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

　　时代“瘿”变的悲郁诉说
——评杨刚良《大爆临界》

　　■王力

　　“大爆临界”这个题目，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其表层情节走向指在有形无形的权力支配扭曲之下，燃气公司经营管理不善，国有资产流失，终于酿成罢工事件和大爆炸事故；其深层应该指基层劳动者利益受到盘剥，心中压抑的不满蓄积到达不可遏制的状态，爆发成为社会危机；其主题所指，是在嘲讽权力肆意妄为的同时，对于改革这一宏大历史命题的期待、疑惑和无奈；最深层的，当是对于人在历史变局中左冲右突却无能为力的悲悯之情。换言之，企业文化发生了病变，社会道德产生了病变，时代潮流的蓬勃进步掩不住对时代“瘿”变的忧虑，作者对于企业改制的热切关注呈现为悲郁的诉说。

　　这部小说叙述的时代“瘿”变，表现在逐渐蔓延且互相渗透的三个层面：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肆无忌惮地结合，又残酷争斗，官商勾结与官商斗法时明时暗；女性的身体成为商业利益争斗和政治权力运作的筹码，这一点在诸多小说叙事中都可见到，这部小说中的女性甚至以身体主动推波助澜，令人警惕；企业员工大众对于这些损害自己利益或者社会道德的行为长期采取默认的姿态，嘲弄着围观着，构成了权力得以膨胀泛滥、道德被扭曲污染的深厚土壤，也成为闹剧或悲剧的最终受害者。

　　开篇不久，杜惠如就收到了一个礼物，瘿木笔筒，此后“瘿”的意象就如同草蛇灰线似的不时浮现，成为小说叙事的一种整体象征。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设计的叙事效果，杜惠如最初不知道“瘿”的存在，然后知道人瘿是根本的病态而树瘿可以成为艺术品，此后“人瘿”隐形而树瘿成为情节要素。象征从来都是隐在事件或物象之后的，所以才具有浓缩生活的意味，余再成在《求是》杂志上写了个“瘿”字，杜惠如虽然用铅笔擦掉了，但痕迹仍在，这个细节折射出“瘿”的本质是难以根除的病变。这份杂志的性质和这个字的深层所指构成了情境反讽态势。杜惠如从树瘿联想到自己执掌的企业已呈病象，“很别扭”却茫然无以应对，他希望靠企业运作的惯例度过“改制”这一关，就像所有的企业员工都见惯了生瘿的老榆树，因为这老榆树和燃气公司最初的掌舵人刘大勋命运起伏牵连在一起，于是不自觉地把老榆树看作已经逝去的掌舵人，树愈老而瘿愈显，对于树（刘大勋、企业运作惯例）的尊重变成了企业员工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作者显然是要借此提醒读者，对于传统的迷恋和依赖，既造就了员工大众易于顺从的生存心态，更造就了执掌企业权力者因循旧例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企业改革必须治疗的瘿；然而如果改革方案并不合理，甚至参杂了卑劣的企图，旧瘿未能消除而产生令人恐惧的新瘿，人们竟然会去怀念旧瘿时代的。原因荒诞而真实，只要还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其实并不在乎谁来操作政治权力，任何不能带来根本改变的新体制，都难以引起他们真正的关注，一旦他们感觉新的体制使日子过得江河日下，不满、冲突和对抗就难以避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燃气公司的罢工，恰体现了国有资产暗中流失的同时，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存明白地遭遇了危机，段新城的妻子无钱医病，张三算和小猫子去做拉脚的，薛娟被辱后出家，吴晓东因妻子被侮辱伤害铤而走险终而死在监狱，这诸多事件共同蓄势，昭示着不仅“大爆”已经“临界”，而且必然“大爆”。

