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彬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戏曲学系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驱者，田汉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曹禺曾称赞“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田汉不仅醉心于话剧与戏曲，对诗歌、电影也充满热爱，以饱满的才情在多个领域留下了大量极具艺术成就的作品。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艺术家，其艺术之路与人生经历自然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记文学的逐渐繁荣，戏剧界也掀起了一阵为田汉立传的高潮，例如著名学者董健与田本相分别于1996年与1998年付梓了《田汉传》与《田汉评传》。这两部传记对田汉的曲折人生及其丰富的艺术创作进行了详细书写，为读者深入了解田汉的灵魂，推动田汉学术研究取得新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非凡的历史、学术价值与深厚的思想容量。

　　《田汉传》是董健经过近十年酝酿而诞生的著作，他以雄健的笔力描绘了田汉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深入挖掘了田汉的情感生活、艺术道路、美学思想、性情品格等方方面面。尽管董健曾表示这本传记是个“六不像”——哪种传记类型都不符合，但笔者认为这部近65 万字的煌煌力作既有着“史”的严谨细致，对田汉一生作了全面、完整的历史性呈现；又不乏严谨的学理性，对田汉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深入、准确的评价；同时还洋溢着激昂的文采，以生动的文学的技法重新诠释了田汉的生平事迹与精神风貌。

客观理性的立传视角

田汉是左翼剧联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剧协首任主席、戏曲改进局局长，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在民间，他“田老大”的地位更是无人不知。因此在为田汉立传时，首先要避免受传主的政治光环与艺术地位的影响而生发出仰望视角，陷入一种“避讳原则”中，而将其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符号。董健在面对与田汉相关的既定史实时，采取了客观理性的治史态度，不为尊者讳，无论是对田汉性格的刻画还是对其艺术作品的评价，都牢牢将“真实”作为立传的最高原则。所谓“真实”，董健表示：“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细节的真实，三是灵魂的真实。”因此，《田汉传》非常注重对传主的心灵世界及其变化轨迹的探索，以客观理性的立传视角再现了“田汉”这样一个丰满灵动的生命体。

　　田汉本人就是一位真实、天真，坚信“一诚可以救万恶”的艺术家，也正因如此，在他的艺术生命里时有迷惘与困惑。一方面，田汉一生不擅政治，不懂为官之道，但生来的赤子之心与经世情怀又让其不能不心系民族解放与国家命运，通过创作倾吐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关爱。另一方面，田汉又是一位浪漫感伤、真情澎湃的诗人，学贯中西、兼收并蓄的他对艺术、爱与美有着天生的迷恋和追求。因此，田汉一生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囿于政治思想与艺术表达的漩涡，抑或是面临着“在朝”还是“在野”的选择。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时代需要造成了田汉情感世界的矛盾与创作心境的困惑，这逐渐成为了田汉人生悲剧的根源。董健在零散的史料中捕捉到了这些缠绕着田汉灵魂的层层拷问，再现了这位艺术战士终其一生都无法逃离的二难考验，以及他在左翼之路上的彷徨。

　　田汉的性格直率天真，不会审时度势，因此他常常受到两派夹攻，这也为他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田汉传》直面田汉人生中的重大“问题”，对田汉在政治上的“摇摆”进行了客观辨析。例如，当他要南下去革命的广东任教时，右派的教授们甚至以罢教相要挟反对他的到来，无意卷入党派纷争的田汉分不清“左”“右”两派的阵营，这似乎是一位诗意细腻的文人在以战斗精神为重的革命年代必将经历的成长与考验。1927年5月，看不清局势的田汉为实现自己“银色的梦”前往南京任职“艺术顾问”，此举备受文艺界进步人士谴责。田汉忽视了政治对艺术的支配力，甚至认为艺术能够“救正”政治，这是为官者田汉的悲哀，但也反映了艺术家田汉的纯粹。

