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揭晓，王小帅执导的电影《地久天长》获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该片还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上获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这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获得的颇具分量的国际奖项。影片选取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通过两个家庭近30年的交往历程和一系列遭遇与变故，呈现出对以孝为本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和重构，中华传统文化中通过隐忍、克制、包容、宽恕维持家庭生活及社会秩序的价值指向，公平正义及至诚的价值追求，是改革开放时代浪潮和社会变革中中国人生活和命运的真实写照，并意味深长地揭示出友谊地久天长背后的中华文化动力。
一、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破坏与重构
“孝”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一个伦理概念和范畴。《孝经》开篇“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人们一般把“孝”理解为子女对父母及长辈的尊重、服从、侍奉、供养等。《孝经》中关于孝的阐述显然在内涵上更加深刻，外延上也更为广泛。《孝经》把孝看作一切道德的根本，所有教化的源头，认为孝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中，然后向社会各领域延伸，贯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从天子到庶人都要尽其所能，最大程度尽孝。孝始于家庭、源于家庭，没有家庭，孝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家庭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包括“夫妇和亲子”两种关系的三角形结构的完整家庭。维持、巩固、发展、壮大完整的家庭结构及伦理秩序，是孝得以出、得以行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影片主要讲述了刘耀军、王丽云夫妇及儿子刘星和沈英明、李海燕夫妇及儿子沈浩两个家庭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变故。刘耀军与沈英明都是返城知青，两家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交情甚笃、亲如一家。两家的儿子刘星和沈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亲如兄弟。有一天两人去水库边玩耍，刘星不慎溺水而亡。经历丧子之痛后又遭遇下岗，伤心欲绝的刘耀军和王丽云远走他乡并中断了与沈英明一家的联系。影片从表面上看是围绕孩子展开的两个家庭的交往故事，实际上隐含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以孝为本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和重构。
1. 秩序。影片中，刘星发生意外前，刘耀军夫妇都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一家三口住在拥挤的筒子楼宿舍里，夫妻恩爱、父/母子情深，与沈英明一家及其他同事朋友经常欢聚一堂唱歌跳舞、郊游出行、吃饭喝酒等。影片中，刘耀军给儿子夹几颗花生米然后喝一口白酒都流露出无比的愉悦和享受，工作之外忙于家务的王丽云脸上也时常洋溢着恬淡和喜悦。刘星作为男孩，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发展延续的希望和未来。一家人平淡、简单、安静、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充盈着满足感和幸福感，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夫妻恩爱、父/母慈子孝、朋友和睦，生活处于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和伦理轨道上。
图1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2. 破坏。刘星溺水身亡，王丽云因流产手术发生意外失去再生育能力，儿子角色的缺失破坏了原有的、基本的家庭结构，刘耀军和王丽云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身份也因此被剥夺。孝之所出的家庭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家庭情感、日常生活、朋友交往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刘耀军整天蓬头垢面、愁眉不展，王丽云也终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片中沈茉莉问起王丽云的情况时，刘耀军说：“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等着慢慢变老”。刘耀军与王丽云带着痛楚逃离了伤心之地。
图2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3. 修补。失去儿子后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并不甘心，他们努力忘记伤痛，开始新的生活，尽最大可能尝试对遭到破坏的家庭伦理秩序进行修补。他们收养了一个男孩，用他补充和替代儿子的角色，甚至将其改名为刘星。两人带着养子身处异乡，因生活习惯不同、方言不通，无法融入当地生活，还时常遭到周围人的非议。养子在学校常常受到欺负，因此性格叛逆，最终因打架、偷同学东西被开除，加上刘耀军简单粗暴的打骂教育方式，养子最终离家出走。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非血亲关系成员永远无法真正替代和完成血亲关系的角色。刘耀军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养子出走时和王丽云说：“你想让他给你养老啊？他就是一白眼狼，他跟星星长得再像，他也不是星星。我们的星星已经死了，没了。”显然，他们修补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的尝试起初并不成功。