　　自从改革文学的命名出现，迄今已经三十多年，这类叙事始终绕不开的一个基本情节是权力和利益的争斗，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也是一种权力，但是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政治权力对于商业资本的约束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而毋庸讳言的权力寻租产生的权力资本，以及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的暗中结盟，已经成为改革的焦点。国有资产，顾名思义，属于国家，当然也就应该属于人民，但总是有人以国家或政府或组织的名义，鲸吞张吻，饱其私囊，这已经成为时代之痛。文学书写可以看做一种社会惩戒，却越来越微弱无力，即使屡屡祭起国法党纪的利剑，以法制与体制予以惩戒，仍难使其绝迹。这种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文明就无法祛除的病，于今而烈，原因很简单，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太快，整个社会的主流媒体都在宣扬乃至炫耀拥有巨量资本的人物或群体，对于财富的渴望和追逐已经成为触目皆在的事实。当拥有权力的个体或群体渴望属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公仆”就可能成为硕鼠，监守自盗且美妙其说辞。古希腊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有着两副面孔，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他也是掌管开始与终结的神祗，一只手拿着开门的钥匙，另一只手拿着警卫用的长杖，作为天宫的守门人，每天把天空的大门打开，让阳光普照大地，黄昏时把门关上，黑夜随之降临。“公仆”们本来应该承担雅努斯的职责，作社会道德与人民财富的看门人，不仅要以整个社会的过去为鉴，还要担当社会的未来；不仅要让公正公平的阳光普照，还要合理安排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运转。《大爆临界》中的“公仆”未能如此，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的“过去”所堆积的隐患被一再拖延，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未来”；当员工大众怨声载道时，他们没有使公正公平之光普照，反而使蛰伏的黑暗逐渐蔓延在天空，乃至于暗淡了员工大众的心灵。这些“公仆”拿着天宫的钥匙，将属于公众的权力和财富据为己有，又挥舞政治权力的柄杖守卫着，终结了员工大众的安宁和幸福，以滑稽而真实的方式解构了雅努斯。

　　《大爆临界》中的官员，除了逝去的刘大勋和被调离岗位的陈旭，没有光彩廉洁的形象，小说叙事的这种整体人物布局代表了一种深刻的忧虑，商业资本几乎彻底绑架了政治权力，那些掌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都在为份额不等的股份而忙碌，显形的官场运行俨然成了商业资本的前台表演。在罢工事件处理现场，孙德财情急之下暴露了信息，这个所谓的董事长居然没有多少股份，但是剩下的话被孙市长一声呵斥噎了回去，在众人面前不可一世的孙德财只能“瞅了孙市长一眼，十分委屈的样子，欲言又止”。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他此时的卑微不仅是因为面对政治权力的强大，更是因为自己所占的商业资本股份太小，孙市长对他的呵斥包含了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双重优势。能够赶走华市长，撤除李重阳调走陈旭，能够对杜惠如软硬兼施，能够废除蓝焰与鹏飞集团的合作，转而促成与天厦集团合作，又能够驱遣孙德财到新加坡另建公司或者招之即来，一连串事件后闪烁着“邝书记”和“孙市长”的影子。他们为敛集财富巧妙地驱使政治权力，利用权力优雅地运作商业资本，甚至把资本转移到海外，他们是时代文化瘿变的千面观音。

　　老榆树被砍了，它的瘿被雕刻成为精致的瘿木大缸，这就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循环，瘿变树的生命终结，而病态的瘿却能够转化成为艺术品，当瘿木艺术品呈现在人们眼前时，树的生命就被忘却，人们啧啧称赏瘿木艺术品的行为恰构成对于生命本然价值和意义的一种嘲讽。刘大勋曾经在文革中被打，血染老榆树，殴打他的权世鑫在文革后没有受到惩戒，反而继续在权力游戏中优哉游哉，这岂不也是一种瘿？杜惠如最终接受了老榆树雕出的瘿木大缸，没有了对刘大勋的怀念，没有了对老榆树的敬畏，难道不是一种瘿？孙德财和孙市长家祖坟上的老榆树也生了瘿，他们两个何尝不是这个家族的瘿变产物？小说结尾处，市纪委来人调查杜惠如，而罢工事件和大爆炸事故的源头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个人，这种结局设计究竟是作者的含蓄叙事策略，还是流露了某种无奈？这种以微见著的现实主义笔法，令人想起茅盾的话：“文学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①即使是令人精神振奋的时代，也可能有阴暗的斑影，作者首先要做的是忠实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哪怕像鲁迅那样叙述着阴郁的“老中国”故事，一样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悲悯之意，是“从周围人生中抉取伟大的时代意义的题材”，②《大爆临界》显然不想抛出一团和气的泡沫麻醉读者，所以让那些抱有幻想的企业员工最终罢工，呈现出一幅冷峻而真实的“社会背景的图画”。