　　南京“大演其戏”与“四条汉子”的问题让田汉在60年代被戴上了“反革命”与“叛徒”的锁链，最终失去了生命，甚至在为他平反昭雪之时，人们依旧对此讳莫如深。对于田汉的“污点”问题，董著没有含糊其辞或草草带过，而是在准确把握传主性格的基础上深入传主的精神世界，摆脱“革命腔”，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证，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细节。田汉在南京举行的三次公演都出于他的革命理想与艺术热情，例如他为呼吁团结抗日创作的《械斗》，表达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题，但在那云诡波谲的特殊时期，这声呐喊却落得了两不讨好的下场，更引起了鲁迅的不满。董著指出了田汉在面对政治时的幼稚，同时将这种心理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不仅体现了对当时社会的全面观照，还流露出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田汉的情感生活，尤其是他与林维中、安娥的关系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田汉传》花了不少篇幅描写了田汉与这两位女性相识、相爱的经过，披露了作为一位普通男性的田汉在情感问题上的软弱与退缩。生性浪漫的田汉是渴望爱情的，但他在处理情感问题时的态度却是缺乏理性与决断的，他既心疼含辛茹苦照料家庭的林维中，又舍不得放弃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安娥，优柔寡断的他身陷两个女人的恩怨纠葛中，他的举棋不定更让三人都陷入了莫大的痛苦。董著直言不讳地描绘了田汉复杂的情感世界，笔触深入传主私密的家庭纷争，这样既拉近了读者与传主的距离，也让传主形象变得更加真实、丰满。

悲悯情怀与传奇色彩

田汉的一生苦多于乐、悲多于喜，在为其立传时，董健带着一种悲悯情怀俯瞰了他那充满戏剧性的跌宕人生，力图为读者揭示这位艺术家灵魂的隐痛与人生的悲凉底色。因此《田汉传》扣紧着田汉的悲剧命运，在书写风格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传奇色彩，这样的笔法既彰显了《田汉传》的文学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也让读者对田汉人生之多艰留下了深刻印象。

　　董健十分重视谋篇布局，他在传记序幕“暗暗的死”中提前宣告了田汉的悲惨结局，为全文定下了浓郁的悲情基调。1968年12月10日，田汉96 岁的老母亲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呆望着儿子的房间——寿昌已经被秘密带走两年了，至今杳无音信。然而她却不知道就在这一天，70 岁的田汉在遭受了两年的身心折磨后，以“李伍”之名在绝望与孤独中离世，无人哀悼，无人陪伴，这正暗合了序幕的副标题——“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董著在开篇描绘的凄凉场景对激发读者的同情与好奇心，吸引其进一步了解传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带着一种无法逆转的宿命感，悲剧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随着文字的不断深入，《田汉传》对传主命运的悲剧性与传奇色彩进行了层层渲染。在田汉东渡日本的夜晚，他感受着船舱外的风浪与涛声，昏昏沉沉中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孤身一人穿越沙漠与大海，当他挣扎着奔向前方光亮时，眼前却出现了凶猛的巨兽与呼啸的漩涡……在意气风发的田汉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时，这出违和的噩梦似乎在预示着未来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6年之后，当学成归国的田汉在太平洋上眺望祖国时，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那个极不太平的梦，未来等待着自己的将是光明还是猛兽？田汉感到了莫大的迷茫与孤独。甚至在田汉离世前几天，接受完审讯的他在昏迷中又回忆起了这出梦，可悲的是，此刻的他果真如梦所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出噩梦贯穿了田汉生命的始末，不断奏响着他悲剧的和弦，田汉本人或许并未几度入梦其中，但董著却依托史实展开了合理的艺术想象，让这个反复出现的噩梦衬托田汉心境的变化，暗示了他悲剧的必然性，这种适当的虚构不仅没有削减传记的真实性，反而彰显了该传独特的文学魅力。

