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豫生

　　校友郭增麟

　　蒋豫生

　　

　　郭增麟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秘时的留影

　　已故的我国高级外交官郭增麟（1938－2004）先生，是浙江杭州人——早先那一片属杭县，也是我们塘栖中学（初始校名为“杭县中学”）的老校友。1958年秋，我进校念初一时，他已是高三老大哥了。当年，全校师生对他几乎无人不知，我以为原因有二：

　　一是他在全校师生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参加了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那日下午，全校师生在学校礼堂参加纪念大会，校党支部顾文浩书记作报告前，先让大家观看此剧。陶国权老师扮演剧中的父亲——一位逃难中的东北农村老汉，王仲香老师扮演在街头卖艺的女儿，身着工装裤的进步青年由郭增麟同学扮演。那声愤怒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从他嘴里吼出来的。我们头一回观看此剧，男女同学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唏嘘有声，最后群情激昂，台上台下愤怒的口号一片……

　　二是翌年——1959年夏，郭增麟作为学校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届同学中考取清华、中科大的都有，大家偏偏更记得他考取的北外，那令我们一班学弟学妹们羡煞！也给正为学英语头痛的我等一丝希望和一份激励。

　　我初版的散文随笔集《塘栖旧事》出版后，在北京工作的同乡劳国强先生将这本小册子送给了同居京城的老校友郭增麟。书中的《母校演剧》一文中，写了当年的那次观剧，写他在我眼中“高大魁梧”。他看得失声笑了，他的个子才1米65啊！由于当时我只虚岁13，身高尚不足1米30，在我眼中和记忆中，那些高二高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身材个个都是高大的。

　　想不到有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了郭增麟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他一口气读了这本有关家乡和母校的书，令他激动不已，并随即就此书向我直率地提了三点好的地方，又指出了三条不足之处。他告诉我，由于近期身体不适，医生要他立即手术，他是手术前从医院溜出来给我挂的这个电话……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那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留给我的声音！手术后，他就没能再出院，几个月后的2004年8月29日，虚岁67的他就离开了人世。按如今的人均寿命，这也该属英年早逝，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叹息扼腕！

出身石匠家庭

郭增麟祖籍浙江仙居县，祖父郭际编（1875－1920）光绪元年出生，母亲郭陈氏。如今当地的宣传词中说，那里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可在漫长的旧社会，群山环抱的仙居穷苦者居多，其中做石匠的不少。每年中的大部分日子，郭际编是在外地干石匠活。

　　清末，约摸在1904至1905年间，郭际编到了钱塘江边杭州市郊的杭县周浦，在同乡郭阿庚开的石作铺干活。两年后，际编偷偷去城西的留下镇卖了一回“乌烟”，赚了90块大洋，回来买了些石料，租了“公顺木行”老板陈耀伦的房子，在周浦白鸟村外钱塘江岸的盘头边上摆出了自己的石作铺。

　　民国三年（1914年），郭增麟的父亲郭昌树虚岁15，接到父亲来信，要他去自己的铺子帮助做饭，料理家务，并学做石匠活。昌树离开仙居老家，走出大山，在金华坐火车到杭州，找到白鸟村，隔年母亲也来到这里。昌树22岁那年，46岁的父亲生病去世。

　　

　　郭增麟每年都要回家乡探望母亲，图为他和母亲、嫂嫂在屋前的合影／春节期间，郭增麟给家乡父兄敬酒

　　在郭昌树的几十年石匠生涯中，为种江中沙上的田吃过官司、军阀混战时给“北佬”当过挑夫、日寇来时逃过难，并被抓去修过炮台……吃煞苦头。直到1949年5月迎来解放，才翻了身。他干过许多石匠活，杭州城解放街上的解放桥、去灵隐寺路上的洪春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墓等等，他都参加过修建。

　　早些年昌树买下了几亩沙头田，并有一个石作铺，土改时又分给了中沙的半号田，政府还分给他家居住的那块地基。从此可以稳稳当当住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了，全家人像是得着了宝贝，那是他们这样的外来户盼了两代三代人盼了几十年的东西！

　　郭昌树育有三子二女，增麟是小儿子。1963年春节期间，时已六旬的郭昌树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全家人详细讲述了自己为生活奔波50年的经历，增麟作了记录整理。那长长30页充满坎坷充满艰辛的文字，成为郭家的家史。

