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振才

　　揭开一角看历史

　　◎肖振才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制造的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城后，在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大肆搜捕、屠杀市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一个月内，全市被烧毁的房屋达三分之一以上；强奸妇女的事件达2万起左右，很多妇女被奸淫后又惨遭杀害。日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外侨财产亦难幸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暴行，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杀人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令人发指，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惨绝人寰的事件之一。

　　自2006年7月至2008年12月，笔者参与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地、丛葬地情况的调查，从数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和原始档案中查找到大量的史料，摘录了数十万字的笔记，灯下翻看这些泛黄的记录本，感慨系之，择其要点，辑录如下，以警后来者。

一、汉中门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下午，日军士兵在一军官的指挥下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司法院院内的难民收容所检查和搜捕青壮年，将男女平民1000余人、警察400余人（其中300余人已脱下制服）以及其他人员，共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外先用机枪扫射，再对未死者用刺刀补杀，然后用木柴浇上汽油焚烧。

　　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之一，时年29岁、家住南京糖坊桥98号的伍长德，在日军用机枪扫射时，立即倒在地上被尸体压住，幸免于难。日军扫射完后，用刺刀补戳伤者和尸体时，一刀穿透了上面的尸体，刺伤了他的腰部，在他的身上留下了5寸多长的刀痕。

　　1946年11月1日，伍长德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

　　余谨将被敌人罪行侵害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因于二十六年（1937）12月15日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司法院无故查出军警、百姓2000余名，用机枪12架将我等压[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别用绳圈捆绕住，赶至城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当时本人业已带伤脱逃……”

　　1985年，伍长德已从同仁街菜场退休，他向采访者控诉：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收南京时，家里的人（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2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被命令坐下来。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被带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亲眼看

　　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也就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5点钟，我本人也被圈了起来，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

　　目睹此次屠杀的警察陈永清于1945年11月2日提供证词，证明日军中岛部队在汉中门外集体屠杀南京难民及警察2000余人。他在证词中说：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5日，日军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境之司法院查出军民及警察共2000余人，用轻机枪12挺，将这些人押至汉中门外，每行列用绳捆绑、圈住，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和伤者都被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1947年3月10日，中国南京军事法庭经查证确认：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中国平民和军警2000余名被日军俘获后，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时，该犯对此次屠杀供认不讳。

　　如今汉中门外建有“侵华日军汉中门遇难同胞纪念碑”，以纪念在此遇难的同胞。

二、鱼雷营、宝塔桥的集体屠杀

鱼雷营、宝塔桥地处南京下关，即今金陵船厂的原址。1937年12月15日和16日，日军在这一带屠杀无辜市民和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计3万人以上。侵华日军在宝塔桥、鱼雷营的屠杀，持续多日，手段残忍，被害者多为日军机枪扫射致死。

　　1946年10月19日下午3时，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军事法庭检察官丁承纲对幸存者殷有余等进行了询问。

　　问：你们当时被俘的有多少人？

　　答：我们炮台上官兵约300余人一齐被俘虏。

　　问：那一天共被俘虏有多少人？

　　答：这一天连官兵带老百姓一共被俘约9000多人。

　　问：这些人被带到了什么地方？

　　答：一齐被带到鱼雷营。

　　问：带到鱼雷营以后怎么办呢？

　　答：日本兵4挺机关枪扫射，只漏下9个人没有打死，我也是漏下来的一人。

　　问：你那时受伤没有？

　　答：我因压在其他的死尸底下，所以没有受伤。

　　问：你后来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呢？

　　答：在当晚10点钟以后鬼子就走了，有一个第36师的陈班长也是漏下来的没有死，他就把我的绳子解去，一同逃走。那时同逃出来的其他7个人都受了很多伤。

　　问：这些人都是被机枪扫死的么？

　　答：那些人都是扫死的，只有我父亲年岁大走不动路，在路上就被日本兵用刀杀死了……

　　1945年12月11日，住燕子矶第五保上元里23号的杨开基陈述：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937年12月15日），忽有中岛部队兵士数人到

　　上元里将农民4人连同其他村庄平民多人驱于鱼雷营地方，施行集体机枪扫射，尸积如山，惨不忍睹。

　　住南京望鹤楼3号的杨汉臣陈述：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1937年12月16日），有敌寇在鼓楼二条巷难民区内拉去多人……押上卡车送到下关宝塔桥江边，无故用枪集体杀毙。

　　死难者的遗骸直至次年2月仍暴露于鱼雷营码头等地，后由红十字会就地掩埋。据红十字会统计，仅在2月19日、21日、22日3天，埋尸即达5000余具。

　　战后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特派李龙飞等对这一带日军实施屠杀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于1946年10月1日作出结论：“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共残杀军民3.9万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间，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军民3万人以上。横尸遍野，惨不忍睹。”

　　1985年建立的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下面的金陵造船厂内，现移至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三、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

中山码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难于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青壮年难民在这里惨遭杀害的共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等处的难民中，搜捕5000余青壮年男子，即全部两手背绑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集体射杀，并把尸体推入江中，进行毁尸灭迹。

　　当时住在大方巷14号难民区，时年24岁、刚结婚不久的幸存者刘永兴回忆说：

　　冬月十四日（1937年12月16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共30余人，我们先是到了一个广场，天快黑时，场上已来满了人，日军叫我们6至8人排成一列，向中山码头走去。我和弟弟走在队伍前头，看到日军拿着枪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看见日军共抓来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日军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杀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面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江了，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扔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再也没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日军用机枪扫射以后，又往尸体上浇汽油。纵火焚烧，我离岸较远，才免一死。

　　这次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鼓楼三条巷47号市民徐进和另两名幸存者白增荣、梁廷芳，他们都在日军屠杀时，立即伏倒，钻入尸堆中，才得脱险。1946年1月26日，徐进在给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呈文中，陈述了日军在中山码头屠杀数千名南京无辜市民的暴

