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人的命运常常是自己无法主宰的，不可预知且时刻存在变数，或大起大落，或大喜大悲，或阴差阳错，或匪夷所思，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许多人因此走向宿命论，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邓通就是被吊诡的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汉文帝虔诚信道，一次在梦中上天上不去，后面有人推他上天，醒后认定此人就是邓通。为此，文帝对邓通恩宠有加，数十次以巨万赏赐给他，官封上大夫，并经常在一起嬉戏。一次文帝叫人给邓通相命，相者说邓通会因为贫困饿死。文帝尽管修道，但还是不相信。他认为邓通的富有是自己给予的，为什么会贫困如此。于是文帝将蜀严道的铜山赐给他，并允许他可以自己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富可敌国。但人算不如天算，邓通最后仍然难逃宿命。文帝去世后，太子立为景帝，邓通曾经得罪过太子，景帝没收了邓通所有财产'他果然饿死。

　　命运的吊诡，还表现在出乎意料，令人难以想象。周亚夫还是个小官的时候，许负给他相命说：“三年后封侯，封侯后八年迁丞相，再九年后饿死。”亚夫不信，因为兄已经代袭了他父亲的爵位，即使兄不幸死了，也应该由兄的儿子来代，更何况真的当了丞相，富贵如此怎么会饿死？但命运确实如此，三年后亚夫之兄因罪爵位被剥夺，文帝因感念其父亲平吕氏作乱功劳巨大，经众人推荐，亚夫封侯。八年后吴楚造反，亚夫以军功迁丞相。后因废太子的问题，景帝逐渐疏远他，终因小事入狱，性格刚直倔强的他绝食而死。

　　命运的吊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往往会呈现戏剧性的结果。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不慎溺水，在河里垂死挣扎，幸亏小伙伴库赫博格拼命将他救起。那个侥幸生还的孩童，在一战时作为德国士兵再次面临绝境，英军士兵坦迪随部队攻占德军阵地，发现一个瑟瑟发抖的德军伤员，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开枪射杀，放其一条生路。殊不知，这个死里逃生的伤兵，就是后来的德国法西斯元首、杀人恶魔希特勒，给世界带来空前灾祸，使人类文明蒙羞。坦迪在1940年面对新闻记者时痛心疾首、悔之不迭。有媒体评介这两桩陈年往事称，这可能是两次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仁慈之举，乃至改变了历史进程。

　　当然，吊诡的命运，并不总以悲剧而结束，有时也能带来惊喜。19世纪末的苏格兰，农夫弗莱明在干活时，忽然听到附近泥沼地里有人呼救。原来，泥沼已淹到一个男孩的胸口，弗莱明立刻跳下去，奋力救起了男孩。男孩的父亲要重金感谢弗莱明，被拒绝了。后来，男孩的父亲主动资助弗莱明的儿子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农家少年最后成了英国著名细菌学家，并因发明青霉素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亚历山大·弗莱明。而被他父亲救起的那个男孩名气更大，就是改变二战历史进程的铁腕首相丘吉尔。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1942年，丘吉尔出访非洲，不幸患了肺炎，生命垂危。紧急时刻，弗莱明从英国赶来，用自己发明的青霉素治好了丘吉尔的病。

　　吊诡的命运，虽如脱缰野马，很难控制，无法预料，但还是有基本规律可循，有不少端倪可以预知的。就一般规律来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大多数造孽者和施恩者的必然结果；业精于勤荒于嬉，刻苦努力者多成就突出，吊儿郎当者多一事无成，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勤劳勇敢的民族必然崛起，懒惰萎靡的国家肯定没落，也是合乎起码逻辑的。因而，我们决不能因为有吊诡命运的神出鬼没，而放弃自己的信仰与追求，自强不息的抗争是摆脱命运摆布的最好办法。

　　口才不好很吃亏

　　有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可就是因为口才不好，表达能力有欠，所以吃亏不小，就像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说了半天不知所云，听他说话的人往往比他还急。