求学生涯

郭增麟1938年2月出生，小时候经历过国土沦丧、战乱和动荡。当时村里没有学校，只是雇了位先生来教书，有20多个年龄相仿的同学，1956年那里才改为小学。1953年增麟去同属杭县的三墩中学念初中，1956年被保送进刚刚新建在塘栖镇的杭县中学——两年后改名塘栖中学念高中。

　　郭家祖辈一直是干石匠活“靠做做吃吃的”，父亲昌树觉得书读多了无用，加上全家吃口重了，经济紧张，便不让小儿子再去上学。增麟急了，赶到已在袁浦供销社工作的大哥恒荣处，大哭一场。于是大哥给了20元钱让他去塘栖，此后每月给予资助，让弟弟完成了高中学业。

　　兴许是天性使然，抑或上代遗传，增麟从小胆子蛮大，个性颇像父亲，在同龄人中属强势、结棍一类。增麟又自小聪明，脑子好使，读书并不十分上心。大哥说他一个星期中只要有两天用心就够了，成绩总在班里前三名。

　　在塘栖中学的高中三年，增麟积极上进，生活俭朴，成绩不错。作为班上的团支书，对学校布置的各项政治活动以及学习、劳动等，处处积极带头。郭的英语学得很不错，因此还兼任班里的英语课代表。英语水平很高精通几国语言的娄文龙老师，因为自己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当过哪里的“翻译官”，新社会中处处谨小慎微，很想用提高教学质量来证明自己，将功补过，对学生极为重视，不仅让郭辅导英语学得较差的同学，甚至还请他代出考卷（生怕考卷出难了不行，出浅了也不行。后来，娄被清理去东明山林场劳动，又进临平中学教书，“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跳了楼）……1959年夏高中毕业时，郭增麟顺利考上中国的外语第一学府——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波兰语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培养翻译人才）。这让他激动得彻夜难眠。

　　不过，那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高校内极“左”气氛甚浓。为防止被批“走白专道路”，增麟常饿着肚子，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学习波兰语——在外语书上覆盖一本政治书籍，有人来时，佯装学习政治。这与他爽直的脾性不符，很让他感觉窝囊，感到困惑、迷茫与焦虑，有时甚至觉得还不如趁早回家种田去。

　　1961年9月20日，陈毅元帅刚和周恩来总理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回国，来到北外，在学院大操场上为全院师生作报告，整整两个小时，不用讲稿，与学生“谈心”。陈毅元帅明确指出，学生到这里来是来学习外语的，在这上面要花主要精力和时间，要养成用外语讲话的习惯，并严厉批评了那些不良现象与风气……

　　这场报告让郭增麟等同学大有“久旱逢甘露”的感觉，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外语！郭马上报名参加第二外语——英语的学习，一个学期未满，就被提到了高级班，开始学习《雾都孤儿》等一些难度很高的英文原版小说。陈毅元帅的这次报告记录，郭增麟一直保存着。元帅那句做翻译“要快刀切乱麻，不要钝刀子割肉”的教导，时刻萦绕在郭的耳边，鞭策着他此后几十年的整个翻译人生。

“活着干，死了算！”

1964年夏，郭增麟从北外毕业，先去东北吉林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四清”，随后分配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波兰语组工作，从普通的语言文字翻译，走上对外波兰语播音一线，逐渐成为台里波兰语组的中坚力量。他用自己的声音向波兰广大听众宣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传播友情。

　　70年代末，根据工作需要，郭增麟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和波兰问题的研究工作，80年代后期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1997年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任研究员，1998年退休，2004年8月29日因患肠癌去世。

　　中联部过去一直是保密单位，我等外人只大略知道耿飚担任过部长，李一氓、乔石等担任过副部长，其余便一概不知。

　　原来，中联部是党中央下设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党的外交部，始建于红军长征时期，专门负责我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联络工作，改革开放后解密。中央对中联部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同世界上所有政党和组织接触，建立友好关系。我撰写此文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

　　郭增麟进中联部时，正是我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交往对象和原则、工作方针等作重大调整的时期，要从“文革”时的“支左反修”转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为世界和平、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目标服务，工作是大量的繁重的。

