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故乡的沦落

　　●赵瑜

　　我多希望我的故乡能在文化上像过去一样，是安静的，对自然和神灵有着敬畏的村庄。即使是青年人外出寻工，但也对故土的文化有着传承和继续。

　　故乡一词包含着食物般的温暖，说出故乡，基本上解释了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路上或在他乡，都伴随着漂泊感。

　　多数人的故乡相似，偏僻或贫穷，永远存放着让人珍惜的童年。除了食物和庄稼，还有故乡的人事，这些故事中必要的元素将故乡人情化。一个人离开故乡越久，故乡的味道便愈糯香、纯厚。

　　以往，每一次写下故乡这两个字，便想到村庄的名字、母亲的菜地、池塘里的鱼以及后街的亲人。现在，故乡渐渐陌生，成为亲人口述中一些具体的荒谬。

　　我的故乡是嵌在山东省境内的一块河南麦田。是的，我的口音中便有大量的山东方言，而归属地却是河南。我们距离自己的乡镇比离山东的乡镇要远。村子里的人和山东附近的人通婚诸多。自小，我就是一个对地域概念有些模糊的人。这样也好，每遇到地域攻击，我便会知道，其实，在中原，河南和山东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一条河流过的麦田，河水是一样的，麦田上空的风是一样的，甚至，连耕田的牛叫声都是一样的。

　　回到故乡，常常会有失落感。村庄里永远有努力而富裕的人，他们用黑夜般的努力换来了汽车或者奢侈的生活。他们向乡村社会传递出一种非常物质的价值观，瞬间让我们所怀念的乡村生活观念倒塌。

　　哥哥在县城工作，父母亲多数时间都住在县城。村庄的院落早已经不住人了。

　　因为我家的院子和房子均建得晚，质量好，所以，邻居家有人借住。父亲在县城找到一份长年不得离开的工作，母亲有时间便会回老家看一下。虽然并没有值钱的电器，但是，老家的家具是一应俱全的，总算是一份牵挂。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找母亲，给母亲买了手机，她却不用。于是打到邻居家里，母亲说，家里没有电，在邻居家里玩。

　　家里自然也接了电灯电线的，只是长时间不住人，借居在我家的邻居，除了保留他们居住的房间，其他房间的电线全扯了，停了电。这样，即使我母亲回家也用不了电灯，自然就不用他们来代付电费。母亲呢，只好点蜡烛。

　　乡村生活，点蜡烛。这不合时宜的怀旧，让我觉得难以理解。我们免费提供房子给他们居住，何以连这点儿电费都计较呢？我有些惊讶于母亲的表现，她并不计较邻居的做法。说是穷，也没有办法。

　　穷。我年幼时，乡村都穷，那时还没有电灯。有一年地震，我家的房子裂了一个很大的缝隙，父亲决定拆了房子重新修建。我就一直住在前街的电云家里。一住就是半年，有时候晚饭也在他们家里吃。那时候，乡村生活依赖的，更多的是旧有的传统和道德。

　　村子里也有小偷，可是，绝不会偷自己村里的东西。也有寡妇不守妇道，可是，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不和她家的孩子玩耍。这就是地方性道德对秩序和人性的约束。

　　可是现在，这些良好的乡村传统都丢失了。

　　乡村的青年人都去了城市，他们第一件学会的，便是抛弃过去漫无目的的善良，开始将自己身体里的欲望开关拧开，放大信号。他们接收到城市的文明是欲望，却并没有接收到良好的规则意识。所以，当乡村被城市同化，发展的是物质，而衰败的，是文化，是文明。

　　小县城是我念中学的地方。因为贫穷，因为出过一个著名的县委书记，它特别出名，叫做兰考。

　　我和兰考的关系暧昧不清，那是抛弃我的地方。大学毕业想回去而不得。自然，也是我虚荣，不愿意回到乡下教书。人情世故的凉薄在我一开始接触社会时就很饱满地体味了。然而，也感激这些无助和凉薄，把我逼到陌生的环境里，用足够的汗水应付最开始的机会，并很快找到自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因为我的户籍一直在乡下，工作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去澳门旅行的机会。回到老家办理相关的证件，又一次受到了打击。

　　当时的我，已经写了很多篇有关故乡的文字发表，文学青年多是这样，在文字里重建自己的家乡，以方便自己有供人羡慕的生活背景。

　　然而，在小县城，一旦涉及到人事或者权力，便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明明十分钟就可以办完的事情，一定是需要半天或者一天折腾的。明明就是盖一个公章的事情，却遭遇百般的刁难和折磨，直到你托了熟人，送了烟酒，万事才大吉。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熟人社会永远是没有规则的，村庄是如此，乡镇是如此，县城也自然是这样。

