几毛不值得，钱不够用我为你找出路。

　　父亲做过市场调查，当时楚雄还没有专门卖卤菜的摊。父亲的卤菜水平，在重庆的美食大赛中拿过奖，相当老到。父亲是在打我那污水通道的主意，那通道口临街，在我家墙下今日的姐妹小吃店处。父亲说在那儿摆个摊卖卤菜，只要一天卖得出去两个卤猪头，我这一家子的开销全有，还能落下自家的荤菜。

　　我当然不会答应。

　　父亲冒出来的脱贫打算让我落泪。亲生的又怎样？继女又怎样？能这样为我安排日子，亲生的也不过如此。父亲对我的好，我领受多了。他没打过我骂过我，还在1960年给我买过一把龙头二胡；用猪油渣为我炒一罐豆豉够我半学期小菜；横拉顺扯为我讲读《孟子见梁惠王》；经常让我陪他喝酒摆龙门阵；对待来我家的同学比对我都亲，好吃好在好打发，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的同学多是小集镇来的半个乡下人，寒暑假一住下就不走我都有点绷不住，父亲却乐哈哈认下几个 “干女”。我的弟妹刘朝真和刘朝玉，见着父亲就躲，从不敢把同学往家里带。相比之下，我应该感谢他。最令我终身难忘是一张 “床”。16平方米的一间屋子，要为我置一 “闺阁”，太难了。父亲用肥皂箱在窗下搭个凉板，窗靠长江一边，如是的江景房太有动感。江上船只呈飘举之势妙趣无穷，一时不知是水拖着舟走还是舟拖着水走，纤浓简古都美在眼前，意在方外，很培养我些审美意识。父亲的亲生女儿和亲生儿子是没有 “专宠”的。小妹跟母亲睡，父亲一月才回来休假一天，那一天小妹与我合铺同被。父亲在他们的大床前扯块帘子，两个大人，睡觉就睡觉不敢弄出声响，隔帘还有一双未成年的女儿，放不得手脚的。弟弟朝真被赶去一站路之外的外婆家一住三年，很吃了些苦头。

　　按理，我应该由衷叫父亲几声 “爸爸”。

　　敏感的逆反，来自于我始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来自于关于父亲的一件事一句话。那件事在我们当年住的河街影响极坏，是关于父亲与他的前妻的。弟弟刘朝真小时候，夜里偷偷看过多次他的父亲揪住他的母亲的头往床头上砸，仿佛怪她干嘛不死。弟弟的生母死在水站自来水龙头上，那时，父亲正与我的母亲在王家茶馆喝茶听评书，是弟弟去把父亲叫回来收尸的。丢下妻儿不顾自己去快活，道德底线都不顾，这人的品格令我生疑。那句话错不在父亲，莫来由他说我姓 “陈”，让我无地自容，似乎我姓黄也不应该，至少不理直气壮，还是有些让人生疑。

　　母亲的谎言多了，此仅其中之一，我姓陈又不知出自何故。曾经有人叫我陈小平，曾经有位叫陈克平的国民党军官劳改释放后，来认前妻和女儿，闹得满街的闲言碎语，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别人怎么说我都可以无所谓，已经在一家子处了几十年的父亲这样讲，是羞辱我还是可怜我？

　　母亲的谎言，让我的身世越来越复杂，要解开我的心结，只有我母亲自己，但愿母亲能给我一句真话。人的悲哀多种多样，只要淡然处之那悲哀可转换为动力，超然成一种姿态，唯有身世的真伪，超然不了。我多年来都想在母亲口中问个来由，次次话到口边又都没勇气启齿，我也心疼母亲的，撕开旧伤疤总会流血的，那时候我能做到真心实意为母亲疗伤吗？直到长女上大学那一年，我带女儿回重庆探亲，决定再难为情，我也要了结这桩心事。这位母亲，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生母，至于父亲是谁，只有母亲能确定。

　　母亲从来与我有些生分，开始接纳我处于无奈，我的突然出现让她措手不及。我来云南经年，母亲没来看过我，托辞是 “晕车”。我次次探亲，母亲都把我当客人对待，好吃好喝客客气气；我也极尽孝道，从参加工作那天起，直到母亲去世，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按时寄到母亲手上。我们之间有意无意都以责任为纽带而不是以亲情为纽带，少了一根脐带就少了母女连心。

　　那一天我买了两张川剧票，邀母亲去灯泡厂看折子戏，戏码是《三祭江》《清风亭》《遊庵》，都是母亲百看不厌还会哼几句的。选择走杀牛弯这条小路过街，我的内心有点儿不地道，甚至可以说龌龊，杀牛弯是个血腥气十足的凶煞地，显然会给人压力。一路上母亲都在跟人打招呼：这是我女儿。得来的回应极热情：你们两娘母好亲热的哟！眼看母亲又要回避我，我怕失去最后的机会。母亲已过六望七，又有高血压心脏病，一旦舍我而去我问谁去？我们都是成熟女性，不会再发生没理性的乱吼乱叫，我想她会对我讲真话了，推心置腹地对母亲说：“妈妈你该告诉我，谁是我的亲生爹，即便我是私生子，我也做好接受事实的准备。乱哄哄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懂；一个大活人不知自己的身世，诸多痛苦与不堪，我想妈妈你也懂。想知道自己是谁，这是我的权利，望妈妈成全。”

　　我问这句话不光源于父亲说我姓陈，常有母亲当年的姐妹来家，见到我时，一把拉住我说我像谁谁谁，他们分别姓陈、曹、赵、李、并没一人说我姓黄。

　　重庆的夏天哪怕是傍晚，仍是火炉一统，我见母亲打了个冷战泪如泉涌。母亲是戴眼镜的，老花还是近视我从来没弄清楚过。母亲一向注重仪表，见她的眼镜被泪水模糊，我用丝质兰花手绢替她揩干净再戴上。母亲说了一声 “谢谢”，又一下子把我打进死胡同，这像妈妈对女儿应有的姿态吗？我多么希望她打我两耳光而不是 “谢谢”。这时，我们像两个演对手戏的蹩脚演员，分寸火候都没掌握好，一下子穿了帮。

　　母亲说她用文字答复我。

　　母亲是有文化的，读到初中二年级，还是教会学校，在她那个年代算小知识女性。

　　川剧是看不成了，默默无言往回走，母亲突然又冒出一句： “我的痛苦谁知道？”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文字答复，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遗言。那次探亲不久，母亲谢世时并没留下一言半语。

　　母亲谢世，我没能为她接气，为母亲张罗后事的人却很多。

　　母亲死得太干净了。那一天我清清楚楚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七，我在大姚铜矿公干，夜晚冷汗淋淋寒毛倒竖中，我听到一声如是母亲平时的喘息，还有轻轻的脚步声，我的床前有个人影像是母亲。仅一瞬间，那影子不见了，吓得我倒抽了几口冷气。这预兆极为明显，我想到一年前难堪的分别，是不是我把母亲逼得太紧，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连夜赶回楚雄，加急电报在手，我拔腿就走。我赶到家，母亲已经停灵三天，等的就是我。

　　母亲死得无牵无挂，人们都说这是人生最好的了结。当晚打麻将，母亲还赢了几个小钱。晚十点发觉心闷，说回家去躺一会，还嘱父亲这一圈打完了回来热点鸭子汤给她喝。更鼓交替那个时辰，母亲走了，要了母亲命的恶手是脑溢血。停灵的梧桐树下，摆满花圈祭幛，规格不低：街道办事处、街道派出所、重庆市皮鞋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会……来送母亲远行的人中，五行八作，最难得的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几位知识分子。人们把母亲的丧事当喜丧来办，没让我们家人操心。母亲的继子刘朝真弟弟不断地在灵前添香烧纸，弟媳唐联秀哭丧得很动情，看来母亲在他们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之间是有真情实感的。弟弟的孩子刘序不大瞧得起我这远道归来的大姑妈，说我像个农民，叫我一声也勉强。父亲的徒弟们办的流水席上有海参，四张麻将桌和川剧围鼓通宵达旦，一幢饮食公司宿舍楼家家洞开，准备着送行的人们困倦了去躺下打个盹，看来母亲人缘不错。

　　我叫了一声 “妈”，倒下去，昏过去……

　　母亲不是重庆人，重庆人统称他们那一群体叫 “下江人”，抗日战争时期，从长江逆流而来陪都重庆避难的，三峡以下的人。这个群集庞大而繁杂，官人商人难民的瞬间身份转换，没有规律可循，提示性的折影，是炮火在折腾和流离失所在摆布和捉弄生灵，任何一个场景都让人触目惊心。对那场侵略战争，控诉的鞭笞有史有文有艺术，一律血肉横飞没有一种不让人怒发冲冠。我的外婆 （也不是亲的）告诉我，母亲一家遭了炮弹，只剩下母亲外婆和后来的外公。他们三个人的身份相当不合理，也经不起推究。外婆是母亲的奶娘，我就从来没听到她谈起过自己的亲生子女，没生育哪来的奶去养别人家的孩子？外公是母亲家的看门人，直到这位外公去世，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外婆大外公八岁，外公当时还是个大龄伙子，将就了一个大胖媳妇 （外婆是个大胖子，身子有两个外公粗），又捡得个闺女我的母亲。外婆说我的母亲是她东家的七小姐，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家境殷实称得上大户人家。我后来从一鳞半爪中得到的关于母亲的种种由头，都与外婆说的相佐。

　　不到十岁那年，我偶然得到张黑白照片，是在重庆上补习学校的一位相识的大姐姐转交给我的。那事大姐姐做得像地下工作一般有些接头性，话不分明，只说此人是她们补习学校的一位勤杂工，托她打听一家熟人。照片的背后有地址和姓名，都是那位勤杂女工的，勤杂女工要找的熟人是不是我家，大姐姐也拿不准，只有我们一家是这一带的外来户，交给了我她好回去交差。我将这张照片拿去找爷爷辨认，爷爷仔细看认真审，回答却含糊其辞，推脱说老眼昏花认不出此人是谁。

　　这张黑白照片上的女人跟我有没有瓜葛，我的智商达不到判断年龄，莫名其妙揣在身上，让这位陌生女人与我相处了些日子。

　　母亲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形不成整体，残缺的部分我不能虚构，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基调。她小巧玲珑旗袍四季常新，高跟鞋锃亮，短发飒爽，身份百变中带出些民国女子范。言谈举止有时也高贵，却也总掩不住一丝丝风尘感，话语和生活习性带点海派味，从上海来的许是不假。至于身份的可疑，我很长时间分不出真假，连她是不是我的娘都存疑，弄懂了我不叫她妈妈又去叫谁是娘？在我心目中母亲不像是个良家妇女，我与母亲间的嫌隙由此而生，很像一场心理持久战，我损人不利己，对母亲的伤害很大。瞒和骗中常用谎言去填补和修复谎言，双方都很累。

　　母亲的遗容很安详，略带微笑的闭口闭眼，留给我的全是解脱感。

　　母亲曾经是舞女、太太、外室，她到死都不愿向我说明我的出处，可能与几种都不太光彩的身份有关。如果再往深处想，连她自己都拿不准我的出处，这种难堪不用谎言去麻痹搪塞，当时那种时代，她活不成或者活不耐烦，我也活不了。

　　如果说母亲不爱我，也有悖良心。她没养过我却收留了我，还给我一个城市青年身份，让我的人生有了工作的可能，在我远走云南这件事上，大大张罗了一番。我的行李，在同批218人中最齐备，一般生活用品之外，有皮箱毛毯毛衣毛裤呢大衣，母亲倾其所有在做弥补，可惜晚了。打发我离家三千里，母亲似乎松了口气，面有喜色，逢人就夸我思想进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炼红心。在抬高我的同时，也抬高了她自己。