　　行的经过。梁廷芳曾于1946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白、梁二人还向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报告了日军此次集体屠杀的罪行，并于1946年10月7日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出庭作证，详述了日军此次屠杀经过。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1937年12月16日下午6点，聚集华侨路招待所之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8月建立，碑文简述了遇难同胞在下关江边一带遭到屠杀的悲惨情景。

四、煤炭港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首都电厂工人许江山等3000余人，拘禁在煤炭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杀；受伤未死的，又被押入附近茅屋用柴木纵火活焚致死，部分尸体被抛弃江中。

　　幸存者陈德贵、潘开明，目击者何守江是侵华日军在煤炭港实施集体屠杀暴行的见证人。陈德贵说：

　　1937年12月13日，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到了下关，发现了我们这一批难民。第二天早晨，来了200多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800多个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并要交出手表、戒指等贵重物品，并进行搜身。下午，把我们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的一间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去干活，要每10个人一组出去”……不久听到一阵枪响，过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一阵枪响。我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军要第三批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钻进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肚里。亲眼看见10人一批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

　　何守江说：

　　1937年12月间一天，……我还看见日本兵把2000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2000多人都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青年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一个下水道，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

　　1945年10月25日，原南京首都电厂总工程师兼代厂长陆法曾，在给南京市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呈文中说：

　　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在未得命令之前不得停止……后敌军到达下关，并到和记厂内检查，特别严厉，除有文件证明身份确系和记雇员外，均被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被拘禁者约有3000之众，发电所员工51人，除有2人中途失散未曾到达和记厂外，余均被拘禁……该被释工人正在设法营救其同仁之时，江边围禁各人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关枪扫射，继即将各被害人驱入附近茅屋内禁闭，再堆集木柴浇上汽油于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被烧死。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判决确认：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4日至17日在煤炭港下游江边，被拘禁者约有3000之众，全部殉难于是役。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于1985年8月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碑文简要记载了侵华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过程。

五、草鞋峡集体屠杀

草鞋峡位于南京城北长江南岸幕府山脚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这里遇害的人数最多，情状尤为惨烈，被害人数达57400余人。

　　目击者鲁苏、史荣禄，幸存者唐广普、严洪亮等均分别呈文陈述了此次屠杀惨状。原国民政府军队教导总队勤务兵、幸存者唐广普说：

　　……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2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日军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1937年）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4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4点一直捆到下午4点，然后还是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话，问哪个认识老虎山的带路，说要送我们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到了上元门大窝子江滩，日军叫我们一排排坐下。这时难民中有人讲：“不好，要搞屠杀了！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就相互解绳子。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没有知觉，死尸堆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戳，木棒打，然后……用汽油一浇便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被烧过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烘干……”

　　鲁苏隐避于草鞋峡旁边的大茅洞边，目睹了日军这次大屠杀惨状，并且遇见逃离现场的冯、郭二人，更获悉日军屠杀之详情，他在一份证词中说：

　　侵寇进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57418人，圈禁于幕府山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死饿死者甚多。农历十六（1937年12月18日）夜，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4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行射后，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都投到江中。

　　由于草鞋峡集体大屠杀遇难同胞数量巨大，虽经日军毁尸灭迹、投尸长江和掩埋处理，到第二年仍遍地尸骨。1939年5月，伪南京市政府卫生局的事业报告中写道：据市民呈报，自宝塔桥起至草鞋峡止，沿江一带坟堆无数，纯系“事变”后，由红卍字会所掩埋之尸体，一年多来，经江水冲刷……完全暴露，曾派员前往调查，计有3000余具。又据报大窝子地方有6000余具尸体，尸骨尚须掩埋，已派员实地调查计划中。这一年6月13日至7月6日，伪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20余名工人，住宿在草鞋峡沿江处，专门进行掩埋尸体共收瘗及迁葬尸骨3075具。

　　1946年，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并在这两个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判决书中确认：在草鞋峡一地，被拘禁的5700余人“遭受饥饿和拷问，以致许多人都死掉了，许多未死的也被用机枪和刺刀杀死了”。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于幕府山下建立了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碑高815厘米，碑身600厘米，为多层城堡式，碑座正面镶嵌青石一块并刻有碑文，简述了此次屠杀的悲惨情景。

六、上新河地区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地区残暴地屠杀了28000余人。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共有28000余人，先后群集到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希望从这一地区逃出南京城，结果都被日军俘虏。日军或用机枪扫射，或用刀劈，或用绳缚住手脚推入水中，或盖上柴草、浇上煤油烧死。

　　目击者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1946年1月15日在呈文证词中说：

　　日本军杀害我国被俘虏军人及逃难人民，共计28730余人，毙命于上新河地区。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不记得日），当时日军将被俘军民用铅丝缚手脚，推下河水中，有的盖上柴草，倒下煤油烧死，妇女幼女被奸死者众。此外，以手榴弹、机枪、刺刀等武器处死者更多，国军及逃难人民，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当时本地居民早已逃避一空，因我等是湖南木商，为财产关系，未有离去。尸体由我湖南木商掩埋，因各处尸横遍野，人血染地，抛尸露骨，见之不忍，遂将尸体掩埋。

　　目睹者、当地菜农刘修荣回忆：

　　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把囚禁于原国民政府陆军监狱内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我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间约二里长的距离内，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幸存者、原国民政府陆军第88师士兵刘世海，在上新河地区的屠杀中曾被日军砍伤，后于死尸堆中爬出，幸免一死。他在回忆当年的遭遇时说：

　　我们一行有50余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过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有个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旁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还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站了起来……趁着天还没亮，就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洞中。我们同行的50来人，只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刀痕约十厘米。

