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酉

　　据说，人在死亡前，某种机制会激发大脑出现许多以往的画面，如同播放电影一般，甚至一些之前早已忘记的事情也会被重新回忆起来，这个时间大约有三十秒，被称为“人生闪回”。

　　我今天六十周岁了，离死尚早，却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人生闪回。在告别三十七年文学期刊编辑生涯之际，许多人和事犹如走马灯般再一次在我脑海里闪现。

　　文章名叫“编辑我”，没别的意思，相当于“兄弟我”罢了，绝对是谦词。只不过是说明一下我的职业。

一个借来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份已经记不清了，唯记得那时博客初兴，徐静蕾成为第一个博客点击量过千万的人，被誉为中国博客第一人。老杜是某省级文学期刊的编辑，平时写诗，也写小说和散文。在此之前，他每年都会给我投一篇小说或者散文，以小说居多，大概持续了有七八年，算是我的老作者了。那年，他又给我投了一个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一个借来的故事》。时隔多年，我至今对小说里讲的故事记忆犹新。

　　小说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形式，主人公叫老魏，巧了，和作者老杜一样，也是一家省级文学期刊的编辑。小说第一部分的一千五百字写的是：一天，老魏的一个朋友拿来一篇小说请老魏过目，终极目的当然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发表出来。小说的作者是朋友七十八岁的老父亲，老人家一辈子没写过什么东西，年近耄耋，却突发奇想，用自己一生的阅历积累写出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小说连题目都没有，还是老魏帮忙给起的，叫《运河》。

　　以老魏专业的眼光看来，老人家的这篇小说写得很差，离发表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虽然他熬了几个通宵，逐字逐句地润色了一遍，但推荐出去后，仍被多家期刊退稿。看到老人家的心血将永无出头之日，老魏于心不忍，便将《运河》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运河》的全文也就成了整个小说的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共计两万多字。

　　《运河》讲了一个生活在运河边上的无赖复杂拧巴的一生。由于不是本文的重点，具体故事情节在此略过。小说的第三部分是网友们在博客上对《运河》的留言以及老魏后来去朋友家看望并安抚老人家，加起来一共不到四千字。

　　以上便是《一个借来的故事》的结构以及各部分所占比重。我看完之后的直观感觉是，第二部分，也就是《运河》绝非文中老魏所说的那样不堪。相反，里面的文字特别鲜活生动，且没有期刊味，读起来有很强的陌生感，故事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能看得出来，作者虽没经过什么写作方面的锻炼和训练，却天赋极佳，只需编辑稍加雕琢，《运河》即可成为一篇难得的佳作。与之对应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了。故我给老杜的审读意见是，只保留可单独成篇的第二部分，第一、三部分删掉。老杜在电话里说：“好的，王老师，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谁知，我得到一篇好稿的高兴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第二天老杜就打来了电话，老杜说他和他们编辑部的老师们又探讨了一下小说，觉得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还是留下来好。我自然不能苟同，坚持自己的意见。老杜最后说：“如果那两部分不能保留，那我就撤回投稿。”

　　我俩没能谈拢，只能任由他去。

　　那天晚上，我又认真看了一遍《一个借来的故事》，愈发觉得第二部分和第一、三部分相比较，从语感到用词习惯再到文字风格，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对于老杜的文字我是熟悉的，第二部分是老杜故意追求的差异化吗？我希望是。可从内心来讲，我也知道，真相大概率不是我希望的那样。《一个借来的故事》是一个高度写实的作品，那会儿还没有非虚构的概念。如果有的话，虚构的部分恐怕只有老杜心里清楚。

　　从那以后，老杜再未给我投过稿。当然了，即使再投，我也不会再用了。我留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各大文学期刊的目录，没有发现《一个借来的故事》或是《运河》。

您说得太对了

老杜属于我的作者兼同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老苏是我的作者兼同事。老苏原先是一家汽配厂的修车工，后来写小说写出了名堂，一时头脑发热，辞职搞起了专职创作。很快，他就发现光靠写作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愿意回汽配厂当工人，就给我们当地文联的领导写了一封求助信。领导出于保护本地人才的考虑，就把他推荐到我们编辑部里当了编辑。

　　对于作家型编辑，我一向是不太看好的。道理很简单，在编的方面下功夫多了，肯定影响创作；若一心扑在写作上，又肯定编不好稿子。况且我之前给老苏做过几次责编，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语文底子薄，经常是错别字连篇，确实不是干编辑的料。