　　那时母亲已在居委会管点小事，虽属于 “编外”，还是算头面人物。有自家女儿响应号召，不在城里赖着不走，动员起其他人家子女上山下乡，有了现身说法，口气会硬一点，大一些。要知道，我们那批人，很让国家头疼，留在城里尽惹是生非，民间叫我们 “孽障”或者别的什么，有些贬义，都不怎么顺耳。

　　母亲的持家态度可圈可点，有些担当。往前我说不明白，捡1958年往后说。

　　那时，我家住在菜元坝河街，临长江水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和各种物资转运站。一个煤栈公司很有规模，天天有大货车拉煤不歇，掉下许多煤渣。母亲和所有河街的妇女一样，车一过就去扫煤渣自制煤团，圆个圆个的黑煤球汤圆似的，很有火力，省下一笔燃料钱。我们家那时穷途潦倒。母亲卖过酱油，维持艰难的生计，母亲一次又一次去卖血，曾经使我感动。母亲衣裳的鲜丽和高跟鞋的光泽，并不因家境降低标准，这又让我不好理解和接受。

　　大跃进如火如荼之际，几个打裱布卖的老妇女和小妇女，追赶跃进潮流兴办工业，办起了布板厂，销路极好效益不错，吸引了大批家庭妇女，母亲就是她们中一员得力人。酸浆糊味破布味很刺鼻孔，厂址也只是几间竹片夹的篾笆房，背负厂牌的那一面衬了块木板板，这厂的牌子就有了硬度。母亲干得极欢，自己大干快上不算，鼓劲加油如是部队拉歌鼓舞士气，不值钱的奖状出自居委会，级别不高母亲也看重，全部拿来高高挂起。母亲鲜亮的衣著，外套件长甩甩的毛蓝布罩衫，爬高上低往墙上贴打好的裱布，手脚比别人快，出活也比别人好，怪不好理解的是，高跟鞋并不影响她踩高跷，了得。这种放下身价的行当，母亲干得有板有眼有乐趣和奔头，终于从车间主任走上民办干部行列。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步，母亲看得很重，几乎没有固定工资的居委会主任，她从菜元坝干到沙坪坝，一干30余年。母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不厌琐细碎微，保持永远的古道热肠，克己无贪公正。

　　重庆的居委会主任，人称是校场坝的 “土地爷”管得宽，从菜元坝的平民区搬来沙坪坝之后，又续任居委会主任，荣誉感和责任心直线上升，担子也重。她 “执政”的范围不光是街道居民，凡辖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市场都得管，一个公文包把她送上街道干部行列，永不疲惫地解决家长里短，留在白鹤岭上的脚印，比马蹄印还深。万众人口的辖区，被母亲治理成重庆市的模范治安区，最后的那块光荣匾，是母亲去世后才送到的，崔永秋三个大字上了金粉，光彩照人。

　　居委会主任能管参军招工等事，权力很实在，敬重她的人很多。母亲是这一辖区三代人口中的 “崔阿姨”，却不大像我们的娘亲。家中常有婴儿啼哭声，有困难的双职工都可以放心把孩子寄来我家喘喘气。母亲把自家的钥匙挂在身上，邻居的钥匙挂满一墙，地下还有一排暖水瓶，谁来取都可以，像个做公益事业的善人。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理她是有力量调我们回重庆的，她总用大道理阻止弟妹们渴望的眼神，这道缝被她关死了。反之，建工学院有位学位极高的知识分子膝下荒凉，求在母亲门下想想办法，意思是让农村的晚辈进城一个来照顾他们夫妻。那时的城市户口卡得很严，城乡差别也大，母亲不讲政策又利用政策，调动多年来街道干部的全部智慧和人情，使尽浑身解数，弄来那位知识分子一个家住农村的远房亲戚落户我家，成了我的小表妹她的表侄女，还安排了一份不算太坏的工作。

　　知识分子感恩戴德，重孝在身是我母亲灵前的大孝子；母亲为其解决过实际困难的邻里，是母亲的送行人。

　　那几天气候反常，七月流火天一下子冷如初冬，人们披上了大衣。天渐放明，细细的冷雨扯也扯不断。一时悲声大放，旧风俗中的哭灵，新习俗中的悼念在打发母亲启程。重庆城坡坎多，楼高路不平，众人的手把母亲举得高高。母亲顺着走惯的长坡慢慢上到白鹤岭端，驾鹤而去。

　　母亲是我的娘，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众人的居委会主任，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人生，归宿的美丽我这生人求不来。为人母，她多有不周全处；为人谋，她用尽平生心力。她母性的天空包容性过于大，戾气、豪气、犟气、不服气塑造着我的娘，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希望多年想求的解，已经绝望，糊涂一生看来是我的宿命，不甘！不甘！

　　二

　　婴儿开口，往往第一声叫 “妈”，口水涟涟吐字不清，稚嫩如鸟语，给家人带来的安慰像个仪式。一家子喜笑颜开围住婴儿鼓励再叫！再叫！揪一下亲一口，轮流着乱哄哄，吓得婴儿大声哭闹反抗，“妈”也不愿意再叫了。

　　我也同一般婴儿一样，开口第一声也是叫的妈，这是爷爷告诉我的。我的爷爷众人尊称 “黄老太爷”，一袭蓝布长衫圆口布鞋穿出一副斯文样。尖下巴寡骨脸中等身材，瘦。下巴挂撮山羊胡须，头裹青色丝帕，出口常带 “之乎者也”很像隔代秀才，与重庆城的老太爷大大地不同流。父亲总是说爷爷有福不会享，红苕味重。

　　我叫的第一声 “妈”，是对着一位叫宋素英的女子叫的。我这一开口，不仅给家人带来了安慰，还给全家带来了放心，亲戚朋友都不再怀疑我，黄家大小姐不是宋素英生养的。大胆的朋友还幽默了父亲一句：黄二哥你行，随便放一箭都不虚发。那时我的父亲姓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无论尊卑老少一律叫他 “黄二哥”。这一声黄二哥，就把父亲往江湖上推。家无长兄，他这二哥不是家族排行。

　　当时，黄家在江湖上有点虚名，人们后来对我说黄二哥在重庆下半城红黑两道通吃 （虚劲）。老家人在此地遇到麻烦，一提到黄二哥，多会化干戈为玉帛，有时还落得一顿好酒好菜，最不济也要进一次茶馆 “拿言语” （江湖话，讲和的意思）。黄家有房产地皮和生意，闲人也养了几个，食客盈门见天都要开几席。鸡鸣狗盗者皆可入席，往明白处说无非是个这类人的头头，父亲有些儿 “孟尝君”风范。我吐口叫妈那时，宋姓妈妈已有身孕，她真能生，三年两头孕，加上我，这家人有一子二女。叫黄二哥爸爸的，又不止是我们三人。

　　宋家妈妈沉静达理端庄，一切都听夫君的，礼遇众人，对我的呵护比弟妹多，我没怀疑过她不是我的亲娘。宋妈妈的破相处在那对颧骨，暗藏的凶相一旦跳出颧骨，是个不好惹的主。当时，谁也没看出来，是一个来我家让父亲给他 “整容”，人为地用手段将一张光滑的脸做出满满豆窝的什么表叔，叫李伯仿的逃亡大地主保长看出来的，这是后话。这位李地主也不怎么样，悄悄走时顺走了我家一条军毯和一些衣物。

　　宋素英是黄二哥的第几任妻子，没必要理抹清楚，当时成婚的排场，够得上二等人家大婚。我的记忆里没有金镶玉裹满堂春，据说那光景在这家人存在过，我没享受过就算不了数。我的记忆开始于一个叫土桥的兵站，那时我大约三岁，时间是1950年初，重庆城的人纷纷往乡下跑，都是拖儿带女一家子。爷爷带着我去乡下躲的什么我不知道。上水船才行到李家沱，遇着封江戒严，爷孙俩被一解放军带去土桥住了一天两晚，到第三天早上，安排我们和我们同样云里雾里的老百姓回家。上大卡车时，我见路边有个牌子贴着两个字，问爷爷这是什么字，爷爷说 “土桥”，我在手心反复描过几次，于是就记下了。我认字都是爷爷所授，零敲碎打不系统，倒也比一般幼儿识字早。有时自作聪明只认偏旁部首，乱读一气，爷爷山羊胡子笑得翘起来打抖，还夸我有灵气，会成为别字女先生。

　　我家那时住在临江门，是个要紧去处，差不多是重庆城的黄金地段，寸土寸金。重庆的九条门与北京城的九道城门作用相似中又很大不同。重庆的九条门出自江湖，北京城的九道城门保护庙堂风水，身份的落差不好比。

　　在重庆，临江门的名气仅次于朝天门，朝天门锁的两江水，吞吐嘉陵江和长江；临江门只控制着嘉陵江水，但也有卓尔不群之处。一眼能望尽江北黛色，数十里青山背着驮着城郭，一江碧水清波比长江水温和透亮，梯石坎直直从上半城落到下半城，入嘉陵江似蛟龙饮水，别开妙境。

　　我和爷爷回到家里，见宾客满堂尽是些男人在喝闷头酒，如是最后的晚餐；宋家妈妈在内室陪着太太们打麻将，他们为什么都不出去躲，而是猫在家里好吃好喝好消遣？打发我和爷爷走，是爱护还是甩包袱？

　　重庆这个季节奇冷，潮气湿气水气雾气层层包抄，著名的重庆雾都，最有气势就出现在这前后时段。我缠着父亲要吃火锅，父亲一声恶来：吃火锅我也想，恐怕要下油锅。临江门聚众复杂。帮会组织的大朝门一律翘两个龙头，蹲一对石狮子，保护着它该保护的和不该保护的，藏污纳垢聚汇一些不安定的，又不得不倚重的因素。邪恶中有正气，正气中有邪恶，国民党政府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得去拜拜这些 “码头”，拱手称一声 “大哥”。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大朝门，这一带像个乌托邦，经济出奇繁荣，商品流通渠道畅达，人气很旺，天主教堂的洋和尚们，也不得不对他们 “阿门”。这一阵子却门前冷落，小摊贩也不见影，家家关张不开门营业，主人们都躲在楼上隔窗观风向。

　　载军人的军车一辆接着一辆往中山路方向去，那儿是重庆市的核心政府权力所在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职能机关一一被军管，纷纷换上五星红旗。噤若寒蝉的和欢天喜地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安定下来，当时有一曲歌通俗易懂人人传唱，我不知道此歌的歌名，头靠在窗边听会几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往下的我记不全，跟着哼调子就是。

　　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家什么也不干。只见父亲在烧有字的纸，母亲在收拾东西，乱哄哄自己在抄自己的家。一直到楼上那家人被拖去枪决，我们家才真正忙活起来。楼上那家人姓袁，叫我父亲 “二哥”的袁西平领着他的妻妾住在我家楼上，是我家的房客。这家人的妻妾是亲亲三姐妹，有一个大我一点的女儿袁素却不是这三人生的，袁素的娘远在安徽，这三位是袁西平的陪都夫人，袁素是她的亲娘托人带来找父亲的，她的亲娘准备另外成亲。我和袁素还没混熟，这家人就鸟兽散。妻妾们哭过几声另投主，都嫁了重庆钢铁厂的工人；袁素的下落，我们后来也没打听到。住我家楼下的房客姓江，刚当上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没多久，早几天就搬走，我们也不知去向。

