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增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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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屈的雄狮

　　■邢增尧

　　海明威的问世，给西方的现当代文学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他以宏大深邃的思想和令人心跳的语言，描绘了整整一代人在血与火、情与爱间心灵幻变的踪迹，其独树一帜的作品所迸发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在世界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

　　英国的欧·贝茨赞海明威“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

　　美国的肯尼迪总统誉海明威“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称“海明威无疑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曾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就总是闪耀在对这个时代的洞察和解剖上，而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只是手中的刀。所以，后人在诵读海明威的著作时，最想知晓的往往是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真相和一代人的精神隐秘。只要这一特定的时代不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海明威的作品就会有铭篆于心的魅力。

　　海明威今年一百一十六岁了，当然，这是按他的诞辰纪年。他并没有活到现在，而是在六十二岁那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人为他婉惜，说享誉文坛的肖伯纳活了九十多岁，一代文豪托尔斯泰活了八十多岁，他的美国老乡，当行出色的马克·吐温也活了七十多岁呀……这话虽是不错，可人生充满变数，有许多事情实非常理所能推定，更何况，是有着不屈的雄狮般性格的海明威呢！诚然，从生命的长度来说，海明威似嫌不足；要是在中国，不过刚进退休门槛罢了。倘若像清乾隆年间举行“千叟宴”，他的年岁充其量只够入座的资格。可就宽度而言，却是非同小可，他二十多岁就成了西方文坛“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的掌门人物，待得被人誉为“有荷马史诗般的宏大气魄”的《老人与海》成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双冠王，就更是文坛上的“大哥大”了。所以，一个人的价值和年岁是不能成正比的，拜伦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普希金比拜伦还要拜伦，巴尔扎克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如今，曾经伴随着他们的一切，都已杂入历史的烟尘里，默默地湮灭了，而历久不衰的，却是他们的思想情感，是他们那种神妙莫测笔补造化的诗文。海明威是深谙个中真谛的，是穷尽全力追求的。故他在功成名就接受媒体专访时就踌躇满志地道出自己在拓展生命宽度时的情感质地和精神纹理：“我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大叫大嚷，可是我超过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又超过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打了两回平局，在第二回合里，还略微占了点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

　　这位美国作家，任性得很，酗酒、调情，小菜一碟；离婚、结婚，就像孩子过家家似的。情感的好恶更如川剧的“变脸”，令人不知所以。二十年代的巴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各地风云人物来这里聚集，海明威也不例外。只是当时他人微言轻，操觚疗饥，举步维艰，愿意发表他作品的报刊寥若晨星，多亏庞德引荐，他才结识了时任《泛大西洋评论》的主编、文学家福特。福特不但竭尽全力举荐他的作品，还让他担任副主编。但就是对这样一位使自己绝处逢生的恩人，只因一次工作上的争执，即翻脸无情，开始对福特谩骂和攻击，且至死未歇。而福特却不离不弃，即使瞧出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一书中将自己和女友描绘成蠢猪样的布拉多克斯夫妇，仍然在为该书所写的一篇令人醒目的序言里，大度地称海明威为为数极少的“无懈可击的英文散文作家”。安德森是海明威遇到的最有才情的作家之一，是他用自己的声望帮助海明威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只是因为有评论家称他是安德森的学生，好胜易妒的他遂恼羞成怒写作了《春潮》一书，嘲讽安德森，表明自己胜过他，出版后还在给安德森的信中声称“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会更严重地伤害你”……感慨莫名的安德森叹息说：“海明威不能容忍其他任何艺术家的思想……他要在这个领域里独占鳌头。”其实，这些还算好的，于麦克阿尔曼来说，和海明威的交往竟成了一场噩梦。他真心实意帮海明威出书，帮海明威解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可海明威却将他从咖啡馆里拉到街上痛打了一顿算作报答，缘由居然是嫌其散布“流言蜚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明威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喜欢我喜欢的人，我不喜欢喜欢我的那些狗杂种。”咳，只要他不喜欢，竟连喜欢他的人都成了“狗杂种”，这是哪门子逻辑？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有点眩晕，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在搅动翻涌。我合上眼，让思绪天马行空，于是想起了贪财无度的巴尔扎克，想起了嗜赌成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了极端傲慢、目空一切的托尔斯泰，还有自称“我具备干一切卑贱勾当的素质”的天才歌德……看来，伟大的人有时也难免有庸俗甚至卑劣的一面，这也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吧！

