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相梅

　　存在与救赎
——评张炜的长篇小说《橡树路》

　　■任相梅

　　《橡树路》是张炜关注年轻人的又一力作，小说通过“白条”、庄周和吕擎三个年轻人与“橡树路”的爱恨纠葛，彰显出人性的复杂，以及存在与救赎的丰富意蕴。“橡树路”这一城市最显赫的核心地带，作为胜利者永恒的徽章，给予这些胜利者后代们更多的是生命个体的绝望心态和生存困境。他们裹挟着重负，踏上不同的救赎之路，以此揭示一些人生真谛，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诠释文化救赎之路。

　　一

　　小说第一层次的救赎是“白条”、庄周和吕擎各自不同的救赎之路。英国作家劳伦斯曾说过：“小说是生命的一本光辉的书籍”，“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①而人的生命存在是由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构成的，三者的和谐才标志着生命的和谐与健全，三者的偏废则预示着生命的残缺与破损，意味着人的非人状态。降生在橡树路的时刻，便宣告了这些年轻人的人性必须服从于早已被位高权重的父辈们预设了的人生轨迹和“贵族”文化的需要，必须为此虚妄的“贵族”之旅，以及孤独与痛苦的人生命运付出代价。对于屹立数百年的橡树路来说，是又一次新的“贵族”延续和文化接种；对他们的生命个体而言，则是极具有偶然性，没有经历战火洗礼、权力更迭的他们从本质上说只是这一龙盘虎踞的“城堡”的旁观者。橡树路所象征的“贵族”身份，把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分离，作为既得权益的接班人，他们的肉体逐渐地被世俗的规则和制度，演变为一个个如同自己的父辈们一样的政治代码和文化符号；其灵魂却开始了精神沦亡的痛苦历程。人性的正常发展被“橡树路”代表的尊贵、权势所阻遏、中断和扭曲，个体存在毫无知觉地被异化为一种文化存在。面对人性的负生长，不甘沉沦的年轻人逐渐意识到了橡树路的虚假和罪恶，并力求挣扎而出，不再作“历史”规范和传承的玩偶，力求做一个用真挚的情感和真实的劳动铸就的正常人。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版图’。”②如果说橡树路象征一种“历史”，一种文化，那么庄周、吕擎、“白条”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逃离，则暗示着这种“历史”规范和文化无疑是不合乎正常人性的。不过，这种“历史”与“文化”正是人存在的“可能的场所”，是一种生存境遇，是一种“存在的版图”。因此小说着力刻画的不同的生存之境以及人在其中左冲右突的挣扎，正凝结为一种痛苦的人生体验。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生绝境和难以言说的人生尴尬，是主人公们丧失自我、成为文化祭品的肇始。小说凝重浑厚的内涵之一，在于设置了三个不同的人物角色，对人的存在与救赎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索。他们的生命在此中，都经历着沦落与救赎、委顿与突围、逃离与回归等存在境界和存在意象，他们都曾面对生活中难以排遣的黑暗和恐惧，都是绝望存在中的存在者。

　　首先是“白条”的沦落与救赎之路。“白条”的悲剧根源于对父亲的彻底失望。从小惧怕、崇拜父亲，对父亲充满信任的“白条”，面对去世后呈现出的更真实的父亲时，那个说了许多谎言，参与制作了许多冤案的父亲，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住在这样的大宅里，就得杀死一些人、一些可怜人吗？”没有人能回答“白条”的锥心之问，也没有人能解答“白条”苦闷到极点的人生之惑。父亲“在他眼里成为一个最虚伪最不磊落的形象”。“父亲”带给他的远不止是失望和沮丧，更有作为子辈的羞愧和汗颜，他自认为“是一个苟活者，一个寄生在大宅里的可怜虫”。

