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良兵

　　死亡叙事中的都市民间与时代想像
——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的一种解读

　　■ 鲍良兵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①这是小说《双城记》里开首的一段话。当作家狄更斯用这样肯定又否定的定语修饰自己所处的时代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时代。而用这一段著名的绕口令式的判断来做当下中国的时代注脚，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②这是余华在2011年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对当下的中国的描述。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果说，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发现的是一个都市“漫游者”对巴黎的抒情，那么，在小说《第七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处一个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生态空间中的余华，面对的则是一个由电视、报纸、网络微博、视频等媒介构建的现实的叙事。“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③余华是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对时代的叙述和想象。也正是带着久久悲悯的聆听和注视，“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死，望着我”。④一个个不幸和荒唐事件中的亡者走到了余华的面前和他进行了深度的对谈，也展开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百感交集的旅程。

一、想像时代：从死亡的叙述中出发

对于生和死，中西方哲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孔子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而西人则说：“不知死，何知生！”前者是说要安于生，人当于现世好好努力，不必去过考虑未来的死；后者则说，只有知道了死的必然，才能理解生的偶然，只有明白死的无限，才能领悟生的有限。而显然余华与此心有戚戚，特别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的时候，当现实生活逼迫人们为辛苦恣睢，忙得不屑于去想人总是要死的这个简单的问题时，死亡也就成了他观察和想象当下社会的最佳角度。“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⑤2011年出版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曾如此说。作为长篇小说《兄弟》之后几乎同步或者说先有散文集而后有小说《第七天》的余华写作，这两部作品是精神谱系上的“兄弟”。如果说这部非虚构的散文集从（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山寨和忽悠）十个词汇切入，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浓缩其中。那么小说《第七天》某种意义上说则是这种写作的延续：“从具体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去洞察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而生活事件先构成词语的故事，词语的故事再指向时代精神”。⑥只不过这次是从“死亡”这个词中出发的。

　　《第七天》从“我”死后开始叙述。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余华自己高度体认的鲁迅影响——基于鲁迅走向死亡的《过客》、追问死后灵魂之有无的《祝福》和《死后》的惊心书写。如果说鲁迅在《过客》中描述的是一个农业社会走向坟的生命必然本质和漫长，展现的是走向坟墓线性时间中的忍耐限度和苦难，在《祝福》和《死后》纠缠于死后不得安息的可怕，那么在《第七天》中，余华展示的则是一个强力世界中个体生命死亡的无端和偶然性。于是在小说文本中，围绕着死亡，我们看到了爆炸、强拆、自杀、杀警、弃婴、车祸、冤死、卖肾、事故瞒报、上访、围观、鼠族、自杀、性丑闻，各种死于非命，各种荒唐离奇。 在小说中，余华更是通过反手利用死后“不得安息”的恐怖，化腐朽为神奇，颠覆“不得安息”的可怕。正如鲁迅那彷徨于明暗之境的影子，余华鬼魅般地让死去的“幽灵”（杨飞）漫步阴阳两界，以“死无葬身”展现现实世界的强权和暴戾，以“死无葬身之地”的美好反衬现实世界的某种荒诞和不公，于荒诞处见荒诞，也于“荒诞处”生长美好。

　　死亡是无序的，常常会发生意外；死亡又是确定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弱者之死：杨飞和餐馆老板谭家鑫一家因为餐馆爆炸而死，杨金彪生癌病死，李月珍和肖庆遭车祸死，刘梅跳楼死，伍超卖肾脏感染而死，郑小敏的父母双双被强拆倒塌的楼房压死，卖淫嫖娼暴力执法留下积怨、上访多年终于杀警的李姓男子之死，屈打成招的死刑犯、死亡人数扑朔迷离的商场大火事件以及二十七个漂浮于河道上的弃婴尸体。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强力象征者的死：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市长因为和“嫩模”共度高潮而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作为创业成功者的李青因为涉嫌高官贪腐而自杀之死，作为城市执法者的张刚因为莽撞暴力执法而被受害者刀砍之死。强者和弱者同为死亡所捕获，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余华似乎在进行的只是对“生之不平等，而死亡恰为平等”的言说。但显然，余华意不止如此，他不厌其烦、不厌重复、累积式地不断地追述一个个死亡故事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权力称大、金钱横行、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暴力强拆、事故瞒报、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警民对抗、行骗造假，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胆大妄为者常常会成功的强力世界。也正是在这个强力世界中，我们也看到了弱者生命的沉重，活着的艰难。刘梅在物质欲望和爱情之间的挣扎，伍超在坚守自己为人的底线和努力生存时的不断失败，郑小敏父母面对强拆时的抵抗，谭家鑫面对工商税务的无奈。在你我的周围，有这些人，他们并未想出人头地，他们只希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仍然很难。这个世界是不平等而且不儒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时代是如此沉重，“各种征象表明，生活秩序在衰亡，而我们还在这种秩序的力量和方向下生活”⑦。在小说《第七天》里，小说的叙述者 “我” 杨飞，生于1972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刚刚进入经济大跨度开放的时候走上工作岗位。“我”是一个经历二十余年来的发展和变化的藏在时代暗处的个体。也正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在生和死之间，在死亡和死亡之后，余华进行了对时代的想象和这个时代疼痛的书写。死亡作为生命和时代的疼痛，“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⑧