　　不过，话又得往回说，海明威也有一种令人叹服的任性，那就是拼命三郎般的血性。羁留巴黎时，他租住在噪声刺耳的锯木厂楼上，没有盥洗室，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热水供应，连填饱肚子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但他却依然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写作，仅靠一杯咖啡支撑到中午。他曾在回忆录《流动的宴会》中谈及自己当时的狼狈困境：“在巴黎，只要没吃饱就会感到很饿，因为所有面包铺的橱窗里都放着吊人胃口的精美食物；人们就在人行道上安桌就餐，你既可以看到食物，又能嗅到其香。当你放弃写新闻稿件，写出的作品在美国又无人购买，对家里人解释说你要与某某外出午餐时，最佳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在卢森堡公园彷徨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向妻子描述午餐是如何如何的丰盛。当你25岁、体重正常时，少吃一顿饭便会感到饥饿难忍。然而饥饿又使感觉力敏锐了……”“饥饿是良好的训练，它可以启迪你。”而尤其是冬天，“这儿非常冷。我知道买一大捆细树枝和三小捆用电线捆起来的有半支铅笔长用以点燃树枝的松木片要花多少钱，我还得花钱买一捆半干半湿、截成小段的硬柴生火取暖。我冒雨外出，走到街头，看看房顶上有没有烟囱冒烟，那烟是怎么冒的。没有一缕烟丝。我想这烟囱该多少冷呀……”这种要文不要命的精神融汇成他创作生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感动着我的心，也感化着我的心，它让人憬悟：光华的闪耀不仅来自天赋，而且来自“痛苦”的锻铸，这就使人不由不想到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醒世良言。

　　海明威在人性上固然难比常人完美，心智上也难比常人洒脱，但他在人生长河中留下的曲折而齁骨的印记，直面惨淡，充满传奇的历程却又告诉我们，他对人生本真和终极价值的追求又超越常人，因而，不管你对他的情感怎样评价，只要想想他留给后人丰盈厚实、瑰丽夺目的艺术篇章，想想他对文学对社会作出的创造性创新性的贡献，你就根本不可能无动于衷，你就会从心灵深处觉得，海明威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难怪齐·棱茨在《我的楷模海明威：模特还是挑战》一文中心悦诚服地说：“当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时，我对之佩服得几乎是五体投地的作家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个来自过去却又似在眼前的楷模，屹立在文坛上，值得人们永远景仰。

　　海明威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并非靠领导授意，并非靠拉帮结派，也并非靠两爿嘴唇皮卖狗皮膏药。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拥有活力，仍然成为人们干渴之饮的结果。海明威这尊偶像，经过百年时光的冲刷，愈益熠熠生辉。想来，时光真是文学的试金石。帽子公司制作的高帽，戴在头上固然光彩照人，可一经脱下，那寸草不生的真相还不是让人大跌眼镜。

　　从帽子现象，我不由联想到帽子文学。这兴许是当今文坛的一大奇观。出书自然要炒，不炒不成书；评奖亦是要炒，不炒不评奖。因而，你炒我炒大家炒，成为时尚；美言谀词满天飞，竟成惯例。那铺天盖地的声势比敲锣打场抱拳嚷嚷“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江湖大佬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文学是对人性的探索和释疑，是对社会的交流和对话，故又称人学，文学作品也就有了精神维生素之誉。可如今却被一些人所阉割所肢解。在商品经济的冠冕下，什么理想、品格、道德、良知，往往成了“利益”的牺牲品，戏说取代正说，调侃取代高雅，胡搞取代解读，还有仗偶像面孔博取眼球的。更有甚者，不惜将艺术和真诚踩在脚下，请出孔方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求脸上飞金人前显达。所以，在无法拎清到底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抑或是“真作假时假亦真”的荒诞状态下，还是该相信“众人是圣人”这一谚语，听听读者的见解，不为漫天浮云所蔽，震耳音响所惑，回到原生态，静心诵读海明威和其他大师的经典之作，当可消去一份浮热，收获一份清凉。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西湖醋鱼，唯有一出锅就动筷，味道最为鲜美，待得热气消散，腥味回生，就无胃口可言。唐大才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上桌已有一千多年，如今依然是一盘人见人爱的珍馐；乾隆皇帝一生写诗四万多首，知音读者能有几人？所以，海明威虽然早就离世，但他笔底的杰克·阿施利夫人、亨利小姐、哈里、乔丹、桑地亚哥……经受了岁月的风熏雨润，仍撼玉跳珠般活跃在人们心头。这就像名厨制作的经典美食，一旦入口，回味无穷，凡是杰出的作品自会超时空存在，且经古长新。