　　人性的瘿变不仅表现在以男性为主的权力、资本角逐场，还表现在这一角逐场上女性身体的运作。从《人妖之间》开始，文学叙事开始关注女性身体和政治权力结成阴暗同盟这个主题，女性不再仅仅是权力游戏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她甚至可以成为咄咄逼人的进攻者，而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男性启蒙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价值的认识，然后用这一武器去征服男性。女性作为争斗的筹码或者争斗者也已经成为小说叙事中的必备角色，关于这方面的情节线设计，就像做菜时的花椒茴香一样，增色生香，却也容易令人忽略其存在。对于这方面情节的设计与书写，其实是令相当多作者感到棘手的，毕竟这种人物形象有着太多的现实映像，出现在叙事中已经很难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了，同时因为这类角色是改革案例或者权力争斗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事实元素，不写则无以呈现生活的真实性了，不夸张也不客气地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自己，把女性身体作为权力和利益角逐场的筹码，这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无法讳言的现象，当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瘿变。

　　《大爆临界》也没有忽略这一点，而且显出了独特的思考。女性把身体当作权力游戏的筹码，游刃有余地运作这一筹码，不仅形成了对男性有效的约束，也对女性道德伦理形成挑战，因为这种女性身体的运作不需要情感的润滑，更不以情感为归宿，女性把自己的身体投向一个又一个男性权力的轨道毫无愧怍之意，反而生出优越感，借助男性打败男性和女性，无论她依赖的哪个男性败北，都不影响她无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优势。小说中的梅彩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有意思的是，她极力攀附的男性呈现出道德自制力的逐渐颓落之势。当她诱惑刘大勋时，刘大勋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清醒而机智地一侧身”，抵挡住了诱惑；他的继任者杜惠如没能扛住“梅彩云的进攻”，却还保留了一条底线：“要么脱裤子，要么入党。”他始终没有满足梅彩云“政治上的欲求”。李重阳和孙德财就无需任何顾忌了。身体的表面不再是光滑的皮肤，而是复杂的社会印记。③梅彩云诱惑的这些企业干部，分别对应着建国后企业的性质变化，象征了“资本”那种扭曲权力和道德的黑暗力量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具有席卷一切的气势。客观地说，女性主动将身体与“资本”结盟之后，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对于自我生存权力的合理诉求，却也构成了对于社会道德更为冷峻的拷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薛娟，这个人物象征着作者对于有道德自律却无法善存于险恶社会的女性安排的一条精神出路。她对丈夫没有感情却保持忠诚；她与陈旭有着微妙的情感，最多以拥抱来安慰彼此；她对梅彩云的身体运作一清二楚，而能淡然处之。这个人物，令人想起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篇小说的哀婉感伤，但作者为她设计的结局是出家修行，从整部叙事结构来看，叙述她出家之后的篇幅大约占了其故事的一半，似乎意味着作者在书写鄙陋现实时开了一扇后门，以薛娟遁居空门的宁静安详作为解脱路径。但是，反转过来看，尽管薛娟被辱而出家后达到了自我心灵的平静，侮辱她的那个代表组织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孙德财却没有受到惩戒，依然呼风唤雨，岂不说明这种隐忍逃避终究是无力的？陈旭对薛娟怀着深情，而对梅彩云鄙夷不屑，他在道德自制方面和业务能力以及对企业命运的真诚关心方面，都胜于杜惠如、李重阳，却被撤离岗位，大爆炸发生时“窨井盖子砸在他乘坐的车上”。陈旭和薛娟是这部小说叙事中令读者感到温暖的亮点，却落到如此结局。王铭传和高粱红回乡下新农科技公司工作，没有了对仕途的牵挂和企业改制的压力，王铭传的暗疾居然痊愈了，似乎暗示平静的乡村生活具有某种治愈效果，却在最后被告知他们夫妇的一切都没有脱出孙德财的安排，于是他在回城申诉自己权利的路上彷徨了，对着催促电话只能说“车又坏了”。小说中让高粱红在“有佛缘”上相交，又让王铭传在维权路上滞留，让陈旭遭遇他一直忧心的煤气爆炸横祸，其实就是想告诉读者，根本不存在什么静地，一切都被权力和资本搅动得浑浊不堪。