二、死无葬身之地：都市民间朴素价值的复现

生是不平等，死亡是平等的，但死后则又不是平等的。当殡仪馆贵宾区身穿工艺极致的蚕丝寿衣的死者谈论建在高高的山顶、面朝大海、云雾缭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海景豪墓，谈论各自大叶紫檀做的、上面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六万元以上的骨灰盒时，一边则是普通区死者比的是物美价廉，甚至是没有整容，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的叙述者“我”。当一边是一千多官员参加的盛大的市长遗体告别，另一边则是只有亲戚余悲，他人无歌，甚至只能自我悼念。在这种形成极大差距的对照下，一个残酷的现实则是：有墓地和骨灰盒的死者进入安息之地，没有骨灰盒和墓地的死者进入“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之中，正是作家“强烈感觉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⑨。正是永久地注视着这群贫困者的疼痛和不幸，正是对这些生命沉重者的悲悯，余华重新创造了奇怪的逻辑与怪异的感觉颤抖合为一体的“死无葬身之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被“死亡”所“吞噬”和“死”后“不死”的戏剧性故事——残酷中的美好。

　　“死无葬身之地”，在民间传统中是一个孤魂野鬼无比凄凉之地。在小说中，作者彻底地改换了它的语义，“死无葬身之地”变成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人人平等和充满温暖的世界。那些无权无势的贫困者的亡灵被引渡到了一个如同伊甸园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摸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这是一个树叶会招手，石头会微笑，河水会问候，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的平等世界。这里在俗界因结仇而双双丧命的警察张刚和伪卖淫女李姓男子竟然成了一对快乐的棋友，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拦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这里空气新鲜，芳草遍地，食物安全，一派幸福欢乐祥和的景象。这里的人有情有义，俨然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辛酸事的孤苦伶仃者，在这里不再孤苦伶仃，成为一群。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余华的抒情。在得知刘梅即将前往安息之地时，所有的亡灵排成长队，他们捧着树叶之碗里的河水，虔诚地洒向她的身上，为她净身入殓，青草和叶花也在她身上开放。然后，他们在夜莺般的歌声中送刘梅前去殡仪馆，演绎了一曲达成了对生命的大悲欢迎和极致礼赞。