　　为了摆脱父辈遗留的沉重背负，“白条”在知晓了父亲的残忍和暴虐后，开始了难以自已的人生沦落。他试图用醉酒、吸毒、滥交等感官刺激的放纵来麻痹自己，甘愿沉浸在橡树路声色犬马的文化传统中，用惹火与过分的游戏，进行精神的自戕。肉体存在的虚假自由，不仅没有缓解“白条”的罪恶感和绝望感，反而使他倍尝了精神孤独的痛苦和人性沦丧的耻辱。透过他对生存的绝望，我们能理解“白条”焦灼自卑的性格和痛苦不堪的精神状态。“白条”对西部高原的憧憬，是对自己存在角色的一种拒绝，但这种拒绝是无力的，他被绑缚着和橡树路的奢淫文化一同走向毁灭的命运无法改变。淫乱的病毒弥漫在古宅里，最终吞噬了他们，把他们推上了“黑九月”的断头台。“白条”短暂的生命，是极具悲剧和宿命色彩的人生过程。在麻木中沉沦，在沉沦中麻木。“白条”的救赎是一条虚妄的救赎之路，注定是失败的。对他来说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和超越。

　　其次是庄周的逃离之谜和救赎之途。因为出身显赫，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庄周被称为“橡树路上的王子”。一天，“王子”突然不告而别，成为橡树路之谜。谜底解开，环环相扣，为了拯救好友“白条”，也出于内心深处的嫉妒，庄周告发了“白条”的淫靡享乐。不料，父辈们对这些暗中蔓延的腐化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把“白条”们推上了断头台。为了营救“白条”，庄周费劲周折，却被父亲指斥为“纵容包庇一些淫棍、异己分子”，思想深处与流氓集团的人没有什么不同，面对父亲的中伤和误解，庄周悲愤难已；乌头、山颉等小人利用庄周告发好友这一道德污点大做文章，彻底毁掉了至友桤林和妻子对他的信任，以及他人的赏识。没有了希望和理解的庄周，落寞而坚定地选择了出逃，消失在流浪汉的身影间。对他来说，只有走向绝望和贫困，才能走向生命的本真和自由。庄周的上下游荡，四方徘徊，看似是兴之所至，嬉戏不休，实际上却是隐含了一个生命的悲凉无告和绝境的忏悔。以歌当哭，庄周的命运是对存在的一种悲歌。选择在大地上毫无羁绊地流浪，是庄周最终的救赎之路：大地的力量，是他永久的安慰，时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慈爱，最可信地支持了他。如果说在大地上无边的游荡是庄周物化了的救赎之路，那么内心深刻的忏悔，在道德上领悟和突破后的豁然洞开——摒弃嫉妒，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道德感，为了那些崇高的信念可以九死一生，才是对自己的终极救赎。

　　最后是吕擎历尽千辛万苦的磨砺和救赎。吕擎是作为生命个体自我意识的主动觉醒者而出现的，他对父亲吕瓯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是他真正觉醒的标志。吕擎一针见血地指出“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批概念化的人”，因为父亲所有的著作里“没有一点他自己对时政、对社会、对世界、对当下的人——所有这一切的见解！”在罪恶的暴力面前，父亲“只不过是一种被欺骗了的动物”，默然承受着无数次侮辱，而不选择充满自由精神的逃亡。吕擎通过否定冤死的父亲来反思自己，并毅然决然地反抗母亲无形中强加给他的对父亲事业的继承，他发出悲怆的呼喊：“我不愿继承，从形式到内容，什么都不愿继承……我只想重新开始——把身上的重负全部推掉”。正是这种不甘和对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质疑，吕擎主动投入生存炼狱，开启了一次“凤凰涅般渠”般的新生。他奔赴南部山区，走入另一种贫寒却充实的生存境况，希望通过劳动的改造和肉体的磨难，为灵魂和生活注入新鲜活力，他开辟的是一条超越生存虚妄，紧贴泥土的人生救赎方式。