　　一代大哲冯友兰，学贯中西，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不过，他的口才却很差，一口浓重的河南南阳口音本就难懂，加之又有些口吃，往往词不达意，他的讲课效果就大打折扣，很是影响他的学术成就的传播。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五百人，第二周锐减至百把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剩四五人听讲，内容没问题，他吃亏是口才上。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本来还应再给他加块招牌：著名教育家，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不咋样，虽然他曾是北大和燕大教授，一提他上课，许多人直摇头，这个头衔也就免了。他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始终操一口不好懂的苏州口音，还略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不知道这是不是规律，凡是笔下十分了得的大家，口才一般都不敢恭维，这也许是上帝的意思，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就给你关闭了另一扇窗户。就说沈从文吧，文学奇才，笔下锦绣文章如滔滔江河，还差一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要听他说话，那可就费劲了。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时，慕名前来的学生很多，竟然让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十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用十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大笑不已。据其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_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些什么。

　　因口才而吃亏的还有王国维，他是国学大师，著作等身，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口才差为他减色不少。一次，他去北京历史学会演讲，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但他开讲不久，人们便纷纷退席，即便勉强留下的，也多在打盹。周作人的口才也在平均水平之下，有地方口音且不说，还反应迟钝，走上讲台常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远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因口才而吃亏的，再扯远一点，有秦时的韩非，汉时的司马相如，国外的尼采等，都各有其吃亏的惨痛教训。

　　学问好口才又好的，梁启超算是一个，胡适、鲁迅、钱穆、徐志摩、闻一多、钱钟书也都可跻身其中。尤其是胡适，其学问远不及王国维、冯友兰，甚至不及周作人，可他得益于善于演讲，口才是一流的，反而在国内外爆得大名，现在流传的胡适的名言，基本上都来自他的演讲而不是著作。凡此种种，就足以说明，一个口才好的人会占多大便宜，反之，一个口才差的人，吃亏则是必然的，即便你是不世出的天才也罢。

　　谬托知己

　　喜欢谬托知己，是国人陋习之-。“谬托知己”，指本与某人不熟或不认识，却对人谎称是自己的知心朋友。当然，被谬托的对象都是名流大家，炫耀与他们的关系能给自己脸上增光。鲁迅就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很辛辣地讽刺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不幸的是，鲁迅去世后，照样有不少谬托知己者吹嘘自己与鲁迅如何如何，关系怎么铁，友谊如何深，不少都发表在报纸上，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让人真假难辨。

　　一般来说，名气越大，影响越广，被谬托知己的概率也就越大。民国时期，胡适红得发紫，名扬中外，许多人都以结识胡适为荣，而那些没机会与胡适结交又虚荣心强的人，就每每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以至于这句话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好在胡适脾气不错，即便听到有人谬托知己，也从不揭穿，只是宽厚一笑，用今天的话来说，胡适成了老少咸宜的“国民朋友”。

　　名扬海内外的潮剧表演艺术家洪妙，在回忆录里记了一则趣事，他因在戏台上男扮女装，惟妙惟肖，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个女性，来信或称他小姐，或称他女士，有的还要他寄赠“芳影”。一次在广州，洪妙参加朋友聚会，各界来客很多。有一位厚脸皮的客人，就谬托知己，大吹他与洪妙如何熟悉，夸洪妙如何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是自己的“女朋友”云云。弄得洪妙哭笑不得，只好悄悄离席而去，他生怕有朋友说破了让那人尴尬。

　　现如今还是如此，但凡有名气很大的人物去世，一定会有大批纪念文章面世，其中固有真情实意的怀念，栩栩如生的回忆，也有不少谬托知己的伪纪念文章。有的只与逝者见过一面，就说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有的从来没与逝者有过交集，但也能把纪念文章写得文采飞扬，好像与逝者有多熟，有八拜之交似的。好在逝者不能开口，就由着他瞎说去了，编得那么热闹，也不怕牛皮吹破。

　　谬托知己之风，在官场上也很流行。常见一些官员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里很亲切地称呼那些比自己高得多的官员的名字，还都把姓去掉，似乎他与高官热络得要命，像亲兄弟一般，无非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熟人面前挣足面子。其实，他可能只是在某个大会上远远地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高官而已，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坑里的萝卜。

　　谬托知己者，大都因自己分量太轻，名望太低，虚荣心又太强，就想借助炫耀与名人的关系来抬高自己，往脸上贴金，拉大旗作虎皮。而那些真正有底蕴、有实力、有格调的人，是绝不会干这种弄虚作假自吹自擂的丑事的。他们即便有资格来谈与名流的知己友谊，也会不愿沾有谬托知己之嫌，或出于自尊自重，反而刻意淡化与那些名流的知己之情，或干脆避而不谈。

