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焕刚

　　搬家

　　◎吕焕刚

　　父亲三十多年的和平生活，调动十三次，“文革”关押学习二年，加上上半生时局的动荡，连年的战乱，仿佛命里注定不得消停。

　　在黄海农场生活的那些年里，我们搬了九次家。

　　父亲属于“救火型”干部，一会调到总场，一会下派到分场、连队，平均二、三年搬一次家。我刚与同学熟悉就要告别，恋恋地做一些总结和了断，急急地来，匆匆地去，竟没时间在心田里长熟一棵青涩浪漫的故事。

　　场部设在一个镇上，有学校、医院、自来水厂，还有一条老街。这街南到中山河，北到老场部，约二里路。北有部队院子和礼堂，南有一座老水塔。因这些地方经常演戏放电影，是我无比向往的地方。在这条街上，我用一分钱买过糖豆，二分钱买过火柴，五分钱买过鸡蛋。也在这条街上，看过父亲他们一群人带着高帽，挂着牌子，被更多的一群人游街，喊“打倒”和“铲除”，还有“山胖”“矮老头”“老痴子”加上场部的“祸害”并称四大怪，各有传奇故事。

　　连队里盐碱地多，土黄色上白迹斑驳，像老天夜遗晒羞的破床单。河水咸涩，看一场电影像过年，上学要跑到十里外。庄稼长不好，芦苇却很茂盛。芦苇家前屋后见缝插针，挤挤挨挨。田头地尾大路边，密密麻麻。甚至几百亩地上啥也不长，只长芦苇。那阵势，那场面，好像芦苇才是真正的主人。以致多年后总想起这样的画面：连绵的芦花掩着房的一半，屋就浮在洁白的絮海中。烟囱冒着斜斜的炊烟，连队五、六排房像甲午海战中一艘艘急驶的舰船。我斜挎着黄书包，在漫天芦花的混沌中，劈开一条回家的路，狠拍一下屁股，小马驹一样颠颠地跑。

　　家好像很远，追也追不上……

　　我记得最早的家，屋有走廊。下雨的时候，我们也能走羊窝、抓石子、打花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在走廊上伸出光脚丫，体味雨的舌舔和清凉酥麻的新奇，却不湿身上的衣服，也不会被父母责骂。屋后有成片高大的洋槐树，上有尖刺无数，白花万朵，香飘飘，甜津津。我们是小心翼翼飞也飞不动的馋嘴蜜蜂。还有一片湖，望不到边……搬家的时候，母亲蓬乱着头发，跑前跑后，什么都想带走，小姐姐抱着她代步的小板凳，一步一挪一回头。我只管我的狸花猫，母亲说，它年龄比我还大，冬天它给我暖被窝，平时四肢一抓套在脖子上当围脖，或是当玩具使。我用麻袋装了它，扎紧口，吊在车梁上。一路上它惊吓得尿失禁，叫声尖锐、凄厉、绵长。我们都默不作声。突然大姐姐带着哭腔讲，还有一只芦花鸡昨晚没带走。我们安慰她一阵，又都不说话。我们都扒着车尾向同一个地方看。望我们熟悉的老屋、树、湖急速地摇晃着远离，渐渐变小变无。

　　天黑时，我们到了新家，我放了猫，它却箭一样地跑走了。我学龄前那段美好懵懂的日子，随着老狸猫的走失，也就再也没回来。

　　那次搬家最刻骨铭心的事是，父亲在迁场搬家时，最后上一辆马车，一阵鞭炮炸响，马受惊，父亲腿被压断了。这让父亲懊恼了一辈子，打日本，打老蒋，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