　　梅彩云和若干男人的周旋反映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下滑，那些传说风流韵事或见风使舵的人们，是鲁迅所痛批过的看客，却仍然在围观，而且是混合了嘲谑与艳羡心理的围观，他们是文明瘿变的推波助澜者。围观绝不会使道德败坏的行径绝迹，反而会因围观形成一种默许人性之恶与道德败坏的社会心态，使这种污浊行径堂而皇之地流行。记者“千把句”为了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报道或者撤销新闻；余再成在上司面前花言巧语，以便在报销时捎带揩油，为了返回油水丰厚的岗位而设计抓嫖，欺诈孙德财，成了企业改制前后的不倒翁；拿了些许好处的员工代表在决定企业和自己命运的大会上作猢狲散，当骗局已定利益受损时哭告无门；路政局的“衙役”或物价局官员为了自家好处而勒索企业，导致煤气公司抢险维修却只能半道而止，终于酿成大祸，这些勒索者却不需要对大爆炸事故承担任何责任。这些人物与时间构成了小说叙事主线的多重背景，寓示着每个被环境播弄的人物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浮沉不已，以嘲谑他人的方式娱乐自己，当然也是麻醉自己，却不省察自己的命运由来与将往，这就烘托了整部叙事的悲悯色彩。

　　企业改制中的种种怪相与乱象，折射出瘿变已然成为一种被广泛默认的社会文化，甚至成为一种行为规则，被艺术化地传播、消费和再生产。张三算已经很久不交党费，却打起党员的招牌谋生，因为T恤上的“我是共产党员”字样，居然拉客生意上佳，他本人却已经迷恋彩票，甚至把自己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这是怎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场景？又揶揄了何等荒唐的现实？小猫子见样学样，T恤上印着“我不是共产党员”，居然生意也见好，这只能是作者有意做成的滑稽了，张三算、小猫子以及那些没有细究他们“共产党员”身份的乘客，构筑了越来越复杂的荒诞景观，逐渐掩蔽污染“共产党员”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内涵。与此对照，企业改制之后，杜惠如虽然还是党委书记，还在公司员工中拥有无人可匹的影响力，却对企业运营及人事安排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小猫子他们的行为大概可以看作杜惠如行为的民间版本吧。相映成趣的，山间算命的“黑礼帽”信口开河，却被人们屡屡奉为“真言”，作为祸福趋避的参照，古老的幽灵又开始游荡在人心深处。幽灵复活缘于当下精神支柱的软弱无力，这不能不说是芜杂并陈的文化瘿变。“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④当病态被默认为正常，这个社会的病象就显出荒诞可笑与庄严沉重并呈的情况，而庄严沉重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

　　劳动者长期忍受不公正待遇，已是常态，却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正因为其只能是“暂安”才折射出“临界”之必然，乃至“大爆”之必然。因此，小说叙事把爆炸设计在结尾，不仅是为了强调从不满情绪的发生到逐渐积蓄而达临界的过程，也是为了凸显出整个社会到达临界之前的严峻情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更像是关于社会危机的寓言，而《大爆临界》警醒读者的价值和力量正在于此。不妨再引一句鲁迅的话：“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⑤

　　注释：

　　① 茅盾：《创作的前途》，《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② 茅盾：《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③ 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④⑤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