　　诚然，就像“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一样，海明威的创作之路固然不乏旖旎风光，可也没有少尝厄运连连处处不顺的滋味。

　　创作伊始，他的作品总是无人问津，自以为不错的《在密执安的日子》也被编辑打入冷宫。幸有作品发表，有的还不给稿酬。《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了，可谴责却纷至沓来，连自己的父母也说“你所写的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你把世界描写得兽欲横流”，要是不能“去挖掘那些欢跃的、催人向上的、乐观而高尚的人文特性”不如死去。美国评论家怀因达姆·刘易斯在1934年6月《美国评论》上发表的题为《哑牛：欧内斯特·海明威研究》中说，海明威小说的主人公是个“驽钝的、冥顽不灵的只会说单音词的呆子”。D.S.萨维奇也肯定这一“哑牛”的评价。纳米·达哥斯蒂诺干脆说海明威“既无天分又无修养，不能创作一部就最深刻的含义上说的介入社会的艺术品”。更有人斥责他的作品“肆意践踏人的价值和人的生活……把杀一个人放在和煮一只蛋或擦一双皮靴同等的现实性水平之上”。

　　那时，海明威真可谓是四面楚歌，真可谓是大洋中的孤岛，父母、朋友、对手都不会理解他，抨击、诟病恍若乌云压城。可他没有退缩，依然处逆境而泰然自若，遭磨难而不改初衷，依然将文学的笔舵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犹如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在绝望的孤独中奋力搏击不绝的涡流一样，执着地航行。“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人稠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受孤独寂寞之苦，但他的作品却往往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非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海明威的心声，使我大脑的荧光屏闪回出徐光耀先生的一幅藏画：在折伏的芦花散苇丛上，一排鸿雁，正鼓翅迎风而进，那雁的颈子，个个拔得又长又直，强挣弩劲之态……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之阻而益显其奔涌；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益显其怒号。”绝地反弹的海明威终以超乎常人的意志挺过来了！不仅挺过来，他还成了光耀美利坚的民族之星。“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话用在海明威身上，是何等地恰切。因而，福特推崇海明威是“当今美国最优秀、最严肃认真、写作技巧最精湛娴熟的作家”，爱德蒙·威尔逊盛赞海明威“有很高的独创精神”。

　　我不知英文版的《海明威全集》整体模样如何，可知晓中文版的《海明威全集》（河南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整整二十四册。站在它的面前，竟让人生发想拥抱的感觉，在书架上排好后，觉得人也精神了许多。海明威一直拒写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也反对传统的史诗式的结构。他书写时惜墨似金，在修改上却不惜工本。《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是他从三十四个题目中选定的，结尾修改了三十九次方歇。而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的《老人与海》，“为了突破前人已经令人满意的限制，他删去了没有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一切事情。不仅在结构上他大刀阔斧，在语言细节上他也要求到秋毫”。成书前还煞费苦心校改达二百多次，结果成了二万七千多字。如果将他屡经修改的作品手稿摞在一起，说“著作等身”绝非溢美之词。

　　在中国文坛，自从曹植创造了“七步成诗”的记录后，有人就很为出口成章落笔成文矜夸。如若是骆宾王，七岁的他一仰脑袋就吟出了《咏鹅》，面对客人，踌躇满志地自夸两句，那倒是实至名归，令人信服。可时下有些文人，根基犹似墙上芦苇，学问仿佛山间竹笋，自我感觉却“舍我其谁”，沾沾自喜那下笔成“文”的“天赋”，究其实质，纵然他搭上了孙悟空的筋斗云，也甭想望骆宾王的项背。当然，要是乘着酒兴，咧开鲶鱼嘴吹口大气，图个开心，也无伤大雅，但煞有介事地在人前正说，高堂阔步地在媒体亮相，视己为同行中的英雄，那就不能不让人来个“阿嚏”了。

　　同这些一经出口，山岩会摇，白鲞会游的牛皮大王相比，海明威兴许要自叹弗如，可事实上，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千锤百炼的作品，不知征服者了多少读者，征服了多少同行。他长眠在鲍尔德山山麓对面的小小墓地，是他留给世人最后也是最朴实的精神财富：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墓碑，碑文简洁到只有他的姓名和生卒日期，没有提及他的遗孀和三个儿子，也没有墓志铭；尤令人寻味的是，这仅有的文字竟雕刻在墓碑的下部，上面的大片空白仿佛在启示后人：当你在历史的明镜前梳洗时，千万不要忘了还原一个真实的“我”，不论是赞赏还是腹诽，无妨尽情言说。