　　很多年后，听老人们讲起那次迁场，有人家竟然是挑着担子，前后一双儿女，身背一包烙大饼，硬是从泗洪夜宿晓行，喝开水就大饼，步行一百多公里，走到了盐城黄海农场。

　　上二年级的初夏，天像是被捅破了，一连漏了六天。庄稼全隐身做了水草，大人们在田头站成一片忧郁的树。孩子们不管这些，新奇兴奋得像群初试暖水的鸭子，逮鱼捞虾偷游泳，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拎着鱼叉，在学校的操场上追猎舰队一样逃跑的鱼群。在泥滑的平地上，一个冲刺，滑出十几米远，寻找滑雪的快感。我们凭记忆沿芦苇标识蹚水去上学，教室里也全是水，竟有同学在课桌底下捉泥鳅。中午放学，我们一群玩水到半路，忽见小哥哥迎面急急赶来，说是不要回家了，我家房子快塌了，我们家已搬到连队的牛棚里啦。我拽着小哥哥蹚水去牛棚，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和几个哥姐扛着、背着、抱着被褥……我们像个牧民一样伴着青草和畜棚的特有气味与牛马住了十多天。那时我就很奇怪，父亲是分场里最大的官，我们却住最破旧的房子；分鱼每次都是最后拿，仅剩下小的；过年挤不上去镇里的车，就只能到牛棚烧大锅水洗澡……

　　那年，由于水涝成灾，麦子发芽，我们吃了一年咖啡色的面饼，那饼竟然有点甜。

　　我亲历的最后一次搬家，是在一个秋末。

　　站在疾驶的拖拉机上，我陡地增高两米，便看到一幅奇异的景象：在北风的劲吹下，芦苇夹道欢舞，鞠躬挥手，欢拥欲前，喧嚣而热烈，殷勤而执着。我则纵马前行，君临天下，检视“草民”的忠诚。雪白的芦花一直铺陈到天边，起伏波涌，海海漫漫，滚滚向前。一队南飞的大雁缓缓从头顶滑过，啼叫出天地的高远。太阳西坠，呈橘黄色，圆溜溜的。那一定是我早年间推丢的一个铁环，正一漾一漾地向下，走进芦花深处的家园。那里也许就是我的新家了。若干年后，我乘飞机在万米高空，透过舷窗平视远方的云层，连绵无际，似曾相识。天上人间便有了某些契合，原来我农场的家一直不在凡间，有家便是天堂。

　　原先，只要一家八口在一起，也不觉得什么，渐渐地，搬一次家，丢一个姐，再搬一次家，掉了一个哥，父母像个刀耕火种的先人，很随意地把我们种在了农场各个角落，没为子女谋一个进城的指标。到了父亲离休，再搬回总场，仅剩二老了。他们守着偌大一个院落，盼着下一次的亲情团聚。

　　父亲离休搬回总场不到两年突然脑溢血去世。大哥跑前跑后，终未能遂了心愿。父亲是生死都不能由己的公家人。大哥执意要灵车从总场到分场再到连队绕一圈。兄弟姐妹再次聚齐了，再送父亲最后一程，我们都默不作声，像每次搬家一样。大哥依偎在父亲身旁，一路提醒：我爷，过桥了、到分场了、到连队了……在父亲推进炉膛的那一刻，大哥撕心裂肺地爆了一声：我爷，对不起啊，我没能送你回老家啊……

　　我未出生前，家还搬过四次。如此说来，父亲平均不到三年调动一个工作。农场初创，百废待兴，换一个地方，就像调训一匹生马，开垦一块新土地。父亲劳神费力，驾驭熟了，侍弄顺手了，再交给下一任。他始终面临着不可预测的新挑战，一如战场上冲锋号吹起，接受命令不迟疑，生死度外冲在前。父亲三十多年的和平生活，调动十三次，“文革”关押学习二年，加上上半生时局的动荡，连年的战乱，仿佛命里注定不得消停。如今，母亲也去世了，我们把二老并葬在一起，守在连队的芦花深处，沐浴着冬日的暖阳，他们再也不用搬家了。

　　进城和结婚几十年了，我总觉得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