　　父母亲做事相当果断，家资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我们姐弟三人的去处我是明白的：

　　我过继给母亲的妹妹 “压长”；

　　弟弟过继给赖姓人家做幺儿；

　　还没断奶的小妹过继给母亲的工人兄长。

　　我的父亲母亲，快刀斩乱麻得干干净净，摇身一变成为城市平民，带着我的爷爷回到他的出生地，一个名叫玉皇观的小乡场，离市区60里，操持起祖传的手工业，编织麻布。这麻布不属于手工艺品，做孝衣孝帕和装粮食的粗纱，在当年是很有销路的。后来，我见过编织麻布的全过程和全部行头，一样也没学会，就学会了父亲梳麻纱一跑一跳的舞蹈动作，拿来当游戏玩，还挨过母亲一顿痛打。为什么挨打，我不明白，母亲只打不出声，父亲背过身去也不出声，是爷爷抱住那棍子为我求饶，配了音有画面感，谁也阻止不了她自己却因此通了天漏，往后再述。

　　宋素英妈妈娘家住在重庆南岸宋家山。重庆那时除半岛上的市区，有的地界是城，有的地界是菜农区。抗战时期风尚大变，在菜地间出现许多洋房子和独栋别墅，住的是官人和商人，公路一般通不进这些别墅。当然也有通公路的别墅，比如蒋介石的黄山别墅，不仅有公路还有碉堡和卫队。我后来的邻居王金龙的父亲王英侠，因曾是黄山别墅的侍从，经历过几年牢狱。当时他们一家人过得比一街人都惨，谨小慎微卖小菜，只字不提当家人的事。改革开放之后，人的心理一下子承受不了超前的现实，总想找个有斤两的先人来垫底。王金龙曾让我陪着去黄山别墅参观关于蒋介石的展厅，想从中认出父亲王英侠来，结果很失落。不入流的侍从恐怕自己都没见到过蒋介石本人，当然不会出现在大厅的文字和照片上，它们是文史，王英侠不过一粒鸟粪。这家人却当了真，修成家谱，将王英侠列进人物传。就因这事，我对王金龙没以前热情了。

　　不通公路的别墅养有专门人抬滑竿，住别墅的人十指不沾阳春水，两脚不踩江边沙，抬滑竿的劳动人民，会帮助他们进城回家都是一副体面相。

　　这些地方纷纷落成些洋楼、别墅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头顶一大片接一大片的坟山。住别墅的他们不怕阴气重，还说这是苏东坡当年看过的风水宝地，错不了。有钱人并不都有学养，他们拿山头上一堆石头说事。乱石堆上，长出三块大石如立刀如书页特别显眼，十里八里都看得见，当地人叫三块石。有钱人们偏偏说它们是 “三生石”，苏东坡曾有文字记载，还留下锦句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苏东坡曾到过渝州 （今日重庆），那时苏东坡还是年少人，此后并没到过重庆，他的 “三生石”出在一段故事里，那时苏东坡已年在中年之后。

　　三块石其实是块凶地，东南西北全是坟。

　　宋家山无一户邻居，住户只有宋氏一家，大片坟山有万塚之众。如果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童年，在我，跟坟山打交道的那两年，勉为其难挨点边。可惜环境太别扭，接触的物事稀奇古怪，全是些少儿不宜，让我小小年纪装些左道旁门，一辈子都摆不脱阴暗，胆子倒练得出奇的大。人人都知道幼儿教育是启蒙，我的幼儿教育发生在墓地，注定这生人成不了大器。

　　宋家山居高临下，一眼能收重庆半边城。白天没什么好看，密麻麻的市区像一只大乌龟背上长了绿毛，夜景不错。夜里，长江对岸万家灯火，宋家山星星点点磷火，我居然不害怕，常在万家灯火中寻找旧时临江门的家园，不知哪一星光亮是我旧时门。我是来这家人 “压长”的，其实这家人已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叫佳娃子。宋家妈妈的妹妹宋素兰我改口叫“妈”，过继的程序叫一声 “妈妈”就成礼太随便了些。宋素兰妈妈是填房，自己还没生养拿我来充数，其实是给佳娃子找个小伙伴。佳娃子的亲娘死于难产，母子双双埋在宋家山那会，很有女学生味的宋素兰去卖老荫茶。坟山的旧风俗，凡来此上坟和下葬的，必有一群提着壶来送老荫茶的，喝不喝丧家都得给些小钱。这差不多形成宋家山一份临时职业，给周围人家的小女子们带来些季节性收入做私房钱。清明、冬至前后，赶十家祭祀那壶茶还是满满的，棕衣包紧的壶水也还热热的，小钱倒得了不少。此地女子没有多少赚钱机会，送点茶水就有小钱，她们都相当积极。

　　佳娃子的父亲熊贵金打发完了其他女子的茶钱，发到宋素兰时，熊贵金犹豫了一会，收起零钞将别在左上衣口袋里的一只钢笔当茶资，大大超过零钱的价值。这个细节让宋素兰感动，新坟水气都没干，很快就嫁给了熊贵金，就是我后来叫爸爸的养父。熊贵金不是宋家山下人，在南岸区劳动局工作，是个城里人。娶了宋素兰，舍不得让她一进门就当晚娘，夫妻双双住在龙门浩街上，将佳娃子留在宋家山。我是为宋素兰添喜的人，她们婚后一年无动静，让我去“压”出个一男半女，没来由的来由，出在她的姐姐宋素英要轻装出走。

　　宋家山的掌门人是宋大娘，我和佳娃子都叫宋大娘 “嘎嘎”，通俗了讲是外婆。 “嘎嘎”是湖北方言的叫法，很像鸭子的鸣叫，湖北盛产水鸭子， “嘎嘎”带有乡土气息，叫起来很亲切。宋家山是湖广会馆和青帮的坟山，从前清经营到解放初年，是同类坟山的老大，相当有名气。大幢房子嘎嘎一家占不满一只角，正堂有公祠祭祀用，厢房供摆放棺材用，偏房比正房还要宽裕，供来做祭祀人的住宿和办丧席用。除了宋家，还有姓陈的夫妇打点食宿，他们属 “长工”，比宋家低了几等，不好把他们当邻居看；再说了，他们老少都不带来坟山，少了老人和孩子，也不成为一家人。

　　在我眼里，那些棺材都大如房子，我和佳娃子在里面躲猫猫，穿出穿进一点都不害怕，让我们害怕的是祠堂墙上那些人像。人像贴满四面墙，一个个作古正经被圈在鹅蛋形的黑圈圈里，仰视他们时，全像恶煞；我们一转身，这些像上人会活过来跟在身后如猛虎，吓得我们不要命地跑。但是我们始终敌不过对那墙上人像的好奇心，一而再再而三去接受那份刺激，过几天会来这么一次。到我和佳娃子都能在人像下安然睡去，人像们好像也接纳了我们，我们能在严厉中看出笑意，就奇怪他们为什么全是爷爷而无奶奶。

　　坟山大得出奇，我和佳娃子没走完过。

　　坟也分等级，我和佳娃子没弄明白过。

　　房子前有大片葡萄架，紧紧实实将房屋与墓地隔开，阴阳两界分得清楚，我们在屋子里，是看不见坟的。走出葡萄架，每一座坟都像城堡。条石圈圈在孩子眼里宛如长城，圈里有石桌石椅和旗杆样的坟斗；一个个坟都像窑洞的门脸，花里胡哨有字有画有人有马。人和马有石头打成的，有墨画上去随便凿过几刀的，还有描过色的，有的还是生基。埋过的人是湖广籍移民重庆的大户和青帮头面人物；生基还是为大户人家和青帮头子准备的。他们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物类，生前霸道死了继续霸道，坟地修成皇陵样，也不怕犯忌。皇帝们死了许多年，他们当然不用怕。

　　我住在宋家山那两年，死的这类人很多，丧终正寝的却少。吓死的，走投无路的，活得不耐烦的，杀了头的，镇压了的……有一种人死得最无道理，他们对新社会产生怀疑，怕死后享受不了停放已久的好棺材和经营过些年才修好的生基。活鲜鲜来到宋家山，沐浴更衣体面如是要出门去做客。睡前还特地过来对宋大娘交待些什么，拱手一声 “拜托了”，第二天就去享受他的来世了。

　　这些人落葬，还完整保存着旧社会那一套。开路祭灵，和尚走了道士来，各念各的经，各请各的神，各唱各的调，悠扬慢唱总得折腾三天。有的还会请来川剧班子唱戏和放焰火，把一坟山的死灵魂都请来凑热闹。一时间，让宋家山成了丰都城。我和佳娃子那几天有吃有喝无人管束，快活死了。

　　嘎嘎是个半妖半仙老寡妇，会使法术。一次来了一群妖娆女子送葬，住在坟山。嘎嘎陪着她们睡之前，在门前洒了一摊柴火细灰，念了一通什么咒后闭门睡去。第二天开门时，那堆灰土有练子印鸡脚印和小人脚印。妖娆女子们给了嘎嘎许多钱，说她们的丈夫被鸡脚神牵引着去投胎成了人，多大的福分哟。

　　嘎嘎极会讲故事。每晚妖魔鬼怪小神子和太岁，一夜一段不同样，吓得我和佳娃子躲在蚊帐里不敢出去解手。佳娃子还尿了床，害得我一夜都梦见睡在池子里。

　　我和佳娃子都是应该学学人之初的时候，缺爹少娘的教育，听上坟人下葬人讲什么就捡什么来装在心头。我自小对词汇特别敏感，可以说过耳不忘，只要没用过的词语我都想在人前自作聪明。那批人，多是经过风月场的老手，城里不让讲的话全拿来坟山放肆，非常下流，也会做出些出格的事，这一下坏了！不该我学的语言我也记住了一些，用得不是太恰当十有八九，为这些 “嫖客”“拉皮条” “吊膀子” “偷人的” “和尚养的”等等，很挨过一些教训。嘎嘎教训我的手段是 “掐”，专拣看不见的后背腿弯一次次使劲，逢人就预言我长大后是个骚货。我多少知道是那些怪话引来的祸，长了记性之后，我绝对不让自己卖弄风情，从来不 “骚”。掐过的伤痕不破皮，先发青后发紫，黄家爸爸来过几次并没看出什么不妥，熊家爸爸倒是指出过这样教训我不太恰当，小孩子的无知要正面教育。

　　熊贵金爸爸是来给我和佳娃子送生活费的。每次回山，都拉我和佳娃子来洗一回澡，见我一背的青紫旧痕添新痕，说：“妈，这样不行，娃娃受不了。”嘎嘎说我是鬼掐的，过几天会好的。

　　我人小鬼大，多少明白这是寄人篱下，嘎嘎怎么教训我都理所当然，从来不哭也不反抗，闷着。养父对我不错，几次想接我和佳娃子去龙门浩，嘎嘎又不放手了。那年端午节，龙门浩举行龙舟大赛，养父接我和佳娃子去过节。岸上人山人海，江下数十条龙舟你奋我勇，锣鼓震天，号子满江荡。我们人小个矮看不清楚，养父把我和佳娃子架来肩上，一边一个抱住养父的头死劲摇，养父也不恼。我见那条夺了第一的龙船上，舵首红头巾潇潇，一双膀子凸起些肉毽子，一船的划桨人都听他调动，威风八面看得我发呆，冲口而出我又不知深浅了，说： “我长大了就嫁给他。”