　　《田汉传》善于捕捉传主灵魂中的悲剧因子，并将其与一些日常事件结合起来，让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如同预示般，向读者传达出了传主必将面临的噩运——尽管身在其中的田汉毫无察觉。例如青年时代田汉与郭沫若在畅游太宰府时发生过一则小插曲，二人行至山顶模仿歌德、席勒像拍下了一张照片，彼此约定要做中国的歌德与席勒。青年人壮志凌云畅想未来时，董著笔锋一转，联系田汉的生平写道，少于郭沫若的田汉因为不懂政治最终早逝郭十年，正如少于歌德的席勒也早死于歌德一般，无不令人感慨。当田汉创作《复活》《丽人行》《关汉卿》《谢瑶环》等作品时，当他不遗余力推进戏改、为改善艺人生活奔走呼告时，他也全然不知自己正在为未来埋下一颗颗悲剧的种子，但董著运用这种全知叙事视角一遍遍地暗示了读者，充分调动起了读者的悲悯之情，也为作品增添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

　　在《田汉传》的尾声，董健以“复活”作为该章标题，并引用了《圣经·新约》中耶稣的名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作为副标题。尾声记录了在田汉喊冤去世8年后终于平反昭雪，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迟到的追悼会，人们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田汉“复活”了，在戏剧舞台上、在学术研究领域，无不活跃着他的身影。时代沉浮、风云跌宕，田汉一生经历了太多坎坷，但他终将以不朽的艺术才情与人格魅力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从序幕到尾声，田汉从暗死走向了永生，《田汉传》首尾呼应，流淌着浓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更为读者带来了情感的净化与美的感动。

严谨的学术思辨精神

《田汉传》以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分析了田汉的艺术观，对田汉审美旨趣的形成、创作“转向”的发生、艺术与政治的矛盾心理、戏曲改良观等学术问题进行了学理性剖析，对田汉的作品发表了犀利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董著不仅兼具传记的真实性与小说的文学性，更有着严谨的学术思辨精神。

　　田汉在创作上的“转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田汉研究的重点，但一些学者在分析时要么从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出发，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要么浮于表面，未能挖掘转向的深层原因。《田汉传》以宽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了田汉漫长的艺术之旅，从他的个性特点与人生经历出发，总结其创作经验，厘清了转向的内因与外因，并就“田汉味”的消失与复苏、真假“田汉”的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田汉传》通过研究田汉留日期间发表的《诗人与劳动问题》的文章，发掘了田汉浪漫诗情下涌动的红色基因，在这篇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中，田汉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对社会主义的青睐开始显现，这是田汉首次表现出左转倾向。1928年12月，田汉领导南国艺术学院在上海进行了流浪演出后，他兴奋地发文表示，戏剧应该是民众的，工人、农民也能上台演戏；随后他又组织人马赴南京继续演出，但当地的文化气象却让田汉陷入了思考：劳苦大众何来闲心看戏？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那些高蹈的诗意？田汉开始了切实思考戏剧与民众的关系。1929年7月，他在新作《一致》中便与绅士阶级直接开仗了。董著细致入微地爬梳了田汉政治与审美倾向的变化过程，向读者展示了田汉转向前的思想酝酿与情感准备。正因如此，他于1930年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宣告其左转才不会令人感到突兀。

　　关于田汉在创作中时常感到的不可调和的苦闷，董健将之总结为一种艺术与中国历史的“错位”。当中国本土掀起“易卜生热”，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戏剧时，田汉已经在取法更新的现代主义流派了，但这种新潮流短时间内又难以在国内的文化土壤中寻得立足之地，因此田汉那些“颓废”“小资”的作品难免会引来民众的不解甚至是责难，这是属于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历史教训。而田汉在创作早期对王尔德、波德莱尔等人的欣赏，其实带有一种对他们反叛精神的推崇，他希望这种对现实社会的反叛精神能为己所用，因此田汉是反对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唯美派的。