　　在南部山区，吕擎们见识了真正的贫穷，感受了淳朴的善良，好心的看山老人，慷慨的老杆儿，古怪善良的“骚老妈”，单纯可爱的李万吉……也遇见了一些可以引为同类的爱书人，在大山深处暖融融的夜晚里聚会的热烈和感动；经历了真正的磨难——他们做山村教师办识字班教孩子，在宽场使抡锤子采石头，帮山里人推金磨，并费尽口舌劝阻使用污染山谷河流的氰化物；目睹了残忍的邪恶和受欺凌的悲惨——被拐卖进山里做媳妇，一心渴望逃离的赖赛，涌进山里拐卖人口、走私黄金、骗人妻女的坏人，干脆打家劫舍的真正强盗，尤其是钱扣村小茴母女的非人遭遇，以及恶霸三毒腿的淫荡、奸诈和毒辣；遭遇了乡村主政者真正的野蛮和愚昧——企图为冤死的小茴母女打抱不平，却被关押，受尽非人的折磨与污蔑，终被强行驱逐。

　　二

　　小说第二层次的救赎是对橡树路的救赎，确切地说，是对作为一种生存背景的橡树路文化的救赎。在这一层面上作者运用了许多神话、传说，进行亦真亦幻的描写。蔡斯评价麦尔维尔神话时说：“神话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寻找父亲的努力，这个父亲不是宗教中的上帝，而是一种文化理想。这个神话有两个中心主题：堕落与探索，所要探寻的恰恰是在堕落中失去的东西，堕落是麦尔维尔从象征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中获得的一个本能的意象。”③张炜的探寻正是陷入了麦尔维尔共同的困境。他追踪历史的踪迹，追寻祖先的光荣，但追求的目标最终却是祖先的丑陋与罪恶。古旧城堡的群魔乱舞的意象一开始就笼罩了小说的时空，那逃脱的头顶石狮子的老妖更像一个可怖的幽灵无处不在。橡树路是由不同国家的人花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建成的，从外形看它“具备了一部迷人童话的所有元素，比如茵茵草地上的城堡、一片足以藏住许多意想不到的古怪故事的蓊郁”，在现代光秃秃的城区，这是一个奇迹，然而“它的每一株草、每一棵树都是鲜血浇灌的”。因为二百年来，总是一些特别的人物住在橡树路，他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拨赶走了另一拨，其间免不了要流血牺牲，这都是些关于残酷的争夺的腥风血雨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实指意义上的战争与抢夺，也有虚指的与妖魔作战的传说。

　　作为小说精神背景的橡树路文化所代表的绝非只是胜者高扬的姿态和作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首脑的高贵荣耀，它的寓意也绝不仅限于为赢取胜利所拥有的魄力、手腕、意志、勇气和决心，它亦包含着淫靡的享乐、邪恶的私欲、颓唐的虚无、幽长的哀怨等负面性的因素。橡树路巨妖的传说有三层寓意，首先通过巨妖的生吞五毒、戏耍孩童、乱施淫威等种种怪癖的荒淫无耻、作恶多端，来揭示他的凶残暴戾和邪恶狠毒的罪行，这象征着复杂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或是欲望膨胀的堕落，或是难以抑制的卑劣，它们是小说中“白条”和庄周沉沦的人性根源。其次，传说中的英俊王子虽深入魔窟救出了心爱的小仙女，刺杀了老妖，然而顶着石狮子的无头老妖却摇晃而去，潜伏在这里，在半夜里爬出来寻觅生灵。这就预示着那些看似被爱、自由和正义等压抑下去的人性之恶，并未消失，依旧蠢蠢欲动。小说中它一路追杀着庄周，搅得他夜夜不眠。最后有一层寓意是“真正的巨人英雄早就被一个妖怪杀死了，而这个妖怪也就借用了英雄的面貌和事迹隐藏下来，以享用城堡中的一切，被一座城市的民众供养着”。因为“这一百多年来城堡里积累了奇怪的、不为人知的人事传统，这其中既有深不见底的冤仇和恐惧，也有令人费解的忠诚和依恋，有魔窟中特有的怪癖和禁忌”。这就暗示了昔日的城市英雄早已蜕化或演变成今日的暴戾专制的恶魔，而橡树路的特殊地位和民众的奴性心理遮掩了这些隐秘和真实。小说中的父辈们大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梁里、铁来等昔日历史的出走者、反叛者成了今日阻遏青年自由的顽石；吕瓯一族们也正试图用一根无形的锁链把自己的子孙锁在禁锢他们的狭小的囚笼里。正是这些负面性因素幻化为各色鬼魂飘荡在橡树路的大街小巷，腐蚀着年轻人的意志，使他们的生命力和人格日益萎顿、枯竭。