　　养父说我好眼力，只是他太老，你只能嫁给他的孙子。

　　那天，养父还给我买了新衣新鞋，佳娃子也有。午间请我们吃面时，还问我们要热的还是凉的，口气温和声音好听，至今我都忘不了那次看龙舟赛。

　　我和佳娃子真正乐趣是放野马。

　　清明时节，满山坟飘和纸花圈一夜骤至，桃红李白披上春衣，大坟小坟像是些婚嫁男女，都乍醒了灵魂。我和佳娃子先取食坟头的供品，品种又多又好吃，很过瘾。佳娃子找到他亲娘的坟，坟飘花圈堆在亲娘的坟头，没有哭。我们又取些花花带带来披起挂起插起，抓起一根枇杷树梢，一纵就去了另一颗枇杷树上。枇杷树梢有韧性，荡感比秋千和葡萄藤更强烈刺激，飞起来那会，太美妙。我们像孙悟空一样自由自在，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抱怨。我们的新衣被撕破，没被嘎嘎一顿揍深感意外，她骂几句不痛不痒，算不得体罚。

　　坟山的热闹，在1952年前后日渐衰落，额外收入断了来路。乌烟瘴气的丧事被新社会改造得丧事从俭，迷信活动没了市场，和尚都还俗去娶妻生子，经也没人念了。湖广会馆都改做了政府机构，帮会已不存在。宋大娘看坟山的身份不知该属哪一行，反正自己专门的俸银没有了。祠堂的死人像，屋子里的大棺材也不翼而飞，大片空房子比坟地更清寡，我和佳娃子也少了进去的必要。

　　嘎嘎还有一个女儿没有出嫁，我叫小姨的宋素芳是这家人的主要劳动力，粗活重活她一人扛，她挑的那担水，大男人也会喘气。小姨善良勤劳脑子也不笨，嘴是歪的，扯出一脸的笑容人家总觉得她有点傻。一干人等都叫宋素芳“八歪嘴”，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一时嫁不出去，她就发誓不嫁人。嘎嘎还有一个天生就带点痞气的儿子没成人。坟山不出产粮食，这家人的日子江河日下，稳定的收入仅仅是养父每月送来的，我和佳娃子的寄养费，供养五张口，显然不够。

　　我的父亲一直是这家人的贵人，他们都很恭维黄哥哥，嘎嘎也叫我父亲黄哥哥，有些巴结味道。黄哥哥曾经是这家人的经济支柱，他自己不张罗别人也会为他操心，常有人送些钱和物资来宋家山。嘎嘎连送礼的人都懒得记，老岳母架子摆得足足的。人们口头的 “黄二哥”是她的女婿，女婿孝敬丈母娘，在湖广人中是美德。新社会的到来，黄哥哥自顾不暇，熊哥哥端的是新政府的饭碗，地位明显高过黄哥哥。我的黄姓父亲很知趣，一般情况不来宋家山。那一阵子，嘎嘎又很盼望着她的黄家女婿来，理由令人发笑。嘎嘎管不下来她的幺儿子，这位被宠坏的幺儿，只服黄哥哥管教。黄哥哥在小舅子面前不怒自威，小舅子从小就想当黄哥哥的幺兄弟，而不是什么小舅子。嘎嘎的这个幺儿，很让人不好意思说。宋家山离学校太远，这位幺儿进学堂时，比同班同学大，还心理变态，在学校脱过几次女同学的裤子。弱小的女孩子不敢反抗，又说不出口，躲着这位大男生就是。

　　嘎嘎的这个幺儿，我应该叫幺舅的宋素华胆子也太大了些，竟然去脱一位叫夏思美的女孩的裤子。夏家住在山下的别墅区，属于新中国的统战对象，高贵人家的娇女受到这等伤害，自然要讨个说法。该定个什么罪学校也吃不准，宋素华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侵犯他人又无进一步行动，被学校开除时，宋素华自己还不明白错在何处。夏家家长丢下一句 “下流，无可救药”，就将女儿夏思美转了学，连家也一块搬进城去，有些为女儿择一处宜于读书环境的意思。

　　宋素华学是上不了的，人也还没长大，飘起迟早会惹祸。

　　我的处境，也不乐观。

　　我的养母宋素兰已生下自己的儿子，佳娃子也该上学了。养父的工资分不出一份来再养我，我是来压长和给佳娃子做伴的，两种任务都完成得不错，归宿没有理由再赖在熊家。

　　人生的变数总是让人想不透。

　　我的弟弟送去赖姓人家，那家的境况不上不下强于我家，人家也很善待他，还上过幼儿园的。弟弟总是哭着要找娘，很伤了养母的心。正赶上土地改革的尾声，田地是按人头分的，父母也想让弟弟有一份，名字都没改过来就被接了回去。弟弟那时叫赖后志，后来的户口不可能姓赖，我只知道他的小名叫 “满娃子”，直到他去世，我也不知道弟弟的大名。

　　我被黄家爹接了回去，同我一块进那个新家的，还有幺舅宋素华，他是让黄哥哥带去调教重新上小学的。

　　这个家，热闹而古怪。变化最大的是宋素英妈妈，她居然学会了咂老草烟，一对颧骨掉下来把脸拉得长长的。过去的温柔端庄都丢在了临江门，衣服城不城乡不乡，鞋也塌着后跟，头发乱蓬蓬像个麻雀窝。宋家妈妈没有变化的是能生养，才三年，她又给黄家添了一子一女，人却没变得更有母性，凶得有些吓人。我怯生生叫了一声 “妈”，她白了我一眼，算是 “知道了”。

　　父亲是一辈子都不抽烟的，怎么可以接受一个咂老草烟的成天挂个草烟袋的妻子？父亲的变化也很大，将黄二哥的威风收拾得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听悍妻摆布。父亲后来告诉我说，他不是怕她而是防着她，防着她那张散嘴冒出些不该冒出的话来，给家里带来麻烦。

　　爷爷那时在打豆子，连枷一丢下就跑过来抱着我，光脚丫的二趾背在大趾背上，一翻一翻也似连枷。这是我童年唯一能享受到的怀抱。爷爷，我的爷爷尽可能地保护我，却没有看到我成人。临终据说口眼都不闭，别人送的一枚咸蛋也没舍得进口，让父亲留给我吃，说我一定会回来为他送丧的。

　　我的童年，我真正不堪回首的往事，从这时候开始。

　　三

　　玉皇观不是个富饶之乡。

　　玉皇观离长江十里之遥，那儿倒有个水码头，可惜驿路从山后走，水陆道路受阻，差不多是个死角。它背靠一列大大的丘陵，丘陵在重庆无处不在，像此处的丘陵成了山岳样子，名叫了岩岭的，实在不多。许多年以前，常有棒客 （小土匪）盘踞，抢那些抄近路从贵州过来的客商，有些头脑的人，一般都不在此处落脚。一山的坡地，水田很少，稻谷稀罕。人们种红苕 （红薯）当主粮，有民谚说 “苦呵苦，死了埋在红苕土，白天有苕吃，晚上有苕煮”。此乡地瘦民悍，与土匪有瓜葛的人家不少，又担当不起宏大叙述，神秘兮兮的往事，没有人梳理过。

　　临近解放前几年，出入一支游击队扛着红旗打天下，土匪倒是没有了，地却还是那么贫瘠，民生艰难。玉皇观是父亲的出生地，就因养不了人，父亲才十三岁就被亲戚带去川东酉阳的水码头，给水上人家当学徒，学的是水上押货，有点镖客的意思。

　　回到出生地，父亲很快活，可以说过了两年太平日子。分得了土地，还分得李家地主一间半房子，还有人尊他为大老表。父亲的生活习性有点改良，牙膏是用不起了，清晨一杯盐水衔在口中，食指伸进口中在牙齿上打几个滚，仰头噜噜咕咕响几声，又将盐水口水吐出来，引得虚火旺盛的狗猩红着舌头去添那咸泥。 “贱相”！爷爷不知是指的父亲还是在骂狗，总之是不顺眼。同村人说，黄家大老表牙齿雪白，敢情是盐搓出来的，盐是白的。

　　爷爷有点 “孔子”，父亲有点 “孟子”，我说的是 “仁”和 “义”。他们都没正经读过几天书，相比之下，爷爷优于父亲。爷爷曾经做过大地主李家的西席，教孩子识字不成问题，记点流水账也称职，爷爷差不多是我和父亲的启蒙先生。父亲接受爷爷教育的时间比我长，在我面前爱摆个文化谱，教训我的时候文言白话杂着使用，我听懂的时候不多。这个家，在我眼里既不孔子也不孟子，二五不着调，基本推崇实用主义。直到听天由命的绝境时侯，唯有两样是不变的：爷爷的长衫；父亲的长袖。爷爷的长衫补成百衲我看着都顺眼，父亲的长袖就说不过去。三伏天重庆城没有穿长袖的，父亲不怕热吗？再说了，干农活穿个长袖也不利落。后来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多少有些可怜他，也有一丝丝抱怨。

　　离开临江门那会，爷爷带出一本木板做封皮，皮条细绳装帧的清代木刻的康熙字典，父亲带出一本他读不厌的《三国演义》。种田和织麻布，这两本书都无实用价值，放在顶棚上落满了灰。这个家戾气太重，首先表现在妈妈宋素英身上。从黄太太变成农妇，她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实，三个大人也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只想到应该去一个外人不知道以往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没考虑到能不能够生存，也没想过怎样去适应环境。

　　宋家妈妈的戾气没地方释放，我的到来才有了明确的对象。我还没有锅台高，她让我搭着板凳煮全家人的红苕稀饭，那口锅在我眼里比澡盆还大。我吓了一跳趖下来时转身不得法，被锅沿划破膝盖，鲜血淋淋我还不敢哭，是爷爷抓把柴火灰为我止的血。至今，膝头上那张 “黑嘴”常常在代替我哭泣那段苦难。小时候黑嘴横横地睡在膝头，现在仅仅剩下寸余一条疤，里边埋有60年前的锅烟墨，纹身一样的效果，只是小了些，是我长大了还是它缩小了？也许都有吧！

　　白天，我还得找猪草，背篼不满妈妈不准端碗，话也难听，说 “吃，吃屎都该搭把沙，死去吧，你！”我们那地方的土地打整得干净，猪草多在人家房前屋后瓜菜地里，狗屎特别多。没有鞋穿的光脚踩在粪泥里；手抓猪草浸在露水和粪水里，手脚都被感染，四季粪毒没结过疤，见天脓肿流黄水。有一次，狗见生人追着我咬，扯下我右腿一块肉，没有人为我包扎过。至今留在腿杆上的疤离骨头很近，皮也凹下去光滑而透明，皮下有一青筋是血管。狗还是对我心存怜悯的，如果下嘴再狠一点咬断了血管，我的小命丢了也难说。这事，宋家妈妈下的结论子虚乌有，她说我一定是偷食了架上的黄瓜，狗咬的是贼娃子。父亲好像也信了妈妈的推断，丢下一句 “可耻”，几天都不再理皮我。血腿是邻家伯娘为我清洗的，还贴上一块膏药，在用膏药之前，她去那狗身上剪下一撮毛化成灰，兑水让我喝下去。

　　稍大，我还得去割烧柴。

　　房前屋后只有竹子，竹叶不旺火，妈妈要烧蕨草，蕨草的杆硬经烧。此地人家的屋檐下，多堆有蕨草，蕨草的多少，象征着这户人家勤劳与否，妈妈也想入乡随俗。蕨草烧起来还有股清香味，闻着清热解毒。蕨草只有岩岭有，早上出门晚上才割得回来一背。

　　那晚月亮怪怪的，黑也黑得快白也白得快，白的是胖脸，黑的是瘦骨，同去割柴的人先后都回了家，我好害怕。踩着自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的影子，一步一步往前走。见我还没到家，父亲来路上接我，扑在父亲的胸前我放肆地哭了一场。那背我背着吃力的柴，父亲一只肩头就扛走了，看来我真如妈妈口头常说的 “不中用”。父亲说小时候苦算不得什么，在你妈面前千万别哭，也不要叫苦，记住。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总以为我是长女，应该为大人分担些。