　　当年居住在水西门外一带的苗学标等，也呈文证实当年日军在这一地区屠杀的情景。后来，南京红卍字会在该地区收尸约15000余具，掩埋于就近的两个大土坑内，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坑”。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大量档案和回忆资料的证明，在判决谷寿夫战犯案件时认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间，在上新河地区，日军屠杀中国军民28730人。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上新河棉花堤渡口的一个军营，建立了遇难同胞纪念碑。

七、凤台乡、花神庙一带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0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侵占凤台乡、花神庙、雨花台一线后，雨花台地区军民两三万人来不及退却，分散在附近农村或田野里。日军对其加以搜索驱集，遂分批予以集体杀害。“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染没胫”，仅凤台乡、花神庙一带，即被屠杀难民5000余名、士兵2000余名。

　　1945年12月8日，花匠芮芳缘、农民张鸿儒、商人杨广才等人曾联名具结，陈述组织义务掩埋队收埋尸体的情景。

　　民国二十六年古历十一月十三日（1937年12月15日），日寇中岛部队入城后，民等由沙洲圩避难回归，眼见沿途横尸遍野，惨不忍睹，乃于初四日由芮芳缘至中国红卍字会接洽,拟办理掩埋工作。……由南门外附廊至花神庙一带，经40余日之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约5000余具，又在兵工厂宿舍二楼、三楼上经掩埋国军兵士尸体约2000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现有骨堆可证……

　　具结人：姓名芮芳缘，性别男，年龄46岁，籍贯南京，职业花匠，永久地址高辇柏村14号

　　具结人：张鸿儒，性别男，年龄44岁，籍贯南京，职业农，永久地址雨花台32号

　　具结人：杨广才，性别男，年龄43，籍贯南京，职业商，永久地址雨花路102号……

　　侵华日军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中山重夫，目睹了这场集体大屠杀的详细状况1984年6月23日，他在《朝日新闻》撰文说：

　　我忘不了进入南京城前两天，在郊外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坐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捅死，对于一刀未刺死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中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4个多小时。……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累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1947年1月，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率领法官和慈善机构的代表，曾前往中华门外埋尸集中地点进行发掘。经法医鉴定，发掘出的数千具尸骨中，有大量的男女尸首和留有枪伤、刀伤痕迹的尸骨。随后，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间，难民5000余名,士兵2000余名,在南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屠杀,所有尸体,由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会同红卍字会分别掩埋于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花神庙建立了花神庙地区丛葬地纪念碑。

八、燕子矶江边的集体屠杀

长江南岸的燕子矶江边是侵华日军屠杀我同胞的集中地之一。

　　1937年12月间，当日军侵入南京城后，有50000多难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到燕子矶江边，希望能由此渡江，去江北避难。这时，由城内蜂拥而至的日军，随即把难民们围禁在沙滩上，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致使50000多同胞被杀害，大部尸体漂流江面。

　　当年在陆军第88师供职，后在八卦洲务农的幸存者郭国强，曾目击数万名中国军人在燕子矶被屠杀的悲惨情景。他说：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见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关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20000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

　　警察刘守春，在南京沦陷时，曾于难民区维持治安。战后，他向国民政府报告了2000余名警察在燕子矶被屠杀的经过。

　　200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日本铭心会访中团团长松冈环女士和华侨林伯辉先生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展览，并送来了他们在日本征集的新证物——一封日本战士当时寄回日本国内的信，记录了在“燕子矶”渡口处

　　“5万全灭”的事实。幸存者常志强告诉记者，他当时就在燕子矶附近住，当时长江封锁了，5万军民多数都是百姓，挤到燕子矶渡口处希望能够逃生，最后竟全被杀害了。

　　1954年12月27日，当年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本少佐太田寿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供述：

　　我在12月15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只汽船、10台汽车、800名运输兵，从12月16日开始至18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多具，安达处理16000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65000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具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5万人，共计有15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3万人。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在燕子矶江边的屠杀暴行进行查证后，认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间，在燕子矶滩，屠杀我难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0000人以上……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燕子矶公园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详细记录了这次日军大屠杀的经过。

九、金陵大学“安全区”的集体屠杀

南京沦陷前夕，留在南京的美、英、德等外国侨民为了收容我国未及撤离的大批难民，以原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园）等处为中心，在城内设立了一个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内设25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25万人。其中原金陵大学校园是较大的难民收容所之一，收容难民多达3万余人。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持和国际友人的热心工作下，安全区的难民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同安全区外相比，日军的暴行也有所收敛。但是，野蛮成性的日军在安全区还是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屠杀暴行。

　　留在南京的外侨费齐先生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记述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内进行“良民登记”的欺骗行为。费齐在信中写道：

　　（12月26日）我们知道他们中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许，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也有受了恐怖气氛的影响和对日军喊话没有搞清的，便站了出来。……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扬言如果中国兵能够出来自首，将罚做伕役，可以保全生命。约240人真出来自首了，他们却全部被捆载而去。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后佯装已死，乘机脱逃，到医院来求治。据他们说，一群给机关枪扫射，一群则为日军刺刀演习的靶子。

　　安全区总干事贝德士博士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于1938年1月25日就此写了详细的报告。报告说：

　　那两三百人难民中的一部分，被缚成几队，5个10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去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喊，但没有枪声。原来是60人，剩下的20人拼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

　　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在埋尸资料中记载：

　　1938年一二月间，该会曾先后在城北各处收殓，于金银街原金陵大学农场及阴阳营南秀村埋葬遇难者尸体达774具。

　　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在南秀村建设天文台时，曾掘出过这批尸骨。

　　199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原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修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遇难同胞纪念碑，记载了这一惨案发生的过程。碑文说：

　　……1937年12月26日，日军以办理难民“登记”为由，将避难于原金陵大学图书馆内之2000余名难民，迫令集中在网球场上（现该地已建为地质实验楼），从中搜捕了300余名青壮年，驱至五台山及汉中门外悉加杀害。