　　编辑部里，不仅我对他的到来不感冒，其他编辑也大都是这种态度。但要说这老苏还真有一套，知道自己的斤两，来编辑部后把姿态放得特别低，甭管对谁都称“您”，都叫“老师”，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请教。“老师们”解答完之后，他开头第一句话必定是：“您说得太对了……”

　　老苏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我和他桌对桌，年纪又相仿，接触自然更多一些。有一次午休时间，几位编辑凑在一起探讨其他体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我说：“诗歌或者散文作者转型写小说，往往语言都很好。剧本作者就不同了，写剧本对语言是有伤害的。”话音未落，老苏抢白道：“王老师，您说得太对了。我以前看剧作家写的小说怎么看怎么觉着别扭，您这一说，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看他一脸虔诚，我不无得意，呷了一口茶，继续展开来阐释这个问题，末了，还专门偏过头对着老苏说：“你要做有追求的小说家，一定要远离剧本。”

　　老苏郑重其事地连连点头，那架势就像学生面对老师的嘱托。

　　有时候，老苏也把他自己新写的小说拿给我看，我这个“老师”，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渐渐地，我发觉老苏的小说不如以前那么有灵性了，遂不由得感慨，要抹杀一个好作家，就让他当编辑吧。我将自己的担忧向老苏和盘托出，他深以为然，并且主动向时任主编提出减少编辑工作量。主编满足了他的要求，可是，他的小说依然没有多大改观。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收发室里看到一封寄给老苏的退稿信，才知道他退步的真正原因。

　　退稿信的信封是某电影制片厂的，上面有两个手写的大字“退稿”，或许是长途跋涉的缘故，信封侧面漏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稿纸探出半个身子来，正好可以看到第一页上那两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电影文学剧本《松树屯的歌声》，作者：苏越生。

　　后来回想，我和老苏的疏远大抵是从那一刻慢慢开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这是无关对错的事，但若总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味地去迎合别人，属实也没什么意思。

　　老苏书没念多少，人却极其聪明，编辑业务学得很快。当编辑，自然要审稿子，老苏自己本身搞创作，对稿子优劣的鉴别，自不在话下，而且他审稿子总能从作家的独特角度，审出一些我们这些老编辑看不出来的意味来。尽管如此，他常常以拿不准、心里没底为由，拜托我再帮忙把把关。我总是仔细审读后，再中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老苏每次听完我的意见后，习惯挑着大拇哥说：“您说得太对了……”

　　意识到不对劲儿，是从外面开始有传言说：“王欣荣老师审稿严且权限大，苏越生老师通过的稿子，他说毙就毙。”

　　于是，我认真回想了一下，发现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一个是老苏拜托我看的稿子绝大多数都是要退稿的，另一个规律是稿子的作者都是老苏在文学界的好朋友。

　　那阵子电视上正热播吕颂贤版的《笑傲江湖》，我心里想着老苏，脑子里却不自觉地出现岳不群的形象。

　　后来有一次，邻市作协的高主席直接投稿到我们主编那里，主编考虑到高主席和老苏是铁哥们儿，就将稿子转给老苏处理。老苏呢，看完后故伎重施，又推给我。我没动声色，用最快的速度读完了那篇一万八千字的小说。高主席属于成熟作家，文字绝对没问题，但稿子存在一个严重的毛病：故事核儿太小，不足以支撑一万八千字的体量，作者完全沉浸在大量没用的细节描写中拔不出来了。

　　主编转的稿子，需要责编在稿笺上附上手写的审读意见。我写的意见是：作者文字优美流畅，小说故事情节动人，张力十足，为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中的上品，建议头题刊发。

　　稿笺提交给主编后没一会儿，主编就让我和老苏一起去他办公室，我猜测一定是因为我和老苏的审读意见截然相反。三方交谈一开始，主编就开宗明义：“对高主席那篇小说，找你俩来再好好碰碰。老王你先说。”

　　我当即回应：“还是让老苏先说吧。”

　　老苏干笑了两声后，当仁不让，“高主席这个短篇其实就是一篇小小说，写得太啰嗦了……”

　　老苏说完后轮到我了，主编和老苏眼巴巴地盯着我的嘴巴。我没有急于开口，顿了一下，把头转向老苏的方向，伸出右手挑起大拇哥说：“您说得太对了……”

