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 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由一组诗说起

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因病去世。三个月后，《羊城晚报》（1983年6月4日）刊发了文学所老人荒芜先生（1916—1995）的《挽汪蔚林》诗，前有引言：“汪蔚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主任，学识渊博，性情朴厚，不幸因病去世，我们共事将近三十年，一同坐牛棚，下干校，艰苦共尝，良友云亡，深感悲痛，爰草二律，歌以当哭。”其一曰：

　　原期朝夕叙家常，谁料天人各一方。

　　座上谈诗“双右派”，馆中结伴“四人帮”。

　　清晨南亩收棉子，午后西园起菜秧。

　　傍晚偷闲瓜地坐，听君续话孔东塘。

　　据作者自注，“双右派”是指徐懋庸和作者荒芜本人。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鲁迅曾为其作品《打杂集》作序，对他多有肯定，后来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又表现出对他的强烈不满。徐懋庸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四人帮”是诗人自封的，当然是戏称，指文学所的四位老人：陈友琴（1902—1996）、吴晓铃（1914—1995)、汪蔚林和荒芜。孔东塘，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汪蔚林先生曾辑校《孔尚任诗文集》，是孔尚任研究的专家，故有“听君续话孔东塘”之说。

　　该诗其二曰：

　　牛棚得句共推敲，偷送藏书慰寂寥。事到临头装土蒜，时逢佳节啃猪骹。明知歪理非真理，蔑视热嘲与冷嘲。长忆达摩克利剑，愁听邻笛过松郊。

　　作者自注：“装土蒜”，指“文革”中逼供者专讲歪理，他们都只好装蒜。汪蔚林先生说，蒜也有两种，钱锺书（1910—1998）、吴世昌（1908—1986）他们装的是洋蒜，他自己装的是土蒜。钱锺书毕业于牛津大学，吴世昌曾在牛津大学任教，1962年回国。两位都是文学所的研究员，后来一同下“干校”。“时逢佳节”是指每逢年过节，那些被集中起来的“牛鬼蛇神”们不许回家，幸好食堂尚有酱猪蹄出卖。“达摩克利剑”（The Sword of Damocles）用的西方典故。汪蔚林先生老两口住一间小屋，屋顶上有一个破洞，承以纸板一方，以防砖瓦灰尘下坠。作者就把它叫作“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剑”。文学所发布的《汪蔚林同志悼词》中专门提到：“汪蔚林同志一向生活俭朴，艰苦奋斗，他识大体，顾大局，体谅国家和组织的困难。七二年，文学所从干校回京。他长期身居陋室而无怨言。”“陋室”指的就是这间小屋。“松郊”指劲松地区。汪蔚林先生去世前一年，才迁居劲松地区，这里当时还属于北京近郊，故云“松郊”。

　　荒芜，本名李乃仁，安徽蚌埠人，与汪蔚林先生为安徽老乡。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担任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1956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又回到文学研究所做资料员。当时，汪蔚林先生为图书室主任，他俩成为同事。1969年，整个“学部”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罗山“五七干校”。这就是两首诗所写的背景。荒芜先生在中学期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创作了很多诗歌。他还翻译过赛珍珠的小说和惠特曼的诗歌，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下放“干校”时，这些文学家常常“牛棚得句共推敲”。悼念汪蔚林先生的诗歌写好后，荒芜先生曾请俞平伯先生（1900—1990）指正，于是引来了平伯先生的一段评议：

　　旧体诗历千年，敝矣。推陈出新，自是当然，方向正确，不待言。做法不妨各异，古言殊途同归。今日百花齐放，即如用典，圣陶以为密码，比喻极佳。我们是欲不用或少用。我近来作诗，用典极少，尤其避僻典。

　　兄意要用新旧中外之典而多作注，目的同而方法异也。作注，多则妨诗，少则不达，即如此次惠诗有云“长忆达摩克利剑”，虽注明原文，但若不知一发系千钧之义，仍不能知比喻之妙也。同诗末句“松郊”不醒豁，鄙意不妨迳作“愁听邻笛劲松郊”，表词可省，即可省注。