4. 重构。刘耀军夫妇与沈英明一家和解之后，去给儿子刘星上坟。此时的刘耀军夫妇对沈浩导致刘星溺水一事已经释然，也已原谅沈浩，两人在坟前告慰刘星时，刚好接到沈浩打来的电话说媳妇生了，王丽云问：“男孩儿女孩儿啊？”刘耀军说：“儿子，带把儿的。”随后两人去家里看沈浩的孩子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由衷的喜悦，此时的他们已经原谅了沈浩。沈浩与刘星同年同月同日生，又一直叫他们干爸干妈，所以他们自然也把沈浩的儿子看作自己的干孙子，暂时在想象中用沈浩和孩子替代刘星和自己的孙子，把他们看成自己家庭结构的一部分，把孩子的出生看作自己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的延续，于是在这种想象性替代或替代性想象中完成了一次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的重构。就在两家为新出世的孩子欢聚时，刘耀军接到了养子打来的电话——“老爸，我是星星”“你妈妈在旁边呢”“爸爸妈妈可想你了”——三人的对话标志着养子开始接受自己的家庭角色并回归家庭，这让刘耀军夫妇重新获得了父亲和母亲的身份与角色，至此又完成了一次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的重构。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养子带了女朋友一起回来，这隐喻着家庭结构和伦理秩序重构之后进一步延续的希望。
二、隐忍、克制的电影镜头表达
影片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在十几年时间里经历了儿子溺水身亡、被强制做流产手术发生意外导致失去生育能力、下岗失业、流落他乡等一系列苦难、伤痛和悲惨遭遇，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这些遭遇中被侮辱、被损害。这些悲剧性的遭遇本身充满强烈的戏剧冲突与张力，但影片在镜头运用、演员表演、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隐忍、克制、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影片表现刘星和沈浩在水库边玩耍时，镜头以刘星背影为主体，水库和其他孩子嬉戏的场景作为远距离的背景出现，刘星溺水时也没有过程的展现，只是从远处拍摄刘耀军等人跑到水边打捞然后抱起刘星跑向医院。在医院走廊有这样一组镜头：刘耀军抱着溺水的刘星冲进狭窄的走廊把刘星放在急救用的推车上，一个正在走廊里的护士侧身让开，沈英明等人小跑着推车进急救室，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刘耀军和王丽云，这些人出画后，刚刚让开的护士端着盛放药品的托盘入画，不紧不慢地在走廊里行走，镜头在她身上停留十几秒钟才摇向抢救室外的走廊，广角镜头拍摄走廊尽头远处伤心欲绝的王丽云试图冲进抢救室被众人拉住，刘耀军双手抱头缓缓蹲下最后绝望地坐在地上，走廊两侧一个拄着拐杖的病人和几位医护人员站在墙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溺水、送医、抢救、死亡这一系列情节中很少运用近景、特写等镜头，演员也没有过于夸张和激烈的语言、动作、手势和表情，加上人物一急一缓、一紧一慢的强烈对比和反差，镜头运用上的这种隐忍和克制更加烘托出浓重的悲剧气氛。
除了悲剧情节，影片在喜剧情节的镜头运用上同样表现得十分克制。影片最后，刘耀军和王丽云在沈英明家一起庆祝沈浩儿子满月，大家正在客厅与在国外的沈茉莉进行视频聊天时，刘耀军接到养子的电话，他走到窗户边去接，窗边与客厅隔着纱帘。后来王丽云也一起过来听电话，摄影机在客厅里隔着纱帘拍摄他们的背影，偶尔拍摄他们的正面时，镜头是从窗外隔着玻璃拍摄的，玻璃上有窗外景物的反光成像，看不太清他们两人的表情，但从轮廓上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在微笑。镜头也只呈现刘耀军、王丽云电话的这一边，没有展现电话的另一边。养子带着女朋友回归家庭，两人显然喜不自胜，但并没有欢呼雀跃、喜极而泣等场面，电影就在他们两人和养子通话时模糊的背影中落幕。
笔者认为，影片镜头运用上的这种隐忍和克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庸哲学思想的折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就是主张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要注重把握必要的尺度和界限，恰到好处、不偏不倚，避免过犹不及。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开阔的领域里、更广延的意义上处理人与自身及外在世界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外在世界处于动态的平衡与和谐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的目的是“和”，“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天下、世界、宇宙正常规律和秩序的思考与探索。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庸也被看作一种品格修养和道德境界。中华传统文化提倡中庸思想、中和之道，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并形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道德信条和伦理原则。