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 勃

　　抗战二三事

　　◎ 彭 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在家乡山东聊城莘县的一所学校读书。我的老师是张光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我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逐渐走向革命的道路，投身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抗日洪流之中。到了这年10月，由于日军已进犯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聊城处于危险之中，许多人举家逃亡，学校也不得不停课。在张老师的推荐下，17岁的我就来到聊城县城，到由中共鲁西特委创办的《山东人》报，后改为《抗战日报》当起了一名排字工人。我在工作之余，不断地向报社的编辑了解时事，学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与政策。《抗战日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断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号召广大民众支援抗战，坚持抗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对我的抗日爱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在思想、业务上进步很快，我在社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到了同年11月，鲁西北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深入敌后，脱下长袍，拿起刀枪，就地组织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我在聊城党组织的安排下，与路默华同志一起被派到家乡组建一支游击队。当时，聊城的著名爱国将领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领导和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使鲁西北成为坚固的抗日堡垒。在他的宣传与带领之下，一时间，聊城各地都出现了以抗战名义拉起来的绿林队伍、游击队和一些地方武装。针对当时的形势，我认为建立一支游击队的时机已成熟。家乡的一些亲戚和一些穷哥们在我动员之下纷纷加入，当时，一支有30多人的游击队在半个月之内就建立起来。这支游击队不仅人员少，装备也只有几支土造枪，其余的就是大刀、长矛，而且缺乏战斗经验，要想与装备精良、残暴的日军相搏杀，仅靠勇气是不够的。就在我为人员少，缺乏枪支而苦恼时，我发现我们这一带有不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被日军打散之后，既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一时无法回家，就暂时在聊城一带转悠。于是，我就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因此，1938年初，一支拥有100多人、长短枪20多支的范冠朝（范县、冠县、朝城县）游击队正式组建起来了。由于我的文化水平比他们高，就被大家推选为游击队队长。聊城党组织给我们明确了三个任务：游击队是战斗队，打击日寇、汉奸；游击队是宣传队，发动群众团结抗战；游击队是工作队，组织抗日的民主政府，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安全。我们主要在范县、冠县、朝城县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每到一村，就向群众宣传抗日，动员青年人参加游击队，并在村中组织民兵、妇女会、儿童团等。虽然我们工作有声有色，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局势越来越严峻。日军不断对鲁西北进行袭击，汉奸的气焰与日军的嚣张与日俱增。在1938年5月成立的莘县汉奸维持会，死心塌地为日军服务，不仅为日军抢粮，而且为日军抓劳工，群众敢怒不敢言。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与当地的党组织协商、研究后，决定打击这些汉奸，以儆效尤。在一天深夜，我带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夜袭莘县，悄悄包围了维持会，一枪未发，将毫无防备的20多名伪军全部缴械，将维持会首恶分子给予严惩，并在县城的主要街道上张贴布告、标语、传单，在天亮之前撤出了县城。此后，我不断地带领游击队，攻打比较顽固的乡公所，处决罪大恶极的汉奸，震慑了日伪的嚣张气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使游击队的装备不断地提高，队伍也不断扩大。