十、太平门附近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6中队等部队在南京太平门附近将13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平民集中起来，周围用铁丝网围住，用事先埋好的地雷炸，用机枪扫射，再浇上汽油焚烧。次日，日军在检验尸体时，对濒死者再用刺刀戳，致使这次集体屠杀无一人幸存。

　　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16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事后得知，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

　　原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下村宇一郎曾参加在太平门附近掩埋大批尸体的行动。他在晚年对日本调查人员松冈环说：

　　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太平门前有敌人的壕沟，壕沟里埋了大量尸体。那时是早上，有的“尸体”还在抽动。可以想象敌人在那里抗击日军的情形。我们挖了壕沟，把土盖在尸体上面埋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所以可以看到尸体。在不长草的山背处，尸体就埋在那儿，还可以看到脚露在外面。尸体当然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早已全部挖出来，火葬后成遗骨。壕沟大致是宽2.5—3米左右，长度就不知道了。深度大概一个人高，2米左右吧。那样的沟挖了多少完全不清楚。埋的人数有多少？根本没有注意在那里埋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摇摇晃晃的。听说那时仅6中队就杀了大批的人。

　　200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当初他接到松冈环提供的日本老兵证言后，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断定南京太平门附近肯定是一处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地，“史料里有提及，但不详细，松冈环的采访证实了这个说法以前集体屠杀基本上是机枪扫射、轰炸，这里却是事先把地雷埋好，再把人圈进去，十分残忍，这说明当时的侵华日军已经灭绝人性，想尽一切办法来屠杀中国人”。

十一、挹江门一带的集体屠杀

挹江门附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集体屠杀和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

　　1945年12月1日，幸存者殷南冈在陈述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屠杀居民的结文中指证：

　　余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服务下关红卍字会，敌部队进城大肆屠杀，我同胞之惨死实

　　难述尽，余因服务慈善机关，加以年重（年纪大）故未遭日寇杀害。13日下午因公赴挹江门，见敌寇将我姜家园南首居民约300余名集中一处，以机枪扫射或纵火烧毙，惨不忍睹，居民无一生还。余只得潸然泪下，铭记在心。今抗战胜利，大可与日寇算此一笔血债。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南京崇善堂、红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先后6批，收死难者遗骸5100多具，埋葬于挹江门东城墙根及其附近之姜家园、石榴园等地。

　　1947年，经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周密详细调查，查证：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用机枪扫射，或纵火烧毙，无一幸免。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为志其事，藉慰死者，兼励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碑址位于今下关绣球公园内城墙边，入挹江门绣球公园北门直走200米,入岔路后左拐。

十二、大方巷广场的集体屠杀

大方巷广场是侵华日军在城内滥捕滥杀难民的集中地之一，1937年11月16日，先后有四五百名无辜居民惨遭日军屠杀。

　　日本《朝日新闻》特派员、从军记者今井正刚，曾亲眼目睹发生在大方巷广场的集体屠杀，并且还从等待屠杀的难民中救出了两个人。他在战后发表文章，披露了这一恐怖的屠杀场面。今井写道：

　　在分社附近一座夕阳照耀的小丘下，空地上黑压压一片，蹲着四五百个男性中国人。空地的一头有一座残存的青砖墙，中国人6个一组，面墙而立，日本兵从离开他们二三十米的后方向他们一齐射击，在他们扑通扑通地倒下去时，日本兵又飞跑上去，在背上补一刺刀，结果他们的性命。整个山丘上到处是一片呻吟声，杀完6人，再来6人。空地上蹲着四五百人用呆滞的目光望着日本兵把人一个一个地杀掉，又用刺刀穿透他们的脊背。那种恍惚、空虚的神情，真让人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妇女和孩子们也在周围站成一圈，茫然地望着这一切，把那些熟悉的面孔一张张看过来，这里面有父亲，有丈夫，有兄弟，也有儿子，就在他们的眼前被杀掉了，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们大概会号泣悲鸣吧。然而我耳边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砰、砰”的枪声和“啊！”的惨叫声，只是得到斜照的夕阳光辉把砖墙染成了红色。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位于安全区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门口，见到了一幕最为野蛮、残忍的惨剧。他在当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法院门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那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

　　1947年，经过办案人员的缜密调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时认定：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6日（即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搜捕青年徐静森十余人，押往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6日上午，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军民石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林等数百人，驱集大方巷广场，以机枪射杀。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内枪杀，罹难者200余名。

　　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6日上午10时，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德海等100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十三、山西路广场的集体屠杀

山西路广场距大方巷广场仅数百米远。1937年12月下旬，侵华日军在这里以“良民登记”为名，连续数日从众多难民中挑出四五百名难民，将其当场枪杀，总计约数千名。

　　日军宪兵司令部于12月22日公布布告：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留在难民区的军医蒋公毂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他们搜捕，凡是壮丁，不问其是否是军士，都指认为“恶鬼”，一群群的押着在一起，迫他们互相捆缚住，然后——他们决不以枪弹射出爽爽快快地处死——用刀刺戳，劈杀，或者举火焚死……屠夫的心术是奸诈而多疑的，至今他们还不肯放下那血腥的手，认定尚有20000多的失去抵抗的国军杂在难民区里，为了要再度严密搜索，于是想出了登记的办法来。

　　难民区副总干事、美国传教士费齐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称：

　　今天开始办理登记了。日军当局认为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20000人，他们定欲肃清这些“恶鬼”。我向他们表示，剩留下来的中国兵，恐不到100人了。但无论如何，许多无辜的难民必须还要受难，他们都觉得恐惧不安。

　　亲历者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写道：

　　在山西路大街上，放了一张桌子，两边排列20余名敌兵，雪亮的刺刀尽在向人发威。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发安居证的地方。一群来登记的同胞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都不说话，连喘气的声音也低了些。每次有四个人站在桌子前面，一个戴眼镜、尖头、瘦脸的中国人，板着严肃的面孔向每个人详细盘问，遇着身体健壮、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同时其他三人又不认识他，那位戴眼镜的人只一挥手，便有日本兵走来架出去，这小伙子便送了命。据说已经有10000人之多，断送在那戴眼镜的老汉奸手里！

