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成难

　　火车

　　◎汤成难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赵秀芳应该去我们的医院咨询一下，或者，就近在Z市找个心理医生，她的过度热情使我厌恶。

　　我不知道主办方从哪里找来了这么多听众，只会吵吵嚷嚷大声说笑，手机游戏玩得滴滴怪响，以及频繁去洗手间将会议室门砰砰撞上的——三流听众。当然，我不是在抱怨，因为我也只是一个三流的讲师，甚至三流都算不上。坦白说吧，我只是医院的一个宣传科文员，比很多人知道更多的发生在医院的故事或事故等等。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的表哥的某个领导，邀请我将所接触的工作内容讲一讲，时间不长，一个上午里的两个钟头。讲课并不是我擅长的，但朋友的表哥的领导说了，不要紧，随意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活动的主旨并不在讲课，而是别的。

　　我之所以答应讲课这件事，不全是因为钞票，当然，也有。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的同事是这么和我说的。我没有憧憬自己将从一个三流的讲师脱颖成一个一流的讲师，而是当我的同事告诉我讲课地点时，才是我决定前往的理由。

　　课堂上的嘈杂与我的讲课毫不相干，我能处于一个忘我状态之中，像在自言自语，对，自言自语，不停说着，或者叫做抱怨着医院的种种。忘了交代，我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医院很大，甚至繁荣，收集了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的众多异常人，医院根据他们的异常程度划分为很多区域，从一病区一直到十病区。所以我讲课的内容就是这些。记得有一个女诗人，也工作于某个精神病院，写了很多有关精神病人的文字，她好像很热爱那份工作，而我不能。

　　我已讲到了“四病区”，突然而至的烟瘾使我暂停下来，我宣布休息十分钟，会议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去洗手间的，接电话的，把口香糖嚼得吧唧吧唧的。这些听众究竟是从哪里集合来的？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超市、大街以及农贸市场，被主办方的传单所吸引来的。我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上一口，然后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寒露老师，寒露老师——”。有人叫我，抬起眼，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或者更老，深刻的法令纹像一对括弧。她叫我寒露老师，使我很不舒服，好像要表示某种亲昵。女人支支吾吾半天：“寒露老师，我，我和您是本家呢，我也姓赵，我叫赵秀芳，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赵姓居《百家姓》之首，所以我对她套近乎的说话方式有些反感。手中的烟已经燃了一半了，如果不能投入地抽完，会使我万分焦躁，我对她皱了皱眉，说：“有问题课后再问吧。”女人满脸的笑容僵住了，括弧收缩起来，然后怏怏地往座位走去。

　　说实话，我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我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也不热爱讲课。主办方已经说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我讲课之后才是最重要的产品推介，这是最主要的。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完成另一件事情。

　　我是在火车上给她发的信息，告诉她我将到达她生活的城市。很快手机就响了，她回电了，我没有接，这些年我已经不习惯听到她的声音——万分火急，抑扬顿挫，甚至夸张。她只好发来信息，问我将在这里呆几天？我回了一个字：1。她的信息迅速又回复过来，说她正在西藏的纳木错，不过她会立即回来，见我一面。我告诉她不必了，以后吧。她打来电话，被我掐断，一会儿手机上出现了信息，她说来得及，肯定来得及，她现在就赶往贡嘎机场，然后乘飞往成都的班机，到成都再转飞南京，乘坐高铁，再打半个钟头的士，便能在我离开前到达Z市。她问了我所住的宾馆以及房间号，说明天下午将来这里见我。

　　我继续讲课，讲医院的一个病人，刚来的时候只住一病区，后来转到五病区了，现在已经住在医院的十病区。我讲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打发时间，但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个叫赵秀芳的女人又来了，她的脸上有一点不好意思的笑容，觑着身子和我说话，“寒露老师，”她说，“为什么那个病人现在住到十病区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回答的必要，精神病院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在我看来，人的一生就是从一病区往十病区过渡的一个过程。赵秀芳没有等到我的回答，又开始另一个问题。她说她很难过，她有一个心结，她曾经——我立即做了一个手势，打断她，这样的开场白，很像祥林嫂。我说：“我不是心理医生，不负责看病，如果有心理上的事情或问题，可以去我们医院咨询。”赵秀芳愣在那里，脸上戚戚。