　　然而，如果说余华虚构的“死无葬身之地”美好是对亡者乌托邦式的灵魂安慰，那么，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对这群亡者身上美好的品质的追忆和挽歌。“死无葬身之地”具有地形学上的向善意义，集中展现了余华对传统社会在都市化进程崩落到人们集体记忆中的民俗的、历史的和文化传统的碎片以及它们在当下都市文化构成中的审美表现形态的体认。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认为的，“民间在现代都市文化形态下，生活其间的居民不像农民那样拥有固有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以民风民俗的历史遗物来唤起集中无意识的民族记忆，都市居民在日日新又日新的社会环境下始终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中”。⑩小说可谓是对“都市民间”朴素民间价值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虚拟复原。此外，“都市民间”作为一个隐匿于现代都市庞杂意识之中的一个审美文化空间，“它与都市文化中底层的日常生活记忆和个体存在的边缘意识相伴而生；相对于主流意识话语而言，它处于权力边缘化的弱势一端……它以破碎、虚拟和朴素的审美形态表达出对都市现实生活多重的人性化体认，因而体现出藏污纳垢的本土现代性美学风格”。?都市民间在有容乃大、藏污纳垢的同时，也有着朴素历史伦理的美好积淀；在处于边缘的同时，也因为破碎和虚拟而成为都市生活的“底色”。余华在《第七天》中集中展现了这种美学风格——残酷与温情同行。在这个极度推崇强力的时代，这些进入“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都是现实世界的弱者，但也正是在这些弱者身上，余华发现了善良和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正是他们身上的善良、质朴、勤劳、宽容等传统文化因子和价值感使得这些民众在与强力和强力时代中处处受到压迫，成为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但是，也正是这些边缘人的身上保存了“最有力量”的东西。例如杨金彪和杨飞的父子之爱，当这个单身的扳道工抱起这个神奇从火车厕所圆洞里滑掉到铁轨上的婴儿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一段传奇而又刻骨铭心的人间悲情剧。杨金彪曾一度想抛弃过杨飞，但最温柔的抛弃莫过于找回，最温情的追悔莫过于放逐，这个曾抛弃了儿子的父亲，寻回了儿子，也在死亡之前抛弃了自己，等着儿子寻回。长达41年的相互依存、相互感激的情感之路，在深深无底的苦难和绝望里，演绎人性的一抹光辉，然后这缕光辉更因背景的沉暗而耀目；再如杨飞对李青的爱和理解，李青从杨飞这个“便宜货”身上看到的善良、老实和可靠。也因为善良和理解，杨飞尊重李青的选择让其离去；再例如李月珍对杨飞比亲生女儿还要好的照顾以及对弃婴的天然的母性情怀；伍超和刘梅残酷的爱情，这一对努力向上的恋人。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伍超对诱惑的拒绝，坚守着基本的底线，刘梅虽然在无数次诱惑和贫困的现实面前，依然没想过要离开伍超。而当刘梅因为误会而跳楼自杀时，身无分文的伍超决定卖肾给她买一块墓地，书写了一段生死爱情传奇；郑小敏的父母，在死亡灾难来临的那一刻，没有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丈夫因为救妻子而一同遇难；再如谭家菜店中服务员对杨金彪的呕吐的宽容，谭家鑫对杨飞的同情，每次在杨飞吃完一碗最便宜的面条后送上一个果盘，展现的是普通人对普通人的日常朴素温情；再如商场大火被隐瞒身份的死者，对自己受到威胁和封口的亲人的理解，“我只想他们过的好”的简单愿望；再如面对精神病老婆也没想过离婚，就这样过下去的男人。这群“死无葬身之地”的亡者身上展现的是完全不同于强力世界的民间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善良。显然，余华正是在这些人物的惊心一瞥中，发现了这些美好品质，也发现了都市民间的朴素价值，这些人性的美好也是改造这个时代的暴戾的可能性。或许正如鲁迅所说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也正因如此，余华通过对传统符号——死无葬身之地进行了改写，不是鲁迅式的“向死而生”，而是颠倒性的“向生而死”，这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笔，把这些美好的“人”重新留置到了这个虚构的空间。那一具具在风雨中腐烂后剩下的骨骼，这些硬的但也是温暖的骨骼，正是这个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人性和这个社会最坚硬的精髓，正是这些美好品质才是人得以安身和构建人的最重要元素与力量。

三、想像的共同体：重返伊甸园的可能性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旧约·创世纪》”。这是小说的《第七天》中的卷首语，显然余华将其放置在开首，有着自己独特的意味。第七日，神安息了，神在世界中隐去了，物的世界凸显出来，而根据神自己形象塑造的“人”成了主人。特别是启蒙思想之后，人的主体理性高涨的时代。但是进入现代文明道路之后，“现代文明精神并不如斯宾塞认为的那样，在体现一种进步，反而在体现人类发展的一种衰微”。?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高扬个人奋斗价值的“现代英雄”的崩溃：李青创业失败最后做了高官的情人、踏踏实实努力工作而成了经理的杨飞在一夜间成了失业者、谭家鑫老实本分的经营最后毁于一旦、伍超努力工作却始终处于无法生存的边缘。在一个“正价值”不断被亵渎，浮躁纵欲的时代，我们如何重返“神性”世界？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小说中，显然，“死无葬身之地”是余华的虚构的乌托邦，但是余华并不认为这是乌托邦。在该书出版方新经典文化的“答读者问”中，他解释说，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它十分美好。余华为何要否定他虚构的这个理想世界不是乌托邦呢？或许因为他在这个强力时代中对被遮蔽的美好品质以及他对传统美好人性在集体无意识中仍然对当下生活起到健康的规约和塑造作用从而形成社会变革中一种隐性的社会结构的发现，特别是对走向对话和理解的共同体的发现。

　　阅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小说文本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对话，或者某种程度上，这个文本就是一个用对话来结构的文本，形成了自己有意味的形式。对话是理解的基础，在这个日渐隔膜、充盈着暴戾的强世界，对话是一种可能，一种达到理解的可能，而理解是消除彼此对立冲突的可能。在小说文本中，比如杨飞和李青，因为理解她的孤独，“我觉得你很孤独，你好像没有朋友”。也正因为理解，杨飞虽然很爱李青，但最后和平分手了。再如导致刘梅自杀是觉得伍超把她抛弃了，她觉得他欺骗了她。而迟迟不出现的伍超使两者缺乏对话，最终导致刘梅的死。而不断上演的强拆事件也是缺乏对话，作为执法权力机构对大众的欺瞒也是缺乏对话，这种对话机制的缺乏，可谓是中国的矛盾丛生的重要原因。正如哈贝马斯在观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所注意到的现象，在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不断加剧，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发布的命令不断侵入了交往者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而造成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这些矛盾不再呈现出阶级冲突的形式，但是它限制、控制了人的交往，因而造成主体之间的相互‘不理解’。这时，主体之间本来进行的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的对方各自为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进行辩解，因而随意对待作为行为基础的规范”。哈贝马斯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种被歪曲的交往行为，社会的弊端、矛盾、冲突均由此产生。因此，哈贝马斯要求交往合理化，要求交往不受国家、不受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世界上。在这种合法性要求下，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把阻隔言路的后工业文化逻辑链条打断，使人们关闭的心灵敞开，通过语言使人们的争辩转化为对话”。?