　　这里讨论的是诗歌用典问题，俞平伯先生主张尽量不用典，荒芜先生的诗歌喜用新旧中外之典而多作注。譬如“邻笛”，用的是竹林七贤的“古典”。嵇康被杀后，向秀路过其旧居，听到邻人的笛声，联想到嵇康当年弹琴之事，于是写下《思旧赋》，举目有山河之感。这个典故用的比较贴切，如果不用解释，也无妨。“达摩克利剑”用的是“洋典”，更多的是用“今典”，尽管非常活泼，但不加注释，读者还是不懂。最后一句“愁听邻笛过松郊”中的“松郊”二字，俞平伯先生认为比较生硬，不如径改为“愁听邻笛劲松郊”，准确、显豁，不失典雅。

　　在文章的最后，俞平伯先生又特别加了一段话：“蔚林遽逝，为之惊惋。犹忆东岳一夕，偕兄同过我茅屋，四人今余其半，而故人千古矣。牛棚陈迹可复道哉。”东岳是指东岳镇。1970年，文学所和经济所的“五七干校”就坐落在这里。俞平伯先生的文字，简短意长，不胜今昔之感。查《俞平伯全集》第十册所载1983年6月17日《致俞润民信》：“我有三文寄出：一港《大公报》，二《文汇报》，三广州《羊城晚报》。”这里提到的给《羊城晚报》文章，就是这篇《致荒芜》。从书信看，作者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萧然寒暑，心绪落寞：“自三日发病后，虽无恙，但对于一切均无甚兴味，空空洞洞不想什么。”但汪蔚林先生的去世，还是叫俞平伯先生深感惊惋。

　　在一般人看来，汪蔚林先生的名气不大，但是文学所的老人都很感念他。

图书资料工作的默默耕耘者

在文学所的档案文件里，简单地记述了汪蔚林先生早期的工作经历。

　　汪蔚林(1912—1983)，字履实，原名裕麟，安徽黟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家境贫寒，他长期为衣食生计奔波，大部分时间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1936年，在全国抗日爱国热潮的感召下，在生活书店杜重远同志的支持下，他与几位朋友在安庆开办了求知书店，从事抗日爱国的进步宣传活动。为此，他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曾被捕入狱。1949年4月参加革命后，他在黟县教育科工作，同年8月加入民主同盟，后任黟县中学教导主任、贵池中学教导主任。1951年，他由安徽省民盟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任教员。

　　1952年下半年，马列学院语文教研组组长何其芳（1912—1977）奉中宣部指示，组建成立文学研究所。他首先召集语文组的著名诗人力扬（1908—1964）、教员汪蔚林以及通讯员马世龙（现为文学所离休干部）等协助他做筹备工作。范宁（1916—1997）、汪蔚林负责图书室工作。郑振铎、何其芳对于图书资料建设高度重视。1957年，在郑振铎的提议下，文学所成立了图书资料管理委员会，钱锺书任主任，范宁、吴晓铃、汪蔚林等任委员。当时，图书室和资料室是分开的，图书室负责图书的购买、进书、编目和典藏等事宜。资料室负责采集报刊资料，剪裁分类，装订成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若干种研究论文索引的工具书，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些报刊资料。这些资料类编成册，迄今尚有五六千种，现已做了数字化处理，将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此后一段时间，图书室与资料室分分合合，人员变动很大。只有汪蔚林先生一直在图书资料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不仅如此，1981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创刊，汪蔚林先生还兼管《年鉴》工作,从工作班子的组建、编辑及最后定稿出版,他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背景材料，在我主编的《文学研究所所志》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很多人认为，从事图书资料工作既无名又无利，一天到晚钻到资料堆里，为他人作嫁衣裳，没有成就感。汪蔚林先生却不这样看。1980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全国资料工作科学讨论会上做了题为《范例和启发》的发言，很有针对性。他认为做好资料工作，首先，要认认真真地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要有一种很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不计较自己的名誉，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其次，图书资料工作者必须端正思想，摆正位置，要有为科研服务的意识。