　　真正的救赎在哪里？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却能从小说中找出一些隐含地寄予了作者期待的希望。作者在小说中所礼赞的人物是许艮、林蕖、庄周等富有自由精神的出逃者、流浪汉，吕擎、阳子、余泽等勇于主动出击、敢于在底层打拼的回归者，这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格力量才是救赎橡树路的根本所在。前者的突围、对生命自由的热爱是摆脱拘泥、僵化的世俗成规的前提，“他们都被心头的火焰日夜烧灼烘烤，不得不走向没有尽头的远方，成为广袤的野地上奔走着的自由的灵魂；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迎接各种各样惊讶的眼神，接受各种追击、诅咒和围猎”，对他们而言这绝非是“逃离、自私和无情”，而是切实地“回家”，回归给予身心最大安慰的大地。他们历经磨难后回归的勇气和担当，更是给死气沉沉、百般无味的刻板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正如经历过最基本的生存洗礼的吕擎“突然发现自己要寻找的那一切并非藏在杳渺的苍凉中，也没有隐在深林大漠里，它甚至就在眼前的橡树路”。这才是橡树路真正的救赎所在，摆脱那些浮泛的热情，躁动不安的空虚，虚无的伤感和郁闷，脚踏实地的生活，不把双眼紧盯在橡树路这一方寸之地，把眼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大山里的挣扎和喘息，实现一种“终极关注”。这种终极关注不是由情感所支配的对实现种种欲望的关注，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自我实现，对完成生命向我们提出的任务的终级关注”④。庄周、吕擎们试图从世俗生活的喧嚣嘈杂中抽身而出，感受终极意义和终极勇气，成为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叛逆者，并试图以此警示尘世中日益式微的人性和人心，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

　　三

　　与《橡树路》稍显复杂的故事和主题的状态相一致，小说的叙事风格和结构方式也较之张炜以前的作品呈现出崭新的文体境界。

　　小说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叙述人的设置上，《橡树路》采用了与《你在高原》相一致的第一人称的限知叙事。然而这次小说中的“我”即宁伽却非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作为小说故事现场的目击者和在场者，为故事情节发展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为此，作者设置了“我”的两段爱情——“我”对凹眼姑娘不可自拔的迷恋和理性的抗拒，“我的鼻孔里一会是迷人的糖果味儿，一会儿是浓烈呛人的烟草味儿”，这就为后来通过凹眼姑娘讲述她和“白条”的故事打下了基础；而我与梅子的爱情，历经波折成功地“捉仙女”，有了身居橡树路的岳父母，让“我”有更充足的条件理解作为背景的橡树路文化，以及父辈与子辈在价值、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除此，还设置了“我”与橡树路出身的庄周和吕擎的友谊，能直接性地介入主人公的现实生活，近距离地观察和体会他们的心情与感受，并能详实、可靠地记录他们的言谈举止。总之，“我”作为橡树路的“亲密接触者”，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切身感受，真实地揭露了橡树路的诸多隐秘，可靠地传达了橡树路让人抑郁的压抑氛围；另外“我”作为橡树路的旁观者，更能理性、理智地分析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内心。同时，小说还以第三人称的全知性视角为辅助，叙述“我”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比如吕擎们的南山之行等。