　　在“死无葬身之地”，对话则无处不在，对话成了亡者的存在方式。如张刚和李姓男子在下棋中不断地追述双方的悔棋。也正是在对不同的亡灵的对话中，“我”（杨飞）感到了“自己像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也正是这种回归的温暖，在“死无葬身之地”上，一种自我认同的群体性特征显得更加清晰。借用安德森关于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所谓“想像的共同体”，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余华在小说中发现和构造了这样一个“弱者”的想像共同体。在小说中，进入“死无葬身之地”的“弱者”显然是一个有着共性的群体，物质上是“墓地”的匮乏，情感上是“自悼者”的自我悼念，遭遇上是不幸的共同经历，品质上都存在着美好的一面。他们共同生活在“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同质和空洞的时间中（死去却又永远“活着”），也许正是他们彼此的共通性，再加上对死亡的引发疼痛的共同体认。正如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曾说的，“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死无葬身之地”俨然成了新的情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没有现实社会中的暴戾，也没有对社会身份的区隔（比如现实社会对“鼠妹”的标签化甚至“鼠妹”对这标签的自我认同；比如对杀妻的犯人的疏离；再如对“伪卖淫女”的厌恶等等）。正如小说中老者所言的，“我们是一家人”。也正是因为这种想像的共同体的存在，使得彼此的对话和理解成为可能，而不断的对话和理解也进一步凝聚这个“共同体”的想像。也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想像的情感共同体是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反拨，也寄寓了作者的美好期望。正是这种出于人性，闪烁着善良美好的品质依然在当下社会中存在，以及成为奠基走向美好共融生活的共同体想象和存在，让我们看到，这里生长着重返伊甸园的可能性。至少在余华看来，它让每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孤苦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栖息或者解脱。

　　卡尔维诺说：“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紧迫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我满脑子良好的愿望，试图使自己与推动本世纪各种事件的那些无情的能量联系起来。不管是集体事件还是个人事件。我试图在推动我写作的那种富于冒险精神的、流浪汉小说式的内在节奏，与世界那乱作一团的、有时充满戏剧性有时充满怪诞感的奇观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很快我就意识到，在理应成为我的原材料的生活事实与我希望在写作中体现的轻盈笔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必须付出日益巨大的努力去跨越它。”?而在一个媒介不断讲述和繁殖传播的同步时代，跨越鸿沟尤为困难。对此，余华是有高度体认的。他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前言中引用荷马的“神祗编制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荷马的吟唱并不突出吟唱者的个体性，吟唱者不过是集体记忆与经验的媒介。作家必须在此基础上跨过鸿沟，否则媒介的“不幸故事”便会占据文本注意力的中心，自动遮蔽小说文本裂缝和异质性因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便简化为一只“历史怪兽”，“它们不仅被‘中国’符码化，也将‘中国’符码化。这些反复讲述的事件规定为隔绝于‘文明’世界之外的异形，怪异的、荒诞的、撕心裂肺的，因为是‘中国’的”。?显然，在小说《第七天》中，余华面对着现实世界的暴戾的集体记忆与经验以及复杂性，他是有所警惕的。例如他对“卖肾脏买苹果”的新闻改写成“刘梅因山寨苹果自杀事件”和“伍超卖肾脏给刘梅买坟墓。”也补注了刘梅自杀真实原因是她觉得伍超对她的欺骗。再如他把“火车上生下孩子”的新闻演绎成一段父与子的相依为命，寻找和被寻找的故事，再如他触摸和审视那些日常生活中美好品质。可以说，小说《第七天》通过死亡的叙述，跨越阴阳两界，朝着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一步步深入，在对在这个充满不幸和忧患时代的正面强攻中，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基本最朴实的自然界，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

　　注 释：

　　① ［英］狄更斯：《双城记》，宋兆霖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③⑤⑧ ??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第131页、第8页、第220页、第220页、第7页。

　　④ ［奥地利］里尔克：《沉重的时刻》，见冯至译，臧棣 编：《里尔克诗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 文贵良：《词语伦理与时代精神》，《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⑦ ? 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93页，第163页。

　　⑨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⑩ 陈思和：《思和文存》第2卷，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7页。

　　? 聂伟：《“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 鲁迅：《鲁迅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刘晓：《符码之林里的中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