　　不管我怎么努力，总讨不来妈妈一句半句好话，她总是说我偷懒，挨打是常事。她怎么打我都不哭，也不告饶，也不逃跑。她好像缺了对手似的更来气，闷不出声的棍子落得更实在，也更勤。

　　父亲不发话。

　　爷爷也不发言。

　　他们好像在回避什么。

　　我家在村里的日子并不好过。邻家姓李，还是远房亲戚，我叫他表叔公，是村长。他家三代贫农，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当连长，一个在乡上当干部。他家与我家同分一块冬水田、一间堂屋。冬水田间的埂子会走路，三年过去，属于我家的一半小了。父亲说惹不起躲得起，少吃点大米，红苕也是有营养的。为节省口粮，家中进行了饮食改革，晚上那一餐捏碎红苕当高汤，加点炒过磨细的芝麻和杂粮，搅成糊糊一人一碗，哄哄肚子。

　　两家的住房紧连堂屋，一尺高的门坎一合两扇门，进出必经同一道门坎，东边住我家，西边住表叔公家。西边太阳东边雨，两家光景大不同。堂屋里背靠背两眼灶，他家那口锅有米饭和荤菜，我家这口锅清汤寡水主打是红苕。这锅红苕稀饭也不够我们抢吃，满娃子和我都去偷过地里的生红苕来吃；爷爷则取食干板菜，说有盐有味还经饿，吃得一脸的菜色兼浮肿。堂屋大门边，摆有一家一张吃饭桌，我家太寒碜，一般不同表叔公家同时开饭，怕他家讥笑。

　　妈妈对我的不满意逐步升级，她不再对我光打闷棍，有时指桑骂槐夹带东一句西一句。她开始骂我 “小婆娘”；后来骂我 “狗娘养的杂种”，渐渐地，那棵陪着我挨骂的 “桑”浮出水面。一家人都不去捅破那层纸，他们费心费力要保住的秘密让人起疑，总是大事吧？

　　有时，他们也隐隐约约说些悄悄话，只要我一露面，就立即将要说出口的话收回去，倒引出我的好奇心。

　　打和骂我都没有怨言，听惯了挨惯了我很经受得住。爷爷说我 “皮实”，长大后对付得了三灾八难，他可以放放心心“走”。我从系列教训中知道自己是多余的孩子，懂事也早，觉得妈妈所有的打骂，都是在我干活的时候脱颖而出，至少说明我干活不太中她的意。有的时候我还会往好处想，妈妈的打骂至少说明她把我当女儿，这个家还是我的家。妈妈有时也会表扬我几句，听到过的次数不是太多，一次就会温暖我。

　　数九寒天，天刚发白她就叫醒我去地里拔牛皮菜，菜地在竹林后边，竹林很深。竹林阴而暗，天又不太亮，我光着脚板深一脚浅一脚踩在落在地下的笋壳上，划出不少口子；单薄的风灯裤粘满笋壳毛毛，那毛短而利，钻进裤子里层，腿杆不好受，皮肤发痒还麻乎乎地痛。牛皮菜被霜打过又硬又冰手，接住我那抱牛皮菜的时候，妈妈会给个笑脸，有时候还来一句 “没有白养了你一场”。我的手上，切猪草留下的血口口新伤盖旧痕；脚上的血口口有挂带着留下的，有冻疮留下的，我都不觉得这是精神和肉体在受谁的虐待，人要亟待成长，谁都少不了这一环节，无非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最让我受不了，是生活待遇。穿得不体面我也默认，一家人都穿补丁衣裳，除了幺舅宋素华，爷爷也一样东拉西扯。

　　先让我受不了是这个家没有我的睡处，我没奢望有张床，一个窝就行了。一间屋子隔成两段，最亮堂的那一段摆有幺舅宋素华的一张单人床，铺的盖的是人家自己带来的，怎么讲究都可以；黑暗的那一段像铺大炕，一笼麻布蚊帐属于父母，另一段炕睡着弟弟妹妹。地主家的房子盖得高大结实，吊柜似的做了截暗楼安置爷爷，一把竹楼梯子白天收起，晚上放下，爷爷实际上是睡在大炕的顶上。

　　我家东边的一家人姓罗，成分是地主，房子倒比我家宽敞，还是端头房，隐密性好。罗家小妹罗正清有间自己的屋子，罗家小妹我叫孃孃，大我一点也不多。父亲上门求人家让我借宿，让我和罗正清孃孃合铺，连被子也不用带，天大的善事。时间一久，罗正清嫌我头上有虱蛋串串，手脚有粪毒，还睡着了磨牙齿和抢裹被窝，拌过几句嘴之后，让我 “滚回去”。我很留恋那张床。人家让我 “滚”，也只好走人。

　　罗正清也没有说错，我身上的不洁，谁个女孩子受得了？父亲在灶堂门前，用柴草给我铺了个窝，我的旁边，不时还躺着一只黄狗，天冷，狗也会找热乎处。灶门前也没什么不妥，至少自由一些，问题是让我有了羞耻感，躺在两家人进进出出的当口，总是不妥。有一次李家叔公说我的脚杆比白鹤脚杆还白 （白鹤的脚杆乌黑），他是不是仔细观察过我了？后来，父亲以退后一尺、放弃大门的代价，说服李家叔公同意将堂屋隔成两段，父亲沿着后阳沟另挖一条专供我家人进出的土路，才暂时解决一些潜在的尴尬。

　　我还是睡在灶门前的草堆里。

　　妈妈已经不让我再弄饭食，她亲自操持两锅食。米才在锅里伸懒腰，忙捞起一碗，是为幺舅闷白米饭准备的，米饭里放有腊肉盖面再蒸一次，油浸浸的好香呵！幺舅什么活都不干，比我们吃得好睡得好，心里最不平的是我，总想治治这位外来客，让他知道这户人家姓黄不姓宋，此处也不是他的宋家山。

　　那几年，父亲唯一上心的是这位小舅子，让小舅子有书读有享受；还给他讲些关于男人的种种；还给他讲什么 “少年不学好，一生多烦恼 （父亲在装腔作势，他懂吗）。父亲的努力，在幺舅身上真起了作用，唤醒了幺舅的对比意识：关于他姐夫的，还有他的过往时期的。让幺舅在自省和落差中，一改过去的痞气，变成个正常少年，读书也上心，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成了小他十来岁童儿的班长。

　　父亲为一句托付而努力，这可能是滚打江湖几十年，最后一次让他释放本性赋予他的一点点光亮。妈妈对小兄弟的特殊照看，是在给她自己留条后路。小兄弟是她的娘家人，也是将来能在宋家山安身立命的唯一男子，一旦自己在玉皇观生活不下去，她可以回宋家山。坟山有的是无主坟，随便平整出来几块，混个肚儿圆不成问题。妈妈的预见性，果然在十几年之后实现了。父亲死后 （打伤至残痛死的），带着她最小的一双儿女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孙女，重返宋家山，招了个失去两个指头的光棍石匠，余生过得还不算太凄凉。

　　这位幺舅，早在宋家山时，我和佳娃子背后都叫他 “坏蛋”，能躲就躲，躲不开时也不叫她 “幺舅”，直呼其名就叫他宋素华。

　　我住在柴草里，见灶头上挂了块腊肉，知道那是每天割几片给幺舅闷饭用的，无端地厌恶，一怒之下我将那块腊肉丢进粪池里。妈妈也有被蒙住的时候，她骂狗日的猫、挨刀的狗、狡猾的老鼠……

　　那几天也合当有事。

　　妈妈也同我们吃的一锅食，严重营养不足奶水清而少。妈妈的小儿子一直站不起来，捆在我的背上哭也懒得哭，软塌塌死在我的背上反而变硬气了。

　　失子之痛，让妈妈的暴烈找到发泄口，她说小弟是被我整死的。这一次的教训很见功夫，她将我吊在门头上打（大约是从川剧《吊打道陵》中学来的手段），棍子不停地抽，口中不停地骂 “你个小婆娘，你个小杂种，你个黑心小娼妇”。能够想得起的秽词糙语，她屋檐水似的一串串，骂得口吐白沫，颧骨被额头的青筋吊起又落下，一脸的凶样相当吓人。

　　我还是不哭不求饶。瘦瘦的身躯像个麻布口袋，贴着棍子打旋旋。小弟是在我背上死去的，被打死也不冤，算抵命。我只能这样编排自己，挺过这一关再说。

　　这一次父亲没让妈妈继续放肆，夺妈妈手中棍子时，好言相劝说： “素英，教训几下是应该的，再打下去会出人命，已经死了一个，你还想再死一个？”气头上的女人比狮子都凶猛，她啐了父亲一口，大骂大吵揭老底：父亲的老底，我还有一个娘的老底，被她抖落得才叫一个干净。

　　隔墙有耳。

　　这场家庭变故中最明白的是爷爷。当年爷爷只同意自己回玉皇观，父亲试图换个新身份新环境，回避那时还看不清楚的潜在危险，爷爷总认为拖家带口不理智。爷爷的话中带有两层意思：你没种过田土，盘养一家子困难；重庆城这么大，你算老几，顶多不过去关几天交待问题，手上无血债，人家也不会让你用血去还，怕什么呢？男子汉敢做就要敢当，让一家子跟着受苦不合适。

　　爷爷爬上暗楼时提了个烘笼 （烤火用具），一天都没趖下楼来。

　　爷爷已经意识到我在这个家无立足之处，尽力扶我一把。爷爷舍了老命教我认字和学习用康熙字典 （这部爷爷视为宝贝的《康熙字典》，至今还供在我的书厨里）。字是识了不少，也会写一些，爷爷说我有读书天份，比他教过的学生强多了，认识的字搬得了 “家”，适用性强。爷爷并不想我成个读书人，姑娘总是会出嫁的，一字不识嫁去别的地方，会受人欺侮，识点字有利我的人生。没有纸和笔，爷爷用柴灰当沙盘，教我写字，还顺便讲些笔画结构，教书法似的。康熙字典我始终不会用，偏旁部首笔画乱不清，繁体字笔画多，还是竖排，它们越是枝繁叶茂，我越拿不准发音，好像每认一个都有认错的可能，成绩不佳。

　　家庭变故，也敲醒了幺舅，这个家他也呆不下去。十八岁那年初小毕业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由我妈妈一手包办，娶走了我们同村的李忠诚姑娘，回宋家山当了菜农。妈妈的希望也没落空，幺兄弟在宋家山给她经营着归宿，让她的晚年过了几年安定日子。

　　父亲等待的暴风骤雨，没有预期来得快和来得猛烈，成分还是城市平民，多了一顶帽子叫做 “管制分子”；多了一项功课是交待问题。帽子也不是扣得太紧，划地为牢意思一下，只要不走出那个范围，活动还是自由的。妈妈那一通揭老底相当让政府头疼，罪名太多一时不知怎么下手，那就让父亲本人自己做些笔录写个 “坦白书”，再进行外调。这份坦白书我见过，父亲的字别字多还不好看，比我写的好不了多少。我认不全又理解不了，拿去请教爷爷，爷爷骂了一句“混账”，把那几张纸烧了。让我莫分心，好好跟着他认字写字。

　　外调是确定父亲的身份，那就等待着。

　　父亲反而轻松了，又在自家屋子开了道门从院坝里进出。院坝是地主以前用青石镶实的，除个别缝缝会钻出几根求生存的小草，光滑清亮很好走，比我家后阳沟的出脚不是强过一点，而是不在一个档次，没有可比性。一家子欢天喜地庆祝又能跟院子里的人打成一片，只有爷爷说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认命吧，别再瞎折腾。