　　据老人们回忆，三十年来，汪蔚林先生在工作中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热心为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方便，解答各种参考咨询问题，因而令人记忆深刻。《王伯祥日记》1955年11月22日有这样一段记载：“余开各书，蔚林云正力求中，一俟收到，随即送来也。”可见，汪蔚林先生通常把科研人员需要的图书亲自送到家中。这样的事例，在文学所的老人中多有传诵。我在《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一文中提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图书馆也提供这样的服务，还是让人羡慕的。

　　在汪蔚林先生看来，这样的服务工作理所当然。何其芳先生明确要求他们做好图书资料工作，必须兼顾科学性、系统性和准确性，尤以准确性最为重要。汪蔚林先生在《范例和启发》中回忆，何其芳先生在撰写《论〈红楼梦〉》这篇长文时，阅读了大量资料，对清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人的著作做了深入研究。在《论红楼梦·序》中，何其芳先生曾写道：“《论〈红楼梦〉》是我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这篇论文长达十万字，何其芳先生经常引用到一些经典著作，有时对俄译本也不轻信，还会找懂德文的同志对译文进行核校。因为有坚实的资料做支撑，何其芳先生所持的论点基本上是站得住的。汪蔚林先生还举例说，何其芳先生有一篇论述农民起义历史背景的文章，说到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有这样一段话：“安寨城西，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两三个婴儿扔在那里。那些婴儿有的哭，有的叫，有喊父母的，有吃粪土的。”这条材料见于一本有关农民起义的资料书，“粪场”原来作“翼场”。何其芳先生觉得“翼场”不好理解，就和汪蔚林先生讨论起来，认为“翼场”如果不是地名，就是有讹误，叫汪蔚林先生协助找一找原始材料。很快，汪蔚林先生就在《陕西通志》卷八十六查到了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改正了“翼场”的错误。这是正面的例子，在《范例和启发》中，汪蔚林先生还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几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红楼梦》的资料集，有一份征求意见的选目,让提意见，他马上想到一篇发表在50年代《大公报》上论《红楼梦》四大家族的文章，论点很新。资料来源注明很清楚，有年、有月、有报纸，按理说查找这些资料应该问题不大，但是50年代的《大公报》有好几个，上海有一个，重庆有一个，汉口有一个，桂林、香港也各有一个，查了数个，都没有这篇文章。如果当初在那条资料上注明是什么地方的《大公报》，问题就会简单得多。可见，收集资料不仅要全，更要准确。资料不准，就会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文学研究所所志》

　　图书资料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样重要。文学所馆藏图书之所以具有今天较为完备的规模和体制，是与汪蔚林先生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从现存文件看，建所之初，文学所图书室藏书主要由北京大学划拨一部分副本，数量不多。现存古籍，多数都是多方采购而来的。1954年，郑振铎先生促成购买了近代重要藏书家张寿镛（1875—1945）的约园藏书，约两千余种。1957年，受所领导委托，钱锺书先生代表文学所拟函向周恩来总理求助，争取到一大批价值极高的善本古籍，其中包括2008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的几部珍稀善本。此外，还有一些捐赠的古籍，如王伯祥（1890—1975）先生赠书，现在业已专架庋藏。

　　