　　陈寅恪与鲁迅是很早就认识的朋友，当初二人同去日本，同在一所学校补习日语，住同一宿舍，朝夕相处，感情甚笃。可是当鲁迅声名鹊起后，陈寅恪就与鲁迅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也从不提及与鲁迅交往的旧事，倒是鲁迅在日记里不断地提到陈寅恪。直到晚年，陈寅才言及此事。他说，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坛领袖，人人都以结识鲁迅为荣，谈论着鲁迅的方方面面，真真假假，他怕讲出自己与鲁迅当年的同窗之谊，会被人误认为自己也是“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

　　还有钱钟书，他几乎与所有同时代的文化名人都有交往，知己也不少，但矜持清高的他，却几乎从来不谈论这些人事来往，因为他觉得无聊和掉价。钱君所为，可资鉴戒，人自重者，他人重之。

　　“破门”与“谢本师”

　　近日，一则师生绝交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郝相赫因在微信朋友圈批学术前辈为“庸才”，使得导师孙家洲教授“震怒”，斥之为“狂徒”，发公开信要“断绝师生关系”。（9月22日《北京青年报》）

　　“断绝师生关系”也就是“逐出师门”或日“破门”，这事并不新鲜，古已有之。而且，不仅有老师对学生发难，也有学生炒老师鱿鱼，过去就叫“谢本师”。不论其中是非曲直，结果都是撕破脸，不再来往，无非一个是老师主动，一个是学生主动。

　　“逐出师门”最早的记录是孔子。《史记》载：冉求是孔子的学生，精明能干，但孔子看不惯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对其他学生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意即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这也许是史上最早的断绝师生关系的声明。

　　《世载堂杂忆》记，晚清重臣沈葆桢是孙锵鸣的门生弟子。沈葆桢当了两江总督后，就对老师不大尊重了。有次选拔考试，孙锵鸣主持批阅书院学生的试卷上报总督。但沈总督却不认同老师的评判结果，“不独颠倒其甲乙，且于渠田（孙锵鸣）先生批后，加以长批”，还当着下属的面指责孙的诸多错误。让老师颜面扫地，拂袖而去，从此与沈断绝了师生来往。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思想家和学者，曾师从国学大师俞樾门下学习七年。后来，章太炎的民主主义观增强，反清意识浓厚，渐与老师分道扬镳。1901年春，章太炎到苏州拜望俞樾，俞老师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明确提出了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

　　不过，学生主动与老师断绝关系的事也不少，简称“谢本师”，这个“谢”，是“谢绝”、“辞谢”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跟老师决裂，不再承认自己是某人的门生。“谢本师”更需要勇气，因为按照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之说，师生关系几乎等同父子关系，学生与老师反目，往往会被人视为大逆不道。但仍有学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他们觉得有比师生之情更重要的东西要捍卫。

　　明代张居正父亲去世，按规定他要回家守孝三年，称作“丁忧”，可是他没有遵守这个规矩，据说主要是他的改革刚刚起步，他若一走就无法继续推行了，所以他依然坚持在京中做官。这时，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竞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为此他们官帽没了，还受了杖刑，但也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颇有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味道。

　　当然，也有的“谢本师”是无事生非。1943年4月，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想当教育总署秘书长或者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没有成功，他认为时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从中作梗，十分怨恨。用笔名发表文章《杂新编》，影射周作人是“反动老作家”，应对他作“毫无保留的激烈斗争”。周作人-怒之下发表《破门声明》，将沈逐出门下；沈启无则以诗的形式公开“谢本师”，与周作人—刀两断。师生俩演了一出争风吃醋、狗咬狗的闹剧，成为一时笑谈。

　　“道不同不相为谋”。依我管见，师生之间若无共同语言、共同追求、共同信仰了，分开也不是坏事，硬绑在一起反而都受罪。因而，不论是老师的“逐师门”，还是学生的“谢本师”，都属正常之举，没必要大惊小怪，只是要不要采取那么激烈的形式，发表那么刺激的言论，倒是可以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