　　聊城各地的抗日活动如火如荼。而以聊城为中心的广阔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范筑先将军指挥下，所属部队主动出击，英勇杀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近百次，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抗战事业蒸蒸日上，形成了“山东红了半边天”的局面。这让百姓高兴，倍受鼓舞；让日军、汉奸如坐针毡。到了1938年10月，日军攻战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坚守的华北敌后战场。11月中旬，日军由济南、德州、禹城兵分3路进攻鲁西北，中心目标是聊城。在聊城保卫战中，范筑先将军不幸以身殉国，聊城失守。噩耗传来，群情悲愤。我们决定攻打日军在县城的据点，用日军的鲜血来祭奠范将军的英灵。不料，日军已有防备，我们身陷日军和伪军的包围。我带领队员奋勇突围，有30多名战士中弹牺牲，一部分战士冲出了包围圈，我自己身上也多处负伤。当夜，我又带领10多名战士潜到据点，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掩埋。由于这次战斗损失惨重，大家士气低落。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对这次战斗失利进行分析，大家认为战前准备不足，敌情不明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原因。同时，大家一致要求，再与日军打一仗，给牺牲的战友报仇。队伍经过休整后，我决定带领大家突袭日军的另一据点。我汲取前一次经验教训，带领几名战士对这个据点进行侦察，掌握了据点里日伪军的活动规律和部署，并且发现他们防守松懈，也许是日军认为前几天打了胜仗，重创了游击队，我们吓得不敢来了，殊不知，我们正埋伏在他们眼皮底下。根据侦察的情况，我们制定了迂回包围、侧后突击的战术。当夜11点，我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为避免第一轮进攻受挫，我一马当先，带领20多名战士冲击在最前面，打掉据点内的火力口，其他战士从据点两侧对其发动攻击。由于是突然袭击，日伪军惊惶失措，仓促抵抗，我们很快把据点内的30多名日伪军歼灭，并迅速撤离。据点周围，屡遭其危害的群众闻讯后拍手称快。在这之后不久，组织上指示带领游击队破坏铁路，阻止日军运送兵员和战争物资，不料，行动被日军发现，自己也被抓住。正当日军在当地群众面前要处决我时，一位百姓急中生智，突然冲上来对我说：“老弟，你可真是顽皮，不在家干活，跑到铁路上干什么？父母还在家中等我们呢。”鬼子一听，说：“你认错人了吧？他是游击队长，莫非你也是游击队？”那人忙摇摇手说：“不是的、不是的，他还是个孩子，怎么是游击队长呢？他是我弟弟，叫汪彭勃，如果你们不信，问问大家。”村民们闻言纷纷点头，鬼子看看那么多的群众，再看看眼前这个人的确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了主意，只好把我放了。从此，我把彭朝栋改名为“彭勃”。

　　1939年，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我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带领的游击队被编入了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八路军第129师，加入了以范筑先命名的筑先纵队，担任纵队政治部民运干事，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

　　到1943年，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太行山地区由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到处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并造成大片大片的无人区。当时，北起山西陵川，南至豫北清华、焦作，西起山西晋城，东至河南辉县、林县，在这南北长200余里，东西近200里的广大土地上都没有人烟。曾经人来人往的村落，只剩下残垣断壁，野草丛中还有七零八落的尸首，腐烂不堪，尸臭引来了饿狼和野狗。我们的战士一般都是先清理、掩埋尸首，再住进村子。而且，没有人敢单独行动，因为时常有狼吃人的事情发生。

　　由于许多是无人村，群众粮食短缺，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了，连吃穿都成了问题。当时，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太行八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工作。

　　在政治部，除了打仗、发动群众外，还要开展生产自救。战士们行军都要背负粮食，另外还规定每人日交野菜五斤。每日三餐都是小米加野菜。开饭时，由炊事员分饭，按人头一人一瓢或半瓢，瓢盛满时用筷子抹平，每人都一样多。因为粮食少野菜多，战士们普遍吃不饱，只有忍饥挨饿坚持抗战，却无人有半句怨言。战士的家当就是一个背包。无衣无被时，夜晚就睡在干草窝里。平时洗衣就用草灰泡过的水，连吃饭的碗筷也没有。我自己的碗是花一角五分钱请人用铁片子焊的，筷子就随地取材，树条子是常用的。