　　海明威是举世瞩目、激动人心的作家，将他的作品翻译给国人的饱学之士不绝似缕，余光中、汤永宽、董衡巽、冯亦代、赵静南、萧耀先、周国珍、海观……这无不表明，酒香不怕巷子深，好东西总是受人青睐的。1954年，瑞典学院对海明威获奖的颁奖词中，更是给这位先行的美国作家以令人动容的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道相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海明威本人也与一般文人迥然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表现了戏剧性的气质和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按照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着，没有一点这个时代的悲观色彩和幻灭感。……因此，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代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忠实地、勇敢地再现时代的艰辛危难的真实面貌的作家。”

　　无须讳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中国，海明威已是名声琅琅，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心中注了册。

　　应该说，我国现在流行的小说，即白话文小说，它的写作手法和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比，大相径庭；而和欧美小说比照，则颇似孪生兄弟。这样说，虽未免夸张，但亦相去不远。我们可以从最早的鲁迅先生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来看，个中除了“含蓄”这一特色蕴有传统小说的印记外，无论是题目或者立旨，都难言继承传统。而日记体的格式、象征性的手法和表面上似无伦次的语言都让人感到深得欧美文学的精髓。应该说，“五四”以来，我国的新文学是在以欧美为首的世界文学的熏陶下发展壮大的。

　　鲁迅先生在谈到文化交流时曾说：“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则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实是一语中的。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学的渊源可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此前，作家们无不从欧美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精神自己的思想和作品。

　　我特别喜欢海明威的著作，最先阅读的是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部绝妙的短篇小说。一万多英尺高的乞力马扎罗雪山的西高峰边，有一只风干的僵死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文章由此开头，从物到人，对主人公哈里因写不出关于战争和生活的作品，去原始纯朴的非洲，接受刚烈洗礼，最终孤独地走向生命的终极，作出冷静的描述，内里却包含悲壮的激情。在非洲草原，哈里要丢下妻子了，痛苦中他上了飞机，“极目所见，他看到，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就是乞力马扎罗山方形的山巅，于是他明白，那就是他要飞去的地方。”联想到在乞力马扎罗雪山西高峰边的豹子，那种为英雄个体寻找圣洁和刚烈的归宿的象征刹时跃上脑际。这虽是一个短篇，然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诸意识流长篇杰作相比，却是毫不逊色。此后，《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非洲的青山》《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无不读而不厌。他作品中别具慧眼的构思，一针见血的描写，富有实感的画面，干净简洁的文体，寓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表现形式所孕成的“不会败坏的风格”是我们可望而难企及的范本。他的创作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就像后来的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锐中国作家所造就的影响一样，是持续深远的。

　　当改革开放的阳光亮彻天地，层层叠叠的云山雾障尽皆消逝，人们发现，这个全新的世界，竟然还有这多令人双眼放光异香扑鼻的奇卉异草。当艾略特、庞德、卡夫卡、奥尼尔、乔伊斯、福克纳、萨特、加缪、萨洛特、西蒙、海勒、马尔克斯等大名似雷灌耳时，“看上去魁伟得像只熊，……头发后面留得很长，已经花白，两鬓完全雪白了；上髭也是白的，留着一部拉拉茬茬的、半吋长的茂密的胡子”的海明威依然像一只不屈的雄狮雄踞在山巅，岿然不动。

　　在中国文学史上，新文学的几十年，曾是雷声隆隆的时期，有多少人一飞冲天，又有多少人叱咤风云，但时至今日，余音绕梁的又有几人呢？我以为，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大凡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就像演员和观众的关系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唯有唱、做、念、打件件皆能的名角方能深印人们的心目中，且历久弥坚。所以，绝大多数作家的声名都是有时效性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你的店，只有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审美价值的作品方能成为常青树。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不知凡几，经冬犹茂的还不是那几部名著！因此，1899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城奥克帕克镇的海明威，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有人读他的书，依然有人怀念他，是多么地难能可贵。1999年7月17日，海明威百年诞辰前四天，美联社发自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电文，就曾以《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岛无处不在》为题报道“海明威节”的盛况：居住在基韦斯特或到这个小岛访问的人们，怀着强烈的情感纪念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在基韦斯特的酒吧、纪念品商店和书店里，迎接客人的都是海明威著名的大胡子，旅游者必去之地是他居住过的西班牙殖民时代建造的一栋两层白色楼房……最受欢迎的纪念活动之一是一次大约一百名长相酷似海明威的人步行约1.5公里，游行到海明威居住过的怀特黑德街。他的作品畅销不衰，一本有作者本人签名的首版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被珍藏在一个保险柜里，索价1500美元。图书馆员安妮·胡佛说：“不管我发现了什么有关海明威的书籍，从《海明威的菜谱》到《海明威的女人》，我都要将它添加到我的收藏里。”……这样的殊荣，说到底，只有像海明威那样极少数拥有天赋、拥有创意、拥有气魄的大家方能获得。