　　后来，她在外面转了一圈，貌似去了洗手间，回来后又走过来，朝我笑着，法令纹打开得满满的，她把上半身伏在我的讲台上，这样她就离我很近了，赵秀芳说：“寒露老师，我觉得你像我女儿，咬着嘴唇的时候特别像。”我赶紧端正五官，不希望再给她一个相似的感觉，赵秀芳不停搓着手，嘿嘿笑着。说实话，她的面相很不好，天生一副悲戚的模样，鼻子在鼻端的地方才微微翘起，眉毛很稀，眼睛十分浑浊。她说：“真的，寒露老师，你越看越像我的女儿。”

　　我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这样和她隔开一段距离，她的脸很小，五官长得节约，紧凑地挤在一起，让人觉出一种寒碜。她说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但我的母亲却不像她，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她也绝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她有追求，热爱自由，对一切都很不屑，除了旅游和写诗。是的，她现在正在旅游，在西藏，准确地说，应该在西藏飞往成都的飞机上。

　　我不知道这次是否该见她一面，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那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很短，几乎没有说话，她一直看着我，好像不相信我长大似的。她问了我近况，见我不愿意多说，就拎着那只棕色旅行箱离开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她就和各式各样的旅行箱结伴而行，所以，在我一度理解中，旅行箱便是自由的释义。但这一年里，她突然给我发来几次信息，说很想见我，一日比一日更想见我，好像来日不多似的。那些信息使我暗自发笑，好比她假追求自由的理由选择和父亲离婚一样。

　　此刻离她见我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我无心讲课，脑袋也开始出现空白状态，于是要求休息一会，顺便抽支烟。赵秀芳又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拎来一壶水，将我的茶杯注满，然后又站在一侧准备开问。她说，寒露老师，我真的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朝她扬了扬手中的烟，告诉她等会。她依然站着不动，那副模样使我觉得她有别于其他听众。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立即弯下腰和我说话：“寒露老师，我真的是来听课的，我就坐在下面，那边——”她用一只手指过去，“一排第三个座位。”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大概出于某种同情，我对她说，如果有一些非问不可的问题的话，写在纸上给我，课后我回答你。然后我又抬了抬手，告诉她我现在需要抽完这支烟。

　　再讲课时，果真看见了赵秀芳坐在第一排的位置，离我很近，她把脑袋昂得很高，好像对我所讲的内容极其感兴趣，间隔还会低头写点什么，当我的目光碰见她的时候，那张脸就绽开了，她时而专注地听着，时而专注地伏在桌上沙沙写着。总之，是一个优秀的听众。

　　时间终于到了，我也按照那个领导的意思“随意讲”完了。主办方的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麦克风迫不及待地等在门外，我站起来，场下再次沸腾，电话铃声络绎不绝。我在接受了听众的两张名片（关于某个品牌化妆品和家具的），和几个听众的合影要求，以及赵秀芳的一张纸条外，便匆匆离开会场。

　　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而是坐在宾馆的床上看书，或者叫等待，这个时候，离她约见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我想象着她现在的模样：旅行箱依旧形影不离，脸蛋仍然漂亮着，即使早生的几根华发，也都表示了自由的属性。这十多年里，她肯定跑了很多地方，非洲，欧洲，东南亚。当然，她也跑过很多次父亲的墓地。我不理解他们离婚的原因，父亲从没和我说起，她也没有，或者说，我没有给她一个机会。

　　这时门铃响了，我迟疑了一下，突然紧张起来，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寒暄方式。打开门，竟然是赵秀芳，使我有些不悦。赵秀芳手上挽了一个包，地摊上的那种，她把头伸进来望了望，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寒露老师，打扰您了，我想问问您有没有空？我想和您说说话——”我摇了摇头，说没空。在关上房门之前，又一次强调“我正在有事，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赵秀芳应该去我们的医院咨询一下，或者，就近在Z市找个心理医生，她的过度热情使我厌恶。重回到床上，时间已经过去十来分钟了，等待让我坐立不安。打开手机，突然出现她的信息，她说露露，对不起，我没有买到飞成都的机票，但是，我买了拉萨到上海的火车票，现在火车已经穿过青海了，很快的，火车真的很快的，很快就能到达Z市，露露，你能不能多等我一天——