　　从那以后，老苏再没让我帮忙看过稿子。

　　算起来，老苏在编辑部一共干了不到四年，他参与编剧的电视剧登陆中央八套那年，辞职干起了专业编剧，彻底放弃了小说创作。辞职手续全部办完后，老苏单独请我在编辑部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吃了顿饭。席间，他喝多了，终于吐露了些许真言。

　　“王老师，我知道您反对我写剧本。”

　　“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权力。”我反驳道。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得到了省文学奖。刚得奖那阵子，我飘上天了，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成为巴金、老舍那样的大作家。可是省作协的一位领导却断言我肯定走不远，我不服气呀，跑到他办公室质问他凭什么那么说？领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反问我：‘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过硬的背景资源？不要觉得得了个省奖就有多么了不起，你就是一个穷小子，你要努力的半径太长了……’我不信邪，偏要好好写给他看。可是，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太难了……太难了……还不如趁年轻写点剧本挣点快钱。”

　　老苏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轻轻摇头，他的眼神已经让酒精给浸润了，迷离着，涣散着。我望着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苏最终选择了“信邪”，并且信得还挺好，在编剧界和影视界混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若干年后，我俩再次相见，是在一个作家朋友的新书签售会上，我俩分别去帮忙站台。眼前的老苏已是满头华发，大腹便便。

　　他一见到我便热情地迎上来，双手握住我的手，“王老师，您还是老样子。”

　　我调侃道：“听说，现在光苏越生的署名就值两百万？”

　　老苏连连摆手，说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

　　彼时，我已是副主编，编辑部已从文联剥离出来，自负盈亏，举步维艰，正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化缘求生存。

　　我正色道：“老苏，不开玩笑，你支援老东家两百万吧，我们设立一个以你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怎么样？”

　　“好的，王老师，没问题，设立文学奖就不必了，回头我让秘书和您联系。”

　　老苏回答得太过干脆利落，我反倒预感这事基本上就是打哈哈。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直到我今天退休也没等来老苏的秘书。

夏颂安康

当编辑每天自然要和各种稿子打交道，尤其是自然来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然来稿都是纸质投稿，最多的时候，编辑部一天能收到一麻袋的投稿。有的作者将稿子中间几页故意用浆糊粘上，退稿后若发现那几页仍然粘着，就断定编辑根本没看。有的本地作者心急，等不到退稿就跑到编辑部向编辑追问审读结果，我大多数时候都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是由于每天看稿太多，记不清了。二是多数退稿确实没全看完。编辑都重视有效阅读，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多看几篇稿子，故如果一篇稿子刚看完一半就认定它不行，没有编辑会继续浪费时间。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手写时代，字写得好，必定是要加分的。就像男人看到美女，肯定要多看几眼一样。有一个上海作者姓华，就叫他老华吧，字写得就特别好，有点像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每个字都纤细修长，令人赏心悦目。老华很执着，投稿非常有规律，一年一篇，都是小说，都在春夏之交寄到编辑部，每次文末必附上一句：夏颂安康。一连十几年，年年如此。可问题是，他的稿子质量不行，每次给他退稿，我都有那么一点点不舍，也在心里暗暗期待他下次的稿子能让我眼前一亮，故退稿信上总要多写几句鼓励的话。

　　我俩就这样通过一方信纸神交了十来年，素未谋面，彼此却又十分熟悉，以至于他的简介我都能背下来。他在一家经济类杂志工作，起初是编辑，后来当了编辑部主任，接着没几年又升任副主编，最后当上了主编。这一步步升迁都体现在他的简介里，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也不无遗憾，他的写作水平始终原地踏步。

　　那年春夏之交，老华的投稿还没寄过来，我被派到上海开会。到招待所时已近下午一点，我在招待所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后在周边闲逛了起来，路过一处民宅时，无意中瞥见门牌上写着：××路196 弄2 号。我恍然想起老华供职的杂志社就在××路196 弄38 号。于是突发奇想，何不去看看他呢？给他一个惊喜。

　　随后，我沿着那条路一直向西，走了差不多十分钟，来到那家杂志社楼下。门口有个收废品的黑脸汉子，脚下摆放着一个台秤，台秤旁堆了一些旧报纸和空纸壳箱，看样子已经过完秤了，正和一个年轻姑娘口算价格。这时，从楼里出来一个年轻小伙子，身后拖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麻袋有些沉，小伙子拖得有些吃力，好不容易挪到台秤前，他运了一下气，双手擎着将麻袋提到台秤上。随后，小伙子喘着粗气向黑脸汉子说了一句上海话，我听不懂，大致意思应该是：“这些也一起卖了。”

