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天

　　1980年春末，我们忠厚村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家。

　　父亲用家里上年秋季的收入——三亩棉花，两亩玉米，一亩大豆所卖的钱，加上三十多群蜜蜂当年洋槐花蜜的全部收入，约三千元钱，去县城一下子买回了三千多册书，开了一个家庭图书馆。

　　那时候，三千元钱，可以盖两座三间丈把高的瓦房，就能基本解决两个儿子的住房问题。那时候，我们一家六口人，还住在两间低矮的“里生外熟”的瓦房内。那时候，我已经上初二，按农村的风俗习惯，很快就该说媳妇了；二弟比我小三岁，妹妹小我六岁，也都入学了，最小的三弟，刚刚两三岁。舍弃盖房子这样迫在眉睫的投资，拿三千元钱买回一大堆书，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在街坊邻居看来，父亲无疑是疯了。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为图书馆的事闹过矛盾。母亲，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村妇女，思想境界真的能高到置家庭建设于不顾，支持父亲去买书吗？我想过很多次，母亲为什么能同意父亲那么“不靠谱”的做法？是父亲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意图，以图书馆的收入来说服母亲的？还是母亲能理解父亲的那个文学梦，而支持父亲呢？

　　反正，图书馆开起来了。父亲找来几个木工（我们村是个木工村），把一个空院子的几棵泡桐树伐倒，然后解板，烘干，刨光，凿眼，扣隼，两三天，六个书架就做成了。书架长三米，高一米五，分五层，宽度跟十六开的杂志差不多。为了省钱，书架没有刷油漆。父亲亲自下手用浆糊、旧报纸把书架裱了一遍，白茬的书架便被旧报纸遮掩，看起来显得朴素大方。父亲说：“这报纸底色，看起来就有文化。”

　　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文化。我更感兴趣的，是书架上的书。我读书，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的。那时候父亲在集镇的中学工作，不常回家，他一回家我就缠着他讲故事。后来我才知道，他讲的故事，都是《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里的。到了小学三年级，再缠父亲讲故事，父亲就告诉我，故事都在书上，想知道就自己读书。

　　1978年夏，我祖父过世三周年，直到这时，他的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补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就是在祖父过完三周年之后，家里的一些存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在我们居住的房子中间的夹山上，摆放着一溜的纸箱里，装的全是书，印象中，里边有线装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后汉书》，还有看起来很旧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等，还有如今我依然保存完好的《中国通史简编》、《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这些书，成为我初中学业之外的“饕餮大餐”。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读书。

　　父亲1980年购买的那一批书，除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革命文学作品，还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也有《封神榜》、《三侠五义》、《镜花缘》等古典神话侠义小说，最主要的，是一大批文革之后翻译过来的外国世界名著，如《俊友》、《牛虻》、《忏悔录》、《红与黑》、《茶花女》、《约翰·克里斯多夫》、《堂吉诃德》、《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等。这些书，让我的中学时代充满了趣味与诗意，并使我爱上了文学。

　　图书馆“开馆”之前，父亲、母亲、我，一起对所有的图书进行了分类编号登记：书籍分三类，古典、现代、外国，然后是编号，在扉页上写上0001号、0002号、0003号……，接着再在编号上盖上章：古典的，盖一个章，现代的，盖两个章，外国的，盖三个章。一个家庭小图书馆，那时候刻公章也不现实，便用祖父的私章。这些古、现、外书之外，还有两类读物，一类是当时的时尚杂志，有《环球》、《八小时之外》、《大众电影》、《中国青年》等，新的、旧的大概买了几百册，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另一类是小人书，我们叫“画册儿”——除了原来在城市的表姐、表弟给我捎回来的几百本，父亲又从县城买回来一些旧的“画册儿”，加起来有一千多册，供小学生们翻看。

　　借书的收费，按天收取，一律是每天每本两分钱，借的时候，按书的定价收取押金。这样，我母亲就成了图书管理员。因为房子小，不能现场阅读，大家借了书只能拿回去读。便在门口放一张旧桌子，挡住人不能进门，母亲穿得规规矩矩的，坐在旧桌子后边，谁借什么书母亲就给他（她）拿。那时母亲才三十多岁，很漂亮，坐在三面都是书架的屋子内，显得很有文化。

　　父亲当时已经调任我们五村联中（完小加初中）的负责人，我猜想他是在学校的教师会上做了图书馆开业的“广告”，然后由老师转达给广大的同学们，再由广大的同学转告给家长，家长再转告街坊邻居，反正很快，方圆五六里地的小学、初中，还有集镇上的高中，大批的学生前来我们的家庭图书馆借书。据母亲说，借书人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收三十多块钱呢（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每月也就五六十块）。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1983年夏季，大多村办初中合并，乡高中撤销，图书馆的生意也日渐萧条，直至关门。

　　我成年之后，才理解父亲开办“图书馆”的初衷，是缘自他的文学梦。父亲幼年语迟，四岁才会说话，寡言少语，但身体很壮，祖父便确定让他守家种地，从小没让他读书识字。直到父亲十四岁，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作为级别不低的革命干部，子女可享受免费教育，父亲才与三叔、姑姑一起被安排在当时的平原省会新乡市省立育才小学。十四岁才上小学，功课自然轻松。父亲两年内跳了四级，还学会了吹拉弹唱，并登台表演。那时的父亲，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憧憬。而这时，祖父因家庭出身等历史问题被停职，父亲与三叔、姑姑离开省会回到家乡，转到当地的民中继续读书。此时，父亲仍然心怀远大理想，发奋读书，并喜欢上了写作，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人生会坎坷多难。

　　因为祖父的问题，学习成绩优异的父亲失去了考大学、招飞（飞行员）等机会，后来勉强上了个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学校教书。文革期间，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父亲忍辱负重，同龄人入党，他不能入；同龄人升迁，他没有机会；就连写作，他都无法继续下去——即使他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因为祖父的问题也难以发表。祖父平反之后，年近四十的父亲曾经重拾文学之梦，不光读书，还偷偷地记日记，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后来就有了惊世骇俗的开办“图书馆”之举。

　　转眼之间，三十余年过去了，父亲当年举全家之力办“图书馆”，无论是为了他自己的文学梦，还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书读，抑或是为了开图书馆的那份收入，我想都是无可厚非的。至少，这些书籍，滋润了我。

　　我高中即开始喜欢上文学创作。这也是导致我高考落榜的直接原因。现在我无法说这究竟是对还是错，但我不后悔。最终，我依靠写作，先进了政府机关，又调入企业，后转入媒体，定居省城。

　　我将自己发表的小说拿给父亲看的时候，年过七旬的父亲笑得一脸灿烂，他说，我知道，那些书，你不会白读的。