　　热天，父亲也敢穿短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过一天算一天的泰然，也可以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有点无赖。父亲两臂的纹饰烙印不打自招：一边是国民党党徽；一边是条青龙。我见父亲又刮又洗，还拿什么药水浸泡，终是徒劳。反正都是罪证，他自己也交待过了，由它们存在也添不出更多的罪来。曾经的精神向度，留着它也是对自己有个时时提醒，只要不挨刀都是善终。

　　父亲平生爱唱川剧，登没登过台我不知道。我学过两年音乐，看父亲的手眼，听父亲的嗓音，当个高级 “玩友”（票友）是够格的。我家周围，没有人会唱戏，不出村子的人一辈子也不知道有此乐子。他们娱乐最多玩几把扭扁担和“六子冲”泥巴团，象棋也只有地主罗正元和父亲会玩，闲时厮杀几盘两人多是和棋，和多了也没趣，还是听父亲清唱川戏更有意思，至少有故事性。夏天夜里乘凉，院坝中燃几堆艾蒿驱蚊子，家家都抬着板凳出来听父亲的连台戏。父亲记忆力特别强，全本戏唱下来一句不拉，生旦净丑一人来，还不落过门和锣鼓响板。大群孩子围着父亲做鬼脸，打旗旗的扛刀枪的端茶送水的基本不缺，行话叫 “龙套”的排场全齐备，夜场戏就更热闹。父亲最爱唱的是 “三国”戏，尤喜走关公路数，除了 “败走麦城”，差不多我全听他唱过，也学会了几句。父亲对关公的崇拜有点病态， “三国”英雄遍地，岂止一个坏了大事的关云长；他迷恋关公恐怕是在怀恋“桃园结义”的有始有终，他的昔日兄弟们，却一个个都有始无终很让他失落。

　　父亲很会稳定情绪，这一唱，把他的卑微、懦弱、胆战、虚飘全都掩埋，实际上是在掩耳盗铃。

　　父亲后来定性为 “历史反革命”时，我已经不在这个家了。这个出身包袱压在弟弟妹妹头上，比父亲本人都后果严重。这是后话。

　　这篇文章在我心头埋了20年，写还是不写总是踌躇，笔似千斤。心里那份酸楚，只可意会不好言说。决定将它写下来那天是正月十五，一轮皓月站在福塔顶端很清透，正好将心向明月求得一次救赎，想到的仅仅是一个词——交待。对象可大可小，大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小到为我个人的一腔无奈撕扯找个墓地。这之前，我做了些准备，梳理了父亲的一生，这事做得很辛酸，是否很无聊现在还不好预测。

　　父亲的一生，说来也是去日苦多，风和日丽的艳阳天很少，风平浪静的道路几乎没有。父亲出身农家，酸秀才爷爷租了两锭银子的坡地种点杂粮，授几个童儿得点辛苦费也有限。爷爷无作为总把希望寄托在独生子身上，说男儿有志在四方。

　　十六岁那年，父亲出徒那家冉老板犯了点事，判刑三年。酉阳那个地方地处巴东，靠近湖北与贵州湖南交界，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仅仅半天路程。三省交界群山连绵，河流纵横，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之说，风景奇美。先后出现了两个桃花源，实际上的桃源仙景又不止两处，遍地风光待识主，谁找到一处都有可能。有陶渊明的佳作经典在先，拿来对号入座广告词也现成，还有历史原型，很说得过去。

　　好风景当不得饭吃。

　　土地被石头们割得支离破碎，锁水性能差，寡薄，民不聊生。三省地治安混乱，地方势力、土匪与国民党兵，你刮一道我搜一道，都想在鸡骨头上得点油水，能多一点收获的是水路。

　　那地方太封闭，古时唯一有条驿道从天坑中穿去涪陵 （出榨菜那地），将酉阳抛在一边晒太阳。自从通了水运，才有上重庆下湖湘的商贸。押货船利润高水上风险也大，那是拿命在赌运气。父亲的冉掌门自己的家族势力挡不住浪里蛟龙们，冉老板借土匪的路背了人命官司，被判了三年牢狱。父亲多少识点字，在一群文盲水上人中有点见识，无知者无畏顶替冉老板坐了三年牢。这是他人生起步的资本，很得了些夸赞。冉老板也对父亲另眼相看，很有提拔希望。老板是 “海” （音读嗨）了的，四川人叫“袍哥”或者 “哥老会”，原是底层人的行帮组织，历史却悠久。

　　秘密帮会起于明末清初，干的是反清复明的英雄事。清雍正年间，因揭皇榜担当漕运而壮大了声势，成为水码头一股固定的卫队性质，也做成了些大事。干水上买卖的人，你不加入 “帮”，将丈水难行。

　　父亲的义举让老板感动，收入帮会当老幺；老板的抬举让父亲激动，江湖上那一套上手很快，在酉水码头算得上是个小人物。夸奖声中，父亲也曾做过英雄梦，理想不高， “你有我有全都有”那种好汉吧！

　　父亲的优点是孝义，弱点也是孝义，特别放不下他留在老家的父亲。酉阳离玉皇观500里，几年不见父亲他很牵挂。这种品德的养成，与遗传和家族教育有关，那年我为寻找父亲的根脉，还遇到一点小幽默。

　　小人物也是有根的，比如小草。

　　父亲祖籍湖北孝感，出过《三字经》中人物黄香那地。 “香九龄，能温席”教导天下人行孝，说的就是黄香。父亲敬他2000年前的远祖，一口一个孝感。父亲一辈子没到过孝感，我再不去走一遭，父亲泉下不安。我是从荆州古城去孝感的，买高铁票时，人家问我孝感北站还有票，你要吗？想都没想我就取了票，一个地级城市的东西南北不会离城太远吧？常识上讲是这样。

　　下火车我傻眼了。夜已起凉，荒郊无市无村灰朦朦一片田畴，我要找的孝感离孝感北有200余里距离，还要穿过两个县哩；人家也没说错，我下车的大悟县在大别山下，紧邻河南却也是孝感的一个县，说成 “孝感北”，方位是正确的。人还没到孝感，倒体会到了孝感人的厚道仁义怜老。见我千里赶来只为 “根”，两个晚上只收了我40元住宿费，还是单间。孝而及老，我也沾了光。

　　孝感的黄家祠堂比一所中学的规模还大。浓浓的传统道德传习所，把我的思维扩张了，比起祖脉的厚重来，我连一个精神流浪者都不配， “江夏黄”在湖北和南洋一代都很牛气。耕读传家、忠孝为本、仁义兴德、四海立业。所有这些，在父亲身上都找得到影子。我请了一炷香，让祠堂一位名叫黄竹樵的长者为我念了家谱经，香烟袅袅中，我轻轻说了一句：父亲，我来到你的家乡了，完成了你临终的遗憾，魂兮归来吧，爸爸！

　　父亲将传统道德穿帮了。

　　冉家掌门见父亲老是西望家乡思故里，拿他的爹说事，予取予求看来也拴不住这位年少人，干脆做了个大大方方的人情，写了张青帮 “海底” （黑话也是联络暗号）。又让父亲背熟了帮规，推荐父亲回重庆投靠帮会的总舵把子，讨一份出息。

　　从黄老幺到黄二哥，父亲晋升得很快，是此会第一位年不满三十岁的二当家。

　　抗日战争时候的重庆，多股政治势力交叉，父亲热血沸腾总想有点作为，加入了国民党。瞬息万变的局势造就了些人物，真正的青史留名者父亲不配，他的英雄梦乡总是往江湖上靠。父亲性格有点绵，道德底色还是黄家种，讲仁义的名声不错，文化也操练出来三几分，在各个行当都属于中庸派，是依靠力量却不是铁杆人物。国难财他也啃了几嘴；醉生梦死的日子也过了一段，说他是历史反革命也没冤枉他。身处那样的大染缸，有几个不带色？

　　父亲审时对了的，只有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帮会决定扩展势力，将重庆的水码头一网打尽。选择黄二哥去磁器口开香堂，如果此事他应承下来，麻烦更大。磁器口背靠歌乐山；歌乐山上有白公馆和渣滓洞；歌乐山与游击区相距很近，磁器口是地下党与外界联络的重要通道，不露相的英雄很多，就父亲的那点出息，应付不了。

　　解放后的前几年，磁器口类似父亲这样身份的人，多少都有些劣迹，一个都没逃脱人民的审判。

　　四

　　我的变化让众人都想不到。

　　父亲的罪孽，我一点都不懂，在我眼里，父亲没那么坏，他至少养了我。倒是宋家妈妈口中我那另一位娘，让我心生怨恨：她不是个好女人，至少不是个好娘。

　　我们那儿的风俗，讲究男左女右，走在什么地上，我的右脚总想踏点什么才解恨。右脚代表我那没见过面的娘，我想是有理由恨她的。我问过父亲，我的娘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父亲顾左右而言他，只说他们是和和气气分手的，还让我娘带走一箱子细软，够她生活几年的，临走他们还碰过杯。这么说，这个娘不是杜撰，实实在在存在过。我又问过爷爷同样的话。既然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爷爷也没必要再遮掩什么。爷爷知道的也不多，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日子很短。爷爷说我娘性情温和有孝心，死要面子，这个家关不住她也容不下她。我自己也没打算去找这个娘，她都不要我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宋家妈妈也有变化，她不怎么体罚我了，反而让我对她产生了依恋；她也不再骂父亲什么，对父亲又开始顺从。

　　家境衰微，日子还得继续，繁衍后代的速度不可理喻。我的这对爹妈，人前自觉矮三分，一点社交也有限，没有别的事可做，就剩下生孩子自由。他们配合得很默契，还有些他们之间的专用语，只背爷爷，不背孩子，满娃子说爹妈夜里 “爱打架”。

　　我们住的那个偏僻乡村，地主富农有几个也不多，父亲的暴露，添上一个 “反革命”；和父亲同时添进这一类别的，还有一个是军用机场的伪站长。那人比父亲还不成器，本来已安排撤退台湾，一票难求的飞机票留给他两张，让夫妻双双离开大陆，这种待遇在他们那类人中，很说得过去。伪站长妻子是玉皇观人，不愿离乡背井，伪站长也只好留下来当历史反革命，在与我的父亲结伴挨批斗的空隙，还有几句不相干的龙门阵；写坦白交待时，相互补充，让那些文字有了传奇、有了故事。

　　父亲是经历过风月场的，和我的娘大概就是在那些地方混熟的。解放前，乃至整个陪都时期，临江门那一带舞厅特别多。舞女多是下江人，要踩热重庆的地皮，得找个保护人，这事父亲能胜任。父亲五官清朗，身板颀长，人还白净，又不淫荡下流出粗口，有些文雅。父亲还有种种特殊身份，舞女们都会主动来认成 “兄长”，我娘恐怕是其中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不管来路明不明正不正，我很有可能是那个解放前夕的怪胎；也不排除父亲也是不得已，为什么人顶了缸，才收留了我。这事恐怕只有我的娘才说得清楚，或者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也就更弄不清楚了。从遗传基因上看，我是爹不像娘也不像；从性格上看，我像黄家父亲。

　　事情的发展相当有戏剧性，小说高手也未必想得出来。宋家妈妈又生了，我至今没弄明白他们有几儿几女。

　　坐月子是要添点营养的，清贫的家找不出几匹鸡毛，宋家妈妈的后援是娘家，让我步行去60里外的宋家报喜，无非讨点吃的。这条路我走过多次，每次会得嘎嘎 （外婆）两角钱的午餐费。我从来不吃独食，省下两角钱买回大包水叶子面，煮成热汤面够一家人饱餐一顿，比我一个人吃了快活多矣！