十四、清凉山附近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22日，侵华日军在清凉山、古林寺（今南京国防公园）附近集体屠杀中国平民千余名。

　　原日军士兵井家又一在日记中，记述了在古林寺附近将161名中国人集体屠杀后加以焚烧的情景。他写道：

　　黑暗中鼓着刺刀，刺逃跑的家伙。啪啪地枪打，一时这里成了地狱。结束后，在倒着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上火，仍活着的家伙在火中动了再杀。后来，燃起了熊熊大火，屋顶上所有的瓦片都落了下来，火星四溅。回来的路上回头看，火仍烧得通红。

　　据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统计：

　　1937年12月22日，在清凉山后山收兵桥一带收殓尸体129具，均为男尸，埋葬在

　　清凉山后山；（1938年）2月2日，在龙蟠里一带收殓男尸49具，埋葬在清凉山坟地；（1938年）2月14日，在古林寺山上收殓男尸107具，女尸2具，埋葬在古林寺山上。

　　1985年8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清凉山设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现存在河海大学校园内。碑文记载：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在本院境内，即清凉山附近之原吴家巷、韩家桥等地遇难。为纪念死者，激励后人，振兴中华，维护和平，特立此碑。

十五、中山门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在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疯狂屠杀了3000余人，直到第二年的10月，遗体方由掩埋队收殓。

　　伪南京市政督办高冠吾是一个贪生怕死、双手沾满遇难者鲜血的大汉奸，在中山门外灵谷寺，有一块以他的名义撰写的“无主孤魂碑”，碑文记载：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闉、丛莽、山巅、水溪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僭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1939）一月，督办南京市政府高冠吾记。

　　1939年6月，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在事业报告书中记载：

　　据村民来告。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有遗骨3000余具，由掩埋队前往掩埋，计工作40日，始收埋竣事。全部用费计909元。是项尸骨经选定灵谷寺东首空地为瘗骨之所，并用青砖扁砌圆形坟墓一大座，外粉水泥，非常坚固壮丽……

十六、江宁孟家场周边的屠杀

汤山地区（含麒麟、上峰）作为南京的东大门，在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中，首当其冲，灾难深重。1946年5月15日时任南京市汤山区筹备处主任的张溥生撰写的《汤山区筹备处搜集日本战犯罪证材料呈》、7月18日统计上报的《南京市汤山区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中，记载了当时日军的暴行和被日军采用各种方式屠杀的260位平民百姓名单。

　　张溥生在1946年5月15日《汤山区筹备处搜集日本战犯罪证料材料呈》中陈述：

　　一、屠杀：汤山地当京杭要冲，抗战初期即遭沦陷，日军至汤时，曾大肆屠杀，惨绝人寰。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至二十七年（1938）2月期间，居民韩德诚等230余人先后被敌残杀殒命。……五、其他：敌人除上述暴行外，其他如强奸妇女，虐待人民，强迫征兵，横征暴敛等，犯罪证据繁多，难以枚举……

　　幸存者陈光秀证言：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家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12月10日），我父亲陈智松到草场上搬草喂牛，被日本兵枪杀。……当时全村有近200户人家，日本兵将全村100多个年轻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个地戳死。我的弟弟陈东也在其中。有个叫时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样地被活活砸掼而死。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

　　幸存者丁庆芳口述（2004年6月8日）：

　　有一个据说是西岗头的人跑到北圩，告诉我父亲说：“你儿子在神家庄被日军杀死了。”父亲就跑到神家庄去。到那里一看，有10来个人，头全砍下来了，认不出谁了，只能认穿的衣服。找了一会儿，认出了我哥哥，只是找不到头。我哥理的是西装头，附近只有理平顶头的。父亲那时又害怕又着急，就随便拎了个理平顶头的，连身子就地埋下了。

　　幸存者孙佩珍口述（2005年lO月19日）：

　　我今年79岁，娘家在土桥岗东，25岁出嫁，婆家在高庄，本村的。高庄庞启明兄弟5个，庞启明的弟弟（老四）逃难到了涧南。日军要强奸他的弟媳妇和2个女儿，她们不从。结果，用绳子拴在一起，自己寻死了。王仪宏的歪歪（叔叔），本打算过江的，在涧南的塘口被日军打死了，他的坟现在还在。

　　2006年至2011年，从事抗战课题调研的同志通过对该地区83位老人调查走访，结合档案、地方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城东生死劫》等一批出版物中所刊登的口述资料，经甄别、归纳、整理和统计，抗战八年期间，日军在汤山地区一次性屠杀的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人。

十七、下关南通路、九甲圩附近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8日，侵华日军在下关南通路和相距不远的九甲圩残忍杀害了800余名难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

　　市民胡春庭曾在下关南通路收埋了300余具同胞的尸体。他在1945年12月1日的一份结文中写道：

　　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937年12月18日）亲见日本军人将我国军人及难民等约300余名，集合在南通路之北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抛弃麦内余联合有力难民，就地屈[掘]地埋葬。后有日本人挑土垫海远[军]码头，致将所埋尸骨痕迹毁灭无余。

　　红卍字会会员、市民姜鑫顺参加了九甲圩江边集体屠杀的五百名同胞尸体的掩埋他在结文中写道：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侵华，余充[红]十会员，在其时由15日至18日间工作计抬埋死尸约500余名，其中军人多数均抬至仁丹山、姜家园南首等处埋葬。