　　可能是麻袋过重吧，小伙子没拿稳，麻袋直接侧翻在台秤上，口也散了，从里面甩出一沓信封，有几封正好落到我脚边。我俯身随手拾起一封端量了一下，是封投稿，邮戳上的时间是一年前，信封完好无损，没被拆开过。

　　“侬好。”小伙子朝我说道。

　　“你们从不看自然来稿吗？”我问。

　　“侬了嗨组撒？”小伙子有些警觉，也许是意识到了我的外地口音，他迅速转换到普通话模式，“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是来给我们投稿的作者吗？”那个姑娘也在一旁追问。

　　“我是你们华主编的朋友，来看看他。”

　　此言一出，那二位即刻放松警惕，脸上浮现出热情的笑容，告诉我老华此刻就在办公室。

　　进楼后，我踱步到在二楼尽头的主编办公室门前驻足，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迟疑了，本要敲门的手悬停在空中，迟迟落不下去。门是虚掩的，透过缝隙，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伏案写着什么。

　　他就是老华吗？他正在用他的瘦金体写小说吗？想到这儿，我轻叩了两下门。

　　屋里旋即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景累（进来）。”

　　推门进屋后我问：“请问，你是华主编吗？”

　　对方坐直身子，在给予我肯定答复的同时，扶了一下滑落到鼻头上的眼镜，将身体窝进身后的椅背上，一脸狐疑地打量着我。

　　我像个犯人似的站在屋中央，接受他的审视，离他不远处有一个立式电风扇正在呼呼作响。短暂的冷场后，老华改用普通话问道：“你是谁？有事吗？”

　　他的语气有点冷，我原想据实相告，也确信如果告诉他我是王欣荣，他立即会换一副面孔对待我。可我开口说的却是：“我是一个作者，给你们杂志投稿十多年了，一次也没得到回复过。”

　　老华的嘴角浮出一丝轻蔑的冷笑，有一种搞清楚事情缘由后的轻松。他不再看我，将身体从椅背上拉回，复又回到刚才的那种写作状态，边写边轻描淡写地说道：“没办法，来稿太多了，回复不过来。”

　　“可是，十几年得不到一个回复，有些说不过去吧？”

　　“我现在就是给你回复了。”老华的语气有点不耐烦，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了，“就这样吧，好吧！”

　　从我进屋后，他的屁股就没挪窝，我有点恼火。他埋着头又冲我摆了摆手，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该滚蛋了。

　　从上海回来后第一天上班，我就看到了老华寄来的“夏颂安康”，是一个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读到一万字左右的地方我就不读了，这篇的质量一如既往。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我在给老华的退稿信上只写了一个字：退。但又觉得少了点什么，思量了一番后，又加上了四个字：夏颂安康。

小角色，大人物

前面说了三位男作者，接下来留点篇幅给女作者。写作是需要天赋的，有的人一出手就能达到别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有些人的作品看几行字就可以判定不是当作家的料。小白就不是当作家的料，早些年，她是诗人，姑且称她为诗人吧，虽然她的那些分行我从不认为是诗。她老家在我们当地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初中毕业后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当饭店服务员。也算是近水楼台，有事没事就来我们编辑部找编辑请教文学问题，即便是屡屡被退稿被打击，也从不气馁，始终以微笑示人。

　　大多数编辑心软，也不愿意得罪人，说话委婉留有余地，让小白对文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属于狠心的编辑，不希望她做太多无用功，对她打击得最狠。记得有一次，我当众批评她：“你把你的诗连起来读读看，就是一篇拙劣的杂文，这怎么能称得上是诗呢？”

　　小白脸胀得通红，不住地颔首，似有所悟的样子。

　　有时候我们开笔会，小白会不请自到，静静地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托着下巴认真听大家发言。

　　后来小白不知道是听了谁的劝，写起了小小说，文字能力在那里摆着，无论把汉字怎么组合都是一个味儿。我对她的打击更猛烈了，从没给她发过哪怕一篇稿子，编辑部其他编辑也没发过。渐渐地，她就不怎么来编辑部了，再后来这个人就不见了。