这些信条和原则深深嵌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形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包容、宽恕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在影片主人公王丽云和刘耀军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作为一位母亲、一个女人，王丽云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遭受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甚至无法想象的痛苦、伤害和打击，但是，面对这一切，她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克制、隐忍、逆来顺受、宽宏大量。王丽云因手术出现意外失去再生育能力，术后醒来的她对守在病床边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耀军，对不起！”她认为，不能再生育是自己的责任和错误，是对丈夫和家庭的失职，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典型的女性自我角色定位和形象确认的结果。她也没有因此怪罪李海燕，而是与其一家一如往常地交往。唯一的儿子刘星溺水身亡，她没有因过度悲伤而歇斯底里地呼天抢地，或找沈浩一家兴师问罪。单位领导、同事、朋友等到家里慰问，躺在床上的王丽云对床边的李海燕轻轻说了一声“我累了”，李海燕出去后，她一个人转身侧卧抽泣。甚至在这种情形下她还在替沈浩着想，对李海燕说：“先别跟孩子说，他要找星星玩，就说到老家外婆那去了。”之后王丽云随丈夫离开北方到了南方海滨城市，她在风吹日晒中从事着自己不熟悉也从未做过的编织渔网工作，终日疲劳忧郁，显得面色憔悴苍老。尽管如此，她还要忍受着养子的桀骜和叛逆，日复一日地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当她发现丈夫出轨时，也没有大吵大闹地斥责或质问，而是举重若轻、若无其事地说：“今天很奇怪，对面渡船上有一个女人，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感觉很面熟，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在想，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是死在这里还是死回老家”，“你说要是再没了你，我还能活下去吗”，“耀军，要是你想离婚的话，我会同意的”。她到寺庙里拜佛寻求精神慰藉，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人，她坚忍、包容、克制，但也有脆弱、嫉妒、暴怒的内在情感特质，当她实在承受不起、坚持不住时，想通过服药告别这一切，幸亏耀军及时发现并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在经历了这一场生死之后，她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
影片中王丽云的丈夫刘耀军正直、善良、果断、刚毅，处事冷静、理智、通情达理、包容大度。李海燕安排王丽云强制进行流产手术时，他试图阻拦并与工作人员推搡，但并没有因情绪失控而大打出手，知道无法挽回局面后他放弃阻拦，狠狠地用头撞了几下墙壁、用拳打了几下墙借此发泄情绪，并没有毁坏物品或伤人伤己，然后迅速追上车，要求跟着一起上医院。手术出现意外后他不停地安慰妻子，也没有因此怪罪李海燕，与其一家还是保持正常往来。儿子刘星溺水后，他没有怒不可遏地去沈家追问真相、讨要说法、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报复，沈英明上门赔罪，他还劝对方：“行了，都是孩子，怪不得谁”，“从今往后，永远不要在浩浩面前提这个事儿”，“你跟海燕都不要去责怪孩子了”，“只要活着，一个字都不要说”，“星星已经不在了，我们要爱护好浩浩”，“孩子现在还小，只要你们不说，他就会淡忘的”。既然失去的已经无可挽回，他不想因此再毁掉另一个孩子，他选择了宽恕和原谅。但从此两家人注定心存芥蒂，他和妻子不想或许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沈英明一家，所以选择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新生活并不顺利，陌生环境让他们无法融入，养子不服管教甚至离家出走，妻子发现丈夫出轨而服药自尽，最终未成。在这一系列遭遇和变故前，刘耀军隐忍、克制又果断、刚毅。面对去意已决的养子，他用养子的本名周永福为其办理了身份证（意味着还其本来身份），并给他一笔钱让他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面对沈茉莉对其生活和情感的介入，他虽一时失控但很快悬崖勒马，没有在错误的情感道路上越走越远。李海燕弥留之际，他和妻子接到电话通知后返回故地，匆匆放下行李便直奔医院。刘耀军和王丽云身上体现和代表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通过隐忍、克制、包容、宽恕来维持家庭生活及社会秩序的价值指向。
三、公平正义及至诚的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追求和伦理准则。《论语·宪问》中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在强调公平正义。《诗经·木瓜》中也有这样的描写：“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汉语词汇如“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人们不愿在物质上、精神上、情感上亏欠别人，一旦有所亏欠便会感到内疚、惭愧、压抑、沮丧，并竭尽全力进行偿还或补偿，然后才能在释然、放下、轻松、心安理得中获得精神安慰和道德救赎。这种价值追求和伦理准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陌生人和熟人，但在熟人特别是至爱亲朋之间体现得更为强烈。