　　“活着干，死了算！”是郭增麟的座右铭。这句话现在不大听得到了，在社会上物欲横流的今天，还容易被视作大话套话。可这曾是他们那辈中的不少人奉行的一种工作或者说做人姿态。刻苦学习，起早贪黑，努力工作，默默无闻，为贯彻新时期中共处理与外国党关系的原则殚精竭虑。增麟就是这么一位党的对外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和实践者，他用自己一生的勤奋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他的刻苦好学时时处处都有体现。比如那年为确保绿化植树的成活，北京市从各机关部门抽调一批人每天背水上山，增麟自然积极参加，并且驻地。那些天中，同事们累了一整天，晚上多打牌聊天休息，他却利用这个时间拼命翻书查资料搞翻译，每天都到深夜。有人拉他去打牌，他总说，你们打你们的，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半个月下来，只有他堪称劳动、业务双丰收。

　　增麟的妻子鲁彩玉大姐告诉我，作为翻译，增麟不是随团去国外，就是陪波兰来的代表团去各地，即便在北京，忙了一天还带回一大堆“回家作业”要赶，家里的事甭想指望这位“甩手掌柜”帮上忙……

　　那一二十年中，增麟除了调研、处理事务，更多的时间是做翻译——笔译和口译工作。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有赵紫阳总书记，有乔石委员长，有陈慕华副委员长……同时，为波兰来访的党政代表团当翻译。随国内去波兰出访的团就更多了：有工业、农业、国家科委、经委等代表团，还有水果、化学、电视机等行业的代表团。此外，他还多次担任各种专业谈判和学术报告的翻译。我们都知道，外交中翻译的水平非常重要，除了有关党政方针，那些各行各业的专业代表团，需要翻译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与术语。这就需要翻译事先做不少准备工作，增麟没有其他爱好，只如“拼命三郎”那般，对此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力与心血。

　　我等普通人总以为，他们这样西装革履，经常飞来飞去出国出差，出入高档宾馆，少不了招待宴会，真美得很呢！可偏偏增麟因为偏食，每次出国都成苦差。由于他吃不惯西餐，每天在承担繁重的翻译任务，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的同时，却都是饿着或者半饿着，苦不堪言。

　　退休后，郭增麟仍然闲不住，除了完成发展研究中心布置的任务，正可以好好满足心中那份浓浓的家乡情节。为此，他积极张罗组织在京的家乡老校友，以及老校友们在京的子女，为发展家乡经济牵线搭桥，发挥余热。同时，又完成了30万字《我是中国人》的波兰文书稿……

　　郭增麟做事往往是拼了命的，即便是在医院里动了大手术，放疗化疗，人极度虚弱的时候，有个单位从上海找来北京医院，要求其译一篇难度很大的上海翻译公司吃不消的重要文章。他瞒着妻子，硬撑着在病床上精心将其译完。那大概是他最后的一篇译文。

波兰语界翘楚、波兰问题专家和中波友好使者

波兰语是小语种，学习掌握研究的条件难度及受重视程度远不能与英语那样的大语种相比。修了这门语言后的几十年间，郭增麟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电台播音时，在平日口译时，同行们说他的波兰语语音语调水准达到了闭着眼睛难以听出是中国人在说的地步。他随身带着本子，遇上不解之处随时向周围懂行的人，尤其是波兰人虚心求教。为此，他精心收集、编撰了波兰语短语字典，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没有中波文字典的空白，为同行们学习提高波兰语水平提供捷径，让大家受益匪浅。他的口语翻译达到出神入化，做到了翻译中“信、达、雅”的最高境界，其波兰语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受到同行和外国朋友的交口称赞，成为我国波兰语界公认的翘楚。

　　增麟还是公认的波兰问题专家，有关这方面的事，大家都喜欢请教他，并尊称其：郭老。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增麟撰写了无数篇的研究性文章，编著了《波兰独立之路》《情报发自华沙》《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主持编著了《雅鲁泽尔斯基选》（中文版）、《邓小平文选》（波兰文版）等多部书籍，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他和他的同事们的那些研究文章及相关工作，为党中央在处理不同时期的波兰问题时提供了决策依据，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对外交往中，郭增麟结交了一大批波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艺术界的朋友，为促进中波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通过他的解惑释疑，许多人对中国有了客观公正的了解，并成为我们党的朋友。

　　在波兰，提起郭增麟这个名字可能少有人知晓，但提到他的波兰文名字——马莱克，就会有许多许多的人知道。他（她）们熟悉他的声音，常读他写的文章，不少还与他有过交往。就在他去世前几个月的“西博会”期间，已经病了，他还带着波兰歌舞团来杭州演出，还陪着波兰朋友到周浦老家做客……