　　遍布全市城郊的分散屠杀，面广量大，手段残忍，骇人听闻。除上述较为详细有代表性的10余起大规模的屠杀外，还有：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将逃至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的四五百名男女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用机枪扫射，予以杀害；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武定门正觉寺将僧人悲兆、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等17人集体枪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在龙江桥江口，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军民500余名绑扎后，以机枪射杀，纵火烧毙，凡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刺毙；

　　1937年12月18日，日军攻占马群、仙鹤门，将分散多处的400多名平民和俘虏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2日晚6时，日军在中华门外西街145号将张玉发一家及亲戚王福和、张书新、张冯氏、张玉根、张发福、张小六子、张小狗子等人悉予枪杀等等。

　　据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的南京城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共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人之多。这是法庭对315起起诉案进行了周密详细调查，并由亲历者美籍贝德士、史密斯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出的审判依据。《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附件所载，除前列10余起成规模的集体屠杀外，尚有据可查、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858起，其中被害者少则一二人、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数百人。

　　1947年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判决书上，郑重指出：

　　陷城后，（日军）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南京）各区，展开了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挢、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万余人……

十八、残酷的虐杀和杀人竞赛

日军在南京杀害中国同胞的方法五花八门，经常使用的是枪击、刺杀、砍头、刀劈、破腹、挖心、水溺、火烧、锥刺全身和眼睛，摔掼而死以致割生殖器、刺穿阴户和肛门等等。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有着详尽的记载：

　　小贩汤志源在光华路61号家中被日本兵用刺刀连刺8刀而死；皮匠陈坤源在华举人巷22号被日本兵用乱刀戳毙；徐立柱、徐永顺、徐成东、徐唐氏在广义巷16号家中被日本兵用大刀砍死……

　　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在1937年12月15日被路过的日本兵在“喉咙、两胁、胸口连刺4刀，鲜血直流，当场死去”……

　　住红梅桥的刘庆英的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3人是当兵的，张家弟兄被砍掉头，死在门前，刘的儿子被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

　　住沙溯圩的许金凤丈夫从家里跑了出来，日本兵把他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心窝，又向头部打了一枪……脑浆都流了出来……

　　住铁心桥的张朱氏的丈夫张文华和二弟朱万炳，都遭日军枪杀。她三弟石全子被日军从赵家洼抓到毕家洼的一个山坡上，一个络腮胡子的日本兵把他吊在树上，从他腿上割下一尺左右的肉……鲜血顺着腿直往下流。狠心的日军又举起东洋刀往他头部猛劈，头被劈成了两半，脑浆迸出……

　　住大钟家村的黄施氏的丈夫黄裁缝在大石桥被日军抓到后，日本兵唆使军犬猛扑其身，遍体咬得稀烂而死……

　　住王府巷的青年王二顺，被日军捉住后剥去衣服，让一群军犬撕咬，日军在一旁指

　　挥，指到哪里狗就咬到哪里，肚子被咬破，肠子五脏拖了一地……

　　住碑亭巷的侯吕清被4个日本兵抬着在火上燎，燎得浑身是泡，然后被扔在一边……

　　住雨花区河南村的陈万珍，1937年农历冬月十一日（12月13日），她伯父和同村的几十个人，被日军当众活活烧死……

　　住宝塔山的妇女金××，日军攻占南京时，随父亲避难到上新河，结果父亲被日军枪杀，本人被日军多次奸污……

　　侵华日军在屠杀南京难民和俘虏的血腥事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进行“杀人竞赛”和“杀人示范”。

　　“杀人竞赛”这一暴行发生在1937年12月。其经过情形如下：日军第16师团中岛部队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在其长官的鼓励下，彼此相约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者。他们从金坛、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岩杀了78人，因都未满百人，在攻入南京后，“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个杀人魔鬼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

　　野田说：“我杀了105人，你的成绩呢？”向井说：“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可是，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人100之数，因此，他俩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12月11日，比赛又在进行。

　　日本随军记者铃木、浅海、充本等，将这一残暴的罪行作为“皇军”的“英雄”战绩，向国内发了专电，《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大接战”、“百人斩超记录”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并刊登了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接着，《朝日新闻》和在东京出版的英文版《日本报知者》，均将如此辉煌的“战绩”和“武功”在报纸上夸耀。

　　与向井敏明、野田岩疯狂进行“杀人竞赛”的同时，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的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手持“助广”军刀，连杀俘虏和非战斗人员300余名。东京报纸和由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编写的《皇兵》一书，都以颂扬的口吻，称田中军吉“作战勇敢”，报纸还登载着田中军吉持刀杀人的照片。在《皇兵》一书中，不仅登载了这个刽子手手持军刀的照片，并醒目地标着“曾斩三百人之队长”、“爱刀助广”的字样。

　　曾经担任南京守军营长的郭岐，死里逃生后将其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惨无人道的种种暴行，撰成《陷都血泪录》一书，公诸于世。书中写道：

　　南京所有的池塘里都堆满了尸体。有的头在外面，有的拳在外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竹林里面，马路旁边，遍地死尸。兽兵川流不息的一群去了又一群来，所有的大门都非开着不可。因为兽兵终日骚扰应接不暇，开门稍迟，则刀枪随之，街道上无人敢走一见抄手走路，便一枪打死，他说你袖管内藏着炸弹；见了他逃跑的也一枪打死，他说你是中国兵；见了躲藏在防空壕的，不分皂白杀掉。那几天，城里不是三八式的步枪声，就是重机关枪的扫射声，每听一声，即少了一个同胞！……

十九、数万妇女被强奸、轮奸

日军疯狂的大屠杀与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几乎同时发生。数日内，南京城区内外数万妇女被强奸、轮奸，有的在奸淫后又遭残杀，甚至在被奸杀后还加以不可名状的侮辱，其狂虐残暴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

　　原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加伦牧师（James H.McCallum）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周过去了，这里成了世上的地狱。试图叙述一下的话，便成为恐怖的故事。——我简直完全不知从何谈起。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闻知有如此残忍之事。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1000起，连白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抢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着。