　　《红楼梦稿》抄本

　　作为图书室负责人的汪蔚林先生，他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搜购古旧书籍，走访书肆，深入民间，拜访文人墨客。河北省社科院刘月教授还记得汪蔚林先生曾提及，他去过中国戏曲学校校长萧长华（1878—1967）家看书，还去过北京师范学院教授王古鲁（1901—1958）家买书。文学所图书馆善本书库确实还保存着一部分王古鲁的藏品，主要是戏曲小说善本古籍的摄影复制本，大概是汪蔚林先生从王古鲁家征集来的。1958年，吴晓铃先生介绍了在中国书店看到乾隆时期百廿回《红楼梦稿》抄本，根据抄本上的“兰墅阅过”“兰墅太史手订红楼梦”等字样，当时专家鉴定，确认是程、高在修订《红楼梦》过程中的一个稿本，属杨继振旧藏本。但之后的研究发现该抄本旁改、贴改和补配部分存在诸多版本问题，遂使该抄本的抄写时间和底本问题成为长期争论的焦点，而未有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是目前已知十二个《红楼梦》脂本中非常重要的抄本，极富价值。当初购回时，这部珍贵的孤本已残破不堪，没有目录，经张中兴先生修补装订，那延龄先生增写目录，吕其桐先生做好函套，至今仍完好地被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善本书库珍藏。

　　文学所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古籍，购藏时已有破损，需要经过技术人员的修补才能入藏使用。遗缺的部分，汪蔚林先生还会设法抄配补齐，臻于完璧。例如，弹词宝卷是文学所图书馆的特藏之一。1957年，汪蔚林先生在上海温智书店购得清光绪年间的《荷花宝卷》，同年在杭州和合桥东首文艺斋购得清光绪甲午年间的《绣像韩湘宝卷》。1958年，他又在温州古旧书店购得清光绪三十年“温州府前街墨香簃发行”的《升仙宝卷》等，都是比较珍贵的本子。迄今为止，文学所共收藏了六百多种弹词宝卷，其中不乏珍稀善本，甚至孤本。譬如明万历年间的刻本《破邪显证钥匙宝卷》和康熙年间的抄本《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都曾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沧桑，弥足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

　　

　　文学所图书馆成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51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

　　到1964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已达二十四万册。其中善本书就有近三千种，两万多册，孤本有三十种以上。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汪蔚林和赵桂藩两位先生编辑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1978年，“全国善本书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全国善本书联合书目》（后更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汪蔚林先生代表文学研究所参加了会议，文学所因此成为了《全国善本书联合书目》的合作单位之一。经过四年的时间，《联合书目》编成初稿。在此工作基础上，1993年图书资料室又编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这是对汪蔚林先生和所有为文学所藏书作出贡献的同志们的一份纪念和志谢。

　　

　　宋刻本《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

　　

　　叶梦得：《石林奏议》十五卷（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

　　据统计，文学所图书馆收藏普通古籍一万三千余种，善本古籍四千余种，合计十三万余册。其中以明清诗文集、古典戏曲、古代小说为馆藏的三大支柱。诗文集方面，如陶渊明诗文集就有六十多种（其中善本四十余种），明代诗文集一千多种（其中善本六百多种），清人诗文集三千多种（其中善本五百多种），晚清及民国初年诗文集一千多种。馆藏戏曲小说六百多种，其中孤本三十多种，如《锁海春秋》《五更风》《美人书》《蕉叶帕》《凤凰池》《集咏楼》《闪电窗》等。此外，文学所馆藏中还有大量不被人注意的晚清警世小说、社会小说。五四运动前后及“左联”、抗战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出版物也是文学所图书馆收藏的重要文献。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郭沫若等著名作家的早期印本就多达四百余种，其中善本一百多种。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钱曾藏宋宝祐年刊本）(局部)

　　

　　2.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宋刻元修本）(局部)

　　

　　3.《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元刻本）(局部)

　　

　　4.《庄子内篇》不分卷（明王宠手书抄本）(局部)

　　从版本方面看，宋元版书十四种，如宋刻本《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元延祐间刻本《新笺決科古今源流至论》（宋黄履翁撰），明刊本两千一百多种，其中一百多种为清代禁书，钞本三百余种，稿本一百多种，另有稀见明版家谱数种。2008年3月，文学所图书馆成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51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有6 部馆藏古籍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包括《庄子内篇》不分卷（明王宠手书抄本）、叶梦得《石林奏议》十五卷（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钱曾旧藏的宋宝祐年刊本）、郑樵《通志》二百卷（元大德三山郡庠元明递修本）、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宋刻元修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元刻本）等。这些善本古籍非常珍贵，就是放在国家图书馆，也是一级文物。