图3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影片中刘耀军夫妇的一系列不幸遭遇（儿子溺水、手术出现意外导致失去生育能力、下岗失业）都与沈英明一家有直接关系，沈家也自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偿还或补偿。刘耀军的儿子刘星溺水后，沈英明提着菜刀去找刘耀军让他砍死自己的儿子沈浩，说“咱们一命抵一命”。后来成了房地产商的沈英明又试图劝刘耀军夫妇回老家定居并答应从自己的楼盘中选一套房送给他们。李海燕对刘星溺水和王丽云失去生育能力的事情一直深感愧疚和自责，整日精神恍惚，以至后来身患绝症，弥留之际对王丽云说：“我们有钱了，不怕，你可以生了。”幼年的沈浩因刘星溺水受到惊吓不敢说出真相，但内心一直备受煎熬，成年后再见到刘耀军夫妇时将内心多年的苦楚和盘托出：“从那天起，我觉得我身体里长了一棵树。我长，它也跟着一起长大，我觉得它要把我撑破了，它要长出我的身体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和你们说出来”。通过坦陈因自己的过失导致刘星溺水的过程，沈浩内心多年的压抑和愧疚终于得以释放和宽慰。沈茉莉的偿还方式最为特别。沈茉莉是沈英明的亲妹妹，与刘耀军很熟悉也很要好，两人一直以兄妹相称。她曾在刘耀军工作的工厂实习，两人接触较多，她在内心逐渐对刘耀军暗生情愫。刘星溺水后她对耀军一家既同情又深感愧疚，她怨恨自己的嫂子李海燕导致王丽云不能再生育。她也想对刘耀军进行补偿或偿还，加上原本对刘耀军暧昧的好感，于是她在出国之前找到刘耀军并与之发生了关系，竟因此怀上了刘耀军的孩子，她甚至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交给耀军夫妇抚养，通过这种方式还他一个儿子。无论是沈英明让刘耀军砍死自己的儿子以实现“一报还一报”，还是沈茉莉要为耀军生一个儿子，甚至是沈英明提出要给耀军夫妇房子，这些偿还或补偿都被刘耀军夫妇拒绝了。但他们看到了沈家为偿还或补偿对自己的愧疚而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于是从情感上宽恕和原谅了沈英明一家并与之重归于好，这本身又构成刘耀军夫妇对沈家所做努力的一次偿还或回报。因此，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偿还或补偿中，两家人逐渐走出不幸遭遇带来的阴影，进而获得精神慰藉和道德救赎。
亲生儿子的溺水使刘耀军夫妇多年难以释怀，加上一直不知道溺水的真相，他们在内心一直觉得愧对儿子。与沈家和解后又了解了真相，他们给儿子上坟告慰逝去的儿子，从而也让自己内心的积郁得以释放。刘耀军和王丽云对收养的孩子尽心尽力抚养，希望他能够填补和替代亲生儿子的角色，但起初并不顺利，养子似乎并不领情也无法融入这个家庭，进而决定出走。刘耀军和王丽云也意识到他们对孩子似乎有些苛刻也不公平，甚至感觉愧对养子。所以当孩子去意已决时，刘耀军和王丽云不再阻拦，并用“周永福”这个本名为他办理了身份证，还给了他一笔钱，临别时对他说：“找一个工作，不要让我们再担心了”，“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把你当星星，你也一直把自己当星星，让我们高兴”，“今天，我们要把你的身份还给你——周永福”。养子周永福用下跪磕头与他们告别，以示对养育之恩的感激。经过一段时间离家之后，周永福决定重返家庭承担起儿子的角色，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收养—冲突—决裂—回归”这一过程中，刘耀军夫妇与养子都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成长与精神的蜕变。这种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公平正义的价值指向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诚明”观念的体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里所说的“诚”指真诚、坦诚、诚恳、忠诚，“明”指开明、洞明、明事理，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又互为因果。由诚至明是先天的本性，因明而诚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且在这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中二者都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最终是为了实现诚的最高境界“至诚”。“公平正义”“至诚”不仅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内在精神品格，更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四、“大团圆”结局下的地久天长
费孝通把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概括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中人们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不同的关系线条或绳索，这些关系线条或绳索相互纠缠和勾连编织成社会关系网络。不同的关系线条和绳索由不同的道德要素和伦理标准来维系。在差序格局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关系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庭亲属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父/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伦理秩序。家庭关系之外的其他交往包括朋友关系都是在家庭关系基础上的扩展，人们在进行这些交往时常常把家庭关系以外的角色与家庭关系内的角色相比照，如关系要好的朋友经常以兄弟姐妹相称，于是有“义结金兰”“桃园结义”，年龄差距较大的人之间互认干亲，甚至交情甚笃的朋友结为儿女亲家，最终将朋友关系发展成具有血亲关系的家庭交往关系。把朋友比照成家庭角色，就是要参照家庭伦理规范处理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因此，朋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交往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维系朋友关系的道德准则也相应地是家庭伦理秩序的延伸和扩展。