　　我没有回复，而是关了手机打车离开。我不愿等待，别说一天，一个钟头都不愿意。我在火车站买了最快离开这个城市的车票，然后坐在椅子上发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睡着了，做了很多梦，但每一个梦都缥缈得记不起来。于是站起来向候车室的书店走去，书店是打发时间的好去处，人很多，书也很多，一直堆放到门外，尤其是一些情感和心理方面的书籍。这个世界怎么了——

　　突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赵秀芳，她也看见了我，眼睛顿时一亮，我没有搭理，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我看到她眼中的光亮因我的冷漠突然黯淡下去。我赶紧转身，拖着行李箱拐进了洗手间。

　　坐在马桶上，长长舒了一口气，掏出火车票一阵发呆。她——我的母亲，正坐在一列火车上向着Z市前进，而我，将在几分钟后坐着另一列火车离开Z市。小学的数学里经常出现这样的题目，A列车时速多少，B列车时速多少，它们相向而行，多久才会相遇？

　　我笑了起来，因为我们的列车永远不会相遇。我拉开包，放好车票，突然从包里掉出两张名片和一张纸。打开。是一封信——

　　“寒露老师，您好。我叫胡秀芳，其实我不叫赵秀芳，还有，你也不像我女儿，只有咬起嘴唇的时候像，但是她和你的名字一样，也叫寒露。我是在寒露那天生下她的，你母亲是不是也是寒露这天生的你？我女儿现在有十八岁了，她和你一样能说会道，她喜欢管我叫胡秀芳，每天晚上和我出去摆地摊的时候，就喊，胡秀芳，你慢死了。寒露不光走路快，算账也快，那时才读四年级，要是我算不过她，她就说，胡秀芳，你真笨死了。有一天，我闹肚子，等我穿过几条马路从公厕回来的时候，也收摊了，一到家，寒露就告诉我她捡到五十块钱。她把一张绿色的票子掏出来给我看，我几乎没想就一个巴掌甩过去了，那么干净的马路到哪捡钱去？那天我不但抽了她两个耳光，还骂了她。我问她是不是偷的隔壁摊上的，她撅着嘴，不睬我。后来寒露就不和我说话了，不喊我胡秀芳，也不和我摆地摊了。有一天，我的邻居摊主向我说起了寒露那晚捡到钱的事情。但我早就忘到脑后了，好几次看见寒露，也没和她道歉，我想小孩子，说不定早忘了。再后来，我看见她在日记里写到这件事，她说，胡秀芳，我不是小偷，你应该道歉，你应该后悔打我。现在我真的后悔了，在我看到日记的那晚，寒露就被一辆卡车撞了，我赶去的时候，已经断气了，脑袋上撞出一个洞，像水开了似地噗噗冒血。她没有来得及听我道歉，一想到这个我就难受得想死。可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我不能死。说来也是奇怪，前几天一个姐妹在网上买了东西，打开包装，里面塞满纸，还有一张宣传单。是店主防止摔坏垫在下面的。传单上竟然有你的名字，寒露。我惊呆了，我想起了我的女儿，我想看看这个叫寒露的人，所以就照着地址坐火车来了。你和她一样能说，一样喜欢咬嘴唇，我在下面看得很难受，我多想寒露和我说说话，我就是再想听听寒露喊我一声胡秀芳——”

　　整封信里都是赵秀芳啰啰嗦嗦地讲述她的女儿“寒露”，信纸揉得很皱，像是中途放弃写了，又被捡起来，好几处字被涂改了，还有水洇开的块状。赵秀芳在信末处写道：寒露，你能不能叫我一声胡秀芳呢？我突然感到喉咙处有些哽，想起她几次跑来腆着脸的样子，于是迅速走出洗手间。

　　书店里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没有赵秀芳，不，胡秀芳。我跑出来，寻向其他地方。这个时候，广播里提醒我的这列火车检票的讯息，我向四周望去，候车室那么大，那么多人，却看不到她的身影，于是开始跑起来，向着书店，小卖部，洗手间，以及每一个角落，我不停地跑着，像个陀螺似的。广播里一遍遍播报着，火车就要出发，我突然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突然间，我的脑袋里好像塞满了火车，那些曾做过的无数次的数学题，又像蛆虫一样地爬了上来：火车从A地开往B地，另一列火车从B地开往A地……两列火车分别从AB两地同时出发……一列火车由东向西行驶，另一列火车由西向东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