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晓

　　他们从这里走向地狱

　　◎东方晓

缉捕

1945年8月14日，天皇裕仁接受美、英、中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并于15日昭告全国，日本无条件向盟军投降。

　　同年8月2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出《日本投降初期的对日政策》广播文告，其中一项指出，“被盟军俘虏包括因施虐他国人民而被告发者，将作为战争罪人，由最高司令官或联合国相关部门提起公诉，实施逮捕、审判，如果被判有罪，则予以处罚。”

　　翌日，麦克阿瑟飞抵日本厚木机场，当晚便命令CIC（对敌谍报部）部长艾略特·索普准将立即逮捕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并进一步拟出战犯嫌疑人名单。9月9日，索普准将正式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交了一份拟有118名战犯的缉捕花名册，并立即呈报美国国务院。

　　名单共分4批，第一批40名，以东条内阁成员为主，其中3人自杀，东条自杀未遂，另3人已被马尼拉法庭逮捕审判；第二批11名，有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其中本庄繁自杀；第三批59名；第四批9名，其中由国际监察局（IPS）追加逮捕1名，有梅津美治郎、重光葵等，其中1人自杀。板垣征四郎、武藤章等3人在国外被逮捕，1人在国内单独拘捕。以上人员被关押在东京都丰岛区巢鸭町（今东京东池袋）的原日本巢鸭刑务所，从甲级到乙、丙级，最多时有4000人在这里度日。

　　巢鸭刑务所由日本警视厅建于1895年，一直囚禁“共产主义分子”以及“反战人士”。1945年11月被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接收，英文称“Sugamo Prison”，日本称“巢鸭战犯刑务所”。

　　没想到刚刚在这里处决过前苏联“佐尔格谍报案主谋”理查德·佐尔格和同案、原《朝日新闻》反战记者尾崎秀实的那些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子，时隔一年，却成了这里的“常住民”，穿着统一发放的印有“P”字囚犯标记的美军旧制服，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盟军的审判。

　　不过，对于这些昔日杀人如麻、虐人成性的恶魔，作为胜利者的盟军并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是采取宽容、人道的政策对待今日已威风不再的阶下囚。

　　住在这里的战犯，每周至少可以洗两次澡，换一次衣服。毯子和被褥更换得很勤。“滴滴涕”消毒很彻底，因此监区内几乎没有跳蚤、虱子、蚊子和苍蝇。

　　穿的虽然是美军淘汰下来的旧军工装，但不管怎样总归是毛料的。伙食参照当时日本社会普遍标准。

　　所内组建有犯人棒球队和篮球队，不时举行监区与监区之间的比赛。每逢周六放一次电影。在圣诞等重大节日，监狱乐队还会到重刑犯乃至死囚的居室内演奏安神曲以示安抚。

　　监所允许会见单独关押的重刑犯，甚至允许与他们下一盘围棋或象棋。死囚虽然必须上铐，但安排有放风时间。

　　当然，这里毕竟不是疗养院。监所内秘密装有监听设备。对于已判刑的犯人，除60岁以上或有病者之外，必须服劳役，如修整监狱周边的道路，修建运动场、农庄、兵营以及军官宿舍等。期间只允许上下午各休息5分钟以及短暂的午休。如按质按量完成2年以上重体力劳动者，只要同监犯不反对，即可获得减刑、借阅报章杂志、收听广播和看电影。

　　1948年6月5日，在负责劳务管理的文森特中尉的建议下，监所创办了《巢鸭新闻》小报。各楼层推选1名熟悉报刊编辑流程的人，组成一个15人采编出版小组。编辑方针规定：以民主为基础，观点不左不右，但不得批评盟军占领政策，不得煽动或报道死刑犯或甲级战犯的抵触情绪。发行前先将它译成英文，送审通过后，还必须呈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原则上每周1期，周六出版。直到1952年3月29日停刊，共出版了193期。

审判

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十项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由美、英、中、法、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联等9国组成审判庭，后根据远东委员会的建议，增加了英属殖民地的印度和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指控。5月3日在原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开庭，遂以破坏和平等罪行，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被告提起公诉。历经两年半的唇枪舌战，于1948年11月12日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6人终身监禁，2人有期徒刑，日本法西斯文人、九一八事变策划者大川周明因成功装疯而被免予起诉，另有2人于判决前病死狱中。未能立案的18人被免罪释放。至于作为日本最高统帅的天皇裕仁，法庭最终接受麦克阿瑟建议，为维护战后日本国内秩序，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其战争罪行。

　　7个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65岁，地位显赫，是二战期间日本第40届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犯偷袭美国夏威夷军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屠杀军人和平民罪；武藤章56岁，官衔最低，是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后任侵略菲律宾第14方面军的参谋长，犯虐杀俘虏罪；64岁的板垣征四郎、66岁的土肥原贤二、71岁的松井石根和71岁的广田弘毅等四人所犯罪行都与侵略中国有关，特别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均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前者是力主攻打南京的军事指挥官、南京大屠杀惨案制造者而后者则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制定者、披着外交大臣“羊皮”的军国主义豺狼。

　　松井石根，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曾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此人五短身材，体弱多病，但性格倔强，在军中以敢打硬仗著称。他在1936年“2·26”政变整肃中被迫退出现役，后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之际被征召回归现役，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又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极力主张“攻占南京，征服中国”。1937年12月1日，大本营同意他的请求，下达第8号大陆令，要求“华中方面军在海军协同下攻打敌国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松井放纵部队烧杀抢掠，一手导演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30万无辜生命惨遭涂炭。17日，松井石根不顾病体从苏州赶赴南京，踌躇满