　　亲历者蒋公毂在《陷京三月记》中记道：

　　自12月下旬实行所谓的“良民登记”开始，日军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手段，搜索妇女。他们令稍有姿色的妇女立于一旁，集有成数，便用卡车载去或观察妇女回家路线，以便登门蹂躏。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奸淫和侮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38年5月，像“通济门守城日军调戏妇女”的事情还屡有发生。对此，伪南京警察厅厅长王春生于5月17日向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呈报称：（通济门守城日军）对于进出城之中国人民检查颇严，对于青年妇女使之衣扣解开，裤带解脱，彼见得赤身露体均拍手大笑……诸如此类，不胜其数。

　　野蛮的日军强奸妇女是不分时间的。

　　一位外侨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不分昼夜奸淫妇女的暴行，他说12月16日的“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

　　一位外侨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三分之一的强奸是白天干的。”

　　奸淫成性的日军，竟公然在宗教场所南京神学院白天宣淫。据记载，12月17日，日军闯入该院，即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人群中强奸妇女。又有一次白天，17个日本兵在这里连续强奸一个女人。12月20日下午4时，4个日本兵闯入江苏路23号难民收容所办公室的邻室，将男人驱入一室，当场强奸了3个妇女。次日午后4时半，两个日本兵又去强奸了一个妇女，一个男子想加以阻止，竟遭日本兵枪击。

　　横行无忌的日军，只要见到妇女，不分地点，随处均任意实行强奸。非安全区的难民妇女，被日军碰到必遭奸淫，安全区中的妇女，亦不能幸免。事实上，大多数的强奸案件，都发生在安全区内。幸存者金老太，当年曾被日军从难民区抓去强奸。她说：1937年冬天，日军侵占南京后，我住在汉口路难民区。一天夜里，几个日本兵闯进，把我从睡梦中拖起，用汽车拉到一个地方，对我进行了奸污。第二天黎明把我放回，和我一起受难的有10多人。

　　外侨贝德士、威尔逊曾亲眼目睹两位妇女在安全区的门房内被日军强奸。他们在一份报告中说：贝德士先生正动身去动力学校教室去接两位女生去大学。这时机工跑来说，日本兵已经发现她们了，正要奸污。于是我们就立即去平仓巷13号，看见3名日本兵正在门房内奸污这两位妇女。我们立即叫她们出来。这两位妇女穿上了衣服，跑进了贝德士先生的汽车，驰往大学。

　　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人里格斯家里住着的两名妇女也同时遭到日军强奸，他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两名妇女“12月17日晚同时被日军强奸。同月19日，一天以内，日军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达5次到10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则被强奸”。

　　幸存者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记载：南京南郊六郎桥18村被日军大队人马攻击，乡民相率逃走。敌兵搜索至福音堂内，找到陈姓老妪3名，皆60岁以上。敌兵将3老妪毒打，又强要脱去衣履，老妪不从，敌兵乃强行剥去，敌兵驱之遍游各处，倍加羞辱。用刺刀划其身上各部，或用刺刀拨动干瘪老乳，令其怪叫，后用小刀乱戳其阴部，老妪痛得昏厥

　　了，敌兵割下了其小足，狂笑而去……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3人。长女18岁，次女13岁，小女9岁，均被日军轮奸。小女儿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幸存者62岁的马老太，在南京沦陷时才14岁。她与其母在同一天，遭到日军奸污。她在一份证词中说：

　　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一天……（我家）进来几个日本兵，问我父亲要“花姑娘”。我看情况不对，就跑到河边上，藏在一个防空洞里。日本兵闻声追来，用砖头往洞里砸，我无法只好出来。他们把我拖到小礼拜寺8号……轮奸了。我被抓来后，我母亲出来找我，哪知没有找到，却在清真寺又碰到一个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污了。

　　残暴的日军竟连孕妇也不放过。赛虹桥北村55号张孟氏，在分娩期中，亦遭强奸，并因伤势过重而死。

　　在遭日军摧残的妇女中，还包括出家的尼姑。一位住五福里24号的女尼松泉，被中岛部队的士兵轮奸而死。其他如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妇女，被奸者则更为多见。

　　日本作家小俣行男在《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记述了当年日军第114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水户人）的回忆：“……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个人玩弄。”日军或将许多妇女驱至一庙中，或设立慰安所，逼令妇女把衣服全部脱光，一一加以轮奸，稍不服从，使用刺刀挑开肚皮，捣烂阴户，残暴绝伦。

　　对于日军在南京大肆奸淫等暴行，日本军事当局也间接地表示承认。以板垣征四郎为首的陆军省，在1939年初曾向各战区指挥官发出密令，训示不准士兵归国后谈论在中国的一切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日军“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

二十、疯狂的抢劫和焚烧

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血腥屠杀和奸淫妇女的同时，还对一切财产表现出强盗般的贪婪。

　　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2月15日写给他在沪友人的信中说：

　　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日本兵闯进每一户人家，除要花姑娘外，凡男女老少之在宅中者，咸令启衣搜查，如珍宝首饰资财等物，悉取去，若身有携带铜元者，则取而掷之院外。

　　搜身以后，又翻箱倒箧，撬柜搜笼，凡稍值钱的家用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全部抢去。市民邓志睦之母何氏，因不愿舍弃毕生之家业，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不忍离去，与其孙邓嘉荣二人留守家中。日本兵闯入邓家后，先加暴于老人，索取财物，并指邓嘉荣为中国兵，横加捶楚。将其打得遍体鳞伤，以敲诈勒索，何氏为救孙儿只得交出银币300元，金镯2副，金戒指4只，现钞9000元。在财物勒索到手后，日军将祖孙二人驱逐门外，其行未及数步，又举枪射击，将邓嘉荣和邻人田小八子打死，弃尸塘中。邓家屋内财物、家具、衣服、桌椅及窗台、地板，或被劫掠，或被作燃料烤火用。