　　艰苦的1943年在饥饿与战斗中过去，1944年春节临近时，很多同志都反映，一年多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一顿白面了，能不能想办法到山下敌占区去搞些白面来吃？我把战士们的建议报告给分区的政治部副主任孔俊彪。深知战士疾苦的孔主任当即向分区司令员黄新友请示，于是费尽周折从敌战区买了一些白面，一人一斤，我们组织科共五人，分到了五斤白面。随即开会讨论如何吃白面，大家决定吃面条，因为连汤带水的每人可以多吃一点，吃饱一点。等到面刚刚和好还没擀时，枪声突响，原来偷袭的日军摸到了这边。我正要跟随部队准备战斗，科长当即说：“小彭，你年纪轻，不要参加战斗了，负责把面背上，和炊事班同志一起上山！但是要记住一句话，丢了头都不能丢面！”遭到日军炮击的营地已是弹片横飞，火光冲天。我抱着面，猫着腰，流弹不断地从头顶上飞过。赶到炊事班时，2名战士还在收拾做饭的家当。把和好的面塞进自己的背包后，我拎起一口大锅和一袋小米追赶走在前面的炊事班战士杨林。刚跑几步，听见一发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我急忙朝杨林大喊：“快趴下！”此时已晚，“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杨林的左前方爆炸。我爬起来时，发现杨林已倒在血泊之中，一条腿被炸断了。背起杨林，我就朝卫生队跑。找到卫生员，安置好杨林之后，我一边往回跑，一边收捡丢在地上的炊具和粮食，子弹还不时地在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我突然想起了面，浑身打个激灵，不知道刚才背起杨林时有没有把背包弄丢。赶紧用手往后摸，背包还在肩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战斗一个小时后结束，此刻，天也黑了。饥肠辘辘的战友看到我后，开玩笑地说：“我们的面在，小彭的脑袋也在，太幸福了！”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把我们盼望已久的吃一顿面条的愿望也给搅黄了。大家七手八脚把面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扔在锅里煮，随着香气入鼻，大家迫不及待地把未煮熟的面块捞出来，一边吃，一边不断地称赞味道好。小杨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这年夏天，抗战进入了局部反攻的态势。我的岗位又发生了变化，担任八分区警卫连的指导员。一日，分区领导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距营地百里外，有一座豫北李封煤矿，矿上有东西两个兵营，共驻有一个小分队的日军和两个中队的皇协军（伪军）。有一个班的皇协军托人带信说，第三天夜里十二点以前是他们班值哨，他们打算起义，希望八路军派部队去接应他们。由于起义时间已定，来不及将还在外面执行任务的主力部队招回，分区领导打算派警卫连的两个排去，只留下一个排保卫司令部。并强调，主要任务是接出起义人员，如能顺便歼敌更好，但不可恋战，尽量保存实力。

　　接到任务，警卫连召开了战前动员会。我说：“这次的任务是艰巨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只有五、六十人，而敌人数倍于我。我们不但人数不及他们多，武器装备也赶不上他们。但分区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如何打好这一仗？”这时，一位河北籍班长站出来说：“同志们，打仗靠的是勇气，有勇气就能打好，没有勇气就打不好。什么事情都是人办的，只要有决心，什么事都能办成。我有决心，我要当突击队，我要当第一名突击队员。”立即，有许多战士跟着站出来要求当突击队员，会场气氛异常热烈，大家的战斗情绪也异常高涨。

　　第三天夜里，我接应部队到达后，经实地察看：煤矿西兵营内驻有一个小分队的日军和一个中队的皇协军，东兵营内只有一个中队的皇协军，但是打算起义的皇协军驻在西兵营内。我们发现要进入西兵营是困难重重。因为东西兵营四角都有炮楼，并且有人站岗，高高的围墙外是深深的外壕，外壕外还有通了高压电的铁丝网。两个兵营中间是玉米地，要到达西兵营的大门必须从玉米地里爬过去。当部队爬到一半时，窸窸窣窣的响声还是惊动了东兵营的哨兵。东兵营的哨兵于是向西兵营的哨兵喊道：“你听到棒子地里动静没？”西兵营的哨兵自是心知肚明，就说：“都啥时候了，肯定不会有人，大不了是野狗，回去睡觉吧。”东兵营的哨兵信以为真，便不再追问。等到部队爬到西兵营门口时，哨兵说：“你们可来了！再晚一会儿我们就要换哨了！”西兵营营区中间有一座三层的炮楼，炮楼外也有外壕和吊桥，日本兵就住在炮楼里，而皇协军住在靠近东面围墙的一排平房里。战士们进入西兵营后，与要起义的皇协军一起先攻占了平房，俘虏了营区内所有的皇协军，还缴获了两门60迫击炮、两挺机关枪和一部分日本的三八式大盖步枪。但是当起义的皇协军要带着俘虏从西兵营的大门出去时，炮楼里的日军和东兵营的皇协军都被惊动了。所有的火力都指向西兵营的大门，带队起义人员和所有的俘虏都被打死了，战士们被堵在里面，形势危急。最后，我们急中生智，借着围墙做掩护，战士们推倒了平房后面的一段围墙，翻下外壕，剪开铁丝网，成功突围出来。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的战士并没有什么伤亡，只是起义的人员多数阵亡，只接出来4名。

　　时光荏苒，转眼间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70年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无数的英烈倒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今天，我们要大力地宣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其伟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发出的号召：“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悦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