影片中讲述的就是友谊深厚的两个家庭在交往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苦难和不幸，在一度中断交往后最终重归于好的故事。刘耀军和沈英明是一起上山下乡、患难与共的知青，情同手足，返城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分别结婚生子后两个家庭亲如一家，两家儿子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双方互认对方儿子为干儿子。在为两家孩子庆祝生日时，他们无比幸福地憧憬着，原本想如果两家生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定娃娃亲，现在是两个男孩，“是兄弟，跟咱俩一样”，“上一辈子是兄弟，下一辈子也是兄弟”。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称刘耀军为“耀军哥”，称王丽云为“嫂子”。这是参照和运用家庭伦理规范巩固和延续友谊的典型反映。可偏偏天意弄人，刘耀军一家因遭遇儿子溺水身亡、下岗失业等变故而远走他乡，两家从此中断联系。李海燕因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临终想见刘耀军和王丽云最后一面，沈英明拨通了刘耀军的电话。友谊与情感的牵扯难以割舍，中断联系近20年后两个家庭最终和解并重归于好。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虽然遭致一些批评，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合理性：
图4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方面，无论是个体命运，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要经历困难、坎坷、阻碍和挫折，最终在悲与喜、痛苦与幸福、光明与黑暗的循环往复中实现螺旋式的发展与上升。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历史竟有这样的进程！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两个家庭经历一系列创伤、苦难和不幸之后最终和解并让生活充满希望地继续下去，这符合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另一方面，“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折射和镜像。刘耀军一家选择宽恕和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诚”的精神和美德的外在体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个体在“诚”中实现道德升华，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他人、成就社会。更具有深意的是，影片最后，在刘耀军夫妇、沈英明、张新建、高美玉等人重聚、和解的场景中嵌入了一个重要元素，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出场——沈浩儿子满月，一家人与远在国外的沈茉莉及儿子视频通话，刘耀军养子带女朋友回归家庭——这象征着和解的同时，也寓意着家庭、友谊及伦理秩序的延续。这是“诚”的美德不断积累、升华以致“至诚”的精神追求的表征。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相互纠缠、紧密相连，这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两个重要绳索和链条。通过“至诚”维系家庭、维系友谊，进而维系家庭伦理秩序、维系社会网络，使整个社会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得以恒久、巩固和发展，这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秩序的持之以恒，就是所说的“天长地久”。影片片名为“地久天长”并选用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作为背景音乐，意味着通过两个家庭的和解实现对友谊地久天长的期许。但影片的寓意并不止于此。亲生儿子溺水后沈耀军和王丽云认为“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等着慢慢变老”，而影片结尾处与带着女朋友回家的养子通电话时，沈耀军和王丽云脸上绽放出久违的喜悦和幸福，影片就在两人与养子的通话中落幕。显然，对他们而言，时间重新开始了。影片英文译名《So Long，My Son》表达了剧中他们的心情，那就是对儿子的思念、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因此，“地久天长”的不仅是友谊、更是亲情，以及维系友谊和亲情的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和这背后的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
五、结语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征。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电影的底色与内核。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中华文化精神底色，是打开中国电影通往世界电影艺术殿堂大门的金钥匙。影片《地久天长》在故事选择、情节设定、演员表演、人物塑造、镜头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情境和中华文化底蕴，从而使影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其进军欧洲乃至进军世界的重要内在驱动力。这也是《地久天长》给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带来的重要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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