　　2004年8月郭增麟因病去世后，许多中波朋友都深感痛惜而落泪。波兰众议院议长奥莱克西、参议长帕斯图夏克教授、总理米莱尔、民左联党主席雅尼克、农民党领导人帕夫拉克、劳动联盟党领导人以及波兰家园主席克里姆查克先生等众多波兰党政领导、朋友纷纷在报刊上刊登郭增麟逝世的唁电、唁函和文章，予以纪念，称他为“我们的伟大朋友”、“构筑中波友谊桥梁的使者”。当我驻波使馆将郭去世的消息电话告诉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沙夫先生时，老先生闻之老泪纵横，哽咽着不能说话，手脚冰凉，险些昏厥……

　　那天，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和波兰驻华使馆为中波建交5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早前去医院看望慰问过的波兰驻华大使布尔斯基在报告前，介绍了郭增麟对中波友好的贡献，并提议全体到会的中外人士起立，为其默哀一分钟，场面十分感人……

　　我国波兰语界的人士都在为中波友好工作着，但是能得到波兰朋友，特别是波兰大使在正式场合如此高的评价的人，绝无仅有。波兰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说，郭教授所做的一切和他的成就将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给杭州挑刺

前面说过，郭增麟的个性从小很强，长大后，眼里仍然容不得半点沙子，看见周围不满的不平的事就要说就要提。

　　毛泽东主席历来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早先我们多的是批评甚至斗争，后来批评少了，人们宁肯多作自我批评，可现时连自我批评也少见了罕见了，更多的成了自我标榜与自我吹嘘。郭对此却始终一如既往。

　　前文中提及的塘栖同乡劳国强先生，与他在京城有过多次交往，对此有深刻印象。大凡路见不平，不管份内份外，他都会有“憋不住”的感觉，都爱发表自己的观点，一吐为快，不讲情面，且讲过算过。因此，既欣赏他的爽直，又担心他凡事太上心太认真，容易伤身体。

　　

　　郭增麟发表在杭州《都市快报》上的文章 《给杭州挑刺》

　　郭增麟看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有篇《再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的文章，对文中观点无法苟同，写了洋洋万言的长文，与之商榷与之论理。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不正之风，他一直在报刊撰文提出批评。加上其他内容的文章，妻子为他收集剪贴了厚厚九大本。我读过多篇这样的文章，篇篇言之有理言之谆谆。我甚至还见到他曾因在宿舍父女捉贼，获得见义勇为的奖励证书……

　　我听说过，那年国家“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中措词有误，他听了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与之理论此事，有人认为那是他在“叫板”。

　　我还听说，他对随团出访的国内一些地方代表团成员的作风做派不满，经常会对这些大小官员们不客气地提出批评，甚至“训得很厉害”。对此，有人说他诲人不倦，有人说他好为人师，也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他应该也知晓自己的脾性和别人的看法，但就是初衷不改。

　　若说郭增麟爱提批评意见的脾性，最典型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那次“给杭州挑刺”了——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6月，中央各大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等节目，在个把月中，集中报道杭州。中宣部还专门发文，号召全国学习杭州市。北京市6月18日开通了杭州率先开通的“12345市长电话”……在我们的记忆中，有过“工业学大庆”、有过“农业学大寨”，而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一个城市，还从来不曾有过。

　　正在我们喜滋滋地听着夸奖和赞誉，接受各种桂冠之时，有人给杭州提意见挑刺来了。谁？——郭增麟。这位身居首都的杭州人在为家乡近年间取得的巨大变化备感自豪之时，花几天时间，写下长文，将自己对杭州当时仍然存在的体现城市和市民文明素质的环境、秩序等方面的问题，逐一提出意见和建议，读之，这位家乡人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偏偏那位非常务实的仇保兴市长，将此用粗黑大字《给杭州挑刺》，用头版头条再加一个整版的篇幅，在读者面甚广此地影响最大的《都市快报》上全文刊出。并加上对“这帖使人清醒的良药”的批示，希望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公务员立即行动起来，为创造真正的文明城市出力。

　　随后两天，报上接连刊登市民对此的热议和原市委厉德馨老书记的文章《“挑刺”好，“从谏如流”也好》，对此举大加赞赏……

　　虽然留恋生命留恋人世，但是增麟走得干脆，就连通常的告别仪式也都要求免了，一如他平日爽直的个性。可是大家从心底里怀念他，怀念这位可敬的师长，怀念这位做人的楷模。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