　　可是，多年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中国底层的坏，全在县城。

　　多年以后，县城里的同学全都被洗脑般地融入县城的规则中，动辄结拜，将自己手中微小的权力应用到最大，换取最为实惠的内容。

　　在县城，计划生育已经和计划内外无关，准生证作为国家一个政策执行的证件，在小县城或者乡镇，是一个可以批量生产并出售的资源。生育权成为一部分人牟利的事业，想来都觉得好笑。然而，如果你问乡村里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受害者，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异议。他们认为这些吃皇粮的人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人权这样的词语，和但求温饱的底层关系疏远。

　　有一件和愚昧无关的事情，关乎我对县城的理解。

　　岳父前年来海南闲居，意外住院。岳父退休前为公务员，但因为是异地住院，所以，需要开好证明和票据，拿回小县城报销。

　　那么，事情来了。照理，应该是我岳父拿着自己的住院诊断证明以及所有医疗票据，即可按照国家相关的报销规定来报账。

　　可是，遭遇到的事实是，公疗机构的工作人员竟然强调住院时间跨年，需要分两年报账，然后呢，第二次报账工作人员竟然直接索要一半的回扣。我听了以后，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一下子联想到成千上万的所谓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他们又是如何从报销中牟利的呢？

　　好笑的是，当我建议找我在媒体的朋友去曝光的时候，前去帮助我们办理报销手续的亲戚竟然从中说好话，相关工作人员竟然是我这亲戚的同学。

　　逻辑没有了，只有难以释放的悲伤。

　　岳父的住院费用，至今尚有一半没有报销。家人皆在省城，只有岳父母两个人在乡下，可是，他们全都是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

　　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价值观，也包括小县城的旧貌。交通比过去好了，通讯更方便了，可是，细想一下，这不过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体系，用我们密集的人口所分享到的全世界同时发展的物质文明。而其他文明呢？

　　人性是一个很复杂的场域，单一的个体在一个庞大混乱的集体中除了熄灭，便只能碰撞。

　　我常常想，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过度依赖钱财，没有文化的人才会彻底无视规则。文化呢，究竟去了哪里？

　　回故乡，在村庄或者街道的墙上，常常看到那些宣传标语，有很多内容都涉嫌反人类，那些僵硬的词语从不传达与人体温相关的内容。

　　乡村的陷落并不是个案，我写下我的故乡河南省东部的一个村庄，其实就写完了整个平原地区的农村。写下我的县城兰考，也就写了整个北方的县城。

　　县城里有我的同学刘海英，每年回家必和他一起吃一顿，怀旧。因为职务的升迁问题，他在单位里失意着，满眼的泥泞和感慨。

　　我们聊天很投机，但从不聊有关价值观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才想起来。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聊价值观，而是在一个小县城里，那些一地鸡毛事关生存和尊严的事情太多了，简直将人捆绑在人情世故上，哪来的精力玩微博看《非诚勿扰》以及谈人生观呢？

　　我们说什么呢？说各自的尴尬与幸福，说食物以及县城里的趣事，说熟悉的人的故事。

　　县城在亲友的口里，其实就是一段又一段时光，忙碌、挣扎，如一本书的名字一般，在县城里浸泡得久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人身体给予思想的弹性很大，所以，才会有融入和疏远的区分，会有热爱与批判的理智的重叠。以前不是这样，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好的东西是不能有半点瑕疵的，国家的叙事已经定了基调，好人必须是雷锋。

　　现在，我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互联网时代，真相越来越难以被遮蔽，常识已经开始冲破固执的防线，慢慢在公民阶层传播。

　　那么，自然，热爱的同时也可以批评，二者不再对立。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不再关注故乡的物质如何丰富，经济如何发展，我更关心的是文化，是那里的人精神生活的是否饱满。只有当他们有了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关注精神生活，才会重拾自己的传统，才会真正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一直觉得，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经济跑得太快了，而我们的文化和精神远远被抛在了后面。我们是经济的暴发户而精神的穷人，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嘲笑那些精神的富翁呢。

　　说出个体在时代发展中的疼痛感，这势必说出故乡的错误。虽然像个对外告密的孩子，但也充满了对故土的热爱。

　　故乡即使被水淹了，永远不在，它也会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刻度，会不时在月光下浮现，在音乐里浮现，在母亲的某句叮嘱里浮现。

　　故乡在我们离开的一瞬间就已经不朽了，不论我们写不写文章赞美，故乡都是羊叫声一样慈悲的乐曲，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鲁迅的绍兴，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名。

　　我多希望我的故乡能在文化上像过去一样，是安静的，对自然和神灵有着敬畏的村庄。即使是青年人外出寻工，但也对故土的文化有着传承和继续。同样，我希望自己的县城，是一个既有人情世故的热情，也有基本规则的文明。

　　那个时候，故乡才会真正恢复到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体温，有香味，有美好的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