　　编辑部独立出来，自负盈亏两年后，每期发行量只剩区区八百多本，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巅峰的时候，我们的发行量每期能达到十万本。不仅如此，失去了财政供养，我们不但稿费发不出来，编辑工资发不出来，到后来连印刷费都拿不出来了。让我们停刊的报告一度摆在市领导的案头，关键时刻，新上任的市委宣传部唐部长一锤定音，把编辑部划给电视台寄养，救我们于危难水火。恰逢老主编退休，电视台领导原本属意把我这个副主编扶正，让内行人领导内行人，我坚辞不就。我这个人就喜欢干点具体的编辑工作，不愿意参与过多的行政事务。当初让我当副主编，已是勉为其难，现如今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勉强自己。领导无奈，只好从台里空降了一个主编下来，万万没想到，此人正是小白。

　　“王老师好，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再次重逢，小白已是主编身份，我的顶头上司，人生际遇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小白也老了，两个鬓角染上了白霜，即使不笑，法令纹也深深地嵌在脸上。她待人仍不失热情，举手投足间，却透露着那份藏不住的志得意满。

　　她是如何从一个饭店服务员逆袭成为电视台中层干部的，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她是通过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打动了领导，那本诗集我后来看过，正是她当年写的那些分行杂文。

　　小白的就职演说慷慨激昂，前半部分感慨她自己是怎样从当年的小角色变成现在的大人物的，后半部分反复强调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刊物重现辉煌。演说整整持续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的我，隐约有一种预感：或许我主动放弃主编职位是个错误。

　　小白改革的第一步是改人，她要求编辑部里所有没出版从业资格的编辑都得走人。对此我表示反对，有证不代表有能力，没证不代表没能力。问题是，小白自己也没有出版从业资格。最终的结果是把我俩的意见折中了一下，留了一年的缓冲期，在这一年里，没证的编辑赶紧考证。

　　小白改革的第二步是改版面，诗歌从原先的二十个版扩充到六十个版，等同于让我们刊物变成一本诗刊。从内心来讲，我是反对的，但为了领导班子的和谐，我保留了意见。寻思着只要她能保证质量，我就支持她。

　　小白终于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核，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文字印在刊物上了。她在上任后写的第一篇“主编的话”里有这样一句话：“曾经，有一位前辈当面痛斥我写的诗歌是拙劣的杂文，我现在要对他说，您OUT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小白身边的任何人，只要想过一把文学瘾，无论写得多烂都可以发表在刊物上，刊物质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小白对编辑部里的两位年轻作家型编辑全面打压，限制他们的业余创作。其中，编辑文文被省里推荐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小白坚决不准假，最终，文文愤而辞职去了鲁迅文学院。

　　而我这个曾经批评过她的副主编，下场可想而知，一点点被边缘化，到后来甚至没什么工作可做了。在工作中，我和小白分歧颇多，她从不当面和我起冲突，或者说人家根本不屑于与我争执。我说我的，她干她的，反正咱管不着，也管不了人家。

　　我在忧心忡忡的同时也无可奈何，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生怕哪天刊物出了什么问题被上头勒令停刊。

　　小白主政半年后的一天，我在家里赋闲，突然接到通知，说之前救我们于水火的宣传部唐部长要携一众领导到编辑部开会。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完了，这本创刊五十多年的老牌文学期刊要毁于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了。

　　走进会场，第一次见到唐部长，发现原来是个女的，看名字还一直以为是男的呢。

　　会议在严肃的气氛中开始，唐部长一上来就宣布对小白免职，我这才发现，小白今天根本没来开会。事后得知，是文文写给市纪委的一封检举信起了作用。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让我意外的是唐部长的一番真情告白。原来，二十多年前，她还在老家的电厂里当工人，得益于在我们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她被调到县文化馆，一路兜兜转转，最后成了可以决定我们刊物命运的人。说起来，我还是那篇散文的责编，这是唐部长后来告诉我的。会议结束后，唐部长专门来到我面前与我握手。

　　“王老师，我要向您道一声迟来的感谢。”

　　“不，是我们该谢谢你。”

　　随后，我俩同时开怀大笑。

　　没正式退休前，我总是不自觉地畅想退休后的各种美好生活。真正退休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对这本刊物是那么不舍。但是，正如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一样，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向前的。今天以前，我是编辑老王。从今天开始，我只是老王。说实话，将上面这些文字写出来我是有些犹豫的，因为难免有人看完会对号入座。在许多情节内容尺度的把握上，我也是思量再三。我尽可能让自己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审视那些过往，力求真实还原一些历史画面。也许个别地方仍然夹杂了些许个人情绪，但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曲直，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