　　正是因为田汉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艺术与政治的矛盾，所以标志着他追求诗意与美的“田汉味”总是时隐时现。1932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思想上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转变，他的创作开始朝着高度政治化靠近。这是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田汉发出革命的怒吼。当然作品在充分满足政治需求的同时，必然会以牺牲一定的艺术性为代价，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田汉味”的缺失，人们似乎也难以苛责。董著还将田汉在五六十年代创作出现的分裂总结为真假两个“田汉”的对立，即当田汉遵循艺术与美的规律时，往往能创作出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如《白蛇传》《关汉卿》《谢瑶环》等，这是“真田汉”的活跃；但当他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时，创作出来的只能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情感直露、表达生硬之作，这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假田汉”。董著对田汉艺术生命矛盾性与复杂性的精准把握，为田汉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田汉传》与《田汉评传》比较

由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合著的《田汉评传》既有着对田汉创作的严谨评述，又注重对田汉生平事迹的生动勾勒，历史脉络清晰、学术见解独到，但在立传风格、章节设置、语言特色等方面，《田汉评传》与《田汉传》却各有千秋，各具所长。

　　董健的《田汉传》更侧重对田汉政治生活、情感生活、艺术生活的全方位书写，在史料钩沉与整理方面颇下了一番苦心，将田汉的人生经历与宏大的社会历史相结合，从中穿插着对其文艺活动的评价，夹叙夹议、兼顾全面。顾名思义，田本相的《田汉评传》更长于“评”与“议”，偏重对传主戏剧作品、历史地位的深入研究，田著以冷峻的文字就田汉的艺术创作展开了学理性分析，梳理了田汉创作思想的变化，总结了田汉复杂的美学观。在整体结构上，《田汉传》的时间变化与事件发展比较连贯，以详实的文字全景式记录了田汉的一生，传主形象的建构也更加完整；《田汉评传》立传时则多以田汉的戏剧作品与戏剧活动为切入点，虽然彰显了深厚的学术价值，但对田汉人生经历的书写不免有些简略，这种片段化的呈现也不利于读者对传主完整形象的把握。

　　虽然在“传”的书写上还有进一步充实的空间，但《田汉评传》对于“评”的把握是十分深刻的，田著对于田汉艺术风格进行了精准描述，将其总结为“诗化现实主义”，并阐释了这种风格在田汉各时期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田著还对田汉在戏剧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概括，这些切中肯綮的总结凝结着作者对田汉美学思想的深度思考，为田汉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例如田汉在戏曲改革中提出的“新酒也要新瓶装”理论，推崇历史剧时提出的“古为今用”主张，还有他对“题材决定论”的反驳等，这些理论反映出田汉敏锐的艺术天赋，在今天也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再如田汉对“民族化”问题的思考于当下仍具有借鉴意义，40年代田汉曾提出话剧应扩大与姊妹艺术间的交流，相互学习以丰富自己；但当五六十年代国内唯“斯式体系”是举时，他又冷静地提出中国人不应妄自菲薄，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二传在部分章节的划分上，沿袭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模式，即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来书写田汉生平，这样的划分虽然与田汉的创作之旅没有太大背离，但却人为地割裂了田汉艺术观念的自然发展进程，也在不经意间模糊了传主的中心地位。例如《田汉传》在拟定个别标题时，选用了“1937—1945”“1945—1948”作为划分，基本延续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分期。相比之下，《田汉评传》的章节在命名上更加接近作者的生平经历，且蕴含着一种诗意。

结语

田汉以丰富的戏剧活动与优秀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是中国戏剧魂的代表，亦是一位心怀革命理想的民主战士，是左翼文学战壕中的一员大将，田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剧色彩，他曲折的人生经历不仅反映着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也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

　　《田汉传》严格把握了传记文学的命脉——真实性，对田汉复杂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腻描绘，对田汉一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田汉的美学思想、艺术创作作了中肯评价，闪耀着学理性的思辨光芒。另外，《田汉传》对文学性的开掘也十分到位，传记语言生动传神、谋篇布局富有技巧，董健以动人的文字带领读者回顾了田汉的生命历程与艺术之旅，建构出了一个真实、血肉丰满的田汉形象。

　　注释：

　　[1][2]董健著：《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85 页，第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