　　上述这些图书收藏，均凝聚了汪蔚林先生的心血。可以说，他把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工作上，并以自己的工作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文学所的科研工作。

“听君续话孔东塘”

和文学所那些大家、名家相比，汪蔚林先生没有名牌学校文凭，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光辉的经历，但是他的学问、他的工作、他的成绩得到全所领导、专家、同事的认可。他是熟悉图书工作的专家,学有专长。《王伯祥日记》1965年1月19日有《致吴晓铃书》，作者写道：“《西谛书跋》……汪蔚林先生所签各条皆精确，似可照改，其所提总意见一纸，鄙见亦复从同。”学问渊博的王伯祥先生说汪蔚林先生的意见“各条皆精确”，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汪蔚林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吴敬梓、孔尚任、曹雪芹等都有专门研究，并发表过论文。《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刊发的《红楼书话》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汪蔚林先生原打算在离休之后全力以赴参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的工作。随着他的遽然离去，他本人未能如愿参与这项工作，不无遗憾。可以告慰汪蔚林先生及其他文学所前辈的是，文学所同仁并未放弃理想，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并充分利用了文学所的珍贵藏书，最终完成并出版了这两套卷帙浩繁的丛书。

　　

　　《红楼梦研究集刊》

　　

　　汪蔚林辑校：《孔尚任诗》《孔尚任诗文集》

　　汪蔚林先生的孔尚任诗文研究在当时居于学界前列。1958年10月，汪蔚林先生辑校的《孔尚任诗》被列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第二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又列入文学研究所学术丛书第一辑，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汪蔚林先生修订的《孔尚任诗文集》，增加了散文部分，并补入不少新的资料。在当时，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孔尚任诗文集。

　　当然，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新的资料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也不断地被提出来。刘辉等先生从张潮《友声初集》等书札中就发现了若干孔尚任集未收的佚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我初到清华大学任教时，在图书馆里读过一本清钞《沧浪唫》，卷首有孔尚任序，汪蔚林先生编《孔尚任诗文集》未曾辑入。后来看到徐振贵先生主编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2004年版），也没有收录。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或是未见，或是认为不可靠。《〈沧浪唫〉序》如下：

　　舟来维扬，两寓萧寺。言诗之客，常满于座。所谓旧游者百不一存矣。天宁方犬，鐘版屡更，偶赴主僧之斋，邂逅静庵刘公，知为内府近臣，钦其丰范，遂与久谈，和平温厚，颇露风人之趣。两次过从，渐窥蕴抱。顷于几案间得钞稿一卷，则公南来游吴之作，袖归细读，知公于此道精熟已久。凡登山临水，过都历市，遇其境之士女，交其邦之逸老大夫，莫不抒写赠答，信口披胸，如其景，如其事，如其人，词达理畅，令人玩味吟诵，有无穷之意。古人诗歌，被于乐悬，朱弦?越，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不仿佛近是乎？盖公侍从内廷，常居清穆高华之所，赓歌元音，钧天雅奏，触于耳而会于性，不待习学，较之隐流学士，已高数等，况其心虚气下，每不自信，常就予询四始之源流，究三唐之变迁，偶得于心，即书绅不忘。杜子美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从此引而伸之，更入妙诣，无俟予津津推许，当有自信之名矣。

