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桥封闭维修,江苏省美术馆搞了一次大桥记忆史料展。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些普通人在大桥上的留影,尽管黑白老照片已经泛黄,但他们的面容是那样单纯明朗,他们的眼神是那样热切欢喜。此时此刻,无论是苏北人,还是安徽人,无数人顺着这桥走过去,许多人的生活、命运发生改变。
小说讲的是世俗烟火,人心人性,悲欢离合,我也不能免俗。 小说,从本源上说,是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即便像《红楼梦》这样从鸿蒙开辟写起的务虚小说,作者也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否则,他就写不出那种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观园里的日常人情了。若从世情上看,《红楼梦》绝非小说,而是一部伟大的非虚构作品。
但是,仅仅有世俗的烟火气,这样的文学作品是绵软的快餐,是不能超越时代的,一切震撼人心、绵延后世的作品还要上升到哲学和审美的高度,还要飞跃人生的平庸,从而对人类敞开另一个世界。
有两位作家的两句话让我念念不忘。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买下一张永久的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作为一个作家,一生中,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要高许多,因为这是写作者的命定。但是写作的人要坚韧,要坚韧地出生入死,哪怕万念俱灰与踌躇满志周而复始,哪怕明知人生列车永无终点,也要拿起笔写下去,从而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而人为何生而为人。
人生是有限的,再活五百年仅是帝王的呓语,而人之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的精神追求总是想突破这种限制,对过往云烟竭力挽留,对未来世界充满幻想,对人生形态努力延展。这就是文学不会灭亡的原因。
龙应台把作家分成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对真的敬畏,对情的会心,让平庸生活焕发出灼人的光,眩人的美丽,撼人的力,动人的情。
回看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体量巨大,但大多精神单薄。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有小抒情而无大高贵,有小苦难而无大悲悯。“当一种温吞水式的、软弱无力的平庸的文化正在缓慢地产生,这种文化像是一滩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没着一切,威胁着所有的东西”([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 页)。
面对制造“温吞水”的消费社会语境,作家们开始了分化,一部分人拥抱市场,丧失了独立性和创新性,另一部分人沉溺于文学的审美幻象,在想象的游戏中探寻汉语语言的表现力和创造力之可能性,还有一部分人立足于文化的边缘,以微观政治的立场进行意义的抵抗。新的年轻文学力量也在不断地涌现,但是,至少目前,他们还是一群面目不清的挑战者,他们中更多的人还处在文学生产机制成名成家的幻象之中。
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而文学包括小说写作能给我们一点点安慰吗?能给我们一点点美感吗?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向上提升吗?
作家如果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话,如何自救与救人,避免沦落,更或者拒绝沦为当下消费文化的生产者和代言人,精神的自由和文化的选择将决定一切。
米兰·昆德拉说:“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不是因为它已用尽了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之中。”
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片永久的光芒之中,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对于当代中国小说作家而言,它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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