　　无人照看的房屋则更被日军彻底洗劫。有些居民合家搬入难民区内，临行时将家门闭锁，但日军来后不几天，各街巷门户全部敞开，室内物件则掳掠一空。

　　凡日本兵足迹所至，居民均遭劫掠。在城南，日本兵向某帽庄主人索钱，被索者虽罄

　　其所有，日本兵犹觉不够，继续勒索，并向其开枪射击。在城北，日本兵向颐和路18号纸烟店强索香烟，店伙计因香烟缺货，无法供应，被用刺刀猛劈其头。除了抢劫住宅民屋外，到处乱窜的日本兵还向碰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强取横夺。日军极为贪婪，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感兴趣，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都要抢掠。最初抢劫钱财时只要银元，后来市民屡遭劫掠，银元抢不到，便把穷人身上的角子铜板也抢去，正如一位外国人描写的那样：“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连黄包车夫也无法幸免……”

　　对城南的破坏甚于城北，而城南尤以门东一带为烈。从中华门到新街口，再向北到鼓楼，沿主要干道几乎所有大街小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工厂、商店、学校、住宅烧得只剩下一堆废墟，侥幸没有烧掉的，里面的东西也被抢光。

　　目击者蒋公毂说：

　　1938年2月15日下午，我搭乘美侨里格斯的汽车到难民区，经太平路、夫子庙转至中山路，只见沿途房屋，百不存一，屋已烧成灰烬，而它的两壁却依然高耸着，这可见敌人纵火的情形，确实是挨户来的。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有些街区是整片整片被烧掉的，他们的门牌号码往往是一个挨着一个，甚至一条街上被烧的竟达几十户之多。

　　日本法学家泷川政次郎博士1938年夏因故来到南京，他在一本书中写道：

　　当时我住在北京，因为盛传南京大屠杀，故于昭和13年（1938）夏季经津浦线往南京旅行。南京市面上的民房大多烧毁了，起初我以为是由于日军的轰炸而烧掉的，对轰炸的威力感到吃惊，但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些民房全都是在南京沦陷后，由于日本兵的纵火而烧掉的。

　　在1937年底到1938年的这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卡车络绎不绝地把抢来的器物运到下关，装上火车轮船，转运至日本国内。为了抢运劫来的物资，日本军方的卡车不够用，就“征发”各国驻南京使馆的汽车，甚至连国际委员会准备用于消防的四辆救火车也在陷落的第二天即被“征发”，以供日军运输之用。

　　日军当局有组织的掠夺对象，不仅是居民，更主要的是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店铺。因为这些地方财物比较集中，一次行动便可掠得大批物资。一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侨民在1938年1月10日的信中写道：

　　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先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之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再付之一炬。

　　这些外籍人士还看到“有15队到20队日军正装运商品货物，这些日军显然是在上级军官统率下，有些站在大街两旁观看正在燃烧的房屋建筑，有些则从商店搬运商品货物。至于富家如城北一带新住宅区里，所有红木家具、沙发、铜床、地毯等也被一车一车地搬空，就连市府路27号汉奸陶锡三的住宅也未能幸免”。

　　担任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任的汉奸陶锡三在给伪自治会的信中说：

　　陶宅中所有全部红木家具及衣箱瓷铜器与一切用品约值四五千万被中岛师团天野部队洗劫一空，连佛堂内供奉的老祖乩笔画像等各种经典也全行被劫。

　　南京市民陶秀夫在《日寇祸京记》中写道：“日寇之掳掠，率军一队，卡车数辆，予求，不汝瑕疪，民间之精华悉尽。”他们把抢劫到的东西装上汽车，他们的官长也相帮照料，仿佛在搬家似的。日军除有组织地抢劫店铺商品外，还有计划地抢掠各种生产资料，特别

　　是钢铁战略物资。如通济门外原是机米业集中的地方，日军占领后即在这里纵火，然后将被烧毁的机器等废铁全部运走。外国大使馆的汽车被日军抢去装运掠来的物资，士兵们乱行驾驶，驶坏了便当烂铁运回日本。到后来竟然见铁就抢，以至于僧寺之大钟铁鼎以及文德桥之铁栏、商店之铁门，与电厂、自来水厂的铁锅炉等也都“置以数汽车，运至车站，载于火车而往者，亦数若干次矣”。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过一个文件，其中第13次《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记载综计财产损失约国币2300多亿元，其中高大华丽房屋784幢又3.1万多间，器具2400多套又30.9万多件，衣服5900多箱又590多万件，金银首饰1.42万多两又6300多件，书籍1800多箱又14.86多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多件，牲畜6200多头，粮食1200多石等等。

　　2009年，经南京市抗日战争期间人口及财产损失情况调查小组历时三年的调查，依据地方史志资料、国民政府原始零星档案和经鉴别的当事人口述，自1931年至1945年8月，全市工业、农业、交通、邮政、商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共损失3911843.77万元国币，其中，社会财产直接损失为1129091.95万元，间接社会财产损失111796.49万元居民财产损失2670955.33万元。损失多为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1937年有确切根据的直接社会财产损失为439910.55万元，间接社会财产损失为31569.95万元，居民财产损失2637505.18万元，总计3108985.67万元。统计中，已对不同时间不同币值的货币单位统一按1935年汇率折算。但这个数字，还是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差距较大，主要原因：一是年代久远，原始档案缺乏；二是全部数据已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三是剔除了部分无法核实考证的数据。

　　侵华日军的烧杀淫掠，使南京这座素以美丽繁华、人文荟萃著称的古城，变得“完全是一幅地狱的图景”（日本《每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语）。连松井石根在l938年1月11日（即占领南京四个星期以后）的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南京破坏之严重出乎意外。英国《孟却斯德导报》（即《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当时的报道中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