　　其次，《橡树路》中设置了“白条”、庄周和吕擎三个主人公，这种多主人公共同表达同一主题，对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此，作者独具匠心地对三人采取了不同的描写侧重点。同样都是描写作为成长背景的橡树路文化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与父辈的冲突是一条隐含的线索），但因为三人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存遭际，造就了不同的存在角色和文化身份，他们生命挣扎的途径也各不相同。“白条”居住在橡树路最富丽堂皇的古宅里，其父亲的权势最大，给予他的影响也最深，小说侧重描写了父亲形象坍塌后，“白条”痛苦的精神状态；庄周的父亲不比“白条”父亲，但也权高位重，其受父亲的影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橡树路自身所携带的遗留下的罪恶的密码——人性之恶，给予他的打击，小说侧重描写了庄周倍感痛苦，以至于出逃的复杂原因；吕擎居住在橡树路的边缘地带，父亲不再是高官贵爵，而是知识分子，吕擎勇敢地质疑父亲，却陷入虚无和迷茫的困境，小说侧重描写他如何通过艰苦的自救来摆脱困境的过程。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存在与救赎”这一主题表达得完整而有深度。

　　再次，小说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法，包括日记、信件、象征、反讽、悬念、神话传说等。比如“白条”故事的展现，小说完全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庄周之口和凹眼姑娘的信件来描述的。庄周之口是他者的陈述，只不过小说中的这一他者是与“白条”关系比较紧密的旁观者，而凹眼姑娘在信中的描述，则是作为“白条”整个故事的亲历者来讲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白条”自我内心外化的象征，“他想什么我知道。他的心事只有我知道。他心上有伤，这是他的父亲——老爷子留下的”。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讲述，前者理性、冷静，富有条理性，小说中庄周在“隐秘之夜”对“白条”堕落原因进行了层次清晰地分析；后者则感性、丰富，更细腻生动地将“白条”内心的感受渗流出，如“白条”在其父过世后所感受到的“到处是责备的、仇恨的眼神”和他人狠狠的诅咒，令他羞愧且痛恨的则是“父亲的另一副面孔”，他的痛苦和无望的挣扎，在沉落中颓唐的不甘与怨怒，都在凹眼姑娘的倾诉中加以体现。

　　白条由人异化为“鬼”这一事件上，作者是将其放置在人性与橡树路的文化对峙、搏斗的背景上来展示他的人性和生命沦落的，作者借凹眼姑娘和庄周之口侧面讲述“白条”的人性与现世存在较量中的此消彼长，相对比较静态直观。而庄周的逃亡则是以正面叙述的方式得以动态立体的呈现，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作者采用了设置悬念的方式，层层剥开，逐渐地接近逃离的真相。庄周厌倦了在橡树路所象征的某种文化存在的规范下进行着异己的常规表演，他由“贵族”逃离至平民的生存角色的转换，正是他进行自我救赎的必要突围。他成了一个无家的孤独者，一个漂泊和流浪的生命，然而他的精神却在无边的游荡中得以救赎，那夜夜逼迫他的噩梦也消失了。再如，对于庄周的逃亡之谜作者采取了设置悬念的手法，采用倒叙、闪回插叙等手法，抽丝剥茧，层层推进。为了“白条”，庄周不辞劳苦，日夜奔波，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好友已仁至义尽的庄周却为此痛苦不堪；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解救出来的挚友桤林对其避而不见，并在雷雨之夜跳楼自残；李咪与庄周感情要好，可关于她与本城那个淫荡男子的传闻已很多……这一切悬念和迷宫的设置，使作者在和读者的智力游戏中保持一种主导地位，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引导小说向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拓展和丰富了小说的心理涵量。

　　注释：

　　①王元春、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511页。

　　②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第42页。

　　③叶舒宪选《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④黄颂杰主编《人性·社会·拯救—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

　　（作者系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