　　那一次，嘎嘎打发得丰盛，两只鸡还有肉，给足了路费，让我坐火车回去。麻烦就出在火车站：活禽不让上火车。我被赶出站门时，检票员冲着人群喊：谁家的孩子，自己来领回去，你以为孩子就可以夹带活物，想得倒绝，没门！

　　我拿两只活鸡没辙。

　　从菜元坝火车站回玉皇观，路我也不认得；原路返回必先过江，60里路就变成了70里，我背不动这么重的一背。正在进退都不实际的时候，我想到那张一直揣在身上的黑白照片，决定去找那女人想办法。我已经认定此人就是我的娘，如果不是，她干吗让人捎来当 “投名状”。如果不是，爷爷和父亲干吗对照片上的人不知说点什么才恰当。

　　照片背后有地址和人名，地址是个大方向，问过几个人，我还是找到了这条叫马蹄街的闹中取静地。这条街对于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实在无边无涯。马蹄街处于上半城解放碑的南隅，上接重庆市的领事巷 （外交类，住的是外国人），下接日过千乘的朝天门，一条街尽是些小洋楼，住些富贵人家。民国元老李根源的陪都时期官邸也在这条街上，人家是当过总统的大人物。我的娘没资格住这条街，如果她真的住在这条街，身份就很让人生疑。这个娘此后让我生疑的地方太多，不去说她。

　　问是不好问人的。

　　我的形象跟一个小叫花子差不多，赤脚破衣黄毛小辫系的麻布条，瘦筋干巴一个小人背个大背兜。太大的背兜一甩一甩打齐脚弯，很像讨饭外带随手会偷点什么的小精怪。我去问一个大人住何处，自讨白眼。

　　这条街的巷子特别多，一条一条地穿来拐去，我突然在一所洋楼的大门上，见着七个救命的大字：清洁值日崔永秋。

　　照片上那位女人，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父亲和爷爷都说她原是姓 “石”的。

　　我坐在巷道边上。

　　有人向我投来毛票，看来他们真把我当叫花女了。

　　有人说这地方不能留外人过夜。

　　赶也赶我不走，认定崔永秋三个字，我就有了等待那人出来的耐心。

　　又有人问我是不是找什么人。

　　我说找崔永秋。

　　小大人一样的口气让问我的人好奇，进而问我崔永秋是我什么人。我也拿不准崔永秋是我什么人，不说是我娘恐怕就进不去这道门。我挺起小胸脯大声说：“崔永秋是我妈妈”，怕人家不相信，我摸出了那张可以作证的黑白照片。

　　人家还是疑惑，崔永秋怎么会有这么个不体面的女儿，决定试我一试。

　　那时，崔永秋去她娘家还没回来，马蹄街离菜元坝不算太远，邻居夫妻俩引我到半路，有意退后十步，让我走朝前。我见对面走来一女子，短发烫成小草帽样，黑呢子大衣挽搭在手臂，小个子高跟鞋高胸脯，一件修身红毛衣紧束着身子，腰间系一条蛇皮样的皮带，嘴里还哼着歌。她擦肩而过那时，我很排斥这形象，在心里暗暗定调子：特务，女特务！

　　十分不幸，当邻居把我叫回来时，这女人打量我许久，翻着了我手臂上豆大的一块疤痕后，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你爸爸是特务，抓起来了没有？”

　　两个 “坏蛋”一肩平，我是不是太惨了。

　　这个家，崔永秋的家是我小时候能见到的，最洋派的家：满堂实木家俱都是流线型，有沙发梳妆台梳子背绷子大床，还有一面比我高出半人有余的大穿衣镜，这实在让我吃惊不小。更让我吃惊的是，她又带我去了另一户人家，让我叫一个中年男子 “爸爸”，一概不顾一个小女孩的感受，凭空又塞给我一个爹，实在让我一时开不了口。小人也有小脸，穷人也有尊严，我差一点就要逃跑，即便爬，我也要爬回玉皇观，带上我的鸡和肉，那个穷家、问题家，似乎也有亲情哦！

　　这位 “爸爸”一把将我拉住，让我吃了一餐好饭食，那两只鸡也付了钱，还多给了我5元钱。他手脚好麻利，其中一只鸡炒了姜爆鸡丁，很好吃。

　　这位 “爸爸”拒绝收留我。

　　我也没打算接受他。

　　他拒绝收留我的理由，说我出身不好，会影响他入党；我不准备接受的理由是预感，我已经有了两个爹了，日子混得一团糟，再来一个爹，带给我的将是什么？

　　崔永秋也难堪，我的到来，揭穿了她的第一个谎言。她有婚史，有一个女儿被前夫留下，那位姓陈的前夫如何宠她爱她，解甲归田她不愿跟着走 （实际是做小老婆，新中国不容妻妾成群，留给她那间房子，还有满堂家俱，而我并不是陈军官的种了，有了第一次谎言，就会用继续编瞎话的手段来圆这个谎言，谎言一多，连她自己也信了那些谎言，我也只好缄口，不去挑破。

　　几十年相处下来，尽管这些谎言与母亲如影随行，启承转合被母亲编得入情入理，我只好承认我的娘厉害。这位娘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还不能归于坏女人。

　　这世间，还是好人多。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是个小学教师。这位叫杨廷章的小学教师，夫妻二人教着一所复式初级小学，杨廷章是校长，归他领导的教师只有一个妻子马志君。教育扶贫不是现在才有，凡有志之士都很重视国民教育。杨廷章校长听说过我的处境，也听说过我识字过人有天份，动员宋家妈妈让我上学，说好学杂费争取全免，还允许我背着妹妹上学，也误不了放学打猪草和干些家务。

　　这么大的面子，再不让我上学，社会舆论会敲宋家妈妈的脊梁骨，已经有人编排她 “后娘心，门斗钉，有好长，钉好深。”

　　杨廷章老师太明智，我如果从一年级读起，怕是初小都难毕业，他拿出初小课本让我朗读，被我拣了便宜。幺舅留下的书，属于语文课本我都珍藏着，早就背熟了，当然也要感谢爷爷教我识字早。课本让这些字组成有趣的故事，就更容易读下去了。

　　考算术，我考了个零蛋。

　　数学的另一种考题是珠算，这倒是我的强项，加、减、乘，千数之内拨拉得又快又准。

　　杨廷章老师让我插班读书。

　　2015年，我和夫君回玉皇观探了一次家，真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唯一记得的童年伙伴是李忠华，他是我上初小时候的班长，小聚了一次。李忠华对夫君说： “你这媳妇小时候又脏又臭又牛，插进我们班居然跟得上功课，还成绩特好，都是杨老师开小灶一点一点补上来的。当时谁都瞧她不顺眼，她却成了我们这一带农民子女中第一个大学生，你说是不是造化？”

　　杨老师为我补功课缺口，天天加上一节一对一的课。打猪草的事交给他的妻子，马志君老师替我准备一背红苕藤，比野草质量还高。有一门功课始终没法补：汉语拼音。这短板我至今也是半罐水，翻字典只会四角号码，偏旁部首都拿不准。

　　爷爷和父亲看我读书上道，鼓励我从这条道走出家门，减轻了我不少家务。

　　初小升高小是要考试的，整个沙湾小学当年仅考起两名毕业生，我和李忠华。我考上重点小学，学兄李忠华考上乡村完全小学，请我去他家吃了一顿南瓜饭。

　　高小离家十里，要过一条小溪和一条叫黄石桥的大河。开学时洪水还未退，漫上桥面。我像大人们一样，拣根柴根探着桥石过。小溪有惊无险，过大河我差点没被淹死。父亲听人说我落水，赶到时我已经被人救起，趴在黄石桥边像条死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我，是父亲还是好心人，我已分辨不清，只记得一句话： “这女娃子命大”。

　　还有一难事更要命。

　　十里距离，午饭没法解决。同学家里让孩子自带稀饭干饭蒸红苕，送进食堂有师傅为其加热，开水是不要钱的，勉强对付。我的宋家妈妈说这一顿可以省，又不干重活吃那么多没必要。一天两顿饭都是两头黑，饿得我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个子也不长，头发也不爱长，黄毛瘦壳一副病态。

　　这书我是一定要读下去的，父亲也意识到这书我必须读下去。父亲一般情况都不求人，混成那样昔日黄二哥的威风半点不存。这次，他盘算着怎么去放下架子，不要面子，求亲戚拉我一把。

　　水码头上，有两家同姓人我叫他们叔公和大伯；还有一户廖姓人家说是我的姑爷。其实，我的亲姑姑过门一年就死了，孩子都没留下一个。廖姑爷的填房也姓黄，人很善良，以陪房姑娘的身份每年接我爷爷去小住几天，打发一件蓝布长衫和一块青丝帕，让爷爷每年都有盼头。这三户人家合计着分了工。大伯黄仲轩提供住处，大伯的妻子没生养过，我叫二娘妈的伯娘爱洁净，我的活是每天倒一次马桶，这活我干得不错。叔公提供菜食，他家开着河水豆花馆，收来人家的剩菜很有油水。廖姑爷每天付5分钱的饭钱，叔公的饭甑子里的饭尽管我吃。

　　这两年，是我最快活的时候。

　　大伯磨豆腐做五香豆腐干卖，夜里要推黄豆滤浆点卤，半夜不灭灯。我就着光亮，把课文温得很透，成绩一下子在班上冒了尖，学校成立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一举推我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长。红领巾胸前飘，三根红扛扛肩上挂，提高了我的自信心，也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荣誉感。我也确实说得过去，很出过一些风头，差不多是水码头的小精灵。

　　乡下孩子都胆小，拉不上台面。什么大会献花，少先队员致词，基本是我。人还没有桌子高，还奶声奶气作古正经念致敬词，次数一多，连乡长都记住了完全小学有一位出得众的小女孩。

　　所有的功课中，我的作文最佳，很得班主任杨炯勤老师的赏识，常当范文念。其实我的作文也没什么过人之处，无非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添油加醋放进去几个细节，写得倒也流畅，没有 “八股”味，把杨炯勤老师哄得一愣一愣的，有时红笔批语比我的作文还长。有这份鼓励，我便很用心作文，都上了黑板报，那是我公开亮相的 “作品”。

　　水码头的摆渡船适应不了即将建成的，通往贵阳和昆明的铁路，重庆市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水码头动工，多了些联欢活动。学校与架桥工人联欢，高年级每班都得出节目，杨炯勤老师让我组织这件事。我手舞足蹈瞎编一气，凑成一个 “舞蹈”。水码头没有现成的演出服，我把二娘妈出嫁时候的被面全讨来，栏腰穿根麻绳做成挂挂裙，表演者用红墨水模拟彩妆，脸上胡乱涂些圈圈扛扛，五块花被面推着五个女孩子满场转着舞着，像五盏会行走的灯笼，很得了些掌声。报幕前此舞无名，杨老师问我这舞蹈叫何名？我也不知道此舞该有个什么名，瞎编的没有出处，心一急我就打胡乱说叫 “儿童民间舞”。这名儿是经不起推敲的，民间舞可以分民族和地域，即便分性别年龄，也少不了定语 “民族” “地域”，哪有我这种叫法？蒙过去了之后，杨老师冲我一笑，摸着我的黄头发说：“临阵发挥得不错”。看来，杨老师有意不揭老底，怕我难为情，他懂得爱护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就凭这一点，我感激了他一辈子，是我读高小两年，唯一能记住的老师，还通过几年信。

　　转眼高小毕业，学校本来要保送我，又怕我家供养不起废了名额。后，保送了一个叫伍安明的男生。我也很争气，以高分考上了重点中学。这一去的难堪，有耻辱，有温暖，有成长，有爱。