　　康熙乙未孟夏曲阜弟孔尚任撰于维扬客舍。

　　康熙乙未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孔尚任67 岁。序文“玄”字阙笔。下有朱文、白文印各一方，分别为“孔尚任印”和“东塘”。卷首署：“静庵刘士瑶英石氏著，阙里孔尚任东塘父阅。”序中提到的“萧寺”“天宁寺”等时常见诸孔尚任的笔端。提及萧寺的，如《答何蜀山》：“足下作士不第，作吏不终，落魄扬州萧寺，遇亦穷甚。”《与朱天锦》：“别来移居萧寺，吟诗送老。”《答黄仙裳》：“别来仍居萧寺，以饿腹而陪闲话之宾，空囊而养久居之众。”《答汪柱东》：“萧寺雪夜，共话穷愁。”论及天宁寺，如《与蒋玉渊》：“天宁寺内，僧居也；寺外，丐居也。我两人寓馆，处僧丐之间，其孤寂饥寒相似者，居相似也。”《与黄仙裳》：“仆在天宁寺，忍饥抱病，千愁万苦，皆于两月内包之。”可见这两个地方，给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沧浪唫》收录了好几首作者与孔尚任的唱和之作，如《赠别孔东塘先生》《送孔东塘登舟约于淮阴再会》《送东塘先生归石门》等，多是孔尚任辞别扬淮回到故乡曲阜时，该书作者所写的送别之作。石门，是曲阜附近的名山，孔尚任有《游石门山记》记之，传为佳作。这个抄本除《沧浪唫》外，还有《竹西唫》《鲁游纪事草》等。卷尾分别有“仝里严锡璋僣评”及“康熙庚子中秋后二日夏邑曹裕嗣敬跋”。康熙庚子为康熙五十九年，即公元1720年。其时，孔尚任已去世两年。因此，这两则题跋可以暂且按下不表，还是回到孔尚任的序文上。

　　徐振贵先生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所附《孔尚任年表》，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孔尚任去世，前后七年，完全空白。其实这几年，孔尚任的行迹还是可以推知一二的。《长留集序》说“甲午腊月，薄游江南，舟维袁浦，遇先生为淮、徐观察”，云云。这里交代得很清楚，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腊月，孔尚任泛舟南下，在淮南与刘廷玑等多有交往，并在淮南过冬，直到初春，羁留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两人商议尽搜时贤诗稿，用存真诗。他们先从自选作品开始，分别编成《长留集》和《在园杂志》，孔尚任还为这两部集子各写了一篇序言。《长留集》题下有“孔刘合刻”四字，作者题署：“曲阜孔尚任东塘著，辽海刘廷玑在园选。”《长留集》序言的落款为“康熙乙未仲春曲阜弟孔尚任撰于袁浦之云迹馆”，《在园杂志》序言落款为“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两序都作于康熙乙未春，《在园杂志》序在初春，《长留集》序在仲春。有意思的是，《沧浪唫序》也作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只不过作于孟夏。这三篇序言的写作时间正好可以衔接起来。据此推测，作者编好《长留集》后又有一次南游，或者根本就没有回到家乡，而是从淮南直接到了扬州，并与当地文人唱和。孔尚任有很多作品描写到江淮湖海的风土人情，他甚至说“生平知己，半在维扬”（《答张谐石》）。即便是在六十七、八岁的高龄，依然游走于曲阜、淮南和扬州等地，可谓流连忘返。

　　孔尚任晚年虽罢官在家，仍不时登山临水，访亲拜友。对他来讲，这既是一种慰藉，也是写诗的需要。他在《酣渔诗序》中说：“求友之道多端，惟诗为最近。诗也者，性情之音，唱予和汝，而性情各见。”他在很多诗文中都谈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诗人创作的重要性。这篇《沧浪唫序》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静庵刘公“凡登山临水，过都历市，遇其境之士女，交其邦之逸老大夫，莫不抒写赠答，信口披胸，如其景，如其事，如其人，词达理畅，令人玩味吟诵，有无穷之意”。如果序文可靠，这两条淮南、扬州之行的材料是可以补充到《孔尚任年表》中的。

　　我到文学所工作时，汪蔚林先生已经去世多年，无从求教有关东塘的故事。为了求证这篇序文的真伪，我曾抄录给专家学者，请他们指点迷津，可惜至今也没有得到答复。岁月不居，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的学业没有多少进步，对于孔尚任这篇序文的真伪和价值还是不能甄别论析，只好借此机会，再次过录如上，以就教于专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