　　海明威这样的大师，实让人“高山仰止”的了！他确是一座山，一座硕大无比的冰山。这座冰山，虽然晶莹剔透，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下的，这就需要人们运用智慧的声纳来探索那庞大基层的奥秘，采撷个中的宝藏，丰富自己的天地。

　　这位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今天还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是因为他那支神来之笔所勾勒的“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所导致的吸引力；是因为他于写作中忘情投入、精卫填海般的执着所导致的感染力；是他洋溢在作品中的那种“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男子汉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气神。他的晚年，旧伤复发，疾病缠身，忧郁的幻觉和固执的妄想使他狂躁不安彻夜难眠，接受了数十次电震治疗，结果思维和记忆受到了毁灭性的损伤。当肯尼迪就任总统，人们请他写份贺辞时，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努力却只写就几个简单的句子——当他知道自己再也难以写作后，依然不肯妥协，不肯屈服，而是在一天清晨，于客厅里吞枪自尽，以宁可毁灭也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形象向世界告别。因此，我不由联想到：1972年离世的川端康成，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同样是获奖后过了几年孤独痛苦的生活，同样“口含”式自杀，只不过将枪筒换成了煤气管，时间上晚了十多年而已。

　　1899年出生，1961年离世的海明威生活的一甲子岁月，在世界现代史上，多的是兵连祸结。海明威的少年时期还算是温暖的，作为外科医生的父亲经常带他外出行医，捕鱼打猎，培养了他日后对钓鱼、拳击、踢球诸运动的痴迷；母亲是位颇有艺术修养的女人，良好的音乐和美术的熏陶开拓了他的视野，助长了他创作的能耐。他说，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中学到写作方法；还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多”。

　　海明威生性不愿沉湎于养尊处优之中，而需要以荡人心魄的感觉来改变一成不变的现状，他似乎从不企望自己的生活波澜不惊，而更爱投身激流，劈波斩涛，让生命之舟在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中奋勇突围。故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白热化，美国政府放弃“中立”，宣布参战时，中学毕业的海明威就立马步入了出生入死的行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又奋不顾身扑入烈腾腾的战火里。血雨腥风赐予了海明威二百多块弹片，也赐予了他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勇敢奖章各一枚。两次世界大战帮助海明威完成了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不同凡俗的经历。海明威如没有那段血与火的经历，就难有那锥心泣血的痛苦，尤难有惊世杰作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积累。故海明威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故他的不少作品既源于生活的真实——“被战争驱逐出生活常规的、饱经沧桑的人们的不幸。”更演绎了内心的真实——以自己的坚忍和智慧，化潜藏在记忆深处的悲痛碎片为激励振奋，从而打造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巨人。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的“后记”中说：“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个中阐述的创作心态和海明威何其相似。至于像《老人与海》这样突破人生表层，切入心灵深处，将生命燃成璀璨火花的杰作，则更启示我们：人活着务须要有信仰，要有永恒的价值追求，惟其如此，方有希望，方有力量，方能战胜万难，展现生命的极致。它使我由衷想到，人类社会之所以战胜邪恶，之所以历万劫而能复，仗的就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罗伯特·珀·威克斯说海明威的成就“不仅在于他以一个诚实的摄影师的权威将此时此地的事物记录下来，他还使我们窥见永恒的普通的真理”。可谓慧眼识珠，一箭中的。

　　毋须讳言，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亦是风云嬗变地覆天翻，中国作家的经历虽没海明威那般传奇，可也相去不远。只是，在创作上，“有高原，缺高峰”，似《老人与海》式的经典力作，尚未横空出世。

　　这样说，可能有失偏颇，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数学家，文学作品也毕竟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只有一条道可走。所以，我们的作家在创作时，还需耐得住青灯长夜的寂寞，耐得住楚人怀玉的孤独；不仅是低头赶路，亦能举头观天，合上时代的节拍，洞明大众的期盼，融入社会的旋律，像海明威那样，用心血去润泽手中的笔，滋生万千触须去多沾“地气”，多染“人气”，去感应人们的心灵谱系，替后之来者存下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明镜，也算是对我们景仰不已的这位大师的一种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