　　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这次 “高中”，给全家带来极大的希望，都在尽力促成我能上初中。宋家妈妈破天荒为我置了一套粗布中式衣裤，还将她唯一的毛衣让我带走，给了一床单被 （孩子用品，比成人被子短一半，还薄）。家境拿不出学费和伙食费。父亲毕竟老练，让我自己去求那位看好我的李乡长。李乡长明明知道我的父亲已经 “挂起”，网开一面还是出了张在当时很硬的证明。李乡长也是我即将要去的那所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同班同学陈远初已是那所学校的校长，还写了一封类似推荐的信，让我亲自去交给陈远初校长。

　　路费也凑不齐。两只小猪一家人还指望它渡年关，卖不得的。父亲盯住那条陪伴过我和爷爷的狗，打狗的主意。

　　黄狗是被棒棒捅死的，它不就范，往桌子脚钻。门是关上的，真是应了坊间俗语：关着门打狗。先时，黄狗挨一棒吠三声；后来，那吠声像人的苦苦哀告。寒气逼人还逐渐微弱。爷爷和满娃子都在哭着，求父亲不要再下手了，留它一条命。

　　来不及了，黄狗没气了。

　　带着卖狗肉的钱，我开始了初中学业。也就在黄狗落气那会，我发誓这书一定得读下去。读不出个结果，连黄狗都对不起，更不要说帮助过我的师长和亲人。

　　我被免了学杂费，还评上甲等助学金。当时学生伙食费每月5.5元，甲等助学金每月6.5元，省下的一元我一分一分计划着用，墨水都没舍得买一瓶，用三分钱一包的墨水粉兑水用；钢笔也没一支，用的也是三分钱一枚的蘸水笔尖，竹杆夹着用。

　　学校很有名气，原名 “聚奎” （现是国家级重点中学），建在黑石山风景区里。林深石大青苔厚，老师们见我赤脚衣单人小，多有怜悯。赠我鞋和衣物，都不太合脚合身。我有什么穿什么，有时像小丑有时像小大人有时像三毛 （上海那位小男孩而不是台湾女作家）。就这点他人扶贫的衣物还有人偷，我最喜欢的一件条花褂子晒在外边被人顺了手，好心痛。这褂子长长的，可当风衣和睡袍，遮陋又保暖，实用价值高。

　　美丽的风景区冬天奇冷，草垫子不暖，半截被只能紧上身，双脚一冻久，我腿上的旧伤全部发作，迈不得步。上课不能迟到，我也还有点羞耻感，早起慢爬，一步一步吊着扶手爬上二楼教室。这事也没瞒过同学。我小脸腊黄还咳嗽，男生叫我肺结核，女生躲着我，我没有一个知心同学。还遭妒忌，那是一件出风头的事引来的祸。

　　学校要搞一次阶级教育忆苦课，选择的题材是刚刚被媒体报道过的 “宜宾白毛女”。故事的情节与《白毛女》有些相似，倒也是四川的真人真事。讲述旧社会一农村妇女，被迫躲进深山十二年，被新社会解救出来，才有了幸福的日子。陈远初校长在李乡长的推荐信中，知道我有点上台的胆量，他还说我有点像电影《红孩子》里那个女孩，让我化妆上台讲这则故事。

　　这学校的礼堂了得，可容下全校师生，还有个双层弧型舞台，有些欧化。老师将我打扮成 “白毛女”样，搭一块白毛巾当白发，上台时白毛巾遮住了脸，老师又将两只毛巾角拉来结在前额，这一下坏菜了：我既像陕北牧童，又像江湖小混混，上台才讲到 “白毛女实有其人，罗昌秀就是铁证，解放前惨遭压迫，十二年岩洞藏身……”

　　舞台下，乐翻天。

　　一个初一小女生，能上台唱 “独台戏”已经成功一半；还 “表现”得有始有终，背得下来整个故事，自己还稳得住不怯场，可以算得成功收官。一下子，全校都知道初一一班有个快嘴女孩。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评价截然相反，老师说我勤学上进，吃得苦中苦，自定力强，给我封了个少先队中队长 （不用民主，老师定；也没大队部，所有的中队归教务处政治老师统一管理）。同学对我有些排斥。吃甲等助学金的人全是弱势，一般都有自卑感，这人怎么敢一而再再而三 “亮相”， “聚奎”无人才吗？一股集体无意识，让我遭来不少白眼，我在同学中很孤立。

　　转眼到了冬季。

　　黑石山海拔相对高，天露一层寒，地雾一层冷。那时同学中富裕家族少，行李都单，两人合铺相互取暖，没有人选择我。一个叫刘本锜的大姐姐 （同班同学年龄差距有十岁之多），见我冷得缩成一条狗，让我与她合铺睡了三个冬天。本锜姐后来做了崔永秋妈妈的干女儿，妈妈对她比我亲，养老送终本锜姐也比我做得周全。

　　楼梯我还在爬，天暖和时会缓解一点腿疼。我已经不怕人笑话，爬得理直气壮，除体育门门功课都是 “五分” （当时是满分，相当于100分），有人叫我小学霸，更多的人说我有病，成绩好也带病态。

　　我确实有病，身高不长只长肚子，硬硬的肚子常叫痛，还吃得，抢稀饭是好手，校医林医生救了我一命。

　　林医生叫什么名字我也没弄清楚，他脸上有大块血紫色的胎记，背后同学们都叫他林花脸。林医生给我作了一次全身体检，问了我若干问题。我坦言小时候人为折磨多；还向他坦诚曾经的怪癖，爱吃灶间结团的草灰和石灰。林医生说这就是病，让我喝下几杯能产生幻觉、比屎都难吃的药水，一连喝了三天。清肠那天我昏睡不醒，尽梦着些妖魔鬼怪在我腹中厮杀。醒来想拉臭，林医生给我一个网兜，让我拉在里面交给他。秽物被林医生淘净，一小碗白丝丝虫比针都细，它们还在蠕动……

　　我的记忆中，从来没吃过药，小时候一叫肚子疼，宋家妈妈说我装病躲懒。这一次证实了我病得不轻，住了一周医务室，吃的病号饭，太享受了。林医生见我体弱，让我常去他家加点餐。林师母也慈悲，翻出女儿林美童的衣服让我勤换洗，一头虱子也被林师母打整干净，像个女孩样，个子也开始往上冒，如是春天的韮菜。

　　沉重的打击来自初二下学期。

　　我那黄家父亲被定了性，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戴到他死也没揭下来。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甲等助学金无望，丙等也没我的名字。初中三年，我没回过家，留校学生是无家可归者，浇浇菜园子扫扫地，学校管饭。初中三年，我没收到过家中寄来的一分钱。宋家妈妈后来对她的儿女说：“你们一个都不如你们大姐，你们大姐读书上进成器，没让家掏过半毛钱，好些人都会帮助她一直读下去 （此言确切）。”

　　开学以后，助学金评不下来，我饿了三天饭，实在扛不下去，背着人去同学的洗碗槽淘剩饭吃。陈远初校长知道后，力排众议，给我要下个乙等助学金，每月5.5元，刚够我的伙食钱。陈远初校长观念有些超前，他说如果上级过问这件事，我们就一致说这是奖励学生的，这学生很优秀，与她的家庭出身无关。

　　黑石山确实是个宜于读书的好去处。

　　重庆乃至巴东历史上，第一座书院设立于此地，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制，让书声满山。遍山黑石如楼如舍如车如马，曲径处处通幽，空灵奇幻的惝恍，超尘脱俗中，尽显浓浓的文脉，四季风光色彩斑驳。教室都是两层楼的中西合璧，缕花窗探进一枝梅和杏，有香有色；换个角度看那些黑石头，亭在石上立，径穿石峡走，有穿越的历史余脉。澹澹秋光中景色最美，满山的高龄樟 （200年至500年开外的，树树都有 “身份证”）叶，线装书页一样摊满地，任拾一片都带着岁月的陈香。鸟儿在这种环境里也变得斯文，声声婉转悠扬，吟唱古诗词似的。若大个黑石山除了学校，没有渗杂，唯存一个坟墓，埋的是从聚奎走出去留过洋的学生，民国初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物齐名的著名诗人吴方杰。我读过吴方杰的《婉容词》，这首长诗像一部反封建故事，为女性争自由而泣，读来让人落泪。吴方杰的孙子是我的语文老师，对我有些启蒙；这座坟，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多爹多妈，在学校传得不耐烦。

　　陈远初校长对我期望值过高，希望我能再读几年书。他太懂得成份对升学的重要，升高中成份是个坎，他也没法扶我过去，让我回去问问，众多的爹娘中有没有善者，或许有一些可用因素。

　　那年的中元节 （七月半），父亲领我做了一次家祭。夜里 “赶我”出家门，让我永远也不要回头，找你的那个娘去。咱们不图什么，只图她能给你一个好成份。

　　五十步，我回头叫了一声 “爸爸”，我见到一只大手；

　　一百五十步，我回头叫了一声 “爸爸”，我见到一只细手；

　　三百步，我回过头来不敢叫，黑夜囫吞了我的黄姓父亲，渣都不见一点。

　　明净的月亮天灯一样，远远的山路明一段暗一段，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要寻找的渡口，心中无谱。

　　我不能再去伤害崔永秋妈妈那个家，概不追究过往，二老没走完他们人生之前，我很有孝心， “顺”就差一点，基本不顺从。有一点是对得起二老的，我从来没起过去寻找玉皇观那个家的念头。又50余年。我的妈妈和继父刘银辉先后作古，我也迟早要 “埋进红苕土”的人，才有勇气去寻面目全非的玉皇观。

　　父亲没有墓，胡乱埋在杨家大坟的脚下，像个死狗窝。这家人，我只认得满娃子。满娃子木讷如鲁迅笔下的闰土，吃苦太多。

　　我的出走，满娃子得顶替我从前的缺，还得行孝为父亲去接受劳动改造。一次挑牛粪，人小牛粪太重，压在地下他爬不起来。家庭成份高，没人愿意嫁给他。28岁那年，好心人领来个漂亮姑娘有点病，当地人叫 “花痴”，都说这种病成了亲会好起来，勉强做了满娃子的媳妇。周氏女生了女儿半年后疯病发作，光着身子遍街跑，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家中能卖的全卖了，也没治好满娃子媳妇的病，留下个半岁女儿黄丽。满娃子没有再娶媳妇，一辈子与女儿黄丽相依为命，直到65岁那年 “来不起了”死去。“来不起了”，是满娃子留在世上最后一句话。

　　我之后，这家人的儿女不是文盲也是半文盲；女儿全都早早地、远远地嫁。

　　满娃子苦笑着对我说： “姐姐，你走了也不来个信，爸爸临终叫着你的名字，气也落不了很受罪。”

　　我无言以对。

　　满娃子又说爸爸埋的那块地，被工业开发区征用，我家要迁三塚坟。爷爷的、爸爸的、黄丽她妈妈的，现在土地比房价都贵，要……

　　我讨了嫁在外省妹妹们的地址，决定一家一家去认个门。还留下一笔钱让满娃子大大买块墓地，要向阳坡，要看得见长江的大路边，钱不够我再给，算我给黄家尽一点孝心，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安心一点。

　　我一处一处走来，走到福州临海那个妹妹家，妹妹的一句话噎住了我。妹妹说父亲曾经说过，崔永秋妈妈不会生孩子，这才娶了她的妈妈宋素英。

　　归来，这墓地埋了四个人，满娃子也随父亲去了。在爸爸墓前我还是没有哭，三叩首之后我起不来，扑在地上向父亲要个说法，望爸爸托个梦给我：

　　谁是我的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