　　志地骑上高头大马参加入城式。消息传到日本，这个杀人魔王一度被推上“民族英雄”宝座。然而，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立即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无奈之下日本大本营被迫将他召回日本国，1938年退役回乡。日本战败后，松井石根被列入“甲级战犯”名单，遭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被判处绞刑，在巢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伏法

1948年11月21日，盟军最高总司令部于半年前新设立的涉外局发言人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于23日处死7名甲级战犯。这些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终于要亲自尝一尝被处决的滋味。按照他们的请求，特地在一楼五号房间设立佛堂，并请教诲师花山信胜为他们做最后的祈祷。

　　花山信胜（1898—1995），石川县金泽市人，日本佛教学者，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侣，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46年2月被任命为巢鸭战犯刑务所教诲师，给即将处死的甲级战犯进行心理疏导。据花山在《和平的发现——巢鸭生与死的记录》中回忆，他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办公室通过广播得知最终判决消息的。22日午夜11时半，他接到命令，匆匆来到一楼佛堂，准备好7杯用水稀释的葡萄酒，等待给犯人作最后的“佛事”。不一会儿，三楼第一组处刑人员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和武藤章四人鱼贯进入佛堂，戴着手铐的双手被布条固定在两腿之间，以防止罪犯用手铐敲击头部自残。双脚也被足镣锁住，全然没有了过去不可一世的骄横。

　　被执行人希望穿着正装“上路”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只得无奈地穿着美军救护工作服，脚蹬美国陆军普通高帮皮鞋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

　　由于上面规定只有7分钟时间，花山赶紧用佛前的供烛点燃4支线香递给他们，并捧起香炉微微弯腰凑近罪犯手边，以方便他们亲自把线香插在香炉中。随后在花山的引导下，四人移步至佛龛前，由土肥原开始，勉强用右手握笔在一叠日本“奉书纸”上顺次留下自己最后的签字。花山随即把倒满葡萄酒的玻璃杯一一送到他们嘴边。东条咂了一口觉得不够，提出满满喝一杯，花山没有理由拒绝，只能满足他的愿望。

　　这几个环节共用去5分钟。花山赶在剩下的2分钟内，高声诵读《三誓偈》开头的“三颂”一节，四人俯首闭目潜听。诵读结束时，可能是东条咕哝了一句“应该喊一声万岁”，于是武藤章提议让东条带个头，东条推说松井年长，最后由松井带领，四人垂着双手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和“大日本帝国万岁”，聊表“忠诚”。

　　简单的仪式到此结束。花山建议是否再用些点心。因罪犯们假牙早被卸掉，不便咀嚼，只有松井要了一块比较松软的饼干，由花山帮助送到嘴边，松井使劲地蠕动着瘪嘴吃了下去。

　　在高大壮实的宪兵的催促下，四人顺次和花山握手，说了些“感谢”、“费心”之类的告别语，离开佛堂来到走廊上，由牧师沃尔什带领，在值班宪兵的押送下，一路念着“阿弥陀佛”，穿过院子，走向行刑室。花山目送他们，直到四人的身影消失在13号铁门背后。就在他转身返回佛堂的途中，听到背后行刑室传来“咕咚”一声闷响，他停住脚步，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表针指在凌晨0时01分30秒……

　　第二批处刑人员是板垣、广田、木村三人。整个过程照旧。35分钟以后处刑全部结束。花山被叫到行刑室，面对一字排开的七口棺木逐个诵念超度祈福经。做完佛事，天已微明。

　　23日凌晨，从巢鸭监狱的后门驶出一辆带有布篷的卡车，10来个持枪美军“护卫”着七口据说是装有“美军遗体”的灵柩，往西南方向开去，不到半小时便抵达横滨郊外的久保山火葬场。该场操作人员按要求将这批“美军遗骸”火化后的骨灰混在一起，交美军扔进大海。这是麦克阿瑟发布“不得将战犯骨灰交由家属处理”之特别决定。但是，就在战犯们被处决前一刻，日本方面已经悄悄留存了他们的指甲和头发，事后分别转交给各自的家属了。

　　1952年4月，美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在美国的默许下，根据日本所谓“打捞掩护厅复员局”的决定，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的残余骨灰和53名乙、丙级战犯的骨灰，平均分成60份，分交给遗属保存。

　　延至1958年5月30日，随着最后45名战犯刑满出狱，巢鸭监狱已经人去楼空。可能是为了备用，一直支撑到4年后的1962年3月29日，巢鸭战犯刑务所正式关闭。1971年建筑物全部被拆除。

　　今天的东京池袋中央公园，便是昔日“名噪一时”的巢鸭战犯刑务所旧址。1964年东京丰岛区内阁会议决定在处刑台遗址立碑以示纪念。决定甫出，即遭到日本反战人士谴责，不仅与赞成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而且还专门组织“反对建设战犯纪念碑联络委员会”，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斗争的结果是，赞成方做出让步，同意将石碑文字“战争审判遗迹”改成“祈愿永久和平”。石碑建成后，丰岛区11位居民根据相关法律，认为该碑建立违法，一纸诉状把区长告上法庭，要求停止支付管理和维护费用。由此可见，这些臭名昭著的战犯在正直的日本民众心中，终究是不值一提的历史垃圾。

　　（作者系日本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